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收益分配 内容提要 本文以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为例考察了资产专用性投资对全球生产网络收益分配的影响。在只有一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专用性投资所增加的收益将被通用性投资一方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生产网络是不稳定的，它将演变为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在双方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和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对方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和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减少，当双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相同时二者将平均分配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 关键词 资产专用性 全球生产网络 收益分配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的可分性大大增强，尤其是模块化生产技术的发展使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超过了劳动力的交易效率，国际劳动分工已超越了产业间和产业内，进一步延伸到了产品内部，逐渐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由于全球生产网络以互补性分工合作取代了国际市场交易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命令和控制体系，每个成员对最终产品的贡献难以精确地度量，它们之间的收益分配既不能通过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决定，也不能按照企业内部的分配方式确定。全球生产网络所创造的价值是如何分配的？中国如何才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呢？这既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事关中国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问题。 在现有的国际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主要从要素视角研究了外包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从企业视角研究了产品内分工对上、下游企业收益分配的影响，以及从国家视角研究了国际化生产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 （一）外包对工资水平的影响 由于发达国家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它们将更多地从事更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生产，这种变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甚至绝对需求增- 1 -
加，从而引起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的上升。相对于FDI来说，发达国家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不是需要先进技术而是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任务，发展中国家所从事的生产任务的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也比以前高了，这也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①，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Sayek and Sener，2001；Beaulieu et al.，2004）。但是，另外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在考察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这一影响因素之后，认为国际生产活动外包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高于所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比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反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将会上升（Jones，Kierzkowski，2001；Kuang-Chung Hsu，2006）。 同样地，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外包所带来的生产力效应使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生产阶段成本下降，这将促使外包范围不断扩大，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需求效应将使其工资水平上升，而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价格下降也将通过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各种效应的大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外包不一定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福利有害，加快革新所创造的收益足以弥补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下降（Glass and Saggi ，2001）。就美国的工资变化情况而言，1997-2004年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把所有工人工资提高了%，其中技能缺乏的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加了%，一般的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加了%，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贸易条件变化后剩余的部分是一个正的残差，说明低技能工人工资没有下降得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多。（Gene M. Grossman，Esteban Rossi-Hansberg，2006） （二）产品内分工对企业收益的影响 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中，全球生产网络以互补性分工合作替代了国际市场交易和跨国公司的纵向一体化。