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本土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和政策导向转变
——基于江苏沿江开发区产业配套经验的研究
郑江淮 高春亮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内容摘要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通常会带来较本土更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如果本土企业能够与国际制造业资本形成产业配套，将有助于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自主产业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本土产业发展从以投资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模式以及由此维系的本土经济持续增长。然而，目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引资体制可能会使这种模式转变的机会丧失殆尽。本文以江苏沿江开发区的产业配套经验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最优产业配套模型，揭示了在产业配套初期，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和本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呈U型，这就要求政府将以各开发区展开的“引资大战”为特征的资本扩张政策导向转变为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在产业配套后期，上述关系又呈倒U型，这就要求政府将鼓励和支持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转变为促进本土企业自生的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从长期看，政府应当以在产业配套中积极培养本土企业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为政策目标，否则本土企业在一轮轮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将陷入到产业配套“陷阱”之中。
关键词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 技术学习 技术能力 产业配套 产业发展模式
JEL分类号 F2 N6 O3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郑江淮：经济学博士，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暨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高春亮：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本土产业创新能力提升和政策导向(
——基于江苏沿江开发区产业配套经验的研究
内容摘要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通常会带来较本土更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如果本土企业能够与国际制造业资本形成产业配套，将有助于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自主产业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本土产业发展从以投资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模式以及由此维系的本土经济持续增长。然而，目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引资体制可能会使这种模式转变的机会丧失殆尽。本文以江苏沿江开发区的产业配套经验为背景，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最优产业配套模型，揭示了在产业配套初期，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和本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呈U型，这就要求政府将以各开发区展开的“引资大战”为特征的资本扩张政策导向转变为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在产业配套后期，上述关系又呈倒U型，这就要求政府将鼓励和支持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转变为促进本土企业自生的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从长期看，政府应当以在产业配套中积极培养本土企业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为政策目标，否则本土企业在一轮轮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将陷入到产业配套“陷阱”之中。
关键词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 技术学习 技术能力 产业配套 产业发展模式
一、引言
近年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即外商直接投资不断递增，在江苏，尤其表现为大规模国际先进制造业资本在沿江开发区“落户”。 从产业和贸易层面上看，国际制造业资本投资大多数采取了产业内贸易方式，即充分利用中国投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在现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园区圈地办厂，成为支柱企业和支柱产业，在开发园区内形成产业集聚，本土企业借此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通常的观点是，这种产业格局的变化，有利于为提升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改善本土产业结构，实现本土经济持续增长。
如果将这种变化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考察，以江苏为例，我们就进一步发现，国际制造业转移正好弥补和缓解了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缺口”和“瓶颈”。具体地说，中国产业发展一直依赖于投资增量的推动，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国有经济投资为主的阶段，二是以非国有经济投资为主的阶段。目前，非国有部门虽然占到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以上，但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上，其进一步投资面临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瓶颈”。同样，国有资本在退出竞争性产业后，也面临这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造业资本向中国转移，既弥补了投资增量的“缺口”，又有助于缓解产业升级“瓶颈”。
