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际要素流动
第一节 国际劳动力流动
我们首先讨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存在很多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大概每个国家都制定了种种措施来限制移民。因此，现实中劳动力流动不如资本流动普遍。但是，劳动力流动仍然重要，在某些方面，它也比分析资本流动要容易，在本章稍后部分会说明其中原因。
一、没有要素流动的单一产品模型
和分析贸易一样，理解要素流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首先讨论没有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然后分析当允许国际交换时会发生些什么。通常，我们假定一个由本国和外国组成的世界，各国都拥有两种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但是，我们还要假定该世界比第4章所讨论过的还要简单，即两国只生产一种产品。我们简单用“产出”来指这种产品。这样，该世界中就不存在贸易（不同商品之间交换）的条件。两国经济一体化的唯一一 途径就是通过土地或劳动力的流动来实现。我们知道，土地一般被认为是不可流动的，因此，这是一个通过国际劳动力流动形成一体化的模型。
但是，在引进要素流动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各国产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土地（T）和劳动（L）是仅有的稀缺资源，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各国的产量就取决于可获取的要素数量。这种要素供给与一国产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成该国的生产函数，我们用Q（T，L）表示。
图7－1 某一经济的生产函数
在第3章，我们已经提到过生产函数的概念。和前面一样，考察生产函数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看在其他要素一定的条件下，产量如何取决于一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图7－1与图3－l一样，反映了一国的产出在土地供给一定的条件下如何随劳动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函数的斜率用多使用一单位劳动所引起的产出增量即边际劳动产出来衡量。如图7－1所示，我们假定边际劳动产出随劳动一土地比率的上升而下降。在一般情况下，当一国希望在既定的土地上投入更多劳动时，它就必须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而这种做法会随劳动对土地的进一步替代而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应于图3－2，图7-2包含了与图7－1同样的信息，但用了不同的描述方法。图7－2直接表明雇佣的劳动数量是如何决定边际劳动产出的，同时也说明支付给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等于边际劳动产出。只要一国是我们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经济，这一结果就适用。
图7－2边际劳动产出
土地的收入是多少呢？如第3章附录所示，该国经济的总产出可以用边际产出曲线下方的面积来衡量。总产出由两部分组成：一块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它等于实际工资率与雇佣的劳动力数量的乘积，也就是图中代表工资的那块面积；另一块则是支付给地主的租金。
假定本国和外国有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整体土地一劳动比率不同。如果本国是劳动充裕的国家，那么本国的工人会比外国的工人挣的要少，而本国地主却比外国地主的收入多。这样就明确地产生出一个要素流动的动因；本国工人想到外国去；外国的地主则想把土地搬到本国来，但是，我们已假定这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来分析允许工人流动的情况。
二、劳动力流动
现在假设两国的工人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工人们将从本国流向外国。这一流动减少了本国的劳动力并因此提高了本国的实际工资；相反，外国的劳动力增多，实际工资相应下降。如果没有其他障碍阻止劳动力流动的话，这一进程将持续下去直到两国边际劳动产出一致为止。
图7－3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影响
图7－3说明了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其影响。横轴线代表全世界劳动力，从左自右是本国雇佣的工人；从右自左则是外国雇佣的工人数，图的纵轴线表示本国的边际劳动产出，右边的纵轴线表示外国的边际劳动产出。我们假定起初本国的工人数为 OL1，外国的为 L1 O*，在这种分布下，本国的实际工资（点C）比外国的实际工资（点B）要低。如果工人能够自由流向支付高工资的一国，那么他们就会从本国流向外国直到两国的实际工资率相等为止。这样，世界劳动力的最终分配会在点A，在这一点，本国工人为OL2，外国的为L2O。
对于世界劳动力的再分配，我们要注意三点：
1．它导致实际工资率的趋同。本国实际工资上升，外国实际工资下降。
2．它增加了世界的总产出。外国的产出由其边际产量曲线下L1对应的面积增加到L2，而本国的产出则减少了其边际产量曲线下从L1到L2相应的面积。从图中可以看出，外国的收益要大于本国的损失，其净值等于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ABC。
3．尽管有上述净收益，仍有些人由于这一变化而受到伤害。那些原先在本国工作的工人获取更高的实际工资，而那些原先在外国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却下降；外国的地主由于更充足的劳动供给而获利，但本国地主的境况却恶化。就像在讨论国际贸易所得时一样，国际劳动力流动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使每个人的福利得到改善，但现实中使部分团体的利益受损。
三、扩展分析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就能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关于国际要素流动的产生及其影响的知识。该模型中的要素流动，就如同第4章所述模型中的贸易一样，是国际资源禀赋差异的结果。另外，也和贸易一样，就增加世界总产出而言，它是有益的，但它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强烈影响，却对这些所得带来一些问题。
