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年第1期
利益博弈与不良债权的形成
罗金生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一
、 不良债权：制度创新
的交易成本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任何行为主体将按这样一
种格局来配置 自己可支配的资源，即在这种格局
下，投入各方面和各种活动 (包括支持或阻止制度
变迁的活动等)的可支配资源的边际私人净收益相
等。当投入的资源所产生的私人净收益与社会净收
益不一致时，便会出现各种 “搭便车”行为和 “追
逐经济租”行为，出现与外部效应相联系的资源配
置不当和配置低效率。此外，单个行为主体之间投
入不同活动的资源 (倒如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等)
的生产率或净收益率结构的差异，将导致不同行为
主体可支配资源配置格局的差异，导致制度变迁过
程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分工、专业化、合作变成竞争
与冲突 (胡汝银，1992)。诺思认为，如果不受任
何限制和约束，纯粹的理性经济人就会不择手段进
行任何一种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的活动。
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人和公司都有很高
的积极性寻求经济租金 (世界银行，1996)。一方
面，渐进式改革为各种寻租创造了条件．或者说，
渐进式改革是寻租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寻租又
延缓了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和时间，这转过来又为寻
租提供了空间。寻租过程中产生的既得利益集团是
改革收益的最大获得者，它们把本应该他们承担的
一 部分成本转化到社会。寻租者以很少的寻租成本
获得了改革所带来的财富。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过程
中，寻租者和寻租规模会形成一种自我增长机制，
他们会把寻租获得的一部分收益用于寻租。从而不
断地形成 “规模效益”(卢现祥，200o)。因此．渐
进式改革是我国转型时期租金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
原因，既是转型期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我们
选择这种改革路径不得不付出的一种代价。为什么
说渐进式改革是我国租金规模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呢?这是因为．第一、渐进式改革的过程和方式为
寻租活动提供了可能。与激进式改革相比，渐进式
改革从总体上看，其过程要长得多。这就使寻租活
动的成本与收益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使寻租
结果也呈现出相对稳定状态。渐进式改革方式一般
是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并举，双轨制，先试点
后推广，先简单后容易，先局部后整体。先经济后
政治等等。这些改革方式或特点也为设寻租活动提
供了空间。第二、渐进式改革往往是政府主导型改
革。政府主导型改革有利于解决改革中 “集体行动
的困难”。如改革方案中一致同意的过大交易成本
以及改革受益中的 “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主导
型改革也存在诸多不足，如政府在一些领域既是改
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时，政府官员出于自身
利益和既得利益的考虑可以绕开改革或延缓改革；
尤其是政府是不少改革的发动者和设计者．当一些
改革方案 (尤其是那些包含有优惠政策的)并不能
在全社会推广时．谁是这个方案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设寻租过程．政治刨租和抽租是
[收稿日期] 2001—11—23
[作者简介] 罗盆生 (1963一)，男，云南丽江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
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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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普遍现象 (卢现样，2000)。
事实上寻租过程也是一个产权界定的过程，当
产权界定成本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公共所有，而财
产的公共所有又必然造成对这种财产的过度使用，
从而导致了 “公共地悲剧”。因此，张杰 (1998)
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公共金融产权陷阱”。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界定金融产权的成本很高，使
银行的改革难以真正启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货
币化进程的推进，金融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稀缺程度
大幅度提高，由此诱使各方都竞相争夺那一块没能
界定产权边界的信贷资金，造成信贷规模扩张与信
贷资金的无效率配置。
寻租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是在利
益非均衡的情况下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一种方式。
通过寻租，突破了制度的藩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足够的货币供给。在渐进转轨过程中信用制度不完
善的情况下．部分 “公益人”首先转化为 “经济
人”，这部分首先转化为经济人的转轨收益的一部
分无疑形成了中小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这部分不
良债权应该说是转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和转换
成本，是由公益人恢复经济人的 “人性”而支付的
代价。不良债权大量形成在 1992年后，谢平的一
项研究表明不良债权与计划经济无关，与转轨经济
有着极大的关系。Benson(1984)把寻租看作是利
