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过后，宏观经济政策明显向调结构偏移。进入2010年宏观经济形势也变得愈发复杂，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均指向经济结构调整、平衡区域发展。
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东部沿海部分行业承受着较大的生存压力，但与此同时，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在加大。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浪潮正在涌动。
第一部分 政策指向调结构 产业转移受推动
一、金融危机退潮，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转向调结构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拉动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包括，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口退税、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但是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为了保证经济能够长期平稳增长，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开始由“保增长”向“调结构”偏移。
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指出“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这是金融危机以来，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被提到了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战略性地位。
2009年1月至2月，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工业、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等“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在兼并重组、升级改造、财政税收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
2009年9月，政府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部门针对目前风电设备、钢铁、多晶硅、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等行业出现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倾向，采取措施引导上述产业健康发展。
2009年上半年，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大力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多项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方针已陆续出台。2010年3月
12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正在起草中，有望于2010年9月下发。
自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但经历此次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也暴露无疑。过度依赖低附加值出口的外向型经济难以抵御外部冲击；投资过度、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乏力；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遭遇资源瓶颈。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显得十分紧迫。我们认为，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淘汰落后产能和限制“两高一资”等种种政策导向，彰显了政府调结构的决心，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近期政策频出，拉起产业转移大幕
（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6月19日发表谈话表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中国将放弃过去两年以来严格盯住美元的策略，参考一揽子货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均竭力保护本国贸易和国内脆弱产业，而中国在这一时点选择汇改，很值得寻味。
我们认为，汇改一方面是受迫于国际压力，另一方面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我国当前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人民币的外部实际有效汇率很大程度上受美元的汇率所左右，而无法反映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同时汇率作为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被扼杀，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严重。
而汇改恰恰可以打破这种禁锢，汇率弹性增强有利于优化资源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间的配置，有利于经济结构自发调整。在当前的突出表现就是，人民币币值上行的压力将逼迫简单加工贸易企业寻求新的出路，在升级改造和向低成本区域转移中做出抉择。
（二）多个行业取消出口退税
6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自2010年7月15日起取消部分钢材、医药、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加工材料等商品的出口退税，总数达406种。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商品出口退税率连续7次上调后，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首次进行调整。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也使得我国出口呈现快速回升的走势。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进出口值同比增长%，已经延续了7个月的恢复性增长，其中，出口增幅更是高达%。在内需稳定、出口回升的情况下，出口退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其使命，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
取消退税直接的政策效应是提高出口成本，减少出口，从而平衡内需和外需。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406种商品中，“两高一资”品种占到30%左右，一些商品如氯硝丙烷、双氯酚等原先享受的出口退税率在13%或17%的水平，主要钢材出口品种调整前也在9%，此次全部取消退税，而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依旧维持原有出口退税政策不变。我们认为，这是对利润微薄产业的暂时性保护，给予这些产业进行调整的时间。对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早做准备拓展利润，向低成本区域转移才是明智的选择。
（三）西部大开发提速
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西部开发十周年之际，以最高规格启动了新一轮西部开发战略，宣布2010年投资6822多亿元启动西部开发23个重点项目，改善西部基础设施，新疆资源税改革扩大到西部12个省市，支持西部地方经济。
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居于优先地位。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
一是以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为龙头，大力发展农牧业、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使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对西部地区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