从体制层面上看，我们发现，政府仍然控制着主要的金融、土地、产业技术政策等资源，在以GDP增长为指标的考核体制下，政府对大规模投资仍然有强烈的“冲动”，这客观上弥补了投资“缺口”。从江苏沿江各地开发区围绕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投资展开的“价格大战”中，我们感受到这种“冲动”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并产生了一些疑问：
一是“价格大战”实际上是对外资提供了特别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制造业资本，在短期内有利于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就业等水平的提高，但是在长期能否转化成本土经济持续增长（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源泉之一，却是一个疑问。
二是从本土产业创新能力获得来看，大规模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使得中国呈现出与韩国等东亚国家类似的特征，即借助与跨国公司OEM，进行技术学习的契机，获得产业创新的技术能力， 从而有机会使本土产业发展实现以投资为基础的模式向以创新为基础的模式转变， 这是技术落后国吸引外资所希望实现的长期目标。
但是，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动机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本土经济利益（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或者说，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到本土后，虽然对本土企业产生产业配套的需求，而且产业配套会使得本土企业有机会通过技术学习提升技术能力，但是这一定会形成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吗？从江苏沿江开发区经验中，我们知道，这种转变发生于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的产业配套之中，尽管产业配套是国内外企业自主决策和选择的结果，但是，产业配套要成为提升本土企业自主产业创新能力的手段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实现产业发展模式转变，目前的政府利用外资体制、政策以及政府对于产业配套的政策是否要作出调整，调整的导向如何确定？以上问题都是我们在积极吸纳、合理有效利用国际制造业资本时必须分析和回答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国内外已有的文献较少涉及，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研究背景，如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一项是关于行业的技术水平或行业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研究，主要观点是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本土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但是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 另一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对国民经济福利影响的研究，如2004年于津平的研究指出，外资优惠政策会造成国民收入的短期下降，但是，如果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外资优惠政策可以促进本土经济发展。本文在这些研究基础上，从产业配套的角度，以江苏为例，通过对江苏沿江开发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及其产业配套情况的总结，建立了两阶段产业配套理论模型，在技术差距既定的前提下，考察了本土企业技术学习的途径、存在的风险、影响本土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以及相关的政策导向。
我们认为，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资本是本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途径，并且存在着两阶段的最优产业配套：
第一阶段的最优配套是在国际制造业资本经过快速转移之后，本土企业以自身现有技术水平开始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时，才会对本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要强调的是，在该阶段，伴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而来的是一些低水平的技术， 原因是国际制造业资本看重的主要是国内市场，而且本土各地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而竞相压低了投资成本。
第二阶段的最优配套是在本土企业通过配套的外溢效应和技术学习获得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存在一个短期收益和长期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果本土企业为与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所投资形成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产业配套程度越高，虽然这有利于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和分享更多的收益，但是在长期，本土企业配套的专用性投资被国际制造业资本“套牢”的风险增加，丧失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形成机会，甚至陷入产业配套“陷阱”，对本土经济持续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
基于两阶段最优配套的分析，本土产业发展模式转变虽然会发生在本土企业与国际制造业资本产业配套之中，但是会受制于产业配套能否给本土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积极作用。政府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的政策导向应当发生两个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将目前以各开发区展开的“引资大战”为特征的资本扩张政策导向转变为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第二次转变是将鼓励和支持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转变为促进本土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产业配套概念和江苏沿江开发区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产业配套情况作简单的介绍，作为模型分析的经验依据。第三、四部分分别从国际制造业资本、本土企业角度建立了产业配套模型，并得出三个命题假说，确立了产业配套政策转变的理论依据。第五部分是对模型分析作进一步的解释，并得出相关推论，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分析。
