连锁董事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
谢卫红1 朱四宝2
（1，2 广东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广州，510090）
摘要:本文在研究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针对连锁董事的相关理论和连锁董事与经营环境;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制衡力量,连锁董事与企业行为,连锁董事与网络中心性，连锁董事与企业绩效等方面阐述了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的结论,并指出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试图为我国研究连锁董事提供借鉴.
关键词:连锁董事 相关理论 综述
1引言
连锁董事是指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董事职务的董事被称为连锁董事(Mizruchi1996)[1]。最早的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在德国,早在1905年Otto 和Jeidels[2]就研究了德国的大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连锁董事的学术研究最早可以追朔到Florence(1961)在英国的的研究和Dooley（1969）在美国的研究，自此以后连锁董事的研究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开始展开，有Mizruchi and Schwartz (1987), Scott (1991), Davis and Powell (1992) and Pettigrew (1992)[3]等人的研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研究。但早期的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来自美国,其中有政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企业管理专家和其他一些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和阐释连锁董事理论。在近二十多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美国之外企业连锁董事现象，以探讨其共性及个性问题。如Stokman,齐格勒，以及斯科特（1985）对九个欧洲国家的有关连锁董事文献进行汇编，理查森（1987）对加拿大企业展开研究，格拉霍（1992）对日本企业进行研究，帕蒂森和汤姆森（1997）对十二个欧洲国家的研究，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者们开始关注西方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连锁董事问题，王（1996）和Kevin Au(2000)[4]对香港企业进行研究,Mike W. Peng（2001）[5] 对泰国企业连锁董事的研究，刘邦立（2001）对台湾上市银行连锁董事及任兵（2001,2004）等对中国企业连锁董事的研究[6] [7][8]。
2连锁董事存在的相关理论
由于每个领域的学者仅用自己领域内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且还都在不同的角度有侧重地进行研究。因此，对连锁董事的研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被各领域一致接受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连锁董事存在的相关理论解释有下面一些：共谋理论(collusion)； 资源依赖理论(The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互惠理论(The Reciprocity Theory)、金融控制理论(The Finance Control Theory)；法理理论(legitimacy theory)，事业推进理论(career advancement theory)，阶层领导理论(The Class Hegemony Theory)等等.
共谋理论(collusion)主要体现在企业间对市场的控制作用方面。一个行业内几家公司同时拥有一个董事的现象在西方很普遍。其中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共谋来抑制同业竞争(Mizruchl，1996)[1]。
资源依赖理论(The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资源 依 赖 理论在有关连锁董事的理论阐述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间理论。 该理论主要观点是:资源是约束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某些稀缺资源更是决定了企业是否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潜力(任兵等，2004)[7]。该理论把连锁董事视为联系环境与外部资源的重要渠道(Burtl983)。
互惠理论(The Reciprocity Theory)该理论主要观点是: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通过连锁董事连接起来会给双方或多方都带来利益而从连锁董事中获益是参与公司理性决策的结果（Allen, 1974; Dooley, 1969, Koenig et al.，1979)。由Schoorman, Bmzeman & Atkin (1981)提出的互惠理论则认为互惠双方是通过如下四种协调渠道来获取利益的:(1)竞争性公司之间的水平协调;(2)垂直交易双方(上下游公司之间)的垂直协调;(3)通过连锁董事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以及(4)通过连锁董事获得的特权。
