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10期
摘要：本文从互联合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从计划经济
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从市场的结构看，是一个从不完备的市
场或者高度互联的“市场”向专业化市场过渡的过程；从制度的结构来看，是一个从互联的自
我实施的关系型合约向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中国的经济表现表明，市场
结构与制度结构的匹配对于转型的绩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分别从这个视角分析了在过
去 30年中国经济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金融体系和国有部门的改制。分析表明，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不仅是以上部门存在着互联合约者中制度安排，而且从整体上看改革
上也暗含互联合约的逻辑。本文最后引申出了一些中国进一步的改革的政策含义。
关键词：互联合约 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转型
一、引言
从 1978年起至今，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 30年。 从国际的视角来看，不论是与俄罗斯、东
欧等转型经济相比，还是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比，中国的转型都是相当成功的。 对此，我们首
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的微观机制保证了渐进转型的阶段性成功；以及这种
微观机制又是否可能限制渐进转型的进一步展开？ 换言之，我们必须真正理解渐进转型的成
本和收益。
关于俄罗斯式和中国式转型的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建立在 Dewatripont 和 Maskin
（1995）新软预算约束理论基础上的分权理论，以及建立在 M 型组织和 U 型组织理论之上的
解释。 它们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
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
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而 M 型的经济结构则使得经济中可以在局部进行制
度实验，使得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
效的有效信息，而且 M 型的经济结构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则不具
备这样的经济结构。这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期的经济绩效何以出现如此
大的差异，但这个理论本身却不是一个关于改革速度的理论，因为它不能一般地解释为什么
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绩效要好，而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的绩效要好于俄罗斯改革
的绩效。尤其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如下“悖论”：中国看上去并没有具备经济增长取得骄人绩
效的制度基础，如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没有健全的金融市场①，还缺乏良好的保护产权和实
施产权的机制，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后却一直保持着高速度的增长。
除了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解释以外，分权理论也还存在其他一些缺陷②。 尤其是，如果可
以一般地把社会发展看作一系列合约实施的过程，那么对任何社会来说，选择一个适宜的合
约的实施方式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对转型经济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转型经济中，
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
互联合约的视角*
□王永钦 李 明
* 本文的研究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 （07JJD7901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
（05CJL014）、复旦大学“985 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B101）的资助，特
此致谢；同时感谢 Sam Bowles 教授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同仁的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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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制度 （包括实施合约的各项制度和社会基础）
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以至于合约的实施和可信的
承诺变得更为困难。 从而可以说，只有选定一个基
本上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合约实施方式，
转型经济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如此，中国经济转型
取得这样一个重大成果，是否正因为它选择了一个
适宜的合约实施方式了呢？ 实际上，如果说不同的
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意味着不同的合约
实施手段，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因为不同的合约实
施手段恰恰是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定义
性特征。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以上 3 种结构
之中，财政联邦主义比较好地解释了分析的政治结
构中的可信承诺问题，而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
可信承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鉴于这 3
个结构方面的问题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如
果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实际不
能更深入地理解其中之一。 因此，分权理论没有完
整地揭示中国渐进转型背后的机制。 当然，如果尚
未认识到不同方式的转型方式性质的方面的差别，
我们当然也就不能期望可以预测不同转型路径的
未来。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合约实施的角度提出一个
自洽的逻辑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阶段性
成功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 本文的安排如下：我们
首先提出一个关于经济转型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
理论，然后借此定义转型前以及转型过程的中国是
一个互联的关系型社会；接着在互联的关系型社会
的框架内分析乡镇企业、金融体制以及国有企业改
制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解释
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更微观的机制；最后总结出中国
转型过程中的一般性经验，并对未来进一步的改革
提出一些政策含义。
二、经济转型与互联的关系
型合约：一个分析框架
在至少存在两个人的地方就会存在社会互动，
交往时由于信息不对称、 个人的目标函数有差异，
总需要一个治理结构 （governance structure），即合
约或者制度安排。 从实施的角度，大致上存在两种
规约社会活动的合约形式。 其一， 关系型合约（re-
lational contract），定义为相对固定主体间通过长期
重复博弈来自我实施的合约形式。 关系型合约的主
体是相对固定的个体或群体，相互间的社会交往往
往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期间很多信息长期内可被
合约参与各方观测但很难为诸如法庭或仲裁人这
样的第三方所验证， 所以不能靠第三方来实施，而
只能依赖双方的长期博弈来自我实施 （self-enforc-
ing）。这种合约又被称为隐性合约或者非正式制度。
其二，正式合约（formal contract），指那些正式形成
的可由法庭和仲裁人验证并保障执行的合约。 考虑
到实施过程要求法庭或仲裁人能够掌握至少不少
于合约双方的信息量，显性合约是一个有较强信息
结构要求的合约形式，正式合约又被称为显性合约
或正式制度。
以上两种合约各有其适用范围。 由于社会交往
过程中经常出现信息不对称、第三方不可验证性等
因素，在一次或有限期界博弈中，根据逆向归纳法
都可推知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完美，而若存在一
份关系型合约安排使得各方结成无限重复博弈关
系，只要贴现率足够高就能够达成帕累托改进的均
衡。 鉴于市场缺失或不完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普遍存在，且无限重复博弈所要求的较为稳定的
博弈主体条件往往也都易于满足；并且对于正式合
约，合约的实施一方面要求合约签订各方能对未来
所发生的事情有较强的理性预期，可穷尽多种可能
的情况并清晰界定收益分配与成本支付，以及在信
息结构上还要求合约双方所达成协议的内容及实
施状况可为法庭或仲裁人低成本地验证，要求实际
上非常之高，所以，一般看来关系型合约可实施的
集合要远远大于正式合约可实施的集合，巴苏（Ba-
su，2001）甚至提出一个“核心定理”③，指出所有能
通过正式合约实施的交易都可以通过关系型合约
来实施。
传统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型合约主要考虑的还
是单一市场交易或特定领域社会交往的过程④，王
永钦（2005,2006;Wang,2007）提出了一个互联的关
系型合约理论⑤， 将传统的单市场关系型合约扩展
为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并用于分析分工水平、市场
范围与制度结构之间同步变动的关系。 他的研究指
出，由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部分地
区和领域，分工水平较低，专业化的市场要么缺失
要么不完美———比如信贷市场，因信息不对称和缺
乏抵押物，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根本不存在，对此，行
为主体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之一即是通过引入互
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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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安排的
帕累托效率静态分析
联的关系型合约来模拟一定规模的交易。
存在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地主与佃户的互动是互联市场（互
联的关系型合约）安排的一个经典例子：佃农承租地主土地后需
要按约定缴纳实物租金，其本质是佃户同地主在产品市场发生关
系；而作为风险分担方式之一，佃户与地主还往往实行分成租佃，
即约定按一定比例分配产量以共担风险，这本质上相当于二者又
在保险市场发生了互动， 并形成了产品市场与保险市场的互联；
此外地主还可能向佃户发放贷款， 双方又在信贷市场发生互动。
这样，地主与佃农就会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信贷
市场、保险市场等多个市场发生互动。 即便是在当前正在转型中
的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也还能观察到互联市场的情况，如甲家
庭在住房建设时求助于乙家庭，实际上并不发生支付，但在农产
品收割时乙家庭可能会转而求助于甲家庭。诸如此类的安排较为
有效地替代了缺失的农村建筑劳务市场和收割劳务市场。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优势在于，以往单一市场可能存在的道
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通过市场的互联来尽可能地规避，规避的
机制通过某一市场损失由其他市场得益的弥补来完成（类似于市
场间交叉补贴）。因此，互联合约可以扩大传统研究揭示的可行关
系型合约的集合，因为单一市场上不可行的交易在互联市场上有