二、产业配套：江苏沿江开发区的经验
“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随着市场容量扩大，产业扩张，如果企业的一系列投入品（或一系列不同的操作阶段）中某些投入品（或操作阶段）出现了报酬递增，足以使得一个企业专门生产投入品（或操作阶段），且投入品（或操作阶段）的市场定价不高于由原企业内部自己完成的平均成本。 从空间上，这种垂直非一体化如果发生在某一个局部地理区域，则表现为产业集聚。
我们正是从主动利用和扩大支柱产业的集聚效应这一角度来理解产业配套，即当某一局部地理区域中有一个或多个支柱企业时，在市场容量没有限制的条件下，本土企业主动承接支柱企业的各投入品（或操作阶段）的生产，以扩大产业集聚效应，充分降低支柱产业的平均成本，使得该局部地理区域在区域间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如果本土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承接支柱企业的投入品（或操作阶段）越多，如从低端投入品（或操作阶段）配套向高端投入品（或操作阶段）配套，那么产业配套程度越高，该地区的支柱企业及其和配套企业形成的支柱产业的平均成本越低，从而该地区的竞争优势越强。
但是，这种配套需要针对支柱企业或所在产业进行的投资通常形成了专用性资产，即专用于某个产业，甚至专用于某个产品。本土企业投资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产业配套程度越高，被支柱企业“套牢”的风险越大。这就意味着，如果支柱产业资本在短期收回投资后撤走，只留下与之配套的本土企业，那么，该地区本土企业为配套所投资的专用性资产可能沉没掉，甚至可能出现 “产业空洞化”。这就要求在产业配套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和本土企业应当考虑到进行自主的产业创新。
本文以江苏为例，总结出江苏沿江开发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本文又称之为支柱企业）转移及其产业配套的三个基本经验，初步支持上述判断。
（1）短期的非技术性因素主导了支柱企业的“落地”，产业配套对开发区支柱企业“落地”的吸引力还不够高。在对影响开发区支柱企业进驻开发区的各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中，依次是当地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国内市场潜力、当地劳动力比较优势、当地的原材料供应，而且前四个因素的累计平均得分是最后两个因素的3倍多！我们知道，前二个因素的作用是降低了支柱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国内市场潜力是给支柱企业一个美好的收益预期，其作用不涉及制造业产业配套以及产业成长，我们都将其视为短期因素，而后两个因素则关系到产业配套和产业成长。因此，可以说，国际制造业资本“落地”的主要动机为了追逐短期利润和占领国内市场。
（2）各地区为吸引外资展开的优惠政策竞争的背后隐含着成为“产业空洞化”的危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提高或获利可能性提高的情况下，国际制造业资本就像当初“飞”来一样，再次“飞”走。就国内市场潜力这一因素而言，沿江开发区大部分支柱企业的产品基本上在国内市场销售，即国内销售比重在40％－100％的支柱企业占总数的73％。这表明了，到开发区投资的国际制造业资本看重的是中国市场，进一步地说，一旦中国市场饱和或形势发生逆转，这些制造业资本就可能萎缩或再转移，再加上配套企业中％的国外企业也有可能随之而转移出去，留下的大部分是只占支柱企业产成品价值0－30％的国内配套企业。因此，如果本土企业没有形成产业创新能力，开发区就面临着“产业空洞化”的危险。
（3）本土企业和国际制造业资本的产业配套在加强，使得国际制造业资本“生根”。这种配套不是各开发区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落地”提供土地、基础设施、各种优惠政策，而是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提供配套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零配件等。例如，按照国内和国外来划分人力资本来源，我们发现，江苏沿江开发区支柱企业雇佣的专用性程度较低的人力资本，即普通劳动力、普通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大部分几乎全部来源于国内，高级技术人员来源与国内的也高达92％，其中普通劳动力、普通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大部分来源于本地，平均高达76％，但是，国内技术人员的技术学习还有一定的上限，即还没有全面的掌握国际制造业的关键技术，因为来源国外的高级技术人员通常是掌握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尽管他们在所有高级技术人员中比重只有8％左右。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动态地看，这种产业配套中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本土企业要有机会、有可能在为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中逐步从制造业跨国生产环节的低端上的配套转向高端甚至是研发阶段上的配套，积累技术能力，为产业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
三、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与产业配套：从外资角度的分析
1．静态分析
对于国际制造业资本来说，它向中国转移的动机主要是看重低廉的投资成本、生产成本和中国的市场。我们假设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到本土地，形成具有技术水平的企业。对于本土地来说，它是通过降低单位投资成本来与其他地区争夺国际制造业资本。单位投资成本主要取决于地政府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提供的优惠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土地价格、税收等方面的政策。
假设国际制造业资本“落地”后产生对本土企业为之进行产业配套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地的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对于地的本土企业来说，假设它的资本存量为，单位投资成本。一旦发生产业配套，假设本土企业有部分资本成为国际制造业资本的专用性资产。在市场容量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产业配套的程度会加大，这不仅意味着国际制造业资本因本土企业的配套获得更低的生产成本，而且体现为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假设本土企业与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的资产以形式进入国际制造业资本的生产函数。当时，本地企业无法为之提供中间产品。但是，国际制造业资本使用本土企业的配套资产也是要付费的，我们假设国际制造业资本间接承担本土企业投资成本。此外，假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用来反映技术条件，、中的、是技术能力参数，是外生给定的变量，且假定，本土企业技术水平落后于国际制造业。
