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尽人之智”的人文管理赵耀一、中、西管理思想的渊源与整合人类的管理思想有两种类型,一种渊源于古希腊海洋文明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经过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已发展成为日臻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即是渊源于华夏大河文明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也曾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由于近代政治经济的落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未能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相结合,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以至今人言管理必称西方,缺乏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正确认识。六十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属于儒家文化圈)迅速崛起,促使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Z理论的代表威廉·大内在考察了日本管理的成功之后,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欠缺什么东西。’〕,[1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正弥补了西方管理思想的不足,尤其是管理中的人本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图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各自带有自己“民族的精神标记”,是各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下的必然产物。.1西方管理思想的渊源西方近代科学植根于实用主义经济学、唯理哲学和新教的个人主义道德。实用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以唯理哲学为基础的,唯理哲学可以溯源到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时代。其特点是:它是实证主义的,强调通过实验观察、数据来验证假设,发现规律;它是理性主义的,排除对事物认识中的情感因素,强调人的行为的合理性;它是分析主义的,强调通过分析,通过对事物构成因素的细微分析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它是形式逻辑的,重视“量”的概念,追求建立严密的合理的演绎体系。这些特征贯穿管理活动的各个过程。新教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及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个人主义伦理,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对自然万物采取一种进取、征服、实用的价值倾向,这是造就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管理思想曾造就了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但伴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愈益突显。管理的非人格化、重功利、轻人性、忽视“人”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多层次需求,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人20世纪,西方管理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教的个人主义伦理逐渐衰落,日益为一种社会伦理所取代。这种社会伦理提倡和谐、合作,主张劳工和管理人员双方都进行“心理革命,。,无论是泰罗的以“经济人”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理论(X理论;)还是梅约的以“社会人”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学说,(Y理论)直至以大内为代表的“复杂人”的应变理论(Z理论,)归结到一个54
“尽人之智”的人文管理字,即“人”。从其发展的脉胳看,则是逐渐重视“人”,逐渐向人本主义靠拢。相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组织人本主义”,阁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似应称作“个人人本主义”,因其实质是更侧重于个人而非组织。.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渊源中国传统思想的各家各派,尽管立论不同,持义各异,但其共同的目的却都在于如何管理好国家。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言:“天下一政而百虑,周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可说是一种“管理型”文化,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决定,虽然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中各有不同,但自西汉以降,一直以儒家为主干,佛道交融,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架构和模式。这种架构和模式的基本点就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人本观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核心,它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人本观具体表现为管理的人道原则、心理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然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人”是组织中的“人”。在管理活动中,组织高于个人,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的根本利益,以求得组织的稳定;其次组织管理要以人为本,一方面必须满足组织成员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对个人的控制和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特别重视伦理关系的基本成因。.3中、西管理思想的整合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涵盖性极强的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核心,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重视人与人,人与物及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一种和谐、协调的总体观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它更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但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在其长处本身却隐含着一些不足、如人本观既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同样,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人本主义则又过于突显个人的利益,缺乏社会层面的整体观。纵观中、西管理思想,其历史就是一部人本主义进化的历史,其差异与不足是显现的。对西方管理思想绝不能单纯地取“拿来主义”,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亦不能敝帚自珍,抱残守胭,食古不化。在中、西文化强烈碰撞的今天,正确的态度应是坚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优秀“内核,’吸收一切有效的西方管理经验,加以融合并以民族化的新形式出现。这种创新是管理具有民族性的真正体现。那么,中、西管理思想整合的结果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似应为兼顾文化底蕴与科学特征的人文管理。闭二、人文管理—中、西管理思想整合的产物¹管理遵循的两种逻辑。健全的管理必须追求效益与价值两方面的和谐、统一与完整实现,因而管理也就必须遵循两种逻辑:效益逻辑与价值逻辑。效益逻辑是管理直接追求的目标,其要素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内在原理则是二者的统一。价值逻辑体现着管理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取向,其要素是管理主体、管理客体以及作为管理系统核心的人的需要。其内在原理是人的动机、情感、信念、需要等等。在这两种逻辑中,科学与人文都不可避免地交融在一起。科学不再只是处理人与物质55
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对象间关系的准则,而是意味着与包括人在内的客观对象的符合。当科学作为处理管理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时,就需要符合人的特性,因而也就具有人文内涵,并在相当程度上与人文合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科学也就是人文。这应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点补缺。º人文管理的概念、中心环节。管理是一个文化过程,管理的过程就是人的活动的过程,是文化运作的过程。因为管理中的人总是特定文化塑造的人,故而管理中必须按照一定的文化原理缔结管理关系,进行管理活动。这样,管理就必须充分重视文化背景与民族特征。文化的理念就是管理过程中人的理念,亦即人文的概念。广义的人文管理是指管理的一种模式或精神,即人文式的管理。人文式的管理即符合人的特点、人的要求、人文原理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它常常与科学管理或科学式管理相对应。狭义的人文管理是对人的管理。由于管理的主体是人,对人的管理就是人对人的管理,由于管理中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命体,人的活动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过程。心理的、行为的层面中的人总是抽象意义上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后天文化沉淀的影响,这些影响一定要外化为行为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如何外化,外化的方式如何,这些都是人文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人文管理以管理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的根本区别为前提,同时又突显人在这两种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核心的地位,把管理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用人文的方式和机制进行管理,并追求管理的人文目的。