互补性分工合作关系使资源产生了协同效应，全球生产网络比其它生产组织形式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每个成员的贡献却难以精确地度量，同时由于成员之间地位及其网络所处区位的政策影响，其收益分配既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机制确定，也不能按照企业内部的分配机制确定。就全球生产网络的互补性而言，不同生产环节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些学者认为共生理论和边际分析原理是分析不同生产环节企业之间利益分配机制的一种重要方法（孙洪杰，廖成林，2006）。就全球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而言，上游产出就是下游的投入，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委托——代理也提供了收益分配的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视角，基于产出分享合同形式的分配策略与团体惩罚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机制，将使效率较高或机会成本较低的合作伙伴在分配中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而且团体惩罚机制也有利于解决“搭便车”问题（林旭东，朱顺泉，2004）。 尽管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共同利益，但它们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且每个成员的贡献也难以精确地度量，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收益分配方式是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进行的。一般说来，在上下游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具有价格决定权的一方将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但是在只有一方有定价权力的情况下整体利润并不能实现最大化（杜义飞，李仕明，2004）。中间品的价格决定权与企业自身所处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 ①正如Teece (1977)所指出的，由于子公司是跨国公司的一部分，相对于外包来说，FDI转移了更多的技术，为了阻止技术泄漏到其它公司，子公司雇佣更少的技能工人，而一个外包伙伴为了达到与子公司相同的质量水平需要雇佣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 - 2 -
规模经济、要素稀缺性、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其它进入壁垒等是决定市场结构并进而决定上下游企业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张纪，2007）。那些拥有核心资源、贡献较大的成员得到了较大份额的收益(Barney,1991)，区域经济合作中“轮轴”国企业的地位优势提高了其收益份额或增强了其议价力量(Susan and Michael，2005)。 此外，一些文献研究了不完全契约和重新协商对全球生产网络收益分配的影响。可契约化程度的提高，缓解了专用性投资所造成的锁定问题而导致全球生产网络的总利润的增加，但全球生产网络成员企业的收益随自己所执行任务的可契约化程度上升而减少，随着贸易伙伴所执行任务的可契约化程度上升而增加(Antras and Helpman,2007)；在重新协商情形下，全球生产网络从剩余生产能力议价中所增加收益大于或等于不可重新协商下从剩余生产能力议价中所增加的收益，在议价力量一定的情况下，上游制造商和下游销售商都从中得益，在重新协商情形下，下游企业之间的期权交易将会提高其收益分配份额（Beaudry and Poitevin ，1993；Plambeck，Eric L. and Taylor, Terry A.,2004）。 （三）国际化生产对国家福利的影响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发展，它对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通过外包而集中于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环节，有利于强化其比较优势和提高其福利水平，然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际生产外包使市场上同类企业的数目减少，有可能增强本国同类企业的垄断力量，国际生产外包并不必然导致发达国家最优的福利水平（Yomogida，2004）。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前提条件，但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网络能否帮助帮助本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等，以及能否进入高附加值领域（Jeffrey，2003）。由于跨国公司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不是需要先进技术而是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阶段，外包能否比FDI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超过了FDI与外包之间的临界值，那么外包肯定能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反之FDI则可能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并没有排除外包提高福利水平的可能性（Arti Grover Goswami，2006）。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为了提高生产力以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国际生产网络往往需要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以生产出客制化（而非标准化）的中间投入品或最终产品。由于资产专用性投资外部价值为零或很小，一旦投入这种资产，做出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就被“锁定”了。在只有一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机会主义行为使专用性投资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在上下游企业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相互“锁定”关系降低了机会主义倾向，双方都有维持这种关系的激励。 资产专用性投资的上述特性是如何影响全球生产网络收益分配的？在目前的全球生产网络文献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本文以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为例，在Antras 和 Helpman（2008）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产专用性投资变量，分别考察了只有一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双方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全球生产网络的收益分配情况。 二、只有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 考虑一个由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所组成的简单的全球生产网络，它们从事了最终品不同投入品的生产，最终品制造商提供总部服务，中间品供应商生产中- 3 -
