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周期循环： 财政分权下的“公地的悲剧” *周小铃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试图解释中国自改革以来反复出现的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象，即高增长伴随高通货膨胀、低增长伴随低通货膨胀的同步循环。通过描述近2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在该时期同时并存的财政分权改革、国有银行的呆坏帐问题、非国有部门对国民经济贡献增大、以及信贷政策收放往复等等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从而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同步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而导致的“预算软约束”和银行体系因金融资产产权公有而引发的“公地的悲剧”。形成该循环的作用机制是国家为提高投资效率而放松信贷控制时，国有银行将本应配置到国有部门的资源转移到了非国有部门，而中央银行必须通过增发货币来补贴得不到贷款的国有部门。本文的后半部分构建了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地区内政府与企业博弈的动态搜寻模型和地区之间地方政府的马尔可夫序贯博弈。两重博弈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均衡，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性负担，财政分权改革不能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反而导致了银行体系中严重的“公地的悲剧”，二者共同引发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循环。 关键词：通货膨胀 周期性波动 预算软约束 政策性负担 银行不良债务 货币供给 公共资源 公地的悲剧 同步变动 信贷控制 *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级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Tel：010-51605534，Email：ringzhouxl@。
Abstract The recurrent boom-bust cycles of Chinese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have been sali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which are featured with the co-movement of output growth and inflation.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s some stylized facts of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observing the concurrent presence of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the bad debts accumulation in state banks, the enlarged contribution from non-state sector, 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credit control policy. We proposes that these phenomena are interrelated with one another, and are caused by both the policy burde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and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the banking system.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cycles are produced is the divers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state sector into non-state sector, so central bank has to subsidize the SOEs by money creation.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paper, a dynamic searching model of intra-district game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firms and an inter-district Markov sequential game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re built in the framework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o define the market equilibrium. It turns out that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SBC) problem is originated from SOEs’ policy burdens, which will not be eliminated b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ut will lead to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the credits of state banks. They interplay with each other to generate the co-movement of output growth and inflation, and the cycl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Key Words: Inflation, Cyclical Fluctuation, Soft Budget Constraint, Policy Burden, Bad Debts, Money Creation, Common Property, Tragedy of the Commons, Co-Movement, Credit Control 2
目 录 一、引言…………………………………………………………………4 二、文献综述……………………………………………………………6 预算软约束理论…………………………………………………6 财政分权理论……………………………………………………9 中国经济波动理论………………………………………………12 公地的悲剧理论…………………………………………………14 三、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现象描述…………………………………16 四、对现象的定性分析…………………………………………………28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28 生产率差距与高速增长…………………………………………30 税收收益与银行的“公地的悲剧” ………………………………31 存贷缺口、呆坏帐与“非增长性”货币供给………………………33 政策变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制…………………………………34 五、模型…………………………………………………………………36 地区内企业与政府的博弈…………………………………………36 地区间地方政府的博弈…………………………………………42 经济波动的动态特征……………………………………………47 六、结论…………………………………………………………………49 数学附录………………………………………………………………51 附表……………………………………………………………………54 参考文献………………………………………………………………56 3
一、引言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程。在这20多年中，中国实现了年平均10％左右的持续增长。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维持长久的高速增长，可谓人类经济史上罕有的奇迹。但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中也潜藏着各种不健康的因素，一个综合性的表现就是以经济增长波动为表征的发展的周期性和改革进程的循环往复。 1978底至2003年间，中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剧烈的周期波动，其中包括90 年代上半期的经济增长加速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90年代下半期的经济增长减速和持续通货紧缩。每当经济繁荣的时期，经济增长率高达13％－15％；可一旦经济低靡，增长率就跌落到仅为3％－4％。从1978年底到现在已经出现过3次这样的周期，平均每4－5年就有一个。毫无疑问，即使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是平稳的或是收敛的，国民经济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何况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向上或向下波动的幅度还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这种愈趋恶化的经济周期和某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一齐并发，国民经济很可能有崩溃的危险。 同时，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产值增长速度上的波动，还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欲行欲止，间歇反弹。在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的高度集中化，是中国传统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针对这种特征，始于1978年底的经济改革，包括微观经营机制改革，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都是以“分权”为主线，力图通过行政性分权消除中央政府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然而，改革微观经营机制以后，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其对产值增长和利润总额增长的追求十分强烈。在资金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形下，只要政府一放宽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每个企业都积极争取贷款以扩大生产，直到经济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强行干预，采取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收回或控制已经下放的权力，进行治理整顿，以降低经济增长和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换取通货膨胀的抑制和经济的稳定。 归结起来就是所谓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旷日持久的“活－乱”循环。这种循环产生的根源在于渐进式的改革造成体制的不配套所致。而改革无法彻底，则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尚未奏效，其生存还有赖于其他制度扭曲来支持。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 4
改革开放以来得以迅速发展的非国有中小企业更符合中国经济当前的比较优势，生产效率高，盈利能力强，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以非国有经济为代表的这种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然而，由于金融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改革，这些部门和企业的发展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因此，解决经济周期的根本办法在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使非国有经济部门能够健康发展。但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又在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保护，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还依赖于廉价的银行贷款的支持。所以，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成为启动经济和从根本上摆脱过去周期波动的关键。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其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都有自身特殊的规律。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反常现象都能为学术界提供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相关领域的理论，发现过去被忽略的一些决定因素，并就这些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作用进一步评估。因此，中国宏观经济中表现出的周期波动，其内在的根源和作用机制也必然有其独特性，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加以解释。与过去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从总供给冲击或总需求冲击来解释经济周期不同，本文从企业的微观经营层面寻找经济周期的根源，得到与既有理论迥异的影响机制，是创新的尝试，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找到真正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制订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够清晰地理解经济系统变动的机制，并明确各种因素对经济的繁荣或衰退产生影响的程度。针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现象，要想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导致这种波动的内在机制。否则，实施的经济政策，要么必须使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或计划手段，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局面，要么甚至适得其反，对经济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带来更大的破坏。因此，本文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现象客观而深入的分析，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试图客观地将改革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描述出来。通过分别对各种经济变量进行考察，现象本身已经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再来寻找背后的解释。通过对现象的全面归纳，一方面能够避免仅仅了解局部现象“管中窥豹”后就主观臆断，另一方面也能尽量避免不从现象出发 5
分析问题，盲目生搬硬套既有的理论。 另外，本文试图通过理论模型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抽象出清晰的逻辑关系，使文章结论的合理性更容易被检验，也便于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时了解本文结论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本文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刻画了中国经济蕴含的周期波动的机制；揭示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支持承诺和预算软约束根源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证实了财政分权改革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反映了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产生的公地悲剧，是所有制问题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过去的文献可能涵盖其中的一点或几点，而本文的模型力求能更加全面地阐释波动现象的本质。 总体而言，本文在客观观察现象的同时，把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体制改革的财政分权问题和银行体系的信贷管理问题结合在一起，以创新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周期形成的机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存在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同步变动现象、中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相对差距的描述；第三部分对过去有关预算软约束理论、财政分权理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理论、以及公共资源的“公地的悲剧”理论等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第四部分对前述现象进行定性分析，给出了一个全面的解释；第五部分建立模型，刻画中国宏观经济盛衰循环的周期特征和通过国有银行贷款资金的准公共品性质引起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相关文献涉及以下四个研究方向，分别为：①预算软约束理论，②财政分权理论，③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理论，④公共资源的“公地的悲剧”理论。 预算软约束理论 自从Kornai（1980，1986）突破性地提出“预算软约束”概念以来，预算软 6
