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一、国外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理论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
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
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
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
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
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
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
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
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
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
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
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
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
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
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 2003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
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
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
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
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
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
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
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
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
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
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 1846―1930 年期间，共有 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
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
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
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 20世纪 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
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
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
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
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
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
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
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 20世纪 40年代和 50年
代。在大约 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
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 GDP增长率大约为 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
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 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
了年平均 6．1％的人均 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 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
素贡献了 －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 1／4－1／
3(或 除以 )；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 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
的贡献更高达 1／3－1／2(或 除以 )。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
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 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
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 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
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
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
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 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
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
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
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
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
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
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
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
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
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 30多年的时
间里，将人均 GDP由 1962年的 83美元迅速提升至 1995年的 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
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 20世纪 60年代
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
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
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选择出
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 GDP比重
一直在 20％左右，与同期的 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 GDP比重由 1950年不到
20％上升到 1975年之后的 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 GDP比重从 1950年不到 25％上升到 1975年
之后的 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 GDP的 l
－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
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
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 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 ％，中国台湾在 1970年失业率也
只有 ％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 1966－1990年，韩国
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 27％上升到 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 28％上升到 37％。正是通过这种
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
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
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
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 12％－13％。日本在 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
为 36．2％。从 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 10％上升到 36．6％。从 20世纪 60年代中
期到 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 20％左右上升到 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
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 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
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
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
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 20％。美
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
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
本的老年抚养比为 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 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
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 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
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 万日元，但
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 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
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
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
程大约到 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
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
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
计，到 2030年中国超过 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 8％增加到 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
数的 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 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
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
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 GDP年均增长率在 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
均工资在近 12年内仅增加了 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
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
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
已从 1980年的 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 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
报告预测，到 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 0．474，问题十分严重。
(二)中国应采取的措施
根据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借鉴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对更好地促进中国的经济
增长具有战略意义。一是通过最大化地实现充分就业来挖掘尚存的人口红利。“十一五”期间，中国新
增劳动力数量持续增加，处于劳动力供给高峰。实现充分就业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而且也
是挖掘人口红利的唯一途径。二是建立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是人口老龄化
速度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障水平相差悬殊。即使到 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
了“翻两番”的目标，届时人均收入水平大约在 3000美元左右，但仍处于中低收入水平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