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
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
王祚君
理论概要
目前中国应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金融理论(下称“中国特
色金融”)，创建如下区别于西方信用理论的中国利差理论，充实并实践中国
特色金融。
1、中国特色金融应以基建(项目)融资这一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问题与
最大金融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中国乃至全球基建(项目)融资存在数百兆、甚至
上千兆美元的市场需求，作为非标融资及/或其非标资产，基于交易信用可形
成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专业利差资管机构与基础设施，及其一整套完整的未
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作为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的牵头产品，十年或以上、
到期支付本息的中国零息债券，可替代或置换“年度付息”的信用债券及其它
信用产品，既可解决目前中国最大金融问题“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亦
可在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上形成最大金融产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及其全球基
建(项目)融资，在支持世界各国债务或全球债务规模化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支
持世界各国经济或全球经济迅速发展。
2、与犹太金融所支持的西方信用理论不同，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的利差
资管理论与“时间金矿”思想，将“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或信用债券中的时
间成本“提炼”出中国零息债券中的“时间金矿”，专业利差增信机构或增信
SPC 在对增信资产的价值管理中设计出 100%风险覆盖率的增信数学公式及其具
体增信模型，即利差增信算法，可用于抵御中国零息债券的随机违约率，并为
中国零息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增信，中国零息债券据此成为国债般的无风
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由此实现旨在取代可国家信用或政府担保的现代增信初
衷，犹如 AI科学算力正在取代主体思维。
3、利差增信(算法支持)的中国零息债券或类国债，在“柜台交易”的现
代利率产品或利差资管产品配合下，可取代或置换“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
包括且不限于信用贷款、信用债券、资管产品或理财产品，据此可有效地解决
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与新时代中国新型基建规模化可持续发展问题，彻底避免
或杜绝因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和中国百万亿元央企债问题引发中国金融机
构系统性风险。
4、在香港可以创设港币定价的类国债交易租借制度，既可为 150 多个
“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货币发行提供价值基础，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资金全
球化融资，又可以无风险利差吸引“欧洲老钱”与低成本日元资金，更可支持
定价于中国零息债券的港币，作为隐身于中国零息债券中的零息货币或“全球
代币”，携手低息日元或欧元共同抵御“加息美元”，进一步提高香港国际金
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5、中国利差理论应以“为人民币服务”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理念，政府出台并实施的所有政策措施均应服从于“为人民币服务”，区别于
美国至高国策“为美元服务”，区别于国际犹太资本集团服务的美国实践：
“美元霸权”。“为人民服务”的至高境界是“人民福祉”，“为人民币服
务”可以最终实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取福祉。因此，“为人民币
服务”的中国利差理论可以促进中国共产党成为成熟执政党，促进人民币成为
全球主导货币，在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将新时代中国建成金融强国。
中国特色金融
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
一、历史大背景
1、中国急需解决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了迅速发展经济，以土地担保形式的银行贷款广泛流行，
并在银行贷款(间接融资)加大银行杠杆后，开始发行信用债券(直接融资)，继
续加大基建项目及其融资者的资产负债率，由此形成了中国百万亿元“黑洞”
般的地方债问题。无论金融杠杆过高，还是人民币(M2)超发规模难以抑制，抑
或利率市场化深度不够，及其“融资难融资贵”等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均
产生于基建(项目)融资假借信用主体制作“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既包括银
行贷款、信托产品、资管产品、理财产品等非标资产，又包括信用债券与票据
产品等标准资产。
2023 年年初中国地方债开始出现“躺平”或“爆雷”现象，尽管当时金融
监管机构领导人据此提出“调整债务期限结构”等建议，但如下引鸠止渴的解
决方式却大行其道。首先是商业银行延长贷款期限，5年内不还息，甚至 20年
后还本付息等各种“无奈方案”，却根本未考虑商业银行会计处理与上市银行
估值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其次是以人民币规模超发或
国债规模超发来解决上述地方债问题，2025 年底人民币超发规模必然达到 335
万亿元，未来五年内可能高达 500 万亿元，极有可能演变为谈虎色变的“金元
券”。
2、从根本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问题
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关键在于基建(项目)融资。一方面，仅
以中国外汇资产是难以支撑庞大的项目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途国
家同样也会产生中国“黑洞”般的地方债问题，“一带一路”建设被西方国家
所诟病。其实，在主体信用为主导的西方信用理论及其国际金融市场上，基建
(项目)融资得到不到任何金融产品的支持，不仅落后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基
础设施均难以得到相应改善。
未来 10年“一带一路”建设资金应该不低于 15万亿美元；2021 年 7 月伦
敦 G7 会议所决定的“TBW”计划， 于 2035 年前为相关基建(项目)融资筹集 40
万亿美元，但直至 2024 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仅筹集了 600 亿美元；
2021 年 11 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倡仪，于 2050 年前为全球气候温控
基建(项目)融资筹集 135 万亿美元，而现行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对此却毫无反应。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根本不可能得到以美元为代表的信用货币、信用债
