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畜牧行业）明清以来
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明清
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
明清以来广东的生态农业类型
吴建新赵艳芝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510632）
[摘要]明清时期广东出现了基塘农业、稻田养鱼、稻田养鸭、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植物农药等生态农
业，仍延伸到近现代。本文仍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4-00-
TheGerminationandModernInheritanceofGuangdongecologicalagricultureint
heMingandQingDynasty
WUJian-xinZHAOYan-zhi
（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CollegeofSouthChinaAgricultureUniversity）
Abstract:IntheMngandQingDynasty,Somekindsofecologicalagriculture,suchaslan
d-poolstructure,fishraisinginricepaddy,duckfeedinginricepaddy,thekillingoforang
e-pestswithAnts,botanicalpesticide,
o-culturethatlaststonow,
vevaluesasatypeofhistoricalculturetobeexploited.
Keywords:ecologicalagriculture；ecologicalagricultureculture
明清时期是广东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这壹时期农业技术文化的壹个突出的现
象就是生态农业的萌芽。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桑基鱼塘。1但较全面地论述这壹时期的生
态农业的萌芽，以及将它作为农业文化的延伸形态来探讨的文章尚未见。本文试对此作壹探
讨。
壹、基塘农业
基塘农业分布很广，于珠三角的农业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它起源于珠三角的低
洼平原，它的形成必须具有二个最基本的条件。壹是必须具有排、灌、防潦兼备的水利系统，
田地必须是围田类型，二是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结合。这俩个条件于明清时期均已经具备，
且且逐步完善。
明清以来珠江口的漏斗湾随着围垦的加快而逐渐被填满，形成了河道纵横交错的河网区，
随着水灾的日益加剧，人们必须将鱼塘挖深，将塘四周填高以防水患。明代万历年间南海、
顺德已经有密集的堤围，清代水利形势恶化，珠三角腹部的堤围更为密集。
明清俩代的堤围仍有不同特点。明代堤围仍比较低矮，而且多为土堤，抵御洪水的能力
不强，而且堤围多不相统属，多为只有单壹防洪功能的水利工程。清代堤围的建造标准比明
1 相关研究见谢天祯：《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
版社，1987 年）、杨晓棠：《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
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第 7 辑，农业出版社，1988 年）、赖作莲：《试论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兴起的
原因》（载《古今农业》2000 年第 4 期）、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载《农业考古》
2003 年第 1 期）
代要高，长度、高度、堤围底座的标准均远远超过明代。清代后期珠三角小围连成大围，壹
村壹堡也形成独立的具有排、灌、防潦航运功能兼备的水利系统。于明代中叶基塘主要集中
于南海的九江、顺德的龙江、龙山等水利设施完备、淡水养殖业和种植业均比较发达的个别
地区。清代连片基塘区出现于南海顺德的桑园围等大围，且且向香山、新会等县的新开发的
沙田区扩展，发展的盛期于清代中后期。
最早出现的基塘类型有果基鱼塘、桑基鱼塘、菜基鱼塘、葵基鱼塘等。万历《顺德县志》
卷 30《杂志》第九记载：“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这是果基、花基、菜基
鱼塘的类型。葵基鱼塘则于新会占优势。《广东新语》卷 22《麟语》记载：“九江之地如棋
枰，周回三十余里，其黑脉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
