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中信用的定义及信用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企业信用评级
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
摘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信用”作为一种核心的生产要素和无形
的社会资本，是维系交易安全、降低制度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
基石。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其中，以信用评级机构为核心的企业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专业化
的信息加工与风险揭示，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构建有效的风
险预警与市场约束机制。然而，这一在金融市场和宏观审慎监管中扮
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在微观的民商事司法实践中却遭遇了严重的“执行
失灵”。大量的司法判例表明，企业的信用评级，无论是优良还是低劣
，极少被法院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分配法律责任、衡量当事人过错的
考量因素，其法律价值被严重虚置。这种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的脱节
，使得信用评级的市场激励与惩戒功能在法律救济的“最后一公里”被
消解。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民商法中“信用”的法律内涵，以企业信用
评级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为切入点，剖析当前信用体系构建的深层次
障碍，为打通信用信息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传导路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
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与比较法研究，系
统梳理了信用的法学定义与信用评级制度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对大量
涉及企业融资、担保、交易等民商事纠纷判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信
用评级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困境。研究结果表明，司法执行的缺陷主
要源于三大结构性矛盾：一是法律依据的缺失，现有民商事法律规范
中，并未明确赋予信用评级作为法定证据或裁判考量因素的地位；二
是司法信任的不足，由于我国信用评级行业长期存在“评级虚高”、“独
立性不强”等问题，导致法官普遍对评级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持怀疑
态度；三是责任联结的障碍，即使信用评级被采信，如何将其具体转
化为加重或减轻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缺乏可操作的转换规则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即构建有效的民商法信用体系，必须实现从“
市场信号”到“法律后果”的制度性跨越。这要求在立法层面，明确信用
评级的法律地位，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特别是金融机构）注意义务
、交易过错以及损失因果关系的重要参考；在监管层面，必须通过强
化监管、打破刚性兑付、引入市场化的违约处置机制，倒逼评级机构
提升评级质量，重塑司法信任；在司法层面，应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
，引导法官在审理关联案件时，将信用评级作为重要的“案件事实”，
并探索建立信用状况与裁量性赔偿责任、诉讼成本分担等相结合的激
励与惩戒机制。这一研究对于丰富我国信用法学理论，完善民商事证
据制度，推动信用评级行业市场化改革，以及营造诚信守法的营商环
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民商法；信用；信用体系；企业信用评级；司法执行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正
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如果说土地、劳动、资本是传统经济的三大要素
，那么“信用”则日益成为驱动现代市场经济高效运转的第四要素。信
用，作为市场主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履行承诺、遵守契约的能力与意
愿的综合体现，其本质是一种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摩擦、
促进价值交换的社会资本。一个成熟的信用体系，能够有效地将市场
主体的历史行为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价值，从而为资源配置提供
更为精准的“导航系统”。为此，我国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置于国家战
略的高度，力图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一个覆盖全社会、激励守信、惩
戒失信的宏伟蓝图。在这一体系中，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作为专业化的
信用信息生产与传播机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目前关于企业信用评级在具体情境下的法律应用研究尚不
充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与实践策略。理论上，
由独立第三方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应是对企业偿债能力和
违约风险最权威、最直观的判断。它不仅是投资者进行债券、信贷等