券或信用产品的支持。
3、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目前在国际政经格局上形成了有关专家提出的“中美半球化”或“中美 G2
化”。对于香港来说，包括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内的各种国际政治经济指
标，将越来越受到严峻的挑战，“香港遗址论”也因此不绝于耳。联系汇率制
的港币，不仅处于“美元兑换券”的地位，而且人民币正在驱赶或替换美元成
为“人民币兑换券”，港币由此处境非常艰难，需要在“中美 G2化”的国际
金融格局中作出全新抉择。
随着近期国际资本的大撤离，香港资本市场正在逐步边缘化于国际资本巿
场。在“中美 G2化”前提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若仍然幻想回归以美元为代
表的信用货币、信用债券的国际金融资本市场，或者幻想回到“美元霸权”
(Top Chips)所支撑的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体系，那是有点“痴人说梦”。香港
资本市场虽为中国大陆融入了巨额建设资本，但债券巿场仅为私募交易市场，
没有建立主权货币所支持的公募债券交易市场。在“中美 G2化”大环境下，
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应在货币与债券两个市场上紧密合作，支持港币定价的类
国债全球化，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4、“金融革命年”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2009 年基于“零息”货币政策、CDS 改革版与比特币的产生，可称之为
“金融革命年”，并为全球基建（项目）融资规模化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机
遇。只要在基建（项目）融资这一非标资产基础上运用交易信用，可形成多层
次利差资管产品或标准资产，创设出一个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既
可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市场/体系，亦可区别于现代证券投资市场/体系。多层
次利差资管产品或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既可解决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
题，亦可从根本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问题，顺势强化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地位，最终目标是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在“零息”或“极低息”货币政策下，形成了零息货币及其零息债券。作
为无成本的零息货币，并无具体形态，只是定价于并隐身于零息债券；零息债
券可视为零息货币风险管理模式或零息货币资产化，可分为风险利差为零的零
息债券(下简称为“零息国债”)与风险利差为正的零息债券(下简称为“零息
债券”)。零息国债因受限于国家信用而为非常态，无论是国家信用支持的零
息国债，还是欧元/日元定价的零息国债，在货币中介机构的管理费用作用下，
作为零息货币的无息存款成为“所谓“负利率产品”，零息债券成为所谓“负
利率债券”。零息债券主要运用于基建(项目)融资或个贷(SPC)融资，因不受
限于国家信用而为常态零息债券，在价格构成上类似于折扣债券或复利债券，
在具有货币成本的中国又可演变为中国零息债券。在风险利差转移后或利差增
信支持下，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可视为国债般的无风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
雷曼兄弟公司因 CDS 交易对手风险引爆了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 年
在 G20 会议要求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ISDA)出台抑制 CDS 交易对手风险的
“CDS 改革版”，信用交易被信用利差实际流转所替代，由此形成了以最高信
用等级定价取代国家信用或政府担保的信用利差(C/spread，CDSspread)。作
为虚拟货币代表的比特币，尽管适应于交易支付的货币理论，却因缺乏债务支
持的货币理论，最终只能沦落为名为 ICON 的证券资产。其实，虚拟货币只是
代表了资产货币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与零息债券所代表的零息货币资产化的
历史发展趋势相向而行。作为货币与资产相互转换的“旋转门”，风险利差为
资产与货币相互转化提供了流动性工具，实践着“货币就是流动性最大化的资
产”或“货币为不同序列的商品”等货币思想，也为现代货币理论(MMT)中的
证券化货币思想提供了价值基础。
中国利差理论以基建(项目)融资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类型的金融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找到期限结构配置最适合于基建(项目)融资的金融产品。在调整
债券期限结构与价格构成后，“年度付息”的信用债券或信用产品在中国可转
换成中国零息债券，把信用债券或信用产品中的时间成本转化为中国零息债券
中的“时间金矿”进行价值管理，可以开发出价值无限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
在非标资产基础上建立交易信用，可将“时间金矿”有效分配于多层次利差资
管产品，创设出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在“一带一路”
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必
将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
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新时代中国由此可以迈入金融强国，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与国家金融安全。
二、西方信用理论及其本质
1、以主体信用为主的西方信用理论
中国金融业界与金融学界的现有金融观念均来自“钱生钱”的犹太金融理
念，及其在信用货币体系下逐渐演化的西方信用理论。西方信用理论，就是以
主体信用为主，以交易信用为辅，且对交易信用第一性原理鲜有阐述的货币金
融理论。信用，讲的是人(各种法律实体)的过去各种经济活动记录，因此形成
人的所谓“信用”，并由此决定着人的未来各种活动，可谓新型“血统论”。
对于具有信用等级的融资主体，无论上巿公司，还是金融机构，均可以信用等
级来确定对融资产品的信用定价，由此形成了具有信用等级或信用定价的信用
产品或标准资产，称为“直接融资”。对于尚无信用等级的融资主体，无论中、
小微企业，还是个人，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自身确定的价格对融资产品进行机
构定价，由此形成了机构定价的非标资产，即为“间接融资”。
根据西方信用理论，美国及其西方发达国家的信用是最好的，信用等级也
是最高的，即使欧债危机时“欧猡五国”的信用等级都比 GDP 增长率全球第一、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信用等级还高，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信用等
级永远都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即西方“老钱”永远比东方“新钞”值钱。美
国通过发行可对世界各国货币“薅羊毛”的加息美元，并通过掌控三大国际评
级机构对全球金融资本市场进行多重操控，最终形成了“美元霸权”及其所支