金融控制理论(The Finance Control Theory)该理论主要观点：从公司角度来看，所有公司都要面临的重要资源就是资金，只要拥有了这一资源，企业就可以购买到其所需要的任何形式资源。因为资金这一要素流动性非常强，可以很容易地向企业所需要的任何要素形式转化，致使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必然会不断增加。这样，公司由于对资金需要的逐渐增加而失去了其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独立性。企业把连锁董事作为获取资金的重要机制。从这个角度讲，当公司增加负债时，愿意接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董事来本公司担任董事。从银行和金融机构方面来看，由于它们控制着大量的股票以及贷款的资金，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必然让他们成为公司所要依赖的对象。这样，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派驻董事成员到公司中去控制公司的经营，让连锁董事促成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张勤生，管廷华，2005)[9]
法理理论(legitimacy theory)董事会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关于公司的信誉 (Selznick 1957, Parsons 1960).当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他们考虑公司的实力和他们的管理质量。通过指定个人和其他重要的组织连锁，这种连锁暗示潜在投资者该公司是个合法的组织值得投资。寻求合法性是连锁董事的又一资源。
事业推进理论(career advanc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个人声誉，增加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促进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增加个人的报酬等，会同时兼任多家公司的董事，从而引发连锁董事的存在。(Mizruchi，1996）
阶层领导理论(The Class Hegemony Theory) (Burt,1 980;L incoln&Miller, 1979;M izruchi,1 982;Useem, 1 979;K oenig&Gogel，1981)的主要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些由企业中的精英人物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由于拥有相同的背景，追求相同的目标，面临相似的问题等一些境遇相同事情，而使他们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网络群体。在这个社会网络中，很多要素，诸如知识、经验、价值观、情感及观点等通过该社会网络进行传递。
连锁董事处在这个不断影响的社会网络环境中，从而形成一个大家一致认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按照该理论的观点，那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相互影响，由于社会网络的作用，其结果使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拥有巨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连锁董事的相关文献研究
连锁与经营环境
连锁董事减轻环境的不确定性
（Pennings，1980）通过资源依赖模式作为其理论基础，对连锁董事与环境的不确定性关系展开研究。他认为组织的有效性在于以公司的能力获取稀缺资源,使之生存以及维护其融合.因此,信息采集与处理被视为头等重要的,因为一个组织的长期生存取决于其在工作环境发现和应对变化的能力.
通过连锁董事企业之间可以互相利用资源、协调关系。这样，公司便可以通过和那些可能为公司所需资源带来不确定性和限制的公司建立某种联系，从而可以降低外部环境中对公司所依赖资源的不确定性和限制(Burt, 1980; Pfeffer&Salancik, 1978)。近来的研究越来越强调连锁的价值作为一个沟通机制,而不是作为一个控制机制 .因而资源依赖理论已经成为连锁董事的作用的一个有吸引力的解释.他们可能对公司在重要的信息和稀缺的资源管理方面有利(YEO et al. 2003)[10]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连锁建立来自资深大公司董事,这些人对公司显著有利，例如他们可以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且他们的信誉以及和企业界的接触是一个资源的来源,可能会引起董事会争取到更好的外部董事.此外,连锁董事为可以更容易接触到其他企业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发展和讨论今后的成长机会(BOOTH / DELI, 1996) .由于忙碌的连锁董事具有经验,知识和大量的网络联系,使公司偏向雇用一个忙碌的董事,因为多董事席位使得董事获得公司战略及投资机会的特定知识等,其中可能有利于传向公司(CARPENTER / WESTPHAL, 2001)[11].同时,作为公司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的资源隐性知识被突出的强调(Gupta and Govindarajan, 2000)。mizruchi ( 1996 ) , O’Hagan and Green ( 2002 )等部分概括了连锁董事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的重要性. Au et al ( 2000 )指出,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公司利用连锁董事取得更多信息,并协调以减少其经营不确定性.
