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贫困
——目前为止的证据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I (March 2004) pp. 72–115
1.导言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长期中，开放的经济体
从总体上来看比封闭的经济体运行的更好，并
且，相对更加开放的政策会极大地促进发展。
然而，舆论界担心，在短期内，迈向开放的一
步——贸易自由化——会损害经济中较穷的主
体，并且，即使在长期内，成功进行开放的体
制也会使一些人陷入贫困。自由化本身意味着
调整，所以很可能会具有分配效应，但是，穷
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损害呢？本文
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贸易自由化降低还
是增加贫困的证据认真地考虑了这些问题。
• 如果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都可以很容易地测量，
如果自由化成为主要的经济冲击的历史案例足
够多，推导出二者之间的经验规律也许会很容
易。不幸的是，这些条件通常无法达到，所以，
对这个问题很少有直接的证据。
• 分析家们不得不努力把这个联系分解成几个步
骤，然后把各个步骤的证据汇总起来。L.
Alan Winters (2000a, 2002a) 构建了一个把
贸易政策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分解开来的理论框
架，本文正是建立在检查把这几个部分联系起
来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的。即使这样，本文也
可能是片面的，因为关于贸易和贸易自由化对
贫困的影响的直接的研究通常并不存在。
• 文章首先介绍了分析框架，然后在四个大标题
下分析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关系：宏观经济层
面（增长与波动），家庭与市场，工资与就业
以及政府财政和支出。
• 即使在上述各个部分中自由化都是有助于减轻
贫困的，我们也不能在任何一个部分中从理论
或经验上做出明确的概括。之所以不能明确地
概括，部分原因是由于贫困的异质性。造成人
们贫困的原因有很多。即使是在大致划分的人
群内部，个体家庭的状况相差甚远。由于我们
的结论是以家庭的状况为前提条件的，任何具
体的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应该弄清楚穷人消费、
生产和就业活动的不同特征。
• 关于贫困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贫困
自身的定义和测量。贫困是一个综合的、多
维的现象，关于如何定义贫困、如何测量贫
困还有很多的争议。然而，大多数关于贫困
的经验研究，尤其是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
研究，都用绝对收入和消费来衡量贫困。因
而，本文中的经验证据也主要用这种方法来
衡量的。
• 最后应该强调，我们关注的是贫困，不是不
平等。贸易自由化倾向于增加经济活动的机
会，很容易在减轻贫困的同时增加收入的不
平等。不平等问题也许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
题，但它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 分析框架
• 在一个分析框架中嵌入各种理论和证据
来研究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问题。这一
部分将简要介绍这样一个框架。这个框
架由Winters (2000a, 2002a)发展而来。
• 从中提出了12个关键的问题，围绕着这
些问题来组织经验结果。按照先后顺序，
这个框架依次考虑这些方面：经济增长
与稳定，家庭行为与市场，工资与就业，
政府。
经济增长与稳定
本文第3部分在下面三个大标题下进行研究：
• 自由化有助于刺激增长、减缓贫困吗？
• 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吗？
• 开放的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吗？
家庭与市场
第4部分在下面5个标题下进行研究:
• 入境价格波动会传递到贫困家庭吗？
• 新市场被创造出来还是现有市场被摧毁
了？
• 家庭对冲击的反应如何？
• 溢出效应使穷人受益吗？
• 市场化增加了脆弱性吗？
工资与就业
第5部分从两个主要标题来研究：
自由化会提高工资或就业吗？
暂时的失业是否主要集中在穷人身上？
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