间投入品。总部服务与中间投入品的在最终品中所占的比例和专用性程度不同。 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XXηηhmhmq＝θf(μ,μ)（)()，0＜η，η＜1且η＝1－η （1） mhhmmhηηhmX和X分别代表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ηhmh和η分别代表这最终品中这两种投入品的在最终品中所占的比例。 m假设每种专业化投入品用区间[0,1]指数化的一系列任务生产： 1⎡⎤X＝explogx(i)di，j=h,m （2） jj∫⎢0⎥⎣⎦其中x(i)是为生产投入品j而对任务i的投资，i∈[0,1]。这些任务中专用性投资j的比例为μ，0≤μ≤1，j=h,m，（μ,1］内的任务是通用性投资。为了简化分jjj析，假设不存在固定成本，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的单位可变投资成本均为c，jj=h,m。 相对于通用性投资来说，专用性投资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效率。θ代表没有专用性投资时全球生产网络的生产力水平，f(μ,μ)表示专用性投资以后全球生产网mh络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倍数，并且f(μ,μ)具有以下性质： mhf(0,0)＝1，1<f(1,1)<∞ j,k=h,m,k≠j 22∂f(μ,μ)∂f(μ,μ)∂f(μ,μ)mhmhmh>0，>0，<0 2∂μ∂μμ∂μjjkj假设常替代弹性偏好的最终品需求函数： 1−1−αq＝Ap，0＜α＜0 （3） 其中q表示最终品需求数量，p是价格，A需是求水平的参数，α是控制需求弹①性的参数。由（1）、（2）和（3）式我们可以得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 1−ααR＝Aq （4） 假设最终品制造商H在议价阶段所得到的收益比例β∈[0,1]，中间品供应商Mh得到的收益比例是β∈[0,1]，且β+β＝1。 mmh为了下文的分析比较，我们首先考察网络成员均没有做出专用性投资的情形，即f(μ,μ)=f(0,0)＝1。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中间品供应商没有专用性投资时可mh以得到的报酬（即参与网络的机会成本）为w。 m对于中间品供应商来说，可以接受的收益分配份额满足如下条件： 1w+cx(i)di1mmm∫0βR－cx(i)di≥w，即≤β≤1 （5） mmmmm∫0R对于最终品制造商来说，其最优化问题是： ①1 此类需求函数的需求弹性为。 1−α- 4 -
1XX1−αααηαηhmhmmaxβAθ（)()－cx(i)di （6） hhh∫0βhηηhm1w+cx(i)dimmm∫.：≤1−β≤1 hR1w+cx(i)dimmm∫0由（6）式可以得到β=，在此条件下，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mR品制造商的收益（含生产成本）分别是： 1π＝w＋cx(i)di （7） 1mmm∫01XX1−αααηαηhmhmπ=Aθ（)()－w－cx(i)di （8） 2mmm∫0ηηhm接下来我们分析中间品供应商进行专用性投资而最终品制造商进行通用性投资情①形下的收益分配，即f(μ,μ)=f(1,0)>1。由于专用性投资是关系专用的，其外部mh选择价值很小，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其外部选择价值为零，而且一旦做出专用性投资中间品供应商就被“锁定”了，中间品供应商会要求最终品制造商预先支付τ。 m对于中间品供应商来说，可以接受的收益分配份额满足如下条件： 1βR－cx(i)di＋τ≥w （9） mmmmm∫0由（9）式及其β∈[0,1]，我们可以得到： m1w+cx(i)di−τmmmm1∫0≤β≤1且w+cx(i)di−τ≥0 （10） mmmmm∫0R对于最终品制造商来说，其最优化问题是： 1XX1−ααααηmαηhhmmaxβAθf(1,0)（)()－τ－cx(i)di （11） hmhh∫0βhηηhm1w+cx(i)di−τmmmm∫.：≤1−β≤1 hR由于中间品供应商做出专用性投资以后就被“锁定”了，而且其外部选择价值为零，最终品制造商的最优选择是完全占有最终品的销售收入，即β＝1，β＝0。结合（10），hm1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τ=w+cx(i)di mmmm∫0在只有中间品供应商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的收益（含生产成本）分别是： 1π=τ＝w＋cx(i)di 3mmmm∫0（12） ① 当然中间品供应也可能只做出部分专用性投资，但相对于只进行通用性投资的最终品制造商来说没有实质性差别。此外，只有最终品制造商做出专用性投资的情形类似于下文中的第二种方案。 - 5 -
1XX1−ααααηηhmαhmπ=Aθf(1,0)（)()－w－cx(i)di （13） 4mmm∫0ηηhm由（7）式和（12）式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间品供应商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但它所获得的收益没有太大的变化，由（8）式和（13）式我们可以看出，中间品专用性投资所增加的收益几乎被最终品制造商所占有了。当然，最终品制造商也可能给中间品供应商的收益分配略高于π，但仍然摆脱不了专用性投资所增加的收益被最终品制造商3所占有的命运。 在专用性投资所增加的收益被最终品制造商所占有的情况下，中间品供应商有两种可以提高其收益的途径：第一、中间品供应商自己进行通用性投资进而生产出最终品，或者收购最终品制造商；第二、由于最终品制造商所做出的是通用性投资，最终品制造商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性，中间品供应商充分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效应，通过市场销售其中间投入品。通过以上两种方案，中间品供应商得到了专用性投资的报酬，但它与最终品制造商的网络关系将面临解体，生产组织形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一种方案使全球生产网络演变为跨国公司，第二种方案使全球生产网络演变为国际市场。在这两种方案下中间品供应商的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11XX1−ααααηmαηhhmπ=Aθf(1,0)（)()－cx(i)di－cx(i)di （14） 5hhmm∫∫00ηηhm11XX1−ααααηαηhmhmπ=Aθf(1,0)（)()－w－cx(i)di－cx(i)di6hhhmm∫∫00ηηhm（15）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只有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组织形式是不稳定的，它最终演变为企业或市场。