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改制中的政府注资与资本金安全性评估
——以 RAROC 微观财务指标的视角
蔡红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工作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摘要:RAROC 模型是国际通用的银行业风险收益评价方法。本文以 RAROC 模型为基础,
评价我国国有银行注资后资本金安全性及风险收益发展趋势。以我国国有银行目前注资后的
不良资产比率和其市场竞争力水平,为了保证资本金安全性,未来其不良资产率可以回旋的
余地是非常有限的。这对于我国国有银行未来改革路径选择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及理论价值。
关键词:RAROC 模型;国有银行;政府注资;资本金安全性
中国加入 WTO 的银行开放时间表已经进入倒计时, 2007 年以后国有商业银
行将面对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接受空前的机遇和挑战。2004 年,国家基本确定
了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金融企业的改革方案,并且以“汇金
公司”投资的形式,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从而推动两家
银行大幅度削减其不良资产。目前,中、建两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 %和
%(2004 年底的数据,《金融时报》),已接近国际标准。但是,随着国有银
行改制的深入,铁本、德隆、中国银行存款失踪等事件,依次暴露出银行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存在巨大的制度性漏洞。可以预计,对于以官本位为主的国有银行
来说,其商业化改革是在向积极的方向行走,结果必定成功,但将经历一个曲折
的过程,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都会有其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2003 年,银行
改制的最大障碍是不良资产高居不下,我国政府的 450 亿美元注资,已使这个
问题不复存在。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450 亿美元注资后,银行未来会不
会再次出现超出市场经济正常标准的大规模不良资产,从而使 450 亿美元在不久
的未来再消失殆尽?这也逐步成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
可以想象,中国银行业商业化改革中,不良资产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三
个方面:
1. 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果国有企业改革缓慢,那么银
行的不良资产将如潮水般一波未尽,一波又起。
2. 银行能否参考巴塞尔协议(Basel II),依据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对其内部
经营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进行改造,从而使其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3. 2007 年 1 月 1 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新型工业
化国家等竞争对手的进入,将极大影响未来国有银行的盈利前景及其不
良资产的消化能力,从而可能导致不良资产的进一步累积。
本文将主要就第二个问题进行研究。为使国有银行改革达到预期目标,银监
会今年一季度颁布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其
中明确规定了银行在风险管理、不良资产率和公司治理结构各方面所要达到的水
平,从而从总体框架上对银行改革设定了阶段性目标。那么本节将从《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的银行财务指标出发,依据中行、建
行改制后的不良资产率、成本费用率为样本数据,采用国际通用的银行业风险收
益评价方法——RAROC 模型,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改制前景、财务效果持
续性、风险收益发展趋势进行定量化评估。可以说,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改制
也同时是我国金融改革中一块重要的试金石,其改革效果将作为一个重要的示范
效应,从而决定未来的银行的改制方案设计。目前,450 亿美元资本金注入后,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财务状况了明显的改善,那么,其效果的可持续性有多强、
其改制方案的可示范性有多大?此问题的研究,对于评估中行和建行改制效果的
持续性和未来国有银行改革方案的选择及其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及理
论意义。
一、现代银行业的盈利评价—— RAROC 模型简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不论是银行还是工商企业,过去都采用传统的绩
效考核指标,诸如股权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以上的考核指
标中,分子是净利润,并没有把贷款未来的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损失
考虑在内。而在一个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充斥的商业世界里,历史的收益是否
能够反映未来的收益,这其中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只有在现在的收
益水平基础上,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损失,才可能准确的预估未来的收
益水平。这样,在商业银行领域内,把未来风险考虑在现在的绩效考核中,就
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在此前提下,美国信孚银行在 1970 年率先开发了基于
风险调整的盈利考核方法(RAR 、RAROC 、RAROA) (安东尼,桑德斯,
2001)。此方法在计算盈利时把风险也考虑在内,用风险来折减名义盈利,这
改变了银行考核体系只重视账面收益而不考虑潜在风险的传统做法,强调了风