可能是可行的，人们更关心的是捆绑在一起的净收益。 基于以上
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个结论：有效的合约形式取决于分工
水平和市场的范围，经济发展欠发达的阶段或者地区，市场的缺
失或不完美性往往可以通过互联合约安排来克服，从而互联的关
系型合约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⑥。而且，关系性通过固定主
体间长期博弈来排除逆向选择和锁定道德风险⑦， 互联性则通过
跨市场间的交易来内部化各独立市场之间的外部性。
无论是互联的关系型合约还是正式合约，其实施本质上都是
社会博弈，因而需要求解均衡。 关系型合约本质上通过长期重复
博弈来自我实施，根据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存在多重均
衡，因此博弈主体就会有不同的预期，所以存在很高的协调成本。
单纯考察互联合约，从具体时点上看似乎不存在均衡⑧，但一旦引
入时间变动形成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则某一市场的损失究竟在选
择其余哪一市场、哪一时间来弥补就更为不确定，从而均衡也更
为复杂。 简言之，单一市场的关系型合约实质是要求当期损失后
续期间弥补， 互联型合约实质是某一市场的损失其他市场弥补，
两种合约形式的交互作用使得特定时间、特定市场的损失可以在
时间和空间的众多组合中去选择弥补，而哪一种组合更优将很难
确定，必然强化均衡选择的难度。
存在很多挑选均衡的社会机制。 其中一种机制是聚点均衡
（focal point equilibrium）， 其含义是寻求通过如历史传统和社会
规范（social norms）之类东西的指引达成唯一均衡，使得即使互
联型关系合约存在可能的多重均衡，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博弈
的结果得以获得认可⑨。另一个选择机
制是权威， 即每当交往主体之间矛盾
最终无法自我协调时， 由权威或者第
三方协调帮助挑选出唯一的均衡，这
类均衡实为相关均衡（correlated equi-
librium）。 例如，政府可以发挥协调机
制的作用。在此，公理化的意识形态也
可以充当这样的协调机制⑩。
分工水平、 市场范围及其对应的
经济发展阶段同适宜的合约形式之间
存在着动态的关系， 从而应该在不同
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合约形
式，或者说社会治理结构。我们曾经证
明：（1）在引入关系型合约时，会存在
无穷多帕累托改进的关系型合约;（2）
经过互联市场的捆绑又可极大地扩大
可行的合约集， 使很多单独看来低效
率的交易在互联的关系型合约下成为
可能輥輯訛。 简言之,即互联的关系型合约
有助于模拟出一定的市场范围， 保证
了一定规模的交易。 除具有较大的实
施范围这一特征外， 互联的关系型合
约因主要靠自我实施， 还避免了设置
正式制度及其载体（如法庭和监狱）的
固定成本。 从而，在市场范围较小，经
济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根
据“核心定理”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具有
普遍的适用范围， 而且鉴于其主要依
赖自我实施， 无需摊销设置正式制度
的固定成本， 因而具有较大的比较利
益。 图 1 给出了通过互联的关系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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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合作的帕累托改进空间，是对实施这一合约收益的静态说明。
图 1中三角形 AOB 表示没有交易的区域， 这个区域内，不
能实现帕累托改进。 长方形则表示双方都会恶化的区域，即便
是转移支付也不能帮助实现这种改进。 AB 右上方两条虚线之
间的部分则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假设由互联的关系型合约
可产生的关系租金规模为，RR且有 RR=S-S， 再规定任意一个
分享比例 0＜λ＜1，则双方可达成以下收益安排：[V+λ（S-S），U+
（1-λ）（S-S）]，帕累托优于初始配置[V，u]。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
实施成本，动态地看，它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 首先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分工将不断深化，市场范围也不断扩大，专业化市场不
断涌现，以上文提及的佃农与地主的互动为例子，此时佃农同
地主在多个市场的互联就可以转向银行融资、 向保险市场投
保、向产品市场出售产品，而只需向地主定期支付货币租金即
可。 概言之，经济越是发展，分工水平深化、市场范围扩大，由互
联的关系型合约模拟交易中的互联性和关系性都下降，由互联
的关系型合约来维持的治理成本将越来越高。 其次是随着经济
发展，分工水平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的交易量和交易
频率都会大幅提高（可称之市场变厚），使得拟参与交易主体的
搜寻成本大为降低，原来只能依赖关系性和市场互联性才能售
出或买回的商品，此时都可转而以较低的搜寻成本在专业化市
场完成，这样互联性和关系性也都下降（Kranton,1996），从而由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维持的治理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从而经济越发展，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适用范围就越下
降， 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来自我实施的治理就越难以奏效，
需要转换到以正式合约和正式制度来规约大范围交易的阶段
（Li，2003）。 当然正式合约的实施也有成本，特别是建章立制的
固定成本（Set-up costs）輥輰訛，例如设立法庭、修建监狱、组建警察
部队、修建铁路等等，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随着经济
发展、交易规模扩大，使用这些正式制度的平均成本将越来越
低，从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基于正式制度的治理就更
有效。 图 2刻画了两种合约形式交易成本变动的动态学。
图 2 中横轴表示市场范围，纵轴表示平均交易成本。 根据
业已说明的机制，随着分工水平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继续
实施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平均成本逐步上升，而实施正式合约
的平均交易成本将逐渐下降，临界点在 C。 图 2表明，合约形式
是市场范围和分工水平的函数，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水平较
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地采取互联的关系
型合约，选择高度一体化的非正式制度实施自我治理；而在市
场范围和分工程度比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之间的互动会
更多采取正式合约。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复合的特
征，即在实施治理时要考察长期和多个
市场的综合利益，从而要求处于欠发达
发展很难阶段的转型务必要按照一定
的序列（sequence）来进行，以保持维持
自我治理所必须的市场的关系性和互
联性；进一步，为保持这一互联性与关
系性，转型的选择有时候也要考虑到结
构（或部门、地区）之间互联性的要求，
否则就有可能会造成局部地区、部门或
领域的治理失效，进而引发全局的治理
失效。 这样，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就至少
在 3 个层面上与我们试图解释的中国
经济转型相关。 一是在转型的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流动
限制，农民之间、农民与所在社区以及
农民与政府之间保持的恰是一种跨信
贷、保险、产品和劳务等多个市场的长
期互动关系，从而实际结成了互联的关
系型合约，以至于原则上，农村地区的
治理长期依赖主要是在依赖社会规范、
基层权威等来自我实施，其中乡镇企业
的自发产生及其后来的演变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 二是在转型的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城市部门的市场化也是渐进展
开的，人们长期在固定的范围内进行交
往，作为对市场缺失和不完美是一种弥
补，人们与所属“单位”和其他单位成员
在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等市场上达成
了互联，以至于城市部门也存在一定程
度的自我实施的社会治理，国有企业的
改革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特征。 三是政治
组织也由于存在一定的封闭性，结成了
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自我治理。 三
图 2 关系型合约与正式合约
的动态交易费用特征
平均
交易
成本
互联的关
系型合约
C
正式合约
O 市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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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3~1988年我国乡镇企业
发展状况（单位：万个）
个部门的互联性和关系性特征相结合， 恰好构成中国转型过程
中的完备的社会治理结构， 可称为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社
会治理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奇迹的社会经济基础。
基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社会治理结构由于在一定程度上
模拟出了市场交易，并且能使政治组织保有一定的租金，往往产
生一个超稳定的，或者说刚性（Rigidity）的社会，如中国传统的
小农社会：即使是发生外族入侵以及文化移植这样的冲击，由于
经济基础不变，社会依然相对封闭和缺乏流动性，同样结成互联
的关系型合约并自我实施治理， 其结果也只能是基本上所有的
因素都被本土化。 另一方面，也往往是普遍的一个方面，就是一
个社会处于已存在市场化因素， 并试图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情
境中时，由于市场化本身是对互联性与关系性解体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互联性与关系性解体之后， 而同时由于原来的正式制度
的缺位，反而会内生化出类似于黑手党这样的治理机制，以至于
并不必然过渡到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开放、 民主的社会秩序
中去。以上后一种状态可称为治理失效，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能
否发挥有效的作用来规约交易輥輱訛。这要求：首先，政治制度的建构
能够使其存在致力于良治的激励， 而这一激励在转型时期往往
可能并不是一系列激进的民主化措施， 这是走出治理失效的主
观条件；其次，政府存在较强的组织化体系，深入并能调控到社
会的众多领域，这是走出治理失效的客观条件；再次，政府的转
型安排往往需要依特定的序列（Sequencing）来进行，否则可能产
生更大的治理失效。
政治结构的激励并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 本文我们主要依
据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理论框架， 来考察中国转型过程的序列
选择。 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转型，尤其是乡镇企业制度的
变迁，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变革的安排，契合成功转型
所必须的序列要求，凝结着依赖关系性和市场互联性，以及结构
互联的“改革智慧”，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目前这阶段性的
奇迹。 通过考察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
变迁、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变革的安排，我们试图说明，基
于互联的合约的制度安排， 以及基于整体制度互联性要求而推
行的适当的改革序列（sequencing）安排是支持中国经济奇迹的
重要治理机制。
三、作为一种互联的合约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輥輲訛基本上是中国转型期间特有的一个现象，其他转
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组织。 实
际上想准确理清我国乡镇企业如何平地崛起的比较困难， 因为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尽管一直认为乡镇企业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创举，但也没有预期它的