文章最后一部分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 自由化实际上会降低政府财政吗？
• 贸易税收导致的财政减少是否会使穷人
受害？
3. 经济增长与稳定
贸易自由化促进增长从而减缓贫困吗？
从开放到增长
从增长到贫困
从开放到增长
经济理论为贸易自由化刺激经济增长提
供了很多解释：在中期，获取贸易的静
态（效率）效益可能看起来像是增长。
在长期，潜在的正向影响包括：获得技
术、合适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规模和竞
争的好处；市场信号带来的灵活性，对
政府失职或腐败的限制
在90年代，一些广受推崇的跨国研究培养了“
开放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这种信念，如
David Dollar (1992) ,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 (1995), Sebastian Edwards (1998)。然而，
近来这些研究遭受到Rodriguez 和 Rodrik
(2001) 的批评和重塑。
• 这些研究的结论建立在很弱的经验基础上，衡
量开放的方式有缺陷，并且有严重的计量经济
学的错误。并且，自有贸易仅仅是衡量开放的
几个指标之一，并且它在总体结果中所占地位
很轻
在自由贸易体制与收入或增长间建立经验
联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困难：
1.在一个近乎专制的国家内，衡量其贸易
倾向非常困难。
2.很难建立因果关系。
3.如果贸易自由化要对增长有长期的，甚
至是永久的影响，它必须伴随着其他合
适的政策。
• 尽管对开放提高收入水平做出确定的证
明有些计量经济学和概念上的困难，经
验和证据都强烈地预示它们之间的这种
关系。
• Charles Jones (2001) 认为，他们最好
的评估结论在于贸易限制对于长期收入
是有害的。Rodriguez 和 Rodrik 做出
了让步：“没有（战后的）证据表明贸
易限制系统地伴随着较高的增长。”
从增长到贫困
•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通常降低贫
困。很多研究表明，平均看来，增长对收入分
配没有显著的系统性作用（Gary Fields
1989; Ravallion 1995等）。
• 这些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小样本的，近来的研
究扩展了样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虽然引起
了更大的争议。最大的争议是David Dollar
和 Aart Kraay (2002), 它比较了不同国家层
面上不同时期内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其结
果没有拒绝穷人的平均收入随总体平均收入成
比例地变化的假说。
• Howard White 和 Edward Anderson (2001)
把增长的历史分为有利于穷人的和不利于穷人
的增长经历，但是没有成功地找出什么因素决
定了这两种不同的增长类型。
• 他们把人群按照收入的高低划分为四个群体，
然后分别对各个群体研究收入增长的状况。结
果发现，对于最富有的群体之外的其他群体，
开放总是伴随着更高的收入增长，并且，最大
的影响是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
• Ravallion (2001) 关于贫困与增长之间关系
的研究更广为接受。结果发现，平均收入每增
长1%，平均导致绝对贫困的人数的比重下降
%。
• Martin Ravallion 和 Gaurav Datt (2002)
在意大利各个州间差异的背景下深入地研究了
反贫困增长背后的因素。 较高的农场产出、
发展支出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看起来都有助于减
轻贫困。更有趣的是，他们发现非农场产出也
有助于降低贫困。
• 抛开对近来研究的方法上的挑战，没有
证据可以推翻平均而言增长使穷人受益
的传统结论，也没有证据表明开放带来
的增长在使穷人受益方面比其他的增长
差。
• 显然，有时候增长会加剧贫困，挑战在
于找出其中的原因。
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力
• 普遍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对于持续的经济增长
和发展是必要的。然而，这可能是不充分的。
并且，由于分配方面的原因，它对于穷人的好
处可能低于那些其他因素导致的增长。
• 并且，尽管现代增长理论中关于增加的竞争、
新技术的使用、更好的中间物品等有很强的假
定，生产力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反应仍然是不明
确的。因此，像前面一样，又是一个有待解决
的经验问题。
• David Coe, Elhanan Helpman 和 Alexander