益集团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形式。张军
(2001)认为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许多 “寻
租”的活动事实上都带有创新的意义。对经济旧体
制的变革往往也就是通过最接近机会的人的某种
“寻租”活动开始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边际
创新”，因为在经济的转轨中，人们认定活动的原
有准则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转轨事
实上给人们提供了诸多可以打 “擦边球”的机会。
打赢了，体制就可能被突破，人们对新的做法就会
有新的评判的准则，甚至重新建立起 “合法”与
“不合法”之间的分界。各利益集团通过进一步的
边际上的制度创新寻租，租金逐步耗散，在均衡状
态，寻租竞争的结果将使寻租的成本刚好等于从事
寻租活动的预期收益，从而使寻租者只能获得与从
事其他经济活动一样的利润水平。这样，寻租者们
的出发点是寻求超额利润 (租)，但他们之间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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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又使这一超额利润消散了 (陆丁，1993)，随着
租的耗散，产权逐步明朗，租金收益逐步转化为市
场收益。
二、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
从理论上讲，在市场范围内，不良债权与债务
关系中每一个当事人的效率损失直接相关。人们都
存在尽早从这种债务关系中退出的愿望。可是在
“模糊产权”的前提下，银行的不良债权本身却包
含着各方的既得利益，人们不但不把它作为一种负
担，反而将其视作占有和继续争夺金融资源及其相
关利益的工具，因此从中遏出的积极性不高。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一方面积极准
备清理旧的不良债权，而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制造
新的不良债权呢?按照诺斯 (Noah，1981)的分
析框架，其要害在于国家也具有自利倾向，银行不
良债权反映了国家及其所属经济部门和相应的利益
集团追求租金最大化的 “个体行动”与提高金融资
源总体配置效率这个社会目标之间的持久冲突。银
行账面上的不良债权虽然意味着低效率和经济损
失，但只要符合国家租金最大化 (比如产出增加与
社会稳定)的要求，就会被认为是经济的。这样，
当它们各自合乎理性地追求其自身利益时，相互间
争切蛋糕式的摩擦与冲突将不可避免，结果，利益
各方陷入既不愿退出又难以真诚合作的僵持状态。
我国银行的不良债权本身包含着各方面的既得
利益，它不单纯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由有关利益
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所导致的一种行为均
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内在逻辑。当然，中小商
业银行总体上存在一种呆账的制度界限，这种界限
无法用哪一家银行的成本收益核算来衡量。在清债
博弈中，国家也必须要考虑其自身的清债成本与清
债收益。中央政府作为公有产权的代表，其行为目
标既包括社会政治目标，又包括各种经济目标。行
为目标的多重性使其行为选择只能在各种目标之间
在兼顾各方利益函数的基础上寻求一个博弈均衡
点。就中央政府对银行不良债权的清理来说，虽然
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可减轻其风险压力，但中央
政府也不是见债就清，必须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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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清理成本和收益，其根本原则就是清理的边际经
济、社会成本小于或等于清理的边际经济、社会收
益。否则中央政府清债动力将荡然无存。我国银企
不良债权债务清理的反反复复正是中央政府在当前
与未来的清债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的结果，也
是中央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权衡各经济主体利益
的结果。所以在目前存在大量银行不良债权以及中
央政府承受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允许不良债权在一
定范围内的存在对中央政府是有利的。地方政府更
希望不良债权存在——核销——再产生——再核销
的循环往复，以充分利用国家担保下的银行资金以
及由此带来的税收策划—— “合理避税”的中央税
收额充分地发展地方经济。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艰
巨性、复杂性而产生的经济立法的滞后性和执法的
艰难性。使得银行依法收贷的结果往往是 “赢了官
司，输了钱”。
模糊产权制度下的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利
益矛盾导致银行不良债权，国家对银行不良债权的
清债博弈并未解决利益各方之间的矛盾，反而使这
些矛盾贯穿于银行不良债权的清理过程中，并使银
行不良债权的处理更为复杂化。在信息不对称的约
束条件下，企业为了避免被清债，往往隐藏其现金
流量信息，否则，该得的利益补偿会随着债的被清
理而付之东流。其清债的博弈行为的均衡解都是
“认真清理，愚公移山，千年认账，万年不还”。
根据 斯 蒂 格 利茨 和 韦斯 (Stigitz、weiss．
1981)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中制度性缺陷的研
究，从金融计划垄断走向金融市场取向的过程中，
由于整个社会强劲的资金需求，计划放弃后偏好风
险的借款人将更多地成为争取中小商业银行无计划
性资金的客户。而厌恶风险和不喜欢违约的较安全
的借款人，由于仍可获得国有商业银行计划资金的
支持，不会 “偏执”于追求中小商业银行的资金投
放．这就形成了中小商业银行融资关系中的 “逆向
选择”问题。特别是在与中小企业发展相关的宏观
经济政策不稳定的情况下，由于所有借款人的收益
和风险会与宏观经济的波动呈现正相关性，融资项
目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中小商业银行的借款人也
更倾向于改变自己融资项目的性质，使之更具有高