二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西部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加大对西部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用于教育、医疗、社保、扶贫开发等方面的专项转移支付重点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投资项目将重点投向西部地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等领域。把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西边境山区、秦巴山－六盘山区等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两方面的作用，全面增强西部大开发活力。鼓励和支持西部地区在改革中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支持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四是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基础，坚持开发和保护相互促进，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西部加快实施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态补偿政策，逐步提高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增加对上游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等。
五是以重要经济区为发展引擎，实行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提高西部大开发的综合效益。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综合交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等经济区发展，支持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新疆天山北坡，兰州、西宁、格尔木，陕甘宁等经济区发展，培育滇中、黔中、西江上游、宁夏沿黄、西藏“一江三河”等经济区，形成对周边地区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战略新高地。
（四）推动纺织业产业转移
7月5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进纺织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将推进纺织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步伐。
《意见》提出，东部地区要引导纺织产业向高端领域转移，加速产业升级步伐；中部地区应发挥区位、人才、资源等优势，逐步建立和完善纺织产业制造体系；西部地区发挥资源、能源、劳动力等优势，重点发展特色产业；东北地区利用特色原料资源、产业基础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机遇，加快发展优势产业。
纺织工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占我国纺织产业规模85%的东部沿海地区要素制约加剧，成本上涨较快，竞争优势减弱，而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按照《意见》所指出的，推进纺织产业转移，有利于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人才、技术、市场和信息等优势，突破土地资源匮乏、环境压力加大和人力成本上升等制约因素，提高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加速产业升级的步伐；有利于发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劳动力、原料、能源等比较优势，通过承接纺织和服装制造业转移，发展经济并扩大就业；有利于充分利用我国地缘广阔、区域经济互补性强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增强纺织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部分 国内产业转移大势所趋
一、产业转移概述
（一）产业转移的内涵
按照产业转移涉及的地域范围之所谓产业转移，是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引起的产业在一国内部或国家间的转移活动，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是区域产业分工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一般情况下，产业转移可以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区域产业转移、城乡产业转移三种类型：（1）国际产业转移是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而产生，它完全突破了国界线的地域限制。（2）区域产业转移完全在一国之范围内，它涉及的主要是一国范围内各相关区域间的产业关系及利益关系，是本文讨论的中心议题。（3）城乡产业转移通常发生在一个区域之范围内，它主要是伴随着城市的郊区化而产生的。
按照转入区与转出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产业转移又可分为水平转移与垂直转移两种(其中垂直转移又可分为梯度转移与反梯度转移)。
按照主体的性质、转移的动机，可分为扩张性产业转移和撤退性产业转移。前者是产业在移出区仍属成长性产业，具有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主要是出于占领外部市场、扩大产业规模的动机而进行的主动的区际间产业转移。后者是在移出区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性产业迫于调整压力，为实现最优退出在而进行的对外转移。
按照投资性质，产业转移又可分为存量转移和增量转移两种。其中，存量转移主要是指把现有的机构搬迁至一个新地区；而增量转移则是通过新建与并购等途径，将投资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新的地区。
总之，不管分类依据及分类情况如何，产业转移均会涉及到空间活动范围的变化，因而总体而言，其也就是区际或说是区域的产业转移。
（二）产业转移的经典理论
经济学界关于产业转移规律的理论非常丰富，有代表性的成果是：
(1)雁行形态理论。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它是一种提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理论。赤松要对日本棉纺工业从进口发展到国内生产、再发展到出口的过程进行考察后，得出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应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其理论模型类似飞行中的雁行，因而称为“雁行理论”。该理论作为后进国家的追赶战略，产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对日本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东盟国家的经济起飞都起着关键性的指导作用。然而该理论未触及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问题，同时随着许多东亚国家经济结构的趋同，该理论越来越缺乏解释力。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美国经济学教授雷蒙德·弗农在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发达国家为视角，阐述了产业如何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弗农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产业成长的初期即产品创新阶段，其生产和消费市场主要立足于国内。随着国内的劳动成本优势及其他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产业便开始向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该理论揭示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没有认识到标准化阶段之前已经存在产业转移。
(3)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1Arthur Lewis)在1978年出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几乎为零，而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导致劳动力不足，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而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则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由于当时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因而刘易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要素禀赋理论基础之上，并且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刘易斯并没有解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规律。
(4)边际产业扩张论。从后起工业国家的发展角度出发，日本的小岛清(Kiyoshi Kojima)教授针对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在1978 年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扩张论。该理论认为，投资国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而接受投资的国家接受并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发挥其潜在的比较优势。该理论适应于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的解释。