全球生产网络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通用性投资一方违约的代价过小而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过大，难以形成自我约束的激励；专用性投资一方在被“锁定”的状态下丧失了部分或全部专用性投资收益，它具有通过跨国公司 或国际市场的形式从事国际生产活动的激励。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是全球生产网络存在和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方的专用性投资充当了参与网络的抵押品，机会主义行为不但损害了其它网络成员的利益，而且自身也会蒙受损失，各方在相互“锁定”中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保障了其他参与者的预期收益。在相互“锁定”的情况下，专用性投资的各方所做出的承诺也是一种可置信的承诺，这将诱致其他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正是依靠这种自我约束的激励机制才得以存在和稳定的运行。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也是全球生产网络相对于其它组织形式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的保证。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来说，网络成员的专用性投资形成了一个异质性资源池，全球生产网络正是在整合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资源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资源的协同效应使全球生产网络更具有生产力，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且所有参与者因异质性资源池的不断扩大而实现收益的增加和资产的增值，这就产生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外部性。 三、双方进行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是全球生产网络稳定运行和价值增值的基础。下面- 6 -
我们仍以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为例来考察网络成员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情况。假设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专用性投资所占的比例为μ和μ，0<μ≤1，0<μ≤1。虽然最终品制造商也做出了专用性投资，但它hmhm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并最先得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中间品供应商要求最终品制造①商预先支付τ。 假设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的单位成本均为c，j=h,m，但mj违约后外部选择价值不同，违约后专用性投资的外部选择价值为零而通用性投资可以得到其正常回报。 由于通用性投资部分没有锁定风险，对于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来说，核心问题是选择专用性投资的数量。我们通过下面的两个最优化问题求解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的专用性投资水平。 给定通用性投资数量及其供应商专用性投资水平，最终品制造商的最优化问题是： uh1−ααmaxβAq−cx(i)di hhhμ∫h0{x(i)}hi=011⎡⎤⎡⎤explogx(i)diexplogx(i)dihm∫∫⎢0⎥⎢0⎥⎣⎦η⎣⎦ηhm .： q＝θf(μ,μ)（)() （16） mhηηhm中间品供应商的参与约束为： 1βR－cx(i)di＋τ≥w mmmmm∫0（17） 给定通用性投资数量及其最终品制造商专用性投资水平，供应商的最优化问题是： μm1−ααmaxβAq−cx(i)di mmmμ∫m0{x(i)}mi=011⎡⎤⎡⎤explogx(i)diexplogx(i)dihm∫∫⎢0⎥⎢0⎥⎣⎦η⎣⎦η.：q＝θf(μ,μ)()() （18） mhηηhm把等式约束代入并对x(i)求一阶导数，得到专用性投资中每项任务的投资水平： j⎛βη⎞jj⎜⎟x(i)＝αR，i∈[0,μ］，j=h,m （19） jj⎜⎟cj⎝⎠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 −1⎛βη⎞⎛βη⎞mmhh⎜⎟⎜⎟x(i)=x(i)，i∈[0,μ］，j=h,m （20） mhj⎜⎟⎜⎟cc⎝m⎠⎝h⎠把（1）、（2）和（3）式代入（4）式，我们可以得到： −αμ−αη1−ααα1−αhmR＝Aq＝[θf(μ,μ)]AηηBD （21） mhhm1μl其中D＝expαηx(i)di，B＝expαηlogx(i)di ∑ll∑ll∫∫μ0ll=h,ml=h,m把（20）式代入（21）式中的B部分，我们可以进一步把B写为： ①当最终品制造商所做出的专用性投资更重要、被“锁定”的概率更大时，预先支付τ也可能为负。 m- 7 -
−αwαwkk⎛⎞βη⎛⎞βηαwjjkk⎜⎟B＝⎜⎟x （22） j⎜⎟⎜⎟cc⎝k⎠j⎝⎠w=w，l=h,m，w测度了全球生产活动中最终品制造商专用性投资∑lhl=h,m的重要性，w测度了中间品生产中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从w的定义可以看出，生产ml函数中投入品l的密集度η越大而且专用性投资活动比例μ越大，投入品l的专用性投ll资就要越重要。 把（19）和（22）式代入（21）式，我们可以求出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 111−αwR＝(K[expαηlogx(i)di]) ∑ll∫μll=h,mαwαwmh⎛⎞⎛⎞βηβη−αη−αηααw1−αhmmmhh其中K＝fαAηη⎜⎟⎜⎟[θ(μ,μ)] （23） mhhm⎜⎟⎜⎟cc⎝m⎠⎝h⎠全球生产网络专用性投资的成本为： μlC＝cx(i)di＝αβwR （24） z∑ll∑ll∫0l=h,ml=h,m全球生产网络的总利润表达式： 1Π＝ R－αβwR－cx(i)di－w （25） ∑ll∑llm∫μjl=h,ml=h,m全球生产网络通用性投资水平是下列问题的解： 1max（1－αβw）R－cx(i)di－w （26） ∑ll∑llm1∫1μj{x(i)},{x(i)}mhi=μi=μl=h,ml=h,mmh111−α.：R＝(K[expαηlogx(i)di]) ∑ll∫μll=h,m把等式约束代入上式并求一阶导数得到： 1−αβw∑ll⎛⎞ηjl=h,m⎜⎟x(i)＝αR，i∈(μ,1］，j=h,m （27） jj⎜⎟1−αwcj⎝⎠由（27）式我们可以得到全球生产网络通用性投资的成本： 1−αβw∑ll1l=h,mC＝cx(i)di＝(α−αw)R （28） t∑ll∫μj1−αwl=h,m1−αβw∑ll⎛⎞ηjl=h,m⎜⎟把通用性投资中每项任务的投资水平x(i)＝αR代入（21）j⎜⎟1−αwcj⎝⎠式，得到： 1−αβw∑llαη−αwαη−αwα−αwl=h,mα−αwα−αwαw−αηαw−αηhhmmhhmmD＝α()Rηηcc hmhm1−αw- 8 -
