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简介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独立的无党派政策研究机构，旨在倡
导创新性思维、讨论国家安全战略和投资方案。战略与预算评估
中心的分析工作重点是与美国国家安全目前与未来面临的威胁相
关的关键问题，目标则是让决策者能够在战略、安全政策以及资
源配置等事务中做出明智决定。
前言
2014 年 9 月 3 日，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发表了一次关于创新
的主题演讲。此次演讲会作为他任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载入历
史。尽管这一次向罗德岛州纽波特市“东南新英格兰国防工业联盟
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未曾吸引大量媒体报道，但它却是具有战略影
响的国防部重大路线变化的开端。
国防部长哈格尔认为，正当美国不得不应付全球众多日益加
剧的国家安全挑战之际，国防部又面临期限未定的财政紧缩期。
他警告说，“曾经由先进国家独占的颠覆性技术和毁灭性武器”正
在广泛扩散，包括流入尚未老练的军事组织和恐怖组织之手。与
此同时，中俄两国又在“筹划并投资实施长期、全面的军事现代化
计划”，包括部署能力来“应对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尤其是我
们通过大批增加飞机、舰船、军队和补给来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
力量的能力”。
为了应对这种具有多面性的艰巨挑战，国防部长哈格尔强调
了创新的必要性，并宣布他已指派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
草拟一份全新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抵消战略”，类似于 20 世纪 50
年代杜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2014 年 8 月 5 日，国防部常
务副部长沃克在国防大学解释说，那些时期的美国军事策划者们
“寻求胜过对手的技术优势，以此作为‘抵消’华约国家在常规部队
方面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一种手段”。 这种技术优势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体现为强大的核武器以及相关的投送系统；20 世纪 70 年代则
是“先进数字化微电子产品和信息技术爆炸”在“新一代智能武器、
传感器、目标定位与控制网络”中的应用。
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强调说，“第三个抵消战略需要开动创
新型思维、制定全新作战概念，开发全新的组织方式并制定长期
战略”。他号召国防大学的学生们以创造性的方式来思考美军在“全
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产生与发展的未来”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持自
己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数量上规模更小的美军如何才能最好地
“保持压倒任何潜在对手的优势”。
本报告的目标就是为第三个抵消战略提供一种构想，以利用
美国长期的能力优势来恢复并保持全球力量投送能力。那些优势
包括无人作战、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
集成与作战。本报告并不打算提出一份深思熟虑的全面战略，而
只是为国防部以及广大国防界的讨论抛砖引玉。
概述
经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十余年代价巨大的持久军事行动后，
美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也希望在国家奋力摆脱债务之际合理地
减少国防支出。在面临期限不定的财政紧缩期之际，美军却面临
着大量的全球安全挑战。与此同时，颠覆性技术的成熟与扩散又
削弱了美国的传统军事优势——这类技术中最显著的就是反介入/
区域拒止（A2/AD）能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时期，需要在国防支
出紧缩的情况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20 世纪 50 年代初杜怀
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
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两个例子。这
两个战略都采用了同样的机制，以能够负担成本的方式“抵消”苏
联的常规部队数量优势，即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的技术优势体现为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的核武器、远程投送
系统以及主动和被动防御系统。20 多年后，技术优势则体现为信
息技术在大批战术系统中的应用以及隐形系统的问世。
尽管美国当前不大可能拥有与二战后核武器相当的颠覆性技
术优势，但是从“新面貌”战略中却可以总结出五条适用于当前环
境的重要经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我们需要针对
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预期威胁来采取一种“平衡”战略。表面上看，
这条经验与往往被戏称为“大规模报复”的“新面貌”战略相左，但我
们不应忘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2 号文件还呼吁“恰当且充足
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
攻”。核武器为数量上处于下风的常规部队提供成本有效的“后盾”
——但并非全面取代常规部队。第二条经验是，全球空战能力能
够提供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
地易遭攻击的弱点。第三，不对称惩罚的威胁——随时随地实施
打击，而且采用灵活手段，而非在对手所选择的战区内实施实际
报复——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威慑手段。第四，审慎运用的隐秘行
动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可以负担的选项。最后一条经
验是，盟国都很重要——不仅在分担压力方面，而且在打乱对手
的行动规划以及让对手增加成本方面也是如此。
从国防部长布朗的“抵消战略”中则可以总结出四条与今天相
关的重要经验。首先，技术可以成倍提高军队的战斗效用，程度
足以“抵消”规模更大但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的数量优势。第二，
技术优势可以被用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让竞争转入美军能够有
效制胜的领域，而不必以“坦克对坦克”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展开
竞争。第三，保持充足的“低端”能力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针对
不同的威胁环境，在全球各地保持一支前沿部署的具备战斗可靠
性的部队。从这段时期总结出的最后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
机构支持的重要性。虽然国防部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推出了多项
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来白宫政府和国
会持久的机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可能展开。
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第二个抵消战略带来的精确打击
革命几乎由美国独领风骚，但如今这种独步天下的风光已经开始
消逝。潜在的对手正在部署它们自己的侦察和打击网络，挑战冷
战后美国的力量投送方式。具体而言，美军如今面临以下四个核
心作战问题：
1. 美军驻世界各国的区域性抵近基地（例如港口、机场和地
面设施）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
2. 海面大型战舰和航母在对手海岸线的远距离之外，越来越
容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
3. 非隐形战机越来越容易被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击
落；
4. 太空不再是免遭攻击的庇护所。
这些日益严重的作战挑战会带来棘手的战略影响：加剧危机
的不稳定性；削弱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以及盟国对美军践行安全承
诺能力的信心；增加美国成本，从而破坏美国与潜在对手长期竞
争的能力。最近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真对待
这些挑战，那么在未来战场中，我军就可能会面对采用了颠覆性
先进技术的装备，这将会压制我们的技术优势，制约我们的机动
自由，并将美国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通过主动防御或是以“导弹对导弹”和“战斗机对战斗机”的方式
来对称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威胁，从长远来看既不现实，也负担
不起。哪怕只是扩大现有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的规模，美国也负担
不起。事实上，由于人员成本费用飙升，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退
役方面，人员规模在今后数十年间很可能会缩小。
然而，第三个抵消战略通过利用美国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
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核心
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从而能够在总体上反制对手在
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方面的投资，尤其是对导弹存量的扩充。
这种抵消战略更少依赖威胁直接使用武力来恢复原状，如果
采用这样的战略，美国常规威慑的可信度也会改善。美国应该更
加重视首先降低对手认为自己达到战争目的的可能性（即拒止式
威慑），同时以不对称报复性攻击相威胁，从而增加对手这么做
的预计成本（也就惩罚式威慑）。前一种威慑需要美国实现高度
的态势感知，也需要美国有能力在开始阶段迅速动用武力来挫败
对手的行动，而不用管威胁的情况如何或基地是否可用。后一种
威慑办法则需要有能力和意愿来找到并摧毁处于任何位置、受到
任何防御的高价值目标。
在全新抵消战略中，我们可以利用上述的美国能力优势（即
无人系统与自动化、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
程与集成）来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GSS）网络，该网络具备如下
特点：
•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艰
巨挑战）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
•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
少程度触及对手防空措施，最大程度承受天基系统的瘫痪。
•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者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
•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事件。
虽然美军许多部门在未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都要发挥重
要的作用，但这样的网络会格外依赖于空中和海上部队，尤其是
无人平台。为实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值得进一步考虑的
实施行动包括以下内容：
•为对冲天基系统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加快研发用于精确导航
和授时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替代系统，装备具有长持久力和/或空中
加油能力的“高低混合”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开发替代太空
的“空中层”以用于远距离通信。
•开发和展示反太空能力，阻止未来对手攻击美国卫星；
•为拓展水下舰队的地理覆盖范围，加快发展无人水下航行器
的关键使能技术，包括高密度能量储存（动力和持久力）技术、
水下导航和通信技术以及自主性技术等。
•为提高水下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灵活性，全力资助“弗吉尼亚载
荷模块计划”，加快开发沉底式载荷模块（基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
局的“深海沉浮载荷”计划），开始研发拖拽式载荷模块，改进“战
斧”对地攻击导弹和“标准”系列导弹，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目标集，
以及开始研发潜射常规弹道导弹/助推滑翔导弹；
•通过固定和可部署的水下传感器网络来扩展地理覆盖范围；
•研发并部署可通过地面、空中和海面部署的现代化水雷以及
远程反潜武器；
•为扭转主动防御与导弹攻击的成本换算比，加快研发和部署
电磁轨道炮和基于定向能的系统（初期先关注航母战斗群和外围
基地防御）；
•开发并部署全新的反传感器武器，包括定向能系统（例如高
功率微波载荷和高能激光器）和防区内干扰机/诱饵；
•加快部署自动化空中加油机；
•加快研发和扩大采购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
•研发和部署中-高度威胁环境下类似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
用于渗透的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
•研发和部署用于渗透的可空中加油的陆基和舰载无人空中
作战系统（UCAS）平台（“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
系统），以便在全球各地的所有威胁环境中（尤其是中-高度威胁
环境中）开展监视和打击行动（即移动可重新定位目标的杀手）；
•开发本地的陆基远征“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包括中短程一
体化防空系统、海岸防御巡航导弹、防御性地雷、无人水下航行
器和地对地导弹。
这些举措能够以可负担的方式来恢复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与
实力，通过可信的拒止式和惩罚式威慑来增强常规威慑效果，并
在长期竞争中让潜在对手增加成本，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抵消战
略。为了提供资金来开发并部署本报告提到的其它高回报能力，
我们需要再次关注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些活动，控制人员和基础设
施费用，并放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削弱的原有能力。
全面部署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设想的“攻击粉碎者”能力所花
的时间远不止十年，而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最快也要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才会实现初始作战能力，而且前提是当前立即开始重点
研发，并且国防部、白宫和国会至少在今后十年间坚持这一路线。
鉴于国防资源有限并可能进一步减少，美国既无力继续以“一如既
往”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也不能指望当前路线在作战和战略方面的
众多问题完全显露出来后还有资源和时间来一一纠正。
导言
经历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十余年代价巨大的持久军事行动后，
美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也希望在国家奋力摆脱债务之际合理地
减少国防支出。在面临期限不定的财政紧缩期之际，美军却面临
着大量的全球安全挑战。在欧洲，俄罗斯东山再起，在它的紧邻
国家中愈益自行其是。在中东，叙利亚内战硝烟不息，伊拉克风
雨飘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已经崛起并掌握了权力，
伊朗则在其建设核武器能力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其弹道导弹存量。
在中亚，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如虎尾春冰，而且很可能会随着
美军明年的撤出而进一步恶化。在东亚，风云难测而又拥有核武
的朝鲜一如既往地寻衅好斗，而中国则怀抱称霸的野心，在南海
地区变得越来越挑衅。四处滋蔓的激进伊斯兰教威胁已经从中东
和中亚扩散到了非洲。与此同时，颠覆性技术（最突出的是介入/
区域拒止（A2/AD）能力 ）的成熟与扩散又削弱了美国的传统军
