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传媒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doc

下载

下载

24积分

30积分

下载

30积分

VIP价：24积分

广告传媒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 社新闻报道手册 《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 当我死后站在天堂之门的时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将是美联社记者——穆罕默德·甘地 这本书就是讲像乔治·艾斯伯一样的一群人，讲他们如何对待他们所从事的这份工作。 这是一本关于新闻报道的书——不是关于创作，尽管书中有许多关于创作的优秀实例。正如 美联社创作高手勒内·J卡彭所说：“新闻报道是好作品的精粹。”没有新闻报道的原始素 材，一篇故事只能是漂亮文字的堆砌，不能表达任何东西。 我为新闻狂： 在电影作品中，记者的形象总是温文尔雅且具有讥讽性的，几乎不用费什么力就能得到头条 新闻。同时，我们也会羡慕记者的行程。在他们的行程中，排满的都是各个省市各个区域的 采访任务，他们可以在采访期间“游玩”于各个城市之间，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 自己的城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新闻报道充满了艰辛，整个过程杂乱无章或令人乏味。 他们的行程限制了休息的时间，更谈不上游玩。 美联社一知名记者米歇尔·朗博格曾说过他的采访技巧之一就是说话尽可能地结结巴巴，以 至于被采访者对他起了同情心，向他说出他想要知道的一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一切充满 好奇，还要拥有一种良好的极为敏锐的竞争欲望及坚持不懈的态度。 1.如何报道飞机失事（美联社记者杰夫·威尔森） 根本一点就是去接近现场，而不是坐在那儿讨论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飞机失事的报道来说， 首先，对电视报道进行确认（电话联络）接着，赶往出事地点，走进环形防线内，接触真正 想要采访的人。同时，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寻找飞机残骸以便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等一些关于 此次飞机失事的背景资料。在新闻报道中，速度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尤其像飞机失事这 类突发性的事件，记者们都希望在第一时间得到它并发表它。我们都知道新闻事件的发生与 新闻报道刊发之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越小，新闻的价值越大，新闻的传播效果也就越大。 新闻消息通过新闻电视联网和因特网瞬间就能传达给大众，记者们就只得使出全力去拼抢。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背景资料在事件报道中的重要性。在对事件报道中，我们应从 不同角度来报道该事件。 2.什么是新闻 新闻是媒介有选择地对变动的事实的信息型传播。 新闻依旧是公平和客观的，虽然今天的记者必须在如实报道事件与发表个人见解之间趟出一 条自己的路。作为一个被各种性质的报刊所共同拥有合作团体，它不可能根据某种观点或偏 见报道事件，这最终也成为整个新闻行业的行为标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体会到新闻真 实性的重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所在，没有真实，新闻的其它属性价值都将化为乌有。达不 到真实、准确，你就是没有得到任何新闻，相反地还会起到一定的损害作用。 虽说现如今只有更加新奇的报道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记者们所添加的惊叹语很可能比 故事本身还是精彩，但它依旧是建立在新闻真实的基础上。 3.新闻报道的灵感（美联社国内部记者泰德·安东尼） 记者应当随时做的就是注意信息的来源，这各抓住脑袋里的想法差不多。不论在什么地方发 现了你都要有所反应。如果你读到将来可能会有用的人的资料就要记录下来。我认为获得报 道主题的关键更多的是抓取，而不只是寻找。泰德·安东尼总会将“离奇”或“有趣但有点 拿不准”的想法录下来或记在笔记本里。许多好的设想从我们脑袋里一闪而过，到头来十有 八九没什么用，但也许就是那第十个成全了一篇优秀的报道。关于新闻的灵感，事实上我们 许多的好想法都是来自于周围的事物，而并不是靠坐在桌子后面冥思苦想。在我们与周围世 界的接触中，会看到成百上千的东西。我们习惯于在参加政府会议或在工作状态下寻找创作 的灵感。养成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不应是个问题，只要有了想法给予重视就可以了。窍门就 在于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汇集到那座灵感的加工厂中。 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 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你照样可以吸引读 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一种罕见的情 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你不可能得到太多的细节故事，你也不能在报道中使用太多这样的内容。使用多少要靠自己 控制，但在收集这些材料时不要限制自己。很显然地，你不可能收集到每一个细节，但你一 旦注意到某件事，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只因为它引起了你的注意，就说明其本身具有重要性， 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注意到它，倒不见得它对你有多重要。在任何场合、任何你正在做的事情 中，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细节会被注意到；你已经对其中之一产生注意这一事实就说明这件事 已经脱颖而出，本身就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4.倾听美国（美联社特约记者朱尔斯·劳） 朱尔斯·劳采用观察鸟的方法“以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关于观察的人。只知道一只鸟是红翅膀 远远不够，还要了解更多东西以便可以将它与其他鸟进行区别。”