让我们简要考虑一下，如果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一些在先前的假设中省略的复杂情况后，整个分析会有何种变化。
我们不再假设两国只生产一种产品，而假定两国生产两种产品，且其中一种比另一种更为密集地使用劳动。从第4章要素比例模型的讨论中我们已知道商品贸易可以给要素流动提供一个替代选择，即本国能够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来达到出口劳动和进口土地的目的。原则上说，这种贸易可以导致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而不需要任何的要素流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当然不存在劳动力从本国向外国流动的动因了。
虽然在现实中，贸易的确是国际要素流动的一个替代品，但它并非完全替代。其原因我们已在第4章概括了。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有时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差异太大以至于不得不从事专业化生产；各国间还存在天然或人为的贸易障碍；另外，除了资源之外，国家之间还有技术上的差别。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想知道要素流动是否并不消除国际贸易的动因。答案和前面基本一样：虽然在一个简单的生产要素流动模型中国际商品贸易似乎并非必要，但现实中却存在太多的障碍使得劳动、资本以及其它潜在的可流动资源不能自由流动。而且有些资源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如加拿大的森林和加勒比海的阳光都不能迁移。
因此，对这个简单的要素流动模型加以扩展并不改变其基本内容。主要的一点是，从纯经济意义上说，要素流动与商品流动非常相似，它们在几乎一样的条件下发生并产生相似的结果。
第二节 国际借贷
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运用与分析劳动力流动相似的方法来分析资本的流动，不仅是件富有吸引力的工作，而且有时非常有用。但是，这两者之间毕竟存在一些重大差别。当谈起国际劳动力流动时，我们明确知道工人由一国流向另一国，可国际资本流动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当我们说美国资本流向墨西哥时，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机器设备被拆卸装船运往墨西哥。相反，我们是在讨论金融交易，就像一家美国银行给一家墨西哥公司贷款，美国居民购买墨西哥的股票，或一家美国公司通过其在墨西哥的分支机构投资。在此，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种交易形式。在这种交易中，美国居民给墨西哥人贷款——即美国居民给予墨西哥人在今天超前消费的权利并要求墨西哥人承诺在将来返还。国际借贷，更可以看作是国际贸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在某一时点用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交换，而是用现在的商品换取将来的商品，也就是所谓的跨时贸易；就当前的目的，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就足够了。
一、跨时生产的可能性和贸易
即使没有国际资本流动，任何社会也都面临着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一个社会通常不会消费掉它所有的产出，总有一部分产出以机器、建筑物或其他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投资。现在的投资越多，该社会在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也就越多。但是为了多投资，该社会必须少消费以节省资源（暂时不考虑存在闲置资源的可能），因此，必须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作出抉择。
假设某个社会只消费一种商品并只存在当前和未来两个时期，那么该社会就不得不在商品的当前生产和未来生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给出一条跨时生产可能性边界来概括这种选择组合，如图7-4。该曲线看上去和同一时点上两种产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颇为相似。
跨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形状因国而异，有些国家可能偏向于即期生产，而其他国家却偏向于未来生产。我们可能会问，“对应某一时点，这两则偏好之间有何差异”？在回答之前，不妨先简单假定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两国具有不同的跨时生产可能性边界。本国偏好当前消费，而外国则偏好来消费。
运用类比推理，我们知道能预期些什么。若不存在国际借贷，那么本国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比外国高，因此，如果有可能进行跨时贸易的话，我们就会预期本国将出口当前消费而进口未来消费。
但是，这却让人有点迷惑，什么是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一国又怎样进行跨时贸易？
二、实际利率
一国怎样进行跨时贸易？答案是，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人一样，通过借贷来进行跨时贸易。让我们看看个人借贷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由于借款．它起初能够花费超过其收入的钱，换言之，她的消费能够超出其产出。但是，在以后她必须偿还借款及利息，因而在未来她的消费将会少于她的产出。这样，通过借贷，她实际上用一定的未来消费换取了当前消费。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一点也同样成立。
图7－4跨时生产可能性边界
显然，以当前消费衡量的未来消费价格与利率有关。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会看到，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整体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可能，因此对利率的解释也比较复杂。在这里，我们忽略掉这一问题。假定贷款合同都使用“实际概念”：当一国借款时，它就得到在即期购买一定量消费品的权利，并承诺在将来偿还一个可以购买更大数量消费品的金额。譬如说，未来偿还的量是当前借人量的（1＋r）倍，那么广就是借贷的实际利息率。由于这是在1单位的当前消费与（1十r）单位的未来消费之间选择，所以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就是 1／（ 1＋r）。