因此，国际制造业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函数设为：
（1）
其中、、分别是国际制造业资本使用的劳动力、劳动力工资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产品价格，为成本。
有一阶条件：
在，的条件下，可得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为最优的投资水平，进一步变换，有：
（2）
从（2）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命题和推论：
命题1：本土吸引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规模取决于下列三个因素，并呈正相关关系：（1）本土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提供的投资政策优惠程度；（2）相对本土企业初始的技术水平来说，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而来的技术水平先进程度；（3）本土企业与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的能力。
在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快变量”，对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规模有直接的作用。对于第二个因素， 如果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而来的技术水平与本土企业的差距很大，本土提供产业配套的不足，需要由外资自身提供配套，那么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规模就很大。第三个因素能够降低了国际制造业资本在本土生产的成本，从而成为本土各地竞相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重要手段。但是，它是一个“慢变量”，不是本地政府一蹴而就的，取决于原有的制造业基础。因此，在本地政府用尽优惠政策之后，产业配套及其鼓励政策的作用才将凸现出来。
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即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落地”后，会对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产生需求，假设不考虑投资成本差异，即，那么（2）式可以变换为，这意味着，吸引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规模越大，对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的需求越大，而且相对于国外技术，本土企业初始具有的技术能力越强，本土企业对国际制造业资本的配套能力越强。
推论1：在产业配套对国际制造业资本不重要的时候，优惠政策“挤出”了本土企业学习国外较高水平技术的机会。
这是因为，如上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国际制造业进驻沿江开发区时基本上不重视本土企业的配套能力，这就意味着，如果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对国际制造业资本的产出重要性相当微弱， 即产出弹性，从（1）式的一阶条件可得，国际制造业资本可以不考虑其技术水平高低，只要其投资成本越低，K就会越多地移到本土。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制造业资本通常只会带来低水平的技术，从而低廉的投资成本“挤出”了本土企业从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学习其较高水平技术的机会。
2．动态分析
令，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形成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表示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程度。假定技术条件满足，，则有，进一步计算可得：
（3）
或简写成，这意味着，本土企业产业配套的增长率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内外资企业投资成本差异。下降使得下降，说明本土各地通过优惠政策的竞争，使得本土企业可以用以配套的资本不能满足过多的国际制造业资本的需求；下降使得上升，意味着本土将投资的优惠政策给予本土企业，有利于促进本土企业投资和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
二是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且，与是反向关系。若不考虑投资成本的差异，本土企业和国际制造业资本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本土企业投资于产业配套的专用性资产越少，若要通过配套中的技术学习获得产业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本土经济增长的难度越大。反之，当趋于不断减少时，其结果是地本土企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存量都成为专用性资产。这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判断，正是要下文论证的重点：一是本土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学习，获得产业创新能能力，使得本土经济逐步具备了持续增长的前提。这也就是说，进行产业配套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当＝0，本土企业用于产业配套的资产完全专用于国际制造业资本，这又会使本地经济增长受制于国际制造业资本，当国际制造业资本寻觅到更好的投资机会，本土的专用性资本将因缺乏创新能力而成为沉没成本，本土经济可能因此而萎缩。
总之，从外资利润最大化的角度看，本土竞相通过优惠政策来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使得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而来的技术水平较为一般。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既是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的因素，也是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所需要的，并有利于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它取决于本土企业初始具有的相对技术能力和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效果。