同样，当你去报道一件事 情的时候，就要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 5.细节是金（美联社著名撰稿人勒内·卡蓬） 记者应把自己想像为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人。试想，摄像镜头全景拍摄了异国情调的豪华住宅 后又定格在一间茅草屋上。不需要任何文字，制作人通过镜头所展示的一切已表达了许多。 记者也可以通过对细节内容的灵巧运用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一个报道得精彩的故事，即使是用很平常的手法写出来，也要比只讲究文法与用词的东西有 趣得多。遣词造句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真正使作品生辉的是报道的内容。好的作品依赖于 对细节内容的运用，而不是抽象的。只有记者才能提供这些细节，而编辑是无法办到的。细 节在新闻中的巧妙应用可以强化提升主题、深化新闻人物的特点，这些细节的东西使得撰稿 人的调色板更加丰富。 6.人物特写（美联社记者海伦·奥尼尔） 海伦·奥尼尔不会在采访前准备一大堆问题，“有时我会事先写好几个采访中要问的重点问 题。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内容很少，只在本上草草地记几笔，除此之外，就任其发展。 我其实是在和对方谈话，而不是在采访。” 在与被采访者交谈是应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辞，涉及到一些隐私的时候，该道歉的时候要道歉， 但同时也要问一些深入的私人问题，这就是处理好这类问题的另一种途径。每次采访结束， 她就要做一些记录。“不会太长，大多只是脑子里的一些想法，与报道的内容无关，而是我 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只是一些小事，以便我能记住，以便日后我能将自己再带回那个场景中 去。”填满她的笔记本的，是众多细节内容的描述——某人的衣服的颜色，他端坐的姿态等 等，尽管她知道最终被用在文章里的也没有多少。在人物特写中，细节描写可以深化新闻人 物的特点。同时还应注意到，对于你所写的东西必须真诚与坦率，否则读者会感觉到的。 7.即兴采访的艺术（美联社记者希勒尔·依塔利） 采访前的调查研究只是工作的一半，另一半是心理上的准备。 和艺术家交谈时应有两点记在心里：首先，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其次，他们和其他任 何人都不同。他们也是人，也有缺陷，也有矛盾的时候。如果你把他们当偶像看待，采访就 不好进行下去。你做得越轻松，他们也就越放松。 报道中引用的最精彩的原话经常是谈话当中即兴而发的。你必须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深入 挖掘对方的作品的思想，话题走到哪儿你就能跟到哪儿……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任何采访结 果都不可能太糟糕。可谈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是否需要事先准备好问题完全看自己的感觉。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当我们谈论的话题离对方的工作越远，他们就越可能说假话。相 反地，当我们谈论的话题离对方的工作越近，他们越可能说真话。 作家可能要比演员好接触些，不过只要了解他们的作品就行了，因为作品会告诉你想要问的 问题。这样对于被采访的对象你就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你从作品中对他们有了如此深的了 解……他们不了解你，而你了解他们。你可以很快地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尤其对好的艺术家 而言，因为他们实际已经通过作品展现了自己，现在只要他们用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 所有领域内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野心，永无休止的野心。 8.专家还是杂家 许多人在新闻这个行当找到乐趣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能不间断地谈上四分 钟。关键是不论写什么，都要使自己在那一天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理想 的情况是文学艺术的教育背景与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集于一身的记者。记者这一行最大的特 点之一就是你每天来上班，但却不真正清楚会去干什么。 9.专业领域报道：法庭审判（美联社特约记者琳达·多伊奇） 在法庭上抢先得到新闻的情况是不常见的。每个人都坐在那儿，在同一时间关注着同一件事。 不同之处只在于阐明与陈述，以及你自己如何看待。同时，这是一项极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律师将会是你最好的信息源，凭借律师对法官的了解，如果他们和你交流，就会告诉你法官 是否有意将某事件延期。 10.专业领域报道：科学和医学（美联社记者丹尼尔·Q·黑尼） 关于科学和医学的报道的想法来自于好几种渠道。首先是医疗会议。在这里最新的医学观点、 争论及医疗实践的不确定性得到讨论。其次是医学期刊，第三就是发布的新闻及从公关人员 处得到的广告宣传资料。在做人物采访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好人物背景资料查阅这一前期 工作。对于各个领域的知识同样要有所了解，就像在对医生进行采访时，如果能使用他们的 语言就再好不过了。在做医学报道时，如果可以去现场，那便会增加许多细节内容，而细节 内容的报道可使你的报道更具有可读性。 11.专业领域报道：电视行业（美联社电视专题记者大卫·鲍德尔） 大卫·鲍德尔强调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源，那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你要认识到会有段时间自 己什么都不懂，失去许多报道的机会。”所以我待人务必要友好和有人情味，这样才可以和 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友好合作的关系，在对信息掌握上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采访新闻部时， 要从他们口中得到直接的答案和消息简直要比撬开政客的嘴还困难。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搞新 闻的，对其他媒体存有很深的戒心，而且对所有避免泄露特别消息的手段都很清楚。