到这里，与标准贸易模型的平行比较就算完成了，如果允许进行借贷，那么未来消费的价格以及世界的实际利率都将由全世界对未来消费的相对供给与相对需求决定。若本国的跨时生产可能性边界偏向于当前消费，就会出口当前消费并进口未来消费，也就是说，本国将在第一期向外国贷款并在第二期收回本息。
三、跨时比较优势
我们已假定本国的跨时生产可能性偏向于即期生产，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产生跨时比较优势的原因与在普通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产生原因有一些区别。
一个在生产未来消费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没有国际借贷时，其未来消费的相对价格就会较低，或者说实际利率较高。高实际利率与高投资回报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把资源从当前消费品生产中转移出来用于资本品生产、建设及其他提高未来社会生产能力的活动中所得到的回报率很高。因此，在国际市场上借款的国家一般都是那些相对目前生产能力而言拥有高生产率投资机会的国家；而贷款的则是那些本国缺乏这种机会的国家。
本世纪70年代的国际借贷模式印证了上述观点。表22－2比较了三组国家的国际借贷行为：工业化国家、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从1973年到 1981年，石油输出国借出了3 320亿美元，欠发达国家借入了2 640亿美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借得比较少——620亿美元。依据我们的模型，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在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石油输出国发现自己的当前收入非常丰厚。但是，他们却没有找到相应的本国投资机会。由于人口少，除石油外的其他资源都很有限，又缺乏工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他们自然的反应就是把大量收入投资海外。相反，迅速发展的几个国家如巴西、韩国则预期将来能有更高收人并在其不断发展的工业中看到了许多生产率很高的投资机会。这些国家拥有未来收入的比较优势。因此，在这一期间内（1973年到1981年），石油输出国通过借钱给发展中国家也部分出口了他们的当前消费。
第三节 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
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投资国外，一国的公司在另一国创办或扩张其子公司。外国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投资不仅转移了资源，而且获取了控制权。也就是说，子公司不仅对母公司负有财务责任，同时也是整个组织结构中的一部分。
跨国公司经常充当国际借贷的载体。母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资本并期望着最终的回报。当跨国公司给其海外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时，外国直接投资就与国际借贷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但为什么会选择直接投资而不是其他的资金转移形式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在任何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存在并不一定就反映从一国到另一国的净资本流动。有时跨国公司就在当地而不在母公司所在地为其子公司的扩张筹集资金。而且，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例如，当欧洲公司扩张其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同时，美国公司也正在扩张其在欧洲的子公司。
虽然跨国公司有时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载体，但若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只是国际借贷的另一种方式却可能是个错误。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意义在于其允许跨国组织的形成，或者说，扩大公司控制权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目的。
公司为什么要寻求扩大控制权呢？虽然经济学家在跨国企业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如他们在国际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但是，我们仍要回顾一下在这一领域的某些理论。
案例：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会伤害高工资国家的工人吗？
本书中，我们一再将注意力投向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尤其是亚洲经济的高速成长。在第4章，我们曾讨论与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贸易可能会通过斯托尔帕一萨谬尔森效应降低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并发现这一点有些道理。在第5章，我们又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成长会通过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而减少其实际的总收入，但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进入 90年代，一些评论家越来越担心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输出会给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耗带来沉重影响。
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如果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进行投资，这就意味着其本国的资本市场将获得较少的资金来源。由于本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占有量比以前少，因此工人的边际产出——同时工人的工资率——就会比资本输出前低。虽然就实际总收入而言，包括海外投资收益，可能比资本输出前高，但由于资本的收益要高于实际总收入，从而使工人的福利恶化。