险度量在银行这一特殊行业的重要性。 目前,美国主要金融机构都开发了
RAROC 模型,以用来评估各业务品种的盈利性,并据此分配昂贵的资本金。
如美洲银行以 RAROC 模型用来评估银行内 46 种不同业务部门的风险水平,
并把 RAROC 指标与股东的股本收益率(ROE)相比较,以评估股东收益率是否
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Zaik,Walter, and Kelling,1996)。
美国信孚银行提出的银行盈利能力测量方法中,风险调整的收益(RAR,
risk-adjusted return)是一个基础性的指标。
风险调整的收益(RAR) = 利润 - 预期损失 (1)
其中预期损失指贷款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损失。基于风险调整的盈利考核方
法(RAROC、RAR 、RAROA),其考察思路是:即使是现在正常发放和正常
支付利息的贷款,在未来肯定会有一部分成为不良贷款,从而体现为损失。那
么在发放贷款取得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未来成为不良资产时可能造成的
损失,从而从风险和收益的双重角度来对目前开展的业务进行价值评估,从而
得到了(公式 1)。
在风险的调整收益水平(RAR)这一指标的基础上,产生了以下两种风险
调整的盈利评价方法:
1.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 =(利润 — 预期损失)/ 经济资本 (2)
其中,经济资本(CaR)是用来对冲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最
后一道防线。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体现了银行在审慎经营原
则下的资本的盈利能力。
2.风险调整资产收益率(RAROA:risk-adjusted return on asset),
风险调整资产收益率=(利润 — 预期损失)/ 资产 (3)
其中,资产是指银行的资产总量。风险调整资产收益率(RAROA)体现
了银行在审慎经营原则下的资产的盈利能力。
在银行的具体业务运转中,根据业务单元的划分,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
(RAROC)模型的推算步骤为:风险调整的收益水平(RAR)=(总收入-资
金轧差-成本支出-预期损失)。其中,总收入包括利差收益和非利息收益;成
本支出是银行经营管理费用;预期损失=风险敞口(EAD)×不良资产率(NPL)
×违约损失率(LGD)。假设银行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利差收入与中间业务收入,
那么,
风险调整的收益水平(RAR)=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 – 预期损失 – 运
营成本。
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 (RAROC)=(价差+中间业务收入 – 预期损失 –运
营成本)/经济资本。
同时 Shimko(1997)提出,当以 RAROC 模型对资产组合进行计算时,其计算
公式中的预期损失要考虑到该资产组合内各单个资产的相关性,在这个基础上才
能准确地计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调整收益。这样,对于银行而言,其总体资本配
置可以通过 RAROC 模型对各业务线进行独立计算,最后在加总的基础上来确定
银行所需的经济资本。但在对各业务线进行加总的同时,也要考虑各业务线之间
的相关性,扣减由于未考虑业务线之间相关性而做得的额外的风险考虑,从而需
要 进 行 第 二 轮 经 济 资 本 配 置 ( Dermine,1998 和 Crouhy,Turnbull, and
Wakeman,1998)。对于银行的股东来说,其最关心的是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
(RAROC)的大小。对于银行的股东来说,其最关心的是银行在保持审慎经营
的原则下,给与股东的股权回报率的大小。那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中央
汇金公司,可以考虑以 RAROC 为导向,决定银行在资金运营中的风险偏好,设
计银行的风险战略。这将确保银行在合理的风险水平之下安全、稳健经营,使其
所承担的风险水平与其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实力相匹配。其具体实施为:
1.董事会依据中央汇金公司所要求的股权回报率和其所对应的风险偏好,来
制定银行的发展战略和风险管理战略。
2.银行经营管理层首先可以通过 RAROC 方法,确定一个与风险管理战略相
适宜的、适当的风险与收益水平,将有限的资本金配置到各业务单元中去,并使
各业务单元的发展受到所配置资本和风险预算的约束。
也就是说,RAROC 可以用来评估单笔贷款和新业务品种拓展中的风险性与
收益性分布状况,并据此分配昂贵的资本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贯穿股东的宏观
风险管理和管理层对业务运作的微观风险管理的主线。
二、国有银行注资行为与资本金安全性评估
1. 国有银行注资后资本金安全性评估
首先以国际通用标准,对汇金公司注入国有银行的 450 亿美元资本金安全性
进行评估。之所以称为按照国际标准,是出于对不良资产全额拨备的考虑。根据
巴塞尔协议国际银行业的通用规则是,银行必须对不良资产进行全额拨备。2007
年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后,势将以国际标准来衡量银行业的风险和收益,所以本
节首先从全额拨备的角度出发,对汇金公司 450 亿美元注资的股本安全性进行考
察。《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第十七条规定“两家
试点银行从 2005 年起成本收入比应控制在 35%~45%之内”。则假设:
(1) 改制后银行的收入成本率为利差收入的 40%。
(2) 不考虑税收。
(3) 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非利息收入)为利差收入的 10%。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风险调整收益(RAR)的计算为:
风险调整收益=净利息收入 + 中间业务收入-预期损失-经营成本
=净利息收入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净利息收入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2004 年初,国家以“中央汇金公司”投资的形式,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