配的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由此可见，西方信用理论，完全是服务于信用货
币或加息美元，服务于西方垄断资本，并非服务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其
全球人民“福祉”。
基建(项目)融资所形成的基建资产，其实与个人融资所形成的个贷资产一
样，都是非标资产。除了标准化格式文本外，非标资产主要是指融资还款现金
流并非产生于融资主体或融资项目本身。作为非标资产，基建资产甚至不如个
贷资产。基建(项目)融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得不到任何金融产品支持的，个
贷资产却可基于交易信用而形成(非标)资产证券化产品(ABS)，无论融资型或
交易型 ABS(SPV)，还是资管型 ABS(SPC)。而且，非标资产及其非标资产特殊
目的公司(非标 SPC)，其实都属于利差资管产品。对于标准资产或信用债券，
均可开展信用违约互换(CDS)或信用联结票据(CLN)等风险对冲的现代增信业务，
尽管属于利差资管产品，但在信用货币、信用债券、信用产品及其信用衍生品
所形成的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下，却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
场/体系。
西方信用理论，既对债券期限结构与价格构成关注不够，亦未对时间成本
具有足够认识，无论是故意的视而不见，还是不经意的粗心大意。中国在抄袭
现代证券投资市场/体系时又未能真正把握交易信用“第一性原理”，也未曾
以交易信用运用于基建(项目)融资或基建资产，并终止主体信用对其风险的重
大影响，也未曾以交易信用“举一反三”地创设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摆
脱西方信用理论束缚，在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创立中国利差理论，调整债务/
债券期限结构与价格构成，赋予基建(项目)融资或非标资产以交易信用，终止
主体信用对其影响，从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可为中
国乃至全球基建(项目)融资提供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2、西方信用理论之中国实践
中国“八股文”思维方式与西方信用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八股文”金融
思维方式，金融产品中的任何缺陷或重大问题均会得到极致发挥；对于如下崭
新的观念，既不会反思与创新，却只会新瓶装老酒；要么禁止所有实践，要么
不接受任何思想或观点。这些崭新的观念就是：非标资产(基建资产与个贷资
产)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但非标资产基于交易信用可转化为标准资产或多层
次利差资管产品，包括且不限于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利差增信产品、利
差增信的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柜台交易”的现代利率产品或利差资管
产品，形成以风险利差或利差增信为核心的、包括各种专业的或兼任的利差资
管机构与基础设施在内的未来利差资管体系/市场。
1)基于交易信用，广义非标资产，无论公司股权，还是合同权益，抑或房
产权益，均可转化为现代证券投资产品、专业证券投资机构与基础设施，支撑
起的现代证券投资市场/体系。在“分灶吃饭”的中国金融监管格局中，非标
资产由于属于央行与银保监会负责监管，因此难以进入资本市场或现代证券投
资市场，难以形成基于交易信用的各种现代证券投资产品，无论资产证券化产
品(ABS)，还是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例如，各种基建贷款与个人贷款可在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基于主体信用的融资型 ABS，却难以形成跨行监管的、
基于交易信用的交易型 ABS 与资管型 ABS(SPC)。
2)依据主体信用及其信用等级所支持的信用债券或信用产品，不仅基建
(项目)融资假以信用主体进行信用贷款或发行信用债券，而且对于主体信用不
够的基建(项目)融资，通过融资担保来实现，由此导致地方政府及其城投公司、
基建央企负债率居高不下，形成目前可能引发中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地方
债问题。基于数百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地方债，“年度付息”已占地方政府财
税收入的 50%，也占基建央企利润的 90%～95%，在经济下行时地方政府或基建
央企必然难以承受年度付息的巨大压力，不仅可形成了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
而且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由此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问题。
3)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只承认基于主体信用的融资担保，既不认可现代增信
产品(CDS/CRMW)，也不可认可专业资管机构，无论个贷 SPC，还是增信
SPC，金融监管机构均难以容忍，更不是金融监管对象，甚至故意将传统担保
与现代增信混同，形成“四不像”的所谓“担保增信”，甚至要求现代增信机
构从事传统担保业务。
4)商业银行将要逾期违约的信贷资产，在会计上已属需要法律处理的“坏
帐”，却以保护“国有资产”之名形成“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中国法律上
唯一认可的资产管理公司(资管机构)，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处理正常贷
款或开展风险控制的专业利差资管机构。
依据上述中国实践，不仅导致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的持续发生，甚至于
恶性循环，目前地方债/城投债“躺平”“爆雷”现象均有可能引发中国金融
机构系统性风险，除人民币与国债的规模超发外，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杠杆，甚
至在未来不惜把商业银行转型为财政银行。从根本上讲，这是“金融赖政”，
破坏国家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究其原因，首先，中国金融界一昧依赖于以
“主体信用”为核心的西方信用理论，却未真正把握“交易信用”的“第一性
原理”，由此形成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类型的金融问题。其次，中国对基建
(项目)融资鲜有深入研究，无法依据于基建(项目)融资的特点创设出最为合适
的的金融产品，形成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类型的金融产品。新时代中国若希望商
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避免大面积破产，避免转型为财政银行，制约人民币超发避
免演化为“金元券”，就应该从根本上解决基建(项目)融资问题，这既是中国
乃至全球最大金融问题，又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产品。中国要从金融大国
走向金融强国，唯一途径就是破除以西方信用理论为基础的“钱生钱”的犹太
金融，创立中国特色金融支持下的中国利差理论，这既是中国特色金融与传统
犹太金融的分水岭，又是中国利差理论降维制胜西方信用理论，更是中国迈入
金融强国的根本基石。
三、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
中国利差理论，应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的中国特色金融为指导思想与宏