四、两阶段产业配套模型：从本土企业角度的分析
1．第一阶段产业配套
上文假定本土企业以现有的资本存量和初始具有的技术水平为国际制造业资本作配套，此时，本土企业生产函数中资本的初始技术水平仍为，这种情况下的配套，我们称之为第一阶段的产业配套。
在市场容量没有限制的情况下，通过与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本土企业产出情况通过下列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4）
其中是本土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若不考虑投资成本的差异，即，由（3）式得；由定义可知，可以将本土企业产出函数简化为
两边取对数，对时间求导，有，假定资本存量按照下述方式变化：整理可得：
设，，，，分别表示各自增长率，因此有
（5）
假定，不失一般性，因此有：
当时，取最小值，。如图1所示，这意味着，在短期，存在一个最低要求的产业配套程度。因此有：
图1 第一阶段产业配套：本土经济增长与本土企业产业配套程度的关系
命题2：在产业配套的第一阶段，本土经济增长与产业配套呈U型关系，即当本土企业用于配套的专用性资产超过某一个最低限度时，产业配套对本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消极转变为积极。
上述命题的含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若不考虑投资成本差异，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初期， ，本土企业进行产业配套的资本增长远远小于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速度，而且处于国际制造业生产分工环节低附加值阶段，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效果还不显著，对本土经济增长相对下降，如图1中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本土企业提供的产业配套超过一个最低限度时，国际制造业资本才开始有利于本土经济增长。
（2）从式中可以得出，过分地或过快地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向本土转移，即上升，会使得本土企业通过技术学习推动本土经济增长对配套能力的要求更高，过程更长，使得左移（如图中U型曲线向左移动）。反之亦然。
（3）从式中可以得出，下降，右移（如图1所示，U型曲线向右移动），意味着本土企业将较快地通过配套获得较先进的技术能力，从而较快地度过产业配套的最低限度，转向积极地推动本土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而来的技术水平与本土企业差距不大，本土企业越容易形成产业配套，对本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快地到来。
（4）由于降低投资成本来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对本土政府来说是较为轻松的，又能在短期凸现政绩，所以，如果各地“引资大战”不断升级，降低速度越来越慢，根据式，可以看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U型曲线向左移动，意味着，本土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才能促进本土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引资大战”延缓了国际制造业资本对本土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到来。
2．第二阶段产业配套
当本土企业在经过第一阶段产业配套后，通过知识外溢和技术学习，本土企业有机会获得国际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我们进一步假定本土企业这时以技术水平继续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我们称之为第二阶段的产业配套，那么，本土企业的生产函数为。由于，所以
（6）
两边取对数，对时间求导，得
假定资本存量按照下述方式变化：同，一起代入上式，化简得出：
设，，，，分别表示各自增长率，因此有
（7）
因为，所以，
当时，取得最大值，
。这意味着，在长期，存在一个最优的产业配套程度。因此有：
命题3：在产业配套的第二阶段，本土经济增长与产业配套呈倒U型关系。如果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不能转向自主的产业创新，将对本土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图2 第二阶段产业配套：本土经济增长与本土企业产业配套程度的关系
命题3的含义如图2所示，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解释：
（1）本土企业配套程度与本土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本土企业通过与国际制造业资本产业配套，获得相关的技术能力，参与国际制造业资本的生产分工体系的规模可能扩大，而且也会从低端分工环节向高端分工环节转移，从而在国际制造业资本的总收益中分享获得更多的比例，带动本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这种配套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所在产业配套所投入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会越来越高，本土企业被国际制造业资本“套牢”程度越高，即使本土企业通过配套获得较多的技术能力，但是对本土企业或本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会经过一个最优点转变为消极影响，其原因可能是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来的技术本身就是较低水平的技术，创新空间不大，也可能是因为国际制造业资本在本土已经收回投资，不再进行新的投资或转移到其他地方，使得本土企业配套的专用性投资成为沉没成本，丧失产业创新能力和本土经济持续增长源泉，甚至导致本土“产业空洞化”。甚至在下一轮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本土企业由于没有形成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原本有希望形成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配套可能沦落成一个“陷阱”，即不断地为“他人”进行新一轮的产业配套，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始终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2）从的表达式看，如果本土企业已有的技术能力越高，本土企业在为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中对本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将持续时间越长，也就是说，越不容易被国际制造业资本“套牢”，如图2所示，到U型曲线向右移动，反之亦然。