不同制度环境下连锁董事对公司的作用和影响
不同的制度环境, 不同的文化背景, 对连锁董事研究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影响是不同。一些学者研究了部分东亚国家(地区) 股份公司中的连锁董事,包括香港特区、泰国、印度、以色列等, 这些学者的研究是相当有意义的, 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更深入地理解连锁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和影响。
香港企业连锁董事的研究
Kevin Au(2000)等人在王（1996）对1976－1986年期间前100家注册的非金融企业和前25家注册的金融企业的研究基础上，根据1996年底市场价值的大小，选出前200家市场价值最大的注册企业(这些企业中也包括了王（1996）所研究的企业)，观察香港在回归祖国这一政策制度环境变化下的连锁董事、企业战略和绩效关系。发现香港企业整体连接松散，但对于已建立了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来说，相互间的联系趋于紧密。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因此许多企业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认为香港（中国）企业首先聘请中国大陆企业作连锁董事，是因为考虑香港回归大陆（经营环境变得不确定），中国内地法制环境差，关系资源成为交易成功的重要法码，为了在中国环境下更好地经营，因此首先聘请中国大陆企业的高管人员作连锁董事，另一原因也是因为文化的趋同性，并都显示出较好的绩效。中国内地企业引进非大陆企业董事在战略、绩效上也比较受益，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企业要适应香港及之外的经营环境；要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等等，通过向非大陆之外企业聘请董事，而达到学习、积累市场经验的目的，并建营造相应的经营环境。总之，体现最多的是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回应及对资源的依赖。
台湾企业连锁董事的研究
刘立邦（2001）[6]对台湾33家上市银行依照成立的时间及政策的调整变化，就33家上市银行分为三类，即调整期、稳定期和自由化时期，研究不同时期连锁董事与控制类型关系。发现上市银行董事会持股比例趋向分化，由上市初平均每家银行董事会持有股权的%降至%。在调整期有5家银行产生了直接连锁，6家间接连锁；在稳定期有4家直接连锁，4家间接连锁；在自由化时期有1家间接连锁关系。由此看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连锁董事现象趋弱，连锁董事成为企业面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主要途径之一。
中国企业连锁董事的研究
Keister(1998)[12] 对中国连锁董事的研究表明，具有连锁董事结构特征的企业集团内部，其集团成员具有更好的企业绩效。而集团内连锁董事的比例越高，集团成员的绩效越好。
作者使用了多个不同的计量指标来度量集团的结构，包括连锁董事的存在与优势指标，财务公司的存在与优势指标，以及集权组织的度量标准，利用1988-90年间的40家最大企业集团及他们所属的535家成员企业的数据，笔者从大量的关于企业间关系的文献中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发现它们之间的高度相互支持，作者在评估关于企业间结构与公司绩效两者间关系的主张时，发现通过董事连锁和财务公司的协调可提高成员企业的绩效，但是太多的协调可能是有害的。 在中国，连锁董事促进了企业间信息的流动，因此降低了单个企业获得信息的成本并缩短了获得信息的过程。提高成员企业的绩效对企业集团内与之相类似又无法获得连锁董事的其它企业也会产生趋同的效果。
毛成林等（2005）[13]从社会镶嵌的角度探讨了连锁董事和企业间董事网对公司治理即企业绩效的潜在作用机制，将连锁董事的企业间网络纳入到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中，在连锁董事的社会监督，网络寻租和忽视个体注重集体的三个作用机制下连锁董事的企业间网络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
