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2007年第 8期
薄伟康 ，蒙剑
( ．z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32)
摘要：本研究认为，我国金融领域的隐性担保 内生于计划经济和转轨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政府通
过行政干预获取收益，提供隐性担保付出成本，两者共生共存，互为表里。政府实施隐性担保的动力取决于成
本收益比，本研究构建了我国金融领域隐性担保退出模型。根据模型对隐性担保退出条件和退出方式进行了
探讨，认为只有当金融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金融市场化程度使隐性担保的成本和收益接近均衡点时，实施退
出才是合理和科学的。
关键词：金融；隐性担保；退出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8—0018—06
本研究将从隐性担保产生的体制原因人手，深入
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隐性担保退出的条件和方式。
一
、隐性担保存在的原因
为了分析隐性担保存在的原因，必须首先界定 自
生能力的概念。根据林毅夫(2004)的定义，如果在开
放的竞争性市场中，一个产业部门的企业在没有外部
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一个可被投资者接受的预期
利润 ，则该产业部门就是有 自生能力的，即不需要政
府保护和补贴而能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中赚取市场可
接受的利润水平的能力。能够存在于竞争性市场经济
中的产业 ，应该都是有 自生能力的。那么，我们也可以
说，如果一个国有企业或金融机构 ，在没有外部扶持
情况下 ，难 以维持正常的利润 ，那么就可认为其不具
有 自生能力。本研究将循着图 1的分析框架，从计划
经济体制 、经济转轨和赶超战略等方面人手，分析这
些因素对金融机构 自生能力和失败金融机构产生的
影响，进而分析隐性担保存在的原因。
收稿 日期 ：20o7一o6—12
作者简介：薄伟康，中国人民大学 2003级博士研究生；
蒙剑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6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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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凇
亍卉佑翻
经济
转孰
赶 趣
战 略
资源行政 r— 国企低效率及金
配置 l ’I融帆构
财政机会 E— 金融机构承担
主义 r I罄分转封喊率
扭曲的金
融市场
盘碰机构季担
罄分发展成本
缺乏自生
能力的金
融 机 构
(失败金
融机构)
图 1 失败金融机构生成
(一)计划经济体制对失败金融机构生成的影响
计划经济是一种复合制度 ，是国家权力、经济系
统和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结构(王文寅，2005)。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新 中国成立后不久 ，即建立了苏联式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要
求与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就是 1978
年改革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即：不存在标准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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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部门只是作为国
家财政的出纳机构存在，只承担微不足道的资源配置
功能。货币作为“消极的货币”，只是作为计价和算账
的工具起作用，金融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几乎被完
全忽略。为了集中统一的需要，防止资源配置的自发
性，作为支付手段的现金的使用被严格控制 ，同时信
用关系只允许在国家银行与工商企业之间发生 ，工商
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个
人除了可以在国家银行存款外，不能涉足任何金融活
动。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银行是金融机构 ，同时也
是财政的出纳 ，国有企业的经营失败最终会反映到银
行系统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 ，无论是行政指令下的直
接拨款，还是后来的“拨改贷”，很多资金无法收回也
几乎是注定的，从而表现为银行的呆坏账。当前我国
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 ，根源仍然需要追溯到计划
经济体制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对失败金融机构生成的
影响是从“根”上发生的。
在政府行政干预下 ，不论是对国有企业的信贷，
还是上市名额的分配 ，只要违背资源配置规律 ，当时
实施的一个项 目，发出的一个调拨指令，就可能种下
日后呆坏账的种子。改革以来 ，金融机构产生的很多
呆坏账，原因都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的资金计划
配置。另一方面，计划体制下的金融机构，由于从未 自
主经营，也很少关注盈亏，在计划的链条上只是被动
地听从计划部门和上级部门的安排 ，所以天然地不适
应市场化的环境，缺乏在市场中生存的能力。因此，计
划经济体制作为历史原因形成的金融机构的“体制性
格”、遗留的呆坏账等都是造成转轨时期失败金融机
构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经济转轨对失败金融机构生成的影响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承担了大量转轨成
本，这集中体现在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承担
上。我们可以从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两方面来论述金
融体系承担的转轨成本。
1、银行呆坏账与转轨成本。
