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市场培育主义，从新古典主义到新结构主义
—— “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新解
文一*
一、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之我见
首先我要澄清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另一个是建立在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基本教义和研究方法之上的研究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前一个概念更为广泛和基本，是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基本视角，
其核心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和理性人行为。后一个概念更为狭窄，主要指在新古典主义框
架下关于经济增长的具体理论（其奠基者包括凯恩斯主义者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因此后者不等于前者。因为本文是谈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我将采用第二个更
为狭义的概念，这与林毅夫教授常采用的概念（指第一个）有很大不同。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即“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有两个显著特
点。第一，它的实质和哲学要义是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万能）。第二，它
的分析研究框架是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以及由索罗、凯斯和库普曼（Cass 与
Koopmans）等人奠基的经济增长模型。目前的代表人物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Lucas）。
这一分析框架的优点是把很多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数学化，尤其是涉及资本积累这样的动
态优化问题。这样一来我们能够看清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储蓄率、人力资本以及全要
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产出的长期增长的贡献。
但是经济的发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资本量的积累问题。资本和财富的量的增加只是
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表面的指标。事物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质的飞
跃和内部结构的演化。这一点在生物学里尤其体现突出。生命的进化不只是一个量变（比
如一个物种的个体数目、体重大小，细胞内氨基酸碱基的数量等等）的过程，而主要是
物种的内部身体组织结构的进化和突变。每一个新的组织结构都会以信息蓝本的方式储
存于 DNA 链里遗传给下一代。因此企图用单纯的量的数学模型来描述生物进化过程显
然是愚蠢的。必须抓住结构。这是为什么我们既在传统生物学也在当代分子生物学里很
少看到数学模型，除了生物统计学以外。
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从经典物理学那里借用了很多概念和数学方法，比如弹性
系数、均衡、边际效应、应用微积分，直到后来的控制论和动态优化，等等。经典的物
理世界和物理学虽然为经济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类比源泉和数学工具，但也许并
非现代发展经济学可以向之借鉴的唯一领域。与人的行为最为接近的是生物世界而非物
理世界。因此经济学，尤其是研究时间跨度很大的发展经济学未来也许还应该多向生物
学和生命科学学习，从中汲取养料和找到类比的源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作者获衣阿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
助理副行长。作者邮箱：wenyi@。本文作者感谢林毅夫和王勇的反馈意见，所有不当之
处由本人负责。
从生物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来类比经济发展可以让我们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人
的胚胎发育是一个奇妙过程。它会以很短时间（10 个月左右）在母体内重复整个生命
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原始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再到人。儿童
的智商发育也很奇妙。婴儿从出身后到 12 岁也要以很迅速的方式重复人类智慧进化和
其认知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见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1953）对儿童的智
慧和认知结构的研究）。这些进化过程都是由一种低级结构向高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而且每个结构具有其明显特征、稳定性、和特殊功能，是不能任意取代和跨越的，必须
以一定序列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才能发育成功，否则就会夭折或成为弱智而无法从事正常
思维活动。也就是说通过亿万年的探索进化，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找到了新的更先进
的稳定结构），它的后代就不必重走弯路用随机探索的方式再用亿万年重新进化，而只
需按照先辈的方式以很短的时间重走这个过程。同理，通过上千年的探索研究，人类发
现和发展了数学知识，从远古文明对“数”和四则运算法则的发明，到古希腊的几何，
到近代代数，再到微积分，等等。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的小孩从小学到大学 12-16
年就学会了。但是这整个过程必须重走，胚胎发育和智力发展必须重复祖先进化时走过
的基本阶段，哪怕是在很短时间内。为什么？这里面有它深刻的道理。
人类的经济活动从狩猎畜牧到农业，再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进化也是一个结构