产生与演变輥輳訛。
由表 1 可以看到，1984 年实际上
是乡镇企业创立的元年，因为自此年份
始联户企业和个体企业合法诞生，并迅
速以超常的速度发展； 并且通过对比
1983 年和 1984 年的数据也可以看到，
遗留的社队企业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影
响并不是主体性的，新生企业才是乡镇
企业发展的主流輥輴訛。 以上构成中，乡办
和村办企业属于集体性质，余下的才属
于非集体性质，而如今转型经济学文献
中普遍强调的模糊产权实际指的是前
者輥輵訛，而根据上表中的数据，实际上后
者占有绝对数量。不过由于集体性质乡
镇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并且研究也认定
此类性质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与非集
体性质乡镇企业的效率并无明显差别
（Svejnar， 1990； Pitt and Putterman，
1992）， 所以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90 年
代早期集体性质乡镇企业产值都占有
较大的比例輥輶訛。
集体性质乡镇企业的效率和产值
特征带给经典产权学派企业理论的，无
疑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为它们始终强
调清晰的产权结构对企业效率有着特
殊的作用。这一悖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
的广泛讨论，而有两个文献实际上是这
一研究的制高点。一个是魏茨曼与许成
钢（Weitzman and Xu，1994）的解释，另
一个是 张 春 与 王 一 江 （Chang and
Wang，1994）的解释。 魏茨曼与许成钢
指出集体乡镇企业 （即社区所有制企
业）效率的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文
化中的合作精神，而张春与王一江则从
不完备合约的视角出发，指出：在存在
合约不完备的情形下，控制权的事前安
�� �� �� �� �
�
1983 0 0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资料来源：胡必亮、郑红亮：《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农
村的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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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就极为重要，因而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不可能达成
完备合约的情况下， 中央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
的考虑，认可基层政府参与企业控制，以减轻前者对
企业剥夺并寻求其给与企业一定的组织和政策支
持，是所谓模糊产权形成并维持着较高效率的原因。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有助于我们更细致地
理解这一控制权和收益权安排的效率含义。 首先从
社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由于流动性限制，社区居
民与基层政府实际上形成了长时期的跨期的关系
和跨市场的互联关系，也就结成了一种互联的关系
型合约。 比如基层政府一方要负责提供如教育、农
田水利等服务和公共设施，而社区居民又长期向基
层政府及其代理人提供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收入，相
互之间不依据正式的制度在互动，而主要自我实施
治理。 那么，在双方都存在激励扩大生产的情况下
（政府有激励获取财政和其他收益， 社区民众也有
激励获得收入）， 控制权的合作安排无疑具有帕累
托改进的属性，并且因为关系的长期性与市场的互
联性，政府在合作中也不一定能够过度剥夺，而社
区则可以有赖政府获得资本、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补
助。 再从社区内部关系来看，社区民众之间由于流
动性限制，实际上结成了更为牢固的互联的关系型
合约，愿意也能够把累积的剩余投入有助于增进集
体和个人利益的事业，并且有激励作
为一个整体去与基层政府结成以上
关系。 总体而言，（集体）乡镇企业的
本质，正是这样一个涵盖了社区居民
之间、社区与基层政府之间关系的一
个纽结 （nexus），而基于互联的关系
型合约所产生的剩余定然需要在居
民、社区与政府之间进行帕累托改进
的分配。
当然，我们也可以考察由联户和
和个体组成的非集体乡镇企业的性
质。 在转型初期，同样由于存在的流
动性限制輥輷訛， 非集体性质乡镇企业实
际上也必然会与所在社区和基层政
府产生关系与互联，特别是在资本市
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关系
和互联，所以尽管这类企业有私人产
权的性质，但与经典意义的私有企业
又决然不同：与集体性质乡镇企业一
样，非集体性质乡镇企业本质上也不具有完全明晰
的产权，即不具有完全排他性的控制权和收益权。
围绕居民、 乡镇企业和基层的政府三者的互
动，我们具体来考察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在农村地区
作用的微观机制。 陈剑波（1995）曾给出过如下一个
乡镇企业的交易平衡表輦輮訛，可视为是考察政府、社区
与居民互动过程的一个绝好说明。
由表 2 可知，在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中，除了
乡镇较小规模的初始公共积累外，主要由社区居民
基于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的内源融资，以及由县、
乡镇、 村政府或干部担保的信用社和银行贷款构
成；在原材料投入、土地还是劳动力要素的供给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乡镇、 村政府协调和分配完成
的；同样也能看到，作为对企业享有以上安排的交
换，企业必须完成政府下达的利润指标并上缴相应
的比例、共享一定程度的生产经营权，以及接受由
基层政府任命大部分经营管理人员。 表 2仅涵盖的
是政府与企业间的交易平衡，实际上存在的应该是
“政府—企业—社区”的交易模式。 这样我们就说明
乡镇企业是一个凝结着基层政府、 社区的就业、收
入和财政在内的多元目标的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
种社会治理机制。 由于上述居民、乡镇企业和政府
三方的互动是以所达成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支撑
表 2 “企业—政府”交易平衡表
资料来源：陈剑波（1995）（本文做了一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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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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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而各方就往往需要通过跨期、跨市场的较差
补贴来达成均衡，会存在多重均衡，基层政府和企
业家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充当均衡的筛选机制。
以上对乡镇企业治理功能的考察，还仅限于探
讨它在社区、基层政府福利增进过程中作用，而包
括主流的关于乡镇企业的文献也基本上都没有系
统研究过乡镇企业对整个转型的外部影响，也就是
说没有研究过乡镇企业对于转型序列（sequence）的
意义輦輯訛。 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背景下，以乡镇企业为
纽结的居民、社区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性和互联
性作用的范围还不仅限于农村地区内部， 恰恰相
反，它还具有意义深远的外部作用，甚至于在全局
上支撑了中国渐进转型的顺利展开。
对于中国渐进转型的进程，一个普遍的认识是
它是由农村而城市，由工业而金融，缓慢推进的，但
对于渐进成功演进背后的具体机制却缺乏必要的
分析。 渐进主义的真谛在于改革先由边际上进行，
即先不触动既有的刚性体制，如国有企业制度和政
治体制，而由体制外的和影响面较小、能取得普遍
共识的领域和地区先行， 然后着手实施全局性改
革。 故而渐进主义本质上是先找局部均衡再寻求一
般均衡。 中国转型的局部均衡正是由农村部门发
轫，并经乡镇企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具体来讲，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及乡镇企业获得发展之
后，政府就已经有意或无意地使其纳入到社会转型
的整体布局中去了，比如在约束社会流动保持农村
地区的关系性和互联性之后，乡镇企业就承担了包
括纳税（1991年乡镇企业累积缴纳税收 454 亿元）、
吸纳城镇剩余劳动力、出口创汇（占到出口创汇 1/
3）和承担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办学办卫生、搞福利
（年均支出达到年 200 亿元以上） 等在内的多项任
务。 尤其是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发生的
大规模的亏损以后，乡镇企业实际上支付了一大部
分转型成本，即实际上与中央、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产生了结构上的关系和互联， 为之提供了跨时期、
跨市场的全面补贴輦輰訛。 仅仅在以上的经济层面中，即
使在制度层面上，乡镇企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乡镇企业推动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和购买力的提高，对原有的产品供销体制和价格体
制都给与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不仅赋予了城市和国
有部门改革压力，也为城市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
的市场。
沿着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的思路，我们也能
理清集体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普遍出现困
境和大规模转制的逻辑。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市
场范围的扩大， 专业化的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
信贷市场和（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交易市场开始出
现，而且国家对私有产权也越来越有保障，企业家
就可以更直接地从这些专业化市场得到他们所需
的资源，而不必像过去这样倚重地方政府。 另一方
面， 随着在这些专业化市场上交易的主体的增多，
这些专业化市场的厚度增强了，这也降低了企业家
在这些市场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原来与地
方政府的互联性交易的吸引力下降。 经济发展和市
场化通过上面的专业化效应和市场厚度效应成了
乡镇企业解体的一种外部动力。 的确，90 年代中期
之后，随着要素市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育，宪法
和其他法规中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更加明确之后，乡
镇企业就开始了向私人企业的大规模转制。
至此， 我们在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框架的基础
上，阐明了乡镇企业的起源、产权的本质及其转制
的逻辑。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解析了农村地区在
社区、居民与基层政府关系性与互联性基础上产生
的乡镇企业，在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以及在
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序列安排中的重要外部作用。 总
体来看，辅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作为
一种治理机制，在确保农村地区内部实现稳定转型
的同时，也为城市部门乃至全局的渐进转型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和宽阔的背景。
四、重新思考金融体制在
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本节论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体制的演
进， 并集中考察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的互动，研
究其效率含义和整体转型的影响輦輱訛。 这里，我们将非
正规金融定义为其合约的实施不依来于显性的法
律体系的金融安排。