事优势。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最近说道：
“曾经由先进国家独占的颠覆性技术和毁灭性武器已经广泛
扩散，而且正流入尚未老练的军事组织和恐怖组织之手。正当此
时，中国和俄罗斯又在极力缩小技术差距，制订并投资实施长期、
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计划。它们还在开发反舰、防空、反太空、
网络空间、电子战以及特种作战方面的能力，似乎旨在反制美国
的传统军事优势——尤其是我们通过大批增加飞机、舰船、军队
和补给来向全球任何地区投送力量的能力。”3
美国因此不断削弱的力量投送能力，会在危机稳定性、盟国
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以及常规威慑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全新的“抵消战略”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与
实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也面临过类似的时期，需要在国防支
出紧缩的情况下应对严峻的国际安全挑战。20 世纪 50 年代初杜怀
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
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两个例子。这
两个战略都采用了同样的机制，以能够负担成本的方式“抵消”苏
联的常规部队数量优势，即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的技术优势体现为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的核武器、远程投送
系统以及主动和被动防御系统。20 多年后，技术优势则体现为信
息技术在大批战术系统中的应用以及隐形系统的问世。
全新的“抵消战略”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与
实力。与先前的两个战略一样，该战略要利用美国现有和新兴的
技术优势。就军事方面而言，这类优势包括无人系统；远程隐形
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本报告提出，
这些长期优势领域之间的联系能够构成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基
础，从而提供具有适应力的全球响应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大批
预期威胁。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强调，这种战略的主要重点在
于恢复美国的常规部队投送能力，以改善稳定危机的能力、增强
盟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提高常规威慑效果，一旦发生战争
后则减少作战风险。虽然作为该战略支柱的理念和能力肯定也会
适用于其它安全挑战，但并不是说该战略足以解决美国和盟国面
临的所有威胁，尤其是核武器、叛乱、代理战争以及“法律战争”
所带来的威胁。
该报告将简要阐述全新抵消战略的大纲，以及在今后 10 到 20
年间实施该战略以及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的关键步骤。为此
本报告首先分析了上世纪 50 年代的“新面貌”战略和 70 年代的“抵
消战略”，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之后本报告探究了当前美军力量投
送方式在作战和战略上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前文所述的
能力优势为什么很可能长盛不衰，以及这些优势应该如何运用到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中。最后本报告简短地探讨了如何重新
平衡当前的国防投资组合、关键的近期举措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 1 章
“第三个”抵消战略的前例
为了在持平并不断削减的国防预算条件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来应对大量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历史上出台的类似战略是 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杜怀特•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面貌”战略和 20 世
纪 70 年代中期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抵消战略”。在这两个事例
中，华约国家的常规部队相对于美国和北约部队都占据数量上的
压倒优势。在 50 年代，美国还面临失去核力量主导优势的预期；
在 70 年代，美国已经失去了核均势，而且国防开支也被苏联远远
甩在后面。本章通过回顾这两个时期，试图从中总结出适用于现
时的经验，结论部分探讨了制定第三个抵消战略方面的重要机遇
与挑战。
“新面貌”战略
1953 年 1 月，哈里•S•杜鲁门总统任期届满。那时二战的创伤
尚未平复，结束代价巨大而胜负未分的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还没
有签订。面对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巨大威胁，即将离任的杜鲁门
政府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41 号文件，呼吁大幅增加国防开
支总额，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和第 135/3 号文件中
提出的遏制战略的目标 4。
“首先我们必须提供实力充足的武装部队来慑退共产党人将
来的进攻；其次我们必须采用不会破坏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式
来维持这样的军力。”——国防部，1953 年
不过让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担忧的是，苏联有可能随意在自
己挑选的时间和地点发动局部战争来消耗美国国力，而且他也担
忧美国经济无限期支撑大额国防支出的能力。在竞选活动中他就
强调说，国家安全并不局限于对国土的实际防御，还要包括捍卫
美国的价值观、制度和经济体系。他在 1952 年评论说：“苏联希
望美国破产甚于希望在战场上征服美国。”5
于是，在 1953 年上任后不久他便委托开展基于两项原则的国
防政策高层评审工作。这两项原则是：“首先我们必须提供实力充
足的武装部队来慑退共产党人将来的进攻；其次我们必须采用不
会破坏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式来维持这样的军力。6”国务卿约
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意经济稳定与军事实力不可分割的观点。用
他的原话来说，那就是“如果经济每况愈下，一切都会随之泡汤”
7。这次政策重审工作的重点是 1953 年 6 到 7 月在“国家战争学院”
紧锣密鼓执行的被称为“日光室计划”的高层规划活动，其间探究
了在长期内遏制和威慑苏联的各种选择方案 。
我在这里提供一点参考背景。当时中情局估计苏联和平时期
的常规地面军力大约是 175 个陆军师，另有 125 到 145 个预备役
师，可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调集 。对比来看，1953 年美
国部署的陆军现役部队约为 26 个师，外加 3 个陆战队师（相当于
苏联陆军的 17%左右），必要时预备役部队或许可以再让军力增
加 25% 。不过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大幅领先，1952 年底的可用核弹
是 841 枚，而据估计苏联有 120 枚。更重要的是，美国核弹每年
增加数百枚，而苏联每年增加大约 100 枚 。再者，1952 年 11 月
1 日美国进行了代号“常春藤麦克行动”的首次热核装置全面试验。
该装置估计产生的能量超过千万吨 TNT 当量，也就是说，大致是
当时万吨级 TNT 当量的裂变武器的三个数量级以上。这就极大改
变了核竞争的特性。此外美国还在部署威力更大的远程轰炸机，
比如 B-47“同温层喷气机”轰炸机（见上图）以及洲际 B-52“同温层
堡垒”战略轰炸机，而且在欧洲、亚洲和北非拥有海外基地以支持
核攻击行动。与之相比，苏联仅有笨重的中程螺旋桨动力轰炸机，
而且没有靠近美国的基地。
“日光室”研究工作的硕果便是 1953 年 10 月定稿的国家安全
委员会第 162/2 号文件。这份文件从两个方面来改变了杜鲁门总统
的战略。首先，它并不打算主要通过常规性的武力使用（就像在
朝鲜那样）来威慑苏联的进攻（这样的武力使用需要大幅增加国
防开支），而是威胁要“通过进攻性打击力量来造成大规模报复性
伤害”，包括在应对苏联的进犯时使用战略性和战术性核武器 。
其次，它也不打算在特定战区做出直接反应，而是奉行“战略不对
称性”，意味着美国要凭借自己选择的手段、在自己选择的地点来
实施报复，包括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核心地带”的报复，
从而给对手施加成本。具体而言，这份文件写道：
“我们将通过保持强硬的安全态势来最大程度减少苏联进犯
的风险，其中重点强调充足的进攻性报复实力和防御实力。这必
须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包括必要的基地；有效的一体化大
陆防御体系；恰当且充足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
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攻……以及充足的动员基地；受到美国
人民勇决精神支持的所有事项。 ”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2 号文件威胁要威胁要“通过进攻性打
击力量来造成大规模报复性伤害”，包括在应对苏联的进犯时使用
战略性和战术性核武器。
正如 195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上所说的：“我们不能让美国成为一座军营或堡垒之邦，因此必须
做好在卷入战争时使用原子弹的打算。 ”1954 年 1 月，国务卿杜
勒斯在纽约向“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阐述了这项战略，而“大
规模报复”一词就出自这次演讲，从此流传开来。他的演讲明确强
调了长期财务周转能力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联性。用杜勒斯的话
来说，那就是“我们希望我国以及其它自由国家都能以可以承担的
成本来取得最大程度的威慑效果”，而要到达这样的目的，“就必
须通过大规模报复性力量来进一步威慑，以加强本地防御” 。为
了提高这一政策的可信度，高级官员反复断言，美国对核武器将
视之如“常规”力量。1955 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针对中国与台湾
之间因金门岛和马祖岛而产生的冲突表示：“只要这些东西能够用
在严格意义的军事目标上以及严格意义的军事用途中，那我看不
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像使用子弹或别的任何东西那样来使用它
们。”
引人注目的是，“新面貌”战略还更多地依靠间谍活动、蓄意
破坏和隐秘行动，以便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美国的政策目的。
其时由国务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执掌的中情局成为了常用工具，
它分别于 1953 年和 1954 年颠覆了伊朗和危地马拉的亲共产党政
府 。艾森豪威尔还更加重视盟国的作用，在巩固原有的双边和多
边结盟的同时还在寻找新的盟友，比如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
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亦即后来的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希
望由盟国军队逐渐取代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部队，从而减少国防
预算的压力。大体上说，他设想让大家来分担责任，由美国提供
威慑苏联进犯所需要的核保护伞，而盟国则肩负起为区域防御维
持常备地面军队的担子 。
美国领导人尽可能寻求维持和利用美国在可投送核弹头方面
的优势。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其他高级决策者明白，苏联最终会
有能力将美国本土置于核武器的危险之下，尤其是在 1953 年突如
其来的苏联氢弹试验以及 1954 年“五一节”阅兵式上一架喷气式
M-4“野牛”轰炸机的原型机展示之后（如上图）。不过，美国领导
人尽可能寻求维持和利用美国在可投送核弹头方面的优势，以减
少美国的国防开支，并争取时间来让美国的盟友建设自己的武装
军队，也让苏联极权主义政权固有的弱点自然显露。
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多项措施来
维持美国在核竞争中的领先低位，包括快速部署 1952 年就经过首
次试验的氢弹，加快推出洲际 B-52 重型轰炸机以及使用液体燃料
的“阿特拉斯”和“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同时扩大部署西欧的“雷
神”洲际弹道导弹的采购量。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艾森
豪威尔政府放弃了追求核武器绝对优势的这种无力负担的目标，
转而努力维持“充足的”核军力，以使美国在遭受苏联先发制人的
打击之后，能够给苏联造成难以接受的损害。这一时期的关键投
资包括：
显著扩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能力，以支持 B-47 中程轰炸机
中队从欧洲退回美国大陆，在这里它们更不容易遭到苏联先发制
人的空中和导弹打击；
增强美国一体化防空与导弹防御网络，包括建起针对苏联轰
炸机的远程预警线，以及后来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系统；
加速研发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比如 LGM-30“民兵”导弹
（见右图）和潜射式“北极星”导弹，前者在 1961 年经过试射，到
1963 年具备作战能力，后者在 1961 年经过试射，到 1963 年装备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投资加固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分散式轰炸机基地以及其它
被动防御系统。
为了更好地支持针对苏联的常规战争和核战争计划，艾森豪
威尔还支持研发并部署洛克希德公司 U-2“龙女”超高空（7 万英尺）
侦察机以及“珂罗娜”图片侦察卫星，前者于 1955 年首飞，到 1957
年具备作战能力，后者于 1956 年进入研发，到 1960 年具备作战
能力。
为了资助“新面貌”战略的上述以及其它计划，国家增加了划
拨给空军的预算，其中是战略空军司令部（SAC）的预算，而陆
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预算则被缩减。到 1952 财年年末，获批的空军
计划预定组建总共 95 个联队，包括指派给战略空军司令部的 41
个“战略联队” 。在制定 1954 年至 1957 财年的国防计划时，国家
预定到 1957 年扩充空军到共计 137 个联队，包括专门配属给战略
空军司令部的 92 个联队。在那三年中，空军在国防部拨款总额中
平均占了 47%，而海军占 29%，陆军占 22% 。总体来看，从 1954
到 1961 年，陆军的兵员数缩减了将近 40%，海军陆战队缩减了
24%，而海军和空军大约缩减 14% 。雪上加霜的是，欧洲的盟国
未能足额派出它们为集体安全承诺的地面部队，迫使美国更多地
依赖于战术核武器，并在西欧保留规模大于预计的兵力，因而美
国在应付其它地方爆发的紧急事件时便捉襟见肘，比如 1954 年至
1955 年的台湾海峡，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以及 1958 年的黎巴嫩
和台湾海峡等地 。
空军在国防部拨款总额中平均占了 47%，而海军占 29%，陆
军占 22%。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意在利用美国在核武器、远程空
中力量以及弹道导弹方面的领先优势，从而以可负担的成本来威
慑苏联。这种战略总体来说行之有效。他从杜鲁门总统为 1954 财
年编制的国防预算中削减了大约 70 亿美元。实际上从 1954 到
1961 财年间，军事开支在联邦政府预算总额中的占比从 66%降至
49%。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而论，同期国防开支从 13%降
至 9% 。不过到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美国威胁使用“大规模报复”
的可信度遭到怀疑，尤其是在回应局部常规攻击的情况下，这是
因为出现了以下形势变化：
苏联核武库（包括热核武器）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
先进；
苏联部署了装备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图-95 熊式洲际轰炸机；
1957 年 8 月苏联 R-7 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功试射以及两个月后
“伴侣”号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在媒体中掀起了一种“导弹差距”的错
觉。
尽管截至 1960 年美国核弹头存量大约是苏联的十倍，洲际导
弹力量到 1962 年大约是苏联的三倍，但有些人却觉得美国核军力
在威慑常规战争方面属于“浪费”的资产 。早在 1956 年，陆军参
谋长麦克斯韦尔•泰勒上将就主张一种“灵活反应”战略，呼吁以常