转型和升级的过程。已经发达的先进国家提供了如何到达工业化社会的经验，就像通过
大自然的物竞天择找出了一条通向工业化的道路；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他们的经
验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但是像胚胎发育一样，落后国家在模拟和追赶发达
国家时是不能任意跨越发展阶段的，而必须由低级的经济结构向相对更高级的经济结构
有序、有步骤地演化和提升，虽然这个过程由于学习和模仿而可以缩短很多。
林毅夫教授（1993，1994，2012）对上世纪 50-70 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运动和其它发
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失败的教训的研究指明，想要由原始的农业社会直接跨入以重工
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不可能和注定要夭折的。经济结构的转化和提升像胚胎发育
和数学知识积累一样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结构升级过程，由原始农业结构先向劳动密
集型手工业结构转化，形成稳定结构后再由劳动密集型手工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重工业
结构转化。
为什么？一种经济结构是否合适取决于它能否自负盈亏和维持自我生长（viable），
就像生物能否维持自身新陈代谢和物种延续一样。因此一种低级的经济结构（比如农业
社会）哪怕可以向先进国家学到高级经济结构的生产技术（比如热核反应），但是却无
法用这种高级生产技术来养活自己或实现自负盈亏。如果整个社会用政府补贴强行升级，
搞大跃进，其结果是赔本夭折和产业升级的失败。按林毅夫教授的说法，处于低级经济
结构的社会不具备运作高级的产业技术的“成本比较优势”，因此必然亏本，无法以此
为生、养活自己。如果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和低技术工人，却要采用资本
密集型的高科技生产技术，必然得不偿失，即便靠政府补贴也无法长期维持。而且由于
整个社会对这种高科技的生产技术所产生的马歇尔外部性不具备消化吸收能力（比如用
牛耕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很难从核能研究里获得知识外溢），即便从社会回报的角
度也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让我们稍微看看几个大的经济结构（农业结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
的特征、维持条件、和向上提升的内部动力（注意大的结构下面还有小的结构，它们也
许也是有时间发展顺序的）。维持农业社会的自负盈亏的前提条件除了掌握农业耕作技
术以外，从事农业活动还必须比畜牧业更能够提高产出−投入比，以至于社会总体经济
活动在扣除生产成本以后还有足够剩余来维持其它农业社会所需的“软件”和“硬件”
开销。“硬件”包括农田灌溉基础设施，“软件”包括对气候天象的系统知识以及对掌握
发明这部分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培养，还有与之相应的农耕文化和对农耕技术的传承。这
种经济结构和文化里润育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的土壤：比如它已经有小规模的城市和
商业活动，已经有了小规模作坊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分工的兴起（比如中国 1500 多年
前的景德镇陶瓷生产作坊和小型织布作坊）。但它们还不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城市−
农村人口比不高，商业活动不是主要的利润来源或主体经济活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
才是主体。但是成熟的农业社会已经具备很多原始工业的雏形。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加标准化和大规模的作坊生产和劳动分工以及远距离贸易是
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原始农业劳动主要靠人的肌肉和动物帮助，
而为了提高以人为主要工具的劳动效率需要机器。蒸汽机的发明和其驱动能源（煤）的
发现和利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经济形态的技术标杆。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和产品市场
是这一经济结构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否则无法负担机器、厂房、离开土地的工人、与
技术开发带来的种种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规模生产必须以大市场为前提，而广袤的贸
易需要与之相应的陆运、河运、与海运的技术能力和对商队的保卫能力，还有对不同厂
商的商业利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国家和政府对商业的支持（重商主义）甚至介入是必不
可少的，而且非常重要。因此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必须有机地嵌入各种商业活动，无论通
过非法寻租还是合法税收等等，才能使政府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帮助这个经济结构的
运转。这个新的工业革命结构的维持（自我繁殖和自负盈亏）还需要另一个伴随条件（或
伴随另一个发展结果），那就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力提高，以便可以让全国主要人口从事
手工业而不是农业活动。这就需要有化肥农药和简单机械化耕作技术的发现和支持。因
此成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社会已经具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雏形，比如机器制造
业、小型化工工业、中小银行业、初等和高等教育、和由市场导向的专门科研机构（比
如实验室）的出现。在西方国家（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用了大概 100 年左右的时间
来完成，从 18 世纪中下叶到 19 世纪中下叶。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劳动节约型−资本密集型”的双型产业的兴起。这个经