投融资决策的关键依据，也理应成为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经济纠纷时
，判断当事人行为合理性、注意义务履行情况以及过错程度的重要参
考。例如，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银行对一个信用评级极低的企业
发放巨额贷款，其自身的尽职调查义务是否完全履行？在企业债券违
约诉讼中，评级机构出具的“AAA”评级与企业随后的迅速违约之间，
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问题都直接触及信用评级的法律效
力。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却观察到一种普遍的“司法漠视”现
象：绝大多数民商事判决，对案件当事企业的信用评级状况要么只字
不提，要么仅作为背景信息一笔带过，而极少将其作为影响裁判结果
的核心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信用评级，这一在市场上被高度关
注的“金字招牌”或“警示红灯”，在法庭上却往往变得无足轻重。因此，
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民商法中“信用”的法律定义，并以企业信用
评级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为样本，构建一个能够有效联通信用信息、
市场行为与法律责任的理论与制度框架。本研究将通过对信用评级制
度的法律功能定位、司法适用困境的实证分析，以及域外经验的比较
借鉴，深入剖析信用评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失语”的根源，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方案。其目的在于，为立法机关明确信用评级的法律地位提
供理论依据；为司法机关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如何采信和运用信用评级
提供裁判指引；为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提供方向。本
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打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个关键堵点，即如
何让专业的信用信息真正“走进”并“影响”司法裁判，从而使信用奖惩机
制能够获得国家强制力的终极保障。这不仅关乎信用评级制度本身的
存废兴衰，更关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能否从一个“软性”的道德倡导，
转变为一个“硬核”的法治实践，对于丰富和完善我国民商事法律体系
具有关键性的价值。
文献综述
关于信用的定义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是法学、经济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长期关注的议题。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为我们理解
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的司法困境提供多维度的理论视角。
在域外法学理论与实践中，信用评级制度与民商事法律体系的互
动关系紧密而复杂。以美国为例，其信用评级行业由穆迪、标准普尔
、惠誉等寡头垄断，这些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中拥有近乎“
法律”的地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其多项监管规则中直接
引用“投资级”评级作为划分证券发行、交易资格的标准。在司法实践
层面，信用评级的法律角色则更为微妙。一方面，评级机构的评级意
见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法院在处理投资者诉
评级机构的案件时，普遍对其适用较高的“真实恶意”标准，使得投资
者胜诉极为困难。但另一方面，在涉及金融机构注意义务的案件中，
交易对手方的信用评级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银行或基金
管理人如果投资了信用评级极低的金融产品而导致损失，就可能被认
定为违反了对客户的信义义务或审慎义务。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虽
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将评级结果直接嵌入监管规则，但在其强调保护交
易相对人的法律文化中，信用评级同样是判断金融机构是否尽到信息
告知、风险提示等附随义务的重要考量。这些域外经验表明，信用评
级虽非直接的法律规范，但已成为司法判断市场主体行为合理性、注
意义务程度的“事实标准”或“行业惯例”。
国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聚焦于信用评级
司法适用的文献相对有限。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信用”法律内涵的界定。多数学者认为，法律意义上的信
用，不仅包括道德层面的诚实守信，更是一种可评估、可量化的履约
能力和意愿，具有财产价值属性。其次，是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监管研
究。大量文献探讨了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存在的评级泡沫、利益冲突、
独立性不足等问题，并从加强行政监管、完善法律责任、引入民事赔
偿诉讼等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特别是“大公国际”被处罚等标志性事
件后，如何重塑评级行业的公信力成为研究热点。再次，是关于信用
评级在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探讨虚
假评级如何构成证券虚假陈述，评级机构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例如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九民纪要》）出台
后，学界对其关于中介机构责任的规定进行了深入解读，多数学者支