(5)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在产业转移的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上，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H·Dunning)用O-L-I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企业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和内部化特定优势(Internalization)。邓宁还认为，企业跨国从事直接投资或产业转移，这三种特定优势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区位特定优势，一国企业就会选择货物出口的国际经营方式；如果缺少内部化特定优势，就会选择无形资产转让即技术出口的国家经营方式。邓宁的折中理论既可用于发达国家，又可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该理论对扩张型产业转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不适应于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普遍规律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各国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质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产业转移呈现综合性、阶段性、梯度性三个特点。（1）综合性是指产业转移是资本、技术、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整体转移，具有单个生产要素流动所不具有特征和功能。（2）阶段性是指产业转移是按照产业演进的基本路径，按照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的密集程度依次转移。（3）梯度性是指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发展梯度，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是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
从产业层次上来看，产业演进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表现为首先从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随后逐渐转向钢铁、石化、冶金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然后是电子、通讯等一些较低层次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根据历史经验，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一般经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生物工程工业。
从转移的区域看，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到次发达国家或地区，再由次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1）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美国向日本转移钢铁、化工和耐用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2）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食品和杂货)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钢铁、化工、民用机械和家电)，同时美国向日本转移电子工业、机器人和航天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3)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把一部分粗放型重化工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在承接和引进美国、日本等国转移过来的钢铁、化工和造船等工业的同时，又将自己一部分失去了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转移。
（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标准化资本密集型产业(汽车、电子等)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亚洲“四小龙”则向东盟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低技术密集型产业。
（四）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出现新的趋势：
第一，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速度加快、范围和规模扩大、技术层次提升。
第二，在东亚地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过去以日本为“雁行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行身”、东盟四国为“雁行尾”和其他国家为延伸的产业转移梯队发生了解体，导致这一地区产业区域转移呈现多元化特征。比如，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诸如汽车制造业的转移，输出国不再限于日本一国，另外，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汽车制造业也向东亚各国输出。对于东亚的产业移入国来说，除了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引入先进产业之外，还直接向美国和欧盟引入高新技术产业，如电信业等。
第三，制造业由单纯的制造业延伸到整个产业链，在研发、设计、中试和公司总部等环节上都出现了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趋势。
二、国内产业转移概况
（一）国内产业转移的动因
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输入地区出现重合产业，国内区域之间便发生了以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为载体的产业转移。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引发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则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基本条件。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也为产业转移提供了背景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资源的不可流动性和市场的割裂，使得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显得更为迫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企业产权改革，使得企业开始摆脱政府主管部门的控制，进而成为区域产业转移的主体。
再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供求关系和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是推动产业转移的真正动因。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如纺织品、普通服装和日用品等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下，普遍遭遇市场疲软、库存加大和效益滑坡的困难。与此同时，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被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的劣势所抵消，加上沿海地区的主要产业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产业有同构的趋势，使得某些产品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所有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突破原有产业升级模式，即突破原有的地域限制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二）国内产业转移的特点
(1)在产业转移的方向上，东部及沿海地区是产业转移的输出地区，中西部是产业转移的输入地区。中国比较活跃的输出地区集中在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动态是:制造业去江浙，商业服务业去上海；中小企业去江浙，大型企业去上海；高科技台商纷纷向昆山、苏州、无锡等地集聚，形成完整的IT制造业群落，上海则为周边企业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方位服务。这些具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城市群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区位选择和市场。如浙江省将产业区域转移的战略重点放在“西进”和“东扩”两个支点上。其中，向西部地区转移生产能力，以建筑、纺织、普通机械、造纸印刷、金属制品、橡胶、农业、第三产业等作为鼓励优先“西进”的产业；向东部地区则主要进行市场扩张，向上海、向海外延伸研发、设计和市场销售网络。