济结构的特征是要用机器生产机器（把人的体力无限延长），用财富生产更多的财富（金
融巨头的出现）。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和与之相应的驱动能源（电力和石油）的发现
和利用是进入这一社会形态的技术标杆。劳动力成本的大规模提高和资金成本的大规模
下降是这一经济结构出现的动力（竞争压力），统一的世界市场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建
立是这一结构赖以生存和运作的外部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1930 年左右）就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二战以后则是逐步进入后工
业化社会并酝酿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把人的脑力加以无限延
伸）。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先进西方国家也用了大概近 100 年左右的时间，从 19 世纪
中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
由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不仅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们在理解经济发展时不能只向新古
典发展经济学那样把它简单看做资本的量的单纯积累（哪怕一个具体企业的技术升级也
不是简单的在旧机器上面加上新机器，而是以新机器彻底淘汰旧机器），而还必须从结
构的变迁、演化、和提升来分析；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农业社会不能够向现代工业社会直
接转型，而是必须经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结构这个中间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
存条件是大市场和远距离贸易，因此能源（主要是水力和煤）与物流运输业也要相应发
展。虽然后来追赶的农业社会具备某些后发优势，但是石油化工与核能毕竟不是它们初
级工业化的首选，因为违背成本比较优势。这种结构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朔源到马
克思，但是却被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抛弃和遗忘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林毅夫，2012）。我个
人认为它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它的实质和哲学要义是强调对经济和产业的结构的理
解及其升级的研究，是古典结构主义的思路（见 Rostow, 1960；Gerschenkron, 1962；
Akamatsu, 1962；等）。对于这个哲学意义上的复归我非常赞同。第二，它充分强调成本
比较优势在决定产业结构时的作用和结构升级的循序渐进性质；它还考虑政府在经济结
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的扶持作用，因为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不像胚胎发
育过程一样。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要靠人和社会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完成。公共设施建
设和很多微观市场的出现和成熟是需要政府投入和扶持的，以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市场
形成、扩大贸易范围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我也十分认同。第三，它强调理论必须
从实际出发而且能再回到实际中去；因此一方面不要盲目照搬现成经济学模型，另一方
面要让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地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去指导经济的发展。
就好像医学家在实验室能够搞科研，去医院也能够医病。但我们很难想象能够拿着索罗
增长模型去埃塞俄比亚指导经济发展，因为索罗模型里面除了告诉人们全要素生产率是
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关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研究内容，更谈不上理
解什么是这些结构得以维持不变和往上升级的动力和阻力。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甚至连全
要素生产率究竟是什么也无法说得很清楚，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为啥？因为它企图用
“量”来把握“质”，它只是关于量的增长模型，没有涉及关于质的结构。技术和生产
力是有结构的！是无法简单地用公斤或美元来衡量的。但是如果把结构搞清楚了，抽象
的量的数学模型才有实质性内容；反过来如果结构搞不清楚，量的模型再严密美妙也无
意义。谁能够告诉我们一台内燃机与一只牛包含的生产力究竟有何不同？用索罗模型最
多能够告诉我们前者的产出投入比高，但是无法告诉我们如何从牛变成内燃机。但是用
结构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明白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和这种生产方式是如
何演化的。设想如果火星上有高等生物，如果我们要和它们竞争希望了解它们的生产力
水平，那究竟是知道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均美元产值）好呢还是了解它们的生产方
式更好（即用什么生产工具在什么组织形式下生产什么产品）？恐怕只需看看它们生产
出来的工业产品（比如一把钢刀或一件青铜器）已经胜过知道背后的资本−劳动比。这
并非说对“量”的知识没有用，而是说仅仅局限于“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
把握“量”所代表的“质”。而后者正是古典结构主义强调的东西。
至今为止的所有人类经济发展的壮举和成果，无论是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大英
帝国的兴起，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利坚霸主的出现，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和