持根据评级机构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连带赔偿责
任。
尽管已有研究在宏观制度构建和特定领域责任追究方面取得了显
著进展，但对于信用评级在一般民商事审判中为何被普遍“漠视”这一
核心问题，仍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一是缺乏系统的实证考察。现有研
究多为规范分析或对少数典型案例的评析，鲜有研究通过对大量普通
民商事判决的实证分析，来系统性地揭示信用评级在法庭上的“失语”
现状、程度及其背后的具体原因。即“法官为何不用”这一问题，缺乏
来自一手司法数据的深入回答。二是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多数研究局
限于证券法或金融监管法，将信用评级视为一种特殊的“中介意见”，
而未能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民商法视野下，探讨其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
事实”或“证据材料”，在认定合同当事人注意义务、判断交易风险认知
、分配举证责任等方面的潜在功能。三是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
许多研究呼吁“提升信用评级的法律效力”，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设计。例如，是通过修改证据规则，还
是通过完善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或是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引导，现有
研究的路径探讨尚不够清晰和深入。
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在于，将研究焦点从“评级机构应承担
何种责任”这一相对狭窄的议题，转向“信用评级在一般民商事审判中
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一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大量
非证券虚假陈述类民商事判例的实证分析，直面并系统揭示信用评级
在司法实践中的“边缘化”困境。本文不再满足于对评级行业乱象的泛
泛批判，而是尝试从司法裁判的内在逻辑出发，剖析法官“不愿用、不
敢用、不会用”信用评级的制度性根源。此举旨在弥补已有研究在实证
广度和制度连接深度上的不足，为构建一个能够将专业信用信息有效
融入普适性司法裁判的制度桥梁，提供更具建设性的理论与立法建议
。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诊断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的司法执行缺陷，并在此基础
上探索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路径，其研究性质决定了必须采用实证
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整体研究设计以“实证发现问题—理
论剖析根源—制度重构对策”为逻辑主线，力求研究结论既根植于司法
实践的土壤，又具备坚实的法理支撑和前瞻的制度视野。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于案例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在案例
数据层面，本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权威法律数据库
为平台，进行系统的判例检索。为精准捕捉信用评级在一般民商事审
判中的应用情况，本研究特意避开了以评级机构为被告的证券虚假陈
述案件，而将检索重点放在了更为常见的合同纠纷领域，如金融借款
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买卖合同等。检索的关键词组合包
括案件类型（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信用评级”、“主体评级”、“
债项评级”等。时间范围设定为近十年，以观察是否存在动态变化。通
过初步筛选，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数百份提及“信用评级”字样的判
决书的初级样本库。随后，通过人工精读，剔除仅在事实陈述中附带
提及、并未在裁判理由中进行任何分析的无效样本，最终筛选出约 80
份对信用评级进行了或多或少论述的判决书，以及约 50 份当事人一方
信用状况明显不佳但判决完全未予关注的典型“漠视”型案件，共同构
成核心分析样本。
在文献数据层面，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信用、信用评级
、民事证据、司法裁量、金融机构注意义务等相关主题的法律规范、
理论专著与学术论文。比较法部分重点研究了美国和德国在司法实践
中是如何对待和运用信用评级信息的，特别关注其在证据法上的地位
和在法官形成心证过程中的作用。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是质性内容分析与规范法学分析的深度融
合。第一步，对核心判例样本进行编码和内容分析。本研究将设计一
套编码体系，对每一份判决中信用评级的“司法待遇”进行分类和标记
，主要维度包括：信用评级的提出方（原告、被告或法院依职权）；
法院对信用评级的态度（采信、不采信、仅作为参考、完全忽略）；
法院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如评级机构的权威性、评级的时效性、与
案件的关联性等）；信用评级对裁判结果的实际影响（是否影响了对
合同效力、违约责任、过错程度的认定）。第二步，进行归纳与类型
化。通过对编码结果的分析，总结出当前司法实践中信用评级应用的
主要模式和存在的典型缺陷，如“证据地位不明”、“司法信任缺失”、“
法律后果缺失”等。第三步，将实证发现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本研究将
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深入分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民法
典》等法律中，是否存在容纳信用评级作为裁判依据的解释空间。同
时，将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域外成熟经验进行对比，剖析我国在制