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女喂饲爱蚕”，这是桑基鱼塘的类型。清代乾隆至咸丰、同治年间，
南海、顺德连片基塘区的出现，往往和壹村壹堡的独立水利系统相联系。同时期随着国际市
场对蚕丝需求的加大，蚕桑业于南海顺德的连片基塘区迅速发展起来，且向香山、新会、高
明等沙围田区扩展。基塘于扩展的过程中和水利建设有壹定的矛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于发
展过程中逐步协调。[1]桑基鱼塘迅速成为于地理分布上占优势，而且于技术上也逐步发展为
成熟的基塘类型。如于基和塘的比例方面，明末清初基塘比例为 5：5，如《广东新语》卷 22《麟
语》记载：“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到清末南海顺德的农民认为基塘比例为 6：4最
合适,如清末卢中燮《粤中桑刍言》记载：“其法将四成为塘，六成为基”。其次于生态系统
的结构上探索出“鱼，猪、蚕、桑四者齐养”[2]的合理搭配，养鱼、种桑、饲蚕、养猪的种
群结构和食物链更趋合理，标志着明清基塘工程技术的进壹步发展。《粤中桑刍言》仍总结
了“培泥之法”、“鑲勘之法”、“盘基之法”的基塘技术措施，是基塘系统运行中的重要环节，
基和塘保持适当结构和比例，起到调节水、土、肥的作用，使基塘保持稳产高产，发挥水利
功能。
基塘的另壹种重要类型蔗基鱼塘是于民国时期才发展起来的。于上世纪的 20－30年代，
由于国际市场的影响，广东的蚕桑业壹度衰落。而于 30年代初，广东机器糖业促进了甘蔗
种植业向没有蔗糖业传统的顺德基塘区扩展，桑基鱼塘便向蔗基鱼塘转化。蔗基鱼塘成为占
优势的类型。但蔗基鱼塘于顺德不是完全排挤了桑基鱼塘，而是二者且存，农民根据市场需
要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基面的作物栽培从而改变基塘的类型。蔗基鱼塘的应用促进了基塘
技术的创新。如种植桑树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树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趋向紧密，而改
种甘蔗的时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3]（P6-8）于实践中，顺德农民很好地解决了蔗基鱼塘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流和循环的问题：壹是将蔗叶用作喂鱼的饲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
塘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加大对蔗基鱼塘生态系统外的物质投入。如 1950年顺德县龙清乡
的农民郭炎于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入的仍有猪粪、
蚕蛹、嫩草、水草（是长于水里的壹种野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 9620斤，
每亩鱼塘鱼的产量为 470斤，而当时的壹般鱼塘产量只有 150斤。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
有的农民仍用蟚蜞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4]从 20世纪的 30－50
年代蔗基鱼塘于技术上才成熟。从上世纪的 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鱼塘和桑基鱼塘基
本保持且存的局面，根据蚕桑业和蔗糖业的市场情况互有消长。但于 80年代开始，桑基鱼
塘于基塘区已经衰落，蚕茧生产和其它作物生产相比，比较效益低，农民纷纷将桑基改种其
它作物，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蚕茧派购任务，给予每亩桑基壹定的补贴，而 1985
年以后蚕桑生产下降幅度更大。[5]到了 90年代，蚕桑业已经完全退出，当下基塘区已经没
有桑基鱼塘的芳踪。而于珠三角桑基鱼塘衰落的同时，这壹古老的生态农业模式却受到了联
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高度重视。该组织于 80年代资助华南农业大学建立了研究机构。其实自
上世纪 50－60年代开始，广东的学者壹直没有停止过对桑基鱼塘的研究，联合国科教文组
织的资助更推动了这壹方面的研究。世纪之交，基塘农业壹直是生态农业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基塘农业经过现代科学的改造，新的面貌出现。据华南农业大学学者于 2001年于顺德、南
海、番禺等市(区)的实地调查，目前珠三角存于 6种典型的基塘系统模式：精养家鱼—草
(Ａ)、鸽—家鱼—草(Ｂ)、鸭—家鱼(Ｃ)、猪—家鱼—草(Ｄ)、猪—家鱼—特种鱼—作物
(Ｅ)、异地鸡—饲料鱼—特种鱼(Ｆ)，这些基塘农业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资金投入大、经济