虽然从理论上讲这种负面影响是可能存在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已到底有多严重呢？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曾对此发出严重警告，例如，瑞士具有相当影响的国际经济论坛的负责人卡洛斯·斯韦伯声称，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资源再配置，而且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将结束发达国家工人挣取高工资的时代。其他很多记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但是经济学家对这种论调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从较长的一段时间看，流向低工资国家的资本是相当有限的。如下图所示，由于债务危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里，这种资本流动基本上是停滞的。另外，虽然1990年后对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资本输出听起来很庞大，如下图所示，净资本输出在1993年达到850亿美元，但由于高工资国家的经济规模也都大的难以想象，回此，与发达国家的总投资相比，这些资本输出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不到 3％）而已。所以，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虽然有可能降低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但幅度至多不会超过1％。
尽管有上述的分析，但与高工资国家持续的经济困难连在一起的关于资本流动的轶闻（如公司关闭工厂，然后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当于美国或欧洲1/5到1／10的工资雇佣工人），使得向新兴工业化经济输出资本成为一个长期的棘手的政治话题。
图 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
一、直接投资理论
要理解跨国企业理论的基本要点最好是看一个例子——在欧洲的美国汽车制造业。例如，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欧洲销售许多汽车，但几乎所有这些汽车都是这些公司在德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工厂制造的。这种情形虽然熟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同选择：1．这些美国厂商可以不在欧洲生产而在美国本土生产。然后出口到欧洲；2．整个市场可以由欧洲汽车生产厂商如大众和标致来供应。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两种情况？为什么会是同样的厂商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呢？
现代跨国企业理论首先把这个大问题划分成两个小问题：1．为什么一种产品不在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在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国家生产？这就是所谓的分布问题。2．为什么不同地点的生产由一家厂商而不是几家独立的厂商来进行（其原因很快就会很清楚）？这是所谓的内部化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分布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不从美国进口汽车；还需要一个内部化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欧洲的汽车工业不是独立运作的。
原则上，生产分布理论并不深奥——其实就是第2章至第6章所述的理论。很多时候生产分布是由资源所决定的。铝矿采掘必须位于铝土矿丰富的地区，炼铝工业则离不开廉价的电力；小型计算机生产厂商把技术密集型的研究设计部门放在麻省或北加利福尼亚，而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厂则设在爱尔兰或新加坡。其他的如运输费用和贸易壁垒也会影响分布。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决定跨国企业生产地点的因素与决定贸易模式的那些因素通常并没多大区别。
内部化的理论则是另一回事。为什么不在欧洲建立独立的汽车厂商？我们可能会首先注意到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经营活动中总存在一些重要的往来：一个子公司的产出往往是另一个子公司的投入；在一国子公司开发的技术也许会在另一国使用；或者是通过管理活动有效地协调各国子公司的行为。这些往来就是把跨国公司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跨国公司的存在也就是要把这些往来变得容易。但是，国际业务往来却不一定限制在一家厂商内部。零部件可以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技术也能转让给其他厂商。而跨国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实践证明在厂商内部进行这些往来比在厂商之间进行要更加有利。这也正是为什么跨国企业的动机被称为“内部化”的原因。
我们已定义了概念，但还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促进了内部化的进程。为什么有些往来在厂商内部进行比在厂商之间有利呢？关于这一问题，有许多理论，但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证据上都不如分布理论那般完备。但是，我们不妨看看其中两个较有影响的观点，它们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不同国家的行为可以被有效地组合在一个公司内。
第一个观点强调内部化给技术转移带来的种种好处。技术，一般被定义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时它是能够出售或转让的，但是，在转让过程中却存在极大的困难。首先，技术中的许多东西（譬如说经营工厂的技术）是无法记录下来的，它体现在一组个人的知识中，且无法被包装和出售。其次，对一个潜在客户而言，要知道知识值多少钱这一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如果它和卖主知道的一样多，就没有必要去购买了！最后，知识产权经常难以界定。如果一家欧洲公司的某项技术允许一家美国公司使用，其他美国公司可能会合法地模仿该技术。但若该公司不是出售技术而是通过设立外国子公司来获取技术收益，那么所有上述问题都有可能避免。