度设计和司法理念上的差距。通过这一系列分析，本研究旨在精准定
位问题的症结，并为后续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善路径提供坚实的论
证基础。
研究结果
通过对所选取的司法判例样本进行系统性的质性分析，本研究发
现，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在我国一般民商事司法执行中确实存在着严重
的、系统性的功能缺陷。信用评级信息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被边缘化，
其作为专业风险评估工具的价值未能在司法裁判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这种司法执行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首先，在证据法层面，信用评级的“证据身份”模糊不清，导致其
在法庭上“名不正言不顺”。样本分析显示，在极少数由当事人主动提
交信用评级报告作为证据的案件中，法院普遍对其证据资格和证明力
持保留甚至排斥态度。其裁判理由通常集中于两点：一是认为信用评
级报告本质上是评级机构基于公开信息和自身模型作出的“专家意见”
，而非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证据”，不应等同于鉴定意见，对其
采信需格外审慎。二是，更致命的是，由于我国评级行业长期存在的“
评级虚高”、“未能揭示风险”等公信力问题，法官普遍对国内评级机构
出具的报告抱有“先天”的不信任感。在多份判决中，法官明确指出“某
某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报告，仅能作为参考，本院不予采信”，但并未
进一步论证为何不采信。这种普遍的司法不信任，使得信用评级报告
在证据交换和质证环节往往被轻易地“过滤”掉，无法进入法官形成内
心确认的核心区域。
其次，在实体法层面，缺乏将信用评级与当事人法律责任相联结
的明确规则，导致“信用”与“责任”严重脱节。即便在极少数法院认可了
信用评级报告真实性的案件中，如何运用这一信息来影响对当事人行
为的法律评价，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例如，在一个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的样本案件中，原告银行提交了证据证明其在贷款审批时，被
告企业的信用评级为 AA+（优良）。然而，企业在获得贷款后迅速出
现经营困难并违约。银行试图以此证明自己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但
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此进行回应。反之，在另一案件中，作为保证人
的被告主张，主债务人在获得贷款时信用评级已降至 BBB（有风险）
，银行对此应有更高注意义务，但法院同样未将信用评级作为判断银
行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因素。这表明，在我国现行《民法典》合同编
等法律中，并未像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尽提示说明义务”那样，明
确规定交易中的优势方（如金融机构）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负有何
种程度的审查与注意义务。信用评级的高低，未能成为一个法定的或
酌定的、用以衡量当事人注意义务履行程度和主观过错的“标尺”。
最后，在司法理念与裁判技术层面，存在着对信用评级价值的认
知不足与运用能力的匮乏。样本分析反映出，许多法官习惯于在传统
的、有形的法律关系和证据材料中寻找裁判依据，对于信用评级这种
带有预见性、概率性判断的“软信息”，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整合能
力。如何将一个“BBB”的评级，具体地、量化地转化为对一方当事人
过错比例的认定，或者对另一方注意义务的加重，这是一个复杂的裁
量过程，对法官的金融知识和裁判智慧提出了很高要求。在缺乏相关
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法官普遍倾向于回避这一难题，选
择更为安全、传统的裁判路径。此外，在部分案件中，即使当事人一
方的信用状况极差，有大量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但只要其在个案中
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法院也往往仅就案办案，而不会将其恶劣的整
体信用状况作为对其合同履行能力、真实意图进行负面推定的因素。
这反映出一种将个案事实与主体信用割裂开来的司法惯性。
讨论
本研究的实证发现，在理论层面上深刻揭示了我国民商法信用体
系构建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结构性缺陷：即专业化的信用信息生产机
制（以信用评级为代表）与普适性的民商事司法救济机制之间，存在
着一道深刻的“制度鸿沟”。传统的民商法理论，无论是合同法中的注
意义务，还是侵权法中的过错认定，其判断标准大多是基于一个“理性
人”的抽象假设，而这个“理性人”在信息获取和风险判断上的能力是被
高度理想化的。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它论证了在现代高度复杂的
市场环境中，信用评级等专业信用信息，应当被视为构成“理性人”判
断基础的重要外部信息。一个“理性”的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发放一
笔巨额贷款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借款人的信用评级。因此，将信
用评级信息纳入对当事人行为是否“理性”、“审慎”的法律评价体系，是
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在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一理论主张，推
动了对传统注意义务、过错认定等民法核心概念的现代化重构，主张
从“抽象理性”走向“信息理性”，即以当事人在特定情境下能够合理获取
和理解的专业信息（包括信用评级）为基础，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
与正当性。
在实践启示层面，本研究提出的“制度鸿沟”诊断，为打通信用评