首先我们考察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变革安排輦輲訛。
农村金融体制变革安排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8~1995 年，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主导，农村
信用社为基础，其他金融机构和融资方式为补充的
多元融资方式。 农业银行于 1979 年复行，设分行至
县一级行政区，在农村兼领营业部和农信社。 农行
最初的定位是以支持农村商品化为导向的政策性
11- -
银行，且贷款对象由集体转向农户。 农信社作为农
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为集体性质的金融组织，定位在
服务农用生产和农村发展。 但实际中农业银行很快
就转向商业化，并出现了非农化倾向和商业性贷款
挤占政策性贷款的情况。 为此，国家又在 1994 年成
立了专门的农业发展银行来承担农行剥离出来的
政策性金融业务。 这样，实际上整个 20 世纪 80 年
代主要是由农信社承担了支持农村发展的金融业
务， 并也确实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不过由于转型的不断推进，市场范围越来越大，
社区与农信社的关系性和互联性也在逐步解构，同
时也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农信社的功能不断弱化，
并最终转而起到了负面作用，比如有统计就表明，在
1984 年农信社贷款与存款比率为 ， 而到 1990
年这一比例就仅为 ， 到了 1996 年则仅有 ，
从而实际上在农村地区形成了金融抽血的局面。
不过贯穿这一阶段，非正规金融（表现为民间
金融）实际上并未处于受限制状态，乃至于出现了
合作基金会以及钱庄、合会等多种形式的非正规金
融机构和私人借贷行为，对农业生产以及乡镇企业
发展给与了重要的支持。 表 3根据国家“七五”期间
私营经济研究课题在 1988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给
出的样本私营企业在创业时资金来源的情况輦輳訛。
考虑到它们调查的小样本性质，表中的数据可
能有偏颇，但应该也能说明部分问题：即在本阶段，
私营企业的资金来源相当有限，以内源融资（自筹
资金和亲友借款）为主（52%），并辅以工人集资款
项。 表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银行、信用社
贷款所占份额还具有相当规模的（%），而要理
解这一比例的合理性，我们则需要从对银行、信用
社贷款获得途径的考察中才能得到理解。
表 4一方面可以说明， 前文提及的农信社等金
融机构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显著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地
区的互联性和关系性在这一状况背后发挥重要作
用：因为无论是村干部出面，还是银行、信用社看
好， 或者是与银行、
信用社人员有交情，
本质上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社区、基层政府与以信
用社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建立了跨期和跨市场的联
系，维系着正规金融制度的资金支持。 当然，参考表
3的数据可以想象， 亲友借款和工人带资作为非正
规金融体制支持更只能是通过互联的关系型合约
来自我实施的輦輴訛。
农村金融体制演变的第二阶段从 1996 年开
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1996 年农业银行与农信社分
离，农业发展银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农村初
步形成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农业发展银行为
主体的正规金融制度格局。 而此后农村金融体制改
革的重点，则是农信社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之逐
步成为由农民、 农村工商户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
农民、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金融组
织。 不过尽管农村表面上形成了完备的正规金融组
织，尤其农信社依然发挥着作用，但实际所发挥的
作用可能尚不及第一阶段时所发挥的作用輦輵訛， 比如
在 1999 年、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 4 个年份，
农业地区（包括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余额占各
项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10%、%和
%。 而仅在 2001 年，国有商业银行以吸收存款
方式从农村地区抽取的资金就高达 3000 亿元，邮
政储蓄近几年平均每年抽取的资金也高达 6000 亿
元。 这样，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只能替代
性地依赖基于互联性和关系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
获得融资。 而随着市场范围扩大，交易主体间关系
性和互联性不断解构，继续保持基于互联的关系型
合约融资的成本就在大幅度上升，比如利率持续上
涨以及在合约执行过程中频繁发生暴力輦輶訛。这样，我
们也可以引伸出农村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发生凋敝的一个机制： 迈向市场化的转型，以
及正规金融体制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农村
地区的互联性和关系性，使得支持金融运行的微观
社会治理都迅速缺失。
综上所述，正规金融制度在中国农村部门的转
型过程发挥的作用可分成两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前期，正规金融体制在与社区、基层政府达
成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基础上，保持了一定程度
的作用， 但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
这种作用就随市场范围不断扩大
而持续下降了。 农村正规金融体
制功能的弱化， 能否得出结论说
表 3 百家私营企业创
办时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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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5 5
资料来源：国家“七五”期间中国私营
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的私营经济———
现状、问题、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
表 4 百家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用社贷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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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0 8 30
资料来源：同上。
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12- -
《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10期
表 5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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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0% 10% 10% 20%
资料来源：《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 周小川 2004 年 4 月 16 日在
上海 IIF 春季年会午餐会的演讲 （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daojianghua/）。
正规金融体制在全局上是缺乏效率的呢？ 实际上这
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并首先设计评价标准
问题，再涉及评价的方法问题，尤其是置于转型序
列安排的视角中，答案就恰好是否定的。
先从评价方法的适用性上来看，普遍的效率标
准都只适用于考察单一市场或部门制度安排的情
形，而无视或忽视跨期、跨市场制度安排的效率含
义。 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采用这样的方
法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因为专业化市场普遍存
在，从而交往行为可以并且能够在短期内、在单一
市场上实现； 但在转型经济或一般发展中国家，如
中国，市场要么缺失要么不完美，交易的跨期性和
市场的互联性极为必要和普遍，这时考察制度安排
效率含义的方法必须要基于长期的关系性和市场
的互联性。 就金融体制而言，关系性要求考察制度
安排的长期效应，市场的互联性则要求考察制度安
排的外溢效应，包括市场间的和部门间的。
再从评价的标准来探讨， 金融体制是否有效
率，或者效率高低，其实它的答案也比较简单。 简单
是因为只需要给出两个问题的答案即可：一是金融
制度安排的目的是什么，对此比较容易达成如下共
识，即金融体制的安排应有助于经济主体跨时间和
空间配置资源；二是假定不存在给定的金融体制安
排，社会资源配置的初始点在哪里，并考察引入该
项安排后有没有维克赛尔意义上的福利改进輦輷訛。 如
果一项制度安排同步实现了契合以上两个答案，就
有理由认可该项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根据以上对在
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对众多制度安排（包括金融
体制）效率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的讨论，我们来考
察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正规金融体制变革安排的效
率含义。
前文我们已经探讨了非正规金融在支持乡镇
企业乃至整个民营企业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基本认
可了它的效率属性。 对于正规金融体制，我们还提
及，除去对农村地区和民营经济领域小规模的资金
贷款支持外，实际上主要在抽取农村地区和民营企
业的剩余，而集中于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
业银行内。由于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正规金融机
构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明确的国有企业偏好，那么
我们对（正规）金融体制效率内涵的考察，就可以
从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如何向
国有企业予以支持的来入手。 同时，由于我们已
经论证中国由农村自发开始的转型，经乡镇企业的
崛起在农村部门步入高潮后，又被政府纳入到谋求
整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去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认
为，此处的分析也对经济结构之间互联式的转型安
排给出了一个说明。
对于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
究竟为城市部门输入了多少资金，是一份很重要的
课题，而服务于转型任务而又无法回收的资金就更
值得探究———这些成本可统称为金融体系所支付
的渐进转型成本，并且由于城市部门国有企业的改
制成本， 以及在改制后企业的重新运营成本中，很
重要一部分实际也是由正规金融机构支持的，故而
恐怕很难究清它的效率含义輧輮訛。 通过正规金融机构
对城市国有企业进行的补贴至少包括 3个方面。 一
是以低利率信贷和未归还本金形式对国有企业的
补贴。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照补贴规模占 GDP 的
比重来算，1985~1994 年间该渠道的金融支持约为
年均 %，1992 年曾经一度高居 %輧輯訛。 二是国
家财政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中所包含的一部分
金融的贡献輧輰訛。 三是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过度负
债和大量不良贷款，部分属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金
融补贴（张杰，1998）。 实际上，以上第三部分才属于
一般文献所定义的渐进转型的成本。 据推算 1985~
1996 年间 , 中国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不良贷款占
GDP 的比重约平均达 %，1993 年曾经一度高达
%。 而这其中究竟有多少可称之为由以国有商