陈仕华（2007）[14]等通过对中国2003年度的上市公司和1999年度的上市公司间的连锁董事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嵌入到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逐渐增多，单个企业的连锁董事数目逐渐减少，企业间连锁董事的规模边界，是连锁董事个人个连锁企业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由四股力量（连锁董事个人的成本和收益、连锁企业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的两个方向力（连锁董事个人和连锁企业的成本：阻止连锁董事形成的力、连锁董事个人和连锁企业的收益：推动连锁董事形成的力）来确定。
印度企业集团连锁董事的研究
Bikram De(2003)[15]研究的目的是讨论印度企业集团内连锁董事的发生，及这种连锁对集团附属公司的绩效的影响。建立了四个可以分析连锁董事是如何影响公司绩效的特定的模型。证明了连锁董事的另外两个动机：信息交换动机和控制动机。先前的研究者提及到互利的董事群体之间分享与新政策有关的重要信息、商业秘密和公司之间的行动，可以使公司有更好的绩效(参考, 例如, Haumschild and Beckman, 1998)[16]。另一个方面，控制动机指出连锁的存在如同一种控制机制。
泰国连锁董事的研究
Mike W. Peng（2001）对泰国的连锁董事给予了极高的关注。首次对泰国连锁董事现象展开较为规范的研究。
其研究方法为，首先从泰国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年度总结中获得前200家公司在1994－1996年的数据，对比跨国企业与非跨国企业的连锁董事情况。通过研究发现泰国企业比香港企业整体连接更加松散，但对于已建立了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来说，相互间的联系比英美企业紧密，但比香港企业松散。通过研究还发现，泰国的跨国公司比非跨国企业有更密集的连锁董事；有更多的董事网络中心点及任命更多的军事董事。指出在跨国经营中，从连锁董事网络中获取资源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之一。由于军事在泰国的重要地位，研究发现任命军官董事在当时有利于企业的国际化进展。
以色列企业集团连锁董事的研究
Daniel Maman（1999）[17]讨论了以色列几个不通程度和不同类型的连锁董事在企业集团内。他研究了在连锁董事在不同经济环境里的不同目的。从南韩，日本和以色列的发现中表明，虽然体制环境和企业集团的形成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差别很大，但是，连锁董事在它们中任职都是作为其中的一种手段来控制和协调企业集团内的公司的。连锁董事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服务于不同的目的甚至在同一制度环境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连锁董事在这些环境里的作用是一致的，就是在集团内作为公司间控制和合作的机制，举例来说，控制和协调企业集团内的公司和在公司间，作为一个传播信息的机制，而不是附属于企业集团。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连锁董事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环境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以色列，更多的调查研究了大公司之间的连锁关系而较少的关注企业集团内部之间的关系。
智利企业集团连锁董事研究
Francisca Silva et al（2006）[18]研究显示了商业集团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公司间的关系，还有公司本身的治理。他们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中度和社会关系发现了产权结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这些因素通过家族关系和连锁董事表现了出来，这些社会关系能够对绩效产生相当重要的积极的亦或是消极的影响，而这决定于它们是怎样被利用的。相反地，控股股东运用这些关系的能力又受到所有权集中度与经济权和经营权间比率的影响。第一，社会关系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对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取决于所有权的情况。当所有权低时，社会关系增进绩效，这大概是因为可以更好地得到协同效应（创造价值）而且其他股东（有益于降低风险）的监督，协调所带来的价值不会受到价值转移的抵消。此外，这种积极的影响会促进经济权（所有权）的集中，可能是通过减少掠夺价值的动机，因为由于掠夺而产生的成本是由控股股东来承担的。另一方面，当所有权集中度高时，社会关系会降低绩效，因为价值掠夺的可能性增大了。