级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壁垒，提供了一套“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首先
，对于监管机构和评级行业自身而言，必须痛下决心，通过一场深刻
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来重塑行业的公信力。这包括强化监管，对评
级造假行为予以严厉处罚；打破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的分割，促
进评级机构的跨市场竞争；最关键的是，要逐步打破债券市场的“刚性
兑付”潜规则，让违约真实发生，使信用评级能够经受市场检验，从而
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只有评级结果真正反映了风险，司法信任
才可能逐步建立。其次，对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应通过修改
法律或发布司法解释，为信用评级的司法适用提供“名分”和“路径”。在
证据法层面，可以考虑将由国家认可的、具有良好声誉的评级机构出
具的信用评级报告，规定为一种具有初步证明力的“书证”或“专家辅助
人意见”，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在实体法层面，应在《民法典》相
关司法解释中，明确将交易对手的信用评级，作为判断金融机构等优
势方是否尽到审慎审查、风险提示等附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最后
，对于司法系统内部，应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开展专业培训等方式
，提升法官运用信用评级等金融工具分析案件事实的能力。可以探索
建立“信用状况对自由裁量权影响”的指引，例如，对于信用记录良好
的一方，在责任划分、赔偿数额上可予以适当倾斜；反之，对于信用
记录恶劣的一方，则可施以更严格的注意义务要求和更不利的法律后
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的案例样本主要集中
在合同纠纷领域，对于信用评级在破产、公司治理等其他民商事领域
的司法适用情况，未能进行全面的覆盖。第二，本研究提出的改革建
议，特别是关于评级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部分，涉及到复杂的经济和金
融监管问题，其可行性和具体实施路径需要跨学科的深入论证。第三
，信用评级本质上是一种事前风险判断，而司法裁判是事后责任分配
，二者在逻辑和功能上存在天然差异。如何精确地建立二者之间的转
换规则，避免“唯评级论”的机械司法，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本研
究仅提供了方向性的思路。
基于这些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向更精细、更广阔的领域推进
。可以对信用评级在破产重整、公司并购、股东代表诉讼等不同司法
场景下的应用价值与障碍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可以运用法律经济学
的工具，对不同司法适用模式（如将评级作为证据、作为裁量因素、
或与赔偿责任挂钩）的成本效益进行量化分析，为制度选择提供更科
学的依据。此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信用评估领域的应用
，对“算法信用”的法律效力、证据资格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算法歧视
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将是保障我国信用体系与技术进步同步发展
的关键。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司法执行缺陷的实证考察，深入
剖析了我国民商法信用体系构建中的一个核心难题：专业的信用信息
产品与普遍的司法裁判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研究发现，由于法
律依据的缺失、司法信任的不足以及责任联结规则的空白，导致信用
评级这一重要的市场风险“信号灯”，在民商事法庭上几乎“失灵”，其应
有的法律价值被严重低估和浪费。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欲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民商法信用体系，
就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架设起一座联通“信用信息”与“法律责任”的桥
梁，实现从“市场信号”向“法律后果”的关键一跃。这一过程需要系统性
的、多维度的改革。在供给侧，必须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强化有效
监管，倒逼信用评级行业提升其产品质量，这是重获司法信任的根本
前提。在法律规则层面，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信用评级在民
事诉讼中的证据地位，并将其作为判断当事人（特别是金融机构等优
势方）注意义务、主观过错和损失因果关系的核心考量因素，将其深
度嵌入到民商事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体系之中。在司法实践层面，应通
过案例指导和专业培训，提升法官运用信用信息进行法律判断的能力
与自觉，探索将当事人的整体信用状况与其在个案中的法律责任进行
适度关联的裁判机制。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诊断，提出了民商法中注
意义务、过错认定等传统概念应向“信息理性”标准演进的理论主张，
丰富了信用法学的研究。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破解信用评级“司法失
语”的困境，提供了一套涵盖行业改革、立法完善和司法能动的三位一
体的解决方案。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法治是信用的终极保障。
只有当一个企业的信用状况，不仅影响其融资成本，更能直接决定其
在法律纠纷中的胜败与责任大小时，一个真正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
失信者寸步难行的法治化信用社会，才算真正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