同样， 关系网的扩展对记者来说至关重要。 12.专业领域报道：竞选活动（美联社记者马克·哈姆伯特） 关系网的扩展对于政治新闻报道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群体就像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岛屿。 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消息。你必须逐渐地与这些人建立联系，与他们交往并 尽量了解他们。同时，你应当很快地学会一些东西，因为你是个新手，没有人认识你。在一 开始，工作很难开展，因为你不熟悉圈内的关键人物，你甚至不知道谁才是关键人物。站在 政治家背后阴影里要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他们是政治家意志的执行者。你必须了解他们。 你必须知道该信任谁。 美联社有关匿名消息的规定很严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匿名消息的提供人是惟一的 消息来源；2.匿名消息的提供人拒绝被录音或是拒绝将自己说过的话进行引用；3.提供的消 息是客观事实，而非个人观点。这些规定可能会使一些好的素材无法公之于众，但它还是有 用处的。还有一点，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是不会允许消息提供人将匿名当做挡箭 牌，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趁机“在别人背后插上一刀”。 有些时候，个别关系户会把内幕消息提供给别的新闻机构的记者。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一般 都会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但他很好地把握着分寸。要知道政治活动是永不停止的，作为一名 记者，你必须一直和这些人打交道。也许在你们在某些事情上会产生矛盾，甚至于恶语相向， 但你不可以就此一走了之，半途而废，你必须将工作继续下去。 13.华盛顿的政治斗争（美联社记者约翰·所罗门） 在一次一次采访中，约翰·所罗门发现，尽管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一开始往往将自己的身份 隐藏起来，但如果记者坚持要求在新闻稿中署上他们姓名时，他们往往会予以默许。在这里， 你可能会碰上那些最不可靠的消息提供人，所以每个人在这里一般都要花上三四年的时间才 能学会到哪里去发掘信息和怎样避开害人的陷阱。华盛顿的消息提供人“熟悉各种狡猾的伎 俩。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记者。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愚弄。” 14.海外报道（美联社特派记者莫特·罗森布洛姆） 对于海外记者来说，新闻报道本身并不难，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如何通过我们的工作实现不同 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所以你必须让他相信你了解他的处境，要尽量使用采访对象所使用 的语言，这样做会大大地缓和气氛，而且会使他更自如地表情达意。对某个特定文化背景下 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必须能够让另一个文化背景中的读者完全理解。作为记者，除了观察形形 色色的人物和发掘新闻事件之外，还必须深入他身边的社会环境当中，去了解当地人的思维 方式。 15.新闻报道与讲故事（美联社特写新闻部主任布鲁斯·德希尔瓦） 布鲁斯·德希尔瓦说过，“没有主角、难题、过程和结局这四点，要想成功地叙述一个事件 是不可能的。”讲故事实际上是一种很特别的报道形式。以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信息 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 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读者。因为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事实罗列，而是真实的生活。 就像没有场景，就没法拍电影一样。环境描写能够烘托气氛，帮助读者理解文章中人物的性 格和行事动机。一个好的环境描写包括了视觉感觉、听觉感觉、嗅觉感觉和触觉感觉四个部 分。人物性格是通过他的日常行为和对话表现出来的。在叙事性文章中，尽量避免大段的引 用，除非你能保证你引用的话一字不差。记者在报道中必须要再现关键地点的场景。 你必须对人们的行为动作进行极为详细的描述。通过你的描写，让读者产生仿佛亲眼所见的 感觉。不要直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要用你的描写让他们去感觉发生了什么。场景的描写 也要力求细致。运用你的每种感觉，将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和触摸到的全部描写出来。 很多记者根本不这么做，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这么做。他们应当重新学习叙事性文章写作的 技巧，这样才能让读者更好地通过他们的文章去感觉这个世界。 16.新闻调查的手段（美联社记者比尔·巴斯克维尔） 调查类新闻的三个基本要素：1、提出问题引起不快的问题胆识。 2、从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线索的能力。 3、坚忍不拔的毅力。 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如何成为顶级记者 对于那些四散逃命的政府军士兵来说，有三样东西很有用：首先是一辆好车，那样他 们可以逃得快些；其次是硬通货；再次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他们杀了解气。不巧的是这三 样东西我们全占上了，而且还是送货上门。 第一部分 简介 我想我比现场的记者挖掘的更多。现场的记者只寻找一两件事，我不知道要找的是 什么。所以我就找人交谈，只是聊天，不管和谁。 一、 如何报道飞机失事 美联社洛杉矶分社内的电视机全部打开着。以备某家电视台正在播发的消息美联社 没有得到，也为防备南加利福尼亚上空盘旋的直升飞机会碰到什么情况。“‘爆炸性新闻’ 的显示时常会出现，但通常只是一起车祸，”约翰．安在克说。这位老牌编辑兼记者是这个 分社的负责人。此刻正是 2000年 1月最后一天的傍晚。 　　突然，电视台频道正在播报的 内容吸引了安在克的目光，他将声音调大。联邦航空总 局报道了一起飞机失事事故，他认真地听着。“消息完整，事故的原因清楚，没有任何像‘我 们认为’、‘我们正在核实’等模棱两可的词，”他说。传发新闻简报系列是足够了。 　　