(2)在产业转移的内容上，以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传统制造业为主。当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至整个东部地区都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趋向增强。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举的上海市，因为与以制造业为主的江浙地区发生竞争，上海的制造业在市场引导下慢慢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产业中的工业比重逐渐缩小，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都市经济过渡。
(3)在国内产业转移的主体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扮演主要角色。产业转移的初级形式通常表现为企业战略性的对外扩张行为，如对外购并、投资建立生产加工基地、建立销售点和销售网络，然后才是将原有生产设施或将研发、设计和营销中心转移到其他地区等。目前，沿海及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虽然仍以初级形式为多，但是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向更广泛的领域甚至向垄断行业的上下游领域进行投资。
（三）国内产业转移的新动向
第一，在转移态势上，既有在经济区域之间的“大梯度转移”(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又有在各省份之间的“小梯度”转移，还有在一体化经济区域内的转移，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内部的资本流动。
第二，在转移的产业类型上，既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又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但各产业转移的地区重点存在差异。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态势整体上不明显，但部分领域向中西部部分省份转移的态势比较明显；二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设立生产基地方式向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区(如湖北的武汉、四川的成都等地)转移；三是在能源资源约束加大情况下，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转移的态势较为明显。
三、后危机时代国内产业转移大潮将至
（一）富士康内迁预示刘易斯拐点来临
1．富士康掀起的波澜
2010年6月2日，富士康对外宣布一线员工加薪30%。随后于6月6日富士康又公布了最新方案，自10月1日起深圳厂区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月标准薪资上调66%至2000元。加薪潮还未退却，又传来了富士康内迁的消息，7月1日，富士康集团新闻发言人证实，富士康已经与郑州市政府草签协议，决定在河南郑州建厂。这被外界视为迁徙规模史上最大的内迁行动，将于10月1日前启动，历时半年完成，届时深圳厂员工将从40万人锐减至10万人，三分之二的生产线也将随之迁徙。
富士康的“加薪风波”、“大规模内迁”成为近期十分显眼的字眼，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富士康正是受迫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涨的压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认为，沿海工资、土地成本普遍上涨已经不可避免，富士康的行动会产生示范效应，更多的企业很可能尾随其后，走上向中西部挺进的道路。事实上，一些台湾的大厂家，迫于用工成本激增，早已开始了内迁，一波新的产业转移承接正悄然发生。
2．中国正走向刘易斯拐点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工业企业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并由此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大量过剩，现代工业部门可以用最低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无限制供给；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可以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工业部门只有提高工资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第三阶段，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别消除，城乡保障差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划分这三个阶段之间的两个拐点分别被称作第一和第二刘易斯拐点。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在相对长期内完成的，因此刘易斯拐点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时点或者年份，而是一段时间区间。根据一般的研究惯例，通过研究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等），就可以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
从务农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比下滑的斜率来看，日本和韩国都是在30%-35%前后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并在15%之后逐渐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就已下降到%附近，此后几年一直徘徊，但务农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在2008年仍为%。
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来看，日本在1961年达到47%之后逐步下降，而韩国在1985年之后接近40%，此后基本稳定，并在1995年之后逐步下降。中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在2007年占比达到49%，近两年已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严格来说中国目前还未完全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开始“民工荒”持续发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2004年以前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速每年仅为2%到5%之间。但进入2004年后开始逐年大幅提高。2004年到2007年间，工资年均增速达到7%，2008年则提高至16%，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
若中国继续维持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资源将会逐渐变得稀缺，中国将正式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人口红利获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大大削弱，面临着升级和被淘汰的抉择。
（二）国际比较优势犹存，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不变
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国内一些制造业迁往中国周边国家的现象，近期又发生了富士康上调工资、丰田工人罢工的事件，这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担忧。有人指出，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一些外资要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确会增加大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但是不会影响国际间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外资企业之所以继续看好中国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其次是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这两大优势蕴藏巨大的成本降低潜力，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无可比拟的，这些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劳动力等成本增长。因此，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有巨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仍然是世界产业分工链中重要的转移目的地。