Hoffmaister (1997) 是一项关于贸易与总生
产力关系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分析。他们为各个
工业化国家构建了总知识资本的指标。贸易伙
伴通过从一国进口资本品来获取该国的知识储
备。使用工业化国家知识储备进口加权总和来
反映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获得的知识，他们发现，
这些知识与进口国的开放程度相互作用，并且
后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生产力间联系的第二种方法
是对单个国家进行跨部门的研究。许多研究表
明，由于增加的进口竞争，贸易关税的削减过
后往往有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 公司层面的数据也可以用来检验长期以来“出
口是技术进步的关键”这种观点。Arne
Bigsten 等（2000）发现非洲的出口与生产力
之间有正向的激励，Kraay （1997）认为在中
国这种情况并不明显，而一些对于拉丁美洲和
亚洲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部门层面发现开放程度与生产力之间有
强烈的正向关系，而公司层面的这种关
系更弱一些，这两种发现也许可以调和，
因为出口使得那些更有效率的公司更快
地增长，而进口竞争可能把那些较弱的
国内公司驱逐出市场。
• 总体来看，近期的经验证据似乎认为开放和贸
易自由化对生产力及其变化的速率具有强烈的
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后者对于减轻贫困具有
及时的、直接的影响，在长期内它们是可行的
反贫困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 然而，生产力增加的直接影响可以既减少投入
又增加产出。对于就业的净效应取决于产出和
生产力冲击的相对大小，并且受到劳动力灵活
性和信贷市场等此类因素的影响。
开放的经济体更加不稳定吗
？
• Assaf Razin 和 Andrew Rose (1992) 对1980
-1988的经验检验中，他们在开放程度和波动
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主要是因为
不同国家之间的许多冲击看上去都是相同的。
• 另一方面，William Easterly 和 Aart Kraay
(2000)发现通常比大国更加开放的小国往往有
更加波动的增长速度，虽然围绕着更高的平均
水平。原因不是在于他们的贸易条件更加不稳
定, 而是在于当贸易条件既定时，不稳定性对
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的影响也更大。
•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认为，如果初级产品的供
给是相对缺乏价格弹性的（与工业品相比），
世界需求的波动会使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大于
工业品。如果贸易自由化鼓励初级产品的专业
化，这意味着它将增加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
不稳定性。然而，Matthias Lutz 和 Hans
Singer (1994)的发现实际上恰好相反——开
放有轻微的降低不稳定性的倾向，而Easterly
和 Kraay (2000) 没有发现贸易条件可变性与
国家大小之间有关系（而国家大小又与开放程
度相关）。
• 转向贸易条件不稳定性对增长的影响，简单的
假说为：不稳定性导致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
依次降低投资，从而降低增长。
• Lutz 和 Singer (1994) 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经验分
析。他们没有发现净易货贸易条件的不稳定性
危害增长，但他们确实发现，收入贸易条件的
不稳定性会危害增长。
• 第三个可能的联系是通过金融市场。
Helena Svaleryd 和 Jonas Vlachos (2002)
认为，保护可能阻止金融市场的增长，
因为政府经常使用它以使公司免受冲击。
如果是这样的，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金
融发展。确实，他们的数据也倾向于证
明这一点。
4. 家庭与市场
边界价格冲击的传输
外部自由化引起的边界价格变化需要经过几个步
骤才能传输到当地生产者或消费者经受的价格
变化。传输的程度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变化，
如运输成本和其他的分销成本；商人之间的竞
争程度和广义的市场运行状况；基础设施、国
内税收和法规。其中有些成本是不可避免的，
如运输成本，其他的则代表经济的非效率，如
垄断或者商人面临的买主垄断。