首先看银行体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
政是主要的资金分配渠道，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在 1978年曾达到 31．2％，财政支出中，基建拨
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曾高达 40．7％。金融处于从属
的、被抑制的状态 ，金融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很
低。在财政与银行对国有企业融资的分工中，财政负
责企业投资、扩大再生产 ，通过“拨款”的形式向企业
融资，银行则主要负责企业的临时性流动资金贷款需
要 ，不涉足固定资产投资。1978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开
始后，在资金配置和运用上存在着一个财政退让和金
融替代的过程(张少春 ，2001)。通过 1980年代中期的
“拨改贷”、“利改税”改革 ，银行逐步替代了财政对国
有经济部门的融资功能。这个替代是银行作用上升的
过程 ，同时也是银行更多地承担转轨成本的过程。转
轨的结果 ，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
“强财政、弱金融”搭配演化为“强金融 、弱财政”格局
(周立 ，2003)。
图 2 银行贷款对财政资金的替代过程
在转轨过程中，金融对财政功能的替代 ，意味着
金融体系承担经济转轨的成本。“拨改贷”、“利改税”
后，国有企业首先面临的就是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同
时由于改革前利润全额上交 ，没有资本的积累，同时
也缺乏其他的融资渠道 ，所以只能向银行贷款。银行
基本包揽了固定贷款和流动贷款。在财政和银行两个
渠道同时向企业投入资金时，财政投入多 ，企业 自有
资金多，对银行的贷款需求就少 ，相反财政投入少 ，企
业自有资金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就大。在财政投入
锐减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更多依赖银行贷款。再加上
企业折旧率低 ，且提取的折旧资金上缴财政 ，企业 自
筹资金能力非常有限，这更加重了企业对银行的依
赖 ，导致企业利息负担加重，盈利能力下降。在转轨时
期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负债率过高的
问题，在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企业自有资本
的绝对额和相对比例都呈下降趋势，普遍过度负债经
营。不少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在 90％以上，企业几乎没
有还款能力，从而形成不良贷款。
从政府方面看，在整个转轨时期，政府面临巨额财
政支出，同时财力有限，存在巨大的财政收支缺口。由
于金融改革明显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财政、银行、企
业基本上仍然是国家装钱的三个口袋，相互间的独立
性是十分有限的，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利用银行资金
是政府最便捷最自然的途径，存在 Polackova(1998)所
说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即当政府在短期内面临财
政赤字和政治压力的环境中，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偏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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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预算外的政策，可能对短期预算外融资情有独钟，
虽然这些融资在长期可能带来更多财政风险。
财政机会主义最主要的作用领域是金融部门，政
府可以把金融部门作为实现政府各项 目标所需资金
的便捷工具和渠道，这在短期内不会增加预算内财政
负担。政府“财政机会主义”使得银行承担很多本应由
财政承担的成本，结果只能是增加银行的呆坏账。根
据董辅初(2001)的调查，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营情况
不佳 ，1990—1994年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
利润率徘徊在 2．7％一3．2％之间，资金利润率相当低 ，
而在随后 的几年 ，亏损总额甚至超过利润总额 ，也就
是说国有企业是净亏损的。由于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
资金来源已从财政资金转为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转轨
造成的国有企业亏损 ，都会反映在国有银行的账面
上，很多直接变成了国有银行的呆坏账。
在改革的过程中，银行承担转轨成本的另一个表
现是企业的逃废债行为。根据姜建清(2004)的文章，
截至 2000年底，在工农中建交五家全国性商业银行
开户的改制企业 62565户，涉及贷款本息 5792亿元，
其 中经 过金融债 权管理 机构认定 的逃 废债企 业
32140户 ，占改制企业的 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
1851亿元 ，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 31．96％。在逃废企
业中 ，国有企业 22296户 ，占逃废债企业总数 的
69．37％，逃废金融机构的贷款本息 1273亿元 ，占逃废
债总额的 68．77％。陆磊、李世宏(2004)认为，大量的逃
废债是在地方(企业)干预下对国有银行信贷的滥用，
属于 “公地悲剧”，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干预的后
果，尽管表象是企业逃废债。
2、证券市场定位与转轨成本分摊。
我国证券市场从诞生之日起 ，就具有强烈的为国
有经济服务的特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证券市场被当
作单纯的融资工具，单一地承担着为国有企业改制、脱
困服务的重任。政府通过数量和价格控制手段，分配上
市指标，确定股价。大量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和盈
利能力没有改观的情况下被包装上市，实际上是政府
将国有企业的困难通过资本市场转嫁给投资者。