从管理的过程看,人文管理的中心概念与中心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把管理视作一种创造,即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人的潜能发挥出来,从而变为一种起积极作用的现实因素,即外化的过程,而不仅仅停留在显能的实现上。三、人力资源的特点与“尽人之智”理想管理模式的提出.1人力资源的特点第一,鲜明的人身性。人力资源所有权属于人类自身所有,不容剥夺。这是与其他任何资源的根本区别,也是人文管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主观能动性。人类能有意识、有目的地活动,对自身行为做出选择,主动调节与外部的关系。主观能动性有着巨大的能量,管理活动中,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文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此而言的。第三,知识智力性。人类通过同大自然的不断斗争,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智力,又通过自己的知识智力进一步改造自然、变革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知识智力的内容具有无限性。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类认识到,知识智力具有巨大的潜能,开发人力资源必须重视对这种潜能的挖掘和转化,这是我们过去的管理工作所一直忽视的。但是,知识智力的转化必须建立在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的基础上。否则,知识智力再丰富,也难以积极主动地服务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管理具有极大的优势。第四,生物性。人力资源存在于人体之中,与生命相始终,具有生物性,因而也就具有再生性、生命性和时效性。人文管理必须注意人力资源的生物性,避免盲目性,适时开发。.“2尽人之智”管理模式的提出56
“尽人之智”的人文管理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韩非子·八经》中论述到:“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这里,韩非从管理者的角度把管理水平为三个等级,指出只有能最大限度发挥管理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聪明才智的管理,才是成功的,高明的。从而提出了理想化的“尽人之智”的管理模式。然而,几千年来,受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尽人之智”的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渗透着中国古人的睿智,“尽人之智”的管理思想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毛泽东曾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5在这里,“出主意”是用“己”,是“尽己之智”;“用干部”是用“人”,是“尽人之智”。把“尽人之智”的内涵扩大了,认为应该结合“领导骨干的积极性”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困进而站在历史的角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认识观,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着重强调了管理活动中的人民性。这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在现实中的最佳体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与这种管理思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这为“尽人之智”理想模式的实现提供了基本前提。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未经历近代工业文明的洗礼,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体制僵硬,观念陈旧,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人力资源尤甚。层层控制,层层管“死”,人的积极性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加上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与国门洞开后闯进的消极因素,这些均对新时期的管理工作造成了负面效应。四、迎接挑战“—尽人之智”人文管理的时代课题.1科学的启蒙。这主要指树立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态度及求好寻优的精神。西方管理思想的精华是高效率、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其中的科学性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最为缺乏的。漫长的农业经济所孕育的传统文化不具备产生这种思想观念的土壤。可以断言,没有科学的启蒙,没有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扬弃,便不会有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尽人之智”的人文管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2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无论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些管理经验,还是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都蕴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它们应该是“尽人之智”的人文管理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希望所在。如果丢弃了,那么管理的民族化便不可能实现,我们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落后下去。这其中伦理价值观的确立相当重要。儒家讲求“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川把“德”和“礼”作为社会管理的根本手段。“道之以德”奉行的是以伦理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亦即所谓的“治心”。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角度看,就是现在的软管理,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无相通之处。“齐之以礼”作为“道之以德”的补充,是以礼、法制度为规范的外在控制手段,即现在的硬管理,近似于我们的法制建设。软管理在于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硬管理在于建立统一的行为规范。强调从内外、软硬两个方面对人们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儒家管理学说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一大优势。.3正确看待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影响深远,人们思想中的封建主主的残余居多,如“官本位”、“情大于法”、“不敢为人先”等。同时,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诞生的一个多世纪里,半殖民地式的统治也使传统文化打上了一些殖民化的烙印,“崇洋媚外”、“拿来57
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主义”等在国门洞开之后更有了滋生的气候。故而,中国的现代化管理也不能脱离国情,只能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逐步走向成熟。.4注重人的潜能开发和人的创造力发挥的研究。探讨人的潜力基础、形成过程、开发潜力的动力和内外因素,寻求发挥人才智能的最佳途径;研究人的生物基础,认识事物的各种形式,以及多边文化,学校教育,个人和家庭因素等影响;探讨在新科技革命中,人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如何开发人的创造力,以及人的创造过程、创造本能、创造个性、创造力思维等。.5改革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传统的人事管理是以事为中心,把人事工作,人事管理看作是一般性的行政工作,悟守“进、管、出”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后勤服务型的管理;缺乏主动性与预见性,是一种被动反应型的“管家”式管理,视野狭小,考虑的总是人员的招考录用、考核、奖惩、工资、福利、退休等微观管理,处于一种封闭或半封闭的状况。人文管理就是要冲出这个案臼,把人作为“第一资源”,奉行以人为中』合;时刻瞄准新科技革命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实行预见性管理。管理不再局限于本系统,不仅注意“进、管、出”,而且注意到社会上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开发利用,引人市场机制,实行开放型的管理,充分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调节作用。.6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源—国家公务员的开发利用。现代社会,国家对社会各方面的管理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作为国家管理活动人格化的代表—国家公务员的素质愈益重要。“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8]培训是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基本手段,尤其是我国的特殊国情,绝大多数公务员是由过去的机关干部“脱胎”而来,培训作为“换骨”的基本手段对于提高业务素质,更新思想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更为简捷的办法则是吸收大批优秀人才进人公务员队伍,吐故纳新,还有利于加快形成良好的政府形象和高效率的政府工作系统,确立强有力的国际地位和崇高的国际威望。注释:(1)威廉·大内《Z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2)曾任强、刘君政:《中国的经权管理》,台湾国家出版社,1973年版,第8页。(3)参见《复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袁闯:《论儒家组织人本主义的管理哲学》。(4)参见《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樊浩:《管理的文化力与人文管理》.(5)(6)《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第280页,第568页。(7)《论语·为政》.(8)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赵耀,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94级研究生)〔责任编辑:天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