• 可以获得的传输有效性的证据主要是关于国家
层面上农产品价格的。很多出口的农产品都是
通过公共的或私人的营销机构销售出去的。他
们的价格低于到岸价，其间的差距反映了运输
成本、营销成本和这些机构的其他成本，通常
还要加上买方垄断的利润。
• 公共营销机构主要是为了使农民免受价格波动，
因此贸易自由化根本不会被传输。但是这些目
的不是总是能够实现，平均来看对农民的净影
响总是剥夺农民。
• 当不存在具体的政策来进行干预时，价
格传输对于生活在偏僻农村地区的穷人
很可能尤其无效。在极端的例子中，生
产者和消费者可能与边界价格的变化完
全隔离开来，也就是说，物品不再能进
行贸易。Stephan Goetz (1992) 报告说，
在非洲撒哈拉的许多地区，高昂的固定
运输成本使得一些家庭无法从事贸易。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市场安排私
有化的例子
• 在津巴布韦，棉花收购私人化以后出现了三个
私人的买者，增加的竞争导致了更好的投入品
供给和更高的产出品价格，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 在赞比亚，当政府放弃对玉米的官方垄断时，
这些活动为两个私人公司所控制，他们能够合
谋以压低价格，并且不在偏僻的地区同时收购。
后面这一点本质上反映了关键基础设施——农
村公路——的恶化超出了可以接受的水平。
• Ousmane Badiane 和 Mylene Kherallah (1999)
表明，非洲粮食作物生产的国内自由化对于降
低贫困具有很强的作用。
• 这种自由化带来了私人购销商投资的增加和经
营活动的扩张，这为不熟练的劳动力提供了就
业机会，另外也降低了食物的零售价格和各种
交易成本。
• 因此，国内农业改革可以扩大农业贸易改革对
于减少贫困的作用，即使它会降低一些自然保
护。
市场被创造出来还是被摧毁
了？
• 从理论的角度，Paul Romer (1994) 认为贸易限
制最大的福利成本来自于它排除出市场的产品
和服务和由此带来的生产活动的损失。
• 很多研究表明，农业生产者从自由化带来的投
入品的可获得性中受益，消费者也从增加的产
品可获得性中获益。一项关于坦桑尼亚的研究
表明，自由化之后在国际价格水平上可以获得
更多的产品，这被人们尤其是妇女看作与原来
相比的巨大的改进，即使是对于那些非常贫穷
的农村人口而言。
• 但是，当贸易自由化或伴随的国内市场安排摧
毁了市场时，家庭可能完全与市场隔离开来，
并且遭受相当大的收入损失。正如我们前面讲
到的赞比亚官方垄断玉米收购取消的例子。
• 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政策干预可以创造出
对穷人有力的市场，反之，这些市场不会形成。
一个是孟加拉国的服装出口工厂为年轻妇女创
造工作机会的例子。虽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这
里还有很多不足，但它们确实改变了这些妇女
的生活。
家庭如何做出反应？
生产
对生产影响的丰富的证据大多是关于对价格变
动的反应的。这些证据通常是在农业领域，往
往建立在整体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无论是
对单个庄稼还是农业整体供给反应的许多研究
表明，整体看来农业生产者对于价格激励是很
容易做出反应的，尤其是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
投入品、信息和信贷时。这种状况通常要求补
充性的政府政策，例如信息和推广服务。
• 为了评估价格变动对于贫困的影响，关注个体
生产者尤其是小农的反应是必要的。使用微观
层面数据来研究比较容易，虽然这方面的研究
还非常少。
• 使用微观层面面板数据，Klaus Deininger 和
Pedro Olinto (2000) 显示，对于许多家庭，外部
自由化后提高生产力面临的一个主要的约束是
重要生产资产的缺失。
• Ramon Lopez, John Nash, 和 Julie Stanton
(1995) 发现，资本投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对价格
刺激的反应低于那些资本投入较高的农民。
• Alejandro Nadal (2000) 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
协议”对于墨西哥贫穷的玉米生产者的影响。
他发现，虽然玉米价格下降了，但贫困的小农
保持了其玉米生产水平。
• 这部分地大概反映出了转向其他活动的成本，
但仍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产出的生存性目的，
还因为替代作物的价格也严重地下降了。
• 玉米价格的下降直接地降低了生产者的收入，
也通过降低非农雇用机会降低了其收入。然而，
这些农民的状态好像本质上不在于贸易自由化，
而在于贸易自由化是如何进行的。
• 除了对生产的影响，农业中的贸易自由化也为
这些生产者进行商品化提供了激励。Haltberg
和 Tarp (2002) 发现影响贫穷和非贫穷农民进
行商品化的因素是相同的，主要是土地和资本