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所有者来说 ，证券市场提供
了一个低成本的、便捷的融资渠道，可以让国有企业通
过发行股票筹资解决负债率过高和资本金不足的问
题，同时也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压力，降低了对银行贷款
的需求。对于证券市场功能定位的安排与政府发展经
济和推进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通过这一制度安
排，成功地将国有企业的部分转轨成本分摊给了投资
者。这一安排也是长期以来 ，我国证券市场“政策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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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波动剧烈的原因。根据证监会有关数据 ，截至
2006年底，国有股本 占股票市场总股本的 53．47％，国
有控股公 司共 945家 ，占全部 1434家上市公 司的
65．996，国有控股公司市值 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8996。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质量有好有坏，虽然我们很
难分清楚哪些上市公司的筹资属于向投资者转嫁了转
轨成本，但我们可以推测，证券市场和投资者为国有企
业改革脱困分担的成本肯定不在少数，这也是证券市
场和投资者为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所作的贡献。
从以上的分析看 ，在转轨过程中，银行和证券市
场承担了巨额的转轨成本。这种事实上的转轨成本分
摊机制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具有
财政机会主义倾向，为解决当期问题 ，向银行和资本
市场转移本应由政府财政承担的部分转轨成本 ，而国
有经济部门在政府主导下既是被动的，同时也具有积
极性，乐于利用银行资金和资本市场资源。很显然，承
担转轨成本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影响 ，银行缺乏 自生
能力，证券市场畸形发展都与此相关。因此，失败金融
机构生成与承担转轨成本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赶超战略对失败金融机构生成的影响
赶超战略是指落后国家通过全面动员资源，以期
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快速提升 ，从而达到
并超过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后 ，我
国也实施了赶超战略。林毅夫(2004)认为，从技术结
构和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上，可将发展战略区分为遵
循比较优势战略和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后者主要是
指赶超战略。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推行
赶超战略，将资源高度集中在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工业
部门。而众所周知，即便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一直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比较稀缺的国
家。因此，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赶超战略是违背我国的
比较优势的。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赶超战略时 ，由于违背
比较优势，企业作为承载主体，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政
府为了实现发展 目标 ，必然采用行政手段，人为限制
利率、工资、原材料价格等 ，以降低企业的投入成本 ，
同时也通过行政手段，维持企业产品相对较高的价
格。当市场化改革开始后，要素和产品价格逐步放开，
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也逐渐减少，企业事实上背上了由
于执行赶超战略所带来的政策负担。政府对政策性负
担给国有企业带来的亏损有责无旁贷的责任 ，只能将
所有的亏损通过补贴的方式承担起来 ，这必然带来企
业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和企业软预算约束 ，从而造成国
有企业普遍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而这正是我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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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国有企业中观察到的事实。
赶超战略使得企业平均的盈利能力和国家的竞
争力被降低 ，由于国家优先发展的部门，同时也多数
是缺乏自生能力的部门，这些部门占用了绝大多数的
银行贷款，因此 ，金融风险的增加就不可避免了。另一
方面 ，政策性负担势必扭曲企业的管理，弱化企业内
部激励机制，增加管理人员道德风险，造成管理不善 。
管理不善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自生能力 ，企业
出现大面积亏损，这些亏损最终反映为银行风险的积
累。更大的悖论是 ，由于信息不对称，国家难以分辨不
良贷款是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还是由经营人员经
营不善造成的，因而难以奖惩 ，只能无奈接受。从银行
方面看，银行可将产生不良贷款的责任推给国家，这
些因素合起来 ，形成“共振”式放大效应，金融机构风
险由此积累起来。
事实上，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策略选择
上 ，赶超战略一直贯彻始终，并不仅是林毅夫所认为
的主要存在于改革开放以前。赶超战略在计划经济时
期表现为以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
略，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则体现为 “GDP中心主义”。