规军队来威慑大部分危机，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不得不诉诸核战争
的可能性 。泰勒的主张在即将入主的肯尼迪政府官员中引起了共
鸣，日后他们将该战略的大部分付诸实践，扩大了驻扎在西欧的
常规威慑力量的规模。
尽管美国当前不大可能拥有与二战后核武器相当的颠覆性技
术优势，但是从“新面貌”战略中却可以总结出五条适用于当前环
境的重要经验。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我们需要针对
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预期威胁来采取一种“平衡”战略。表面上看，
这条经验与往往被戏称为“大规模报复”的“新面貌”战略相左，但我
们不应忘记，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162/2 号文件还呼吁“恰当且充足
地部署美国及其盟国的战备部队，以威慑进攻或是开始时压制进
攻”。后面所说的这种结果当然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的投资和境
外行动所产生的。尽管美苏之间核武器数量悬殊，1950 年为 60
比 1，到 1960 年大约是 10 比 1，但美国仍然在提高其本土防御能
力，保留现役部队动员基地，并部署大规模常规部队来威慑并反
制世界各地的进犯之举 。核武器为数量上处于下风的常规部队提
供成本有效的“后盾”——但并非全面取代常规部队。例如，国务
卿杜勒斯就谈到有必要保留一支“同时以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为基础
的海陆空”多样化军队，以便能够“根据情况的要求来选择性或大
规模地”使用这支部队 。第二条经验是，全球空战能力能够提供
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地易遭
攻击的弱点。第三，不对称惩罚的威胁——随时随地实施打击，
而且采用灵活手段，而非在对手所选择的战区内实施“以牙还牙式”
报复——也可以成为有效的威慑手段。第四，审慎运用的隐秘行
动是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可以负担的选项。最后一条经
验是，盟国都很重要——不仅在分担压力方面，而且在打乱对手
的行动规划以及让对手增加成本方面也是如此。
全球空战能力能够提供宝贵的战略机动自由、打乱对手的防
御规划并减少驻军基地易遭攻击的弱点。
抵消战略
大约 20 年后的 70 年代中到晚期，华约常规部队在欧洲不断
扩大并进行现代化建设，数量上大致已经超过北约军力三倍。拥
有美国尚未从越战中缓过气来，又要奋力追赶苏联快速发展的核
武库，因此美国国防部忧心忡忡。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又陷入低
迷时期。于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与分管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
副部长威廉•佩里采行了他们所称的“抵消战略”28。布朗在 1981 年
对国会的报告中解释道：
“技术可以是力量倍增器，是可以用来帮助抵消对手数量优势
的一种资源。先进技术是平衡军事能力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不必
以‘坦克对坦克’或‘士兵对士兵’的方式来与对手对垒……”
抵消战略以四种核心推动力为特点：研发全新的情报、监视
与侦察平台以及战斗管理能力；部署改良的精确打击武器；将隐
形技术应用于飞机；对太空进行战术利用，用于情报、监视与侦
察以及通信、精确导航与授时 。这些推动力量中大部分的关键使
能技术都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到 70 年代初期开发出来的。到
1975 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拟订了一份详细的长期研发规划，
重点关注提高武器投送精确性；增强战场载具的机动性和火力；
改善通信，包括抗干扰的战术数据链路以及由阿帕网（ARPAnet）
率先使用的“包通信”网络；研发新式武器投送载具，比如巡航导
弹和遥控飞机 。依靠这些坚实的技术基础，1978 年国防部副部长
佩里在向国会作证时说道：
“我相信精确制导武器有潜力让战争产生革命性的巨变。更重
要的是，只要有效利用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优势，我国就能
极大增强威慑战争的能力，而无需以‘坦克对坦克’、‘导弹对导弹’
的方式来与苏联竞争。我国将有效地将竞争转移到我们拥有长期
根本优势的技术领域内……我们研发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目的是
让我国具备以下能力：随时都能看到战场上的所有高价值目标；
但凡能够看见的目标就能直接命中，但凡能够击中的目标都能将
其摧毁。 ”
1978 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将用于“纵深侦察”和“纵深打击”
的多项技术结合到一套技术集成与系统概念验证计划中，并贴切
地将它命名为“攻击粉碎者” 。关键的计划包括：
具备地面移动目标指示（GMTI）能力的空载合成孔径雷达平
台，能够从安全的远距离处（大约 300 公里）窥入地方领土，以
发现集结的装甲车。这种平台后来演变为 E-8 联合监视目标与攻
击雷达系统飞机（见前页图片）。
用于查找并摧毁大范围地区内大量集结的地面装甲车的末端
制导子母弹，这就是后来空军部署的 BLU-108 传感器引爆武器
（SFW）。
后来成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的一种十分精确的
道路机动式远程地地导弹系统。
在抵消战略“系统之系统”中开发的其它主要能力包括机载预
警与控制系统（AWACS）、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JTIDS）、
F-117A 隐形战斗机、无人侦察机、威力更强大的精确制导武器
（PGM）、增强型侦察卫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这些新的能力虽
然构想于 70 年代，但大部分直到 80 年代中晚期才具备可操作性
并大批量部署 。它们成为日后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概念的一部分。
空地一体战在北约被称为“后续部队攻击”，它的目的是在冲突之
初找出华约第二梯队机动力量并通过精确打击来将之摧毁 。布朗
和佩里明白数量的重要性，也知道国家没有财力来将先进技术整
合到全部现有部队中，因此便采用了他们所称的“高低端组合”，
在能够负担的水平上保持威力强大的前沿部署，尤其是在欧洲和
亚洲。
幸好，由于苏联解体，美军从未在中欧与华约部队实际交战。
不过在 1991 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用于对付苏联模式的 50 万伊
拉克陆军时，信息技术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力量倍增器”。美国占
压倒优势的胜利被广泛地视为正在持续开展的战争革命的证明 。
例如，苏联观察家在这次战争之后很快就总结说，“控制、通信、
侦察、电子战以及常规火力投送的一体化融合”已经“首次”实现 。
在 1991 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信息技术证明是十分有效的
“力量倍增器”。
从国防部长布朗的“抵消战略”中则可以总结出四条与今天相
关的重要经验。首先，技术可以成倍提高军队的战斗效用，程度
足以“抵消”规模更大但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军队的数量优势。第二，
技术优势可以被用来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让竞争转入美军能够有
效制胜的领域，而不必以“坦克对坦克”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展开
竞争。第三，保持充足的“低端”能力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针对
不同的威胁环境，在全球各地保持一支前沿部署的具备战斗可靠
性的部队。从这段时期总结出的最后一条经验是，战略连续性和
机构支持的重要性。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国防部在 20 世纪 70 年
代末推出了多项技术开发计划，但如果没有国防部内部、以及后
来白宫政府和国会对“抵消战略”的持久机构支持，这些计划就不
可能展开。尤其是如果没有里根政府在 80 年代的国防建设，通过
“抵消战略”来开发的技术中许多都无法在老布什执政期间的“沙漠
风暴行动”中亮相。
迈向“第三个”抵消战略：机遇与挑战
当今美军面临着时限难以确定的财政紧缩时期。同时，美国
又在世界各地遭遇到一系列复杂而艰巨的安全挑战。美国没有财
力来一味扩大现有的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组合。事实上由于飙涨的
人员费用，尤其是在医疗护理和退役方面，今后数十年间的兵员
规模很可能会减缩。与此同时，出于作战和战略方面的一系列原
因（下文将详述这些原因），“沙漠风暴行动”以后盛行的美国力
量投送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力量投送方式通常需要在能够
保障安全的前沿地区长期积累大批集结的战斗部队（例如航母打
击群、有人驾驶战机中队、机械化陆战营以及陆军旅级战斗队）
以及相配套的后勤支援基础设施和工作人员，以作为快节奏联合
作战的前期准备工作。
美国没有财力来一味扩大现有的联合力量投送能力组合。
由此可见，我国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抵消战略，以利用美国
持久的优势来维持成本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
包括用于对付通常具备强大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尤其是拥有不
断扩大的常规导弹存量的对手。这个战略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运用创新性作战概念，综合运用美国的全新能力和传统能力
（或者用布朗和佩里的话来说就是“高低端组合”），以便同时在
多个战区将对手目标置于险境；
减少对战区近距离陆上及海上基地的依赖性；
抵御天基能力的损失或破坏；
利用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的“全球到达”能力、空中力量和导
弹的反应能力以及无人平台航时长、生命周期成本低的优点；
利用“战略不对称性”将当前战斗区域外的目标置于险境；
塑造竞争过程，将竞争转移到对美国有利的领域（例如水下
领域），同时增加对手的成本；
利用结盟关系来赢得局面优势，并在某些情况下分担经济成
本。
今天拟制抵消战略或许会比 20 世纪 70 年代更困难，理由至
少有三条。首先，根据当时中情局的估计，1960 到 1980 年间苏联
国民总产值是美国的 50%到 60%，而且苏联的经济增速已经下行
了十年。尽管在 70 年代中到晚期苏联的国防支出绝对金额高于美
国，但它的经济所承受的国防负担至少比美国高两倍 。因而从预
算角度来看，那是一段对美国有利的时期。今天，美国经济的活
力已大不如前，预计今后至少十年间国防预算会持平或下降。对
比来看，美国主要对手之一中国的经济实际增速超过 7%，过去十
年间它的国防开支年均增速接近 10%，这还是有所保留的“官方”
数字 。人们似乎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到 2024 年中
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除非中国经济大幅下行，否则美国将来
会很难从糟糕的短期决策中“买条出路”。话虽如此，鉴于中国出
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还要转变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因
此中国经济发展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间显著放缓 。如果那样，北
京就会在服务部门和支持性基础设施投资、国内支出与军事现代
化建设之间面临艰难选择。
其次，布朗与佩里的抵消战略主要重点在于使用卫戍部队来
威慑，在必要时击败华约对西欧的入侵。冷战时期美军经过预先
部署而形成了一个由地理上分散的坚固基地组成的网络，因而实
际上是与北约伙伴一起在打一场防御性的“主场比赛”，以对付威
胁要将机械化地面部队投送到西欧的苏联。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反。
美军不再拥有“主场”优势；如今它需要能够将力量远距离投送到
数量有限而且大部分没有良好防御的前沿基地，这些基地日益容
易遭到射程相对较短的制导火箭、大炮和迫击炮以及射程更长的
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攻击机的袭击。尽管美国和盟国通过大量
投资来将基地分散开来并加固基地的工作，能够缓解这种挑战，
但很难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因为在国内国外都需要花销。
美国力量投送能力所面临的作战挑战更具多面性，而且潜在
对手的数量及其各自的军事实力范围都要大得多作。
第三，布朗与佩里的抵消战略主要着重于范围相对狭窄的作
战问题（即苏联与北约常规部队在数量上的不平衡，尤其是中欧
的地面军力）以及苏联这个具体的对手。今天，美国力量投送能
力所面临的作战挑战更具多面性，而且潜在对手的数量及其各自
的军事实力范围都要大得多。不过从有利的方面来说，美国仍然
有大批区域性的友邦和盟国，它们在对付共同感知的威胁方面与
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好些潜在的美国对手（例如伊朗、朝鲜、
俄罗斯和中国）不仅没有这样的联盟，而且还在所在区域遇到谋
求遏制他们的对手，这种情况更进一步突显了我们的优势。
本报告接下来继续探讨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在作战和战略
方面的艰巨挑战。之后提议利用美国在以下方面的持久优势来“抵
消”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无人作战；远程隐形空中作战；
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这个抵消战略的中心是开
发并部署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以便在多个地点快速投送美国力
量，并大幅降低对容易遭到攻击的前沿基地的依赖性，同时更多
地依靠有望显著节省生命周期成本的无人系统。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成本，这个新的抵消战略还要采用高低端
组合的方式，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部队结构和能力。不过与“新面
貌”以及布朗和佩里的“抵消战略”一样，这个新的抵消战略也需要
短期投资来建设一些全新能力：
隐形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于和平时期和战时在中-高度威胁
环境中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活动；
陆基及舰载型无人空中战斗系统（UCAS），在中度到高度威
胁环境中发现并摧毁移动和可重新定位的目标；
全新系列的水下平台和载荷，包括长航时多任务无人水下航
行器、沉底式载荷模块和拖拽式载荷模块；
一系列新式网络、通信和战斗管理系统。
鉴于财政制约因素，需要按比例缩减部队结构和放缓某些“夕
阳”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有人和无人驾驶的非隐形情报监视与
侦察机；有人驾驶的短程攻击机；重型机械化地面部队），这些
能力的作战效能可能会不断削弱，尤其是在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
中，这样就能够在上述优先级更高的能力上投入资金。
第 2 章
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不足
最近完成的一期《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称国防部“有
能力同时保卫国土，开展持久而分散的反恐行动，通过前沿部署
与介入在多个地区威慑阻止进攻，并让盟国放心” 。这份评审报
告称，如果威慑无效，美军就必须能够“在大规模多阶段的战役中
击败区域性对手，并且拒止另一地区另一进攻者的目的，或是对
其施加无法接受的成本” 。尽管这份评审报告简短地提到了一些
作战方面初露的挑战问题，但它没有探究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威
胁不断扩散并成熟的情况下美军应该以什么不同的方式来投送力
量。《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建议投资建设的能力（例如先进空中
与导弹防御、第五代战机以及“关键海军资产的升级型号”）都典
型地代表了以往的力量投送方式。比方说这份报告所描述的 2019
年“再平衡”后的美军，在总体构成上与今天部署的美军差不多一
样，只不过在某些领域规模更小（比如地面部队和战斗机中队）。
从 1993 年的“自下而上评估”开始，每一次部队规划构想都呼
吁拥有至少能够同时打赢两场主要区域性战争的基本能力 。不过
2014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却背离了这样的标准，将要求降低
为在击败一个对手的同时在第二战区“拒止”一个趁机而来的进犯
者。尽管“击败”与“拒止”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但这种转变却看似
是在默认美军不再拥有充足的实力来与不同的区域性对手同时打
两场“大规模多阶段的战役”。鉴于世界各地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
美国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独立的
国防小组（NDP）这样评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
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一起，同时在其它多