第三世界的崛起，没有一个奇迹是经济学家的功劳或由他们的理论为指导而产生的。经
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跟在经济发展后面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经济发
展。以至于林毅夫教授感叹，探讨财富起源的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到现在已经接近 250 个
春秋，地球上仍还存在那么多贫困国家；哪怕已经看到有那么多国家现代化了，一个当
代的落后国家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向它们学习并发展自己的经济。可以说新古典的经济学
增长理论（从索罗到卢卡斯）都只是以不同的数学模型解释和描述经济增长，而问题在
于如何提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具体政策去指导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就
像工程师指导工程建设一样。这不是说这些经济学家不愿意提出政策，而是他们的模型
无法给出正确有效的政策。为此需要发展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是以结构
分析为出发点，以比较优势为着眼点，以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为归属的。至
于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能否做到这一切，还有待时间检验。
二、问题与质疑
如果对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有什么批判和不足的话，我想列举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和问题。第一，林毅夫教授对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与升级过程中所需的知识体系和人力
资本的发展与提升似乎强调和阐述不够。决定一个经济结构能否继续升级不仅取决于资
本−劳动比这个比较优势，还有这个社会的知识结构和与之相应的教育科研系统。否则
很难想象一个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制鞋的社会（我把它比作能够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的社会）能够通过单纯的财富积累而进入一个需要量子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的高科技社
会（我把它比作能够做微积分运算的社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知识体系与人力资
本的发展与提升也得遵循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比较优势和“逐阶上升”理论。不过对
于这一点新结构主义还得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如何定义和测量一个经济结构的比较优势？林毅夫教授似乎认为可以用资本
−劳动比。当劳动要素很富裕而资本要素很缺乏时，应该选择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生产，
否则不是成本最优，无自生能力。这好像不是个问题。但是资本−劳动比仅仅是刻画经
济结构的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结构本身。比如一个以狩猎为主的经济结构也是资本−
劳动比很低，那是否也可以向成熟农业社会那样应该可以进入劳动密集型的第一次工业
革命社会？但是按照结构进化论分析法，狩猎为主的经济结构应当先进入农耕文明并且
繁荣稳定后，具备了后农业文明的许多特征和文化，比如农田灌溉、小型手工业作坊、
天文知识、官僚政府结构等等，才能够有物质技术条件和相应的资本与文化知识积累进
入以劳动密集型生产和远距离贸易为主体的第一次工业文明社会，而这一经济结构需要
一个生产力相对高的农业的支持来维持快速发展的城市人口。1 再比如一个人口很多的
处于农业文明初期的小国，是否在接受一个大国的大量资本无偿援助后就应该并能够进
入以资本密集型生产为主的第二次工业文明社会？如果只从资本−劳动比来看，答案好
像是肯定的。但是从结构进化主义的角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里的农民连算数（加
减乘除）都不会，如何操作并掌握内燃机研发、大型精密仪器制造、和石油化工工业？
因此必须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来学习很多东西。
第三，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抽象理论框架。
是沿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数学增长模型还是另辟新径？这点林毅夫教授提出要遵循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里主要指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找出其行为背后的环
境制约因素来解释貌似非理性的行为），但似乎也对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模型持开放态度。
因此我前面的生物学的类比不一定是林毅夫教授的原意，但经济史研究和对经济的横向
与纵向结构的描述是一直贯穿他各类文章的始末的。我个人觉得结构主义离物理学和微
积分更远，离不用微积分的生物学与生命科学更近；因此在确立抽象理论框架时可以同
时多从生物学那里寻找类比的源泉和灵感。对经济结构的精确描述（正如对细胞结构的
1
林毅夫教授基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两轨六步法的第一步试图解决这个难
题。
精确描述一样）不一定非用数学不可。实际上赤松要（Akamatsu）提出的经济发展中结
构升级的“雁行模式”就没有数学在里面，但是非常体贴和恰当。分子生物学并非因为
缺少数学而不能与当代物理学同登诺贝尔奖的宝座。当然借鉴和类比不等同于机械照搬，
经济学毕竟有它自己的规律；另外也不排除数学工具能够很好地抽象描述很多经济现象，
因此最终也能够很好地刻画新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
第四，林毅夫教授在他的“新结构主义”一书里谈到，新结构主义主张产业的结构
升级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跳跃的过程，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如果我们遵循结构