效益高，市场风险也高。其中以综合养鱼模式的经济效益最高，也值得推广。但于基塘的生
产过程中畜禽粪便和饲料不同程度存于污染水环境的问题，以及由于传统基塘技术如挖泥上
基面的方法弃置不用，以致鱼塘淤浅，基和塘之间缺少物质交流的环节，等等。[6]这是基塘
农业于从传统农业时代向现代农业时代转型过程中的现象，有必要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
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加以解决。
二、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于唐代已有记载。《岭表录异》记载的新、泷州相当于今罗定县，直到明代以
前是壮瑶族聚居地。人类学家张寿祺教授认为岭南的壮峒瑶族是较有可能最早使用稻田养鱼
技术的少数民族。这壹技术起源于山间低地塱田或者河口地区的低洼田中稻鱼共生的生态环
境中。珠三角基塘区的稻田养鱼和基塘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南、顺的基塘区中，于
蚕桑业未完全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基塘系统中的鱼塘壹直有稻鱼轮作的方式，如万历《顺德
县志》卷 3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春则涸之插秧，大者至数
十亩，若筑海为池者，则以顷计。”《广东新语》卷 22《鳞语》：“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
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支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
下为池以畜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稻秧。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说
明不论于桑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中均有稻鱼轮作，于鱼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
能是播秧，或仅仅是作为秧塘。因为鱼塘泥土较肥，利于秧苗的生长，如顺德的龙山：“塘
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鱼利之
兴也”（嘉庆《龙山乡志》卷 4《物产》）。道光陈炬墀所撰新会《龙溪志略》卷下，记载于新
会外海乡的壹口池塘：“秋冬为菇塘，春为秧塘，夏为鱼塘，其利甚溥”，这也是用作秧塘
的鱼塘。不过于南海、顺德基塘区，清代后期随着稻米种植业的衰落以及鱼塘需要挖深以适
合水利建设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鱼轮作基本消失，专门用于养鱼。
值得注意的是，于盛产四大家鱼鱼种的西江边上的高要县，稻鱼轮作延续了相当长的时
期。清末《高要县志》卷 11《实业》记载：“邑人佃塘畜鱼，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
黄塘大榄俱鱼禾俩利。碌步朗之南塘，广利之大框亦然”。但当地稻鱼轮作的历史会更早。
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记载：“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涨必遭淹没。四围为
土堤，留窦出纳。涨至，大江之鱼入焉；涨退，以竹篱遮窦，使不得出而鱼乃留。此天地自
然之利也”。虽然没有说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时节西江的洪水）有否种植水稻，但
能够从民国时期记载说明这些鱼塘是实行稻鱼共作的。民国《高要县志稿》记载：高要县的
渔业养殖分为人工养殖和天然养殖，前者为鱼花塘和大鱼塘，天然养殖是塱塘和装荒塱塘，
“塱塘面积至大广至百余亩，小至十余亩。水深至寻丈，四面有基，基有窦穴以备放水出外，
穴口常以竹簰断绝塘鱼潜出。收益多半为鱼禾俩利”，于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就放鱼池中，“不
必饲料，全赖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质。然必赖天雨平匀，乃成丰岁”。[7]塱塘就是《粤东闻
见录》上所记载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进入，塘水常满，塘中种植的是“能随波
争高，不受淹没，秆长盈丈”的耐浸稻品种“深水莲”（《高要县志》卷 11《实业》）。
除了稻鱼共作，仍有鱼和其它作物的共养。《广东新语》卷 27《草语》记载：“西郊，
为南汉芳华苑地，故名西园。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区，种鱼三之，种菱、莲、