第二，在社会关系影响绩效的方式上有重大的差异。虽然连锁董事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能够为企业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在智利连锁董事更多的是造成价值的掠夺而非前者。连锁董事这种制度的实施必须得到限制。这个我们出乎意料的结论有着政治含义，因为有不少董事会（纯粹''橡胶碟''功能）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履行法律义务，而不是作为一个专业团体真正的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的经营中去。
由各国及地区的文献研究，笔者发现各国的制度环境和经营环境的不同，在选择连锁董事和由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更深入地理解连锁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和影响。
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制衡力量
控制连锁董事的聘任与连任，维护自己的政治联盟
研究连锁董事在现代股份公司中的作用时,考察连锁董事和首席执行官(CEO ) 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对企业行为以及企业问的进一步关系有很大影响。Edward (1996)等研究在美国董事会行为主义和股东倾向快速发展，管理和股东利益矛盾上升阶段时进行的。主要关注CEO存在于委员会中的董事会与CEO力量的较量及对连锁董事聘任与连任的影响。公司董事的角色要求必须监督控制管理决策并激励有优先经验的董事与外部董事一样发起和支持变革。认为董事会中有董事经历（或经验）的董事会用以往的方式（或经历）支持或反对现有管理模式。即在董事会与CEO利益或意见不一致时，凭借董事任命，董事会中有实权的人通过新选和保留董事的方式来影响权力的扩散，更多的有实权的CEO将避免偏向于董事会的人选，而会支持那些新的对CEO控制方面有优先董事经验的董事候选人。
他们研究的对象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及服务业的总经理，其同时兼任董事，属于财富500强企业。研究数据来自于1985－1992年期间。结果表明，高控制力董事很少到低控制力的董事会任职，并更多地到高控制力董事会任职；低控制力董事会更多到低控制力董事会任职，较少地去高控制力董事会任职。董事会控制管理水平由以下4个指标表达，即内外部董事比例的变化：独立董事、外部董事比例增加代表董事会控制力增强，比例减少代表控制力减弱。董事会结构：即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代表董事会控制管理决策能力强，相反董事会控制能力弱；总报酬的变化：CEO总报酬减少，意味董事会控制能力强；CEO总报酬增多，意味着董事会控制能力弱。CEO成功酬金：成功酬金增加意味着董事会控制能力强，成功酬金减少，意味着董事会控制能力弱。
指出，董事在董事会的经历，直接影响在连锁董事中（或再选择中）朝着“管理者(CEO)”的权力，还是朝着“资产监控者（董事会）”权力的董事会发展。总之，董事会权力与CEO权力的博弈影响对连锁董事人员的选择，控制董事的新选与连任是一种建立及维持政治联盟的有效手段。
连锁董事削弱公司治理，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hallock ( 1997 )认为如果CEO经董事会相互连锁, CEO报酬是明显高于无CEO连锁的公司. CORE / HOLTHAUSEN / LARCKER ( 1999 )证实了这些结果,如果外部董事繁忙和拥有三个或更多的董事会席位则CEO的报酬更高. FICH / WHITE ( 2003 )则认为企业的连锁给他们的CEO提供了显著的更高的报酬.此外由于公司业绩的不善CEO更换可能连锁董事人数成反比.因此, FICH / WHITE认为连锁董事削弱了公司治理,促进任人唯亲,并增加代理成本.
Fich(et al,2005)[19] 研究法国公司的CEO相互连锁,显示公司规模越大越会有更多的CEO相互连锁,而且会有更多的外部董事,还发现公司的绩效和CEO的连锁数量成正相关，并且如果大股东是公司的CEO,这种CEO连锁会更有可能.连锁董事帮助CEO控制董事会.研究CEO的相互连锁发现其主要收益的是CEO本身而非股东.研究显示CEO的相互连锁不是随机现象,而是一种明智有意义的决定,认为CEO的连锁是一种加强CEO私人收益的一种手段,不是促进公司股东利益的公司治理的特征,对董事会构成和公司治理的理解会有意义。FICH / WHITE ( 2006年)[20]研究显示公司拥有大多数忙碌的外部董事已大大降低市场的占有率.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似乎不太可能由于业绩不佳解雇CEO.此外,离开繁忙外界相关显着积极的市场反应.最后,如果董事在任命的其他董事会变得忙碌市场价值会随着递减.