禀赋，以及农场产出和风险的特征。然而，非
贫穷的农民通常比贫穷的农民更容易拥有这些
要素，因而也更容易做出反应。另外，一些农
户更容易利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商业化环境，
而其他人则困难一些。
• 向商业化农业发展的一个方面是从粮食作物向
经济作物的转换。对它的担心主要是它可能使
得家庭的粮食安全和健康状况打折扣。男劳动
力去别人的农场上打工，留在家里的妇女的劳
动负担加重，对幼儿的哺乳和照顾降低，粮食
安全也会降低。但是，由于小家庭有了更高的
收入，家庭的营养未必会降低。另外，增长的
农业商品化对于减少贫困还有其他的有益影响，
例如它增加了对无地农民的需求。
消费与劳动供给
Martin Ravallion 和 Dominique van de
Walle’s (1991) 关于印度尼西亚大米改革的
研究表明，福利影响的变化取决于政府如何把
大米价格变化带来的预算冲击传递到消费者和
使用什么样的贫困线。
非常穷的人是大米的净消费者，他们从价格上涨
中受损，而正好位于标准贫困线下方的农民是
净生产者，因而从中受益，更容易逃离贫困。
考虑到最贫困的人大多在自我雇用的农民中，
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的变化可能是贫困的重要
决定因素。
• 正如前面暗示出的，贫穷家庭对冲击进
行反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力的供给。
虽然在下面的第5节讨论劳动市场问题，
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考虑供给的影响。
• 对于从事一些维持生存的活动的贫穷家
庭，工资雇佣、自我雇佣和消费是潜在
地联合决定的，所以，对于一方的冲击
会影响另一方。
• 近来一项关于越南的研究发现贸易改革
通过收入效应降低了使用童工的范围。
• 关于对外部冲击的短期调整的一项详细
的研究发现，尽管1997-98 年印尼的经济
下滑了15%，一些家庭仍然增加了收入。
他们也发现家庭实际收入的降低仅有个
人实际收入降低的一半。其应对策略主
要有增加工作时间、推迟可延期的消费、
动用储蓄等。
• 总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无论是作为
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家庭会对影响他们
的贸易自由化冲击做出反应，一方面利
用机遇，另一方面保护他们自己免受不
利的影响。但是，这种做出反应的能力
因家庭而异，因此，确保贫穷家庭能够
像富裕家庭一样做出合适反应的补充性
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如提高他们对主要
投入品、市场或基础设施的获取。
贸易自由化增加了脆弱性
吗？
通常认为，贸易自由化除了对平均收入的影响
还会增加贫穷家庭面临的风险和他们对外部冲
击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是一个穷人最为关注的事情。
贸易自由化通常影响家庭收入来源的方式及其
变化，可能通过四个方式来影响家庭的脆弱性：
平均收入的变化，家庭活动组合的变化，当前
收入来源可变性的变化和贫困陷阱。本文的其
他部分都在集中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穷人平均收
入的影响，本节将主要考虑其他三个方面。
组合选择
家计调查发现发展中国家通常有许多不同的收入
来源。一个最优化的家庭会在考虑风险厌恶的
基础上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组合，显然，
贸易自由化会改变这种最优组合。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鼓励农民从生存型作物转向经
济作物的自由化。显然，后者的收益更高波动
也更大。这是否会增加家庭的脆弱性取决于这
些转变的相对大小。其实，农民是否会进行改
变也取决于这些转变的大小。
• 如果家庭知道改变其组合的后果，这种
改变在当前看来也是可行的，并且这种
改变是家庭可以自由地进行的，那么我
们可以假定组合中的这种转变会提高事
前的福利。但是，在事后，家庭可能从
不幸的现实中遭受损失。因此，如果家
庭以高波动去换取高收益，我们观察到
的贫困的增长与事前福利的改善是一致
的。
这种观点的另一方面是，由于风险厌恶，比较
贫困的家庭可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从事潜
在地有利可图的新的活动。一些研究表明农户
的风险厌恶影响他们的农业投资组合和种植结
构。在每一种情况下，不可分散风险的存在可
能会破坏穷人可能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潜在
的好处，从而导致贫困陷阱。另外，穷人可能
缺乏关于新的活动伴随的风险的信息，从而导
致次优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