茨菰三之，其四为蕹田。蕹无田，以蔑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予诗：‘上有浮田下有
鱼，浮田片片似空虚。撑舟直上浮田去，为采仙人绿玉蔬’。”民国十二年郭华秀《高要县
调查录》（载岭南农科大学《农事月刊》1933年第 2卷第 3期）记载：高要的低洼田中除了
种植水稻，仍种植茨实、莲藕等水生植物，但池塘中不养殖吃茨实、莲藕苗的鲤鱼黑鲩白鲩
塘虱等，只养殖不吃作物的鲮鱼等。1958年华南农业大学的学者梁光商于《粤北水稻田养鲤
鱼的经验》（载《广东农业通讯》1958年第 1期）中报道于粤北的乐昌、连县、连山、连南
等县的稻田养鲤鱼，能够消灭当地疟疾蚊虫，于深水的低塱田中养殖二季到三季的鱼。同年
赖泽光于《稻田养鱼的点滴经验》（载《广东农业通讯》1958年第 1期）也报道于粤西云浮
的稻田养鱼经验。
现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门、新会等地的低田中，稻鱼混作是壹种重要的种养方式，
或俩稻壹鱼、或稻鱼稻、鱼稻鱼、稻虾鱼等俩鱼壹稻的壹年三收轮作制，或俩稻俩鱼的壹年
四收轮作制。上世纪 90年代初华南农学院的学者已经总结了壹整套的稻田养鱼技术，推广
到珠三角的农村。于土地整治方面，筑高筑固田埂，开挖鱼沟鱼坑，且且规格化，选择高产
抗病再生力强的稻种，合理混养多种鱼类，建立水体生态平衡，建立鱼格塘，培育中型鱼苗，
将鱼苗培育成中鱼，水稻收割以后才移于大田中加快鱼的生长。于稻田养鱼中也总结了饲养
管理的技术。肇庆市广利镇低洼地壹直有稻田养鱼传统的专业户，使用了新的技术以后，产
生了高于水稻种植农户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8]
三、稻田养鸭
于珠江口的沙田区中，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0《禽语》）。
所以方志上将此作为灾害记录，光绪《香山县志》卷 22《祥异》记载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
苗"的记载。沙田区防治蟛蜞危害稻田，壹是人工防除，如咸丰《顺德县志》卷 6《经政略》
记载：清代“顺、香田亩蟛蜞山积，蛋妇日率其童稚携具而捕之，卖于居民以饲蓄鸭，田稼
以是不害”。二是养殖鸭群放养于稻田中。珠三角的稻田养鸭，于明代的洪武年间已经开始。
万历《新会县志》卷之 2《食货略》记载：“天顺中均御史韩雍谓：蟛蜞害稼，鸭可治之。
田有遗穗，鸭得食之。税为军需，亦壹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复佥民之有恒产
者，立埠如故，蹂禾失业。致有掠鸭而斗者，于是复革。”嘉靖年间南海人霍韬《渭崖文集》
对鸭埠的兴废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于稻田中大规模地放养鸭群，不是壹家壹户的壹般
农户所能为，而是由当时的“势豪”之家进行，明代嘉靖年间香山县“濒海为害者有二：曰
见鸭船，曰禾虫船，皆顺德大户。相殴至于杀人者有之。不能够不禁也”（嘉靖〈香山县志〉
卷 2〈民物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本）。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牵涉到农户、田主、
鸭户三方的利益，如果没有协调遗址的社会行为作为制约，任何壹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应用就受到限制。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二《民
物志》，万历《新会县志》卷之 2《食货略》均提到了这种技术应用时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大
致于明末清初，于这种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农户、田主、鸭户三方已经得到很好的协调了，所
以《广东新语》卷 2《禽语》记载“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
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清代很少发生由于大规模放养鸭
群出现的冲突，壹种良好的协调行为作为民间约定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制约着养鸭户的行为。
政府将养鸭地段即鸭埠的课税用作水利建设，或者教育设施的公益收入。
从文献见，稻田养鸭不局限于珠三角的沙田区，如《读史方舆纪要》卷 101记载三水有
鸭埠水，民国《开平县志》卷 45《杂录》：“今制：鸭所食遗稻，有埗。埗属诸乡。畜鸭者
先和其乡租埗，至收割时然后纵鸭食之。其食蟛蜞亦然。谓之清水涉。从未有为农害者，亦
善法也”。粤西的廉州也有鸭埠专吃稻田里的蟛蜞，其习惯和珠三角壹样（民国〈合浦县志〉
卷 6〈杂志〉，华南农业大学农史室藏 1942年刻本）。鸭埠的民间习惯法仍见于海南岛。光绪