连锁董事与企业并购行为
正如一位研究连锁董事的美国学者Mizruchi所说，“如果连锁董事值得研究，那么研究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就更为必要”(1996：280)。西方在研究连锁董事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时发现，连锁董事在企业的相互模仿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连锁董事当某企业的经理兼任其他企业的董事时，他会面对该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及一系列经营和战略决策。此时，关联企业的组织形式及行为会自然成为被仿效的对象. Haunschild(1993)[21]对美国327家企业自1981到1990年的收购行为的研究发现，核心企业现时的收购行为与关联伙伴过去的收购行为有正相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拥有较多连锁关系的公司比拥有较少连锁关系的公司进行更多的收购，因为拥有较多连锁关系的公司比拥有较少连锁关系的公司接触更多有利的收购信息。特别是对银行连锁来说尤其如此。由于银行的融资媒介的角色，它们可能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内部消息的来源。虽然对内部信息的支持可以通过连锁网络向心性测试加以证实，但是认识到连锁公司的收购数量与主公司的收购数量有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对于银行和非银行连锁同样有效，并且不受连锁数目多少的约束（网络向心性）。这表明连锁董事不仅是内部消息的潜在资源，也是一种被模仿的模型资源。连锁董事为管理者们提供他们所熟悉的信息，正是因为这些类似的信息导致个体(.,Bandura,1977)间、公司间(Galaskiewicz and Wasserman,1989)的模仿。连锁董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作为其它公司的董事并参与该公司收购策活动的经历成为一个可能鼓励模仿更加直接、具体的事例。Useem(1984)的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即模仿的发生是因为连锁董事提供了模仿对象的来源。基于对129名英美两国公司的执行官和董事的采访，Useem(1984)提出连锁董事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获得最新的行业策略和全面的行业环境信息的途径。Useem还提供几个描述连锁董事影响其他公司战略制定的例子。
连锁董事与那些拥有影响组织兼并和收购（M&A）的管理者的个人接触活动是一种很重要的信息资源。内部董事，由于他们也是公司管理者，因此比外部董事更可能影响公司的M&A活动。内部董事比低层的管理者有更多机会担任外部董事。任何一个内部董事可能有多重的社会关系，并且彼连锁的公司间可能会出现多重收购。多重模型也能增加模型的效力 (Kazdin,1976)，因为一种行为被越多的公司接触，就会有越多公司去模仿它。这表明，连锁公司已完成的收购数量会影响主公司模仿收购的可能性，
连锁董事与网络中心性
任兵（）等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对1998、1999年深沪上市的最大收入的140（1998）和157（1999）家企业和2001年上海100家上市公司和广东107家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现象进行了研究。在2001年的研究中发现，104家样本公司中，1/3以上的企业具有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从关联联系的密度来看，主要集中于1个关联联系的范围，在企业网中，企业间相对独立，网络比较松散。从纵向数据比较，1999年关联联系的普及有所增加，具有1个关联联系的企业范围在缩小，而2个及3个关联联系的企业有所增加，并出现了有6个关联联系的企业，说明网络中出现了相对核心的企业。如从董事、监事会关联关系的考察，则有多于一半的企业（1998：%；1999：%）具有因连锁董事监事而形成的关联关系。最高关联数达到7，某些公司在企业局部网中趋向于核心地位的倾向加强。
在2004年对中国企业的连锁董事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研究，考察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与区域经济发展。通过研究上海和广东两地发现，上海连锁董事的现象相对普遍，但企业连锁的紧密度普遍相对较低,８９%的企业只限于一个连锁董事的联系,形成以金融及公共事业企业为核心的连锁。局部企业成为网络中的核心和重要桥梁,在扩大整个企业网络的广泛度方面贡献显著。
广东有超过一半的企业有连锁联系,也构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广东并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网络组织。企业构成了多个小的局部连锁网,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使得广东的连锁董事网呈现比较分散的局面。小的局部网络之间的相互独立导致了整体网络的核心企业的缺乏。同时在部分小型的局部网内,企业间的连锁联系的紧密度相对较高。总体上看,广东更呈现出相同行业的连锁,如纺织行业企业之间、能源行业企业之间、高科技行业企业之间以及商业企业之间的连锁等现象。出现以上的上海的广泛连锁与广东的非广泛连锁主要有以下原因：
广东的经济环境与运营机制与上海不尽相同。一方面,广东的经济受国家的约束相对较少,多种经济成分得到了较好地发展。并且广东身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经济的运营模式深受港、澳、台地区的影响。而在企业改制中企业间因相互学习而产生的连锁情况也相应减少；针对广东出现了更多的小型的网络单元的现象，认为企业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实现与非连锁联系的企业之间的互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东企业镶嵌于离散的、小型的连锁联系的格局更促进其通过市场来实现其非相关行业的战略目标。认为当具有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而企业又没有面临孕育整体的、广泛的连锁董事的企业间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时,市场便成为单纯的企业经济运营的平台。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规避环境的不确定性,获取资源,协调与控制企业间关系,以及促进创新的实现。
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
目前国内外对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的影响的研究并没有一个定论,在实证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连锁董事对公司绩效产生正面影响,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其负面的影响,同时还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连锁董事并没有影响与其相关的公司.下面我们分别探讨
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Pennings(1980)发现连锁董事对企业绩效有正方向影响；Richardson(1987)的研究表明只有同一对企业之间以同一方向重新复合的连锁董事才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Sheppard(1984)在研究加拿大战后前200家企业问董事联系与企业幸存与否的关系时发现，失败的企业比成功的企业具有持续的明显较少的连锁董事。CHARREAUX ( 1991 )发现连锁董事的数量和法国公司的绩效呈一种略微正相关的关系.