1−αβwα∑ll1α−αη−αηαwαwl=h,mα−αw1−αmhhh1−αR＝A[θf(μ,μ)](αccββ[]) （29） mhmhhm1−αw于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25）式可以进一步写为： Π＝ ZΘ−w mα1−α其中Θ＝[θf(μ,μ)] mh1−αβw∑ll1α−αη−αηαwαwl=h,m1−αwmhhh1−αZ＝A(1−α)(αccββ[]) （30） mhhm1−αwΘ是生产力水平的一种度量，Z是与需求水平成比例的派生参数，它取决于投入品成本、双方在议价阶段所得到的收益比例、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以及控制需求弹性的参数。可以看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是中间品供应商机会成本w（没有专用性投资m时可以得到的报酬）、最终品制造商和中间品供应商的可变投资成本为c，j=h,m的j减函数。 从上式可以看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与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下式中： αwαw1−αwmhββ(1−αβw)mh∑lll=h,mπ≡ （31） w1−αw(1−αw)把（31）式取对数，然后对w，l=h,m求导，我们得到： l∂lnπ∂lnπww＜0，＜0 （32） ∂w∂whm由于w=ημ，l=h,m，全球生产网络的总利润是专用性投资重要性程度的减lll函数。正如李国学、何帆（2008）所述，在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企业各部门在统一指挥下容易协作，但过多地丧失了激励，网络则以牺牲部分协调获得了较多的激励。相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全球生产网络协调能力的下降将导致部分效率损失，但更强的激励将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随着专用性投资重要性程度的上升而下降，①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专用性投资的效率损失与生产力效应的比较。 从（30）式可以看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与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关系主要体现在下式中： αwαw1−αwmhββ(1−αβw)mh∑llαl=h,mπ≡f(μ,μ) （33） umh1−αw(1−αw)∂lnπ∂lnf(μ,μ)∂lnπ∂wummwh＝α+ ∂μ∂μ∂w∂μhhhhf∂lnπμhw ＝α+η （34） hf(μ,μ)∂wmhh（34）式中第一项代表专用性投资对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影响，由前面假设条件 ①李国学、何帆：“全球生产网络的性质”，《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9期。 - 9 -
可知其符号为正；第二项代表专用性投资锁定效应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其符号为负。 η∂lnπf(μ,μ)hwmh当<－1时，专用性投资比例提高将会降低全球生产网络的α∂wfhμh利润； η∂lnπf(μ,μ)hwmh当>－1时专用性投资的比例提高将会增加全球生产网络α∂wfhμh的利润。 从（30）式可以看出，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与成员收益分配的比例之间关系主要αwαw1−αwmh体现在下式中：ββ(1−αβw)，因此我们的问题转换为： mh∑lll=h,mαwαw1−αwmhmaxββ(1−αβw) （35） mh∑llβj,j=h,ml=h,m .：β＝1－β mh①对于j,k=h,m且j≠k，把等式约束条件代入（40）式并求一阶导数得到： w(1−αw)−w(1−αw)jkkj*β＝w(1−αw) （36） jjkw−wjk当w→w时，（41）式的分子和分母均趋于零，由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 jk1∗limβ＝ （37） jw→wjk2当w≠w时，资产专用性投资重要性和资产专用性投资比例对全球生产网络收益hm分配的影响如下： **2(β−β)(w−w)＝(w(1αw)−w(1−αw))≥0 （38） hmhmhmmh****⎛⎞∂(β−β)β−βw(1−αw)hmhmmm＝⎜⎟＞0 （39） ⎜⎟∂ww−ww(1−αw)h⎝hm⎠hh****⎛⎞∂(β−β)β−βw(1−αw)hmhmhh＝－⎜⎟＜0 （40） ⎜⎟∂ww−ww(1−αw)m⎝hm⎠mm****∂(β−β)∂−∂(ββw)hmhhm＝＞0 （41） ∂u∂w∂μhhh****∂(β−β)∂(β−β)∂whmhmm＝＜0 （42） ∂u∂w∂μmmm（38）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与其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重要程度同方向变化；（39）和（40）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自己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对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减少，当双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相等时二者平均分配最终品的销售收入。（41）式和（42）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对方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减少。 ①* β的另一个根大于1，无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加讨论。 j- 10 -
四、政策建议 近二十年来，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逐渐融入到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但由于我国处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承接了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劳动密集加工环节，从事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逐渐融入到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 在“三来一补”生产活动中，我国企业所从事的大多是标准化的生产任务，所投入的主要是低技能的劳动力，对专用性投资的比例较少，而且我国企业所做出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在全球生产链中无足轻重。尽管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和外国直接投资额迅速增长，但全社会福祉水平增长较慢，过多的通用性投资使一些外向型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被全球生产网络所抛弃，它们纷纷破产、倒闭。