行注资 450 亿美元,从而推动两家银行大幅度削减其不良资产。目前两家银行已
将其不良贷款中的损失类和可疑类不良资产全部剥离,现只留存了次级类不良贷
款。截至 2004 年底,中、建两行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 %和 %,不良贷
款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和 %,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和 %(建
行为 9 月底数据)。那么在本节计算中假设,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后,其资本充足
率为 8%,平均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 3%的水平。也就是说,贷款收息率=
100%-3%=97%,则风险调整收益:
风险调整收益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即,风险调整收益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4)
目前,我国一年期的人民币贷款利率 %,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
%,净利差 %。本文用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差来表示银行全部贷款的总体
存贷利差。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对应于不同期限结构,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
利差变化不大,因此,一年期的人民币存贷款利差,基本上可以反映现在和未来
的银行利率管制时期内,银行全部贷款的总体存贷利差。
同时,进一步假设:
银行贷款总量 = 银行总资产 (5)
净利息收入 = 贷款总量×利差, (6)
预期损失 = 总资产×不良资产率 × 违约损失率 , (7)
将公式(5)、(6)、(7)带入公式(4),则,
风险调整收益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 ×% ×贷款总量-贷款总量×不良资产率× 违约损失率
=贷款总量×%-贷款总量×不良资产率× 违约损失率 (8)
当风险调整收益(RAR)小于零时,这表明银行不可能通过利润留存实现资
本增长。
风险调整收益 < 0 时,
由公式(8), %-不良资产率× 违约损失率 < 0
不良资产率× 违约损失率 〉% (9)
公式(9)中,违约损失率=1-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我国四家资产管理公
司不良资产回收率的历史平均水平表明,国内银行不良贷款平均回收率大约是
30%,也就是说银行的不良资产平均违约损失率(LTD)=1-30%=70%,带入公
式(8),
即,不良资产率 × 70% 〉 %,
即,不良资产率 〉%,
据此测算,如果银行未来不良贷款率大于 %时,由于不良资产对于利润
的损耗,将导致银行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小于零。以上计算了存贷款利差水平为
%,银行经营成本占全部利息收入的 40%,中间业务收入水平为利差收入的
10%时,中、建行获得 450 亿美元注资后不良资产率已达到 3%时,其未来的不
良资产安全比例。计算结果表明,当不良贷款率大于 %时,银行贷款业务就
是亏损的,银行不可能通过利润留存实现资本增长。也就是说,未来由于银行的
市场运营能力能力不足、内控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不良资产,其最多也只有
%(% - 3%=%)的回旋余地,否则将导致银行的赢利小于零,从而
使资本金安全性受到威胁。
目前国际排位前100名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大约是2%至3%,但由于发达
国家的法律执行、市场环境明显优于我国,可以推断,其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收率
将高于我国。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往往对应着一个较低的不良资产损失。这样,
对我国来说,即使是保持与国际银行业同样的不良资产率,但由于不良资产的违
约损失率高,对应的预期损失也会较高。同时发达国家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水
平大约占总体收入的 40%,明显高于我国。从 RAROC 模型可见,不依赖于利差
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的提升,可以明显减少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可见,以我国
目前的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水平和中间业务收入水平,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必需实
行比国际银行业通用口径更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国银行必须保持比国际同行更
低的不良资产率,才能够保证其贷款的预期损失不至于威胁到资本金的安全。
2. 适当拨备率下的国有银行资本金安全性评估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未对不良资产进行全额拨备。1994
年以后,银行开始逐步改革拨备制度,我国银行监管机构也开始积极督导商业银
行提取拨备,但还远没有达到全额提取的要求,总体来讲拨备是不足的。其具体
原因是银行一直缺乏足够的拨备核销的手段,如,与拨备直接有关系的税收的问
题和税收制度的支持。假如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全额拨备,那么,银行的大部分
甚至全部利润将用于冲销坏账和作为坏帐准备金,而银行业利润的减少将直接影
响国家税收。因此,这需要一个权衡,就是国家的税收利益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之间的权衡。对银行来说,如果把应作为拨备准备金的现金流纳入应纳税的税基,
虽然纳税会增加,但也相应减弱了银行消化的不良资产的能力,从而导致不良资
产的累积。
2004 年我国政府对中、建两行注资 450 亿美元,为银行的全额拨备提供了
重要的条件。同时,2007 年后,我国家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在此之后必须