约束问题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现象。关于预算软约束的文献十分丰富，Dewatripont，Maskin和Roland（2000）与Maskin（1999）对过去的研究做了相当全面的综述。根据Kornai（1998）的分类，目前的文献对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有外生和内生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归咎于各种外生原因。Kornai（1980）认为产生预算软约束是由于社会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父爱主义”（Paternalism）。虽然这种理论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中并非每一个企业都存在预算软约束；其后包括Kornai本人的许多实证研究表明，预算软约束现象也大量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中。因此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既不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这种解释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Shleifer和Vishny（1994）认为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者领导人追求政治支持是造成预算软约束主要的外在原因。政治家有非经济的目标，他们热衷于通过增加就业量来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当政治家直接控制着企业或者可以有效地同企业进行谈判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受到政治家追逐非经济目标的影响而减弱。作为回报，政治家会向企业提供补贴，从而形成了预算软约束。Shleifer－Vishny的模型对于政府承担社会就业压力而给予企业补贴这个解释有一定说服力，但它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私有化。因为政治家总是倾向于保持对企业的控制，而不是放弃它们，私有化则同他的利益相冲突。 以上这些理论都只能说明，预算软约束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外在原因使企业相信他们所造成的任何损失都会被政府弥补。但是，一些经验数据表明，这些外在原因尚不能解释所有的预算软约束现象，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金融部门试图通过对高风险的项目投资而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承担再融资的风险，这种动机是不完备的市场内在产生的。 第二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现象，起因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 inconsistency）。这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是由Dewatripont和Maskin（1995）提出的，它认为对于一个未完工的低效率投资项目，银行有积极性对企业追加投资，是因为再融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的边际成本，由此产生再融资的预算软约束。李道葵（1992），钱颖一和Roland（1998）等众多研究都从这个起点出 7
发，将预算软约束理论与转型经济中出现的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扩展。这样的机制不仅可能在社会主义和转型经济中出现，同样也可能在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中存在，它很好地解释了美、日、欧洲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案例，揭示了一个较普遍的因素。在这种逻辑框架下，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容易出现预算软约束现象，是因为前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后者则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经济，在企业进行再融资时，后者的交易成本会更高，使得再融资变成“事后无效”的，从而能够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由此得到的一个重要的推论是：私有化能够降低预算软约束。李道葵（1992）认为，公有制可能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的原因。但是，在东欧和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私有化改革之后，预算软约束现象并没有消失，有不少企业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反而大幅增加（World Bank， 1996，2002）。很难解释为什么经过逾10年的大规模私有化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预算软约束现象仍旧普遍存在，很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幸免。这说明公有产权并不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简单将该问题归因于某种社会制度必然会掩盖问题的本质。 另外，Dewatripont－Maskin模型所讨论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贷市场集中化程度对效率的影响，是强调沉没成本在预算软约束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然而，事实上，预算软约束现象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长期地、反复地涌现于大量企业中，仅仅用对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充分来解释，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政府之所以继续投资并不是由于政府付出了沉没成本，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即使政府对低效率的投资项目追加投资，在项目完成的时候也往往不会得到收益。 对于“政策性负担”概念的阐述，集中地来自于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4，1997，1998，1999，2003，2004）。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林毅夫将由于企业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中生产而缺乏自生能力的现象称之为战略性负担；由于企业承担冗员、职工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等责任而增加的经营成本称之为社会性负担。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统称为政策性负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信息不对称使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经营者管理不善造成的经营性亏损和由于承受政策性负担导致的政策性亏损，只能对国有企业的所有亏损都给予补贴，于 8
是产生了预算软约束现象。在这些系统分析中，他们指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才是形成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剥离政策性负担则是硬化企业预算约束的关键条件。进一步，他们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分析了为什么转型经济中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会普遍存在，关键就在于这些国家过去都不同程度地推行着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该理论实际上是对预算软约束的外生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把分析扩大到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国家中，与Dewatripont－Maskin模型并没有内在冲突。两种观点分别揭示了预算软约束问题中并存的不同影响因素，但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框架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其缺点在于尚不能将因市场信息不完备产生的投资项目的事后有效性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范文辉（2003）为整合两种机制做出了初步的尝试，通过在Dewatripont－Maskin模型中加入完全没有赢利能力的坏项目来刻画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 本文在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理论体系基础上，将Dewatripont－Maskin的框架和Shleifer－Vashny的模型结合在一起，来刻画面对不完备信息的企业承担社会性政策负担的情形，以解释为什么国有银行必须给予国有企业政策性贷款，进而在政府放宽信贷控制时必须增发货币来补贴国有部门的亏空。 财政分权理论 1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财政分权理论作为公共财政理论的一个分支，主要用公共品理论、税收理论、公共债务归宿、政治进程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等分析分权国家中出现的特殊财政问题”。经济学理论对财政分权的大量关注开始于20世纪中期，近50年来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大体概括为：财政分权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怎样促进经济增长。较早的理论文献可以追溯到Tiebout（1956），Musgrave（1959），Buchanan（1965），Oates（1972）等建立的“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后来又出现了以Weingast 1 也称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它们所涵盖的形式很广，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的财政分权，也包括英国、德国等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分权，还包括中国、印度等转型经济的财政分权。为了避免混淆，本文中我们都采用“财政分权”，它的含义与财政联邦主义一致。 9
（1995），McKinnon（1997）， Qian和Weingast（1996，1997），Qian和Roland（1998）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之后以Barro（1990）等为代表的2宏观财政理论也对财政分权问题阐述较多。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也集中于考察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Ma（1997），Zhang和Zou（1998），Lin和Liu（2000）分别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研究结论普遍认为，财政分权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一，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分散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优势；第二，财政分权改善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保持和促进了市场化进程；第三，财政分权可能通过地方政府直接增加投资给经济增长带来动态效益；第四，财政制度从集权向分权的转变，通过改变制度安排来影响内生性经济增长，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肖芸和龚六堂（2003）还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货币，分析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改革进程，地方政府逐渐担负起建设地方经济的责任，而该时期中国经济也呈现出了高速增长的势头。针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Ma（1997）讨论了我国中央政府在地方财政收入提取中缺乏可信度对经济的影响。其理论模型指出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央预先宣布的利润分成方案是时间不一致的。在缺乏迫使中央政府兑现其预先宣布的政策的机制时，地方政府征税的努力水平会大大降低，因此分税制能够帮助解决利润分成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问题。文章实证检验部分以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来代表财政分权度，回归发现财政分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这与分税制是效率改进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Zhang和Zou（1998）对中国改革开放到199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采取预算内外支出度量财政分权，发现省级财政分权与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系数显著为负。由此引申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更适合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一些具有全国外部性的公共投资，适度的集权反而更有利于转型经济的早期发展。他们进一步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出构成的影响，发现中央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 2 由于关于财政分权理论的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本文研究财政分权的重点在于将其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结合起来，将财政分权的改革作为制度背景来分析国有银行体系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对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研究以及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不做具体的介绍，在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文献来源。对于此处提及的文献，请查阅Oates（1999），Zhang和Zou（1998），肖芸和龚六堂（2003）的综述及参考文献列表。 10