此时正是下午 4时 53分。 　　洛杉矶(美联社)一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波音 737客机从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起飞，于星 期一在洛杉矶西北部坠毁，电视台报道。 　　据电视台报道，飞机坠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部 27英里处。 　　电视台位于木谷角的一架直升机报道说，水面上发现了一个大的平滑器。 　　安在克环顾了一下四周。对于飞机失事的报道来说，如果一天中有一个最佳时间的话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此刻便是。他手下有足够的人员：大部分上白班的人还没有 离开，夜班人员刚刚到位。“你要手里写着东西，用专线发稿，同时向周围人大声发命 令，”他说，“大声喊叫听起来有些落伍了，但一声大喊可以让大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丢下手 中正在做的事，马上集中到这件大事上来。” 　　首先要做的便是：联络联邦航空总局，对电视报道进行确认。他安排路易．罗塔和约 翰．罗格斯负责打电话联络。因联邦航空总局太平洋地区分部已从洛杉矶搬到西雅图。他凭 自己的经验判断，要联络成功并非易事。 　　同时他命令肯．彼斯特和辛迪马上驱车赶往出事地点。皮特思是分社的体育编辑。“我 刚一喊出有架飞机出事了，他就已经离开座位准备出发了，”安在克说，“这正是我想看到 的反应。”但问题是，安在克并不清楚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份报道没有给出事故发 生的确切位置，而事实是，第一批报道所说地点与实际位置相差十多英里。 　　在美联社洛杉矶分社内部，安在克算得上是一名报道飞机事故的老手了。1986 年，墨 西哥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塞里托斯坠毁：这架 DC-9 型客机与一架小型私人飞机相撞后坠落 在附近的居民区，造成地面 15人死亡，机上人员共死亡 64人。当时分社工作人员正在离出 事地点不远处郊游，消息一到便当即赶往现场。 　　“若在紧急救助的措施完全安排妥当前赶到那里，现场正在救火，类似路障一类的东西 还没有搭起来，”安在克说，“由此我总结出，必须迅速赶到现场，走进环形防线内，接触 真正想采访的人。你并不想采访各类官方人员或说不清来头的人。根本一点就是去接近现场， 而不能只是坐在那儿讨论会发生什么情况。坐在去现场的车上就可对事情做出判断，并打电 话把各项分工安排下去。” 　　接下来便是 1987 年一架从洛杉矶飞往旧金山的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一名 满腹怨气的航空公司职员枪杀机上人员，导致飞机从 23000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通过电 话联系，我们很快从联邦航空总局那里得到了有关飞机座舱内开枪射杀的消息，”安在克回 忆道。 　　“通常来说，一提到这类重大事故，自然就会想到要花时间寻找飞机残骸，以便查明事 故发生的原因。但是这次飞机失事使我认识到，在极短的时间内接近事故的真相是非常可能 的，而且空中飞行的飞机与地面保持着多项的联系，作为一名乘客你可能感觉不到。” 　　凭着以往的经验，安在克开始安排编辑人员进行电话联络。记者米歇尔．德蒙、分社总 编苏．克罗思和总编助理乔治．戈瑞思给急救机构打电话；罗格斯向联邦航空总局确认了情 况的属实性后，第一条报道 5点过 2分发出了。联邦航空总局与媒体之间开通了一条热线， 这样，罗塔就要整个夜晚守在办公桌旁，通过耳机接听消息。 　　安在克派两人到洛杉矶国际机场采访任何一个刚到或要离开的乘客。直到 5 点 10 分， 当第二条报道已经发送出的时候，才得知事故飞机根本不是飞往洛杉矶的——它当时正在去 旧金山的途中，然后转道西雅图。同一时刻，洛杉矶机场发言人提供了一条线索：事故前很 短时间飞机曾报告说出现机械故障，并要求降落在洛杉矶机场。 　　此刻，美联社洛杉矶和西雅图分社都将记者们派往机场，遇难乘客的家属无疑会集中在 那里。同时，编辑人员就事故的技术性问题展开工作：失事飞机是一种什么机型？安全飞行 记录怎样？有可能是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你需要同时干好几件事，”安在克说。他当时是一边写报道，一边向外传发，同时还 要分派任务。“思想总是集中于这些事情：此刻谁在接听电话？一个问题出现了，我能派谁 去接电话？” 　　起初一致认为飞机是坠毁在圣莫尼卡湾，但很快就查明是在更北一些的地方，出了文鲁 拉县。安在克打电话给辛迪，让她和科普作者马特一齐转道去机场。他告诉肯．彼得斯开车 去海岸警卫队。“在那个地方你预料不到会有什么发现。海岸线实际是指在水上。” 　　记者杰夫．威尔森恰巧就住在奥克斯纳德，执行编辑史蒂夫给他家打了电话。威尔森的 名字从此就和报道连在了一起。 　　下面这则导语发布于下午 5点 44分。 　　奥克斯纳德，加利福尼亚(美联社)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737 客机星期一坠毁 在洛杉矶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域，机上 70名人员全部遇难。飞机失事前曾报出现机械故障。 　 夜幕降临前，一架海岸警卫队直升机、一架海军 P 3 飞机及数条小船对大面积的碎片散 落区域进行了搜查，尚未发现幸存者。 　　据联邦航空总局地区发言人米奇．巴克在西雅图所说，261航班是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 飞往旧金山和西雅图的，于下午 3点 45分坠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 20英里处。 　　“目前他们正在寻找幸存者”，海岸警卫队的陆军少尉珍妮．赖内克说。“他们发现了 大面积碎片散落区域，但是还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联邦航空总局执行官员森西亚．艾摩瑞称，机上共有乘客 65名，机组人员 5名。 　 据机场发言人罗恩．威尔逊先生介绍说，飞机应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机组人员曾通 报说飞机出现故障，要求改在洛杉矶机场降落。 　　“雷达显示飞机从 17，000英尺的高处下落，随后就从雷达上消失了，”威尔逊先生接 受旧金山的电视台采访时说。 　　验尸官们下午 5点 30分左右到达了奥克斯纳德海岸警卫队驻地。 　　巴亚尔塔港是位于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旅游胜地。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西海岸沿线的飞行一般是去往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地，这条航线很受 欢迎。 　　