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考 李伟杰 ［李伟杰，男，太原理工大学法学系副教授。联系电话－0134 8531 345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国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迁，特别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酝酿成形，并逐步发展壮大，但远未成为社会的主体群体。本文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粗浅认识。 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轨迹及界定 (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轨迹 中国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占到全社会的90％以上。因此，传统社会结构始终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即极少数皇权官宦阶层处于社会上层，广大农民处于社会底层，而乡村士绅阶层就是居于上层官僚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人数虽少，但在上层官僚集团和底层农民之间起到一种有限的缓冲作用。所以，社会结构上总的问题还是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土地改革后，农村里的士绅阶层、城市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小业主、个体工商户阶层衰落了，社会阶级构成变成了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社会的同质性趋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然而自5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上依旧存在着按政治身份、户籍制度等行政性指标划分的刚性的等级差别。这一阶段社会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他们是50-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产阶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职业构成日趋多元化，社会分层也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中等收入群体由过去的与计划资源相对接近的群体逐渐转化为与市场资源、受教育程度等有关的群体，表现在社会分层结构上即众多的来自于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的社会群体成为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改革开放前的传统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企职工等社会群体则在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职业变迁中逐渐被市场所排斥、淘汰，主要表现为收入降低、在就职竞争中处于劣势等等， 1
于是在分层结构中逐渐排在了趋于中下层的位序。因此，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轨迹表现为一种传统中等收入群体的衰落和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过程。 （二）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的界定 1． 从量的规定看，目前理论界对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存在着地域、时期、认同标准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对于全国范围来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根据各个地域、各个时期或不同的人来确定不同的中等收入者的界定标准,必须以一个统一的、比较容易量化的、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者的收入起点和终点。按照我国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4400元的标准,并参照城乡人口分别为亿和亿的比例,当前凡达到家庭人均收入标准10000元左右(城镇居民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就可算是达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中等收入者的下限收入。换成三口之家计,就意味着中等收入家庭夫妻双方每人每月收入要达1200元左右。此外,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中等收入者还要有住房(拥有产权)、家庭储蓄存款和其他货币性资产等物质指标。另外,宜把中等收入者人均年收入的终点标准(即高收入者起点标准)确定为40000元左右,这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调查中中低收入与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实际差别在4倍左右,将40000元作为高收入者的起点标准,,一家按三口人算,其户均年收入可超过10万元,接近目前多数人对高收入者的认定标准,也充分考虑到我国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别，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显然，以上所述只是衡量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的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标准必然会逐渐提高。 2、从质的规定看，现阶段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新阶段社会上层和底层间的中等水平。 就中国的百姓而言，在未来的２０年内，哪些人能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呢？从现阶段的就业热点、行业景气和劳动力市场职位价格指数来看，笔者以为，至少有下面六种人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构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第一种人是科技发明人和科技企业家；第二种人是金融服务等热门行业或效益较好企业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第三种人是“六师一工”，即律师、分析师、会计师、工程师、建筑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工；第四种人是学术团体或机构中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第五种人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第六种人是外企和外企服务机构的中级管理人员。 2
二、深刻认识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意义 （一）政治意义 1．有利于实现中国现代化最稳定、适宜的最佳社会结构 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各个阶层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并通过收入流量形成越来越高的财富存量。收入梯级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心理倾向、心理动机和实际行为，从而对社会进步的认同感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必然是迥异的。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社会和文化结构大转型时期，各个阶层的收入结构呈现低收入者多，中间收入者少，高收入者小的“金字塔形”结构，这种结构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萨缪尔逊在《经济学》第十六版的中文版中专门为中国读者写有一句话：“如果中国能避免战争，政治动乱和乌托邦式集体主义，那么，当美国和西欧在下一个２０年里经济增长率徘徊在２％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现在我们知道，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潜力，实际增长将大大超过萨缪尔逊的估计。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除非中国建立起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示范效应，否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可靠的。 2.有利于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是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有机整体,政治意识文明之魂是“有容”,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是“有衡”,而政治行为文明之魂则是“有序”。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合理并有效地应对现代社会日趋异质多样化的有机整合框架,而这一理性智慧结晶的具体制度体现就是民主制度。但要使它成为现实的制度,则必需具有适当的社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就是庞大且稳定的中产阶层的存在。这是古希腊的经验,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更是发展中国家建设稳健的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 反观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民主精神难以真正扎下根来,显然与传统社会坚韧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下中产阶层的畸小乃至迹近于无有极大干系。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才日趋多元化,在原有体制之外开始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他们的产生与壮大,已经并还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概言之,主要有:第一,推动中国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从而使昔日以行政为主体的社会整合方式开始向以法治为主体的整合方式转变。第二,促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从先赋性转向自致性,从而造就“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第三,初步转变了人们的政治文化观念,广大民众已不再是长期来所扮演的政治“群盲”角色,而是越来越多地以“建设性姿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传递着自己的声音,其自主意识已日趋强烈,由此也开始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第四,推动着当代中 3