支持了中央适度集权的结论。Lin和Liu（2000）研究了中国大陆28个省份1970－1993年财政分权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认为80年代中期以来的财政分权对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用财政收入增量中地方政府占有的份额来度量分权，计量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通过增加资本总投资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而是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发挥作用，例如某省份可以通过将资源从低生产率的领域再配置到高生产率的领域来提高总产出。虽然以上的实证研究对于财政分权的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尚无定论，但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是无庸置疑的，同时财政分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这个作用机制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导致了信贷政策的宽松，有助于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获得投资资金，从而产生了高速增长，与这些实证研究中强调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相符合。 以上对财政分权的研究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而Qian和Weingas（t1996，1997），Qian和Roland（1998）开创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借助厂商理论在企业经营的微观层面上寻找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例如财政分权有可能防止预算软约束的发生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Qian和Rolan（d1998）通过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三重序贯博弈，分析了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他们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产生的外部性将增大补贴无效率企业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政府给予援助的激励。同时，财政分权将影响政府支出的构成，财政竞争使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资本，必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将减少对所辖区域国有企业的补贴。所以在财政支出分散、货币供给中央控制的制度安排下，不同级政府之间的内在利益冲突会产生“监督和平衡效应”，硬化预算约束，降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由于存在流动性资本的冲击，对国有企业实施预算软约束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如果继续对国有企业实行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可能失去流动性资本的青睐。由此可见，财政分权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将得到硬化。 Qian和Roland（1998）首次将财政分权与预算软约束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性和解释力的视角，本文也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但是，一方面，在“拨改贷”的改革之后， 11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重担主要由国有银行承担而非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背景下，钱颖一强调的流动性资本并不是企业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财政分权能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的结论并没得到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的支持。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从而使国有银行体系成为公共资源，“公地的悲剧”导致了高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波动理论 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许多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由于1998年和1999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非常显著，大量的研究都集中于确定这次通缩的性质和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事实上，过热的经济增长也是危险的，刘明兴和许秀兰（2001），谢平、刘锡良等（2001），王顺华（2005）关注了更长时期经济波动，而不仅限于研究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他们分别阐述了我国90年代前期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软着陆”，及90年代后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紧缩与扩大国内需求。 谢平、刘锡良等（2001）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存在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制订货币政策时，肩负着相互制约的多重目标，既要实现币值的稳定，又须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缺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中国人民银行制订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计划有指令性计划（Administrative Plan）或者指导性计划（Indicative Plan）。自1985年下放了信贷审批和分配权，国家尝试着取消分项的指令性信贷计划，实行总量的指导性信贷计划。但每次采用指导性计划时，国有银行的贷款额都会大幅增加，却同时出现了国有企业信贷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迫不得已又必须收回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自主权，重新采用指令性计划，这种循环往复充分表现出央行货币信贷政策的失效。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投放基础货币，实际上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这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这本身就是中央银行内在的角色冲突。所以，这一职能只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为之。可是中国却 12
频繁地借助这个角色弥补信贷缺口，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王顺华（2005）提出我国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体制环境。例如，调整所有制结构，重构微观基础；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构建调控平台；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丰富调控手段。这些政策建议与本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根源于国有企业问题，同时利率改革滞后于市场化的进程造成信贷缺口和投融资渠道的单一造成反复的通货膨胀的看法是非常吻合的。 刘明兴和许秀兰（2001）重点比较了关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诱因的几种观点，包括需求冲击论，债务紧缩论，供给增长论，和生产能力过剩论。通过几种理论的政策争论，作者指出最主要的原因必须通过更进一步的实证资料来确定，而目前很难找到某一种外生冲击足够强烈到产生持续的经济波动。所以，小冲击之所以能够引起大波动的根源并不在冲击本身，而在于波动的传导机制。1998－1999年的通货紧缩，正是因为具有巨大潜在市场价值的产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和限制，同时政府又通过财政和银行来支持已经过度投资或者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有部门的发展，从而人为地限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经济陷入了持续的萧条。因此，宏观调控的一个立足点应当是结构性的需求管理政策，生产能力在存量和结构方面的调整应当遵循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升级产业结构，促进金融深化。 除了以上国内学者的评价，Brandt和Zhu（1997，2000，2001）的一系列文章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们利用一个一般均衡的动态搜寻博弈模型来刻画中国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即①经济的分权制改革，②政府对国有部门的长期支持承诺，③中央银行的信贷计划和信贷控制，指出中国的增长与通胀同步的周期循环是由于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国有部门，导致了政府救助国企的承诺与经济分权改革的进程发生冲突。在支持国有部门的承诺下，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因财政分权使政府无法完全控制信贷配置而产生的副产品。文章的结论表明财政分权并没有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只要政府继续承诺支持国有部门，那么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经营和通货膨胀的激增就会反复地发生。 本文在Brandt和Zhu（2001）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将财政分权的作用和银行体系作为公共资源的特征更清晰地阐述出来，并引入了“公地的悲剧”这个概念来解释波动形成的机制。 13
公地的悲剧理论 “公地的悲剧”这个概念是由Hardin（1968）最早提出的，他讲述了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必然会遭到过渡放牧的故事，这个寓言背后的原理是公共资源作为准公共品的本质特征。相对于所有权清晰的私有品，公共品（public goods）是指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公共品消费的多少不影响他人的消费量；非排他性指无法或很难排除他人对公共品的消费。实际上，纯粹的公共品是不多见的，常见的情形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公共品，例如公共资源（Common Property，即具有公共产权性质的资源）。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想要使用公共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用；但是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公共资源会减少其他人对它的享用。（曼昆，《经济学原理》，1997）“公地的悲剧”就是对公共资源的过度消费，即如果存在一个中央计划者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来分配公共资源，可以实现比每个人单独决策时效率更高的分配方案，实现帕累托改进。Fudenberg和Tirole（1991）以公共资源开采为例，作了一个产生“公地的悲剧”的基本博弈模型，并给出了实现该马尔可夫均衡策略的条件。 公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决定资产使用方式的产权结构。如果某种资产的产权安排决定了很多人都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资产，那么这种资产就具有公地的特征。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从自利角度出发进行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效益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从而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们过度地使用这种资产的经济系统之中，“公地的悲剧”自然就产生了。 将“公地的悲剧”概念应用于分析经济现实的文献中，与本文的研究相关的有Aarle，Bovenberg和Raith（1997），陈世渊和陈丹丹（2001），李红坤，莫建明和唐瑶（2003）。Aarle，Bovenberg和Raith（1997）探讨了欧洲中央银行（ECB）作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货币发行机构是否会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因为各成员国可能放任债务积累，EBC被迫大量发行欧元，导致高速通货膨胀的“公地的悲剧”。文章构建了存在两个对称的地方成员国和一个集中的货币管理机构的微分博弈模型。在ECB负责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欧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由各成员国经济和财政大臣协调确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自由决定。将欧盟视为一个经济整体，欧盟内部的结构其实类似于一个具有高度财政 14
分权水平的联邦制国家。由此，分散的财政政策与各国以及欧盟的宏观经济稳定可能存在分歧。文章的结论指出在统一的ECB管理下能够比各国央行独立管理更快地进行债务调整，因此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都更低一些，这说明中央银行并不会存在公共资源的“公地的悲剧”。本文为研究财政分权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及其货币政策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范本，但是在该模型中地方成员国政府只有铸币收益，而不会因为货币发行量的增大拉动地方的投资。缺乏税收收入增加的激励，使地方成员国政府不会盲目扩大债务迫使ECB增发货币。但是在中国债务的积累是由于国有企业扩大投资而产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存在着税收收益的权衡，因此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具备公共资源的产权特征的。陈世渊和陈丹丹（2001）认为，金融行业的外溢性（externality）和我国金融资产国家分配的性质使金融具有准公共品的特性。金融企业作为社会信用中介的核心，既是社会的债务人，又是社会的债权人，经营绩效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利益，具有社会外溢性；同时，金融企业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少数银行发生清偿危机时，公众对所有银行进行挤兑，存在行业内外溢性。国有银行目前仍是我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在社会资金分配中占主导地位。随着改革的推进，银行存款的主要部分由改革开放以前的企业存款转变为个人存款，但贷款资金主要还是流向国有企业。我国金融资产分配的国家性质，其背后的实质是所有者的缺位。由此，我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其准公共品的性质导致了金融资产使用的低效率，银行呆坏账的大量出现等等“公地的悲剧”，危及金融安全。李红坤，莫建明和唐瑶（2003）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使之变成了一块人人伸手的公地，必然出现经济效益的滑坡，连年亏损。但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不破产，位于企业上层的财政和银行系统不断地向国有企业补充资源。在80年代，中国的中央政府通过财政系统向亏损企业提供补贴；到90年代，亏损的国有企业依靠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持下去，而这些贷款最后都变成了银行的呆坏帐。政府和银行的官员没有权威和激励去有效地管理财政和银行体系的资源，所以财政和银行也就成了公地的两种形式，那么“公地的悲剧”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15
三、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现象描述 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然而，仔细观察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不难发现，这种快速增长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实现的：每逢高速增长的年份，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达13％－15％；而一旦速度缓慢下来时，年度的增长率则只有3％－4％，这样的波动是非常剧烈的。同时，从1978年底到1996年已经经历了3次这样的周期，经济波动的波峰分别出现在1985，1988和1994年。平均每4－5年就经历3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循环（boom-bust cycle或stop-go cycle），这样的波动是非常频繁的。 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异乎寻常的高，掩盖了中国宏观经济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同时也掩盖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增长同步变动的 “盛衰循环”。附表1给出了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概览，通过对1978－2003年期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趋势的对比，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一个清晰的同步变动（见图1）。 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1978－2003）2520151050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5年份（年）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图1 改革以来中国的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1978－20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以1988年之后的衰退为例，通过采取财政、信贷双紧的措施，通货膨胀率 3 中国宏观经济的boom-bust cycl（e或称为stop-go cycle）已经被很多文献进行过论证和研究，例如Naughton （1992）；Yusuf （1994）；Fan和Woo通过IMF公布的报告，世界银行1995年的报告等。这些文献均已经由Zhu和Brandt（2000，2001）进行了引述，故而在本文中不再独立列为参考文献。对于这些文献来源，见Zhu和Brandt（2000，2001）的参考文献。 16（％）