第二个观点强调内部化会给垂直一体化带来好处。若某一厂商（上游厂商）生产一种产品，而这种产品又作为另一厂商（下游厂商）的投入，那么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如果两个厂商都具有垄断地位，它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冲突。因为下游厂商试图维持低价而上游厂商却尽力抬高价格；第二，若需求和供给不确定，二者的合作也会有不少麻烦；最后，价格波动会给双方带来过度的风险。但是，如果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能合并成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厂商，就有可能避免或至少减少这些问题。
很清楚，以上观点绝对没有像本书其他地方对贸易的分析那样严谨，这是因为组织经济学理论（即我们在试图发展跨国公司理论时所谈到的），尚处于“婴儿”阶段。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不幸，因为现实中跨国公司是一个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支持的人认为跨国公司促进经济增长，反对的人则认为它们制造贫困。
内部化的典型例子是跨国公司通过转移价格减少税收支出，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
假定A、B分别为两个国家的企业，A向B提供中间产品。他们之间交易的一种情况是外部化，即彼此独立；另一种情况是内部化，即同属一家跨国公司。A、B两国的税率分别为30%和10%，两种情况下的利润情况如下：
表4-1 外部化与内部化的收益比较
售价
P
成本
C
利润
R
税费
T
税后利润
R’
合计
R”
PA
PB
CA
CB
RA
RB
TA
TB
RA’
RB’
R”
外部化
内部化
关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还有许多其他的理论。
1．直接投资对产品竞争力和利润影响的比较——赫尔施模型
赫尔施（Seev Hirsch）从成本方面提出了出口于直接投资比较的模型,主要指标包括:
①公司生产成本P；
②公司专有知识和其他无形资产应获取的收益K；
③出口销售的额外成本M，包括运输、包装、保险、关税等费用；
④直接投资下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C。
假设有A国的一家跨国公司，PA、PB分别是该公司在A、B两国的生产成本，从静态的角度加以考虑，则当满足一下条件时，可以进行直接投资。
PB+ C< PB+K
PB+C< PA +M
这里假设B国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A公司在B国的生产成本相同，而A公司专有知识和其他无形资产应获取的收益即为B国当地企业获取该项专有知识和其他无形资产所付出的代价。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是在不考虑直接投资要比出口承担更大的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
2．寡占反应论
美国学者尼克伯克（F. T .Knickerbocker）通过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成批性，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寡占反应。
寡占即寡头垄断行业。一般认为，在一个行业中如果四家公司垄断了80%的国内市场，这一行业就是寡头垄断。在这种行业中，每一家大公司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任何的行动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企业，因此每一家企业对对方的行动都很敏感。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会导致一个公司即领头企业的行动会使其他企业随即做出反应并采取相应对抗措施。其目的在于抵消竞争对手率先采取行动所得到的好处，保持彼此力量的均衡。
在直接投资的问题上，如果一个企业率先在某个国外市场投资，其他企业在这一市场的出口就会受到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份额的降低和收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竞争对手在国外经营中可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或能力，从而可能使其他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经营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这种直接投资会产生跟随竞争者。
尼克伯克利用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到了与上述观点相同的结论，这一分析表明，在1948年到1967年之间，美国大公司在国外某些行业建立的制造业子公司，几乎由一般是集中在3年内成立的。另外，在日本，当本田公司到欧洲进行直接投资时，丰田、日产公司马上就采取了相同的跟随策略。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移动通讯设备的巨头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这种寡占反应有以下特点：
①对外直接投资中得成批性和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的集中度有关，当集中度过高时，寡头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合作或勾结的方法瓜分市场。
②对外直接投资中得成批性和跨国公司所在行业的利润率有关，只有当利润较高时才会轮流抢滩，同时这也可以保证直接投资的所需的财力。
③对外直接投资中得成批性和东道国的市场容量有关，容量小而且发展潜力有限的市场会影响相关性。
④产品差异化强的行业，成批性减弱。
寡占反应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
3．产品寿命周期理论
维农在其提出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中对FDI的模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公司最先发明或推出的产品寿命周期到达某一阶段时，就会产生对外投资，先是和创新国发展水平接近的发达国家，进而是拥有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这从第三讲中可以了解到：
图4-1 寿命周期模型