伟纲领，以基建(项目)融资这一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问题与最大金融产品为
研究对象，以非标资产基于交易信用所发行的中国零息债券为研究方向，以利
差增信算法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利差增信的中国零息债券或类国债为主要研究
领域，由此形成区别于西方信用理论的中国利差理论，在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
中国利差理论在全球化实践中逐步创建中国乃至全球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
系，新时代中国据此迈入金融强国。
1、中国特色金融的指导思想与宏伟纲领
作为指导思想与宏伟纲领，中国特色金融纲举目张，科学而逻辑地创设中
国乃至全球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各种专业与兼任的利差资管机构在专
业利差资管基础设施(交易平台)上发行交易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基建贷款或
个人贷款等非标资产基于交易信用，可在交易平台这一利差资管市场上发行交
易以风险利差为核心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并由各种专业与兼任的利差资管
机构进行交易，新时代中国可创设出一个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
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及其“时间金矿”思想，区别于以主
体信用为核心的西方信用理论与“钱生钱”的犹太思想。通过调整政府债券、
基建项目、个贷 SPC 的债务融资期限结构与价格构成，基于交易信用发行适合
于非标资产/非标 SPC 的中国零息债券，形成价值无限的“时间金矿”，并通
过利差增信为中国零息债券提供价值最大化的流动性，中国零息债券及其隐性
的零息货币，无论初期的“美元兑换券”港币，还是后期的“人民币兑换券”
港币，均可基于利差增信这个“旋转门”实现“通兑通汇”自由。中国特色金
融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既可为基建(项目)融资与个人(SPC)融资，亦可为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全球化融资提供规模化可持续发展
能力。在解决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
最终目标是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正式倡导“金融人
权”，保障人类可进化、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2、基建(项目)融资是中国利差理论的基础课题
作为非标资产，尽管基建(项目)融资主要发展出了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融
资产品或固收产品，却无法摆脱主体信用对资产风险的重大影响。基于规模化
的长期基建(项目)融资，一方面可能形成金融杠杆过高与货币超发规模难以抑
制，另一方面基建(项目)融资假借地方政府信用所形成的中国地方债问题，可
能引发中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由此可见，基建(项目)融资特性并不适合于
“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无论银行贷款，还是信用债券及其它固收产品，否
则将会形成负债杠杆过高的地方债问题与央企债问题。在中国经济下行时难以
实现“年度付息”，特别是地方债问题可能引爆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由此成
为中国最大的金融问题。尽管全球基建(项目)融资巿场存在着巨大需求，2021
年伦敦 G7 会议决定于 2035 年前为“TBW”计划提供 40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
融资，同年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提出于 2050 年前为“气候温控”提供 135
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融资，由此可形成未来全球最大的金融产品，但全球金
融资本市场对此却毫无反应，据此又形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金融问题。
对于非标资产的风控资管，应该以交易信用替代主体信用，以多层次利差
资管产品覆盖银行贷款，即在创建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传统金融机构市场/体
系以后，在掌握交易信用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上，应该及时创设以交易信用为基
础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专业利差资管机构与基础设施，构建一个完整的未
来利差资管产品市场/体系。基于交易信用，广义非标资产(公司股权/合同权
益等)可转化为现代证券投资产品(股票/基金等)，并与现代证券投资机构(证
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与基础设施(证交所等)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
证券投资市场/体系。同理，基于交易信用，与融资利差相关的(狭义)非标资
产，可转化为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既有零息债券，亦有利差增信产品或类国
债，更有“柜台交易”的利差资管产品，并由专业利差资管机构(包括增信 SPC
与个贷 SPC)与兼任利差资管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与专业基础设施
(交易平台)一起，共同构筑起一个完整的中国乃至全球化的未来利差资管市
场/体系。
基建(项目)融资，是资本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最大回馈，也是资本收益再分
配的最佳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远超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基建(项目)融
资，在数量与金额上都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产品，无论银行贷款，还是信用债券
或信用产品。反观西方金融资本市场上的金融产品，直至今日均不支持基建
(项目)融资，一方面说明了在信用货币与信用债券条件下，如此规模化的基建
(项目)融资，是沒有办法获得“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或信用债券支持的。另
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既限制了资本发展对人类社会作出最大回
馈，也限制了形成资本收益再分配的最佳形式。对于基建(项目)融资的不同认
识及其实践，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区别的具体表现。
3、利差增信算法是中国利差理论的核心研究对象
零息货币隐身于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却在利差增信的中国零息债券
或类国债之中得以最大化、最有效的实现。定价于类国债的港币作为零息货币
可隐身于类国债，并以人民币国债巿场进行支持。当港币定价的类国债在规模
上超越美债时，港币作为美元兑换券，可反手为人民币兑换券，人民币即可成
为全球主导货币。但是，之所以为类国债，正是基于利差增信及其算法，否则
无法作为无风险利率产品的类国债进入国债巿场进行交易或租借，无法形成规