个战区內决定性地威慑或挫败趁乱而来的进犯，不让对手达到目
的或是给它们施加无法承担的代价，其间还要保卫美国国土和坚
持履行诸如主动的全球反恐行动的其它使命。 ”
鉴于世界各地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必须能够拒止一个
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
1994-1995 年在巴尔干半岛以及 2001 年秋季在阿富汗的作战
行动都展示了以小规模地面部队“足迹”实施远程精确打击行动的
作战效果。但这些行动都是例外的情况。事实上，自“沙漠风暴行
动”以后，美国在投送力量时首选的办法是在特定战区内逐渐积累
战斗力量以及“铁山”似的后勤支援，最大化聚集可在抵近陆地基
地和海上基地发动突击的空中力量，并动用大规模机械化地面部
队直接通过武力“击败”对手。然而按照我们在过去 20 多年所学到
的经验，这种人力密集型方式既要取决于政界能否争取到前沿基
地，而且缺少响应性，代价高昂，也不同时扩展到多个战区。
那么鉴于初露苗头的威胁以及预计的资金资助水平，美国如
何才能更好地在多个地区阻止并在必要时击败进犯？除了《四年
防务评估报告》所提出的并且被国防小组强调的规模问题外，当
前美军的力量投送方式至少还有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逐
渐增大的作战风险和战略风险（例如危机动荡性加剧、美国的威
慑承诺可信度降低，以及对美国施加的难以负担的长期成本）。
逐渐增加的作战风险
美国挖掘并利用在“沙漠风暴行动”展示的具有“抵消”作用的技
术优势已经长达 20 多年。按照各国对历史上早先的“军事革命”争
先恐后的反应来看，估计潜在的对手们已经研究了美国的力量投
送方式，发现了其中的弱点，正在开发并部署利用这些弱点的能
力。换句话说，沿袭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预期成本正在升高。
如不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这种挑战，当前以及计划的美军力量
投送方式又会变成浪费的资产。最近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就说道：
“在我们跨入的这个时代中，美国在海上、空中以及太空中都
不再理所当然地拥有制胜优势，网络空间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当
前相对于任何潜在对手而言美国在军事和技术方面都拥有决定性
优势，但未来这种优势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
沿袭美国当前力量投送方式的预期成本正在升高。
具体而言，美军如今面临以下四个核心作战问题：
1. 美军驻世界各国的区域性抵近基地（例如港口、机场和地
面设施）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
2. 海面大型战舰和航母在对手海岸线的远距离之外，越来越
容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
3. 非隐形战机越来越容易被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IADS）击
落；
4. 太空不再是免遭攻击的庇护所。
陆上基地的弱点
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策划针对美国主要力量投送“枢纽”的袭
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这些枢纽的地点是众所周知的，在和
平时期就能预先判定它们的精确地理位置，而且数量相对较少。
可供选择的攻击方案无所不包，比如非常规投送（例如恐怖分子
袭击、蓄意破坏以及特种作战部队奇袭）；精确制导火箭、大炮、
迫击炮及导弹（G-RAMM）的短程攻击；高密度空袭；不过最令
人担忧的还是以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来进行的远程精确打击 。鉴
于导弹扩散的趋势，不仅拥有导弹的国家数量会不断增多，而且
它们各自的导弹存量的规模、杀伤能力和准确性也会不断提高。
虽然中国在这方面是稳步逼近的威胁，但俄罗斯、朝鲜、伊朗和
叙利亚也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为数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增多的常规导
弹部队以及其它基地拒止能力。
策划针对美国主要力量投送“枢纽”的袭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负责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行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
的理论就专门提出打击美国和盟国的前沿基地及基础设施。例如
《二炮战役学》就给出以下与中国“主动防御”的总体战略以及“反
介入”和“反空袭”行动的概念相一致的引导：
“如果强敌把他在我国周边的盟国军事基地以及航母当作飞
机起飞平台来实施各种形式的军事干预，而强敌在我国周边的盟
国军事基地又超出了我国空中武器的射程，并且航母战斗群远离
我国海岸……就可以用常规导弹来对敌人盟国在我国周边的军事
基地以及航母战斗群实施干扰打击。 ”
过去二十年间，二炮已经组建了至少七个短程弹道导弹旅、
三个中程弹道导弹旅和三个地射巡航导弹旅，以实际行动支撑了
这些理论框架 。当前二炮部署的力量包括：
1000 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达韩国与台湾的所有主要基
地；
包括东风-21 系列及其衍生型在内的大量中程弹道导弹以及
空射、海射和地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能够打击冲绳的关键军事
驻地以及日本本土、菲律宾和东南亚的主要机场与港口；
以携载 CJ-10/20 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 H-6K 战斗轰炸机来打
击关岛阿普拉港和安德森空军基地的有限能力 。
解放军还在研发一种射程为 3000 到 5000 公里的常规中程弹
道导弹，“提高了它达及第二岛链的近似精确的打击能力”。第二
岛链从日本开始、经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而直至印尼 。2013 年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报告》总结道：“解放军正在迅速扩大能力
并实现多样化，以便打击整个亚太地区的美国基地、舰船和飞机，
包括早先它无力到达的地方，比如关岛上的美国军事设施。 ”据
某些解放军专家称，中国正致力于提高常规精确打击能力，到 2020
年使射程增加到 8000 公里 。
世界各地的潜在对手对抵近基地的拒止——无论是通过非常
规攻击，还是使用精确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或是采
用多轮远程空中与导弹攻击——都会对美军的力量投送产生深刻
的不利影响。首先，如果不能使用安全的港口，那就无法投送并
维持任何类型的大规模地面部队，尤其是重型机械化地面部队，
比如美国陆军的“史赛克”装甲战车和“重型”装甲旅战斗队——至少
在战役初期是这样。需要后勤来支撑的快节奏空中作战行动也会
相当困难。其次，如果不能使用抵近空军基地（即与目标区域相
距 500 到 1000 英里以内），那么由于作战半径不足，美国大部分
陆基空中力量都将无用武之地，要不然就需要大量（而且很可能
带来隐患）的空中加油支援。当前美国陆基空中力量主要由有人
驾驶战斗机构成，它们的作战半径通常是 300 到 600 英里，具体
取决于机型、携载的武器及其飞行剖面。到 2019 年，具有战斗编
码的短程有人驾驶战斗机的数量与远程轰炸机之比大约是 10 比
1 。就算计入中-高度长航时 MQ-9“死神”无人机，远程和短程飞
机的数量之比仍然是 3 比 1 左右。第三，美国海军力量投送也严
重依赖前沿岸上后勤支援设施，军备物资、舰船柴油燃料以及飞
机燃油都存储在这些地方。如果没有作战后勤部队（CLF）的舰船
（见下图）在舰队与这些通常没有防御的设施之间穿梭往返来提
供补给，那么在战时航母的打击行动不出几天就得停止。
水面舰船的弱点
发现、跟踪并攻击海上移动舰船不仅需要范围广大的情报监
视与侦察网络，而且还需要一套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来收集、
处理、融合并及时地向导弹发射部队传达准确的目标定位数据。
最后导弹本身还必须能够对飞行途中累积的目标定位误差进行自
我纠正（或是接收飞行途中目标定位的更新数据），以便从海面
的“杂乱”目标（例如商船）中分辨出既定目标，然后突破目标的
防御。成功完成这套“杀伤链”所需要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网络
的开发工作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而潜在对手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
实现了稳步发展。以中国为例，其网络的情报监视侦察部分包括
了陆基、水面、水下、空基和天基节点，而且兼用被动传感器（例
如光电/红外、信号与电子情报以及声学阵列）和主动传感器（例
如超视距雷达、合成孔径雷达以及声呐）。如今它已具备在远至
西太平洋和南海的范围内搜索并跟踪美国水面战舰的作战能力。
为将来的“海上拒止”网络提供使能条件的情报监视侦察与网
络技术如今在许多地方都能获得，而且还在继续扩散。俄罗斯和
中国都在出售多种功能强大的主动和被动传感器系统。一名海军
专家就贴切地概括道：“任何人只要肯费点工夫，都能看见、识别
并跟踪离岸数百或数千英里的舰船，这大概是到 2030 年我们不得
不接受的事实。 ”
未来数十年“反海军”侦察-打击网络的成熟与扩散，会让美国
在对手海岸数百英里以内的大型水面战舰（包括航母）的行动风
险变得越来越大。
潜在对手正在开发和部署的“反海军”网络中的精确打击部分，
包括先进鱼雷；空射、海射和地射反舰巡航导弹；就中国和伊朗
而言，还包括反舰弹道导弹。中国具有作战能力的反舰弹道导弹
射程超过 1500 公里，定名为东风-21D，它赋予“解放军在西太平
洋上攻击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舰船的能力” 。据某些专家称，解
放军可能会努力让其反舰弹道导弹到 2015 年“十二五规划”结束时
达到 3000 公里的射程 。伊朗正在研发“征服者-110”反舰弹道导弹
的衍生型，定名为“波斯湾”，估计射程为 300 公里，并配备光电/
红外末端导引头 。
得益于过去二十年间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大幅提高，
潜在对手们正在部署“发射后不用管”的自动寻的武器（例如先进
的反舰巡航导弹和尾流自寻的鱼雷），这些武器能够弥补目标定
位不准的问题，而且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员也能成功运用。
未来数十年“反海军”侦察-打击网络的成熟与扩散，会让美国
在对手海岸数百英里以内的大型水面战舰（包括航母）的行动风
险变得越来越大。在西太平洋和南海，这一防区外距离不出十年
就会超过 1500 英里，这已经比“战斧”对地攻击导弹的射程超出 500
英里左右，是 F/A-18E/F“超级大黄蜂”多用途战斗机不加油作战半
径的三倍左右。在将来战役的初期（那时对手的反海军网络很可
能具备或接近全面作战能力），那么只要靠近“战斧”对地攻击导
弹的射程，美国的制导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就会处在危险中。同
样地，如果航母要应对反舰弹道导弹造成的反海军威胁，舰载战
斗机在出入指定的目标区域期间就需要多次空中加油。
飞机的弱点
陆基和海基一体化防空系统是对美国部署飞机的主要“区域拒
止”威胁，空基和海基巡航导弹也是如此，只是程度稍次。现代一
体化防空系统不仅在全球各地广泛散布，而且它们的杀伤能力也
因多种交错关联的趋势而日益提高，这些趋势包括雷达的灵敏度
提高、工作频带更宽、对电子攻击的耐受能力更强（例如干扰与
欺骗）；拦截机航程更远；信号处理更先进；以及高速的网络。
例如俄制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的衍生型（SA-10/20，如上图）就已
经在十来个国家中使用，包括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伊朗和叙利
亚都反复尝试向俄罗斯购买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当前这种防空
导弹系统的衍生型的动能杀伤范围超过 100 海里，这也是拦截机
的最大航程，而且据说它们还有跟踪并打击“隐形”飞机和巡航导
弹的一定能力；预计后续系统的射程还要远得多 。中国研发本土
版本的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名为红旗-9（见下图），而且有可能
很快就能提供出口。
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不仅在全球各地广泛散布，而且它们的
杀伤能力也日益提高。
潜在对手同时在投资研发威力更强、占据制空优势的战斗机，
并配以现代传感系统和超视距空空导弹。这些飞机可以通过无线
电导航（某些情况下可以大批量进行），依据陆基低频预警雷达
给出的粗略目标定位跟踪指示，拦截美国飞机。这给美国空中力
量造成了重要影响。当前美国空中力量以战斗机为主导，它们受
不加油作战半径所限而无法远离空中加油机。在为美国渗透飞机
保持空中加油“航道”（汇合点）时，美国加油机既要考虑到对手
战斗机的不加油作战半径，还要考虑到它们的超视距导弹射程。
如果是与中国对阵，由于其空中拦截机力量日益扩大，不加油作
战半径介于 600 到 900 海里，那就需要美国加油机保持 750-1000
海里的相隔距离。这里务必要注意，这一相隔距离超出了
F/A-18E/F、F-22 和 F-35A/B/C 型战斗机的不加油作战半径，这样
实际上就让美国整个战斗机机群都无法开展进攻性打击（见图
2）。未来的攻击机要么得大幅增加不加油航程，要么就得拿出防
御加油机的新办法。
先进一体化防空系统的扩散对美国传统的力量投送方式造成
了麻烦，因为美国的监视和打击战机绝大多数都是短程和非隐形
的（见前述）。今天，隐形飞机（即 B-2、F-22 和 RQ-170“哨兵”）
在联合部队中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除了 B-2 以外，即便这些
“隐形”战机也缺少在整个威胁雷达频率范围内和全观测方位缩小
雷达散射截面的功能。F-35“闪电 II”多用途战斗机的部署以及到本
世纪 20 年代中期远程打击轰炸机的引进将能够提高机队的整体
生存能力 。不过按照当前国防部记录在案的项目，隐形与非隐形
飞机的数量仍然会严重失衡。解决这一失衡问题应该是任何全新
抵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失去太空庇护所
就力量投送而言，美军在以下方面极大程度依赖太空：由全
球定位系统提供的精确导航与授时；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光电/
红外卫星以及电子情报/信号情报卫星构成的星群来提供的近全球
情报监视侦察覆盖范围；远程通信；气象学。不幸的是，世界上
认识到这种依赖性的无数国家都投资开发了针对全球定位系统和
卫星通信的干扰机，在全球市场上如今都能广泛获得。还有些国
家能够凭借陆基激光系统，“致晕”或“致盲”近地轨道的光电/红外
卫星；这些国家目前数量较少，但却在不断增多。俄罗斯和中国
正在开发各种能力来发动杀伤性激光攻击，实施命中摧毁式直接
攻击反卫星拦截以及实施共轨攻击 。
尽管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在商业和军事用途方
面也要依靠太空，但美国的依赖性远远更高。原国家情报总监詹
姆斯•克拉珀说道：“中国和俄罗斯军事领导人明白天基系统提供的
独特信息优势，因而正在开发各种能力来扰乱冲突期间美国对太
空的使用。 “就中国而论，反太空攻击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占据
了突出的地位。国防部称：
“解放军的著作强调有必要‘摧毁、破坏并干扰对手的侦察……
和通信卫星’，表明这类系统以及导航与预警卫星都可能属于旨在
‘让敌人聋哑’的攻击目标。 ”
根据当前的趋势，未来的力量投送作战概念应该作出以下假
设：
全球定位系统的精确导航与授时信号会频繁降级、中断或不
可用，尤其是在高价值设施周围；
未加保护的商用和军用卫星通信会严重降级，而“受保护”抗
干扰卫星通信（即先进极高频卫星）的服务会供不应求 ；
对手会知道光电/红外卫星何时从他们上空越过，因而可以用
低功率到高功率的激光装置来打击它们；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电子情报卫星将受到地面干扰和在轨干
扰。
未来的力量投送概念还应该对冲高价值卫星的完全损失，包
括受保护的卫星通信在内。
抵近基地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水面战舰也容易遭到射程达
到防区距离的攻击，杀伤能力日益提高的对手的一体化防空系统
不断扩散，以及关键天基使能设备有可能遭到破坏或损失，这一
切加起来便形成了对美军传统力量投送方式的威胁。其它的反介
入/区域拒止威胁还会加剧这种情况，比如专注破坏美国指挥、控
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网络的进攻性电子攻击和
网络攻击。
日益累积的战略风险
上述作战挑战至少产生三个棘手的战略后果：危机的动荡性
加剧；美国威慑的可信度以及盟国对美军践行安全承诺能力的信
心不断下降；施加给美国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美国与潜在对手
长期竞争的能力。
危机的动荡性加剧
如果继续依赖数量相对较少的美军力量投送主要枢纽，那就
会从以下两方面造成战略上的不失稳：引发区域军备竞赛；助长
先发制人的行动。区域性的友邦和盟国在认识到美国基地日益容
易遭到攻击的弱点后，就会越来越怀疑美国保卫他们的能力。抱
着这样的疑虑，同时本国安全又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这些国家
或许就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自己开展防御，包括研发或采购
新的进攻性武器系统。由此而形成的“安全困境”就有可能引发区
域军备竞赛，在极端情况下还会造成核扩散 。这样的局面最容易
发生在东亚和中东，前者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而后者受到经
济、人口、政治、宗教和宗派问题的困扰。尽管让美国的盟友和