该公司共有飞机 80多架，包括波音 737及麦道 80s等型号。 　　1998年底，该公司机群的平均服役年限是 年，在国内是时间最短的。 　　1998年，该航空公司共载客 1，310万人次。 　　威尔森的一天是从早上五点半到达办公室开始的，此时刚刚到家。他犯了严重的周期性 偏头痛；电话响起时，正歪倒在沙发椅上。伴着头痛，他跳进汽车，全速驶向海岸警卫队所 在地。他完全清楚，假如事发现场在海上，那他就什么也看不到。 　　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并没有因一名长滩海军上将的到来而将媒体的采访草草收场。所有的 港口巡逻的船只都已出发去了事发现场。“在这个行当干久了，经验告诉我必须亲自到现场 去，”威尔森说。算上来美联社前为合众国际社工作的时间，他当记者一共已有 26 个年头 了。 　　威尔森去了思科码头，一个供垂钓和观赏鲸鱼的中心。他要租一条船。而仅剩的一条巡 逻-85已经被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日界线》节目的工作人员花 1，500美元租下了。 　　威尔森找到了《日界线》节目的制作人。你看，他说，你正在为你的节目寻找素材：对 于我来说，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我现在必须抢到它。 　　协议达成了，美联社出 700美元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共用这条船。威尔森和美联社一名 摄影记者登上船便出发了。全程需要 45分钟的时间；在这 10英里的行程中，船是在“高达 15到 20英尺的海浪中穿行，海面上冷极了，”威尔森回忆说。此时太阳已经落山。 　　美联社洛杉矶分社的办公室里，地方电视台播放着直升机拍摄到的事故现场的画面。约 翰．罗格斯看过后，交给安在克几段文字说明。 　　“你能立刻感受到这件事对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他回忆说，“漂在水上的东西都无 法辨认。完全是支离破碎的，除此之外再无法描述。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你可以认清是身体的 一部分，那情景就像海洋上刚经历一场暴风雨，所有残骸都被冲到了海峡里。” 　　肯．彼得斯到达了位于海峡群岛港口的海岸警卫队基地，他要从那里的官员手中获得信 息。美联社华盛顿分社的工作人员也投入了工作，负责从联邦航空总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处汇集资料。 　　夜间，航空公司经过进一步的核实，机上遇难者的人数有了变化，最终确定为 88 人。 每个工作人员都在匆忙地整理有关飞机及航空公司的背景资料。 　　此刻整个紧张局势出现了短暂的间歇，也给了安在克退一步审视现状的机会。“你不得 不来回走动着，针对每一位记者所掌握的不同情况分别与他们商谈，因为他们可能并不清楚 手里的东西用处有多大。” 　　有一段时间，安在克负责撰写所有的报道。可是到后来，记者们轮番更新报道的内容， 安在克便转为做文字加工，并将内容发送出去。 　　有关失事飞机的机型的问题尚不明确。起初联邦航空总局说是波音 737。对这一说法安 在克表示怀疑——他过去曾就航空与宇宙航行的题材做过报道。几年前当波音购买麦道飞机 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不知什么时候 737就会与麦道公司生产的 MD-80系列混在一起，因为它 们看上去太相似了。事实果然如此：安在克联系到了波音公司的一名发言人，对方肯定地说 失事飞机是 MD-83型，这位发言人还提供了此架飞机的一些历史资料，包括高空中飞行的时 间(25，584小时)、起飞和降落的次数(14，345次)等。 　　7 时 16 分，安在克发出了第九条导语。一位驻洛杉矶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客户服务代 表向他透露，失事飞机出事前曾通报说水平稳定器出了问题，这是保持飞机平衡的装置。随 后几个月的调查发现，是螺旋起重器的连线被剥去了，这是安装在尾部的稳定器的一部分。 第一次涉及到事故原因的报道在飞机坠毁后不到三个小时就传送了出去。 　　事故现场在船灯的照射下恍如白昼，这些船本来是用做捕捞鱿鱼的。当威尔森乘坐的巡 逻 85 到达的时候，海岸警卫队也跟了上来。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他们说，需要这里的所 有船只帮助打捞一切与飞机和人有关的东西。 　　威尔森的头痛并没有减轻。天气很冷，空气中弥漫着飞机燃料的难闻味道，刺痛了他的 双眼。船员们撒下网，从水中捞出失事飞机的一些碎物，有坐椅靠垫，金属碎片。还有一些 旅游用品：宽边帽，响葫芦，以及在墨西哥可以买到的廉价的纪念品。 　　还有更为可怕的。 　　“突然地你会发现一只鞋或一件行李。我们真的捞上来一只鞋，还有一只脚在里面…… 躯干是我们打捞上来的最大的人体部位。” 　　电视台的记者因为感觉太难受，不敢走到船尾看一看打捞上来的东西。威尔森却一直待 在那里。他所受的特殊训练帮了忙：在做记者前，他曾在洛杉矶干过四年的验尸官助理，一 夜之间处理过 13 具尸体，都是车祸和火灾的受害者。“当然，这不是件令人愉快的差事， 但已经习惯了。” 　　威尔森这样解释他那天在船上的感受：“那一刻你完全被吸引住了。你劝告自己要离远 一点，拍个远景，可你就是情不自禁地往前挪，寻找你想要的东西。” 　　船只从港口返回，在离岸还有 8英里的时候，威尔森开始与分社电话联络。他口述了所 看到的一切，有些内容如果是作为消息传发的话就太过形象了。“如果你想说尸体已经膨胀 或类似的情况，就只能仅此而已，太过细致的描述会使读者感到内心不安，”安在克这样陈 述自己的观点。 　　为早报所做的第十五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导语在凌晨 3点 17分发出： 　　载有 88人的客机在洛杉矶西北部海域坠毁 　　美联社记者杰夫．威尔森 　　奥克斯纳德，加利福尼亚(美联社)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由墨西哥飞往旧金山的 MD-83 型客机于星期一在洛杉矶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域坠毁，机上共有人员 88 名。飞机失事前曾报 控制系统失灵。事后很快便发现遇难者的尸体。 　　日落前，飞机及小型船只已汇集到位于木谷角的残骸散落区域。数小时后，在鱿鱼捕捞 船强烈的灯光照射下，数条小汽艇及一艘海军的船只继续进行着搜寻工作。 据海岸警卫队 的查克中校说，已发现数具遇难者的尸体。 　　一条渔船上的舱面水手从水中打捞上了人体部位、墨西哥玩具、一只鞋、靠垫及飞机绝 缘材料等物品。“干这种事心里很不好受，但总得有人去做，”31 岁的舱面水手大卫对记 者说。 　　天黑后，一艘装载残骸的多用途船到达胡安梅港口。 　　据航空公司发言人杰克．伊万斯说，这架由墨西哥的巴亚尔塔港飞往旧金山和西雅图的 261 次航班是于下午 4 点 36 分坠毁的，机上共有 83 名乘客和 5 名机组人员。