业银行为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承担的渐进转型的
成本呢？ 我们可以参考表 5 在 2004 年的一份统计
数据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表 5 中共有包括 30%的直接行政干预和 50%
的准政府国有企业、司法部门和国家经济决策（产
业结构调整）造成的计 80%不良贷款可归为正规金
融机构对渐进转型的支付。 应当指出这种支付应该
还不仅限于不良贷款这一项， 实际上依据陈野华、
卓贤（2006）“不良贷款损失”指标所计算的结果，正
规金融机构承担的渐进改革成本数额甚至则高达
亿元。
调整
13- -
参考上文所讨论的判断转型经济中体制安排
的标准和方法，我们不妨假设不存在以上以国有银
行为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对城市部门 （国有企业）
的金融支持，那么城市部门，或者说整个社会转型
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很多例子可做参照来
回答这个假设的问题。 如同为转型经济国家，前苏
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绩效是有目共睹的，
而它们为什么会形成与中国如此鲜明的对比的呢？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相对于中国在转型初期
的金融体系而言， 而前苏联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而
且支持计划经济体制强制要求存款，从而使得激进
改革所引发的通货膨胀迅速侵蚀了这些储蓄，引发
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和执政党执政基础的丧失。 同样
是属于转型经济的部分东欧国家，由于在转型之初
就采取了商业银行从国家银行中独立出来，并采用
国际银行惯例来实施治理，在转型导致生产下降的
情况下，陡然为依然脆弱的商业银行增加了大量的
不良资产，使得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陷入了长期的
共同衰败困境中。 它们的经验表明，只有保持延缓
国家银行体系的商业化进程，保持国家对储蓄的配
置能力，并最终支持城市部门的改制和着力培育其
自生能力，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金融体系的
稳定和商业化。 中国正规金融体制的改革安排基本
上恰是遵循这一逻辑而设置的：首先，国家始终保
持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其次，在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
降的条件下依赖国家信用以高负债为代价筹集资金
以支持城市部门改革。 而这一安排的结果到如今也
是可圈点的， 中国不仅迅速实现了国有企业的战略
重组，并且也同时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准备了条件。
实际上，商业银行也还不是整个金融体制中支
持转型安排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渐进转型成本的终
极承担者。 从现有的实践看，随着四大国有银行的
不断商业化，中央银行、财政以及不良资产管理公
司， 实际上构成了金融体制改革安排的重要环节。
在考虑这一因素之后，由中央银行、国有资产管理
公司、财政部门共同参与的，对以国有商业银行为
主导的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路径就可以由下图来
阐述輧輱訛。
图 3 中计有六项安排， 其中中央财政独有三
项，资产管理公司有一项，中央银行有两项。 安排的
主要目的在于销核、 置换不良资产和提高资本金。
依据陈野华、卓贤（2006）的估计，在上述安排中，运
用国家当期资产进行支付的有 亿元， 仅占
渐 进 转 型 成 本 总 额 的 % （ 亿 元/
亿元），而余下的部分正在后续摊销中。
至此，我们总体完成了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
金融体制安排的概览，如果考虑到转型以来城市部
门的改革绩效， 以及近期商业银行战略重组的表
现，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属性应是确定无疑的。 而
选择这种转型安排的原因，正在于使金融体系在强
政府的保险下， 充分利用城市部门与农村地区、工
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结构互联，来推动转型渐进推
进。 富有启发的是，这种基于结构互联的考虑不仅
有助于我们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效率含义，还
能解释一些辅助措施的采用及其变化：比如，由于
互联性及关系性的维持要求交往各方为保持为相
对固定的主体，从而也就能理解为
什么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正规
金融，也能理解为什么不按照企业
实际的会计指标在部分适合的国
有企业实施破产或民营化。不过我
们的制度安排可能未虑及市场范
围扩大后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
题。 比如随着市场范围扩大，首先
农村作为一个整体会逐步解构，国
有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基层政府都
会发生规模的变化， 从而部门之
间、制度之间的互联性下降，那么
以上农村对城市、 银行对企业、政
府对企业的先期支付如何能期望
图 3 国有商业银行参与转型安排的局部描述
资料来源：陈野华、卓贤（2006）。
中央财政 发行
发行
特别国债
税收
国有银行
原资本金
减免
动用
担保
AMCS 金融债券
置换 置换不良贷款
再贷款和
央行票据
核
销
国有银行
外汇储备
中央银行
注资
注资
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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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10期
能继续通过跨市场、跨部门、跨期的弥补来得到返
还呢？ 尤其是在当前非正规金融仍处于受约束状态
的情形下，农村金融体系如何构建更构成治理失效
的隐忧所在輧輲訛。
五、国有企业改制中的
互联性制度安排
以上我们考察乡镇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安排在
渐进转型过程中的演变与发挥的作用。 我们的讨论
一直蕴含着如下一个思想：尽管乡镇企业制度曾经
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达成了相对有效的治理，金融制
度安排也要服务于转型全局，而并非单纯指向金融
部门本身。 实际上，以上安排在实现自身治理的同
时，都更多地指向了城市部门，或更准确地说一度
指向国有企业。 为什么转型安排的重心有目的地指
向城市，或者说国有企业，文献中讨论的并不多，但
探讨它的必要性却不似文献的数量一样无足轻重。
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由 3 部分组成 ：家
庭、企业和政府。 既然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在于实
现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那么一切转型的工作
都应围绕发展和完善上述 3项主体而展开。 在市场
缺失和高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家庭和政府单
单依赖其自身的发展，难以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 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在城市以及工业部门主要是由以国有企业为主
体的单位制来达成治理的，如在国有企业内部提供
医疗和住房。 而即使有乡镇企业和城市民营企业在
边际上的发展， 也难以突破国有企业的庞大优势，
而国有企业本身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化了的实体，
在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最终也将成为最具威胁
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所以，不管农村地区和城市
局部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仍将面临资源瓶颈和政
治不稳定，以至于体制内的增长和转型就成为稳定
和增强执政基础、 实现全社会成功转型的关键所
在。
既然抛开国有企业成功改制无以言转型的成
功，那么转型的布局就会要求以农村地区，和它的
乡镇企业，以及其他民营企业为“根据地”，通过财
政和金融制度安排来实现与国有企业长期的结构
上的互联。 与其他类型的变革一样，国有企业要想
转制成功也必须同时具备改革的发动者，以及有效
的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在国有企业改制发动者的甄
别和评判方面，中国一项独特的制度安排发挥了重
要作用，即在不涉及所有权变更的情况下，以使用
权的松弛来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着力改善企业的
外部竞争环境以强化企业所面临的激励。 这样，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或者部分政府官员尽管未获取企
业所有权， 但实际控制和收益权也有了一定的保
障，从而使得其中一些人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核心的
推动力，并且由于这批人实际上以企业为平台与职
工和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结成了长期的关系和市
场上的互联輧輳訛， 从而使得职工和主管部门及地方政
府本身又成为改制的广泛的推动力。 中国国有企业
改制就这样在经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股份
制等过程后， 最终以准许以产权的变更得到完善。
此外，与金融制度安排相关，国有商业银行因为与
国有企业的互联性和关系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
中实际上也充当了改革发动者，全面参与国有企业
的改革并发挥了一定的监管和推动作用。 比如，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 2004 年一份关于国有企业改
制的调研就显示，中央所属企业有相当一大部分的
改制动议是由国有商业银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推动的輧輴訛。
除了以上改制的推动力之外， 我们业已言明，
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功还取决于要素配置的具体过
程。 一般看来，这一过程至少包括已经阐明的金融
资源配置，和即将阐述财政资源、劳动力要素等多
重资源配置安排。
同乡镇企业一样，包括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輧輵訛
在内的城市企业体系，长期以来也都是兼具生产和
社会治理功能的组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计
划体制下就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企业（小宫隆太
郎，1986）。 也正是因为此，国有企业长期背负沉重
的社会负担， 并最终出现大规模的负债和亏损，根
据张军（2001）的统计，仅 1999 年一年国有企业亏
损比重就达 42%之多，亏损数额达 800 多亿元。 由
于国有企业具备这样一种社会治理功能，一旦出现
大规模的经济指标下滑甚至破产， 社会必然紊乱，
那么可供选择的方案只能是通过相应的资金和政
策补贴，以期国有企业获得再生能力，并伴随市场
经济的发展来同步解决增长和治理问题。
在一揽子方案中，首要的一条是国家通过财政
对国有企业的亏损予以补贴，实质是由政府主导的
一种资源配置。 这种有财政渠道而进行的资源配
15- -
置，主要包括直接亏损补贴、价格补贴輧輶訛。 据统计，在
1985~1994 年间， 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
各类补贴（明补）平均约折合 GDP 的 %（张杰，
1998）； 如果考虑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有企
业改革攻坚阶段更大规模的投入，该比例无疑仍要
更高。 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补贴，除去财政由银行部
门得到的部分收益外，相当大一部分只能是来源于
农村地区（包括乡镇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所缴纳
的税费輧輷訛，从而本质上是一种跨行业、部门、市场的
交叉补贴。 不过随着行政分权的推进，财政收入尤
其是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持续下降，财政补贴的力度
也在逐年递减，比如补贴金额从 1985 年占 GDP 的
%下降到 1994 年的 %。 金融体系的替代性支
持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即在财政
融资下降的情况下由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正