模化的类国债市场，进而既无法支持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化基建(项
目)融资规模化可持续增长，也无法支持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无法
支持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利差增信机制，既包括利差增信产品，又包括利差增信机构，更包括利差
增信算力。1)利差增信产品的设计基础在于“时间金矿”所提供的、可有效配
置的价值基础，既要满足融资方/发行人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又要为中国零
息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安全边际价值，更要使利差增信机构至少在价值基础上
可以应对或 100%风险覆盖率，用于抵御中国零息债券的随机违约率。2)利差增
信机构要设置为增信 SPC，方可获得会计处理与税收上的优惠待遇。增信 SPC
基本要求是：股份多元化，管理人指定化，资管基金化。3)利差增信算法，无
论增信数学公式，还是具体增信模型，均需满足中国零息债券获得保本保息的
完全增信的价值需求，并从数理逻辑上可以证明(他证)，中国零息债券即为国
债般的无风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但利差增信算法如同长期寿险算法，既非一
蹴而就，也非虚无主义。
4、类国债是中国利差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
基建(项目)融资，及其假借各种政府名义形成的、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或
地方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产品与最大金融问题，必然成为中国
利差理论的基础课题。作为非标资产，基建(项目)融资并无信用等级所形成的
信用利差所要求的信用定价，“年度付息”的信用债券或信用产品经调整期限
结构或价格构成后，可演变为或构建为中国零息债券。
信用产品或信用债券中的信用利差在失去时间成本后可转化为风险利差，
节省出来的“时间成本”可改造为各个专业利差资管机构，特别是利差增信机
构进行价值管理的“时间金矿”，并有效地分配于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由此
可为中国零息债券注入最大化流动性，为资产货币化打下坚实的价值基础。
类国债，非常适合于数百万亿元的中国基建(项目)融资或上千万亿元的全
球化基建(项目)融资，既可成为“一带一路”沿途各国货币发行的价值基础，
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规模化可持续增长能力，又可成为虚拟货币或稳定币
发行的价值基础，为虚拟货币或稳定币的交易市场注入新的动力，更可为极度
厌恶风险的机构投资者或“欧洲老钱”提供无风险收益，由此可以共同抵御
“美元霸权”，或者消弱以加息美元为代表的“美元霸权”。
类国债可为专业利差资管机构或个贷 SPC 提供赖以存在与发展的低成本融
资工具，更可为各种政府债券提供低成本融资，甚至形成“还本不付息，付息
不还本”的零息效应。最为核心的是，利差增信机构(增信 SPC)所设计的增信
数学公式及其具体增信模型，或者利差增信算法，可以实现旨在取代国家信用
或政府担保的现代增信初衷，如同 AI科学算力正在取代主体思维。
5、金融强国是中国利差理论的追求目标
类国债，作为无风险利率产品，不仅可为 150 多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发行提
供价值基础(锚定物)，而且可为稳定币发行提供价值基础(锚定物)。一方面，
如同美元基于美债，更似零息货币的日元隐身于日元定价的零息债券，可作为
东南亚国家货币发行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又为低息资金与极其厌恶风险的
“欧洲老钱”提供无风险收益，并与其在全球资本货币上进行深度合作，共同
制衡以加息美元为特征的“美元霸权”。
基于全球数百万亿，甚至千万亿美元的基建(项目)融资与个人融资的天量
级市场需求，或者天量级的非标资产市场，一方面基于中国利差理论，另一方
面基于制度优势所形成的交易信用，可以形成包括类国债在内的多层次利差资
管，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乃至全球化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人民币作为
零息货币隐身于类国债之中得以规模化可持续发展，站在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层
面来讲，无论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还是利率市场与期货市场，抑或多层次利
差资管产品市场，及其所构建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不仅在规模上远大
于传统信用货币、信用债券等所构成的现行信用产品市场，而且在安全性上或
风控管理上远胜于现行信用产品市场。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作为隐身于类国债
之中的人民币可以成为全球主导货币，新时代中国据此在跨入金融强国的同时，
跨入基建强国。
四、中国利差理论的研究目标
中国利差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应该倡导“为人民币服务”，服务于人民币
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终极目标，服务于新时代中国成为金融强国这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特征所决定。
以制度优势创立的中国利差理论，重新审视、认识基于不同成本的各种货币，
包括无货币成本的零息货币，基建(项目)融资及其风险特性，不同期限结构、
不同风险类型、不同价格构成的各种债券，在主体信用支持的传统金融机构市
场/体系基础上，创设交易信用支持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并与同样基于
非标资产的交易信用所创设的现代证券投资市场/体系并行不悖，重新分配中
国乃至全球现有庞大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利益。在解决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基
础上，特别是在解决可能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基础
上，解决中国乃至全球最大金融问题“基建(项目)融资”，为“一带一路”建
设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全球化项目融资及其规模化可持续增长能力。据
此，中国利差理论的研究目标应聚焦于：
1、中国应关注于规模化增长的基建(项目)融资及其提高运行效益的个人
融资等非标资产，并为其提供交易信用，形成包括类国债在内的多层次利差资
管产品，为其流动性最大化提供价值基础或流动性最大化的风险成本，形成标
准资产，甚至实现资产货币化，防止金融高杠杆下的地方债因“躺平”引爆中
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2、中国应以基于非标资产及其交易信用所形成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
去化解传统金融机构市场/体系上各种“年度付息”的信用产品的巨大风险，
并以解决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所树立的典范债券产品“类国债”，复制于
“一带一路”建设及其全球基建(项目)融资，彻底摆脱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基
建(项目)融资假借各种政府这一信用主体“制作”信用债券、信用产品市场的
控制，从而撑控非标资产全球定价权，及其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的全球定价权，