从1988年的％下降至1989年的％，1990年的％；相应地，GDP增长率从1988年的％下降至1989年的％，1990年的％。1990年，通货膨胀率和GDP增长率同时处于该次经济周期的谷底。在另外两次周期中，也同样显著地表现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步变动。数据表明， 1984年流通中货币比上年增长％，导致了1985年的高通货膨胀。这一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达到，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达到，分别比1984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和个百分点（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9）。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规律是：在经济增长率很高的时期，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4激增；随后经济持续紧缩，在紧缩期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步地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并存的经济现象。首先，在经济繁荣的时期，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主要是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总额增长较快；在经济紧缩的时期，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增长较慢。在表1中列举了1991－2003年间各年度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增长率。 表1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1991-2003）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金融机构贷款总 额增长率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金融机构贷款总 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根据表1制成图2，与同期GD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相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有顺周期的特点。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比GDP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更大，充分显示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有银行的信贷宽松，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国有银行的信贷紧缩。 4 中国出现的这种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反常的。因为在其他国家，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显著为负向的，或者没有什么联系。在中东欧国家，自其改革伊始，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呈现负向相关关系。 17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1991-2003）30252015105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年份（年）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GDP增长率图2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率（1991-2003） 表2 部分所有制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单位：％） （1986－2002） 年 份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资料来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数据。 其次，我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内的分布结构作为依据，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流入国有部门的贷款比重相对降低；在 18增长率（％）
5经济增长缓慢时期，流入非国有部门的贷款比重相对升高。表2给出了1986－2002各年份部分所有制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虽然不能排除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多种融资渠道的介入使该比重分布与国有银行贷款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比重分布不完全吻合，但对于国有经济而言，两种比重的变动趋势应该基本一致。因为1984－1986年间我国实行了“利改税”、“拨改贷”等一系列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措。根据袁钢明（2000）的实证研究，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国家财政几乎不对国有企业增注资本金，国家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81年的％下降到1995年的％，一些新建国有企业完全靠银行贷款建成。同时，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有企业直接融资量很小。由此，自1986年以后，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即国家为扶持国有企业运行发放的政策性贷款。 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1986－2002）80706050403020100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份（年）国有经济所占比重GDP增长率 图3 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1986－2002） 根据表2制成图3，国有经济所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动与GDP增长率的变动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反向变动趋势：经济增长的波峰，差不多对应着国有部门所占投资比重的波谷；经济增长的趋缓，恰巧对应着国有部门所占投资比重的回升。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同样推断出国有银行贷款流入非国有经济部门 5 非国有部门并不是专指私有部门。虽然它确实包括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可在改革开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非国有部门主要由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构成，这些企业是由地方政府或集体所经营的。 19（％）
中的比例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流入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比例相对较高；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流入非国有经济的银行贷款比例相对较低。 将以上种种经济事实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即多个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具体而言，就是当国有银行的贷款政策宽松时，流入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份额提高，全社会的总投资增加，经济增长加速，同时通货膨胀率激增；当国有银行的贷款政策紧缩时，流入非国有经济的贷款份额降低，全社会的总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减缓，同时通货膨胀率被压低。 这些经济变量的同步变动是独立的现象，还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呢？如果它们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那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形成的呢？我们对潜在的原因提出一个猜想：产出的高速增长来源于生产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伴随出现的高通货膨胀根源于国家对国有部门的支持和补贴，即预算软约束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包括吸纳大量冗员减少失业和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能。一旦国有企业大量倒闭，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家必须对国有部门给予长期的政策支持，对国有企业的亏损给予大量补贴。一方面，在财政分权改革之后，政府支配财政收入的能力显著削弱，补贴转以“拨改贷”的形式由地方国有银行承担。地方与中央利益的不一致，使财政分权加剧了预算软约束现象，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补贴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国有部门已经无法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要依赖劳动力相对密集、生产更有效率、投资回报更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实现高增长率。既要弥补国有部门的资金缺口，又要满足非国有部门所需的投资需求，在其他融资渠道有限的金融体制下，国有银行吸纳的储蓄资金明显不足，因此政府只能增发货币，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反之，在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降低。 这个猜想是否合理，首先基于是否存在支持该逻辑推理的经验事实，即：①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否普遍亏损，②国有企业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③财政分权改革后预算软约束问题是否更加突出，④非国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效率差距是否在扩大，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是否与信贷政策的变化相一致。我们接下来将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20
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历年来的亏损情况很严重，国有企业承担着大量的冗员和社会保障负担。根据附表2中列出的数据绘出图4，反映了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在1978－1996年间的亏损面和亏损率。 1978-1996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7060504030201001978198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年份（年）亏损面亏损率 图4 1978－1996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 资料来源：郑海航（1998），《国有企业亏损研究》。 可以观察到，从78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到90年代中期接近于40%。而国有企业的亏损率则显著上升，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上升幅度更大，达到60%左右。也就是说，全部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中，约有超过35％为亏损企业，亏损总额1994年达亿元，1997年时还出现全行业的亏损。这些资料反映的还仅仅是国有企业明亏的情况，许多人认为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的亏损程度要更为严重。一种常被援引的说法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除了1/3明亏以外，还有1/3处于潜亏状态，真正能够盈利的企业只占1/3。周天勇（1995）指出，通过延迟对国有国有银行的税收支付，许多国有企业表面上是盈利的。一旦考虑利息成本加以调整，90年代中期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都是亏损的，并且总资产越多，亏损额越大。范文辉（2003）根据周天勇（1995）的6核算方法，对1996－2001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真实 6 周天勇（1995）的做法是用资产的盈利率减去资产负债率与贷款利率的乘积，用所得的除去机会成本的净资产盈利率，再乘以国有总资产，求出国有资产盈利额。范文辉（2003）据此方法对中国人民银行季报的数据进行计算，按照资产负债率等于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和除以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资产盈利率等于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调整后资产盈利率等于资产盈利率减去资产负债率与贷款利率的乘积，得出1996－2001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调整后的资产盈利率，作为衡量其真实盈利情况的指标。 21（％）
资产盈利率如表3所示。 表3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真实资产盈利率（1995－2001）（单位：％）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真实资产盈利率 － －－－－－ －资料来源：范文辉（2003），《政策性负担、事后有效和预算软约束》。 从上表中观察可知，在90年代中后期直到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从整体上来说真实盈利率都是负的，即国有企业实际是全面亏损的。这些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政府一直对它们进行救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企业承担了提供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国有企业通常有1/3的冗员；1996年国有单位离退休人员总数为2515万人，其中约一半左右是1988年以前离退休的，接近1/3是1985年以前离退休的，1978年以前离退休的不到6％。1998年，国有单位支付的退休金占工资总额的25％，城镇集体单位为22％，而其他单位即非公有单位仅为8％。目前，大约个在职职工要负担1个离退休人员。由此推算，国有企业要多支付大约46％的工资基金，可见国有企业承担着沉重的社会性负担。即使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政府也不能让其大规模破产，只能以预算软约束的方式来弥补企业的亏空金。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我国财政部门每年都会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国家财政每年仅“增拨企业流动资金”与“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两项，就占全部国有企业（含国有金融类企业）上缴给国家财政的利税总额的将近10％。从1978年起，国家财政开始向国有企业支付政策性补贴支出。这三部分救助资金之和占国家每年财政支出的15%左右。在80年代初期，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20%以上（范文辉，2003）。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财政渠道划拨。自80年代初先后实行“中短期设备贷款”和“拨改贷”以后，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从主要依靠财政逐渐变为主要依靠银行。到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对国有企业亏损的补贴情况。 22
表4 财政负担的企业亏损补贴的情况（单位：亿元） 年 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亏损补贴 年 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亏损补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总贷款额1985－2000年度国有银行总贷款额（亿元）700006000050000400003000020000100000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年份（年） 图5 1985－2000年度国有银行总贷款额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85－2001年，及各年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年报。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几乎不存在其它的融资渠道。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财政性明补有所减少的同时，从银行贷款的渠道获得越来越多的暗补。我们从图5可以看出，国有银行的总贷款额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到2000年末已达到亿元。这种通过国有银行渠道获得的暗补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获得低利率贷款而享受的补贴，另一种是通过拖欠银行贷款而实际得到的。过去的财政直接补贴是不需要国有企业偿还的，“拨改贷”以后，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实际上替代了过去的财政补贴，国有企业根本无力偿还。其结果是欠款越来越多，成为银行的呆坏帐。据估计，目前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呆帐、坏帐比例在20％－25％之间，与发生 7 本表格中亏损补贴指财政应从企业收取但未收到的收入。 23