伙伴国家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国防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但它同
样会造成极高的代价：降低美国的影响力、加剧区域动荡性以及
让风险升级。正如下文所述，如果对美军有效防御能力的信心下
降了，那就还会致使某些国家放弃与华盛顿的安全约定，顺势倒
向美国的区域对手一边。
如果继续依赖数量相对较少的美军力量投送主要枢纽，那就
会从以下两方面造成战略上的不失稳：引发区域军备竞赛；助长
先发制人的行动。
在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基地（例如冲绳）堆积美国战斗力量，
不仅不能传递出美国的决心并威慑未来的对手，反而会无意间引
发冲突。按照解放军最大程度出敌不意并占据主动的理论，中国
会有强烈的动机抢在抵近区域基地部署部队能够向中国军队或领
土发动损伤性打击之前制服这些部队。例如二炮的理论就建议“有
必要在敌人发现我军的作战意图与行动之前抓住最早时机来出其
不意地抢先快速打击敌人，让敌人措手不及” 。伊朗和朝鲜的导
弹部队很可能也会抱着与此类似的一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
心态。
威慑的可信度和盟国的信心不断下降
威慑的核心在于让大家觉得美国有能力和意愿来让潜在对手
为进犯付出它们难以承受的代价 。不过这种盘算的关键部分是，
预计美国为采取它所威胁的行动而要承担的代价。因此要让美国
的威慑可信，美军就必须拥有实际的财力来实施它所威胁的攻击，
而且还要有能力以美国能够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来完成这些攻击。
如果潜在对手觉得他们成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可以大幅
提高美军力量投送的成本，那么常规威慑就会被削弱。中国的理
论著作强调，威慑需要以“实力”作为威胁的后盾，也需要具备运
用这些实力的意愿，以及“确保让对手感受到运用威慑武力的实力
与意愿的手段” 。随着今后数十年间中国部署并运用日益强大的
“反介入”能力（这种能力的意图明显是要让美国在干涉亚洲冲突
时增加预期成本），中国政界领导人（以及其它潜在对手）就越
有可能认定（或许是错误地认定）美国没有能力、或是没有意愿
来投送用以应对区域性进攻的力量。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针锋相
对地展示美军的力量投送能力，那就更有可能造成这种结果。
同样地，美国的友邦盟国也会开始怀疑美国条约以及其它安
全承诺的可信度。如果它们认定美国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来
履行它的义务，美国在太平洋的盟国和伙伴国或许就会见风使舵，
倒向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从而有损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
战略地位以及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声望。
对美国施加的成本
如果凭借必要的投资，或许也能更好地防卫近抵近空军和海
军基地。不过问题在于当前美国现役导弹防御的成本远远超过对
方攻来的导弹，尤其是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对于抵近空军基地，美军还可以（大概也应该）投资建设被动防
御措施（例如预警网络、加固的掩蔽场所、地下油库、分散场所
以及主动防御措施）。不过所有这些投资的成本都相当高，而且
至少在抵近基地中不能抵挡大规模的导弹齐射和空中打击。例如，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爱国者”改进型导弹系统每年的成本将近 30 亿美元——这只
是主动导弹防御成本总额中的一小部分 。
当前美国现役导弹防御的成本远远超过对方攻来的导弹，尤
其是短程弹道导弹和短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在提高航母生存能力方面，海军正在大量投资建设大范围多
层次的能力来拦截反舰巡航导弹并破坏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的
“杀伤链”，包括让广域超视距监视系统降级，在导弹的各飞行阶
段实施拦截，以及干扰和欺骗末制导传感器 。海军作战部长乔纳
森•格林纳特海军上将在 2012 年就解释道：
“海军将反制对手在搜索和定位目标、发射弹道导弹并完成对
舰船的攻击时所需要的操作事件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击败反
舰弹道导弹。海军正在部署新式系统来干扰、诱骗或迷惑搜索并
定位远程舰船所需要的广域监视系统。要击落已经发射的反舰弹
道导弹，舰队将要使用‘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标准-3’导
弹。此外为了防止反舰弹道导弹完成攻击，海军还将在今后数年
内部署新的导弹与电子战系统，以摧毁、干扰或诱骗逼近舰船的
反舰弹道导弹弹头。 ”
首先，这些防御系统都需要高昂的投资。“标准-3”Block IB 型
拦截导弹每一枚的成本大约是 1000 万到 1200 万美元（图片见前
页），而每一枚 Block IIA 型拦截导弹的成本是 2000 万到 2400 万
美元 。在与东风-21D 对抗的典型设想情境中，美国海军要发射多
枚“标准-3”拦截导弹。因此，这些拦截导弹加起来的成本会远远超
过单独一枚东风-21D，后者的成本估计每一枚是 500 万到 1000 万
美元 。其次，多种防御系统在对手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只有很短的
“有效期”。例如美国如果部署能够“干扰、诱骗或迷惑”对手传感器
的电子战系统，对手就势必会推出旨在削弱其效果的反制措施，
包括转换传感器频带、集成多模传感器，以及采用更强大的电子
自我保护技术。第三，海军越是为舰队防卫而投资制造拦截导弹，
也就越会减少它的进攻威力。在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所载垂直发
射系统中每装填一枚防御性“标准-3”或“标准-2/6”导弹，必然就意
味着减少一枚“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或其它进攻性导弹。
在对手积累越来越多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情况下继续进
行当前这种对称性竞争，那就是在奉行一种给美国自己施加成本
的战略，而且美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不过从短期来看，美军似
乎除了继续进行这类投资来防御关键的前沿作战基地之外也很少
有选择余地。电磁轨炮和基于定向能的末端防御系统（例如高能
固态激光武器）是在扭转当前攻防成本平衡方面大有前途的两种
方案 。这两种武器发射的单位成本都比较低，弹匣容量非常大，
而且要有效反制它们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电磁轨炮可以着重防
御热屏蔽高速弹道导弹再入飞行器，而高能激光武器（左上）则
可以着重关注巡航导弹、有人机和无人机以及其它吸气式武器威
胁。但即便采用这类新式防御系统，对于抵近的陆上和海上基地
（即与敌人相距 500 到 700 海里），保持高密度的进攻性发射井
也仍然会成为顽固问题。由此可见，任何抵消战略都务必要实现
军事转型，以大幅减少对抵近基地的依赖。
任何抵消战略都务必要实现军事转型，以大幅减少对抵近基
地的依赖。
第 3 章
全新抵消战略的主要内容
为了降低作战风险，改善危机的稳定性，巩固常规威慑并扭
转施加给美国的长期成本，国防部需要制定并采行一套新的抵消
战略，该战略将：
1.利用美国传统优势，在必要的地点和时候保持持续的前沿存
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针对具备强大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的对手，
同时要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陆上与海上基地的依赖；
2.改变以往基于直接攻击威胁，通过传统的联合作战行动来恢
复原状的常规威慑战略，更多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
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面貌”战略一样，美国应该利用远程
空中作战所提供的战略灵活性以及“战略不对称性”的胁迫价值，
也就是说，威胁打击最近战区以外的高价值目标。而与 70 年代晚
期布朗和佩里所采用的方式一样，美国还应该利用广泛的技术优
势，成倍提高规模更小的联合部队的总体有效性，让竞争转入对
美国有利的方面，并为对手施加长期竞争的成本，而不是以“飞机
对飞机”或“导弹对导弹”的方式来与潜在对手竞争。此外要具备可
以负担的扩展能力，美国还应当针对今后数十年间美军很可能在
全球各地遭遇到的多种威胁来平衡采用“高低端”能力组合 。举例
而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可以凭借空军非隐形 RQ-4“全球
鹰”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海军 MQ-4“特里同”广域海洋监视无人机
以及 MQ-9“死神”中空长航时无人机来开展持续的情报、监视与侦
察活动，而不必使用多少更耗费成本的“隐形”战机，而集中于东
欧（俄罗斯）、中东/黎凡特（叙利亚和伊朗）以及西太平洋（中
国、俄罗斯和朝鲜）的中-高度威胁地区才会需要这些隐形战机。
同样地，尽管在大多数地区可以由导弹驱逐舰来提供可以负担的
海上远程打击能力，而不必使用水下平台，但在针对有能力发现
并定位远距离水面舰船的对手（例如中国，俄罗斯也越来越有可
能加入此列，最终还会包括伊朗或者叙利亚）来投送力量时，很
可能就需要其他的水下打击能力。与先前的两个战略一样，第三
个抵消战略最后还应该全面利用美国同盟和安全关系的优势。
全新抵消战略可以利用美国在技术、作战和人力资本方面的
持久优势，以便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可靠地投送力量。
利用美国的持久优势来改变力量投送方式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美国利用在信息技术中的
领先优势来“纵深侦察”和“纵深打击”华约国家领土，通过威胁要延
缓增援地面部队的调动速度并削弱这些部队，打乱苏联的战争计
划。全新抵消战略也应仿效这种做法，利用美国在技术、作战和
人力资本方面的持久优势，以便在必要的时间和地点可靠地投送
力量，降低对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上的投资效果，增强危机的
稳定性和常规威慑作用，并为对手施加长期竞争的成本。依照当
前的趋势，似乎美国持久的军事优势包括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
战；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
无人作战
在无人系统研发与作战方面，尤其是在先进自主航空器（比
如 RQ-4“全球鹰”和 X-47 演示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D]）方
面，美国走在世界前列。经过十余年在世界各地投用数百架无人
机的经验（尤其是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美军
已经制定了招募与培训计划，开发了战斗管理工具，也达到了娴
熟的操作水平，这些都是竞争对手难以快速复制的。
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持久的快节奏的
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行动。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了操作无人地面战
车（UGV）的技术经验和实践经验，它们主要用于执行战术侦察
活动以及清除简易炸弹装置。海军研发并试验了多种无人水面舰
船（USV）和无人水下航行器（UUV）。虽然这类工作的重点是
海洋情报监视与侦察、水下测绘以及反水雷应用，但海军也在积
极探索无人水面舰船和无人水下航行器在反潜战、载荷投送、信
息战以及时敏打击方面的应用 。与此同时产业界则在关键的无人
水下航行器使能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高密度能力存储
技术和水下通信。
美国也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假以
时日，这些技术就能提高所有无人系统的自主性，从而减少对存
在隐患的数据链路的依赖。如果扩大无人作战的规模（包括在海
上、水下、陆上和太空中的无人作战），那么美国就能够利用实
践经验、在与自动化相关的使能器的技术能力以及在复杂系统工
程与集成方面的牢固优势。由于可以加油或是“可以充电”的无人
系统比之于有人平台的任务航时更长、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因而
有可能执行持久的、可扩展的覆盖多个关注地区的作战任务。实
际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东及非洲的多个“热点”地区已经在
同时执行多项无人机行动，虽然仅限于局部地区，而且规模不大，
但这毕竟预示着未来的前景。
远程空中作战
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持久的快节奏的
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行动。这种洲际到达能力的核心使能要素之
一便是空中加油。虽然美国陆军航空兵早在 1929 年就进行了空中
加油试验，但却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将它建成
了作战能力。那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研发并部署了使用活塞发动机
的 KC-97“同温层加油机”，配以空中加油伸缩套管来进行大容量
油料传输，后来又研发了 KC-135“同温层加油机”，并最终制造了
700 多架这种飞机。凭借半个世纪的空中加油经验，如今美国空军
已经建成了由 456 架加油机构成的机队，其中现役与后备大约对
半。空军打算调整大部分是 KC-135 机型的老化的加油机队，使
KC-46A 型加油机到 2027 年的总数达到 179 架 。
从近期来看，除了加油机队，远程空中作战力量的中坚将由
有人驾驶轰炸机（B-2 型、B-52 型以及 B-1 型）、数百架
MQ-1/MQ-9“死神”的衍生型战机以及 30 多架高空长航时情报监
视与侦察无人机（比如 RQ-4“全球鹰”）构成 。在采购了 60 多架
长航时 MQ-4“特里同”广域海洋监视无人机后，将来的联合机队无
人化程度还会提高。随着隐形的远程打击轰炸机初步取代 B-1 型
轰炸机（以及在理论上随之取代 B-52 型轰炸机），机队的生存能
力也会提高。
在远程空中作战方面艰苦磨练出来的素养，将让美国在投送
力量时不必使用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抵近前沿基地，这样就能增
强危机的稳定性和常规威慑效果。不过要在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
中维持这样的能力，就必须研发和部署隐形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
击战机，而且要让它们具备足够的作战半径来投送力量，而让加
油机保持在对手一体化防空系统的射程以及对手空中防御战斗机
的射程之外。无人作战与全球空中加油的实力相结合还能让飞机
达到超长任务航时——大有可能以天数、而不是以小时来计算航
时，这样就有可能动用数量相对较少的无人机来达到对广大地理
区域的持久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覆盖范围，而这一点对于搜索
并攻击大范围地区内可以重新定位的机动目标时大有用处，甚或
可以说是不可或缺。这样的组合还能提供全球响应能力，因为无
论最初驻扎地点在哪里，陆基和舰载无人机都能大批部署到特定
战区。
虽然本节着重讲述空中力量，但是可以说美国在全球海上作
战行动方面也拥有类似的优势，只不过响应度更低而已。这种优
势来自于以下组合：核动力战舰（例如航母、核潜艇和核动力导
弹潜艇）；由干货/弹药补给船（T-AKE）、快速战斗支援船（T-AOE）
和舰队油料补给船（T-AO）组成的专门的作战后勤部队（CLF）；
岸上后勤场所。不过正如第 2 章所讲的，这种优势在过去二十年
间日渐脆弱，某些方面更是已经衰落。作战后勤部队大约有 30 艘
舰船，要在战时为舰队提供支援，可以说它的规模太小，它们的
船员都是平民，而且舰船本身缺少任何自卫能力。此外，岸上基
础设施通常都没有设防。海军已不再拥有在航行中重新装填垂直
发射系统的作战实力。
隐形空中作战
尽管将来多基地雷达和被动红外侦测系统可以提高对隐形飞
机的侦测能力，但竞争对手要部署能够随时搜索、跟踪并打击尖
端隐形系统（比如远程打击轰炸机）的广域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
网络，那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然而，要维持隐形飞机为美
国带来的显著作战优势，我们就更要发挥甚低被动雷达特征与射
频领域中先进电子攻击之间的协同效应，并增强电磁频谱红外区
内的特征信号管理。虽然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始研发和装备隐形
战机，但在隐形战机的设计和制造上，美国拥有巨大的质量优势。
而且，美国空军飞行员在隐形战机的规划和作战方面拥有三十多
年的实践经验，这种娴熟技能是对手难以企及的。美国在隐形战
机作战中的优势与电子攻击和新武器结合后，能够对防御目标实
施高强度精确打击，包括打击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节点，打
击内陆目标，持续监视和打击移动目标，以及使用钻地武器打击
坚固深埋目标（HDBT）等等。
美国潜艇从水下投送力量的能力几乎肯定会长久持续，对手
若想有效反制，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和大量时间。
水下战
美国潜艇由于在深海行动，声音特征不明显，可以渗透到对
方的高度威胁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