以国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
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两家试点银行 2005 年底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中国银行应达
到 60%,建设银行应达到 80%;2007 年底应继续有所增长”。在此假设国有银行
改制后,对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60%,那么,在 60%的拨备覆盖率下,公式
(1)变为,
风险调整收益 = 利润-×预期损失 (10)
将公式(10)与公式(4)相结合,得
风险调整收益 = ×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11)
当风险调整收益 RAR 小于零(风险调整收益 RAR< 0)时,重复以上第一
部分的计算,可得此时的不良资产率的临界值是 %,即,当拨备覆盖率为 60%
时,如果不良贷款率超过 %,此时的银行贷款业务就是亏损的,银行不可能
通过利润留存实现资本增长。以上是银行为了保住其资本金,而必须控制的不良
资产的底线。同时,《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第
十八条规定“两家试点银行应从 2004 年起对非信贷类资产实行五级分类,并按五
级分类口径对全部资产的质量进行考核,将不良资产比率持续控制在 3%~5%”。
此条款中不良资产比率的上限为 5%,这与本节的计算结果 %基本吻合。
3.450 亿美元股本的资本收益率是否是有保证的?
2003 年 3 月,政府以汇金公司投资的形式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
注资 450 亿美元,同时强调此举为投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注资。《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的第十六条规定“两家试点银行股本净回
报率 2005 年度应达到 11%,2007 年度应进一步提高到 13%以上,确保注资的效
果和获得良好回报”那么,银行的不良资产保持在什么水平下,才能保证股东获
取《监管指引》中的资本回报率。
假设:
(1)2007 年之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 8%。
(2)银行总资产等于贷款总量
汇金公司所要求的股东回报率,也就是体现在《监管指引》中的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必须要达到的股权回报率为 11%。那么,将此股东回报率换算成资产回
报率,可得,对应的风险调整的资产回报率为 8%×11% = %。
由公式(4), 风险调整收益(RAR)=×净利息收入-预期损失 (4)
公式(4)左右两端同时除以银行资产总量,则
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率(RAROA)
= × 利差 -不良资产率 × 违约损失率
= × % -不良资产率 ×
当 RAROA 〉% 时,
即, × % -不良资产率 × 〉%
不良资产率 < %
则在全额拨备的前提下,若要达到汇金公司要求的股东回报率,银行的不良
资产最多不能超过 % 。可见若以国际标准审视改制后银行的风险收益,最
起码以中行、建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水平,汇金公司所要求的 11%的股权回报率是
无法保证的。
以上是在不良资产全额拨备的国际标准下,计算汇金公司的股权回报率。假
设国有银行改制后一段时间内,仍旧对其不良资产实行部分拨备,依据《中、建
行监管指引》,对于不良资产的拨备率为 60%,将其带入公式(4)可得,
风险调整收益(RAR)=×净利息收入 -×预期损失 (11)
公式(11)左右两端同时除以银行资产总量,则,
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率(RAROA)
= × 利差 - ×不良资产率 × 违约损失率
= × % -×不良资产率 ×
= % - ×不良资产率
风险调整的资产收益率(RAROA) 〉% 时,
不良资产率 < %
可见,当不良资产拨备率为 60%时,若要达到汇金公司要求的股东回报率,
银行的不良资产最多不能超过 % 。
依据以上各部分计算,国家注入资本金后,如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拨备覆
盖率为 60%,那么,为了保证经营盈利(不亏本),同时使国有资本保持 11%的
资本回报,其不良贷款率必需在 %——%之间。此不良资产比率界限与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中第十八条 “两家试点银
行应从 2004 年起按五级分类口径对全部资产的质量进行考核,将不良资产比率
持续控制在 3%~5%”中的比率界限基本吻合。也就是说,如果不良资产率大于
%,那么,股东所要求的 11%的股权回报率将无法保证。如果不良资产率大
于 %,那么,银行贷款业务就是亏损的,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将要损蚀资
本金,从而威胁到 450 亿美元的资本金的安全。
同时,以不良资产全额拨备的国际标准计算,国有银行注资后其不良贷款率
安全界限为 %——%。可见若以国际标准审视改制后银行的风险收益,
最起码以中行、建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银行资本金安全性是
无法保障的,同时汇金公司所要求的 11%的股权回报率更是无法实现的。
4.未来利率变动中的银行风险收益测算
众所周知,即使对于中间业务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商业银行,其源自于存贷款
利差的利润仍占到总利润的60%,所以利差仍旧是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和其竞争
力的重要因素。在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中,利率是自由浮动的,存款利率作为银
行的经营成本,贷款利率作为银行的盈利手段,存款和贷款利率是通过市场竞争
形成的,由此浮动中的利差水平,真实反映了银行的竞争水平和经营能力。而在
高度管制的金融体系内,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取决于中央银行的对利率的统一
调整。那么,此时的利差水平将无法反映银行的竞争力水平和经营能力。但是,
如果国内银行的利差水平远高于国外,这表明国内银行在享受较大程度的利差补
贴。