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资产专用性投资不但是一种甄别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生产网络存在和稳定运行的基础，全球生产链上企业与其它成员收益分配的差异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和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其它网络成员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和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减少。我国企业应把其它网络成员是否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作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否的重要判断标准，而且自身也应加强资产专用性投资，尤其是强化针对全球生产网络领导厂商和高层级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在与它们互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逐渐培育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从而提高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收益分配份额，促进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杜义飞、李仕明（2004）：《供应链的价值分配研究——基于中间产品定价的博弈分析》，《管理学报》第3期。 惠双民(2002)：《资产专用性、网络扩展和私人秩序》，《经济研究》第7期。 李国学、何帆（2008）：《全球生产网络的性质》，《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 林旭东、朱顺泉（2004）：《供应链企业收益分配的博弈模型研究》，《价值工程》第3期。 孙洪杰、廖成林（2004）：《基于共生理论的供应链利益分配机制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第5期。 Beaulieu, E.; Benarroch, M.; Gaisford J.. “Trade Barrier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a North-South Model with Technology- Driven Intra-Industry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5, -136 Feenstra, Robert C.; Gordon H. Hanson. “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 and Rising Inequality：A Survey of Trade and Wages,” in E. Kwan Choi; James Harrigan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Blackwel1,2003 Gene M. Grossman;Esteban Rossi-Hansberg. “The rise of offshoring: it's not wine for cloth anymore,” Proceeding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2006. Glass, . and Saggi, K. “Innovation and Wag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 11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5, -86. Henderson, J.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Centre 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Working Paper, 2005,Number 115. Hsu, K. C.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6th Annual Missouri Economic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March 31-April 1, 2006. Paul Beaudry and Michel Poitevin. “Contract Renegotiation: A Simple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Organization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1995, 28(2), pp 302-35. Plambeck, E. L.;T. A. Taylor. “Implications of Breach Remedy and Renegotiation Design for Innovation and Capacity.” Management Science, 2007, 53(12), -1872. Pol Antras and Elhanan Helpman. “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in Helpman, E., D. Marin, and T. Verdier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9-54. Ronald Jones. “Immigration vs. Outsourcing: Effects o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5,14, pp. 105-114. Ronald Jones and Henryk Kierzkowski. “Global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in R. Dornbusch, G. Galvo and M. Obsfeld, eds., Money, Capital Mobility, and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A. Mundell,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1. Sayek, Selin;Sener, Fuat. “Dynamic Effects of Outsourcing on Wage Inequality and Skill Formation.” Union College, Schenectady, NY mimeo, 2001. Yomogida, Morihiro. “Fragmentation, Welfare,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7, 21, pp. 365-378.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pp. 365-378 Thoenig, Mathias, and Verdier Thierry. “The impact of Rules of Origins on strategic outsourcing and contracting.” actualites/ROO2003/articles/ Olivier Cadot et al．“The Origin of Goods，Rules of Origi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