（3）如果上升，即本土吸引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越多或国际制造业资本后续投资越多，本土企业越容易被国际制造业资本“套牢”，对本土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越快地得以显现，如图2所示，到U型曲线向左移动，反之亦然。
五、进一步解释和推论
上文分析指出，一个地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有两个因素，一是在当地投资的成本，包括投资过程发生的交易成本和固定成本，二是在当地投产后的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这有利于降低国际制造业资本投产后的物质转换成本。如果更具体地考察，还有第三个因素，即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体系。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体系的完备程度也是本土企业配套能力的重要指标。 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和增长源自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产业规模的扩大所引起的了交易费用的指数化扩张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扩大。也就是说，在早期阶段，国际制造业资本通常有自带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动机和行为，随着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效应扩张，生产性服务供应商就又独立发展的倾向，形成体系，直接缓解了国际制造业资本在国内进一步投资和发展的瓶颈。 因此，各开发区继投入品（或操作阶段）配套能力的竞争之后，将在生产性服务体系这一更高阶段上展开竞争。
地方政府对这三个成本因素的“偏好”是有差异的，以江苏沿江开发区为例。首先，对于第一个成本因素而言，如果不考虑自然的区位差异，与投资环境相关的成本在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几乎是同质的，而且地方政府也几乎采取相同的手段来改善投资环境，尽可能地使这方面成本不低于其他开发区。因此，各地开发区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引资大战”实际上就是“价格战”，而且，如果有源源不断的国际制造业资本向该地区转移，那么这种“价格战”会一直持续下去，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不仅完全“挤出”国内部门的投资，而且根据推论1，会“挤出”本土企业学习高水平技术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
推论2：在短期，当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相对重要时，各地将在投资环境上展开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同质性竞争，将各种优惠政策用于满足外商资本投资的需要，挤出本土企业的投资。
其次，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各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这取决于当地原有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既是有相同的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还取决于各地的人力资本的素质、储备以及对外来流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地说，即使本土企业能够与国际制造业资本形成产业配套，但是配套程度的提升需要地方政府在信息交流、技能培训、产业组织和协调等方面作进一步认真细致的长期努力，以提升本土企业和本土人力资本的技术学习能力。因此，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方面成本的改善又是一个“慢变量”，或者说，当各地开发区围绕投资成本的竞争只能获得正常利润时，这个“慢变量”才会成为政府决策的边际变量。由于产业配套是一个需要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长期过程，所以，有：
推论3：在长期，当各地方政府在投资环境上同质性竞争所获得的正常利润为零时，各开发区之间竞争就转变为本土企业产业配套能力上的竞争，产业配套能力越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能力越强。
再次，对于生产性服务体系来说，由于生产性服务体系的效率是有规模要求的，而且一旦形成，起作用的范围可能不仅仅限于当地，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外部性。因此，这种成本效率的获得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慢变量”，而且由于生产性服务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品性质，它的投资建设是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的，对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其决策的边际变量。如果作进一步的引申，当各地开发区在投资成本和产业配套能力上的竞争都达到只能获得正常利润的水平时，那么国际制造业资本在各地开发区的转移和产业配套可能就会停止或再向其他生产性服务体系较完备的区域转移，除非形成或存在一个生产性服务体系。这也意味着，以各个地方政府行政利益为边界的国际制造业资本吸收和接纳，可能会使经济全局意义上的产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结合命题3，可以总结得出：
推论4：在长期，如果国际制造业资本所处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加系统完备的生产性服务体系，那么该地区会因生产性服务投资不足而使得国际制造业资本再次转移出去，从而增加了本地区在长期面临的“产业空洞化”危险。
综合上述命题和推论，我们认为，在目前行政利益驱动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应有一个最优的产业配套目标：即在产业配套的收益和长期风险之间进行权衡。本土产业发展能否超越以投资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取决于本土企业在产业配套中能否形成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以及本土能否形成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体系。