主义的分析方法，那么经济结构的发展和进化就必然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一个由低级形
态向更高级形态转化的过程。注意，从小学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到中学的代数和平面几
何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是相邻的两个数学知识结构。虽然经济结构的升级不能够任意
跨越中间形态（比如不能从四则运算跳跃到微积分），但是邻近结构的转化也应该是一
个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连续的量的积累或资本−劳动比的连续变化。哪怕同一个企业
的产业升级也不是简单地积累更多数量的机器，而是用新的技术含量更高的机器来淘汰
旧的机器。不同的产业结构也许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比如当代的金融、医疗服务
业和传统农业或许都是劳动密集型，但是其工业组织结构和技术含量有本质的区别。正
因为是非连续的质的变化，才存在突破难点和陷阱，因此才需要许多外力（比如国际直
接投资和本国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但也许所谓连续与不连续只是一个用词的问题（因
为大结构里面还有小结构），无伤大雅。
第五，“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框架和理论目前还无法解释为何存在贫困陷阱和中等
收入陷阱。林毅夫教授分析了很多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和工业化过程中失败的案例，并指
出这是由于他们违背了自身比较优势、企图实行跨越式发展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的原
来经济结构在 A 点，它想跳过 B 点而达到 C 点（资本密集型经济结构），所以失败了。
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经济原先会在 A 点？它既然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在 A 点，那
一定是有其自生能力的和符合它的比较优势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它提升到 B
点呢？而且这且不是说 B点也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吗？如果 B点是符合它的比较优势的，
那它原来为什么没在 B点而会在 A点？那林毅夫教授可能会说它虽然在 A点而且是符合
它的比较优势的，但是也需要升级和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的潜在的比较优势点。但这样
一来就是变相地承认了 B 点不是其原来的比较优势，但是是可以通过有意提升而进入的
一种新的比较优势。言下之意这等于是说任何经济发展或结构提升都是反比较优势的
（即与原生态比较优势背道而行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直接去 C 点的违背跨度太
大，去 B 点的违背跨度小一点。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个国家虽然在 A 点，但自发地也
会逐渐向 B 点移动，只是速度太慢，因此需要政府施加外力。如果这样，那言下之意就
是处于任何一点的经济（包括在资本密集型的 C 点的经济）都可以通过政府帮助来加速
提升经济？这样问题就来了，比如政府能够使其加速多快？需要多少投入？是否投入越
多这个经济就越能够从原来需要 30 年才能从 A 点到 B 点再到 C 点的时间缩短到 3 年甚
至 3 天？如果这样，那直接从 A 点到 C 点就不是问题，因为可以只需要短暂快速地经过
B 点就好。因此我觉得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或者我自己没有弄明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符合自己国家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不见得是好结构，需要进行升级，
但是升级的速度不能过快或跨度过大，不能离比较优势太遥远。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A
点并非符合比较优势，只因为陷在里面出不来，所以需要政府帮助升级到 B 点。但是为
啥会陷在 A 点？因此“比较优势”这一概念和理论目前还无法解释为何存在贫困陷阱和
中等收入陷阱。
为解决以上概念难题，我的建议是把“成本比较优势”的概念和“技术竞争优势”
这一概念组合起来。“技术竞争优势”是指既能够生产高级经济结构的产品也能够生产
低级经济结构的产品的能力，因此具备“技术竞争优势”的国家对于一个处于低级经济
结构的国家具有潜在的垄断、控制、或威慑能力（这是为啥早期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
战略都是想拼命发展重工业以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欺负，虽然也许知道这样做违背
自己的成本比较优势）。2 一个具备成本比较优势的结构（比如 A 点）不见得是同时具
备技术竞争优势的（与 B 点和 C 点相比），因此需要提升。但是一个具备技术竞争优势
的结构必然也具备成本比较优势或“潜在”成本比较优势。因此经济发展的战略是以自
己的比较优势作为起点，把技术竞争优势作为发展目标，不断提升。这也符合林毅夫教
授基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的两轨六步法的精神。
第六，林毅夫教授并没有对“结构”这个关键词给出系统性定义。什么是“结构”？
什么是一个历史阶段中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结构和给定历史阶段每个企业或产业链的小
结构？仅仅是资本−劳动比？还是生产方式？或是企业、产业链、及其产业间生态内部
的关系？按我的理解，资本−劳动比仅仅是刻画经济结构的一个量的指标，而不是结构
本身。结构本身应该主要指生产方式（包括生产技术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和与此紧密相
连的资源配置、贸易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知识结构。一种经济结构的存活能力就取决于
这个结构里面的生产单位（细胞）能否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盈利（自负盈亏或新陈代谢）。
能够盈利的必然是符合成本比较优势的；反比较优势的一定不能盈利，会在竞争中被淘
汰。生产单位之间是靠市场和物流运输网络以及商业体制联系在一起，形成产业链和商
