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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经济观察报》2002年 8月 12日，C4版
《公司治理模式：美国模式之迷》
郑秉文
半年以来，美国不断传来令世人震惊消息：安然、施乐、默克制药、世界通
信⋯⋯会计丑闻一桩接一桩的被曝光，，公司一个接一个倒闭破产，事态一个比一
个严重，公司一个比一个大，涉及的假帐金额一个比一个高，真令人有点目不暇
接。如同多米诺骨牌的事件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伤害，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市场
及相关的制度失去信心，大量国际投资涌出美国，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美国连续的“丑闻”再一次引发了一场关于公司治理模式和经济模式的大讨
论，舆论界甚至发出了“股票资本主义失灵了吗？”的惊呼，人们开始重新看待以
股票和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美国经济模式，重新肯定就业等企业社会责任的欧洲经济
模式。据悉，日本的《赤旗报》、英国的《经济学家》等知名报刊纷纷载文，发出
了“不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呼声，认为“世界正在从对著名企业家的崇拜中觉
醒”，指出“这不是因为泡沫的破灭，而是对 90 年代美国倡导的新经济的崇拜的
报应”，始终被奉为新经济旗手的美国企业受到了空前的指责。英国记者威尔·哈
顿在刚刚出版的《我们居住的世界》一书中强调，重视股价的美国经济模式事实上
剥夺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伦敦大学经济系教授弗雷德·盖伊指出，“人们开始重新
看待英美式市场原理主义。重视与股东、员工、相关企业和社区等各方面关系的欧
洲大陆型经营和企业管理模式，今后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那么，何谓“股票资本主义”？美国经济模式和欧洲经济模式有何异同？导致
美国公司丑闻事件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学者将当代资本主义分为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
模式和莱茵模式，后者包括德国、荷兰、日本等等。美国模式与日德模式之间最大
的区别之一在于对股票价值和作用的理解上及其观念的差异上。换言之，美国模式
中股票在经济系统中和公司治理模式中具有较大的作用，甚至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
和经济制度模式都产生重大的影响。有人将美国说成是“金融化”或“股票化”的
模式，或称之为股票资本主义。过去的 20年里，美国模式无可匹敌的榜样力量使
它扩散到整个世界：工会的力量被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就是一切；供给商
激烈的竞争取代了传统的“消费者的市场”,按劳分配，股票认购权（而不是工
资）成为行政人员获取丰厚报酬的方式；股票市场分析家成为公司良好运作的受尊
敬的仲裁人，等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将公司治理结构进而将经济制度分
为上述两种模式。
一、“生产至上”还是股票至上？ 在美国模式中，公司的股东利益至高无
上，股东利益无疑优越于雇员利益。对股东来说，公司被认为主要是甚至专门是通
过投资为其谋取利润和使其资本增殖的工具；对公司雇员来说，公司企业不是为其
谋取利益的福利机构；对整个国家来说，股票市场是最终衡量公司业绩与成败的核
心指标，股票指数是衡量国民福利的主要标准，股票市场价值的最大化就意味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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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没有任何其它更好的多元化的公益标准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
和社会发展的指标；换言之，美国模式中公司资产和股东价值在公司是占主导地位
的，财产权优先于任何其它权利，财产的地位优先于任何其它利益的地位。
而日本模式的最大特征正好与美国模式相反，即它是非“金融化”非“股票
化”的典范。日本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遗产是“生产至上”，即“造物文化”远
远优越于“挣钱文化”；“生产”比“挣钱”更具有价值，更为优越。日本和德国
的经济远远不如美国和英国经济那样以证券市场即以股票价值为中心，例如，绝大
多数德国和日本的大众报纸只有很小的版面留做“家庭金融服务”栏目，债券在日
本和德国的家庭投资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1996 年大约是 6％，而美国则高达
20％；经济景气时美国家庭将其 145％的收入投入股票市场，而德国不足 20%，日
本仅略高一点。
二、雇员至上还是效率至上？ 美国模式对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有 2 个标
准：一是企业效率以它对投资者的回报为衡量依据；一是经理听命于资本所有者。
所以，美国的委托代理理论比较发达。与美国模式相比较，日本的企业结构有如下
三个特征：第一，日本人更喜欢放弃选择而做出长期的承诺，这可以被看作是雇员
至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日本企业的效率标准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更
重要的还须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的回报，甚至还要看他对雇员给予的回
报。第二，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是所谓的垂直领导形式，即“毛细血管”式的内部控
制体制。终身雇佣体制使年轻的初级管理人员必须听命于他的上级的指示。第三，
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在企业工会作用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日本企业中传统理念统
治着雇佣劳动，这个理念认为整个工人队伍就是一个社团，具有强烈的“团队精
神”，而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就是这个团队的“家长”；公司更像一个团体而不是
契约组成的网络或契约的结果，董事会更像是企业团体的长者而不是股东的代理。
在企业结构与雇佣制方面，德国与日本相比略有差异。
三、关系至上还是利益至上？ 在美国模式中，公司雇员更关心的是自己和家
庭的直接利益以及私人朋友的利益，而日本终生雇佣制导致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人的
利益，所以，日本人身负多重的义务；例如，他不得不考虑本公司其他成员的利
益、长期贸易关系的合作者的利益，不得不更加重视和尊重供应商在其长期贸易关
系中确定起来的利益关系。再例如，他不会为了每月 6次的订单，用电子邮件去采
购最好和最便宜的挡风玻璃，他会和与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供应商合作以确保挡
风玻璃的质量。于是，“交叉持股”现象的普遍存在就不是什么奇特和偶然的事情
了。而“交叉持股”现象的存在，反过来又使供应商（持股者）成为长期的、有义
务的、固定的，而非运动和非公开竞争的“关联交易者”，其前提是赋予其“稳定
股东”身份，即他们与为他们办理贷款业务的银行和办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或欲
与他们有交易和合资关系的其他公司互相持股，以防止敌对的兼并。
四、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谁向谁学习？ 美国模式正在日本悄悄地普及。
日本经济近 10年的衰退使人们几乎对其丧失了信心：昔日的优点顷刻之间变成了
今天的缺点；昨天“老一代”的遗产变成了今日新一代的包袱；MBA和真正相信新
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博士的归国加强了美国模式的影响力，而且，有关新经济的讨论