将中国仍至全球金融资源与金融利益进行有效地配置，推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
3、中国应该为非标资产提供制度优势的交易信用，形成包括类国债在内
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及其发行交易所需要的专业基础设施或专业交易场所，
为类国债全球化提供流动性最大化的价值基础，在掌控类国债全球定价权的基
础上，降低非标资产的融资成本与融资风险。在成为“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货
币发行的价值基础或成为稳定币发行交易的价值基础的同时，又为低成本资金
或欧洲老钱所青睐，人民币据此可以通过隐身于类国债中的港币(零息货币)成
为全球主导货币。
4、中国应将零息货币隐身于中国零息债券或类国债，与实行“低息”货
币政策的国家形成深度合作，无论货币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利率市场与期货
市场，甚至类国债巿场，彻底摆脱犹太金融思想与西方信用理论影响，与信用
货币及其金融资本市场分庭抗礼，共同抗衡“美元霸权”。所谓摆脱，并非废
除。西方信用理论在信用货币、信用债券、信用衍生品等信用资产或传统金融
资产范围内仍然具有相应的实践效应，半个世纪来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不
可为否定而否定。只是因为中国利差理论主要源自于非标资产，特别是规模化
增长的基建资产，要么在全球金融资本巿场上无法获得金融产品支持，要么在
传统金融机构市场/体系内因无法有效控制风险可能带来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
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就是如此，因此新时代中国急需创立中国利差理论。
以基建(项目)融资为代表的非标资产，通过交易信用可支撑起以风险利差为核
心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及其未来的利差资管市场/体系，既是中国利差理
论在新时代中国的实践结果，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对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体系的重
大贡献。
五、中国利差理论的研究方向
新时代中国以制度优势创设的中国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重新审视、
认识基建融资与个人融资的特性，非标资产与标准资产的相互关系；基于非标
资产，又应着力于交易信用终止主体信用的价值基础，不同债券的期限结构与
价格构成；信用货币的时间价值与信用债券的时间成本，时间成本在信用债券
成本中所占的各种比例关系；信用利差与风险利差的区别及其转换关系，时间
成本由此所转化的、价值无限的“时间金矿”如何开发与利用；在主体信用支
持的传统金融机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创立交易信用支持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
体系，化解非标资产风险，撑控非标资产全球定价权。据此，中国利差理论的
研究方向如下所示：
1、应着重于市场潜力巨大的基建(项目)融资与个人融资的特性以及非标
资产的研究，对于交易信用及其终止主体信用，非标资产转化为标准资产及/
或其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并由此形成专业与兼任的利差资管机构，特别是利
差增信机构在整个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上核心地位进行深入研究。
2、应着重于在不同货币体系下的不同债券，债券的期限结构与价格构成，
及其相互转化的研究。对于货币的时间价值与债券的时间成本，及其在信用债
券融资成本中的占比关系，信用利差与风险利差的转换关系，时间成本在风险
利差及其价值管理中所发现的价值无限的“时间金矿”，可为基建(项目)融资、
非标资产及其最大化流动性提供价值基础进行深入研究。
3、应着重于将“时间金矿”有效分配于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及其专业或
兼任的利差资管机构的研究。对于价值无限的“时间金矿”，利差增信机构的
价值管理，及其所设计的增信数学公式及其具体增信模型，或者利差增信算法，
可为零息货币及其相应资产(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相互转化提供流动性最
大化，及其价值基础的深入研究。
4、应着重于专业利差资管机构、专业基础设施，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
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的研究。利差资管机构既包括专业的利差资管
机构，以增信 SPC 为核心，以个贷 SPC 为主的各种 SPC，也包括兼任的利差资
管机构，无论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还是愿意转化为兼任利差资管机构的所有
金融机构。
由于交易地位不同，各自实现的交易目标不同，应该充分认识在非标资产
及其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交易中的不同交易主体，其中根本无所谓“主体信
用”。从更高层次上看，各个金融机构正在兼任证券投资基础设施，挂牌交易
各种证券产品、金融产品及其信用衍生品，这是全球金融体系发展到高级阶段
的必然结果。
利差资管机构兼任利差资管基础设施，挂牌交易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有
助于非标资产的风控资管与交易盈利，有利于风险对冲与风险套利的有机结合，
从而化解非标资产的各项风险，掌控非标资产的全球定价权。而且，基于增信
数学公式及其具体增信模型，各种利差资管机构既可提供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
亦可令类国债作为隐性零息货币发挥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无论对于 150 多个
“一带一路”沿途各国的货币发行，还是世界各国稳定币的发行交易。
六、时代实践
新时代中国金融主管机构，应依据中国特色金融指导下的中国利差理论，
创设中国专业利差资管基础设施或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交易所(下称“产品交
易所”)。把基于主体信用、且伪装成标准资产的基建资产还原为非标资产，
基于交易信用可形成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各种利差资管机构在产品交易所发
行交易及其坐市交易。与此同时，以制度优势赋予利差增信的中国零息债券或
类国债以国债运行机制，给予流动性最大化的国债交易市场，形成以风险利差
或利差增信为核心的一个完整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具体措施如下所示：
1、创设产品交易所
创设产品交易所，纲举目张地运用非标资产批零交易机制，且基于交易信
用形成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专业利差资管机构可在专业利差资管基础设施或
产品交易所上发行交易各种不同层次的利差资管产品，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未
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产品交易所，不仅为非标资产或贷款资产提供高效的
资产交易及其运行机制，终结因“分灶吃饭”的中国金融监管在中国难以交易
贷款资产的不正常状况，为专业利差资管机构提供资产管理与价值管理的基础
资产，为发行交易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提供价值基础。产品交易所只要把金融
资产内涵扩大至非标资产，即可创设专业利差资管基础设施“利差资管产品交