任务，开展反潜和反舰作战行动，执行特种作战部队秘密行动并
开展出其不意的精确对地攻击。尽管潜在对手也在投资研发并部
署有可能让美国潜艇更难在沿岸浅水区和咽喉要道处行动的反潜
战技术，例如水下声基阵、低频主动声呐、无人水下航行器以及
非声探测传感器，但是美国潜艇从水下投送力量的能力几乎肯定
会长久持续，对手若想有效反制，需要花费高额的成本和大量时
间。美国可以扩大水下打击的能力与灵活性，包括执行电子攻击
以及反传感器和反制空中作战的能力，从而充分利用这种优势。
要维持美国进入防守严密的抵近沿岸海域的能力，那就必须部署
以下能力：
一系列得到有人核潜艇支援的自主性更高且难以侦测的远程
无人水下航行器；
可在平时由潜艇和水面舰船部署或战时由隐形战机部署的沉
底式载荷模块；
可由核潜艇提前部署的拖拽式载荷模块（TPM） 。
尽管许多与水下战相关的技术都会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推移
而扩散，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对手却很难匹及美国潜艇行动的经
验、技能水平和机智灵活性。
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
美军和国防工业界过去在复杂武器系统和“系统之系统”架构
的设计、制造、操作和维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种竞争力需
要广泛深入的技术理解和多年的经验积累，这是对手难以复制的。
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地理上分散的多种平台（比如长航时
无人机、远程隐形战机和水下系统）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全球监
视和打击（GSS）网络。
套用商业战略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前文阐述的五种能力视作
国防部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是技术、产业基础、高技能人力、
培训、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的复杂组合，它能使美军能够执行对
手难以仿效或是难以反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 。此外还值得
注意的是某些平台运用了多种核心能力。B-2 和远程打击轰炸机就
综合运用了全球到达能力与隐形技术。巡航导弹潜艇（SSGN）和
核潜艇利用了美国在水下战中的优势以及核动力提供的全球到达
能力。未来的空中加油、舰载和陆基无人战机就可以运用无人驾
驶、隐形远程行动方面的核心能力。
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
除了利用上述美国核心能力的优势来改变力量投送方式外，
如果更少地依赖直接动用武力来恢复事前状态的威胁，而更多地
重视首先降低对手认为自己达到战争目的的可能性（即“拒止式威
慑”），同时以针对高价值目标的不对称报复性攻击相威胁，从而
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成本（即“惩罚式威慑”），那么对美国
常规威慑可信度的担忧也可以得到缓解。前一种威慑需要美国实
现高度的态势感知，也需要美国有能力在开始阶段迅速动用武力
来挫败对手的行动，而不用管威胁的情况如何或者基地是否可用。
这种威慑的目的既是要使人们怀疑迅速造成可让美国付出代价并
且难以扭转的既成事实的可行性，同时也要让对手更加害怕与美
国的冲突拖得太久就会所造成国内政治经济的严重后果。“拒止式
威慑”强调具备生存能力和可靠作战能力的前沿存在以及全球反
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
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
空军来提供。“惩罚式威慑”被战略家托马斯•谢林称为“伤害”能力，
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而不管它们身处何
地，防御如何。
美国应该更多地重视降低对手所感知的达到自己战争目标的
可能性。
如果将来的美军能够改善规模、结构和态势，能够降低对手
以武力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信心（拒止式威慑），并增加他们发动
战争的预期成本（惩罚式威慑），那么常规威慑的效果也能得到
增强。为了威慑对手、让盟友放心，可以在和平时期定期举行联
合军演，以展示美国有实力以能够负担的成本来迅速破坏潜在对
手进攻作战计划中的关键战线。例如如果增加使用可大幅减少人
员伤亡率的无人系统，让潜在对手认识到人员伤亡率不再是美国
领导人决心使用武力的障碍。美军还可以策划演习来展示美军摧
毁诸如坚固深埋目标等以前被认为相对安全的目标（例如坚固深
埋目标）。
倘若这种扩大的威慑框架失效，美军就要准备好通过快速打
击来挫败对手的进攻行动，减少对区域友邦盟国的损害，同时阻
止对手造成既成事实。此外美军还要对对手施加经过算计而不断
加重的惩罚，以迫使对手妥协（例如停止敌对行动） 。
举例而言，如果中国试图占领南沙群岛或钓鱼岛，或者对台
湾发动两栖攻击（虽然这不太可能），美军将会做出姿态，开始
迅速封锁解放军部队和物资的运输（即“拒止式威慑”）。关键要
素可能包括当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比如海岸防御巡航导
弹和盟国指挥的地对空导弹连；在海底预先部署并且得到远程打
击轰炸机（LRS-B）、陆基和舰载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以
及前沿部署无人水下航行器（UUV）快速投送水雷而增强威力的
“智能”水雷；核潜艇或无人水下航行器发射的鱼雷；由远程打击
轰炸机和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开展进攻
性和防御性反空作战的有人或无人的陆基和舰载隐形战机。这样
做的目的是阻止解放军占据据点，否则美军将会难以直接“扭转”
局势且会付出昂贵代价。即使可能会出现风险逐步升级的情况，
美军还是会对中国的机场和机动导弹部队实施打击，以减少美国
盟友/伙伴可能遭受的伤害，同时减少其对相对较远的美国基地的
威胁，即使这些基地大部分都在解放军二炮部队的射程之外。与
此同时，作为“惩罚”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可以击沉解放军各区域
的水面和潜艇舰队。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保护海上关键交通线
免遭诸如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大国破坏非常敏感，高成本、难以替
代的军舰逐渐损失，势必会影响他们对“成本-收益”的考虑 82。在
逐步扩大非对称“惩罚”攻击的有力威慑下，北京可“保全面子”的选
择就是遵守美国停止敌对行动并恢复原状的要求。
第 4 章
实施全新抵消战略：全球监视与打击概念
在全新抵消战略中，美国可以利用第 3 章所概括的五种能力
领域方面的优势，以构建一个联合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从而
通过拒止和不对称惩罚的可信威胁来达到威慑目的。必要时这个
网络还可以用来“击退”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或是为更传
统的美军力量投送活动创造条件。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具备如下
特点：
•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包括“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艰
巨挑战）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
•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
少程度触及对手防空措施，最大程度承受天基系统的瘫痪。
•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者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
•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事件。
虽然美军许多部门在未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都要发挥重
要的作用，但这样的网络会格外依赖于空军和海军，尤其是无人
平台（见表 1）。美军要继续探索太空在和平时期以及低-中度威
胁环境中的应用，但同时也要对冲中-高度威胁环境中很可能出现
太空使能器的破坏。计算机网络防御、计算机网络攻击以及计算
机网络刺探活动在各种冲突期间都会十分突出。不过鉴于此等行
动的敏感性质，本报告不便明确阐述。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有一种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针对中度
到高度威胁环境而配置的所有组件都能在威胁程度更低的环境中
运作，但反过来就不行了。适用于低-中度威胁环境的全球监视与
打击网络组件在威胁程度更严峻的环境中，有效性会受到极大的
制约，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例如它们有可能着重于外围陆上基地
和航母的后方安全保障，后者是高端系统所依赖的，或是在卫星
通信失效或降级时充当空基通信中继。
2
表 1 主要的空中及海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组件及其作用 [保存
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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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1 主要的空中及海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组件及其功用（续）
[保存到相册]
在诸如广域情报监视与侦察、通信以及基本精确攻击等核心
的高需求任务中，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执行起来游刃有余。然而，
对于其它任务，专业化程度更高。例如，摧毁坚固深埋目标的任
务将主要由 B-2 轰炸机、远程打击轰炸机以及潜射式弹道导弹/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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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滑翔导弹来承担。与此类似，尽管大量平台都可以向作为随机
目标的可重新定位的移动载具开火，但是在低-中度威胁环境中搜
索并制服这些目标的任务将主要由不断增多的 MQ-9“死神”以及
MQ-1C“灰鹰”无人战机机队来承担，而在中-高度威胁环境中则主
要由陆基和舰载隐形无人战机来执行。
地面部队还可以在和平时期在受到威胁的伙伴国或盟国领土
内，建立并运作陆基局部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从而不断支
持在战略上强调拒止式威慑。
地面军力尽管没有列入上表，但它们可以执行小规模高度分
散的袭击行动，为陆基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系统占领并建立友方
基地，并制服将来对手的这类系统。地面部队还可以在和平时期
在受到威胁的伙伴国或盟国领土内，建立并运作连接到大范围全
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的陆基局部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从而
不断支持在战略上强调拒止式威慑。这件工作的分工可以多种多
样，从技术援助和高级培训，到联合作战，再到拥有纵深安全部
队协助的由美国率领的作战行动。如果威慑失效，这些反介入/区
域拒止网络可以提高美国盟友的自卫能力（打乱潜在对手的进攻
计划），切断对手的海上和空中交通线路，为该地区友方的海上
通行提供虚拟“护卫”，并且协助后勤行动（例如美国加油机可以
在盟国所防守的空域中工作） 。例如，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任务
的地面特遣队可能包括：与浮空器载雷达相连的海岸防御巡航导
弹系统；“智能”沿海水雷网；与海上主动-被动声基阵相连的陆射
远程反潜战武器；配有传感器系统的短程到中程防空系统；合适
时还包括对地攻击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发展并运作反介入/区域
拒止系统的费用可以在美国与这些系统所防御的伙伴国/盟国之间
按各种比例分担。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能够为执行全球反恐行动和反扩散行动
的特种作战部队提供全球分布式响应性支援。
这些特遣队要在高度威胁环境中力求生存，办法是尽可能分
散开来；利用陆上和海岸的交通；运用伪装，隐藏和迷惑（CCD）
手法；使用可以重新定址的主动防御手段（最好是综合使用高能
激光武器和基于电磁炮的系统）；以及选择性地开展加固工作。
他们可以利用地形制造战役和战略级效果。例如在西太平洋上从
琉球群岛/钓鱼岛经由台湾至菲律宾和新加坡的“第一岛链”中，前
沿驻扎的美国部队与盟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部队结合起来，就可
以有效“封锁”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路，支援封
锁和反封锁行动，并通过射频通信“网关”来为前沿部署的部队提
供全球光纤网络接入，从而减少美国在远程通信方面对卫星通信
的依赖。对手要防御或反制反介入/区域拒止特遣队的能力会十分
困难，而且代价高昂，尤其是在地雷与导弹方面，因而这样的特
遣队能够成为施加成本的战略的宝贵组成部分。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能够为执行全球反恐行动和反扩散行动
的特种作战部队提供全球分布式响应性支援。陆基 MQ-9“死神”无
人机与从大量前沿部署可飞型舰船（例如近海战舰、导弹驱逐舰
以及浮动前进补给基地[AFSB]）起飞的旋翼式 MQ-8C“火力侦察
兵”无人机相结合，能够提供支援特种作战部队全球行动所需要的
大部分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的地理覆盖范围。如果是在被拒止的
或是政治敏感的地区内执行的反恐和反扩散行动，那就得转而依
靠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隐形无人机以及陆基和舰载隐形无
人空中作战系统。正如在“持久自由行动”开战阶段中所展示的，
地面上小股特种作战部队与上空徘徊的响应性空载情报监视侦察
和打击能力相结合，就能开展十分有效的非常规战和反非常规战
行动。在某些威胁环境中，特种作战部队执行的特种侦察和直接
行动还能填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的缺口。
美国战略核部队尽管并未明确划入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
中，但它对于保持核攻击的可信威慑力至关重要。它们将为针对
核武装对手，凭借常规性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来投送力量而提供
必要的后盾。反过来看，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所提供的持续监视
又能在核领域中改善危机管理和升级控制。此外，全球监视与打
击网络力量的电子战、一体化防空系统反制、导弹反制以及反潜
战能力，还能增强战略核部队整体生存能力和有效性。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还要运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同盟和
安全伙伴关系。除了在高强度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以外的关键地
区提供基地外，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还能提供包括燃料和预先部
署的武器存储在内的后勤支援以及通信、指挥与控制支援，可访
问全球光纤网络的“网关”，上文所述的局部地区反介入/区域拒止
网络，以及在动用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时能够“坚持下去”的部队。
自主程度日益提高的无人系统将构成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
核心，因为它们具备任务航时长、生命周期成本低以及机组人员
零伤亡等优势。
利用美国在无人作战中的优势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自主程度日益提高的无人系统将构成全
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核心，因为它们具备任务航时长、生命周期
成本低以及机组人员零伤亡等优势。无人系统不受人类生理条件
的制约，这不仅是从载重力这类战术因素方面来说，而且主要是
因为它们不会疲劳并丧失精神敏锐度。今天美国存量中航时最长
的无人机 RQ-4“全球鹰”和远程 MQ-9“死神”不加油航时介于 30
到 40 小时，具体取决于任务配置。将来一旦能够使用自动化空中
加油功能后，无人机的航时可以增长一倍，同时还能达到高亚音
速的巡航速度 。与此对照，有人驾驶的战术飞机最长任务航时通
常是 10 小时左右（还要提供加油支援），而多名机组成员的飞机
（比如轰炸机）能够执行周期性 30 小时以上的飞行任务。不过无
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种长航时的任务都不可能持续进行，因为
机组人员需要休息。以有人驾驶的轰炸机为例，虽然 B-2 轰炸机
展示了长航时架次的飞行能力，但任务航时中大部分都用于在途
飞行，其间机组成员可以轮换睡觉。一旦 B-2 轰炸机突入对手空
域，两名飞行员都要在自己的驾驶席上集中精力执行任务。因此
有人驾驶轰炸机的“战斗持久力”——在对手空域内的任务航时部
