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
FDI效应机制、区域生产网络与东亚经济合作
张红霞，李 平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摘 要：FDI效应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存在一定的联系机制，通过对FDI效应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机制研究，明确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各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FDI效应机制；区域生产网络；东亚经济合作；分工体系
Mechanisms of FDI Effect，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East Asia
Zhang Hong-xia, Li 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ibo, Shandong ,255049）
Abstract：Connection mechanisms exist between FDI effect and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East Asia. By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we could make clear the factors which effect the cooperation. On basis of th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improvement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East Asia.
Key Words：Mechanism of FDI effect,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East Asia, Division system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与阐释。笔者以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其中表现之一，就是资本、技术、货物等跨越国界的重新组合，最终会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一个以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为FDI）为主线，区域内各国商品交换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循环扩张网络，即区域生产网络。本文试图从FDI的影响效应入手，通过对FDI效应机制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研究，明确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各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行探讨。
一、FDI效应机制与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
在区域网络内部，通过FDI的运行，不仅能达到缩小区域内各国技术差距、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区域内贸易的目的，而且还能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关系发展，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笔者将此种以FDI影响效应为机理所形成的经济循环扩张机制称为FDI效应机制。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实质上就是以FDI效应机制为内核所形成的区域内经济循环发展网络，它包括产业结构、分工体系、区域贸易和经济关系等基本要素。
（一）区域经济合作中FDI效应机制的理论分析
对区域内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伴随FDI的流动，东道国一般会出现技术显著提高的效应。张建华等（2003）通对广东数据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工业部门存在整体正向技术溢出效应。[1]林江、骆俊根（2005）认为，FDI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流动提高了东道国技术水平，缩小了区域内东道国和母国的技术差距，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合作。但基于投资目的不同，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不同。根据林江、骆俊根（2005）利用香港对广州进行投资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垂直型FDI相比，水平型FDI显然有利于提高与企业制造技术有关的硬技术水平，而垂直型FDI则有利于与管理、信息等相关的技术水平的提高。[2]
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
区域内FDI的流入为东道国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带来了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知识，也为区域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客观保证。但FDI的目的不同，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亦不相同。垂直型的FDI一般是为了寻求低成本的生产基地，以充分利用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丰裕度不同而导致的价格差异，其产品主要回销本国或发达国家市场，因此跨国公司仅仅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建在东道国，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留在母国，从而形成一种垂直型的金字塔式的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型FDI的目的在于通过FDI减少贸易成本或者获得东道国市场准入即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国内市场的垄断，因为东道国和母国技术水平相近，其目的又是为了东道国市场，因此跨国公司多采取本地化战略，将一些高技术产业转移到东道国，从而形成水平型的区域产业结构。
对区域贸易模式选择的效应
FDI在区域内各国间的流动，在带动技术进步的同时，进一步导致区域内生产、交换与消费的日渐活跃，区域内贸易不断发展。而不同目的的FDI与东道国贸易模式的选择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如垂直型FDI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并以较低产品价格去竞争发达国家的市场，因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产品很少投放在东道国，这种面向母国而不是东道国市场的回销贸易模式，学者将其称为逆进口贸易模式，它使得区域内各国经济对外依赖严重，影响了区域内部各国间的经济联系。
对区域内各国经济关系的影响
基于FDI流入目的的不同，垂直型FDI会使得区域内各国的经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此种较为严重的对外依赖往往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的障碍；而水平型的FDI由于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相互依存作用明显，因而其对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具有较好的内在作用机制。