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为民主和法制建设提供了“生长点”和经验积累。以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和载体的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方兴未艾,与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显然有着直接关联。 3.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加之这一现代化还属后发外生型,因此不但需有宏观的韬略和路径设计,同时还需必要的政治威权来统领与协调。但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威权显然大不同于传统专制下的威权。说到底,这里的威权就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结构状态下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即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当今政治或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已日益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民主性,二是有效性。民主制度一旦丧失民主性（即出现“政治参与危机”）,就会导致其合法性危机;如果缺乏有效性,也同样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围绕重塑现代政治威权的民主性和有效性两大维度,夯实执政之基,必须将执政思维从传统的“统治”转向现代的“治理”，中等收入群体无疑就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二）经济意义 1．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 从消费需求来看，目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又在于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消费断层，即高收入者具有消费的能力，但缺乏消费欲望；低收入者具有消费欲望，但缺乏消费能力；中等收入群体虽然有一定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但人数太少，加之对未来收益缺乏一个良好的预期，他们处于不敢消费的状态。因此，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使之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行列，同时改善预期，使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具有良好的消费心理，从总体上增强消费者信心和物质基础。 从投资需求来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的增加，二是可以培育更多的直接投资者，即把中等收入者转变为投资者，三是可以培育更多的间接投资者，即更多的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以后，在消费倾向一定的条件下，银行可以吸纳更多的资金，保证投资需求扩大的要求。可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既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投资需求的必要条件。 2.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4
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背道而驰。邓小平早在20年前就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里,应该是中等富裕的人们占大多数,即整个社会结构应当是“橄榄形”。所以党的十六大在深刻分析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建设这样的小康社会，应该在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基础上，大大减少贫困人口比重，让多数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富裕起来。 3.有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原则和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过程。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局面,提高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那么,今后20年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财力得到很大加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强调兼顾公平,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关键就是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加入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中来。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说明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之逐步在人口中占居多数，离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三）文化意义 1.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刺激教育投资。现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正日益凸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庭经济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各个阶层教育消费方式不同,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对广大的受教育者来说,小康社会意味着享受优质而公平的教育。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人们享受教育的能力增加,也意味着教育公平的增加。由于中等收入者收入较高,对文化教育投入较高,且能获得高的投资回报率,又刺激教育文化投入的增加,并带动全社会教育投入的增长,促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2.有利于提高和改善社会成员的素质。一般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素质较高。中等收入者有精力、有心愿、有经济支付能力追求更高学历,比较注重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价值的提升。他们不仅学习知识,而且还注意提高能力、培养爱好;其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中高档文艺演出等的需求愿望和经济实力。个人文化素质提高表现在各个领域的人有职业道德、爱国精神、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心,崇尚知识,遵守法纪,能够自觉接受、 5
学习、使用和消费先进文化。此外，中等收入群体的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会对其它社会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起一种示范作用，使这一群体的人员更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积极向上。这就会使讲究文明、遵守礼仪、崇尚科学、反对愚昧的行为和观念蔚成风气，使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3.有利于促进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就是自觉性和觉悟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文化自觉是一种执着的文化追求、深刻的文化思考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化理念。提高文化自觉意识,需要加强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把握其精华,发掘其价值;需要把中华文化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需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人人都有认识文化、享受文化、创造文化的权利。如果人们忙于生计,就难以积极主动地去认识、享受和创造文化,文化自觉意识也难以形成。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人们的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对文化和历史时代内容的把握增强,对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理解加深,文化自觉意识就可以真正树立起来。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倡导文化自觉,实践文化自觉,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有机结合起来,使文化自觉成为文化繁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我国今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对策 笔者认为，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虽然大方向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同，但我国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格局，其表现是“两头小，不悬殊”，即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都占少数，占有财富总量不多，且二者收入差距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即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占有财富总量也多，但其群体内部收入水平是有差别、分层次的。这样，既体现了共同富裕的要求，又有利于社会充满活力。 （一） 政治层面 1.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首先要保持我国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环境基础，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不仅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进展，也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会在意识形态上导致对中等收入群体的错误认识，有助于人们以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我国当前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以及当前中等收入群体中某些特定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等等。 当前国内政治局面的主基调是好的，是向着安定团结的大好方向前进的，但在改革调整的过程中，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有待政府采取恰当的措施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秩序，这对中国入世后外资的引入、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民众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6
义，对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建设、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也可以提供更为理想的社会环境。 2.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是我国当前亟待改革的一项制度。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逐步松动，其所起的作用已不似早些年那么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对引进人才和招商引资等方面造成限制，这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和发展。对广大农民群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最大的意义即可以使他们逐渐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与机会，尤其对农民的子女而言，有望通过代际流动获得上升的机会，从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行列；对于投资者而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方便了投资和业务的拓展，而对千千万万的就业人士来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对择业、定居以及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方便并促进了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有利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与壮大。 （二）经济层面 1. 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 (1)取消政策优惠,打破行业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对非公有制企业、某些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实行优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继续实行优惠政策,那么就会进一步导致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人均购买力下降,限制国家整体社会需求的扩张和经济增长。