分——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甚至在驾驶舱内 5 个小时就被看作是
极限。相反，可以空中加油的无人机每个出动架次的运行时间以
天数来计算，因为它们可以反复经任务加油机加油后重返对手空
域（只要机载武器没有用完）。
凭借加油提供的超长任务航时，数量相对较少的无人机就能
以可负担的成本来维持长久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盘旋飞行。
凭借加油提供的超长任务航时（例如 48 小时以上），数量相
对较少的无人机就能以可负担的成本来维持长久的情报监视侦察
和打击盘旋飞行。在和平时期，这种能力可以补足天基遥感功能，
后者因不受飞越的限制而能够提供近全球覆盖范围，但是无人机
可以提供一种“紧盯”的监视能力，而当前的卫星做不到这一点。
无人机可以从国际空域中窥入潜在对手的领土。在战时，无人机
则能针对天基情报监视侦察、精确导航与授时（例如全球定位系
统“伪卫星”）以及远程通信（空载通信中继）功能的丧失而提供
关键的作战对冲。规模扩大、可以空中加油的无人机队能够提供
地理分布式可扩展的持久响应性监视与打击能力。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成本，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要将无人机与
低端系统进行“高低端”组合运用（例如“全球鹰”、“特里同”和“死
神”），它们提供和平时期以及低-中度威胁战斗环境中大部分的全
球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覆盖范围。尽管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
的意图是尽可能充分利用传统部队结构，但它却需要研发并部署
以下三种新式远程隐形无人机，以调整机队在航程和生存能力方
面当前的不平衡状况。
第一种是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隐形无人机，它作为
RQ-4“全球鹰”的补充，和平时期在被拒止或是政治敏感的地区，
提供秘密情报监视与侦察支援（以及有限的打击能力），而战时
则在中-高度威胁环境中提供关键的广域情报监视与侦察。虽然该
机可携带有限的打击载荷（这在设防或敏感区域内执行的反恐行
动中特别有用），但它的优化将主要用于情报监视与侦察，还有
可能是电子攻击。找到的目标位置将通过低拦截概率/低探测概率
安全数据链，传递给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中的战斗管理系统，后
者则自动确定可用于打击目标的最好的“射手”平台。
其余两种飞机是紧密关联但却截然不同的平台，它们分别是
陆基和舰载隐形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用于在中-高度威
胁环境中执行持久的大范围攻击 。虽然外观不同，但为了降低成
本，它们可以利用许多同样的子系统（例如航空电子设备、飞行
控制装置、传感器、通信装置），在商业上获得的发动机、吸收
雷达波的边缘与涂层、任务载荷以及任务管理与控制系统。例如，
陆基衍生型“MQ-X”无人机因不受航母甲板宽度的限制而很可能翼
展更宽，载荷舱的容量也会更大。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的内
部结构会更坚固，以承受弹射起飞和拦阻着舰时的应力。从超长
航时方面来说，两种机型都要能够实现自动空中加油。从在中-高
度威胁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来说，它们都要具备全方位广谱雷达散
射截面减小性能，还有可能具备有限的超视距空空交火自卫能力。
或许可以适时增加高能激光系统，以针对陆射、海射和空射导弹
来进行近距离自我保护，这种系统能够定位来袭导弹并摧毁它们
的末端导引头。虽然“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N-UCAS）能够有助于快速摧毁固定目标，但它们的核心任务将
是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的广大地理范围内，搜索并摧毁可重
新定址的移动目标。有人驾驶的远程打击轰炸机好比“锤子”，而
所有这三种隐形无人机则为之充当“砧子”，前者经过优化后针对
主要固定目标开展大规模攻击。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N-UCAS）和“MQ-X”无人机的关键使能技术，已经在演示型无
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D）项目中得到验证，或者将在近期在延
长和扩大的演示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UCAS-D）项目中接受验证。
无人水下航行器和无人地面战车目前在任务航时方面落后于
无人机，原因是缺少尖端高密度蓄能装置。尽管如此，先进电池、
燃料电池和新能源（例如铝-盐水燃烧）以及柴电混合等技术都取
得了长足进步。与无人飞机一样，它们也可以在前沿地区加油/充
电来延长任务航时。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无人水下航行器能够
承担一系列额外任务，从而有助于抵消核潜艇/巡航导弹潜艇
（SSGN）能力方面的不足。由核潜艇携载的无人水下航行器实际
上扩大了它的地理足迹，也将它的到达范围延伸至更危险的、受
到制约的沿海浅水区。
使用无人系统有可能大幅减少生命周期成本，因为这样就不
需要采购大批平台来充当训练“途径”，同时也减少和平时期训练
并保持战备所需要的运作成本与维护成本，而且还能节省人员费
用。例如，海军当前要购买大致足够配备到所有十支空军联队中
的特定型号系列的飞机，以使飞行员能够全年受训，无论是在部
署期间还是在靠岸驻扎期间。如果使用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N-UCAS），那就不需要训练飞行员，这样海军只需购买足够配
备到最大数量可部署航母（通常固定部署 2 到 3 艘航母，危机期
间可以另外“激增”2 到 3 艘）的无人战机，而且通常只会在部署期
间才会放飞这些无人机。这样一来，海军可以只购买大约相当于
有人驾驶飞机一半数量的舰载无人机，出动频率也会减少一半，
从而有可能节省数十亿美元的采购费以及操作与支持费用 。空军
无人系统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本节省效果。
利用美国在远程隐形空中作战方面的优势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一种独有特点是，尽管像 F-18“超级大
黄蜂”和 F-35“闪电 II”这类旧式战术飞机能够在任何合适的时间
和地点飞行，但是这个网络中大部分的空载节点要么因较长的不
加油作战半径而能达到更长的航程（例如 B-1/B-52、B-2、远程打
击轰炸机、RQ-4“全球鹰”、MQ-4“特里同”、高空长航时隐形无人
机以及 MQ-9“死神”无人机），要么就因无人作战以及空中加油而
拥有超长任务航时（例如“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
统[N-UCAS]）。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这些飞机无论最初驻扎在
哪里，都能快速应对全球各地突发的进犯事件。
如上所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需要部署三种新型隐形无人
机，部分原因是更好地平衡当前飞机存量中非隐形战机与隐形战
机之间的比例。与有人驾驶飞机一起（例如 B-2 与远程打击轰炸
机），这些隐形飞机可以在和平时期定期执行秘密行动和灵敏的
支援活动（例如特种侦察行动）。在与具备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
止能力的对手发生冲突时，这种有人和无人驾驶的隐形战机就会
构成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空中骨干，能够执行多种多样的行动
任务：大范围情报监视与侦察以及大范围海洋监视；空载电子攻
击（防区内）；对固定目标的大规模精确打击；防区外精确攻击
（包括内陆纵深目标）；对可以重新定址的移动目标的持久监视
与攻击；摧毁坚固深埋目标；海上布雷；反水面舰艇作战
（ASuW）。更突出的是，所有这些战机都会拥有足够的不加油作
战半径，能够从处在对手地空导弹和战斗机射程以外的加油机开
始，覆盖整个战斗空间的深度与广度。
利用美国在水下领域的优势
由于固有的隐形特点，以及核动力提供的极长航时，核潜艇
和巡航导弹潜艇（SSGN）一次性能够保持待命数月而不会被探测
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要依靠它们来提供所有威胁环境下不会
被发现的近海情报监视与侦察覆盖以及对特种作战部队的秘密支
援。在冲突期间，只要配上合适的武器，那它们就不仅能执行传
统的反潜战和反水面舰艇作战（ASuW）行动，而且还能通过传感
器反制攻击（例如打击预警雷达），击落在对手一体化防空系统
保护下运作的高价值预警和战斗管理飞机，以及打击内陆纵深目
标和坚固深埋目标，从而支援空中力量投送行动。
从利用美国在水下战方面的优势来说，海军面临两件急迫的
问题：部队结构缩减，打击能力与灵活性有限。里根时代采购的
洛杉矶级潜艇服役期已经快要结束，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替换
速度跟不上，这将会导致从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部队结构
的大幅缩减。四艘现役的巡航导弹潜艇（SSGN）是从 2003 年开
始从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改装而来的，到 2028 年它们将全都
要退役，这样就会急剧减少 600 多个水下垂直发射系统单元。如
果再加上核潜艇部队结构的减缩，舰队到 2028 年的水下打击能力
就会比今天骤降 60%。因此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关键使能条件
之一是，要恢复、最好还能扩大水下打击能力，通过部署更加多
样的潜艇载荷，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美国的水下优势。
在解决水下垂直发射系统能力急剧下降的问题方面，海军当
前的打算是将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VPM）整合到未来的弗吉尼
亚级潜艇中，到 2019 年从 Block V 型开始。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
（VPM）会使潜艇瞭望塔后面的艇壳增加大约 70 英尺，以纳入四
根 87 英寸宽的导弹发射管，每根发射管都能够发射 7 枚“战斧”对
地攻击导弹（TLAM）或其它打击武器 。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
（VPM）只是让潜艇成本微升大约 15%，但却会让潜艇打击能力
增加两倍，从 12 枚导弹增至 40 枚 。鉴于水下打击载荷以及其它
载荷（例如传感器、诱饵、电子攻击装置）对于全球监视与打击
网络概念的关键性，在从 2019 年开始的弗吉尼亚级 Block V 型核
潜艇的多年期采购中，升级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将是优先发展事
项。
海军还应当认真考虑通过研发和部署外部水下载荷来扩大能
力。例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其“深海沉浮载荷”（UFP）项目中，
研发“可部署的非杀伤性分布式无人系统，它们可以装在特殊容器
中放置深海底多年”，直至通过远程信号来激活，然后“上浮”到水
面 。尽管这项计划当前着重于“非致命性”载荷，比如诱饵和干扰
机、小型情报监视侦察无人机和其它传感器，但是这种概念可以
拓展并纳入动能或非动能载荷的打击武器 。“深海沉浮载荷”可在
四至六公里深海中无声生存，潜在对手难以定位这些广泛分布、
前沿部署的载荷，不仅是因为搜索范围之广会让对手望洋兴叹，
也因为它们尺寸相对较小、藏得又太深。核潜艇还能部署尺寸更
大的拖拽式载荷模块（TPM），后者可以锚定或是系泊到大陆架
水下，一次性能够保持待命数月之长（见上图）。拖拽式载荷模
块可以容纳多种载荷：对地攻击武器、反水面舰艇作战（ASuW）
武器、水雷、无人水下航行器、无人机以及空载和水面部署的诱
饵和干扰机。它们还可以配备电源模块，为前沿地区活动的长航
时无人水下航行器充电。拖拽式载荷模块配备舱载被动声音传感
器和可回收信号情报/电子情报航标后，还能在全球监视与打击网
络中成为持久情报监视与侦察网中的节点。
在标准的“战斧”对地攻击导弹（见下图）以外增加多种水下
武器也能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带来益处。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成
本，这方面的目标应该是改造原有武器，而不是研发新式武器。
例如为“战斧”对地攻击导弹配备新的载荷（例如反舰弹头、高功
率微波设备、微型无人机干扰机以及“智能”末制导子母弹），那
就能更加有效地将多个相关目标置于危险之中。与此类似，能够
使用垂直发射系统的海射导弹（比如“标准”导弹系列）可以改装
为潜射导弹，而且理论上也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例如反雷达、反
舰以及防空）。此外，最好还能拥有可迅速在 1000 到 1500 海里
范围内投送大量载荷的潜射弹道导弹或助推滑翔导弹，以便在冲
突初期摧毁内陆纵深目标，以及攻击某些类别的坚固深埋目标。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还要部署从区域港口、水面舰船以及核
潜艇/巡航导弹潜艇（SSGN）上发射的多任务大直径无人水下航行
器，以便利用美国在水下的不对称优势。对于规模正在缩小的核
潜艇舰队来说，无人水下航行器能够成为强大的“力量倍增器”，
而鉴于如今大约 40 个国家有远远超过 400 艘潜艇在世界各地活
动，它更是至关重要。此外，无人水下航行器还能进入超出核潜
艇和巡航导弹潜艇（SSGN）船体到达范围以外的近海浅水区，或
是因反潜战威胁而使得这些核潜艇不能冒险进入的地区，以执行
多样化任务：近海秘密情报监视与侦察、沿海电子攻击、海底测
绘与反传感器行动、反水雷行动、反水面舰艇作战（ASuW）和反
潜战。这方面一项重要的近期投资是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大直径无
人水下航行器”项目（LDUUV），它的目标是研发一种航时最长 60
天，不依靠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并配有模块化载荷系统的可靠的自
主性无人水下航行器。
利用美国在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能力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需要在具有韧性的通信、指挥与控制架
构内，将无数的全球分布异构“节点”连接为各种动态的自组网。
鉴于节点数量众多、类型各异以及无数的数据链类型，这项任务
的规模和复杂性将让人望而生畏。例如这个网络的复杂性比今天
的协同作战能力系统（CEC）或海军一体化火控-防空系统
（NIFC-CA）要高许多个数量级。此外，它还要受到防范对手网
络攻击和电子攻击的保护。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运作需要由先
进战斗管理系统来“监管”，后者要能够融合并关联情报、监视与
侦察数据，辨识对手行为的相关模式，并高效地、响应性地分配
可用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资源。美国拥有完成这项壮举所需要
的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能力。
鉴于时间和成本方面的制约，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通信、
指挥与控制架构以及战斗管理系统可以采用“爬、走、跑”的循序
渐进的方式来开发。起初它可以主要依靠原有通信通道，仅将全
球监视与打击网络全球可用节点中一部分连接起来。例如，它可
以建起几套松散连接的战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
监视与侦察网络，配以一套中等规模的集中式自动化战斗管理决
策工具。随后再逐步增加更多的节点以及更加多样化的通信通道。
同样地，战斗管理系统也可以逐步提高自动化程度，让高级军事
官员能够腾出手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战争的作战层级和战略
层级上。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待选实施方案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似乎能够以可靠的方式在多个地区提供
持久的美军驻防并在必要时投送力量，包括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
境中，同时大幅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抵近基地的依赖。如
此它就能增强危机的稳定性和威慑力，而且一旦威慑失效还能为
美国提供多种可供选用的应对方案。值得额外考虑的近期到中期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实施行动包括：
为对冲天基系统丧失所带来的损失，加快研发用于精确导航
和授时的全球定位系统的替代系统，装备具有长持久力和/或空中
加油能力的“高低混合”的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开发替代太空
的“空中层”以用于远距离通信；
开发和展示反太空能力，阻止未来对手攻击美国卫星；
为拓展水下舰队的地理覆盖范围，加快发展无人水下航行器
的关键使能技术，包括高密度能量储存（动力和持久力）技术、
水下导航和通信技术以及自主性技术等；
为提高水下武器装备的能力和灵活性，全力资助“弗吉尼亚级
载荷模块”计划，加快开发沉底式载荷模块（基于国防高级研究计
划局的“深海沉浮载荷”计划），开始研发拖拽式载荷模块，改进“战
斧”对地攻击导弹和“标准”系列导弹，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目标集，
以及开始研发潜射常规弹道导弹/助推滑翔导弹；
通过固定和可部署的水下传感器网络来扩展地理覆盖范围；
研发并部署可通过地面、空中和海面部署的现代化水雷以及
远程反潜武器；
为扭转主动防御与导弹攻击的成本换算比，加快研发和部署
电磁轨道炮和基于定向能的系统（初期先关注航母战斗群和外围