（二）FDI效应对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机制分析
以日本、“四小龙”、东盟及中国为主的“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事实上是资本、技术、货物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各国间自发流动的“非制度性安排”的结果，[3]并最终形成一个以FDI为主线的循环发展的区域生产网络。但由于区域内FDI流动的特殊性及FDI效应机制的关联影响，由此决定了东亚地区较为特殊的网络结构。
梯次转移路线与“雁阵式”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
FDI是东亚区域内网络生产结构和雁阵模式的主导力量，FDI作为主导因素，把区域内投资国逐步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这样一方面使后发展的东道国获得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资金与技术，另一方面也为投资母国进行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让渡出新的空间。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日本为起点的FDI运行向东亚四小龙国家梯次转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耗资高污染重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了四小龙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而四小龙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逐渐通过FDI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近年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和FDI的大量进入，东亚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已转移到中国大陆，可以说，东亚地区FDI的梯次转移路线基本处于一个以日本为雁头、以东亚“四小龙”为雁身、以东盟四国为雁尾、以其他后行发展国家为延伸的雁队中，由此也形成了东亚地区特殊的“雁阵式”产业结构，即产业转移一般以日本为起点，经过东亚“四小龙”中转，最后落户东盟四国和中国等东亚后行发展国家和地区。这种梯队式的产业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可使产业先行发展国家集中资源用于新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后行发展国家通过利用引进的成熟技术，节省了高额的研发费用，可实现以较低成本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
梯次运行与东亚地区分工体系的形成
东亚地区FDI流动所呈现出的梯次性发展，造成了东亚地区较为独特的国际分工体系。首先，由于FDI的梯次流动，使得区域内分工包含了多个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既有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四小龙与东盟国家间的分工、中国沿海地区与香港、台湾地区的分工，也存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内部的分工。其次，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生产要素上优势各异，因而形成本地区垂直分工为主、水平分工交叉其中的国际分工态势。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区域内垂直分工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日本企业主要面向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而将其他优势已不明显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四小龙”利用日本转移的FDI，建立起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后，又通过FDI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转移，从而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动态性梯度垂直分工体系。四小龙国家之间及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形成的分工格局，虽然较多地包含水平分工，但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仍较悬殊，分工格局仍然以垂直分工为主。第三，FDI的梯次运行，较好地整合了东亚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及技术等要素上的差异，使各国都能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出发，通过参与分工，获取比较利益，有效地体现了东亚各国在产业分工中的互补性。总体而言，FDI的梯次运行，一方面，在优化东亚地区分工结构的同时,减少了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压力，有利于引进产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增强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补性，促使东亚各国分工模式朝动态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
运行与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大量吸收四小龙和东盟的工业品，二是四小龙及东盟国家间的贸易不断扩大。究其原因，笔者以为，东亚地区FDI的梯次流动，在带动包括资本、技术、服务与管理经验在内的一揽子要素转移的同时，也使得区域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其他地区。首先，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以及美国国内市场巨大的进口需求，导致了日本对外贸易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其次，伴随日本步入经济高度繁荣的运行轨道，一方面，日本对四小龙投资增加，在投资母国企业与东道国－四小龙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分工过程，使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日趋活跃，四小龙外资企业生产的零部件与中间产品的返销日本的比率增长加快，另一方面，日本从四小龙大量进口各种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日本国内的进口需求为四小龙贸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第三，从80年代末开始，美国由于财政赤字的负担加重，限制来自日本和四小龙的进口，日本和四小龙不得已将战略重点转向以东盟及中国为代表的区域内部市场，伴随FDI的运行，东盟国家加速推进工业化发展，从日本和四小龙进口的机械、设备、金属以及化学制品大幅增加，日本和四小龙成为东盟与中国等后行发展国家的出口市场；第四，四小龙国家及东盟国家间相互进行投资，机器设备、工业原料及各种零配件等从投资国运往受资国，受资国生产的产品相当部分又返销投资国，促进了交换活动的频繁，另外，在水平分工占主要比重的情况下，四小龙及东盟各国间中间产品的互换活动在对外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