金融危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府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体系确实对国有企业实行了预算软约束。 第三，财政分权改革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银行呆坏帐的大幅度增长说明财政分权实际上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虽然从70年代末就开始酝酿，但最初的财政“包干制”由于不具备按税种或税源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特征，是一种不彻底的分权政策。自1980年开始，国家继续推进财政分权制改革。但是在1980－1984年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试验性和临时性的，收入分摊的规则常常变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85年之后的财税政策相对稳定，财政改革的方向比较明确。因此，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认定中国的财政分权是从1985年开始的，并且在1988年之后确立下来。1994年开始，财政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规范的时期，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界定。 80年代中期开始，国有企业实行了“拨改贷”，财政体制改革开始财政分权，其实都是围绕着明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目标展开的。两项改革同步实施的时期里，彼此间必然有内在联系。如前所述，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增长迅速；同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日益加重。由图4看出，在1988年以前，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小幅波动，1988年以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都剧烈攀升，至1996年时几乎达到了1988年以前的3－4倍。自从实行“拨改贷”以来，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大幅度提高，1980年为30％，1985年为40％，1990年上升为60％，1994年高达75％。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增长加快和国有企业亏损加重的同时出现，充分说明财政分权的改革，不仅未能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反而加剧了该问题。 第四，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生产率差距拉大，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国有部门。以非国有制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越来越大。表5列出了我国非国有经济成长的综合指标，表6和表7分别给出了工业产值结构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结构在 24
8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变化。 表5 我国非国有经济成长综合指标情况（单位：％） 占全国工占工业总就业占社占城镇就占国家财占GDP对GDP年份 业总产值产值增量会劳动力业人口的政收入总增量的比的贡献率的比重 的比重 的比重 比重 量的比重重 1978 － － － 1984 － － 1988 － － － 1992 － 1993 1994 1995 1996 － 1997 － 资料来源：王顺华（2005），《抑止通货膨胀与治理通货紧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 表6 工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单位：亿元，％）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城乡个体企业 其他企业 年份 总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1978 4237 3289 948 0 0 1980 5154 3916 1213 1 24 1985 9716 6302 3117 180 117 1990 23924 13064 8523 1290 1047 1995 91894 31220 15231 1997 113733 29028 20982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98），《成就辉煌的20年》。 8 在本表中，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包括农村村和村以下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 25
表7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结构的变化（单位：亿元，％）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城乡个体企业 其他企业 年份 总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产值 份额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98），《成就辉煌的20年》。 工业部门中国民经济所占比重变动90807060504030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年份（年）就业比重投资比重产出比重 图6 工业部门中国民经济所占比重变动 资料来源：1984－1995各年度《中国工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工业产值结构中还是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其中，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提高到1997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份额由1978年的％提过到1997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国有工业、国有商业的绝对产值仍然在增长，因此非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份额增加，是它比国有经济发展得更快引起的。上述数据表明，改革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主要依靠新生的非国有经济为动力的特征。 伴随着非国有部门的飞速发展，国有部门对国民总产出的贡献与其在就业和 26（％）
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差距逐渐扩大。图6以工业部门为例描述了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动。与非国有部门相比，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明显缓慢得多，使得国有部门的产出比重急剧下降。例如，在工业产业中，国有部门的份额从1978年的％下降到1995年的％。这个下降本应导致就业比重和投资率在国有部门中降低。然而，相反的是，从90年代初开始，国有部门在总就业和工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分别维持在45％和70％左右。非国有部门在较低的投资水平上都能够拉动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可见国有部门明显生产率低，投资回报率低，积累速度慢。 第五，中国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呈现出和信贷政策变化相一致的特征。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国有银行信贷政策的放松和收缩周期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周期、GDP增长率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因此可以预期货币供给增长率与信贷政策变动、通货膨胀率变动和经济增长率变动都存在一个同步关系。根据附表1和表1中的数据，可以刻画出1991－2002年间中国的广义货币（M）供给增长率的变2化趋势，并将其与通货膨胀率、贷款总额增长率的波动对比分别表现在图7、图8中。在图7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货币供给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几乎完美的正向同步变动关系，并且两条曲线的相对距离基本保持稳定，说明货币供给的增长 能完全地解释伴随经济增长波动出现的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另外，我们在图8中果然看到了货币供给的增长与信贷政策的变动趋势相同。 货币供给（M2）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波动对比40302010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10年份（年）M2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图7 货币供给（M）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波动对比 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7（％）
货币供给（M2）增长率与贷款总额增长率波动对比40302010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份（年）M2增长率贷款总额增长率 图8 货币供给（M）增长率与贷款总额增长率波动对比 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以上经济事实与我们提出的猜想没有发生矛盾冲突，说明这个假说作为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产生原因的解释，其推论与各种现象是外洽的，由此保证了本文结论的合理性和实证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对现象的定性分析是否是自洽的。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具体阐述对该现象的定性分析。 四、对现象的定性分析 通过第三节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象描述，我们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同步同向变动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假说。在本节中，将进一步对现象进行定性分析，详细阐释假说的内在逻辑关系。 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1950年代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产物。中国作为一个资本非常稀缺的经济，政府的赶超战略是同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国家兴建的重工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无法盈利。如果一个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则不会有人对其投资，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为此，政府必须对价格信号进行扭曲。当市场化改革开始后，经济中的要素和产品价格逐渐由市场竞争决定，重工业企业无法盈利的问题就由隐性变为显 28（％）
性。由此，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形成了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 另一方面，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能够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吸收的劳动力人口有限，而中国却是一个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改革前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强迫国有企业雇佣过多冗员，并实行低工资政策。过低的工资使职工退休后的养老、医疗费和其他需求也必须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后，工人的工资和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改由企业自己支付。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国家不允许国有企业淘汰冗员；同时，退休职工越来越多，退休金和社会福利支出负担也就越来越重，这就形成了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 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承担着战略性的和社会性的政策性负担。这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都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内生产物。改革以后，市场在投资和生产上的资源配置作用增加，但国有企业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继承了一系列政策性负担，导致了政策性亏损。政府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因此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经营，就必须对其进行承诺给予各种事前的政策性优惠和事后的政策性补贴。但是，由于激励不相容，企业经理人员会将各种亏损，包括政策性亏损和道德风险、管理不当等造成的经营性亏损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确知政策性亏损是多少，也无法区分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只好把企业的所有亏损全都负担起来，因此形成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由于存在事后补贴的可能性，更加重了企业经理事前的道德风险问题。这种由于政策性负担带来的预算软约束，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激励机制。 林毅夫、刘明兴和章奇（2004）的实证分析证实了政策性负担是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政府给予国有企业救助的根源就是政府对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许以维持其经营的承诺。从这个实证结果可知，要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必须先消除企业的各种政策性负担。事实上，改革开放20年来，为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推行了承包制、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各种制度设计。但是，预算软预算的问题仍然存在，其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内生于政策性负担，上述改革没有消除政策性负担，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当然，消除了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29