6．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上文分析中得出，本土企业和开发区国际制造业资本存在着一个两阶段产业最优配套。第一阶段的产业最优配套实际上是在短期内过分地或过快地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向本土转移对本土企业投资和技术学习的“挤出效应”与产业配套收益之间的权衡。第二阶段的产业最优配套实际上是产业配套收益和长期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果本土企业为和国际制造业资本配套所投资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产业配套程度越高，在短期既可以降低国际制造业资本的生产成本，或提高其短期在转移的机会成本，也可以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促进本土经济增长，而在长期，本土企业的配套资产和技术可能被“套牢”，国际制造业资本所在产业可能衰退或再转移，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甚至该地区可能出现“产业空洞化”。
由于本土企业和支柱企业的产业配套关系形成不只是企业双方的交易意愿，更需要地方政府为本土企业能够成为支柱企业的配套供应商、为鼓励本土企业在获得技术能力时进行自主产业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是在目前各开发区之间“引资大战”和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差别对待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作用尤其重要。
因此，两阶段最有产业配套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对待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应进行两次政策导向转变，第一次是将各开发区展开的“引资大战”为特征的资本扩张政策导向转变为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为支柱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第二次是将鼓励和支持产业配套的政策导向转变为促进本土企业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导向。 如果将两阶段政策导向转变综合起来看，本土对待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长期政策导向是从资本扩张阶段的政策转变为促进本土企业自生创新能力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进行产业配套只是一个中间政策目标，政府应当以培养本土企业的产业创新能力为目标，否则本土企业就陷入到产业配套的“陷阱”之中，更谈不上本土产业发展从以投资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政策导向转变的前提是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以江苏为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税收、土地、审批等经济管理职能上在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做到无差别化，扩大本土企业的投资规模和产业配套的范围。二是在各行政区域基础上建立产业协调机构和机制，避免各地区展开的“引资大战”。这是因为国际制造业资本是趋利性的，目前向江苏沿江地区转移更多地是追逐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而且目前开发区在吸引支柱产业“落地”也是出于短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最大化的考虑，这种短期考虑容易牺牲支柱产业及其配套在更大区域内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学习效应和跨区域的生产服务性体系的形成。因此，对于支柱产业及其配套在区域间的外部经济分享和成本的分担，需要在各行政区域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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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Daron, Philippe Aghion and Fabrizio Zilibotti，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 906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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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江淮，高春亮：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变迁，南京大学斯密论坛讨论稿系列2004年第2卷第6期，
( 本文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设立的200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沿江开发战略”系列招标课题之一“沿江开发园区支柱产业与本土企业产业配套研究”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得到了余晖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国的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的资助。本课题研究得到了洪银兴教授和刘志彪教授的学术指导。江苏省外经贸厅办公室夏网生处长和开发区管理处彭毅处长对本课题的问卷调查和实地座谈提供了大力支持。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任保平和丁汝俊两位博士全程参加实地调研和讨论。调研中得到了昆山、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南通、南京、泰州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同志积极配合。经济系硕士生刘健同学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仔细而又辛苦的整理。论文写作中，唐新林提出了很多意见，在斯密论坛上，李鹏飞、赵涛、汪德华、戴广、毛丰付等同学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论文完成后，李鹏飞又仔细地校对了数学分析过程。此外，省规划办组织的相关部门领导对本课题报告进行了匿名评审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对上述专家、学者、领导和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文章所有观点和错误均有作者负责。
江苏省确定的《江苏沿江总体规划》中划定的31家沿江开发区包括南京（6家）、镇江（5家）、常州（1家）、江阴（1家）、张家港（2家）、南通（7家）、常熟（2家）、扬州（6家）、太仓（1家）等9个地区。