运行与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的协调
东亚各国间经济关系的协调，是以FDI为主线，在多个层面来进行的。首先，民间层面，日本的对外投资带动了各国经济关系的协调。日本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已远超过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总和，日本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地和技术设备的来源地，在东亚的地位举足轻重。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基本上采取的是FDI为主，贸易与经济援助为辅的做法，以日本为起源地的FDI运行，带动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日本的出口贸易在地区商品流向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十大出口对象国有七个集中在东亚地区。其次，政府安排层面，各国政府间的积极磋商并达成的某些制度性协定和安排，将逐步提高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日本政府为稳定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进行除FDI以外的其它方面的努力，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63%、日元贷款的77%都集中在东亚地区，接受援助最多的十个国家也分布在亚洲。[4]其他东亚国家政府也在为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作积极协调。例如，中国作为后行发展国家，参与区域分工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东亚地区相当部分的外资，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投资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8%，[5] 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此种“10+1”合作模式的建立，将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随着中日、中韩贸易额的增长及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多，中日韩与东盟之间“10+3”合作模式的构想也浮出水面，这预示着各国政府在保证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将会不断进行积极磋商并达成某些制度性的协定和安排，逐步提高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并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过渡。
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东亚经济合作中的条件因素分析
东亚地区的分工格局基本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的国家向低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梯度直接投资而形成，在此梯度推移过程中，日本始终处于先动地位，其次是四小龙，因为只有发达的日本进行产业升级，四小龙才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可能，同理，只有四小龙进行产业调整后，才能为向其他较落后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让渡空间，否则，梯度推移就会受阻。因此，可以说，东亚各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以FDI为基础的网络型生产结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东亚各国的经济在同一时期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而事实上，东亚各国的经济确实存在相当高程度的互补性，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在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有强大优势，并拥有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的日本，第二层次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拥有比较优势的亚洲四小龙，第三层次为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东盟及其他后行发展国家。由于三类国家间产业结构特征差异较大，同时存在成本差异，投资母国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与不同技术水平和成本水平的东道国企业相结合的空间往往很大，因此，三类国家基本形成了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推进的依赖关系。
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也存在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一是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逐步走向缓和，通过开展经济交流与合作以达到利益共享的愿望迅速增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尤其是欧盟东扩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顺利运行，使东亚经济合作面临巨大的压力，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过渡势在必行。
（二）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动力因素分析
由于FDI具有一揽子转移的性质，即：FDI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该总体转移使得引进外资的国家产生一种“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6]并对东道国产生三方面的影响：其一，在产生资本转移效应的同时，还会产生技术适应性和管理与组织形式的冲突问题以及跨国公司产品的消费示范效应，其影响范围大大超过价值指标；其二，FDI中资本、技术、管理及市场进入等要素的“不可分性”，要求引进外资的国家本身存在相应的能力结构；其三，外国投资与引进外资是一个双向适应的过程，引进外资的国家引进FDI寻求收益的同时，自身势必要有一个内生性的增长过程。
以FDI为内核、以雁阵式产业结构为特征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机制，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关键动力因素。首先，在雁阵结构中处于第一发展层次的FDI的投资国，必须具有在国内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能力，只有如此，其才能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才能为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可能；其次，居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家必须具有吸引转移技术的能力，才能承接产业转移，同时其应能迅速通过技术扩散吸收先进技术及相关管理经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最终实现内生性增长，从而成为第三层次国家的投资国；第三，在雁阵结构中处于雁尾的国家，虽然技术、资金及管理水平等较低，但要利用FDI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模仿及学习能力即技术吸收能力，才能实现产业升级的良性动态循环。