间定安县社德堂村，共 10多村议定乡规，“议六畜纵伤错者，按伤物之多少议取赔罚”，其
中关于养鸭的条款：“议鸭埠各村轮掌，不论大熟，小熟，俱要监期，不许先春。如果欲先
春者，众议外，取租埠钱四千文入庙”。有不服者，“合众鸣官究治”。[9]（P947－948）禁止先春
的意思大概是禁止先行放鸭于田。这壹禁令表明了海南鸭埠的习惯做法。而于粤东客家山区，
则对于田间养鸭有严格的限制。乾隆 6年大埔县的《通乡禁碑》禁止将鸭和牛乱放牧：“吾
乡耕田，坎高塍小，崩坏甚难修整。践踏致崩田坎，兼食禾以防谷食，莫若牛牵田为甚”，
“鸭……无论食谷种则秧不足，啜禾头则禾难生，及将熟蹂泥，十倍于啄食，且三勤壅肥，
水尽被搅去，致田瘦无收…….二者均害农家。既以国课，前屡禁革，日久怠玩，兹通乡再
禁，勒石垂久……如犯禁，鸣锣公罚，持强呈官究治”。[9]（P893-894）可见山区田地细碎，坎
高塍小的特点不利于大规模的养鸭业。
于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界没有对稻田养鸭进行过深入研究，但 1935年第壹甘蔗营造场
于推广甘蔗害虫防治法时建议蔗农于蔗园中放养鸡鸭以消灭甘蔗蝼蛄。[10]（P46）于 20世纪 50
年代，稻田养鸭仍于沙田区中应用。早晚俩造禾收获后放养专门吃田中遗穗的鸭群分别称为
早造埠鸭和晚造埠鸭。埠鸭有不同的饲养时期。禾苗生长期间仍有“春水鸭”和“西草鸭”（粤
语将水田中生长的藻类植物称为“西草”），其作用是于禾苗生长过程中放养鸭群于稻田中吃
食蟛蜞和稻田中的杂草。秋收之后吃田里遗穗的才是埠鸭。这壹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仍将
稻田养鸭的技术做了总结和推广。[11]和此同时，由于农药的应用，使这壹传统的技术开始退
居比较次要的地位。1956年邬祥光研究了广东沿海蟛蜞生态习性及其防治方法广东沿海农民
6种消灭蟛蜞的方法，仅有壹句提到“放鸭啄食：潮田区农民最喜欢养鸭啄食蟛蜞”，文后又
提到“放鸭啄食应该尽早，因为蟛蜞开始繁殖时，田间出现的是小蟛蜞，若蟛蜞长大了，仔
鸭就捕不到大蟛蜞，这样会大大影响天敌的作用。”但作者似乎更为推崇药物防治的方法，
详细介绍了番禺农民创造的米糠拌和六六六防治蟛蜞的方法，且总结了各种不同药量的毒饵
的效果和根据蟛蜞的生态习性施放毒饵的方法。可见 50年代中期药物防治蟛蜞为害已占主
要地位。[12]1956年广东农业厅《麻雀、田鼠、蟛蜞、山猪的生活习性及消灭方法》，介绍了
对这些动物的防治方法。其中对蟛蜞，提到药剂防治、人工捕捉、于基边筑小基，然后放六
六六水溶剂以除蟛蜞、铲除田边杂草，用泥巴糊住蟛蜞洞，生物防治的方法是养鸭啄食蟛蜞，
不要捕捉青蛙等食蟛蜞的有益动物。[13]由于多种防治方法的应用，特别是药物防治方法简便
效果高，养鸭防治蟛蜞已经不是很重要的方法了。
现代华南农业大学的学者深入研究稻田养鸭的方法，将它作为壹项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生态技术来推广，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当下国内稻区均推广这壹项生态农业
技术，将鸭子围养而不是放养于稻田中，稻和鸭建立壹种共生关系，利用鸭子起到除草、除
虫、耘田、鸭粪肥田的作用，生产出来的大米被称为“生态米”，市场上供不应求。
四、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
岭南果树栽培中应用天敌防治害虫的历史相当悠久。托名西晋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
有这壹方面的记载，但其撰写年代有争议。这壹技术的分布地方可能最早出当下古代广东柑
橘资源品种丰富，设有官营柑橘园的地方。如唐段公路《北户录》卷 3引（晋）裴渊《记》
记载：“罗浮山有壶橘十种”，《太平御览》卷 626引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交趾有橘
官壹人，秩三百石，岁主贡御橘”，又（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5《木语》：“唐有御
柑园，于罗浮。”而且于柑橘栽培中应用黄麖蚁的方法仍可能和岭南土著熟悉蚂蚁习性和嗜
食蚂蚁的习惯有关。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记载岭南的酉长收集蚂蚁制作蚁酱招待客
人的佳肴。应用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于岭南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宋代庄季裕《鸡肋编》
卷下记载：“广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
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
入中则持而去，谓之养柑蚁”。很明确记载了宋代岭南园户应用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之普遍，