当然，这种伴随者生命周期过程产生的直接投资会受到规模经济和风险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选择出口可能使该产品的生产更加集中，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因此可能成为FDI的替代方案。
将生产的许可权授予国外的公司也可能取得很高的利润并且降低风险，因此也是FDI的替代方案。
4．区位比较优势
区位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在1973年出版的“对外贸易论”中提出的，他认为海默等人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将国际投资的原因归结为寡头垄断企业发展和扩张的必然结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外扩张使寡头垄断体制得以生存、巩固和扩大。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美国企业的FDI，而日本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有所不同。
小岛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是从微观出发，强调厂商的所有权优势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忽略了宏观因素尤其使国际分工原则。他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理分析了日美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认为FDI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或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边际产业不仅包括已经趋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还包括某些行业中装配和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些行业、部门或产业可以统称为“边际型产业”。也就是说，本国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部门应该通过直接投资顺序向外转移。这种投资扩大了比较成本的差距，创造新的比较成本格局。
事实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体现为明显的资源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导向型特征。即寻求资源、劳动力的优势区位是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日本的FDI表现出以下相应的特点：
（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以自然资源开发与进口、生产纺织品零部件等劳动密集行业为中心，将这些日本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到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则日本国内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比较优势更大的产业，这是一种贸易创造型的对外投资模式；
（2）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小型企业较多，具有投资规模小、转让技术多为适用技术、符合当地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投资一般采用合资形式的特点，因此更需要寻求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进行投资。
（3）由于对外投资符合比较成本原则，直接投资的结果是扩大了双方比较成本的差距，形成了对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互补，扩大了贸易，因此被称为顺贸易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替代同类产品的出口，反而带动了与此产品相关的其他产品的出口，使贸易和投资很好地结合起来。
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转移的都是高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正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小岛清认为，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制造部门，这种直接投资是建立在贸易替代基础上的，即由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对外投资的发展，导致出口被直接投资所替代，这是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因此，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反贸易导向型的。
区位优势理论举例：
汽车轮胎的生产，由于产品货重值低即单位重量的价值低，因此相对运费很高，除随整车出口外，单独远洋运输很不经济。凡是作为更新用的、在汽车售后的维修市场出售的轮胎，一般适合在当地生产。所以日本的Bridge Stone在美国建立轮胎厂是符合区位比较优势原则的。
5．折衷理论
折衷理论又称综合优势理论，是英国学者邓宁（John Dunning）在1977年首先提出的。根据这一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组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三组变量决定了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要在出口贸易、许可证贸易和直接投资三种方式中进行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种优势都；出口只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而当企业只具有所有权优势，即没有能力使之内部化又不能利用国外区位优势时，则最好采用许可证贸易的方式进行技术转让。
所有权优势又称厂商优势，是指某企业拥有其他企业所没有也无法获得的资产、技术、规模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包括生产要素禀赋（自然资源、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生产工艺和技术密集程度、发明创造力、企业生产和市场多样化等。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概念在以前已经介绍过了。这里有必要对区位优势进一步说明：