以上对银行风险收益的评估,是在利差水平为 %的基础上计算的。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我国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金融体系将全面对外开放。可以想象,
利率将逐步全面放开,以至自由浮动。在此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和与之相对应
的利差将成为市场的自由选择。各国的金融开放史表明,竞争对手的加入,将迫
使商业银行一方面尽量提高存款利率扩大负债, 另一方面为竞争优质客户逐步
压低贷款利率,通过适当让利稳定客户。这样,存、贷款利率的双向夹击,将使
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日渐缩小。这一趋势在西方国家各商业银行中表现出普遍性。
如,1960 年英国、 法国、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存贷款综合平均利差分别是
、、、 和和 。到 1998 年存贷款综合平均利差缩小到 、
、、、(李成,1996)。可见,各国在金融开放前后的平均利差
水平相差将近 4 倍。目前,我国的利差水平为 %,远高于同期欧美国家的利
差水平。那么,假设在未来的金融开放中,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水平缩小一半,
为 %。重复以上 1、2、3、部分的计算,结果表明在未来金融开放、利率自
由浮动的经济环境中,以银行以现有的市场竞争力和商业化运营能力,其贷款业
务注定是亏损的。
三、结论
本文所采用的 RAROC 模型来度量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后的风险和收益发展
趋势。RAROC 模型为:
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 (RAROC)=(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 – 预期损失
– 运营成本)/经济资本
可见,在 RAROC 模型中,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可主要可分解为以下几点:
1、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比例(或反之: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
2、不良贷款现金回收率
3、不良资产率 和风险管理能力
4、运营成本比
目前,我国国有银行以上各指标的大致水平为:中间业务收入占总体收入
的 10%,不良资产现金回收率为 30%,450 亿美元注资后不良资产率为 3%,运
营成本比为 40%。本文计算了国有银行注资后为保证银行盈利,或进一步达到汇
金公司的股东资本回报率要求,其不良资产所必须保持的安全比例。计算结果表
明,以我国国有银行目前注资后的不良资产比率和其市场竞争力水平,为了保证
资本金安全性,未来其不良资产率可以回旋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这表明,中、
建行 450 亿美元资本金注入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尚未
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注入的 450 亿美元资本金,其安全性是十分危险的。1997
年至今,我国政府已先后几次对国有银行注资,但国有银行的状况并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变化。这也促使我们开始反思:我国目前银行资本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长
期以来,对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银行的大量的不良资
产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认识显然混淆了国有资本和国有银行金
融资产的产权归属。在银行经营中,国家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金投入国有商业银
行,如果银行形成了不良资产,那么,不良资产损失将直接冲销银行的资本金,
也就是国有股权。假如全部的资本金都不足以弥补不良资产损失,那么, 这首
先意味着国家失去了对银行的所有权,包括对银行的重组决策权。可见,国有银
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资本充足率低,而在于银行资本的性质和概念,其所代表的
股东权益,在银行甚至是整个国民的认识中得到有效确立。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快报》,2005 年版。
2. 安东尼,桑德斯,《信用风险度量》,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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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o Practice,"JournalofAppliedCorporate Finance, 9,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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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rmine,1998 Pitfal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AROC in Loan Management, The Financ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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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rouhy, M., SM Turnbull, and LM Wakeman, 1999, “Measuring Risk 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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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成(1996)“利差演进、利差层次与我国利差结构分析”,《金融论坛》,2004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