1990年代以来“GDP中心主义”大行其道，一切经济工
作以促进 GDP的快速增长为依归 ，提高经济增长速
度、扩大经济规模几乎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工作的首要
任务，大干快上、大力发展是很多干部的口头禅，互相
赶超成一时之风。赶超就要投人大量的资金 ，我们知
道 ，在转轨时期，各级政府的财力都是有限的，多数是
“吃饭财政”。各级政府要实现上述赶超 目标 ，只能通
过各种方式从银行贷款，而政府推动下的各项建设，
是很难考虑经济合理性的。而银行由于市场化改革滞
后及需考虑与政府的关系，很难拒绝提供贷款，这样
最终产生巨额的不良贷款。
(四)隐性担保存在的逻辑
在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转轨和赶超战略三方面力
量作用下，金融机构是没有 自生能力的，会不停地产
生呆坏账，并因此逐渐集聚风险，最终产生失败金融
机构。
在转轨时期，国家有两只巨手 ，一只巨手是干预
之手，干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使之符合 国家的政
策 目标。在这只手的干预下，金融机构不能 自主运行，
干预的结果是导致失败金融机构产生。失败金融机构
出现后，政府如果听之任之 、撒手不管 ，必将导致大量
的金融机构倒闭和金融体系的崩溃。为了维持金融机
构运转、金融体系和社会稳定，同时又要实现经济和
社会发展 目标 ，国家只能通过施加某种外部力量，以
避免产生金融和社会危机，这正是另一只巨手所做
的。这只巨手就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的扶助之手，扶助
的方式即为金融机构的债务提供隐性担保。这就是隐
性担保存在的原因，图3显示了国家干预与隐性担保
之间的逻辑关系。
图 3 隐性担保存在的逻辑
如图 3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干预资金
投向、规模、利率、汇率以及上市资格等手段 ，干预金
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行，在国家干预下 ，长期以来 ，我
国的金融机构难以 自我管理、自主运行，缺乏市场竞
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 ，金融机构与政
府干预之间也形成共生依赖，成为具有“体制性格”的
金融机构，缺乏 自生能力。国家对失败金融机构的产
生部分地负有责任，实质上是对干预的后果负有责
任。因而也要承担义务 ，这就是向金融市场参与者提
供隐性担保的原因。
对于政策性因素造成的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周小
川(2004)的推断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约
有 30％不 良贷款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
和地方政府的干预所致；约 30％的不 良贷款是对国有
企业的信贷支持所形成的；约 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
国内法律环境不到位，法制观念薄弱以及一些地区执
法力度较弱所导致；约有 10％的不良贷款是政府通过
关停并转部分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总的来
看，仅有 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信贷经
营不善所造成的0隐性担保和国家干预是硬币的两
面，互为表里，国家左手得到的，正是右手付出的。在
本质上 ，隐性担保也是一种“国家干预”，只不过与前
文所说的干预方向相反。
国家信用对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没有任何的法
律或政策依据，没有明示的承诺。是通过失败金融机
构处置实践表现出来的，在实践上 ，主要体现为对金
融机构的注资、剥离不良资产以及兑付金融机构债
务。国家要通过行政干预影响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运
行，影响金融资源的投向和结构 ，影响资金的价格 ，为
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服务，与政府的效用函数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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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提供担保。因为，如果没有担保，金融机构无法
生存就会倒闭，市场就会崩溃。另一方面，由于干预，
造成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百病缠身，所以必须担保。因
此隐性担保既是干预的条件 ，也是干预的后果 ，这就
是隐性担保之所以存在的深层次原因。
二、隐性担保退出条件和退出模型
(一)退出条件
隐性担保的实质是国家介入金融市场的运行，对
金融资源配置实施行政干预，从而使得金融机构在非
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行，导致金融机构缺乏自生能力，进
而造成失败金融机构的产生，国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
必然提供隐性担保的机制，以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隐
性担保带来严重道德风险和政府巨额资金支出，因此，
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有必要实施隐性担保退
出，以解除政府对金融机构负债的无限责任。那么，在
什么条件下，可以实施隐性担保的退出呢?
影响隐性担保退出的关键变量是金融市场化程
度，而金融市场化程度又受到经济体制变革、政府管
理体制变革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
的逻辑关系(如图 4)，经济、社会、政府管理等因素作
为自变量决定了金融市场化的程度 ，金融市场化程度
作为因变量，是这些因素变动的结果。同时，金融市场
化程度又是 自变量，决定了隐性担保的存在与否以及
隐性担保的退出时机和退出方式。
图 4 影响隐性担保退出的因素
(二)退出模型
隐性担保机制的成本收益比是政府决定是否实
施隐性担保机制的核心因素。据此 ，本研究选择金融
市场化程度作为影响隐性担保退出的自变量 ，构建政
府实施隐性担保的成本和收益曲线，建立隐性担保的
退出模型。
如图 5所示 ，纵轴 P表示隐性担保 的成本和收
益 ，横轴 I表示金融市场化程度 ，同时横轴也为时间