在 83 名乘客 中，有 32 人飞往旧金山，47 人飞往西雅图，另有 3 人最终前往俄勒冈的尤金，1 人去往阿 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2 名飞行员来自在洛杉矶，3 名服务人员来自西雅图。乘客中有 3 名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职员，4名地平线航空公司的职员，以及这 7名职员和其他机组人员的 亲朋好友 23人。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主席约翰．凯利在洛杉 矶举行的一次夜间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同时提出存在幸存者的可能。“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凯利说，“海水的 确很冷，也很深，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情况，但奇迹确实曾经出现过。” 　　据凯利介绍，驾驶员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行时间已有 1万小时之多，第一副驾驶的 飞行时间也已超过 8千小时。 　　事故发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西北 40 英里处，在大陆港口奥克斯纳德和阿纳卡帕岛之间 距海岸约 10英里的地方。 　　在旧金山，4名正在等待此次航班的乘客被公司工作人员带离；几位遇难者的亲属到达 洛杉矶国际机场，在那里他们接受了心理医生及牧师的安慰，美国红十字会女发言人布伦达 介绍说。 　　“所有可以动用的设备都已派往现场参与营救，”海岸警卫队上校乔治．怀特先生说， “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找幸存者……在 58 度的水温下人可以生存。我们不会停止行动，直至 最后认定已绝对没有希望。” 　　飞机曾报出现机械故障，并要求转道去洛杉矶。改线被批准后，飞机在飞往洛杉矶的途 中坠毁。 　　“雷达显示飞机从 17，000英尺的高空下落，随后便从雷达上消失，”旧金山机场发言 人让．威尔森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据位于文图拉港海峡岛国家森林总部的女发言人苏彬．史密斯女士介绍说，阿纳卡帕岛 上的一名国家森林看守官看到了下落的飞机并第一个报告了这件事。“他发现一架飞机坠落 在圣巴巴拉海峡。据他所见，飞机是头部先着地，”史密斯说。 　　事故现场的天空晴朗无云，海水的温度正处在一年中较低的时候——50 度左右，水深 约在 300-750英尺之间。 据伊万斯讲，驾驶员曾在故事发生前很短的时间报告说飞机的“稳 定器配平装置”出现了问题。如果驾驶员无法配平飞机的水平稳定器，那就意味着不能使飞 机的上升和下降处于稳定状态。使稳定器平衡或“配平”，可以通过旋转座舱内的一个飞轮。 飞机有了正常的配平后，机首就可保持水平方向飞行，而不是上下倾斜。 　　伊万斯还介绍说，事故飞机从前没有发生过稳定器配平问题；此架飞机曾于 1 月 11 日 接受过一次低水准服务检查，并于去年 1月份作为常规保养的一部分接受过一次较为全面的 检查。 　　MD-83型客机是 MD-80系列产品中的一款，由麦道公司的商务客机部生产，此部门现已 收归波音公司所有。 　　据波音公司的麦道客机生产部发言人约翰．塞姆介绍说，事故飞机是 1992 年 5 月发送 至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MD-83型客机。该机已累积飞行 25584小时，跑了 14315“圈”(一“圈” 包括一次起飞和一次降落)。伊万斯称，该事故飞机最后一次服役是在星期日，尽管他没能 详细描述此次服役的性质。这架飞机分别于 1999年 1月 11日和 13日通过了“A”种和“C” 种检验——“C”种是最全面的检验，“A”种则比较简单。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知名度颇高，其飞行路线是沿西海岸到达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地。这家 公司拥有 80多架客机，其中包括 MD-80和波音 737等机型。至 1998年底，该公司机群的平 均飞行时间是 年，在国内是最年轻的。1998年全年载客 1，310万人次。 　　喷绘在飞机尾部的爱斯基摩人像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独树一帜的形象，其安全记录也是 有目共睹，它的服务遍布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西部 5个州的共计四十余个城市。 　　去年夏天，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坠毁，这是发生在美国与 MD-80系列产品有关的最近的一次空难。这架 MD-82型客机在着陆时遇上暴风雨冲出跑道， 机体分离后起火，造成 11人死亡、110人受伤的惨剧。 　　MD-80 型客机与众所周知的 DC-9 型极为相似，只有一条通道，机尾两侧各装有一部发 动机。此款飞机 1980年开始投入使用，并已先后改装过至少 5次，以满足不同的载客量。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基地在西雅图，开通了从巴亚尔塔港(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一处旅 游胜地)至圣约瑟、旧金山及其他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航线。 　　据 (一家专门追踪报道飞机失事的网站)所提供的资料，该航空公司在 70 年代曾发生过两次飞机失事，地点全都在阿拉斯加。1971 年，一架波音 727-100 型客机因 接收了错误的导航信息，在接近朱诺市时撞在一 　　座山的斜坡上，机上 104 名乘客和 7 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1976 年，一架波音 727 在 凯奇坎着陆后冲出跑道，一名乘客死亡。 　　在回来的路上，威尔森还给美联社的网络新闻部打了电话，就他所看到的一切接受了采 访。午夜后他回到分社，为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举行了一次即时新闻发布会。之后他回了趟家， 凌晨 5时整又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大楼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需要完成的工作就是彻底搜 寻海滩，寻找可能被水冲上岸的残骸，以及采访遇难者的家属。 　　第 15 条是这一轮报道的最后一条，但远不是事件的最后结局。