以后，Dewatripont和Maskin所强调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时间不一致性所造成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可能还会存在。但是，和国家的赶超战略形成的政策性负担相比，这种内生性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应该只是个别问题，而不会是普遍问题。所以，财政分权的改革由于不可能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而无法像Qian和Roland（1998）预测的那样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 财政分权改革后，政府配置税收收入的能力降低，严重的财政赤字使以财政拨款的方式补贴国有企业很难实现。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拨改贷”，但其大幅亏损和高负债率却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显然不是“拨改贷”改革所造成的结果，实行“拨改贷”的意图是为了结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使其成为独立经营的微观经济单位，负起独立经营者的责任。然而，由于一系列政策性负担的存在，国有企业一方面没有能力与非国有企业在开放市场上竞争，另一方面又能够以政策性借口继续要求政府补贴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在实行“拨改贷”之后，国有银行实际上代替财政承担了对企业补贴的职能。国有企业在财政性明补逐渐减少的同时，从银行贷款的渠道获得越来越多的暗补，国有企业在财务上反映出的亏损率和负债率显著升高，因此预算软约束现象更加严重。 生产率差距与高速增长 在第三节中，我们看到无论在工业产值结构中还是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份额都在持续增长，充分体现其生产效率高，发展快。国有企业由于承担了沉重的政策性负担，生产成本高，盈利能力低；由于其没有足够的利润用于积累，其技术改造相对落后，生产率的提高缓慢；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长期存在，其改善经营管理的激励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相对于传统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得以迅速发展的中小企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成本低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强的特点，符合中国经济当前的比较优势。这类部门和企业的资金积累快，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机会能够作出迅速的反应，易于形成良性循环，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周期短，资本回报率高，如果金融市场足够开放时，资金会自动流向投资效率更高的非国有部门。但由于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不足，融资渠道有限，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主要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为了争取更多的 30
投资资金，非国有企业往往会支付较高的名义利息来争取贷款。因为地方国有银行对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投资项目具有信息优势，能更有效率地发放贷款，国家逐渐将制订和实施贷款计划的权力分散化，以实现这种信息优势。因此，在信贷政策宽松的时期，银行体系吸收的储蓄资金被地方国有银行更多地贷给非国有企业。如果国家实行指导性信贷计划，地方国有银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来选择贷款项目和确定贷款数额，则其必然倾向于将资源转移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非国有部门来实现高回报。在指导性信贷计划之下，中央很难控制地方国有银行支持计划外的投资项目中，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Brandt和Zhu，2000）。第一，地方国有银行可以通过同业间拆借将资金转移到非国有银行等其他金融部门，间接对计划外企业进行贷款；第二，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在事后确认地方国有银行的计划外贷款行为；第三，虽然中央银行在地方的分支机构担负着监督地方国有银行执行国家信贷计划的责任，但是由于央行地方分行的领导官员都是由地方政府来任命的，他们往往默许地方政府帮助非国有部门的计划外投资项目去争取计划内贷款资金，以拉动地方上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指导性信贷计划下，地方国有银行不仅更容易将贷款资金配置给非国有部门，而且这种转移也不容易被中央政府所监督。在财政分权和“拨改贷”的政策体制下，信贷政策的宽松，使非国有经济获得更多的投资，总产出增长快，而与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差距加大，经济高速增长。 税收收益与银行的“公地的悲剧” 改革以来，财政体制改革一直着眼于改善财政分权的状况。最初采取财政“包干制”，从80年代初开始试行“划分收支”。1994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即以按税种或税源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特征税收制度。由于明确了税收事权，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回报率高，经营利润高，对于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就明显增大。因为地方政府能从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中增加税收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往往鼓励地方国有银行对当地企业大量发放贷款，尤其是非国有部门的企业。 对于地方国有银行而言，也更倾向于配合地方政府的意愿，过度发放贷款。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地方国有银行的领导是由地方政府任命的，其更容易 31
受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人的贿赂，为计划外的项目大开绿灯。第二，央行各地分行的领导官员默许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认真监督地方国有银行的施贷行为，使中央政府无法在事后确认地方国有银行违反贷款计划的行为。第三，随着近年来国有银行呆坏帐比率的攀升，地方国有银行的领导为了自己的业绩，都试图降低呆坏帐比例。在国有企业拖欠了大量贷款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想通过回收过去的呆帐坏帐来降低银行不良债务比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地方国有银行通过多发新贷款，将贷款总额扩大，变相地在财务帐面上降低不良债务比例，以体现领导的业绩。 以上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非国有企业可以采用贿赂和寻租的方式取得按计划本该贷给国有企业的资金中的一大部分。其背后的根源在于，国有银行贷款资金的产权是公有的，既不属于地方国有银行，又不属于地方政府，而贷款资金转变为企业投资之后产生的税收收益却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故而，银行体系中的资金成为了一种公共资源，因其准公共品的性质，必然会产生“公地的悲剧”：即一个地区扩大消耗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收益，但增发货币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却由所有地区共同承担。其他地区的企业因为通货膨胀，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利润率降低，尤其是国有部门的亏损更加严重，因此未来的税收收益减少。如果这些地区不扩大消耗贷款资金，该地方政府不仅不能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还要承担通货膨胀后的税收损失。如此一来，每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会和企业合谋，争取贷款，只要税收收入增加的边际收益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边际成本，这样的动机就会一直存在，直到非国有部门的扩张所增加的税收不足以弥补因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损失。 存贷缺口、呆坏帐与“非增长性”货币供给 我国的金融改革虽然已经进行了多年，但是相对于微观经营结构和财政改革等等有着明显的滞后。金融市场没有完全放开，利率是刚性的，不具有自动调节资金供需的功能。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居民的储蓄意愿很低，银行能够吸纳到的储蓄金额有限，减少了可贷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资金的价格低廉提高了企业对贷款资金的需求。资金的供给量远远低于资金的需求量，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存贷缺口，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孕育了通货膨胀的病源。在1985年下放了信贷审批和分配权之后，贷款的指导性计划代替了指令性计划，但低利率的宏观 32
政策环境并没有随之改变，就形成了通货膨胀显性化的条件。在此情形下，由于非国有企业可以采用寻租的方式取得按计划本该贷给国有企业的资金中的一大部分，贷款资金流向非国有部门后，在央行规定的信贷额度限制下，国有部门几乎得不到投资，存贷缺口进一步扩大。而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无法通过自身的利润积累形成足够的资本金，没有国有银行的贷款注入就无法维持。国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只好用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信贷资金的不足。这种增发是“非增长性”的货币供给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原本流入国有部门的资金回报率就很低，通货膨胀使国有企业蒙受更多损失，根本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出现更多呆坏帐，随之爆发了潜伏的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图9 内生性通货膨胀机理 这种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可以用图9来说明（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9）。图中P为开放自由市场形成的利率水平，反映了资金的供求均衡。在此利率水平0上，市场利率的变化能够调节资金的供求，货币发行量因而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宏观变量。在利率刚性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利率被人为地压制在市场决定地水平之下，如P。在此利率水平上，资金供给量（OB）和需求量（OD）不再相等，2形成资金缺口BD。若在严格的指令性贷款计划下，资金的供给可以全部投放到体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国有企业中，所以可以假设总贷款OB全部来自于储蓄。在改革之后，非国有企业崛起，其生产效率高，盈利能力强，可以支付较高的名义 33
利息或通过贿赂银行，以高于P的实际利率（譬如P）取得贷款。如前文的论述，21宽松的信贷计划和信贷管理的分权使金融机构自身利润动机增强，非国有经济能够得到大部分的贷款资金，不失一般性地，我们可以假设非国有企业得到全部由储蓄转化而成的贷款BC部分，而国有企业缺乏竞争贷款的能力，只能得到OA（即OB减去BC的部分）这个较小的比例。然而，由于国家必须对承担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实现维持其经营的承诺，所以仍要保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低利率资金需求OB。为了补足AB这块的资金需求，只好靠增发“非增长性”的基础货币来满足。这种在资金流通系统内部资金需求总额超过可能的资金供给量，而管理体制上又不能有效地用指令性配置办法强制实现资金可配置额和实际配置额的平衡，只好由资金流通系统外的货币管理机构被动地增发新货币，以补足资金供需缺口，是利率过低和调节机制不健全的必然结果，因此改革以来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是一种内生性的通货膨胀。 政策变动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制 在低利率政策环境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扩大金融管理机构的自主权，放松对信贷和投资的控制，就会出现一轮以信贷扩张支撑、投资拉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即所谓的“一放就活”，进而出现以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和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争夺资源为特征的“一活就乱”的现象。中央银行频繁地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来弥补地方国有银行的亏空，使得地方国有银行更缺乏监督贷款使用和控制贷款规模的激励，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项目更容易获得再融资，预算软约束愈发严重。因此，财政分权实际上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为了避免国有企业大量倒闭，同时避免经济陷入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经济的运行。 在低利率政策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对这种“一活就乱”只能采用压贷款、砍投资、加强中央控制、治理整顿等等办法，国家因此控制货币供给，采用紧缩政策，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资源配置倾向于效率较低的国有部门济，明显呈现出“一收就死”的现象。“一收就死”是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在生产效率得不到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急剧趋缓时，经济再一次放开，形成宏观经济波动的盛衰循环。循环中发生政策变动的临界点，就是在非国有部门扩张给 34
地方政府带来的税收增加恰好等于其因通货膨胀承受的损失时。 综合前面的论述，我们简单地归纳一下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成的机制。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国家责无旁贷地对其补贴维持其经营。进行了财政分权和“拨改贷”的改革后，国有银行以贷款的形式担负着给予国有企业补贴的职能，预算软约束现象反而加剧了。非国有经济的生产效率高且资本回报率高，各个地方政府出于税收考虑，帮助其争取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以扩大投资。国有银行因信贷政策的宽松拥有贷款分配自主权，非国有部门就能用较高的利息或寻租手段获得大量计划内贷款，而国家承诺满足国有部门的贷款需求得不到实现。在人为压低的利率下，银行的储蓄不足，如果各个地方都扩大贷款规模，政府只能增发货币来提供资金，这样会导致通货膨胀。国有银行的资金由于其公有产权的性质成为公共资源，财政分权使各个地区单独获得投资收益，却共同承担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各个地区都会争相扩大贷款规模，扩大投资，从而形成了金融体系的“公地的悲剧”，通货膨胀率飙升。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了未来税收的损失，银行呆坏帐增加，预算软约束问题恶化，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贷款缺口继续扩大，通货膨胀率继续提高，最终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直至非国有部门扩张造成的税收增加已无法弥补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政府强迫经济紧缩。通货膨胀率被控制的同时，由于非国有经济无法获得投资，经济增长率也大幅下降。 在这个波动机制内部，四个最关键的因素是这种盛衰循环的根源。第一，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由于其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因此中央政府必须作出维持其经营的承诺。第二，财政分权的改革不能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因此国有银行的贷款必须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三，信贷宽松时，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巨大产出差距使资金必然流向非国有经济中，因此银行体系中的资金需求会突然增大。第四，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是一种公共资源，各个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银行都没有控制贷款规模的激励，从而出现“公地的悲剧”，产生必须靠增发货币才能填补的信贷缺口，产生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所以，国有企业问题的解决、政策性负担的消除，是走出经济盛衰循环的前提条件。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于财政分权改革的滞后，是经济周期波动得已产生必要的制度环境。资源从国有部门被转移到非国有部门，是波动机制发挥作用的 35