业生态。由于马歇尔外部性、公共产品的存在、市场缺乏和失灵等因素，在培育生态方
面政府有很多可为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必须详细研究、刻画和分类，总结出规律，然后
用模型（不一定是数学模型，可以是空间图像模型，比如“雁行模式”）来归纳。但无
论如何，要凸显“结构”、“变迁”，并弄清推动这种结构变迁的经济动力与阻力。比如
为什么有的农业社会似乎永远停止不前？为什么有的却可以突然启动进化升级？为什
么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些停滞不前的国家是资本−劳动比出了问题还是结构出了问题？
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结构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认为这是新结构主义发展经
济学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我看来，经济结构的提升和进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社会工程，而且也是一个技术
知识体系的创新积累和不断升级的过程，需要社会各个产业细胞和工商阶层（包括教育
体系和政府）的集体合作（collective action），无论这种合作是无意的（靠看不见的手）
还是有意的（靠看得见的手）。而且这个提升过程是蛙跳式的，在每一跳（质变）之后
都有一个停顿（量变积累过程），但却不能任意跨越中间阶段，必须遵循类似胚胎发育
和数学知识提升那样的结构升级顺序，不可能超越或省略中间阶段。但为什么经济发展
必须是这样，除了弄清比较优势外还需要有更多的对于整体经济和产业组织结构及其内
部动力学和人力资本的专门研究。比如如果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市场缺乏、协作失灵
2
这样一来就很能够理解为何早期的国家领导人都想拼命追赶发达国家。其实他们是理性的，知道重工业
不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成本高昂。但是为了尽快获得“技术竞争优势”而进行了大胆的社会实验，只不
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经济结构是不能跨阶段发展的，必须循阶而上，欲速则不达。这一
经验教训是他们以血的大胆实验教会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邓小平先生的渐进改革路线和小康发展目标就
是吸取了以往教训后搞的“循序渐进”发展战略。
（coordination failure）和马歇尔外部性，那么就或许可以解释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单靠市场便是不能完成结构提升的，而且即便行也可能是很缓慢的。这可能是为什么有
的国家总是陷在一个地方无法升级和进化或发展缓慢、有的国家在政府帮助下却能够较
快获得成功的原因。但是林毅夫教授的贡献之一在于指出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按成本
比较优势），那么升级不会成功，欲速则不达。但是究竟是哪些市场失灵和缺乏？什么
样的外部性？可能还需更多的案列研究。
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最后让我站在我理解的结构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和前途做一哲学层
面的展望。中国经济如果仅从微观的层面看，那好像充满了太多太多问题，随时会垮，
比如企业生存条件恶劣，人的行为缺乏信誉，很多市场不健全甚至完全扭曲，银行金融
垄断严重，国企问题一大堆，政府贪腐干涉市场太多，等等。但是这些因素从改革开放
开始就一直存在，而正是在这样的微观环境下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走过了 30 多
年，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够这样？中国还能高速增
长多久？中国能够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而到达完全工业化的彼岸吗？中国的希望在
哪里，阻力在哪里，危险在哪里？这些问题很难在新古典的索罗增长模型里面找到答案。
所有用这样的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都只能“事后诸葛亮”式地谈谈中国的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多快，除此之外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难怪非洲的人民无法
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和增长。邓小平先生当年搞改革也不需要知道索罗增长模型。
因此要回答上面那些问题，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试图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
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以及这种转型的原动力和需要克服的阻力（其实这是马克思 100 多
年前就倡导的方法）。
首先要认识到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别，而正是这个巨大差别为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势能（水位越高其势能就越大，下落速度也越快）。因此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关键是“差别”：差别越大，其增长潜力就越大。但是差
别只是增长“潜能”，不是现实。为了实现这个潜能，就得先把改革开放作为我们所有
发展政策和战略的立足之本。
中国从 1978 的农村改革开始和低技术乡镇企业的逐步建立，以利润为激励机制，
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自己的成本比较优势，只用了 25 年左右的时间迅速完成（或基本完
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与此相应的物流运输系统的建立，由农
业国进入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大国（这里面的许多细节可以从张晓波教授
和其他专家（张晓波、阮建青，2011）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产业链和产业群的形成的研究
里看出）。从 2000-2005 年到现在，中国已经悄悄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