易所”，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百万亿地方债问题，及其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
而且可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问题，顺势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新时代中国由此可以建成金融强国。
产品交易所，一方面，非标资产或银行贷款的交易，从国际上的分散交易
到中国式的集中交易，这是提高资产交易效率的“换道超车”，体现了新时代
中国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利差资管基础设施，因长期银行贷款交易，
可以直接解决金融去杠杆与抑制人民币规模超发(M2)，间接解决“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及其利率市场化等诸多中国特有金融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个人贷
款交易所形成的专业利差资管机构“个贷 SPC”，一方面可以通过全球化发行
交易“类国债”进行募集资金，持续购买商业银行个贷资产，另一方面作为上
市公司，因“股小资大”而足以支撑 SPC 股价，可以吸引贝莱德集团等国际著
名另类资管机构投资创设，由此可在“中国金融大地”(产品交易所)上耸立起
21世纪最为雄伟的“中国金融大厦”(个贷 SPC)。
2、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创设中国零息债券。
调整债务期限结构，即“年度付息”、期末还本的期限结构可以调整为十
年或以上、到期支付本息的期限结构，长期信用债券据此可调整为中国零息债
券，随之也可以推导出中国零息债券的价格构成，由无风险利率与信用利差之
和(RFR+C•spread)调整为零息货币、基础利率与风险利差之和(Money+BR+
Spread)。其中，基础利率(BR)是由基准利率或无风险利率，甚至长期国债利
率所转化的、且可复利计算的货币成本，但在中国零息债券价格构成中却归入
风险利差或折扣价，货币成本在信用债券中的代表“无风险利率”(RFR)由此
可以演化为零息货币加基础利率(Money+ BR)，信用利差(C•spread)却因失去了
货币成本与时间成本而转化为风险利差(Spread)。
信用利差(C•spread)调整为风险利差(Spread)，不仅表明了时间成本占取
长期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 90%以上这一惊人真相，而且也为风险利差资管机构
(增信 SPC)提供了价值管理的“时间金矿”，由此可为类国债提供流动性最大
化的价值基础，也为零息货币与中国零息债券相互切换提供了流动性最大化的
价值基础。这不仅可以直接解决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为新时代中国新型基建
提供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可以间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
问题，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从整个市场资金运行效率来讲，首先创设中国零息债券，十年或以上的
“折扣价”由银行存款或社会闲散资金承担，而非发行人的“年度付息”。其
次必然配置于利差增信产品，在解决了中国零息债券发行风险问题的同时，由
商业银行在“折扣价”中承担了增信费用，并支持给了增信 SPC。最后为了实
现中国零息债券的“零息效应”，必然要配置于“偿债准备金”。无论“折扣
价”，还是增信费用，抑或“偿债准备金”，除了资管费用，最终均会流入资
本巿场。如果以中国零息债券置换中国百万亿元地方债，十年内银行存款或社
会闲散资金流入资本巿场的金额可能高达 50万亿元，二十年内银行存款或社
会闲散资金流入资本巿场的金额可能高达 100 万亿元，中国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了整个市场资金运行效率。
3、创设核心利差资管机构：增信 SPC。
为中国零息债券提供利差增信的增信机构，其实就是特殊目的公司，可称
为增信 SPC。增信 SPC 法律管理构架为：股份多样化、管理人指定化与资管基
金化。增信 SPC 基本功能是批发购买中国零息债券持有人所转移的风险利差，
并作为增信 SPC 名下的基础资产“增信资产”，并由增信 SPC 对其进行资产管
理与价值管理，设计出 100%风险覆盖率(RCR)或抵御随机风险的增信数学公式
及其具体增信模型，或者利差增信算法，为中国零息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
增信，由此可从数理逻辑上证明(他证)，中国零息债券即为国债般的无风险利
率产品或类国债。
中国零息债券对于增信 SPC 的依赖度，犹如基建(项目)融资或个贷 SPC 对
于中国零息债券的依赖度。基于在整个未来利差资管体系/市场中占取核心地
位，又基于中国零息债券天量市场需求，增信 SPC 据此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类型
的资管机构，超越全球最大另类资管机构“贝莱德集团”，甚至可比肩于全球
最大资管机构“美联储”。因此，作为特许经营，增信 SPC 必须以市场化、上
市化、国际化的多元股份面世，拒绝国家垄断。否则，增信 SPC 无法支持中国
乃至全球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
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等国家重大战略。
增信 SPC，需要中央政府赋予合适的法律框架、上市地位、会计处理方式及其
税收相关待遇等，不仅涉及利差增信算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而且涉及到为中
国零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增信，更是涉及类国债作为无风险利率产品及其
进入交易最大化的国债市场。
4、创设类国债运行机制
拥有增信算法的增信 SPC，可为中国零息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增信，
中国零息债券即为无风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由于开创历史之先河，类国债需
要给予投资市场以强烈信号。类国债作为无风险利率产品，如同国债般的安全
资产，新时代中国据此应以制度优势赋予类国债运行机制，或者赋予类国债以
流动性最大化的国债市场。类国债运行机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类国债既可
在国债市场及其利率市场、期货市场上交易，亦可在中国各种资管产品市场上
交易，未来可在全国统一的利差资管交易所发行交易。2)类国债可 100%抵押入
库于央行，做市商亦可 100%抵押入库于央行。3)机构投资者及其所有资金，包
括银行存款与资管产品，均可不受比例限制与杠杆限制地投资或交易、持有或
租借。
类国债运行机制予以类国债最大化流动性，不仅深受境内外资本市场上的
机构投资者青睐与热捧，而且直接解决了百万亿元地方债问题，为新时代中国
新型基建提供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力，间接解决了数百万亿欧元或等值日元的
全球化基建融资问题。进一步来讲，类国债运行机制，既可防止银行存款外溢
所带来的通胀风险，又可防止人民币滑向负利率的深渊。以中国国债巿场作为
后盾，在香港创设“香港类国债国际交易所”，发行与交易“港币定价”的类
国债，均可吸引境内外各种机构投资者，无论低成本资金，还是极度厌恶风险
的“欧洲老钱”。抵押与租借“港币定价”的类国债，可为 150 多个一带一路
沿途国家发行货币提供价值基础，解决全球化基建(项目)融资问题，强化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币。
5、创设“全球零息债券及其非标资产交易平台”(“全球平台”)
现代国际金融贸易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信用货币体系，信用货币体系内