直接途径。银行体系的公有制产权特征是循环波动幅度过大的诱因。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数学模型，将以上的逻辑更严密地表达出来，因此本文在下一节将用模型来表述问题的实质。 五、模型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地区内企业和政府（包括银行）之间的动态搜寻博弈模型。与Brandt和Zhu（2001）类似，我们将Dewatripont－Maskin的模型和Shleifer－Vashny的模型结合在一起，以研究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如何导致了政府对国有部门支持的承诺，形成预算软约束，并考察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以及财政分权对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影响。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建立了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以研究国有银行体系的“公地的悲剧”，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原因，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机制。 假设一个经济中有2个相同的地区，表示为j=1,2。每个地区中都有两个部门，即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为了便于模型的推导，我们将每个地区中非国有企业的数目标准化为1，国有企业的数目为α，这样α可以解释为国有企业的相对规模。整个经济中只存在一种商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又可以作为投资品。两个部门中的企业都进行投资，并且经济中的所有个体全部为风险中性的。在此模型中，时间是离散的，表示为t=1,2,3"。 地区内企业与政府的博弈 在每个地区之内，存在地方政府、地方国有银行、数目为α的国有企业和数目为1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没有资本，它们完全依赖国有银行的贷款为其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项目完成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利润课税，国有银行回收贷款及利息。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银行都是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可以同时被视为政府的代表，作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 36
企业行为和技术 9假设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内的企业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技术。不失一般性，假设每个企业只有一位员工。这个员工扮演着经理的角色，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决策，同时从企业的经营利润中获得工资。经济中有两种类型的投资项目：好项目和坏项目，其收益情形如图10所示。 图10 任一期企业投资项目收益图 （1）好项目：在某一时期，企业在第1阶段用银行贷款投资i单位产品，在该时期的第2阶段获得Ai单位产出，经理因此享有相当于Bi单位产品的就业福g利，这种就业福利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收益，并不直接体现在投资项目的产出中，而体现在企业维持经营保持了就业的稳定。假设R<A是投资贷款的总实际利g率，则银行在期末收回Ri单位的本息。企业的留存利润为A−Ri单位产品，()g地方政府对该利润征税，税率为τ∈0,1，因此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为τA−Ri()()g单位产品。经理从好项目中获得的单位回报率为 π=1−τA−R+B ()()gg（2）坏项目：在某一时期，企业在第1阶段用银行贷款投资i单位产品却没有获得产出。如果不对企业追加投资，企业就会倒闭，使企业内的员工失业，丧 9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相同，则忽略了国有企业由于过度资本密集，导致其不符合我国劳动力密集的资源禀赋结构，缺乏自生能力而承担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事实上，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同时承担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但是许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有企业则只承担了社会性政策负担。所以，社会性政策负担在国有部门中更加普遍，并且仅仅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存在就已经能造成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为此，本文的模型侧重从社会性政策负担来分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 37
失就业福利。但如果对企业追加i单位的投资（称为再融资），该时期的第2阶段就能获得Ai单位产出，经理继续享有Bi单位的就业福利。由于企业获得再融资b之前拖欠了银行贷款，则其第2阶段的产出全部偿还给银行。企业的留存利润为0，因此地方政府也无法获得税收收入。经理从好项目中获得的单位回报率为 ⎧B; 若项目获得再融资π= ⎨b0; 若项目未获再融资⎩在时期t≥0，企业的投资项目是好项目的概率取决于企业经理的努力程度。如果经理并未努力搜寻，只是随机地选择一个投资项目，则遇上好项目的概率是较低的自然概率Q；如果经理努力去搜寻好项目，其单位投资的搜寻成本为c>0lδ1−δ（以产品度量的效用损失），而在时期t遇上好项目的概率为Q=QQ，其中tht−1δ∈0,1，常数Q>Q，Q是在t−1期经理搜寻的前提下遇到好项目的概率。()hlt−1这种搜寻技术的特征暗含着一个假设：经理在一期的搜寻行为对下一期存在一个正的外溢效应，而经理只有下一期继续保持搜寻行为才能从这种外溢效应中获益。不妨令Q=Q，则显然能得出以下引理。 0l引理1 对任何t≥1，Q<Q<Q<Q且limQ=Q。 ltt+1htht→∞10引理1说明Q代表的搜寻回报随着时间逐渐上升趋近Q。在t期，企业经th理的事前期望回报为 ⎧Qπ+1−Qπ; 若不搜寻()⎪lglbeπ= （1） ⎨tQ+−Q−c 若搜寻()⎪tgtb⎩因为经理是风险中性的，他们的目标是最大化期望收益。由公式（1）可知，经理在t期会搜寻当且仅当Q−Qπ−π≥c，即搜寻的回报高于搜寻的效用()()tlgb损失。 δ1−δ⎡⎤假设1 Q−Q1−τA−R<c<QQQ−τA−R+B。 ()()()()()()hlghllg⎣⎦ 10 因为我们假设搜寻行为的好处体现在找到好项目的概率提高，所以搜寻的回报总是有界的。在此，假设其上界为Q。 h 38
当企业的坏项目会获得再融资时，π−π=1−τA−R，由于Q的上确()()gbgt界是Q，则Q−Qπ−π的上确界是Q−Q1−τA−R。因为 ()()()()()htlgbhlgQ−Qπ−π<Q−Q1−τA−R<c， ()()()()()tlgbhlg搜寻的成本大于收益，经理不会去努力搜寻以提高找到好项目的概率。 当企业的坏项目不会获得再融资时，π−π=1−τA−R+B，由于Q的()()gbgtδ1−δ⎡⎤下确界是Q，则Q−Qπ−π的下确界是QQQ1−τA−R+B。()()()()()ltlgbhllg⎣⎦δ1−δ⎡⎤因为c<QQQ1−τA−R+B<Q−Qπ−π，搜寻的收益大于成()()()()()hllgtlgb⎣⎦本，经理必然努力搜寻好项目。 假设1意味着经理搜寻好项目的努力程度依赖于项目获得再融资的可能性。如果经理预期当项目投资为坏项目时不会获得再融资，他就会搜寻；如果经理预期一定会获得再融资的补贴，他显然不会搜寻。 政府责任和预算软约束 与Shleifer和Vishny（1994）相似，在这个模型中，维持国有企业是政府获得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员工提供持续的就业和不低于市场工资的报酬来积累政治资本；作为回报，政府得到国有部门的政治支持。如果国有企业倒闭，其员工失业，就丧失了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国有企业的经理也失去了国有部门内的特权和利益，那么国有部门对政府的支持会减少，政府在国有部门中积累的政治资本就会丧失。这意味着，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过度的冗员以及职工的社会保障职能，具有非国有企业所没有的政策性负担。政府关闭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比关闭非国有企业高的多，所以政府更倾向于救助国有企业，对其给予补贴。 国有商业银行受地方政府的控制，因此他们的贷款决策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政治目标。令µi表示政府救助已经在坏项目中投资i的国有企业所赢得的政治收益（它与关闭国有企业而蒙受的政治成本其实是一样的）。其中，µ>0是一个常数。此时，对国有部门中投资的坏项目进行再融资补贴的单位回报率为µ+A−1，b 39
而在非国有部门中该回报率为A−1。政治收益率µ越大，对国有部门中的坏项b目的再融资回报率越高，政府（银行）拒绝补贴国有企业的可能性越低。对于再融资的收益与成本关系我们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2 A<1≤µ+A。 bb假设2意味着政治收益足够高，以至银行对国有企业坏项目进行再融资总是最优的决策，但其对非国有企业给予再融资就不是最优的。 在假设1和假设2下，政府实际上对国有部门作出了一种承诺：无论如何都会维持其经营和正常收入水平，总会对其投资失败进行救助，而国有企业的经理相应便不会有任何激励去革新技术、改善经营，以发掘更多好项目，而只会以最低的努力水平进行生产。由此，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就产生了。显然，在国有部门经理面对预算软约束的同时，非国有部门经理面对的是预算硬约束，其中的差异根源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的政策性负担。 财政分权的影响 财政分权的改革让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由来调整税收政策，也使地方政府能更多地保留其税收收益。为了考察财政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我们假设地方11政府在集权时期不对企业的经营利润征税。这时，企业经理面临的临界条件变为 δ1−δ假设1’ Q−QA−R<c<QQQA−R+B。 ()()()()hlghllg由于τ∈0,1，显然有Q−Q1−τA−R<Q−QA−R，说明若企()()()()()()hlghlg业经理的搜寻成本不因财政分权改革而改变，维持为外生的常数c，则财政分权时的临界值Q−Q1−τA−R更低，那么假设1比假设1’的条件更容易满()()()hlg足。换言之，即使经理的搜寻成本很小，在财政分权时他也更有可能获得再融资而完全不会努力搜寻好项目。同时，财政分权并不会减少政府补贴的政治收益µ， 11 这样的假设是合理的，因为在财政分权以前，政府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差额最终体现在Ri中。 40
假设2的条件没有改变，那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维持承诺也就不会改变。 这说明，财政分权改革并不能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所以不可能抑制预算软约束，反而降低了国有企业经理面临的临界条件，使预算软约束更可能发生。 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差异 由假设1和假设2可知，国有部门的企业经理永远不会进行搜寻去提高好项目出现的概率，而非国有部门的企业经理总会努力搜寻。由引理1和前面的推理，我们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1 如果参数满足假设1和假设2的条件， （ⅰ）国有企业的经理永远不会进行搜寻，其投资项目是好项目的概率总是Q； l（ⅱ）非国有企业的经理总会进行搜寻，其投资项目为好项目的概率在t期为Qt（但对任何t≥1，Q>Q），此概率随时间不断增大。 tl实际上，Q和Q分别是两部门生产率水平的体现，二者实现高产出的概率lt差异决定了两部门的平均（期望）产出水平的差异。因此，命题1表明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总维持在Q，而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Q却不断升高。由于预lt算软约束的存在，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显著的低于非国有部门，并且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政府必须维持国有企业的经营，也就需要拉平两部门之间的平均货币收入水平（除去非市场化的就业福利的收益）。以上标s代表国有企业，n代表非国有企业，假设在t期的开始，银行对地区j内两部门的贷款投资以真实度量表示snss分别为I和I，则两部门中每个企业所获得的投资分别为i=Iα和t,jt,jt,jt,jnni=I。在t+1期，国有部门员工的平均（期望）工资收入为 t,jt,jssw=Q1−τA−Ri ()()t+1,jlgt,j非国有部门员工的平均（期望）工资收入为 41
nnw=Q1−τA−Ri ()()t+1,jtgt,j所以，为拉平两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在t+1期所需要给予国有部门的支付总额为 nsZ=w−w⋅α()t+1,jt+1,jt+1,j ns =QIα−QI1−τA−R()()tt,jlt,jg相应的产出差额为 nsY=QAI+⎡QA+1−QA⎤I ()t+1,jtgt,jlglbt,j⎣⎦由此，我们完成了一个地区内企业与政府博弈的过程和结果。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最终，经济的均衡还需要通过地区间的博弈才能实现。 地区间地方政府的博弈 由于两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针对整个经济的总量变动来决定的，因此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着一层博弈关系。因为如果某一期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增加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会提高当期自己的税收收益，但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成本却在下一期由两个地区共同分担。如果对方扩大对非国有部门投资时，该地区政府却没有采取同样的策略，他不仅不能得到额外的税收增加，还得承担由对方造成的通货膨胀损失。因为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和中央银行的货币补贴都是公共资源，地区间地方政府的博弈必然会形成“公地的悲剧”。 货币市场的出清 令M表示t期作为货币供给的货币储备，P表示t期的价格水平。则银行可tt以提供的名义贷款总量为L=γ−1M，其中，γ是货币乘子。这些贷款完全用()tt于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提供当期的投资资金和再融资资金。对非国有部门的nnss投资总额为I=I；对国有部门的初始投资总额为I=I，再融资∑∑tt,jtt,jj=1,2j=1,2sss总额为1−QI，因此对国有部门的投资总额为2−QI=2−QI；()()()∑ltltlt,jj=1,2ns全国的总投资额以I表示，即I=I+2−QI。由LP=I可知， ()tttltttt 42
ns−1MP=I=⎡γI+−Q⎤I （2） ()()∑tttt,jlt,jj=1,2⎣⎦由于当期的货币储备全部由地方国有银行用于贷款投资，在t期末各个投资项目完成时，没有多余的货币用于拉平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收入差距，为此就必须依赖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转移支付所需的资金。增发的货币与市场上现有的货币供给M加在一起，就成为t+1期时市场上的货币供给M。因此，有如tt+1下关系， M−M=PZ=PZ （3） t+1tt+1∑tt+1,jj=1,2在这个经济中，家庭户（由企业员工组成）和地方政府必须持有货币，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Cash-in-Advance（CIA）的货币流动约束，所有的支出全部必须以现金支付。换言之，每一期的产出除去投资的部分，都受到CIA约束控制，ns即PY−I=PY−I=P⎡Y−−2−⎤IQI≤M。假设时间()()()∑∑ttttt,jt,jtt,jt,jlt,jt=1,2=1⎣⎦,212贴现因子为1（即不存在远期贴现），则CIA约束一定是紧约束，那么， MtY−I= （4） ttPt将公式（2）带入公式（3）和（4），可以得到MM=1+γ−1ZI，()t+1tt+1tY=γIγ−1。以上条件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货币市场出清的条件。 ()tt引理2 在t期，若货币供给、投资和转移支付满足下列条件，则当期的货币市场就能出清： MZt+1t+1=1+γ−1 （5） ()MIγY=I （6） t+1t+1γ−1ns其中，Z=1−τA−RαQI−QI （7） ()()()t+g∑t,jltjj=1,2nYQA⎡I+QA+1−QA⎤I （8） (){}t+1∑tg,jlglbt,jj=1,2⎣⎦ 12 在个人是风险中性的假设下，只要PP>β，β≥1为时间贴现因子，则Cash-in-Advance约束总t+1t是紧的。 43
ns=⎡II+2−Q⎤I （9） ()∑tt,jlt,j⎣⎦j=1,2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和税收收益 由于在t期时，市场上的货币供给M和价格水平P都不因企业当期的投资行tt为而改变，由公式（2）知，当期的总投资额一定。同时由于两地区的贷款分配分别由当地地方政府（国有银行）独立决策，每个地区只能在自己固定的投资总额内将国有部门的贷款转移投入到非国有部门。换言之，就是在I保持不变的t,j1nsns前提下，每增加1单位的I，就相应减少单位的I。因此，I和I的t,jt,jt,jt,j2−Ql1snsn变动存在一个函数关系，∂I∂I=−，我们不妨把I表示为I的函数t,jt,jt,jt,j2−QlsnII。 ()t,jt,j地区j的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在第0期的现值（时间贴现因子为1）为 ∞∞nsn⎡⎤T=T=τA−RQI+QII， ()()∑∑jt,jgtt,jltjt,j=0t=0⎣⎦则地方政府在第t期的即期税收收益为 nnsn⎡⎤T=gI=τA−RQI+QII。 ()()()t,jt,jgtt,jlt,jt,j⎣⎦nn由公式（5）和（6）可知，整个均衡系统中M为存量，I和I为流量，因此tt,1t,2nn设M为状态变量，I和I分别为两地方政府选择的行动。根据Fudenburg和tt,1t,2Tirole（1991）中关于马尔可夫均衡的求解思路，可以看到本模型中两个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个与收益相关策略的可分离的序贯博弈。容易验证，该序贯博弈的即期收益函数g⋅满足排序条件（Sorting Condition），由此，地方政府j的()n13均衡马尔可夫策略sM=I是非减的。 ()jtt,j与公共资源开采的问题相仿，由公式（5） 13 具体的定理和证明参见Fudenberg和Tirole（1991）pp. 507的定理；其均衡马尔可夫策略的单调性保证了反函数的存在。 44