规金融体系以债务融资的方式把资源配置到国有
企业中去。 按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的估算，
1987 年到 1995 年 9 年间， 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银
行系统的借债总额约占 GDP 总额的 %， 其中用
于国有企业的部分则共占到 GDP 总额的 %。
上述论及的，是由财政和金融系统对国有企业
单向度的要素配置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
与银行以及及其主管部门、政府实际上结成了结构
上的互联，以至于银行、企业主管部门（政府）以及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都在改制过程中共享了合作的
剩余。 一定意义上也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政府
与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的关系性和互联性，企业经营
管理人员也倾向于为职工争取剩余，如提高工资和
增加福利等，政府同样基于这种关系向职工支付各
类保险和补贴，以获得是合法性的维持。 同样而企
业以及政府对职工的转移支付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互联性的反向补贴。
当然，我们也可以微观考察以上反向补贴机制
发生的具体过程。 国有企业的改制表现为四项重要
的状态，其一为职工下岗，其二为歇业，其三为破
产，其四为产权转移。 其中一、二两项颇具有转型社
会的特色，实际上也一直贯穿于国有企业改制的大
部分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职工下岗状态是指企业
职工离开工作岗位但同时又不立即与所在企业脱
离劳动关系的一种安排，它有助于确保职工能够继
续获得一定的收入，享有住房、医疗和教育等补助，
形成了国有企业的“二元就业安排”和内部的二层
次的劳动力市场（陆铭、陈钊，1998）輨輮訛。 而企业歇业
状态则是指企业介于停产和破产之间的一种安排，
具有主要生产部门通产、多数工人歇工，企业资金
告罄并有大额负债，和未发生清盘、产权交易以及
企业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特征（杨宇立，1998）。 按
照标准经济理论， 以上很多安排往往是非效率的，
因为比如对下岗职工进行支付的情况，实际上是增
加了企业使用劳动力的边际成本，违反了企业的最
优的雇用决策；歇业安排同样也不符合标准经济理
论的要求，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无效率地占用资源。
但无论是职工下岗还是歇业状态，往往又确实是在
以下两种情形下的理性反应：一是非国有部门发展
依然不充分，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流动存在很强的障
碍；二是财政和金融体系尚有一定的力量进行转移
支付。
同时，我们也能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4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来了解由政府和企
业为主导的对职工反向补贴的具体规模輨輯訛。 报告指
出，国有企业的改制成本主要包括职工解除劳动合
同的经济补偿金、 偿还职工债务和拖欠福利费，以
及移交社保机构的职工社保费用等，其中中央所属
改制企业对职工的人均支出为 万元， 地方所属
企业对职工人均支出为 万元。 报告还指出，企
业改制的成本一般都从企业净资产中扣除，当净资
产不足以支付支出时，企业则主要从其占用的土地
收益中获取。 在样本企业中，净资产不足以支付改
制成本的高达 44%的企业都依靠本企业的土地收
益来支付改制成本的不足，另外 20%的企业则靠控
股母公司来筹集，而控股母公司也主要是靠其经营
所控股企业的土地资源的收益来支付。 对于无形改
制成本的支付，最为常见的就是安排企业做有条件
的转让， 比如要求受让方承诺保障职工的就业，其
中中央所属企业约占 45%比例要求受让方做出承
诺， 而在地方所属企业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 60%。
以上仅报告了样本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在发生所有
权变更时的部分转制安排情况，实际上众多转制企
业还给出了如至少在 3 年期内给与就业安排、主业
不变动、不搬迁、土地用途不变更等承诺，隐含设置
了职工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和互联，直至随市场范
围扩大，有关各方都能经由专业化市场解决如就业
等各种问题时，才“准许”相互间互联和关系的终
结。
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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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10期
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充分体现了互联合约
的思维。 其实，改革前经典的国有企业本身是一种
最极端形式的互联合约：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专
业化市场的缺失，本来应该由专业化市场来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内化在一个组织内部来提供，在单位制
度下，政府与员工的交易通过企业组织而实现互联
的交易， 这种多维的交易跨越了产品、 劳动力、保
险、住房、医疗、教育等“市场”。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其实质是打破员工和政府之
间的这种互联性、用专业化的市场来替代内化在计
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互联性交易的社会过程。 如果替
代过程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那么俄罗斯式的休克
疗法就会是可行的。 但是，由于专业化的产品和服
务（如产品、劳动力、保险、住房、医疗、教育等）市场
的发育往往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这些市场的发育
程度和先后次序也各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
府与员工在相关市场上的互联性就是必要的。 中国
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下岗”制
度，就仍然保持了政府与企业员工之间的这种隐性
的互联合约。 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产品市
场、劳动力市场等市场发育得相对充分之后，才逐
渐地加快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才开始全面地推
进了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 这种随着某些市场
的发育成熟，相应地缩小政府和企业员工之间的互
联性合约范围的渐进式改革，确保了国有企业的改
制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冲突，并且也取得了比较符
合效率的改制效果。
六、结束语：作为一种
改革智慧的互联思维
纵观中国已进行经济转型，我们看到，在市场
缺失和不完美的情况下，互联性的制度安排作为一
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按部门来看，在农村地区的改革中，尤
其是在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
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同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结成了
广泛而实施良好的一种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支持了
乡镇企业、社区和政府自身的合作发展，克服了土
地、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缺失这个问题，极大地促
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城市部门的改革中，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前， 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
障等缺失的时候，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了稳
健和渐进的做法，而且是和银行的改革放在一起考
虑的。
从农村和城市这两大部门改革的序列安排来
看，市场化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根据本文的逻辑
也是一个有效的安排。 由于农村居民的社会纽带和
网络比城市地区的更牢固，从乡村展开改革可能是
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如果市场化改革首先从城市部
门展开， 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纽带比农村脆
弱，会给改革带来更大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正式
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同时缺失的状况。 即使在农村，
市场化改革也是在没有破坏农村基于家庭的社会
纽带的基础上展开的。 例如，土地的集体所有和户
籍制度使得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在市场化的改革
中没有很快解体，从而可以维持家庭、社区和基层
政府之间长期的、互联的关系，维持了较好的社会
秩序，并解决了农村地区信贷、保险等市场的缺失
问题。
农村地区改革的成功使城市地区的改革变得
相对容易。 农村的发展不仅为城市的工业产品提供
了市场，还提供了城市所需的食品和原材料，并为
城市部门释放了廉价的劳动力。 同样，开始于 1984
年的城市部门的改革也没有马上破坏建立在“单位
制”基础上的社会联系。 在劳动力、住房、医疗、金融
等制度高度不完备的情况下，单位保持着与员工的
密切的、互联的关系，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很
多专业性的市场逐渐形成了之后，才全面推进了养
老、就业、医疗、住房等市场化改革。
可见，在转型的初期，由于信贷、保险、土地、劳
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备和对私人产权保护的不力，无
论在农村部门、城市部门，还是在城乡之间，也无论
在家庭层面、社区层面还是企业家与政府之间出现
了一系列替代性的合作关系和制度安排，这些替代
性的合作关系和制度安排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
也缓解了市场化的“阵痛”和转型的成本，并促进了
中国奇迹的出现。
更一般地，中国 30 年的转型经验表明，一个国
家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依赖于这个国家特定的经
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还高度依赖于改革者对于这
些结构参数的认识，即是否拥有一种互联的“改革
智慧 ”， 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转型的最优序列 （se-
quence）安排。 特别地，改革的本质并不在于速度的
快慢，而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了这样一个部门、产业
17- -
和制度之间调整的序列安排，否则就有可能“欲速
则不达”。 幸运的是， 中国的改革者没有采用以阿
罗—德布鲁范式所代表的新古典教条。 因为中国作
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并不具备新古典教条所声称
的完备的专业化市场体系，而转型的过程正是市场
创造和完备化的一个过程。 中国 30 年的转型经验
告诉我们，在市场缺失或者不完美的时候，经过互
联的关系型合约可以在局部的制度安排中创造出
“互联性的市场”来克服它輨輰訛。
中国的经验还表明，在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程
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市
场缺失或者不完美的情况下，由于中国政府在改革
初期拥有大量资源，所以有效的组织形式不是纯粹
的政府，也不是纯粹的市场，而是介入市场与政府
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如乡镇企业）。 但是随着
相关的市场发育逐渐成熟，原来的中间组织形式会
趋向解体，新的组织形式就会取而代之。 动态地看，
在转型的初期，这些中间组织形式是对市场缺失和
不完美的理性反应；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些中间组
织形式本身促进了市场的发育，则反而促进了其自
身的解体。 在相关的市场发育到一定的程度，就需
要在组织形式和产权上有所变革，否则会产生低效