根据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1500家在华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外资企业仍然选择继续向中国内地进行产业转移，而且转移的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区域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以及为之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并且外商对华投资显现出新的动向，企业市场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和制造本土化成为趋势。这些本土化与过去外资将中国作为桥头堡向世界市场进军不同，新形势下外资的转移是完完全全奔着中国本土市场，一切面向中国的本土消费特点而来的。
（三）国内产业转移空间巨大 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是趋势
依据前文论述，随着劳动力、土地、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东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耗费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窄，一些企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
正是由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异较大，使得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具有较大空间。尽管西部总体经济实力与东部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西部仍有较大的比较优势：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西部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对发展工业有重大意义。四川的矿产和水能资源都居全国第一；青海的盐湖和油气资源得天独厚；贵州的生物资源首屈一指；山西、内蒙古则是驰名的煤炭基地。二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优势。西部人均收入又大大低于东部的水平，西部12个省市的职工平均年工资水平就比上海低一倍左右。此外，西部的土地价格也要较东部便宜许多。如同中国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形成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诱因一样，东西部地区要素成本的落差也构成制造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重要条件。三是政策支持。近些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企业在西部地区享受到很多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这无疑优惠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并且，通过研究投资和消费，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近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沿海地区，这和政府层面的政策倾向性引导是分不开的。通过对我国各省份的消费率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途径，这对吸引企业进行投资落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将，中西部地区已经做好了迎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准备。
图表 1：2008年我国各省投资率
图表 2：2008年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平均水平
图表 3：2008年我国各省消费率
第三部分 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研究
一、重点承接行业分析
（一）东西部产业优势对比
我国工业产业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主要工业产业中，除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几类能源指向型产业外，其他产业东部地区产值都占到了全国总产值的50%以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甚至达到95%以上。另外，除个别产业个别年份外，东部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都大于企业数占全国的比重。东部企业的生产率、产业化、规模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产值贡献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都在85%以上。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依靠这些边际收益高的产业，而这类技术型产业也会从供给角度赋予东部地区长期的发展优势。
西部地区工业实力相对较弱，各主要工业产业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较小，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实力与东部相去甚远。西部金属制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产业本来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就小，近年来不增反降，这类产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但西部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这类能源指向型产业在全国具有一定优势，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增长态势。并且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这几类产业东部地区的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西部地区这些产业的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则稳步上升。
（二）东西部产业转移的重点
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是东部地区目前重点发展的领域，其规模和实力在不断增强，东部地区将进一步推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并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而东部地区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受阻、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很可能向中西部转移。同时西部的丰富资源优势对东部一些资源依赖型产业比较具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东部地区主要输出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指向型产业。细分来说主要集中在煤化工产业、有色金属加工业、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鞋帽制造、玩具和小商品加工、家电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新材料和光伏产业、机电设备制造业、电子产品组装加工等行业。
二、重点承接省份判定
根据我国的区域划分，我国可以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12个，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东部地区包括的11个省级行政区没变，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
我国产业转移的整体趋势是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进行转移。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投资环境、经济实力、发展潜力等因素的基础上，三个沿海省份广东、江苏、浙江和三个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未来将成为最主要的产业转移地。而中部六省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西部的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以及东部的河北将成为最主要的产业承接地。
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判定
第四部分 银行支持产业转移的信贷机会和风险
一、信贷机会
7月8日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今后10年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认为近期中西部地区的信贷机会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资源深加工基地两方面，而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新兴产业基地目标相对较远。
（一）承接地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信贷项目