轴，假设金融市场化程度变化趋向与时间演进一致，
越靠近原点，时间越早，金融市场化程度也越低。R为
隐性担保机制的收益曲线，亦即政府通过与隐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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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2oo7年第8期
共生的行政干预方式 ，从金融资源配置中获得的满足
政府效用的收益。C为隐性担保的成本曲线，即政府为
救助和处置失败金融机构付出的成本。在这里不考虑
隐性担保的成本和收益如何测度的问题，只是从总量
上加以考虑。R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而且越来越陡峭，
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隐性担保的边际收
益递减 ；相反隐性担保的成本曲线向上弯曲，且 向左
上方倾斜 ，说明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隐性担保
的边际成本在逐渐增加。曲线 R和曲线 C相交于 A
点，A点为均衡点，此点对应的市场化程度为 I。。显而
易见 ，在A点国家实施隐性担保的收益和成本相等，
净收益为零 ，国家不再有实施隐性担保的积极性和动
力。同时，政府实施隐性担保的总收益达到最大值 ，因
此 ，市场化程度为 I。时为隐性担保的最佳退出点。
O
图 5 隐性担保退出模型
如果市场化程度没有达到 I。的水平，比如处于 I。
时，相应时点国家实施隐性担保的收益位于 BR点，对
应的收益为 PR，成本位于 BC点，对应的成本为 PC，
PR>PC，净收益为 PR—PC，国家有实施隐性担保的积极
性 ，没有退出意愿，仍会实施隐性担保。
如图 6，假如市场化程度为 I 时，国家仍在实施
隐性担保，那么其对应的成本和收益分别为 P’C和P’
R，P’C>P’R，成本大于收益，净收益为负，隐性担保退出
滞后 ，将销蚀掉部分过去获得的收益，国家将得不偿
失，此时仍实施隐性担保对政府来说不具有合理性。
O
图6 国家隐性担保滞后退出模型
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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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2007年第8期
因此，国家是否实施隐性担保关键取决于隐性担
保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对比。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
看到，金融市场化程度是决定隐性担保是否退出的变
量，当市场化程度达到 I。时，也就是国家实施隐性担
保的边际净收益为零时，理性的政府应当实施隐性担
保的退出。
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 ，不论从市场主体 、产权结
构、市场运行 、金融产品，还是从市场准入 、政府管理
方式、金融市场参与者市场意识以及对外开放来看，
市场化程度已取得 了巨大的、实质性 的进步 ，虽然与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但这种差距已经由
过去质的差距变为当前的量的差距 ，可以说在金融市
场制度和市场运行方面，已基本与国际通行规则一
致，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
成，金融市场体制已基本建立。据此，笔者认为，我国
金融市场化程度 已经能够满足隐性担保退出的条件，
市场化程度已经接近隐性担保退出模型中的均衡点
所对应的市场化水平 I。，适时实施隐性担保退出是政
府理性的、科学的选择。
三、退出方式选择
隐性担保 内生于转轨时期的经济、政治 、社会体
制，要实现隐性担保稳妥退出必须具备一定经济、社
会条件，这些条件的关键是金融市场化程度。如果在
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具备退出条件的情况下操之
过急，实施激进的隐性担保退出，将会引起金融和社
会动荡，通货膨胀、本币贬值、金融脱媒 、社会冲突等
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从而造成失败金融机构救助和处
置成本的大幅上升，带来巨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这
是政府决策所应该避免的。
如图 7所示 ，A为隐性担保的均衡退出点 ，市场
化程度为 I。，即完全实现了金融市场化运行。假设一
国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不具备条件时实施退出，
如在 I 点退出。那么由于政府宣告了退出，就不可能
再通过干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方式获得额外收
益实现政府效用 目标。收益曲线从 B点垂直下降，与
横轴相交，曲线变动为 DBIRI。对于成本曲线 ，因为政
府取消隐性担保 ，会出现成本曲线在 B。急剧下降。但
这种下降只会是短暂的，因为金融动荡不可避免，失
败金融机构会更多地产生，而且有带来系统性风险和
金融崩溃的可能。这时，政府迫于形势，只能动用国家
财务资源应对。这时成本曲线会向左上方变动 ，更加
陡峭，在 K点会超过维持隐性担保机制所付出的成
本，而由于政府在付出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不再
有来自行政干预的收益，国家付出的成本会变得更
大，因而不是合理 、科学的选择。俄罗斯金融领域隐性
担保退出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图 7 隐性担保激进退出模型
激进的隐性担保退出方式和渐进的隐性担保退出
方式 ，其区别就在于金融市场化程度能否满足退出的
条件。从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来看，
已经基本具备了金融隐性担保退出的条件 ，此时，实施
退出是较优选择。从政府角度来说，隐性担保当期收益
接近于当期成本 ，净收益接近 0，政府不再有实施隐性
担保的积极性。从历史积累看，政府的总收益接近最
大 ，基本实现了政府效用的最大化，既通过隐性担保
机制为国家发展经济、推进改革获得必要的金融资
源，又实现了金融和社会稳定。因而，在金融市场化程
度满足条件时对隐性担保实施渐进、稳妥的退出方式，
是科学合理的选择，能够实现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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