为满足当天午后甚至其 后两天报纸的需要，工作人员又对现有内容做了多次更新与修改。撰写这样一次新闻报道不 单单是将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发送出去。“尤其是在这 24 小时连续工作的新闻编辑室里，你 要使有些人保存实力以应对突发事件，你要安排人员为下一轮的报道做准备，你还要为留守 人员安排好伙食、为在现场人员做好食宿供应，”分社社长助理葛提斯这样说。 　　科普记者福达尔主要负责事故调查中技术方面内容的报道。他还在几家网站中查询事故 飞机的历史资料。汤姆．瓦丁就海上空难有关责任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利昂．凯丝为每位 遇难者做了一篇特写，以使这些在恐惧中集体死去的人们留下他们的身影。 　　一年之后，当威尔森前去报道为这 88 位死难者所举行的纪念活动时，他感到了内心深 处的震撼。人们竖起了一堵 40 英尺的高墙，墙面上贴满了 2000 年 1 月 31 日所有遇难者的 微笑的照片。在墙的前面摆放着一些死者的遗物：一只爱斯基摩人的海豹皮船，一条未织完 的软毛毯(钩针还别在上面)，盛布丁的杯子，一摞纸牌。 　　“一阵透入脊梁的冷颤传遍全身。你感觉自己远离了眼前的一切，或无法再做应该做的 事，就像做验尸官的感觉，”威尔森说，“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我已不能控制情感……我 的喉咙哽咽。 二、什么是新闻？ 若一架飞机在洛杉矶海域坠落，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闻。那么，如果密西西比州比洛 克西的一名动物管理员沿火车轨道追赶一只圈养的公牛时被火车撞死，算不算是一条新闻 呢？ 　　当然是，让?哈瑞斯认为。因此，三月的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密西西比州的各家报纸都 简要报道了这位官员的死因：一位妇女圈养的一只公牛争脱绳索跑掉并对她的孩子造成威胁， 于是她打电话求助。33岁的内森?米歇尔接到电话后跑去帮助追赶公牛，在卡梅拉街口被火 车撞死。 　　哈瑞斯是美联社驻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的新闻编辑。他每天的工作从早晨 7 点 15 分 开始，判断发生过的事情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他浏览本州的各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考虑其 他地区的读者是否会对这些内容产生兴趣。 　　捕狗员之死？“这显然是报上随便什么地方就可安排的豆腐块，”他说。为改善墨西哥 湾海岸的空气和水质而设立的联邦基金？“如果我要横穿密西西比州，我会想了解这件 事。” 　　这一天，哈瑞斯就要部署 6名手下干将去追踪这个有着 280万人口的州中所发生的情况。 会有一些重大新闻产生：丑闻缠身的杰克逊警察局局长将引咎辞职；格林维尔的《三角州民 主时代》将被出售；立法机关的头头们将同意向公众公开部分委员会议。 　　体育记者拉尔夫要去完成一篇有关本州的学校在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篮球联赛 中前景乐观的报道；提莫西?布朗要针对本州最近几个星期失业人口猛增的现象进行分析。 另外还有一篇报道是关于国有电信的。设立在杰克逊的全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 公司据传将被收购。 　　所有这些都是新闻报道的好素材。除此之外，杰克逊当局督促司机将车速减慢，因为已 有两名路口执勤人员被车撞伤；一名牧师的儿子因涉嫌在他父亲的教堂纵火而受到指控。哈 瑞斯将最后决定把哪一条消息发送出去。这有点儿像空中交通管理员，他说。随时他都要根 据时间和现有人手的情况决定材料的舍取。“对于我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哈瑞斯说。“脑 袋里得时刻装着个小闹钟，你对它说：‘我们要报道这条消息，’小闹钟就会回应你：‘好 吧，这是上午 9点发出的消息，晚报 90%的版面都已经占不到了。’” 　　不过，哈瑞斯也依靠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什么东西具有新闻价值，这种直觉经多年后已经 发生了转变。“我记得当初刚干上这一行的时候，类似死亡事故这样的东西在这个州就算是 特大新闻了。人们想知道死者是谁，尤其是在交通事故中。随着地区的发展和一系列的变革， 死亡事件已不再那么重要。”如今，交通事故早已不是密西西比州内众人皆知的新闻。 　　美联社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路易斯?伯卡第先生随处都可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存在。70年代 中期，美联社曾在纽约市开设了一个“地区分社”，记者们分散在街区、法院、警察局等地。 他们将整个城市覆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不再被需要，不再有 电话打来，不再有版面安排这种日常琐事。于是这个地区分社便消失了，”伯卡第介绍说。 　　〖KG2〗此种新闻报道曾是国内乃至国际上通用的运作方式。过去只要是德国联邦议院 或日本国会或美国众议院说过的话，美联社就拿来做报道。如今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小事一 桩；如果任何人想得知有关美国议会的详细情况，他完全可以在网上看到。新闻报道的级别 已与以往大不相同。有些变化的产生是与信息时代的特征相吻合的。“如今的信息量如此之 大，规模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伯卡第说。 　　因此，对所报道的内容给出“解释、判断、背景材料”已成为新闻记者的职责。“不久 前，对这种要求还存有偏见。旧的报道方式就是直截了当地‘他说或她说’，美联社当初也 是这样做的，”伯卡第说。“如今我们已经摆脱掉这种常规……时代要求我们去帮助读者处 理这些信息，因为凭借个人的能力任何人都是无法应对的。” 　　“报道使用的语言和报道主题也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自己已经老朽，但当初我在报社 工作的时候，任务之一就是留心那些报纸上不能出现的用词。如今它们就可以在你眼前极其 自然地溜过去。现在对所报道的主题有一定程度的公开化，这是从前没有的。” 　　“如今，对公众人物、娱乐界名人等的私人报道比从前范围加大了。” 　　“匿名的问题比 20 年前或再早以前更为严重，部分原因是水门事件对新闻报道行业的 影响，部分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机构不太好打交道。现在存在着更多的官方秘密、更多的障 碍……不能通过官方渠道得到消息，就只好另谋途径。” 　　报道的速度依然是关健，就像当初美联社记者与合众国际社的同行抢占电话机汇报他们 的发现。