⎡⎤Zt+1M=M1+γ−1()t+1t⎢⎥I⎣t⎦nn =FM,I,I=FM,sM,sM， ()()()(tt,1t,2t1t2t =fM()t这里f⋅是转移函数（transition function）。那么，我们试图寻找一个纯策略()的马尔可夫策略组合s⋅,s⋅使该博弈存在一个可微的马尔可夫完美均衡。 ()()12马尔可夫完美均衡和跨期替代条件 显然，一个马尔可夫完美均衡（MPE）必须满足贝尔曼方程（Bellman equation）：对所有M， 1⎡⎤′′′′gsM=−gsfMfM1−sfM （10） ()()()()(((jj−j⎣⎦′sM()j方程（10）表明了由于增加第t期对非国有企业投资造成的通货膨胀从而使第t+1期的实际税收收入减少，地区j的地方政府的跨期福利不会因其单边偏离而得到改进。经过化简，（10）式变为 Ql Q−t2−Ql （11） ⎛⎞⎛⎞⎛⎞QM1Ilt+1=−1−τγ−1A−Rα−1−()()()⎜+⎟⎜⎟⎜⎟1gt22⎝⎠⎝⎠⎝+1⎠当此跨期替代条件成立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 命题2 在初始值给定的条件下，存在一组纯策略马尔可夫对称的纯策略马尔可夫投资策略，使两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可分离序贯博弈达到马尔可夫完美均衡，并且此策略中各地方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不断增加。 证明：命题2的证明在数学附录中将详细给出。 命题2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地方国有银行）拥有配置贷款的权力时，只要有一个地方政府加大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所有地区都会加大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并且每一期对非国有部门的实际投资都在不断扩大。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财政分权之后，当国家对银行信贷的管理较宽松时，非国有部 45
门的发展就会非常迅速，国家的总产出增长率就非常高。 n同时，由于Z，M都随I的增加而增加，所以每一期大量的增发货币必t+1t+1t,j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因此，伴随着总产出的高增长，出现高通胀。二者的同步变动关系会进一步在节中讨论。 公地的悲剧 我们把命题2中博弈的均衡水平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均衡水平进行比较。在中央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社会计划者（social planner），他的目标不再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而且中央银行的增发货币和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不再是产权公有的公共资源。此时，他将最大化每一期的社会总产出在第0期的现值，每一个地区的数量对优化问题没有影响。社会计划者的优化问题为： ∞maxY ∑t+1t=. （5），（6） ns以及Z=αQI−QIA−R （12） ()()t+1tltgsY=QAI+⎡QA+1−QA⎤I （13） ()t+1tgtlglbt⎣⎦nsI=I+2−QI （14） ()ttlt注意到（12）式与（5）式的差别还在于此时不用考虑地方政府的税收扭曲，没有系数1−τ。 ()我们同样用跨期替代不影响总福利的贴现水平的方法，可以得到以上动态规划问题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即 ∂Y∂Y∂Mt+1t+2t+1=−⋅。 nnn∂I∂I∂Itt+1t将最优解标记为SP，则有 1QA−⎡QA+1−QA⎤()tglglb⎣⎦2−Ql （15） SP⎧⎫⎛⎞1QMlt=−QA−⎡QA+1−QA⎤γ−1A−RαQ−()()()⎨⎬t+⎜⎟1glglbgtSP⎣⎦2I⎩⎭⎝⎠ 46
⎡⎤A1Qbl由于0<A<A，0<Q<1，所以Q−Q+1−Q<Q−。将（15）()⎢⎥bgltlltA2−Q2−Qgl⎣⎦式与（11）式比较，容易证明，在M初始值给定的情形下，之后的序列表现为 0SPMMtt>； SPIIttSPSPSPSP进一步可以得到I>I，I>I，……，I>I，并且M>M，0011tt11SPSPM>M，……，M>M，说明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情形，分散的地区间22tt博弈不仅造成了每一期的过度投资，而且导致货币增长也过快。Fudenberg和Tirole（1991）中引用了Dutta和Sundaram（1988）的结论，证明了一个可微MPE的均衡永远是一个“公地的悲剧”。结合上面的比较可知，由于增发的货币和贷款的资金并不为地方政府所有，在它作为决策主体的时候，必然会造成银行体系的“公地的悲剧”，引发过度投资和高通货膨胀。 经济波动的动态特征 由地区间地方政府互相博弈的策略的对称性，在求解均衡的动态特征时，只需要考虑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总量，而地区间的分配流向不会影响总体的均衡结果。因而，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可以重新表述为方程（5），（6），（13），（14）以及 nsZ=αQI−QI1−τA−R （16） ()()()t+1tltgnIt令η=为第t期投入非国有部门的实际投资在实际总投资中的比tnsI+2−QI()tlt−1αQηη2−Q−()()tttll重；z1τA−R为通过增发()()t+1g−1 QAη1−η2−Q+⎡QA+1−QA⎤()()()tgttllglb⎣⎦货币转移支付给国有部门的实际量占总产出的比重。可以验证，z是α，η和Qt+1tt的增函数。也就是说，转移支付的比重随着国有部门相对规模的增大，非国有部门投资比重的增大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后两个因素对z的t+1正向作用是因为它们导致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差距不断扩大。 47
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同步变动 我们的模型殊途同归地与Brandt和Zhu（2001）的模型结果相似，虽然参数上有所不同，但均衡的动态特征是一致的。下面我们简要地解说一下均衡的动态特征。 将（5），（6），（13），（14）和（16）式联立，求得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增长率分别为 −1γγ−ρ+2−QP()()tlt+1=， P⎡⎤A−αγ1−τA−R+⎡QA+−A⎤+Qγ1−τA−R()()()t()()gglgblg⎣⎦⎣⎦QAρ+⎡QA+1−QA⎤()Yγ−1tgtlglb⎣⎦t+1=⋅， +2−−1其中，ρ=2−Qη1−η。 ()()tltt分别对两者作比较静态分析，取Q，η和α的偏导数，得到下面的结果。 tt命题3 （ⅰ）产出增长率随Q递增；且其随η递增当且仅当 tt−1QA>⎡QA+1−QA⎤2−Q； ()()tglglbl⎣⎦（ⅱ）通货膨胀率随α递增；且其随η和Q递增当且仅当 tt−1−1⎡⎤α>A1−τA−Rγ。 （17） ()()gg⎣⎦命题3的结果为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中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正相关关系提供了解释。从之前的模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同步变动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银行体系的“公地的悲剧”。 信贷控制和周期循环的产生 要维持经济的运行，通过增发货币来为中央政府对国有部门的缺口进行转移支付补贴的数额是有上限的，因此通货膨胀率也是有上限的。如果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其占总投资的份额不断上升，那么要拉平市场所需的转移支付金额就会超过这个上限，政府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补贴国有部门以保证其维持α的相对规模。为了兑现对国有部门的承诺，政府必须控制投资在两部 48
门之间的比重η保持在一个临界值之下。当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提高时，两t部门的收入差距增大，政府所需的转移支付数额在任意一个η水平上都增加了。t所以，为了防止转移支付超过上限，政府必须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进行严格的控制，其手段就是对国有银行的信贷业务进行严格的控制。因此，我们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 对任意满足条件（17）的α，存在一个临界值ηα,Q∈0,1，使得()()t*存在一个均衡当且仅当0<η<ηα,Q，且当η从左趋近该临界值时，通货膨()ttt*胀率不断上升直至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同时，该临界值ηα,Q是Q和α的减()tt函数，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越高，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越大，越容易趋近该临界14值，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当政府重新收回信贷分配权力时，经济就呈现出如前文中央计划经济中的情形，通货膨胀率降低，经济增长趋缓。当非国有部门萎缩导致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损失严重低于从国有部门得到的税收增加和政治支持，同时社会总产出也大幅下降导致平均生产率很低时，新一轮的放权和信贷宽松就又开始了。这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循环的产生。 六、总结 通过本文对数据的引用和对现象的归纳，我们首先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征。本文试图将中国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上的一些瓶颈问题与反复出现的宏观经济波动联系起来，找到产生高增长与高通胀、低增长与低通胀同步出现的盛衰循环的内在根源和作用机制。通过定性分析和数学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承担了 14 以上模型推论在Brandt和Zhu（2001）的命题4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证明，本文模型结果的证明方法与其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49
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满足社会就业需求，吸纳过剩劳动力，以及负担企业职工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职能，致使政府对国有企业责无旁贷，必须在国有企业亏损时给予政策性补贴，保证国有部门内的平均收入水平与非国有部门相当。因此，对于全面私有化等等极端的方法不可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第二，财政分权的改革没有抑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财政分权是政府分配社会总产值的方式的变化，财税政策的变动并不能有效地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反而会加强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税收而间接加剧预算软约束的激励。 第三，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尚不完善，银行资产的产权结构不清晰，互相竞争的地方政府对贷款资金流向有一定的控制权，导致国有银行的资金成为人人都可以获得好处但没有人有激励去维护的公共资源；同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使其货币储备成为一块公地。所以，我国的银行体系中存在严重的“公地的悲剧”。 第四，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或称之为增长与通胀同步的盛衰循环，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和银行体系的“公地的悲剧”。由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在市场导向下国有银行的贷款资金大都流向了非国有部门，形成了高增长。而中央银行必须增发货币来补贴得不到贷款的国有部门，在银行资产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由银行体系的“公地的悲剧”引发了高通货膨胀。其中最关键的作用渠道是，国有银行在贷款时利用信贷自主权将本应配置到国有部门的资源转移到了非国有部门，两部门争夺资源的市场混乱导致了中国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随之循环往复。 本文构建的数学模型采用了比较基本的动态搜寻模型和两地区对称收益的马尔可夫序贯博弈。为了简化计算并突出相对重要的结论，本文对模型设置了一些约束和假定。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约束和假定进行扩展：第一，可以将两地区模型扩展为多地区模型，甚至一个地区之内可能有多层政府结构。第二，可以将对称的地区扩展为经济规模或产业不相同的地区，由此分析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地区差异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证上非常显著，加入这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将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程度界定出来，考察几种作用因素在 50
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波动中相对贡献的大小。第三，本文的理论模型所得到的上述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接受实证检验。在大量关于政策性负担与预算软约束、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与信贷政策等方向的实证研究文献中，数据的可得性和经济指标的界定都已经比较丰富，因此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数学附录 命题2 证明：假设在第t期，当状态变量的存量为M时，地区j的地方政府对t非国有部门的企业多增加1个单位的贷款进行投资，则当期增加的税收收入为′gsM。在均衡状态下，其必然同时调整了在第t+1期的策略，使得在第t+2()(jt期状态变量的存量与最初均衡中第t+2期的存量M相等。由第t期多投资非国t+21有企业1单位导致的第t+1期货币存量的变化为′fM；因为另一个地()t′sM()jt区的地方政府在−j在第t+1期的投资决策取决于M，则在第t+1期结束时，()t+1存量总的变化为 1⎡⎤′′fM1−sfM ()()(t−jt⎣⎦′sM()jt也就是说，地方政府j必须在t+1期减少这么多的投资量。在均衡时，地区j的地方政府的跨期福利不会因任一期的单边偏离而受到影响，所以得到跨期Bellman方程 1⎡⎤′′M′′gs=−gsfMfM1−sfM （10） ()()()()(((jj−j⎣⎦′sM()j⎛Q⎞l因为′gsM=τA−RQ−， ()(()⎜⎟jtgt2−Q⎝l⎠ 51
⎡⎤Zt+1M=M1+γ−1()t+1t⎢⎥I⎣t⎦， nsn⎧⎫1−τA−RαQI−QII()()()(g∑t,jlt,j,⎪⎪j=1,2 =M1+γ−1()⎨⎬tnsn⎡⎤I+2−QII()()∑t,jlt,jtjj=1,2⎣⎦⎩⎭1∂M∂M∂Mt+1tt+1′fM=⋅=()tnn′∂M∂I∂IsMtt,jt,j()jt而且， ⎛⎞QMlt =γ−11−τA−RαQ−()()()⎜⎟gt2−QI⎝l⎠t则（10）式变为 ⎛Q⎞⎛Q⎞llτA−RQ−=τA−RQ−1−τγ−1A−R⋅()()()()()⎜⎟⎜⎟gtgt+1g22⎝⎠⎝⎠ （） ⎛Q⎞Mlt⎡⎤′ αQsM1()⎜⎟t−jt+1⎣⎦2−QI⎝l⎠t将其化简得到 ⎛⎞⎛⎞QQllQ−αQ−⎜⎟⎜⎟t+1t22I⎝⎠⎝⎠t⎡⎤′=γ−11τARsM1 （） ()()()()g−jt+1⎣⎦M⎛Q⎞tlQ−⎜⎟t2−Q⎝l⎠由于这个条件对地区1，2都成立，则均衡策略必然是对称的。那么 **′′sM=sM ()()jt+1−jt+1从（3）式，由于存在着M−M=PZ的迭代关系，为保证M，M，……t+2t+1t+1t+2t+2t+3不受第t期变动的影响，需要维持P不变，而M和Z发生相应变动。所以，t+1t+1t+2从（2）式中可知， ∂Iγ−1It+1t+1== ∂MPMt+1t+1t+1由于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水平高，增加1单位货币供给所增加的可贷款资金全部都会被配置到非国有部门，又由于两地区的对称性， n∂I1∂I1It+1,j*t+1t+1′sM=== ()jt+1∂M2∂M2Mt+1t+1t+1则（）式变为 52
⎛⎞IItt+1=ΨHQ−2 （） ()⎜⎟tMM⎝+1⎠⎛⎞⎛⎞⎛⎞QQQδ1−δlll其中，HQ=QQαQ−Q−， ()⎜⎟⎜⎟⎜⎟thttt2−22⎝⎠⎝⎠⎝⎠1常数Ψ=γ−11−τA−R。 ()()()g2δ1−δ由于Q=Q，Q=QQ，有一条确定的积累路径，因此HQ也有一条()0lt+1httIt确定的路径。令=λ，则有λ=ΨHQλ−2。在初始值确定的条件下，()()tttt+1Mt*存在一条确定的路径λ使得（）总是成立。根据MPE的定义，这个可分离{}t的序贯博弈中每一个恰当子博弈都达到了纳什均衡，因此该马尔可夫投资策略是均衡策略。由排序条件决定了地方政府对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不断增大的。 53
附 表 附表1 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概览表（1978－2003）（单位：％） 商品零售价格居民消费价格年份 GNP增长率 GDP增长率 M增长率 2指数上涨率 指数上涨率 1978 － － 1979 － － 1980 － － 1981 － － 1382 － － 1983 － － 1984 － － 1985 － 1986 －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 － 1999 － － 2000 － 2001 － 2002 － － 2003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54
附表2 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亏损情况（1978－1996） 年份 亏损额（亿元） 亏损面（％） 亏损率（％） 资料来源：郑海航（1998），《国有企业亏损研究》。 1、亏损面＝（亏损企业个数/全部企业个数）×100％ 2、亏损率＝（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1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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