基地防御）；
开发并部署全新的反传感器武器，包括定向能系统（例如高
功率微波载荷和高能激光器）和防区内干扰机/诱饵；
加快部署自动化空中加油能力；
加快研发和扩大采购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 ；
研发和部署中-高度威胁环境下类似 RQ-4“全球鹰”无人机的
用于渗透的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与侦察无人机；
研发和部署用于渗透的可空中加油的陆基和舰载无人空中作
战系统（UCAS）平台（“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
统），以便在全球各地的所有威胁环境中（尤其是中-高度威胁环
境中）开展监视和打击行动（即可重新定址的移动目标的杀手）；
开发本地的陆基远征“反介入/区域拒止”网络，包括中短程一
体化防空系统、海岸防御巡航导弹、防御性地雷、无人水下航行
器和地对地导弹。
这些举措能够凭借可以负担的成本来恢复美国的力量投送能
力和实力，通过可信的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来增强常规威慑
的效果，并让对手的大额投资成为失去价值的“沉没成本”，提高
对手为长期竞争付出的代价，同时将竞争转移到对美国有利或者
是从美国的角度看来威胁性更低的领域（见表 2），从而有助于让
抵消战略收到成效。
1
表 2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投资有可能对对手施加的成本 [保存
到相册]
除了上述研发和采购方面的举措外，还可以拟定一系列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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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舰队实验活动，包括大量使用替代性和原型平台，以“展示”美
国的某些拒止与惩罚能力，这既是为了增强威慑效果，也是为了
影响对手的投资决策。
当前国防计划都向低-中度威胁环境中的作战行动严重倾斜，
尽管威胁方面的趋势清楚地表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随着时间
的推移将会扩散并加剧。
概要列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主要组件的表 1 反映了一个突
出问题，那就是从部队结构和采购工作两方面而论，当前国防计
划都向低-中度威胁环境中的作战行动严重倾斜，尽管威胁方面的
趋势清楚地表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扩散
并加剧。如上所述，航空机队中短程和非隐形战机占了压倒性多
数。同样地，相对于水面舰船而言，潜艇舰队的规模也在缩小，
而当前威胁加剧的环境恰好提出了相反的要求。今天建造的平台
将服役 20 到 50 年，这一期间反介入/区域拒止以及其它威胁肯定
会加剧并广泛扩散，这就让上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此外，上文
表 2 中列出的具有高回报潜力，能够为对手施加成本的全球监视
与打击网络投资方案中，许多要么资金供给不足，要么资源配置
水平相对较低。
再平衡当前国防投资组合，以实现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
表 3 尝试评估（只不过是主观评估）上文讲述的全球监视与
打击网络中许多空中海上的组件在 2025 年及以后预计的各种威
胁环境中执行关键任务的相对能力。表中绿色表示具备适用于所
有程度的威胁环境的能力；黄色表示在高度威胁环境中具备显著
能力，而在威胁程度更低的环境中会有更强大的能力；橙色表示
局限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但是在低-中度威胁环境中会有更
强大的能力；红色表示在相关任务方面基本上没有能力。
从这个“乍一看”的评估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
表 3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特定组件及其在各种威胁程度的环境中
的任务能力 [保存到相册]
在高度威胁环境中，空载预警、战斗管理以及通信、指挥与
控制需要可探测性更低因而生存能力更强的能力；
对于中-高度威胁环境，进攻性和防御性防空行动需要采取新
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缺少具有生存能力的抵近基地，加油机容
易遭到攻击，以及现有和计划的战斗机不加油航程相对较短；
在原有轰炸机和巡航导弹潜艇（SSGN）退役之前，美军都拥
有相当强大的防区外攻击能力，但是要在本世纪 20 到 30 年代维
持这种能力，远程打击轰炸机、“MQ-X”无人机、海军型无人空中
作战系统（N-UCAS）、配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的核潜艇以及拖拽
式水下打击模块就会成为重要条件；
在高度威胁环境中，小规模和大规模的直接精确攻击能力以
及移动目标“搜寻-猎杀”能力，都要高度依赖远程打击轰炸机、
“MQ-X”无人机和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N-UCAS）的部署；
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内陆纵深打击以及坚固深埋目标的
打击任务要依靠 B-2/远程打击轰炸机，也要依靠潜射助推滑翔导
弹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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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的层面上说，引人注意的是，在具备最高核心任务功
能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五种待选组件中，就有三种当前没有
被列为研发对象：“MQ-X”无人机、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N-UCAS）以及水下拖拽式载荷模块。要出资开发全球监视与打
击网络的这些组件以及其它高回报能力，就需要重新定向当前正
在开展的一些研发活动，控制人员和基础设施成本，并放弃投资
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的原有能力。
要出资开发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这些组件以及其它高回报
能力，就需要重新定向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些研发活动，控制人员
和基础设施成本，并放弃投资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贬值
的原有能力。
例如，要研发本报告所述的概念性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N-UCAS），就可以重新调整当前已经得到资金资助的“舰载空
中监视与打击无人机”（UCLASS）计划，该计划关注低-中度威胁
环境中的海域感知和情报监视侦察活动。使用当前指定用于采购
F-35C 和/或 F/A-XX 战斗机（意在到本世纪 20 年代晚期取代
F/A-18E/F 战斗机）的部分资金就能采购 5 到 10 个中队的海军型
无人空中作战系统（N-UCAS）。如上文所述，在舰载航空联队中，
相对于它所取代的有人驾驶飞机（F/A-18、F-35C 和 F/A-XX），
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很可能会节省大笔操作与维护费用。实
际上，由于生命周期成本的大幅降低，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
将能够自行解决资金问题。空军早先也表示有意以某种形式采办
“MQ-X”无人机，该无人机将尽可能多再利用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
系统计划研发的子系统，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一次性开发费用。
“MQ-X”无人机的采购成本可以通过有人战斗机现代化改造和部
队结构的规模减缩来抵偿，它的操作与维护成本则可以通过缩减
MQ-9“死神”和/或有人驾驶战斗机的部队结构来抵消。
虽然海军已经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升级弗吉尼亚级载荷模块
（VPM），而投入一次性研究、发展、试验和鉴定资金，但是在
已经相当紧张的造船计划中还要给每艘舰船加上 3 亿到 4 亿美元
的边际成本。在水下领域，也需要提供资金来研发并采购沉底式
载荷模块和拖拽式载荷模块，以及部署新式打击载荷和多任务无
人水下航行器。在空中领域，则需要寻求更多的资源来研发并部
署高空长航时情报监视侦察隐形无人机。为了给这些工作以及上
述无数的“小金额”装备提供资金，国防部应当加倍努力来减少对“后
援部队”（与“前线部队”相对）的开支，削减美国大陆上过多的基
地基础设施，并重组人员结构，以减少飞涨的医疗和退役费用。
此外，某些盟国（例如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或许愿意分担全
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能力开发、采购和运作相关的费用。
不过鉴于这些举措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困难，国防部很可能
还需要缩减部队结构并减少主要适用于低-中度威胁环境中的原有
部队的现代化改造计划。虽然这种做法必然意味着在应对某些紧
急事件方面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纠正我方控制和敌方控制环境
中作战部队之间的不平衡却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我军规划的
联合部队在低-中度威胁环境下的情报、监视、侦察与打击能力过
剩，而在中-高度威胁环境下的这些能力却严重不足。鉴于此，本
报告建议削减的备选方案包括：
缩编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有人战术航空部队，按比例
减少采购所有 F-35 机型，包括可能取消采购 F-35C 型，替换成先
进型“超级大黄蜂”战机，并最终被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取代；
撤装至少一艘航母；
按比例减少采购大型水面战舰（DDG-51“阿利•伯克”级导弹驱
逐舰）；
缩编美国陆军旅级战斗部队及其现代化项目；
组合采购浮动前进补给基地（AFSB）和联合高速船
（JHSV），以替代更加昂贵的两栖战舰（例如下一代船坞登陆舰
LX-R 和直升机登陆突击舰[LHA]）；
取消采购两栖作战车。
不过鉴于资源有限，我们还务必要转变很可能给美国施加成
本的作战模式，比如以基于拦截器的主动导弹防御；防御性太空
控制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更轻。如果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当前
在这两方面的竞争很大程度都由攻方占主导地位，因而斥巨资在
这两个领域开展主动防御，很可能会劳而无功，这对美国来说是
一个自加成本的战略。对于这两种情况，被动防御（例如选择性
加固、分散和欺骗）或许能够更有效性来提高生存力。同时，对
等报复的能力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威慑此类攻击。
下一步研究工作的方向
要充实本报告提出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初步概念，还需
要开展更多的分析，开发更多的作战概念。重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支持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所需要的全球通信、指挥与控
制架构以及战斗管理系统的合成；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节点的全球部署态势；
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中盟国/伙伴国的作用；
以成本有效的方式来投资并加强天基设施的恢复能力，尤其
是受保护的卫星通信；
针对卫星通信的中断来进行有效对冲所需要的“空中层”通信、
指挥与控制网络的架构与密度；
在低-中度威胁环境以及中-高度威胁环境中，情报监视侦察和
打击所需要的稳定状态巡逻圈数和激增状态巡逻圈数，以及离岸
水下和水面精确打击能力；
在各种力量投送设想情境中，达到理想的情报监视侦察和打
击巡逻圈数所需要的陆基对海基、有人对无人、短程对远程飞机
之间最佳的平衡比例；
水面与水下部队结构之间的平衡；
未来舰载航空联队所需要的构成情况；
外围基地和航母的主被动防御；
未来的武器存量与组合；
特种作战部队以及普通地面部队在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
中扩展的职能与任务。
结论
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 1953 年的“新面貌”国防战略，利用洲际
打击和核武器方面显著但却稍纵即逝的优势，减轻了美国经济所
承受的国防负担。这项战略虽然在将近十年间取得了成功，但是
随着苏联展示出将美国本土置于核攻击危险之下的手段，美国首
先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并支持寡不敌众的北约常规部队便再难收效。
然而，就全新抵消战略而言，尤其是在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概念
方面，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几条经验：我们需要采用一
个同时能够应对高低程度威胁的平衡战略；美国全球空中作战具
有战略价值，这一优势至今还拥有；以不对称“惩罚”相威胁具有
胁迫价值，而且在常规战和核战争中都同样适用；隐秘行动具有
补足常规力量投送的潜在实用性；盟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20 世纪 70 年代中到晚期，国防部长布朗和副部长佩里制定战
略，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美国和盟国的部队中，以此来抵消华约部
队在欧洲的数量优势，并为苏联施加长期竞争的成本。这些投资
不仅稳定了欧洲力量的平衡，促成了空地一体战/后续部队攻击这
种新的作战概念，而且还开启了被许多人认为的“战争革命”，这
场革命是通过利用一体化侦察和精确打击网络来实现的。从这段
时期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经验：技术可以成为有效的“力量
倍增器”，以抵消数量上的劣势，并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来影响军
事竞争；保持充足的“低端”能力至关重要，以便在全球各地以可
负担的方式维持具有作战可靠性的前沿存在；要实现有切实意义
的变革，需要战略上的连续性和机构的支持。
美军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几乎独霸了“第二个”抵消战略
带来的精确打击革命，但是这种优势已开始消逝。潜在对手正在
部署自己的侦察和打击网络，挑战冷战后美国的力量投送方式。
它们将抵近战区基地、海上的大型水面战舰和航母、非隐形飞机
以及天基赋能器置于危险之中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大。国防部长哈
格尔最近就指出说，“要是我们不立即认真对待这些挑战，那么我
军将来进入战区后，就有可能遭遇采用了颠覆性先进技术的武器，
这将会挫败我们的技术优势，制约我们的机动自由，并将美国人
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
以主动防御来对称性地应对新兴威胁，或是以“战斗机对战斗
机”的方式来竞争，这些做法从长期来看都是不切实际和无力负担
的。不过第三个抵消战略可以利用美国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远
程和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以及复杂系统工程与集成方面的核心
能力，抵消对手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投资，尤其是在导弹存
量上不断扩大的投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能够利用这些持久优
势领域之间的交互关系，以提供平衡的、适应性强的全球响应性
力量投送能力。这个网络将新式和原有的空载、水面、水下和陆
基系统连接起来，使用新式武器和传感器系统来增强它们的有效
性，并且更多地利用具备超长任务航时、生命周期成本相对较低、
自主性日益提高的无人平台。这样一来，它的规模就可以根据需
要扩大或缩小，以便在多个地理位置上在各种威胁程度的环境中，
保持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能力的理想程度。一旦威慑失效，全球
监视与打击网络的力量可以快速对固定目标、移动目标、加固目
标和纵深内陆目标实施打击，以挫败进犯者的战争目的，开展不
对称的“惩罚”行动，必要时通过击败对手的侦察-打击网络来为大
规模多阶段联合部队作战做好准备。
全面部署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布朗和佩里设想的“攻击粉碎者”
能力，所花的时间远不止十年，而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最快也要
到 21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才会实现初始作战能力，而且前提是当前
立即开始重点研发，并且国防部、白宫和国会至少在今后十年间
坚持这一路线。鉴于国防资源有限并可能进一步减少，美国既无
力继续以“一如既往”的方式来投送力量，也不能指望当前路线在
作战和战略方面的众多问题完全显露出来后还有资源和时间来一
一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