以及养蚁户和园户之间的依存关系。这壹技术于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产地。明代崇祯《肇
庆府志》记载：“甘亦名乳柑，产四会上林者冠绝天下。次则高要县宝查，接近上林，次则
桂林以东新桥以北。跨新兴之界称新兴柑，差足比拟，他邑远不逮也。木性招蠧，凿取不足，
恒畜蚁辟之，邑中岁征以饷贵游，供亿甚苦”（崇祯〈肇庆府志〉卷 10〈物产〉，日本藏罕见
中国地方志丛刊续编本）。“凿取”是指人工防除，同时用蚂蚁治虫。于号称“潮果以柑为第
壹美味”（康熙〈潮州府志〉卷 10〈物产考〉，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据图书馆藏本影印）的潮
州，也用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广中蚁冬夏不绝，有贸蚁者以纸囊盛而饲之，种树家买取
置树头，则花果不为虫蚀，或曰收其子为酱食”（康熙〈潮州府志〉卷 10〈杂记〉）。《潮州府
志》上记载收养的蚂蚁应该就是黄麖蚁，且且从侧面说明岭南收养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
术也和岭南人对蚂蚁的食俗有关。清初《广东新语》卷 24《虫语》记载附近的橘农使用蚁桥
扩大黄麖蚁的活动范围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这壹技术的创新。
民国时期，这壹技术的应用也很普遍。1918年于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格罗夫等人，
发当下附近壹个村庄有专门养殖黄麖蚁的农户，用壹块钱壹只蚁巢的价格卖给种植柑橘的农
户。[14]（P237）1923年郭华秀于《四会柑桔栽培法》（载〈农事月刊〉1936年第 2卷第 3期）
中报道：盛产优良柑橘品种的四会“柑树之上多放柑蚁，以捕害虫”。黄麖蚁产于增城客家
村的橄榄树上，阳春、电白也有出产。黄麖蚁论斤出售，除了天牛虫之外，能够防治多种害
虫，没有使用以蚂蚁防治害虫的果树，即使有果实也会有损害外观。郭华秀除了报道了《广
东新语》上记载的蚁桥的应用以外，仍较详细报道了黄麖蚁的生态习性和橘农用狗肠虫饲养
橘蚁的方法。1936年赵善欢于〈广东虫害初步调查方案书〉（载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声
汇 刊 〉 1936年 第 20期 ） 中 报 道 从 化 县 的 橘 农 “ 培 养 大 黄 蚁 （ 惊 蚁 ）
(OecophyllasmaragdinaFabr.)于树上，以驱杀各种害叶之幼虫，故损失尚轻”。值得注意的
是应用黄麖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肇庆四会、阳春、新兴地区，于文献记载具有连续性，而且是
柑橘的著名产区。这些地区于古代是岭南少数民族最为活跃的地区，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
仍是俚、僚的活动地区，宋元明是瑶族的分布地区。这壹技术是否和历史上活动于这些地区
的民族有关，也很值得注意。
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不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仍深入研究这类天敌防治害虫的方
法。于上世纪的 30年代早期，第壹甘蔗营造场于推广甘蔗栽培技术的过程中用图谱介绍了
甘蔗螟虫的多种天敌赤眼蜂等 30种，提倡保护益虫以防治甘蔗螟虫，建议人工繁殖和利用
甘蔗绵虫的天敌食蚜虻、蠼螋、步行虫及数种瓢虫等。但仍没有提出壹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
华南的学者中，以赵善欢最早对害虫天敌寄生蜂进行研究，于 1931、1936年发表这方面的
论文 3篇。[15]（P101）
20世纪 50年代以来，随着农药防治方法的广泛应用，天敌防治害虫法于生产中的实际
应用很少见于记载。1955年冯永新等报道新会柑橘病虫防治，没有提到黄麖蚁防治害虫的方
法，只介绍了几种用化学药品如波多尔液、石灰疏黄合剂、六六六等的使用方法。[16]当然，
当时的农业推广部门也有进行这方面的壹些实践。1956 年 9月，德庆县莫村乡发生了稻纵卷
叶虫和稻苞虫为害。该县的莫村推广站试用山上的黑色大蚂蚁进行防治，且推广到其它的区
乡。该蚂蚁生长于松竹和黄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将蚂蚁包采集以后，于其找不到食物，
且且蚂蚁全部归巢的时候移送到稻田中，每亩稻田放置 15－20个蚂蚁包。放置蚂蚁包时将
田中的水放干，且且用竹枝搭桥以便蚂蚁活动和捕虫。将蚂蚁包刺破多个洞，利用蚂蚁近乎
疯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凶地捕捉害虫。经过试验，放置蚂蚁包四天之后的灭虫率可达 80
％。[17]文献上关于利用蚂蚁防治稻螟虫的记载，仅此壹例。