革命的技术标杆是以社会的巨大储蓄（资本积累）为条件、以电网和石油的能源形式带
动的重工业的兴起，包括炼钢、大型精密仪器制造、由内燃机驱动的远洋运输工具（汽
车、轮船、飞机）的普遍应用，和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形成的更为广袤的贸易市场，等
等。目前中国正在推动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并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技术
含量。虽然中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核心技术（比如精密高效发动机和很多高端仪
器）还仍然处于模仿阶段而不是创新研发阶段，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本成本的降
低（包括教育普及和人力资本积累）正驱动中国沿海工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和进行
自主品牌研发并在国际市场找到买家，实现自负盈亏。如果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和
商业法的确立与完善进展顺利，加上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公司研发平台的建立和繁荣，中
国很有希望在未来 20-30 年内（2030-2040 年）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发达国家二
战前后的技术与人均收入水平。这个新的经济结构是能自负盈亏和新陈代谢的，因为中
国的成本比较优势和人力资本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并正在建立广袤的国际国内市
场和与此相适应的内陆与远洋运输投放能力。因此从宏观的层面和结构主义的角度看，
中国是充满了希望的。贪腐问题是一个次生问题，它必然会由市场、信誉、法律、公众
参与等社会上层建筑的逐步完善和确立得到克服（就像台湾经历的那样）。上层建筑是
对经济基础的必然回应，其建设的力量和推力来自经济结构对它的需求，而不是泛泛而
论的伦理道德或宗教信仰。
这些结构主义的分析也凸显出中国为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所可能遇到的阻力和
陷阱可能来自哪里。其中之一来自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企图过度超越自身成本比较优势的
跨越式发展，欲速则不达。因此始终保持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完成和实现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根本良策。
其二来自国际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战争。因此确保政治稳定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
完成和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政治条件和保障。
其三可能来自国际金融海啸和国内金融危机，尤其是产业链更加复杂和专业化以后，
因此健全银行信用体系、继续保持较高储蓄率、防范国际流动热钱和金融危机是中国完
成和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金融条件和保障。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能操之过急的事
情。就像我们祖先留下的农业时代的智慧一样，只有先修渠，才能开始引水，否则千呼
万唤的大水一旦到来时却可能是一场浩劫。我们离开了国际流动资本照样可以完成工业
革命。但是如果因为国际流动资本的浩劫和随后的资金大撤退而亏了自身元气，损失了
我们的成本比较优势（不仅劳动力昂贵而资本也昂贵），那就很可能会堕入中等收入陷
阱而无力自拔。
其四可能来自长期收人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和内需乏力，和反过来由于政府
企图解决分配问题仓促出台的泛福利政策和操之过急。收人分配不公除了导致贫富悬殊
和社会不稳定，还导致内需不足。反过来，在资本成本没有迅速下降之前就通过人为的
福利和工资政策迅速拉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失去我们经济结构的的成本比较优势，让第
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无法很好衔接，从而失去内部驱动力，掉入中等收入陷
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泛福利社会政策是在后工业化时代（二战以后）建立完善
的，并不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19 世纪末或一战前）建立的。而且我认为目前南
欧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就是由过快追随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导致的。和北欧相比，南欧
国家仍然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期阶段，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制鞋和轻
纺工业），并未到达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但是南欧国家却想要达到和北欧
一样的社会福利程度，因而靠政府透支搞了很多公共福利政策，陷入目前的公共债务危
机。在中国解决收人分配不公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市场公平竞争，剔除各种形式的垄断。
另外如果已经出现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逐步解决，比如通过第二次
收入分配和廉租房供给，而不是通过人为调节第一次收入分配来解决。这两种解决途径
对企业的成本比较优势的影响是不同的。第一种方式（强行拉高工资和工人福利）是容
易导致一刀切，而第二种方式（税收和廉租房提供）是可以区别对待的，具有更多灵活
性、可操作性和可逆性。
其五可能是来自轻率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通货膨胀。货币发行量和银行贷
款的增长速度应该严格按照弗里德曼提出的 k 比法则，即货币平均增长速度等于实际
GDP 平均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是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各种资产泡沫的