区位优势的明显的例子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如外国石油公司对委内瑞拉的投资，实际上就是将其技术和管理能力和当地的石油资源结合起来；再如依莱克斯在中国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拥有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不具有国际流动性。
区位优势不局限于矿藏和劳动力的基础资源或低级要素，也包括高级要素。例如苹果、SGI（Silicon Graphics）和英特尔等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因此世界上电脑和半导体领域最先进的研究开发活动都发生在这里。就创造与电脑和半导体有关的知识而言，硅谷是具有区位优势的。这种优势既源于人才在硅谷的高度集中，也源于各公司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这种联系能够使他们从彼此创造知识的活动中受益即外在化。鉴于此，外国的电脑公司应该在硅谷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从外在化中受益。事实上，欧洲、韩国、台湾、日本正在大规模地进入硅谷。这恰恰和上述理论相吻合。
二、现实中的跨国公司
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跨国公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例如，美国约一半的进口是“有联系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易往来，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在很大程度上为同一公司拥有和控制。因此，美国进口的一半可以看作是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同时，24％的美国海外总资产属于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所以，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虽然说不是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但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其来操纵。
当然，跨国公司可能是国内拥有的，也可能为外国所有。外国拥有的跨国公司在大部分经济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美国的作用也在上升。
表7－1比较了外国拥有的公司在三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制造业中所占份额大于其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表7－1非常说明问题，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于为外国公司工作的观念，甚至对外方增加所有权都感到紧张的美国人来说更是有用。这张表能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虽然大量的外国公司在美国还很新奇，但在其他国家已很普遍：法国一向以其文化的独立性为荣，但早在1985年以前，就有超过1／5的法国制造业工人在为外国公司工作。表7－l同时也证实了一点，即美国在80年代的确出现了外方所有权的急剧上升：在1985到1990年之间外国公司销售量的翻倍就是明证。这一上升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相似，而在其他国家大量外国公司的存在早已是事实。
虽然没有可比的统计资料，但窄实证明在几大工业国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在日本的外国公司非常少。这并非因为存在明显的法律限制：根据法律，除极少数例外，外国人能在日本自由设厂和收购日本公司。但由于文化上的障碍，如很多日本人不愿意为外国公司工作，以及官僚体系设置的种种繁琐手续等阻碍了外国跨国公司在日本的大规模运营。
但重要的问题在于，跨国公司到底有什么不同的作用？若对跨国公司存在的原因只作有限的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将是艰难的。不过，现存的理论已经给出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如果没有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所做的大部分事仍然能做，尽管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容易。有两个例子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充裕的国家；另一个是资本充裕的国家向资本稀缺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跨国公司有时是从事这些变动的代理机构，因此其行为也受到人们的称赞或指责（取决于评论人的立场观点）。
但是，上述转移和输出却反映了跨国公司理论中的“分布”部分，这一部分与普通的贸易理论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跨国公司，一切仍会发生，只不过不会发展到如此程度。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国际经济学家并不像一般外行那样认为跨国企业非常重要。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从广义上讲，通过创建跨越国界的组织，跨国公司的行为与普通贸易及简单要素流动的影响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它不过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罢了。通过与已学过的国际一体化形式相比较，我们就能知道跨国企业虽然在整体上会产生收益但也会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使一些人的境况恶化。这种收入分配效应也可能主要发生在国家内部而非国家之间。
综上所述，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可能并不如其表面上显示的那样重要。与其他的国际间联系相比，它的作用既不更加有利亦不更加不利，但是，在第10章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也不妨碍它在贸易和发展中扮演恶棍或英雄（很少的时候）的角色。
PAGE
PAGE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