中西部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等，但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一直不够理想，因此，未来必会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相关文件指出：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综合交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从涵盖内容来看，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新投资项目的产品运输，以及商务往来的便利；同时还包括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城市道路）、水利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7月5日，发改委公布了中西部今年新开工的包括沪昆客运专线长沙至昆明段、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等23个西部投资项目，总计6822亿元，投资力度明显加强。
从重点区域看，重点包括成渝、关中-天水和广西北部湾、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新疆天山北坡，兰州、西宁、格尔木，陕甘宁、滇中、黔中、西江上游、宁夏沿黄、西藏“一江三河”等经济区。
可重点关注上述经济区，尤其是国字号经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发放项目贷款。
（二）承接地能源基地建设催生并购贷款
中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金属、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将会迎来筹建能源基地和资源基地的高潮，我们预计其更多是表现在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方面，对银行而言，可积极跟进，提供银团贷款或者并购贷款。
山西在2009年发动了规模较大的煤炭重组，促使中小企业被大量兼并，而农行山西分行积极跟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该行继2009年与七大矿业集团签署450亿元并购贷款授信协议后，为山西唯一一家明确支持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10年4月底，全行共发放并购贷款及配套流资贷款亿元，地方骨干煤炭企业贷款亿元。该行2010年计划投放并购贷款亿元，支持全省煤炭资源整合。
在实际操作中，农行山西分行积极扩大全行县域蓝海市场，除省内七大煤业集团外，还从全省100多家整合主体中择优筛选出的41家地方骨干煤炭企业作为扶持对象，以营销煤炭并购贷款为契机，联动营销并购资金、煤矿转产发展基金、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大额存款。值得注意的是，并购后期的技改和流动资金贷款已初见成效。目前，已有企业向农行提出了20多亿元的并购后的技改贷款需求。
（三）承接地工业园区建设力度将加大
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十分看重当地的工业园区建设及配套设施的情况。对于中西部省市的地方政府而言，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能够引来“金凤凰”，各地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上的投入十分巨大，这也为银行发放园区开发贷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时，新落户的企业必然会进行投资，也会带来较多的固定资产贷款以及其后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
7月初得到的消息称，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台式电脑生产线将很有可能全部搬迁至武汉，如果上述计划得以付诸实施，仅此一家企业一年就可贡献500多亿元产值，加上周边配套建设以及产业集合效应，对于武汉来说可谓“重大利好”，当地银行也将受益不浅。
二、信贷风险
（一）承接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
在基建以及工业园区的建设中，一般均涉及到地方融资平台，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均对此类项目提出了严控，但其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
1．部分项目效益不高，偿债责任主体不明确。
目前，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投融资平台大多缺乏举借债务的总体规划，对所投项目有时缺乏严格、科学的项目论证，容易造成资金使用上的严重浪费，导致平台的经济效益低下，投入产出效率过低。并且由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一旦投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收益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买单。
2．资本金不足，投融资平台负债率过高。
在地方投融资平台推进的各种基础设施项目中，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使得不同地方的投融资平台积极变通来补充资本金，使得银行的贷款风险明显加大。一方面，一些投融资平台中存在着资本金不足或资本金不实以及抽逃资本金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向平台注入不实资产“滥竽充数”。另一方面，目前投融资平台的总体负债水平都相当高，负债率普遍超过80%或者更高。
3．担保承诺不规范，对土地升值依赖过大。
投融资平台在融资过程中，通常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出具变相担保或由当地人大出具“安慰函”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而这些变相担保或“安慰函”又大多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预期基础之上的。如果地价上涨，土地顺利出让且价格较高，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土地出让金，从而顺利偿还贷款；但如果地价下跌，土地出让困难，还款就会发生困难，地方政府就必须动用其他方式来偿还贷款。
4．地方财政支付能力的不确定较大
财政支付能力风险是指政府运用财政收入支付各类财政支出和偿付各类债务的能力。影响该能力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增长率、财政赤字比率、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这些因素均难以准确预测，故财政支付能力的不确定性较大。
在平台融资过程中，虽然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提供变相担保或承诺，但由于多数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风险已经很大，隐性债务水平已经很高，再加上一些地方的平台公司数目过多，重复运用，因此许多担保、承诺实际上是有名无实。
政府类不良贷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支付能力出现问题，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的偿还主要取决于财政的实际支付能力，故银行应高度重视此风险。在不少地方上了解到，虽然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财政支出的状况却更糟糕。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只有三、四个省市的财政没有出现赤字现象。
（二）承接地项目引入失败风险
中西部将会迎来新一波产业转移，在承接的产业中，很容易鱼龙混杂、泥水俱下，例如，一些在东部地区被淘汰、关闭的落后产能想方设法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有可能在环保等政策方面放松管制，这批项目面临着较大的政策性风险。
此外，一批项目由于进行了产业转移，可能会面临着上下游产业不配套、市场需求发生变化等因素，容易水土不服，盈利能力下降，例如，2007年，武汉方面与富士康集团共同出资114余亿元打造富士康科技园，科技园投产近3年时间，累计实现总产值亿元，但远低于投产之初设定的1000亿元目标，更令人担忧的是，该项目至今仍未盈利。
因此，客观评估新转入企业，尤其是名牌企业的经营前景显得尤为必要，否则，很容易陷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误区。
（三）产业输出地“空心化”风险
对东部地区而言，一批因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的产业，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是向中西部搬迁，降低生产成本；第二是受制于搬迁成本过高，而在当地又无法继续运营，而被迫关闭、停产。
无论那种情况出现，都会造成部分产业的“空心化”现象。原有产业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其在当地的上下游产业也将受到冲击，或将波及更多的产业，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整体来看，目前中国的产业转移属于有序进行阶段，出现上述波及当地经济发展的可能行较小，虽然需要警惕，但无需过于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