罪魁祸首。中国长期以来 M2 和信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际 GDP 的增长速度，这是一
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否则问题出现以后再来调节恐怕为时已晚。很
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高通胀有关。一个稳定增长的社会必有稳健的和比较低
的通胀速度。
其六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潜力来自整体效率的提高和减少大型和微观层面
的各种公共浪费和资源配置不当（misallocation）。改革开放高速发展 30 多年之后应该
是时候把追求增长速度变为追求增长效率和质量。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粗放
的人海战术（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各种小型企业），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便
是精密机械化部队的高附加值战术（高精度管理型和高效率型）。这就需要企业在管理
层面进行一场革命，从单纯的积累资金资本过渡到积累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管理资本
以及信誉资本；也需要政府加快改变行政体制，让各个地方政府转变成为服务型政府，
使软约束的财政政策和对地方经济直接介入得到有效遏制，使政府彻底退出很多已经发
育成熟的市场，只留在或帮助建立那些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否则政府好心的扶持会
成为发展的巨大障碍。
其七是其它人口大国（比如印度）的追赶有可能使得中国大量劳动密集产业面临高
速外移风险。如果中国已经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高速外移带来的损失和风险不大，
甚至是有益的。其实即便像美国和北欧这样的后工业化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移
也会带来很多困难，何况中国呢？南欧目前的困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中国还
没有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就出现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高速外移是非常危险的（将会比
南欧和拉丁美洲还惨），因为我们的大量低技术人口靠这种产业就业，还有大量农村人
口希望靠它吃饭。因此外移会使得我们的经济转型半途而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永远
无法自拔。所以在目前状况下以行政手段人为强迫企业提高工资是危险的和极其错误愚
蠢的。工资应当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不是政府。美国的最低工资制度一直被经
济学家认为是失败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必要盲目学习这个错误政策和
欧洲的很多泛福利政策。永远牢记，对穷人最好的保护不是给他钱，而是给他就业机会！
四、总结
总结说来，我十分认同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和研究经济发展。我也十分认同经
济结构的提升必须循序渐进。我还十分认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扶持作用（但不是任意
干涉）以及发展经济学必须能够提出具体政策来指导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未来，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不会有太多帮助。
只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经济会看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太会看出希望。但是从
宏观的、历史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希望，因为我们会看到经济
结构提升和转型的巨大力量，而目前看来这些力量大过它们的阻力。
这些是我从林毅夫教授的书籍和文章里读出的一些东西，不一定完全符合作者原意。
谢谢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的杰出贡献。他试图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转型
提供希望和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向西方经济学打开一道透视中国经济的大门，为“发
展经济学”理论的升级提供丰富的素材、洞见和新的框架。我由衷希望林毅夫教授能如
愿以偿，以及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加入他的队伍。
参考文献：
林毅夫，1993，《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2012，《新结构经济学》，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让·皮亚杰，1953，《儿童智慧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英文影印本 1999 年）。
张晓波、阮建青，2011，《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
Akamatsu, K., 1962,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 3-25.
Gerschenkron, A.,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stow, W., 1960, The Problem of 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a High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 Historian’s 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106-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