（三）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非稳定因素分析
1.雁阵结构的悖论
雁阵结构的平稳发展需要东亚各国处于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各类国家按“雁头”、“雁身”、“雁尾”分层次排列才能维持雁阵模式的均衡发展，但处于中下层次的国家不断实现经济赶超，逐步摆脱“雁尾”、“雁身”位置、向“雁头”层次努力，是其迫切的也是符合常理的愿望。基于此考虑，中下层次的国家现实中会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要维持雁阵格局，以利用上层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及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另一方面，其又会寻找任何机会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取经济增长所需的大量资源，以实现由“雁尾”向“雁头”的迈进。在此情势下，雁阵结构的均衡势必会打破，东亚地区旧有的封闭式、垂直型分工结构将面临巨大挑战，地区局部分工向产业内水平分工的过渡，将使得东亚分工模式中不存在确定的“雁尾”、“雁头”，而是一种动态化的、日趋合理化的新型分工模式。
2.市场的对外依赖
虽然东亚国家区域内贸易获得长足发展，但仍算不上是以内需为主导的市场，其最终结果并不是解决东亚内部需求，而是服务于区外的世界市场，目前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基本的贸易模式大致相似，即：从日本或上一层次国家进口生产资料或中间产品，经过加工组装后出口到北美或欧洲，事实上，东亚各国对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存在相当高程度的依赖性。这种高依赖无疑是将本国的经济发展的马车拴到了国外经济发展的车轮上，在国外经济出现动荡时，国内经济也将遭受巨大冲击，不利于经济的安全性及可持续性发展。
3.产业结构的趋同化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FDI梯次转移，使得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东亚各国产业结构呈阶梯型分布，不同层次的国家间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较强的互补性使得各国间竞争强度不大，竞争态势并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企业创新速度趋缓，四小龙与东盟经济逐渐攀升，不同层次国家间的产业差距及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中低层次国家间的产业结构趋向雷同，技术基本相似，产品差异化程度低，追求低成本成为各国角逐竞争的主要手段，由此导致各国间相互竞争激化，甚至引发激烈的矛盾，如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很好的例证。
4.结算货币的对外依附
在东亚地区的对外贸易中，美元结算一直占据70%左右的比重，[7]美元币值的升降对出口影响极大。国际货币专家曾在东亚货币合作方面提出具体构想，即在建立地区流动基金、设立地区性货币体系后，推出“亚元”。但碍于各种原因，东亚货币合作仍处于较低层次，虽然有一些实质内容，但总体进展缓慢。同时，美元与日元的联合，也不利于东亚成员国间的贸易稳定发展。地区经济中领头货币的缺乏，使东亚各成员国间汇率极不稳定，成为经济危机的隐患。
5.各民族间的历史矛盾
同欧盟及北美地区的区域合作不同的是，东亚国家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存在着较深的历史矛盾，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所持的态度，都使得东亚国家对其存在相当程度的隔膜，从现实来看，中日两国间的合作问题，将是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环节。另外，地区内部诸多敏感的政治领域如领土问题、民族统一问题等，都使得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充满诸多的变数，信任机制存在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三、关于东亚经济合作发展的几点建议
1.调整产业重心，构建东亚经济整体发展的新优势。以日本为起点的FDI效应机制带动东亚各国相继建立起以制造业为重心的产业结构，东亚各国间的贸易产品长期高度集中于钢铁、化工、机电设备等少数商品，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代表了东亚的贸易与产业现状。但东亚国家目前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上已很难占据主动地位，产业结构的传统性、趋同性与滞后性，正日益遭受世界经济新发展态势的挑战，以信息技术与高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正在逐步引导诸多国家走向竞争的最前沿，东亚国家如何重新挖掘比较优势，探索出一条知识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并重的路子，不仅将有利于改善整个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而且将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层次的提高。
2.强化引进技术的吸收，实现东道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国家间技术差距的大小为技术追赶者创造了机遇，但机遇的大小取决于追赶国家能否成功地模仿技术领先者，[8]而且要实现缩小技术差距的目标，使得FDI具有高效率，不仅取决于各国吸收国外新技术的“社会能力”，即吸收、有效使用和创新引进技术的能力，[9]还取决于东道国的最低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10]因此，东亚国家通过FDI的运行引进技术的同时，特别应注意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实现经济的内生性增长，为下一轮产业升级的循环发展奠定基础。
3.加强区外市场开拓，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在知识经济与高新技术占主流的时代，东亚各国应加快产业调整速度，尽快实现贸易产品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过渡与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除欧美市场外的其他区外市场的开拓，如俄罗斯、非洲、南亚、南美等市场，以消除单一市场的依赖性所带来的高风险性与非经济因素的不稳定性。
4.构筑国内金融体系，保持强势货币的稳定。东亚各国在现阶段的货币合作还不足以达到推出单一货币来控制货币波动的程度，这是因为单一货币要求成员国的经济取得相当程度的整合。因此，东亚各国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更大的政治决心来落实未来“亚元”概念。东亚国家的当务之急是要构筑自身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这是东亚地区每一个国家抵抗金融风暴的最佳武器，也是未来更深层次货币合作的前提条件。另外，在现阶段保持区域内主导型强势货币的稳定至关重要，比如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就是东亚国家达到外部经济均衡的关键因素，人民币币值近期保持稳定，也可以为整个东亚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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