率。 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有赖于改革的序列安排暗
合了上述的原理，将来更进一步的改革也同样有赖
于选择合适的序列安排。 下面我们从互联合约理论
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未来的改革序列安排。
首先，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长远的
发展，但是，最终产品和要素（中间产品）的市场化
是不对称的。 最终产品基本上得到了市场化，而要
素（中间产品）（如土地、劳动、信贷等）的市场化却
非常滞后。 如城市土地名义上为国有，实际上基本
为地方政府所垄断。 由于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原因，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劳动力
市场的自由度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
来看，相当于下游（最终产品）产业的厂商是竞争性
的，而上游（要素或中间品）产业是非竞争性的（垄
断或者寡头）。 同时，由于中国下游厂商多属劳动密
集型产业，进入成本低，产品竞争接近于完全竞争，
因此利润率极低；上游要素和中间品市场的垄断对
下游产业来说是雪上加霜，提高了它们的投入品价
格，使得中国的下游企业过早地在全球的竞争中丧
失了竞争力。 近年来，中国土地（房地产）成本和劳
动力成本的过早上升就表明了这一点。 要素市场改
革的滞后， 挫伤了下游的产业及其就业创造能力，
同时加剧了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 所以，要素
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当务之
急；其中，城乡二元结构的整合是这项改革的重要
内容和推动力。
其次，在政府完成了上述改革，从而产品市场
和要素市场都比较完善后，应该不失时机地转换政
府职能：从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变为相对独立的公
共品的提供者和执法者。 公共品的提供既包括基础
设施的建设， 也包括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提
供，还包括其他纠正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 从目前
的改革阶段来看，硬件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有了
很大的进展，但是软件性公共品，包括医疗和教育
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和产品质量、社会公正的执法方
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尤其是还缺乏全国性的公
共服务体系和相对独立的规制性框架。
最后， 从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可以
通过市场的互联来实施能够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
政策，由政府作为长期合约的所谓参与方和结构性
信息的把握者，来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跨市场、跨期
的补贴实现战略产业和幼稚产业的发展。 由于中国
是在国内的市场体系还有很大的扭曲（市场缺失或
者不完美）的情况下对外开放的，因此更有必要根
据互联合约的改革思维，实施适应全球化要求的新
型产业政策。 此外，由于结构互联性转型战略的实
施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因此发展战略上这种
全局性的互联性制度安排更容易由政府来完成，这
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不一定能够掌握必要的资源，
以及具备适宜的政策工具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
（如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更是由于经
济中分散的个体间易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会使得
私人难以有意愿去实现。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理论
说明，互联的发展战略只有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下才
可能得到实施（如早期的德国、日本、韩国等），因为
互联的发展战略往往需要在短期内会牺牲部分部
门的利益，而这在西方式民主国家往往会遭遇到两
重困难，一是没有哪个部门愿意做出牺牲；二是政
府由于所掌握的政策工具有限，难以实现有效的转
移支付，即便这种互联的发展战略是符合卡尔多改
进标准的（王永钦，2008）。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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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只有在政府完成了国内
和国际的这些战略历史使命之后，方能提上议事日
程。
（作者单位：王永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研究中心；李明，复旦大学经济系；责任编
辑：蒋东生）
注释
①参见 Allen，Qian 和 Qian（2002）的研究。
②具体请参看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2007）的论
述。
③Basu（2001）提出的“核心定理”说明，理论上凡是由正式
合约来实施的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即非正式合约） 来实施。 这
里的逻辑在于，如果书面上的法律不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那么
它就得不到实施，但是社会规范却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纳什均衡。
④研究单一市场关系型合约的基准模型可参阅 Levin
（2003）。
⑤参见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2007）。
⑥王永钦、包特（2007）对互联合约的文献提供了一个全面
的述评。
⑦无论单一市场的关系型合约还是跨市场的互联的关系型
合约， 其安排实施后一般都既具有阻止逆向选择又防范道德风
险的作用， 前者能够实现是因而这样的合约安排一般能够通过
跨期跨市场的补贴来实现参与者的激励相容条件。
⑧我们一般不是严格限定在具体的时点上考察市场的互联
与合约的设立，相反差别时间市场互联往往才是正常情况，但文
中的设定并不妨碍我们对互联市场的理解。
⑨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即是一套社会行为规范，起到了
在重复博弈的农业社会中挑选均衡的作用。
⑩在较落后的国家，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
往发挥着协调争端的功用。 中国也存在意识形态协调的例子，在
改革过程中我们实际上确立了有关发展的认识论 （思想路线）、
方法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边界（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
形态， 转型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因为全社会达成了这种意识形态
上的一致性。
輥輯訛关于两市场互联及多市场互联的关系合约的建模， 以及
这两个结论的证明，可参考王永钦（2006）。
輥輰訛Shleifer 和 Mulligan（2005）的实证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他
们用美国州一级的数据证实，法规的制订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
口越多的州各种法规也越多。
輥輱訛政府规约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正式制度的规约， 后者往
往要求政府本身亦作为被规约的对象。
輥輲訛首先我们明确关于乡镇企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依
据 1984 年中央 4 号文件， 乡镇企业的范围包括农村中的乡镇、
村组和农民联户、个体所办的企业。 其起源，现在看来有三支力
量：诞生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后随农业剩余增加以及农业劳动力释放而新创办企业，和
基层政府为解决财政和就业问题而创办的企业。
輥輳訛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
获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这不是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
的发展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人的出路问题”。 《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8 页。
輥輴訛其中乡办和村办企业属于集体性质，其余为非集体性质，
如今转型经济学文献中普遍强调的模糊产权实际指的是前者。
輥輵訛1990 年国务院通过条例指出乡（镇）村集体企业财产属举
办该企业的乡或村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标准经济学文献经常
据此说明这一类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晰。
輥輶訛据统计截至 1993 年底， 全部农村企业数为 万家，
乡村集体性质企业比重仅为 % ， 而其产值比重却高达
%。
輥輷訛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资源的空间流动限制， 以及资本要素
在部门间、地区间流动的限制。 本质上是市场缺失和不完美。
輦輮訛它的平衡表中所采用的数据， 是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抽样数据。
輦輯訛Che 和 Qian（1998）在模糊产权的基础上讨论了由地方政
府（local government）与辖区居民共同主导的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对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并对乡镇企业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輦輰訛Jin 和 Qian（1998）所引用的数据表明 ，从全国范围内来
看，1985 年乡镇企业税后收入的 46%用于再投资， 约 49%用于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1992 对应的上述数据分别为 59%和 40%。
輦輱訛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在转型过程中是晚近的事情， 而对
如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考察更能深化本文的观点， 从而可略去
不计。
輦輲訛在对中国农村地区金融体制演变的讨论中， 我们的部分
材料，包括数据和划分方式，都引自自匡家在《1978 年以来的农
村金融体制改革： 政策演变与路径分析》 一文，《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7 年 1 期，第 106~112 页。
輦輳訛这里的样本企业冠以私营企业的名称， 与乡镇企业特别
是集体乡镇企业并不完全一致， 但考虑到时代特征文章认为能
够近似说明整个包括集体乡镇企业在内的整个乡镇企业的情
况。
輦輴訛这里的启示是农村或其他市场化不充分地区和产业的信
贷安排可通过二元的制度约束来结成互联的关系型合约来维
持。 但一旦市场范围扩大，互联性和关系性下降则必须有金融体
制的适当调整。
輦輵訛为防范风险和加强盈利，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在 1999
年裁撤了县以下分支机构，并收回县级支行贷款审批权。2001 年
农业的投入总量 800 多亿元，主要由农村信用社投入，其他金融
机构反而减少了 1 亿~20 亿元。 这一年，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农业
贷款占全部正规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的 78%，尽管如此，数据
还是显示 2002 年 6 月底全国农信社的各项贷款中农业贷款仅
占 %。
輦輶訛也正是基于此国家在这一阶段才不断试图压制和规范非
正规金融，不过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这种压制和规范方式可
能搞错了因果关系。
輦輷訛维克赛尔标准强调给定不存在干预或安排情况下的一个
初始资源配置点， 考察干预或有安排以后社会各方有否都共同
的福利改进，一旦到达效用可能性边界上，那么这种改进就是帕
累托的了， 从而维克赛尔标准不同于帕累托标准但又一定意义
上可趋近后者。
輧輮訛这种渐进改革成本的支付至少还包括部分财政的转移支
付，但这与金融机构的支持基本上没有关系，本文放在国有企业