解放以来，华南农学院植保系于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方面的研究壹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于国际学术界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陈永坚于 1957年认为，1940年以前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赤
眼蜂的质量问题，阻碍了赤眼蜂的推广应用。作者对赤眼蜂的寄主、赤眼蜂繁殖的环境条件、
田间释放数量、放蜂时间、寄主的所于高度对放蜂的影响、赤眼蜂的种类和防治害虫的关系、
赤眼蜂的繁殖使寄主和蜂的冷藏问题、赤眼蜂人工释放后的田间效力检查均做了探讨，有利
于赤眼蜂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田野。[18]已故著名昆虫学家、华南农学院院长、院士赵善欢教
授长期以来是华农大这壹方面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培养的不少学生现已成为国内这壹方面研
究的重要骨干。
五、植物农药防治害虫
广东人早就观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剧毒性，如唐时期岭南的少数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剧毒
性（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古代广东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叶）制造命案
讹诈他人（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7〈草语〉）。崇祯《肇庆府志》卷 10《物产》记载：
狗颈藤，用作毒鱼，称为鱼药；仍记载老鼠勒，“置鼠穴可辟鼠”。从对剧毒植物的认识而将
其用于作物害虫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岭南文献上没有这壹方面的明确记载，直到
清代才有。
清代广东客家山区的农民应用烟骨或烟叶的下脚料防治稻螟虫。比较早的记载有乾隆
《嘉应州志》卷壹《舆地部·物产》：“烟草取其筋骨舂末，杂石灰散布禾苗，杀虫兼滋润
苗根。近则以生烟草杵烂，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种烟草者益众”。相同记载见
于嘉庆《平远县志》卷之二《物产》，文字稍异，当是后者抄前者。可见这项烟草防治害虫
的技术大致于清代中期以后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过的熟烟的烟骨，后来发现了用没
有加工过的生烟，除虫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烟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这是因为
当时农民认识了烟草的防治害虫和具有肥田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因为这种作物的市场价值而
去种植。清代粤东北和粤北是烟草重要产区，生产烟草著名品种，乾隆《嘉应州志》、嘉庆《平
远县志》的记载很值得我们从另壹个角度去探讨清代烟草种植业兴起的原因。道光《镇平县
志》卷 5《日用》：“粪田：石灰之外加以烟骨…..以烟为烟骨，盖自近始。烟骨者，烟叶
之茎晒干斩断用以粪田谓之塞烟骨。盖石灰能够杀鼁蛤而烟骨能够死螟螣也。俗以将有求于
人而馈送者谓之塞烟骨，亦以先费本钱而望后日收成之利，故戏以为名也”，很明确地提到
烟草的肥田作用。且且将这种技术的称呼用作民间的俗语，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之广。
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烟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对害虫有强烈的触杀作用。把烟
骨插于禾苗的根部，使烟草中的尼古丁溶解于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后，稻叶发生苦涩味，螟
幼虫钻入稻茎就会被杀死，于插烟的有效期内，螟虫卵不能孵化，同时水稻的铁甲虫危害大
为减轻。烟草仍含有有机质和丰富的养分。烟草含有氮，钾，磷，和传统的肥料花生麸相比，
烟草的氮、磷均低，但钾高出花生麸数倍，施于稻茎干，能够使茎干坚实，减少倒伏，抵抗
病害。清中期广东山区的农民于实践认识稻的烟草的肥田作用和杀虫作用，是符合科学道理
的。
民国期间赵善欢《广东虫害初步调查方案书》报道：广东农村有 14种土法杀虫法，其
中植物农药有 5种。（1）烟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烟骨舂碎成粉和生石灰混合制成溶剂，
防治叶虫鳞翅目和蛸翅目幼虫。农民常于圩市上购买烟骨回家制作农药；（2）毒鱼藤
（Derrielliptica,Benth）：是 30年代才从新加坡进口的。附近的农民将毒鱼藤锤烂后，
浸于清水中搅拌，喷射于作物上。（3）鱼藤（MilletliaparchycarpaBenth）生长于本省的