和对硅谷风险投资模式的信仰更具有说服力；《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
《经济学家》已成为今天公司熟通英语的高管干部人手一份的必读物；高薪聘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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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年轻人在金融业中产生了强烈的扩散效应；日本市场营销的国际化使公司高管
人员普遍意识到要享有美英同行享有的更广范围的公司自由控制权，并领悟到使金
融资本在国外市场流动的好处，标准普尔的估价和对纽约证券交易市场行情的期望
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美国在日本公司股票投资的不断增加使他们在董事会赢得
一席之地 ，并逐渐赢得了对日本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的机会。
美国模式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经过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传播而
在全世界进一步得到加强，尤其是苏东解体以后，大学经济系使用的教科书几乎都
是清一色由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或者模仿美国经济学家撰写的。这些教科书中不
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也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
义、金融化、股票化成为一种接近于世界性的思潮。这些理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
府信念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的霸权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硬件”上，也表现
在它的霸权文化的“软件”上。
五、是美国模式失灵还是“公共失灵”？ 诚然，在微观层面上，人们可以对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及市场制度和企业运作上找出许许多多的弊病，认为它们是导致
美国公司“丑闻”事件不断发生的元凶：高管人员过量的回报（美国企业一般员工
的薪酬平均升幅是 36%，而 CEO的竟是 340%，高达 1100万美元），腐败的市场分
析员（分析员故意散布虚假消息，以吸引及维系投资的银行并因而获得高额报
酬），经理阶层强大的权利（股东的权利被甩到了一边，公司董事局不能有效的行
使权利），过分扭曲的市场（股市过热，使得投资者无法忍受坏消息），会计审计
系统的弊病（“一般过目”的会计审计报告），不透明的信息披露（任何流言都会
造成数以亿计美元的蒸发，所以只能报喜不报扰），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的不正当
关系（利益的驱动，使其独立性受到影响）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今天人们分析导
致美国丑闻事件的重要原因，从而吸引了众多分析家的讨论，成为反面教材，令人
深思。
我们知道，“道德风险”这类激励的问题在所有等级制度组织——私人还是公
共组织——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在前者中它导致了“市场失灵”，在后者中表现为
“非市场失灵”即“公共失灵”；由此，我们应该看到：1，目标的可测量性。通
常认为，监管私人管理者比公共部门更为容易，因为他们的目标安排比给公共决策
者的目标安排更容易测量，但这不完全正确，尤其对股票市场来说。2，代理的程
度和性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代理程度和性质是不一样的，由此，监督和激励
的方式也有差别。3，代理中的互补性制度的影响。通常认为私人行为发生的激励
问题与政府行为发生的激励问题相比，前者更容易解决和更为直观，因为他除了要
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以外，还要受到市场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被替换。但是，
人们很少注意到，股票市场中可以实施的监管和控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在电
脑化的今天。辛格（Singh）早就指出，接管可能使企业盈利，但也可能使之经营
不善或亏损；斯蒂格利茨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接管浪潮的受益者不是股东，而是
经理人员，他们攫取了大量的信息，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多尔教授早就指出，对私
人经理的有效控制取决于政府制定的法规。
总之，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历来既存在于私人部门也存在于公
共部门；所不同的是，在私人部门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股票市场上，以公司治理结
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激励问题对高管人员来说显得有尤为重要，因为其道德风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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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是非常独特的（难以察觉）和严重的（数额巨大），在委托代
理过程中，其信息的藏匿和隐藏的行动将会成为影响他人收益的重要变量，甚至千
百倍于其它市场；与此同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公共失灵所导致的政府监管不利的
问题也同样存在着，所不同的是，股票市场监管中出现的任何一点儿小问题都有
“放大”作用，其后果都将会远远大于任何其它市场；这样，来自道德风险的市场
失灵和公共失灵就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失灵”的倾向，在股票化的经济体系中，
一旦问题爆发，与那些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例如莱茵模式）或其它市场相比
较（他们同样也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定会“一鸣惊人”，成为举世皆知的丑
闻。
六、外国人眼里是怎么看中国的？ 从某些方面看来，今天中国加入 WTO
很象 60 年代日本进入“关贸总协定”，但在有些方面，如同多尔教授所讲的，现
在的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是不同的，“由于日本在冷战中处于美国阵营中，它很好地
理解了美国模式……日本作为特定的美国客户的状况使美国模式具有头号的影响并
不奇怪，而且首先是，美国模式在那时对于集体协议、收入再分配的尺度、旨在促
进增长、充分就业的凯恩斯措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二，在多尔看来，“中
国对股票资本主义充满热情，但是它团体经营的传统更强” ，所以，“让中国人
民了解经济组织的不同方式，特别是德日与英美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是十分重要
的”。最后，多尔批评有些中国的体制改革者，认为他们对美国模式所知甚多，很
具体，甚至比知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具体得多。（引自 R·多尔：
《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年 8 月，中文版序
言，第 3至 12页）
郑秉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欧洲研究所
2002年 8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