FERRIS et al. ( 2003 )并不认为多重董事损害公司业绩和拒绝"忙碌假说" .相反,首次认为忙碌的的董事的任命显示重要的正面的影响. YEO et al ( 2003 )也得出连锁董事的正面影响.研究法国企业,他们觉得董事董事兼任多家公司会导致更高的企业绩效。
Phan和 Lee(2003)对新加坡的实证研究显示董事会结构是新加坡产生连锁董事的重要的原因,连锁对新加坡公司的绩效影响是正面的.
Chin-Huat Ong，David Wan and Kee-Sing Ong(2003)[22]研究新加坡295间上市公司显示连锁董事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组织间的关系和改善公司的业绩
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
Fligstein和Brantley(1992)则发现连锁董事对企业绩效具有负作用。任兵等（2007年）[23]对中国转型经济中连锁董事对对公司的绩效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连锁董事网络中心位置会对公司产生负面的影响，即连锁董事可能会对公司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治理失灵和社会阶层凝聚则是导致这种负面影响的两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社会凝聚，它作为一个社会活动机制，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Non et al(2007)[24]在这项研究中探索连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荷兰政在1994年至2004年,使用两种假说解释了连锁对公司绩效的负面效应,即连锁董事的繁忙假说与上流社会凝聚力的假说.并用实证证明了这两个假说.他们认为公司拥有繁忙的董事会使公司的绩效更低,并认为高管担任连锁董事有一个最优比例( 20% -40% )。LODERER / PEYER ( 2002 )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作为连锁董事的数量和公司价值的托宾值成正相关.不过,分析积累座位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对公司业绩是清楚负面影响。
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呈不相关
PFANNSCHMIDT ( 1995 ) 研究发现连锁和平均营业利润率呈轻微的正相关,但连锁强度和股本回报率没有什么关系,而WENGER /kaserer ( 1998 )发现银行派驻到公司的董事和公司业绩没有很大的影响即使银行董事主持监督董事会也是如此.PICHARD-STAMFORD( 2000 )认为即使高度互锁公司更有可能延长经理人员的任期,也不损害公司的业绩.
Silva, Majluf, 和Paredes(2006)认为连锁董事对企业集团的影响可能正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企业集团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是有争议的，并推测看似矛盾的实证结果可以由企业集团的不同治理结构来解释,特别是, 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和连锁董事) .通过对智利公司的研究，分析了社会关系下企业集团相关机构的绩效经济.其研究结果说明所有权控制结构与社会的关系直接和相互影响.社会关系有可能促进公司绩效，业可能会降低公司的绩效。
综上可见，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到底是何种关系，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4结论
在本文中, 我们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目前国内学者对公司治理结构中连锁董事研究的现状, 详细地阐述了目前研究的领域和研究的结论。我们总结了关于连锁董事和企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总结了关于连锁董事和公司治理制衡之间关系的研究, 总结了连锁董事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 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实证研究。同时总结了部分学者对不同制度环境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连锁董事的研究。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它使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更深入地理解连锁董事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和影响。他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连锁董事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环境的连锁董事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究连锁董事在集团内是不是仍然是作为一种机制，还是有其他的作用。他们提出要更多地考察制度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等外部环境, 是研究连锁董事、公司治理的一个新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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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2028；广东省科技厅资助项目2006B19901008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4300171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