改革一节中再探讨。 不过财政后来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注销
则包含在本节考察的范围内。
輧輯訛张杰（1998）认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然低估了金融补贴
的规模。
輧輰訛因为国家财政直接从国有金融部门获得了大笔金融支
持。 1987~1995 年间，中国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预算与国有企业）
的赤字平均占 GDP 的 %， 而通过金融渠道融资占 GDP 的
比重高达 %。 此外,国有银行对国家财政的金融支持一直是
国家控制金融的主要收益,它平均占总收益的比重为 %，其
总额 1996 年达 406717 亿元。 这笔收益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转化
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张杰，1998）。
輧輱訛此图在原作者的研究中描述的是国有银行财务重组的的
路径， 但从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角度看就可以看作具有垄断性
质的资产管理公司、央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财政部之间的互联的
19- -
关系合约安排，可以升华至渐进的金融制度安排的层次。
輧輲訛当然，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专业化市场的出现，金融体
制是否具有效率，则就必须依赖单一市场和短期的标准了，即效
率的评价方法必须发生变化并向通用的方法靠拢。
輧輳訛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长期未被赋予解除职工的权
力，而且往往任职的周期较长，从而不得不与包括职工、主管部
门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达成一种互联的关系型合约。
輧輴訛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课题组：《国有企
业改制重组调查报告》，《产权市场》2005 年第 1 期。 调研报告同
时给出政府部门和企业母公司， 即直接所有者和监管者占据改
制动议最大比例的结论， 并同时约有 10%的动议由企业经营管
理人员提出。 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略有不同，在前者的改制过
程中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輧輵訛城市集体企业在本文不是论证的重点， 但长期是城市中
存在的一个部门。 在转型过程中通过迅速转化与农村乡镇企业
以及后来的外资和个体工商企业共同构成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内
容。
輧輶訛物价补贴包括了粮棉油价格补贴、平抑物价等补贴、肉食
品价格补贴以及其他价格补贴。
輧輷訛当然也包括国有企业自身上缴的利润和税收。
輨輮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我国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内部劳动力市
场特有的二层次特征。 在第一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企业职工
分为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两部分， 下岗职工通过竞争实现上岗
（或转岗）；在第二层次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职工通过竞争沿着工
作阶梯实现晋升或被淘汰（陆铭、陈钊，1998）。
輨輯訛这份转制调查报告涉及的转制仅狭义地指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转让产权存量，和吸收非国有投资者增量的行为。 且它们
调研多涉及的转制的时期为 1997 年以后。
輨輰訛如， 俄罗斯式的转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破坏了这些可以
自我实施的关系合约， 而正式的合约又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
来，因此就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和失败（governance failure）。 但是，
只要有经济利益，必然会出现替代的治理模式，在关系（隐性）合
约和显性合约都失效的时候， 出现了依靠暴力实施合约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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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的经济奇迹：互联合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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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08年第 10期
An Analysis of and a Case Study on the Model of Clients in Terms of Value
…………………………………………………………………………by Zhang Ruijin, Li Dong and Yu Qiuhong
Are Consumers Willing to Buy Products on which the Retailer's Brand is Put ?
……………………………………………………………………… by Li Yong Qiang, Peng Feng and Bai Xuan
An Analysis of the Model of Investors' Behavior and the Policy of Behavioral Investment
……………………………………………………………………………………… by Wang Qingshi and Liu Wei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mation System of the Value of Derivative Companies of Value-network-based Uni-
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Yang Juanping and Yang Hongxu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Thought on Statistics for Management………………………………… by Li Jincha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the Skills of High-ranking Managers and a Study thereon
…………………………………………………………………………………………………… by Kang Chengye
ABSTRACTS IN ENGLISH
Comprehending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inked Relational Contracts
by Wang Yongqin and Li Ming
In this paper, we ha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inked contracts, analyz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
d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has
two forms of expressions: viewed from the market structure, this process is a transition from incomplete markets
or closely interlinked “markets” to specialized market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structure, it is a process from in-
terlinked relationship-contracts of self fulfillment to formal contracts relying on a third party to carry them out.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economy indicates that a well-matched couple—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system
structure—is the key to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i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we have separately analyzed the
system reform i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financial systems and national sectors—all of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results of our analysis show
that,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not only are there exist system arrangements in relational contractors in the
department mentioned above, but also China's reform, from the whole, means indirectly the logic of interlinked
relational contracts. The paper ends with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further reform.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Clust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by Zhu Xiaobin and Lin Qing
China's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clusters (SME)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bu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ME is relatively weak compared with that of foreign SME. Therefore, how to
sharpen the competitive edge of China's SME and how to guide them to furthering upgrad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By a case study on the textile cluster of Shaox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sources of the advantages of clusters' competitiveness have varied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cluster evolution a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s. On this basis, we have,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drawn the diagram of path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SME.
A Cas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Way of the Price Discount Present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ales Promotion
by Hao Liaogang, Gao Chongyan and Jia Jianm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udy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by two tests, we have studied th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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