的风险和收益水平，“风险激励效应”显著，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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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问题将会加剧 (麦金农，
1997)，而 “赢了官司赔了钱”又助长了 “道德风
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
由社会认可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的实施
机制三个部分构成了制度的基本要素。交换越复
杂。建立制度的实施机制就越必要。制度的实施机
制是一目制度安排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离开了实
施机制，那么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
设．此时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坏。由于缺乏与法
律制度配套的实施机制和制度环境，因此制度的制
定者往往就是制度的违反者。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
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是否具有强制力，主要看违约
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太
高。远远大于违约收益，此时违约行为会得到有效
控制。然而。金融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特别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违约成本太低，违约收
益远远大于违约成本，金融机构的资金就像唐僧
肉，人人都想方设法吃上一块，欠债可以不还，
“依法”逃废债务，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则由于贷
款纷纷落马 (不一定是受贿)，“自我屏蔽”成为金
融制度的本能反应。因此强制性的制度实施机制是
保障交易契约能够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
在中小商业银行发展进程中，由于外部与内部
的原因。各方挤出的金融风险在不断积累，出现经
营亏损、高风险及支付危机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
在中小商业银行身上凝聚了太多的改革风险压力，
导致了比较严重的金融风险。之所以称之为严重，
在于这种风险与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相比，虽然量
不是很大，但具有更为显性化的特征。中小商业银
行本身的地方性和中小性，使之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十分单薄，一旦出现了风险就显得极为严峻。中小
商业银行在组建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为中
小商业银行因此造成高风险债权过大、资金周转不
灵以致产生支付危机建立多少制度性的防范措施，
更没有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机制以降低由此带来的
巨大社会成本。中小商业银行面临如此多的高风险
借款人，最佳选择当然是随风险程度变相提高贷款
利率，这反而为其以各种不合理的手段提高存款利
率吸取资金，找到了 “高进高出”的渠道，经营极
易陷入不正常的资金循环之中。诚然，不能否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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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能够带来高收益，一些中小商业银行通过几年
艰辛积累已经开始向新的质态跃进 (褚伟，2001)。
这里要强调的是，“囚徒困境”可以引出一个很重
要的结论：一种制度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
种纳什均衡。这时，给定别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
没有人有积极性偏离协议规定的自己的行为规则。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
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
协议，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张维迎，2000)。由于制度安排未构成纳什均衡，
仅在制度边际上的变动不能完全替代市场选择下制
度变迁本身的严格意义，中小商业银行既有的制度
性风险不能被市场性风险所掩盖。
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金融业一直受到强
有力的金融约束，国家也付出了巨大的控制 (约
束)成本。正是基于此，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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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的滞后与巨大的金融风险的积累为代价
的，这种代价也可以看成是转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
一 笔转换成本。从整个渐进改革的逻辑看，这种代
价的支付又正好构成中国改革的特质，因为与前苏
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毕竟在改革中已经支付了
这笔代价。代价的大小是一回事，而能不能支付得
起代价又是一回事 (张杰，1998)。
三、结 论
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是各个利益集团
寻租的结果，是转轨时期制度创新的成本，也是有
关利益各方利益冲突与妥协所导致的一种行为均
衡，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内在逻辑。随着租金的耗
散，不良债权增量逐步减少，中小商业银行进入良
性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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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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