所以,取消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有助于国家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2)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国家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向地方和个人倾斜，最终导致国家财政所占比重过低,尤其中央政府财政所占比重过低,使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贫困地区发展和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利益补偿,致使初次分配中产生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必须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国家财政吸取能力,进而增强政府平衡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能力。一是本着既调动地方积极性,又保证中央财政稳步增长的原则,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比例,逐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让“利”于低收入群体。同时实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收入越高应当纳税越多。三是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利用税收手段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 (3)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增加社会公共消费支出,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护。目前,我国社会成员中对收入差距扩大反映比较强烈的是低收入群体，它们有相当一部分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改革成本的垫付者。因此,我国 7
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到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扶持方面来。一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初次分配、再分配不能解决的收入分配死角问题，从而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二是增加社会公共消费支出，当前重点是增加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投资,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卫生保健的均等机会,解决在受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因城乡之间税负不均、收入不均等因素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问题。 2.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大举措 所谓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根据各个生产要素在商品、劳务的生产和流通中的投入比例和贡献大小来分配国民收入。实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仅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扩展和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比如,允许技术入股和参与分红政策,一方面会刺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为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队伍中来,从而自动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同时,十六大还为财产、财富正了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对鼓励人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增加收入、积累财富、造福社会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应该说,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变革中,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规模农业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都会率先成为“中等收入者”。 3.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农业劳动者是低收入群体的主体,农业劳动者群体的减少既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从“金字塔形”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过渡的关键。主要措施是:①抓住重点,科学规划。城镇化发展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小城镇建设不能乡乡建镇,而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重点,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切忌盲目铺摊子,搞重复建设。②降低门槛,引农民进城。打开“城门”，农民不一定进城,但农民进城必须打开“城门”。必须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这主要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改革,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③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基础。否则,农民进城后,找不到饭吃,就住不下,留不住。 （三）文化层面 1.大力发展教育,促使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转化 8
发展教育,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客观历史过程来看,现代社会的阶层分化是以成就为取向的,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是后致性因素,而不是先赋性因素。从现实来看,高中等收入者最基本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文化技能素质,而低收入者一般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因此,要把人力资源确立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受到一定的教育,从而提高生产生活基本技能技巧,增强就业竞争能力,促使低收入群体逐渐地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1)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比较高,发展高等教育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为此,要充分挖掘高等教育资源潜力、扩大大学招生规模;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资助困难学生的各类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村困难学生读大学;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使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目标从与传统工业相吻合的目标体系向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人才需求的转变,从学历本位到能力本位转变,大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尽量使大学生毕业与就业实现“零距离”。 (2)建立公平机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农村贫困与农村教育落后相关。而农村教育落后,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性缺陷有关。主要表现在:城市的教育是国家办,农村的教育则是“人民教育人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是财政拨款,农村中小学校校园建设经费则通过集资或希望工程等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这种制度安排后果,就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制度性不公状态,参与社会竞争能力低下,因而也缺少向中等收入群体转移的机会。要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从而不断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师资队伍素质,切实降低农村适龄学童的辍学率。 (3)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在市场化评价人的能力的情况下,人的能力大小决定他的收入多少。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者的文化、技能、知识结构等要求明显提高,能力的决定因素更加凸显。然而,目前我国的三次产业人员素质仍偏低。因此必须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要把职工、农民职业培训作为大事抓好,为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发放“通行证”。 2.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 对社会分层的客观评价中，生活方式也是重要的一环，一定的阶层常与一定的精神生活方式相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有助于抵御外来不良生活方式的侵蚀与影响，帮助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真正形成自身的成熟的阶层意识和相互认同感。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 9
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同时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解决社会上逐渐沉重的就业压力。从一些成功的例子看，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文化产业中的从业人员常常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不失为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渠道之一。另一方面，提升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繁荣也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于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精神智力支持、增强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培育和塑造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成熟健康的群体意识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迁。我国虽然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远未形成与现代化相适宜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为此，我国今后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快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也要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为“扩中”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智力支持。笔者坚信，与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协调健康的发展相适应，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一定会日臻成熟壮大，中国合理的社会结构也有望早日形成。 原文出处：200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