1998年青木昌彦以韩日产业发展为例的研究指出，东亚政府选择了吸引外商投资的战略，但是在技术能力获得上采取了“开包（unpackaged）”策略，如日本、韩国“不是全盘照搬整个工厂，而是集中引进专利权、详细图纸、使用说明书和手册等技术知识，且重视本土技术人员与外国供应商之间的交流，甚至是积极带头作用”。这意味着，本土技术人员能够克服外国技术知识的“意会性”，变成自己的局部知识，从而为本土产业创新奠定了基础。2001年Cyhn的研究指出，即使韩国电子信息企业从早期为跨国公司做OEM起家，发展成ODM，直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生创新能力，关键也在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一种克服国外技术知识“意会性”的机制。
2002年Acemoglu、Aghion和Zilibotti的研究将经济增长战略分为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和以创新为基础的战略。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产业发展基本上以鼓励投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特征，典型的是东亚模式，并处于相对有效率的均衡。而当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产业发展不再有更多的技术引进和模仿的空间时，从以投资为基础的增长战略就不再是一个均衡战略，需要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增长战略的转变。这实际上是打破技术引进和模仿阶段中形成政府对投资一体化的倾向、管理者已获得的经验和既得利益，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增进市场竞争，增强对管理者的优胜劣汰，从而达到鼓励创新的目的。但是，本文所要进一步揭示的是，对于正处于这种转变之中的国家来说，不仅要知道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需要转变产业发展模式，更有意义的是采取恰当的政策导向，引导发展模式顺利转变。
这方面文献的详细回顾请参见2003年陈涛涛关于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的研究。
所谓低水平的技术，是相对于外资企业来说的。事实上，在产品或产业生命周期上，随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来的基本上是处于成熟期的产品或产业。
国际制造业资本“落地”的主要动因之一是看重国内市场的潜力，而且转移过来的都是成熟的产品或产业，可以判断，一旦国内市场饱和或形势逆转，其所在产业可能衰退或再转移，原有的本土企业配套的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这可能造成该地区“产业空洞化”。
江苏沿江开发区产业配套经验来自于我们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我们对江苏省31家沿江开发区发出问卷调查表，一共有11家开发区返回问卷调查表，其中有63家支柱企业返回问卷调查表，这63家支柱企业都是外资企业。从支柱企业的上游配套情况、支柱企业产品销售去向、支柱企业的生产要素使用情况以及支柱企业的配套意愿等方面，我们总体上可以判断目前国际制造业资本向江苏沿江开发区转移正处于资本扩张阶段后期，提高产业配套程度阶段的前期。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参见郑江淮，高春亮： HYPERLINK "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变迁，南京大学斯密论坛讨论稿系列2004年第2卷第6期 ， HYPERLINK " 。
参见斯蒂格勒：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载于《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个因素并不是吸引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所必须考虑的，因为只要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能够满足本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发生转移。但是从国家的产业政策来看，随这些资本转移而来的技术水平必须高于本土企业，否则转移得不到批准。
在我们的实证研究中，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意愿和本土企业的配套能力的相关性不显著，参见 HYPERLINK "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动因、技术学习与政策导向》。
本土企业产出的加总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情况，因此，本文将本土企业的产出近似地视同本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并将本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简称为本土经济增长。
生产性服务大部分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如工程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研究开发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批发仓储运输服务、信息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等等，参见刘志彪：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
例如宝洁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初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物流服务商，只有运输公司、货运代理公司等，国外的物流服务商又不能进来，宝洁只能采用中国的运输公司。在数年的合作中，宝洁以客户的身份不断刺激一个货运代理公司（宝供）掌握先进的物流方法和经验，最后使之成长为一个规范的物流公司。
具体的政策分析参见郑江淮，高春亮： HYPERLINK "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中国产业发展模式变迁，南京大学斯密论坛讨论稿系列2004年第2卷第6期 ， HYPERLINK " 。
如果将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推广，我们会惊人地发现，上述政策导向转变的分析具有一般性，也适用于分析中国某些产业，如汽车、家电等产业中此类问题。因为这些产业在引进外资或合资过程中，不断出现一轮一轮的重复引进同时，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没有通过配套、国产化努力得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听任已有的自主开发平台丧失殆尽。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失败的分析参见路风，封凯栋：汽车产业失败的根源，《改革内参》2004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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