山岭岩石间，农民以其根锤烂浸水，制作溶剂，用作防治牛的皮肤病，也可杀作物的害虫；
（4）辣蓼草（Polygonumsp）用作熏烟剂，（5）蒜头和辣蓼草、茶仔头混合，洒落禾穗上，
驱除剃枝虫。
1954年广东省农业厅专门推广杀虫效果高的烟草品种如粤中的牛脷烟、粤北的金英种，
粤西的根子烟，粤东的青烟，这些品种的尼古丁均于 3％－7％。此外，农业厅从甘肃引种黄
花烟试种，其尼古丁含量于 7％之上，生长粗放，适合农民种植。杀虫方法是将烟草制成粉，
混合等量的水化石灰水，每亩撒 25斤，防治螟虫、稻苞虫、刺枝虫等，且有肥田功效。于
示范农场试种之后，于中山、新会、潮安、揭阳、廉江的稻区中广泛应用，用烟叶治螟的稻
田，使于稻根越冬的螟虫减少壹半，产量增加了 20％―25％。[19]
1959年，广东省农业厅植检科推介的植物农药有辣蓼、大茶叶、大蒜、闹羊花、羊角扭、
老亚胆、烟叶、扫把枝、蓖麻叶、松树毛、巴豆、茶麸、马钱子、双眼龙叶、苦参、苦柬（木）、
辣椒、雷公藤、乌桕、假黄皮共 20种。[20]
当代植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是生态农业中壹个重要的方面。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于这壹
方面的研究也壹直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
六、结语：生态农业的现代价值
生态农业是传统农业技术中最有生命力的类型，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人和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这壹对矛盾。有的学者对于当代稻田
养鸭的技术从日本引进，认为当代农业科学界于这壹点上“数典忘祖”。事实上我们不必为
此耿耿于怀。墨西哥学者将传统农业中农民靠本身经验长期积累起来的，使人和自然界保持
和谐关系的农业知识和耕作体系，称为民族生态学。如果我们从这壹视野出发，就能理解为
什麽稻田养鱼等生态农业技术也广泛地分布于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区、稻田养鸭也出当下日本。
稻田养鸭技术于我国古代存于而于近代“失传”，于当代再引进，只能说明我们曾经于农业
发展的技术选择上对民族生态学不够重视，只重视农业的发展而不重视农业、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生态农业的不同类型大均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且且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是传统
农业遗产和现代农业科技结合的典范，明清时期广东的基塘农业和当代广东的生态农业均说
明了这壹点。生态农业仍有极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哲学思
想、更深深扎根于古农学“天、地、人”的农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因此不要仅仅将它作
为壹种农业技术，而是将它作为有着深刻哲学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开发，生态农业就走出
了农学的范畴，而显示出它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当代广东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的专家，
体会到了基塘农业的审美价值，从而于市花均区营造了壹个科研、生产和休闲旅游业结合的
生态基地。基地以该单位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开发出壹系列的蚕桑产品和附加产品，且将基
塘文化、蚕桑文化、纺织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结合，以视、听、味的感觉形态给人们
带来娱悦的享受，使人们于休闲旅游的同时，体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受到关于生态
农业文化的深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为 2004年广东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清广东的农业垦殖和环境变迁》
（项目编号 03104G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建新，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农业科技史、华
南农业史。赵燕芝，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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