的货币市场、信用债券或信用产品巿场、 信用衍生品市场，是相互独立的，
鲜有相互包容的，尽管网络支付营运商正在努力合而为一，但收效甚微。
SWIFT 作为各种货币的国际支付通道，则是完全独立于其他信用产品市场。与
信用货币体系不同，作为全球统一货币，零息货币隐含于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
债券之中，以利差增信为核心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所形成的利差资管市
场/体系可以统一于一个网络化的利差资管产品交易平台上，或者称之为“全
球平台”。各种各样的零息债券或中国零息债券、各种利差增信产品、类国债、
柜台交易”的利差资管产品等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均可在“全球平台”上发行
交易。
根据有关预测显示，2050 年前全球基建融资需求应在 100 万亿美元左
右，有助于提高基建(项目)融资效率的全球个人融资也高达 100 万亿美元以上。
基于上述全球基建(项目)投资需求与个人融资需求总额已经超过国际石油交易
总额，若配置于中国零息债券，可将我国基建能力、基建(项目)融资与人民币
或港币相结合，形成港币或人民币定价于中国零息债券的“基建港币”或“基
建人民币”，实际取代“石油美元”与“美债美元”，并以“隐性”零息货币
及其中国零息债券，形成以利差增信为核心的多层次利差资管产品的“全球平
台”，不仅可以绕开“SWIFT”，最终可以取代“SWIFT”。
6、相应配套制度建设与完善
1)SPC 制度建设及其个贷 SPC
特殊目的公司(SPC)，即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所成立的一种特许经营公司。
SPC 基本特征为：股份多元化且上巿化，管理人指定化，资管基金化，并由此
获得在会计处理与税收待遇上的优惠政策支持。SPC 在金融资产证券化(ABS)上
属于资管型 ABS，在资管风控上更甚于交易型 ABS 与融资型 ABS(SPV)，已在
2022 年美元疯狂加息导致硅谷银行破产倒闭案例中得到证实。
增信 SPC 就是特许经营利差增信业务，因拥有利差增信算法而成为中国零
息债券的利差增信机构，即可为中国零息债券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增信。基于
中国零息债券及其利差增信算法，对于个贷 SPC 来说，由于大幅降低了融资成
本与融资风险，甚至获得“零息效应”，因此获得了历史发展机遇，可以复制
并取代“美国两房”。“美国两房”其实属于政府支持企业(GSE)，是获得美
国政府特许经营按揭贷款批发购买与资产管理业务，特殊目的就是落实“人有
其居”的人权政策，按揭贷款有效风控的资管政策。
个贷 SPC，既是个贷资产批发购买者，亦是以个贷资产为基础资产进行资
产管理的特殊目的公司，因此也属于专业利差资管机构。个贷 SPC 与增信 SPC
一样，具有同样的 SPC 法律管理框架：股份多元化，管理人指定化，资管基金
化，并享有会计处理与税收待遇的优惠政策。个贷 SPC，通过发行中国零息债
券这一低成本融资工具，即可持续地购买个贷资产；又因“股小资大”获得巨
额资管利差(利润)，个贷 SPC 上市股票价格据此得到支持或提升，并可成长为
全球最大类型的资管机构，复制并取代目前独步全球的“美国两房”，但最重
要目的在于掌控个贷资产的全球定价权。随着个贷 SPC 迅速发展，按揭贷款及
其它个人贷款、个人担保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均可因非标资产交易从商业银
行中消失，不仅有助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完善，而且有助于实现金融去杠杆
与利率市场化，消除人民币规模化超发(M2)等监管目标，更有助于支持商业银
行投资购买类国债。
2)央行购债“扩表”机制
为了提高人民币发行效率，新时代中国应要求央行创设购债基金或购债计
划，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发行效率，收放自如的央行购债基金或购债计划，与难
以收发自如、且难以抑制人民币超发规模的银行存贷(M2)存在着根本区别。除
特许国债外，类国债应逐渐取代支持基建(项目)融资的国债或专项债，在提高
人民币发行效率的同时，尽量远离国家信用，由此可以提高在境外的国家信用，
同时可以降低国际融资成本。
央行购债“扩表”机制应分阶段实施，开始阶段可购买一些类国债，逐步
抑制或缩减商业银行存贷(M2)人民币超发规模与国债发行规模；发展阶段可大
量购买类国债，并与国债规模进行有效配置，尽量缩减商业银行存贷(M2)规模；
成熟阶段应以购买类国债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方式，严控国债发行(除筹集特
殊资本外)，严控商业银行存贷(M2)规模，国家信用得以提高并运用于境外。
4)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建设与完善
商业银行的任何期限存款利率均应不得以任何名义，诸如结构化存款、养
老存款、大额存单名义突破同期国债利率。特别是一年期存款利率，央行指导
利率应在 %～%之间浮动，并使各种资管产品、信托产品与理财产品只
能投资无风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不得投资不经增信的固收产品，据此可以形
成“长短有序”的市场化利率。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建设与完善，有助于会计处
理与公司估值，在彻底摒弃依赖于人民币超发(M2)规模的陈旧经营理念做大商
业银行的同时，做强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
A、专注于向各类企业提供年度流动资金贷款，年度外汇信用证抵押贷款
与年度过桥贷款，真正体现特色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B、以“长短利差”等市场化利率经营无风险利率产品或类国债，及其多
层次利差资管产品，包括租借类国债业务，在大幅降低经营风险的同时提高经
营效率，体现特色金融间接支持实体经济。
C、除有价证券抵押贷款外，超过一年期的中长期基建贷款、个人贷款(包
含个人担保的小微企业融资)均应出售给非标 SPC，不再发行融资型证券化产品；
在集中精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又对贷款资产实现风控管理，不仅实现了
金融去杠杆，而且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民币发行(M2)规模。
D、除证券投资与抵押融资及其所形成的各种金融产品外，商业银行或非
银机构应经营无风险利率产品及其资管产品，不得经营未经“外部增信”的、
融资型的资管产品、信托产品与证券化产品，在彻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
同时，实现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双向去杠杆”的监管目标。
5)港币定价的纸质类国债租借制度建设
在中国创建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的同时，应逐步在香港与伦敦建立全
球性的未来利差资管市场/体系，首先在于利差增信机构或增信 SPC 的迅速国
际化，香港应尽快建立利差增信机构或增信 SPC，为港币定价的中国零息债券
提供保本保息的完全增信。其次在于香港成立港币定价的“类国债交易所”，
并得到具有主权信用的中国国债市场与中国外汇市场支持。这不仅可以吸引极
度厌恶风险的“欧洲老钱”与日本低息市场上的低成本资金，而且可以港币定
价的纸质类国债为 150 多个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货币发行提供价值基础（锚定
物），由此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融资获得规模化可持续发展能
力，而且有助于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可促进人民币成为全球主导货
币。
2026/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