“如果是突发性新闻，我们就想第一个得到它，”哈瑞斯说。如今新闻记者承受的 压力要比过去大得多。新闻消息通过新闻电视联网和因特网瞬间就能传达给大众，记者们就 只得使出全力去拼抢。 　　但是有些东西依旧没有改变。虽说现如今只有更加新奇的报道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而 且记者们所添加的惊叹语很可能比故事本身还要精彩，但正如伯卡第所说的，新闻仍旧是“使 大家争先恐后去争夺的东西”。 　　新闻依旧是公平和客观的，虽然今天的记者必须在如实报道事件与发表个人见解之间趟 出一条自己的路。美新社就是为美国的新闻业带来客观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一个被各种 性质的报刊所共同拥有的合作团体，它不能根据某种观点或偏见报道事件，这最终也成为整 个新闻行业的行为标准。“我的任务就是传送事实，”美联社第一位驻华盛顿记者劳伦斯? 格布莱特于 1862 年这样写道。“我的工作规则不准许我对任何事实妄加评判。我的电讯稿 被发送到各类政治性报社，因此我就限定于只报道那些自己认为合法的内容，并努力做到如 实与公正。” 最为首要的是保证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达不到准确，你就是没有得到任何 新闻，相反地还会起到一定的损害作用，”美联社东南区记者艾伦?布瑞德这样说。 　　这并非表明美联社所发送的报道总是一如既往的准确无误。每天都会有出错的事情发生， 有些已经作为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该算是美联社记者在林德伯格绑架案的裁决问题上弄巧成拙，那 极具损伤性的时刻已成为笼罩在美联社头上几十年不散的阴云。 　　查尔斯?林德伯格是第一个驾机横越大西洋的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他 19 个月的儿子遭劫持，这已是本世纪的大事件之一。美联社记者弗兰克?杰米森因 11周跟踪报 道寻找孩子的全过程而荣获普利策奖。最后孩子的尸体在离林德伯格新泽西的家约五英里处 被发现。 　　布朗克斯区的木匠布鲁诺?霍特曼因罪受到指控。审判于 1935年 1月在新泽西州的弗莱 明顿开始。公众对这件官司的热情持续不减，因此美联社新泽西分社社长下定决心要第一个 将裁决的结果发布出去。他的安排是：由一名记者偷偷地将一个微型发报机藏在大衣里带入 审判室，裁决公布后，他就给另一名躲在顶楼上的记者传信，再由后者直接将消息传发出去。 　　陪审团 2月 13日上午 11时 15分开始审议。据说 11个小时后将进行最后的裁决。身带 发报机的那名记者当时就在审判室，另外还有一位美联社记者将通过传统方式做报道。接下 来发生的事至今也没有一个圆满的解释。躲在顶楼上的记者向全国发送了一条简短的电讯： “弗莱明顿——裁决已定，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事后他说他清楚地接听到发给他的这条 电码(共有四个信号)，而携带发报机的记者却坚决否认曾发过这条消息，而且事实上当时裁 决结果还没有出来。美联社的这条错误消息在线路上停留了 11 分钟，当时很多人都在关注 着这一世纪审判的结果。最终却是霍特曼被判处死刑。 “这次失误对于美联社的所有成员 来说几乎是一场悲剧，”奥立佛?格拉姆林在他的《美联社：新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当 然在此之前美联社也曾有过大的失误(1884 年总统大选时，美联社报道说詹姆斯?G.布莱恩 在纽约得票最多，这将使他最终赢得大选。结果是他并没有在纽约获胜，也最终与总统的宝 座无缘)。但是作为一个以报道的准确性(并非速度)而倍感自豪的新闻机构来说，那一刻是 威信扫地的。美联社报道出错这一点就成为了一条新闻。 　　65年后，在 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夜，美联社却发布了与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的报道。一 个多世纪以来选票得数最为接近的一次选举将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中结束。选举人节目，电视 新闻网的一个合作伙伴，通过计票及数票推断乔治?布什已经赢得佛罗里达州的多数票，并 最终在大选中获胜。各家电视台紧跟着发布了这条消息。 　　只有美联社在静观事态的发展。报社的十多位编辑将电话打到美联社在迈阿密、华盛顿 及纽约的分社。有人憋不住火儿了，因最后揭晓的时间已经逼近，美联社何时才能预测到大 选的结果？ 　　但是美联社有自己的投票记数，其显示的结果与上面的推断是不同的。华盛顿分社社长 桑迪?乔森与分析家们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致。夜间 3点 11分，美联社发出了一条忠告： 虽然联播公司已预测布什取胜，但是未决的选票有可能改变这一结果。正如美联社所料，这 种情况持续了五个星期的时间，直到戈尔决定退出竞选。而此时距媒体过早地宣布他的失败 已有 35天。 　　“美联社历史上曾有过众多辉煌的时刻”，俄亥俄州出版《弗里蒙特信使》的詹姆斯?道 贝尔写道，但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它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 如果没有精确性，就不能称之 为新闻，只能算是虚构。 新闻报道的灵感 　　 小镇上的麦当劳，有喜也有忧 　　 美联社国内部记者泰德·安东尼 　　考德斯波特，宾夕法尼亚州(美联社)〓麦当劳快餐店开张的当天，好像整个波特县的人 都涌来了。孩子们拥挤着购买快乐套餐，法官驾车前来参观，商业区的商人送去了鲜花。 　　“现在，我们再不用开车 40英里去吃一个大汉堡了，”15岁的马特·西雷说。 　　去年 9月的那天，国内的两家研究机构，一家倡导传统饮食，一家偏爱全牛肉的馅饼和 芝麻仔小面包，聚在一起。就在同一天，麦当劳在小镇开业了。 　　如今，全美已有越来越少的城镇对“你要不要来份炸鸡？”这句话感陌生。随着这个小 规模的拥有 57个座位、3张室外餐桌的金色拱门的第 20，160家分店的正式到来，这座只 有 3，200人的阿勒格尼河谷小镇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考德斯波特是 20世纪晚期美国人所梦想的那类理想的小镇，随处可遇的是家庭经营的 店铺、公共场所及直呼其名的问候声。直至去年，小镇中也只有两家晚餐店、一家老式旅馆 饭店、几处比萨饼经销点以及 3家家庭饭店，方圆数英里之内没有任何快餐连锁店。 　　这家麦当劳店紧邻商业区。镇上的许多居民对于它的到来早已有了思想准备，这意味着 镇区的地图上又多出了一个圆点，意味着这里的人们已被推进了充满广告、商业与时尚文化 的现代生活中，同时也意味着担心与忧虑——不知道下一个到来的会是什么。 　　“这里的一些商人很惧怕麦当劳，”杰夫·卡泽米尔(镇上的两名理发师之一)去年夏天 说。那是麦当劳开业的前几个月，当时他正与 5名同伴在小镇上最具古典意味的科瑞廷顿饭 店用午餐，话题便转向这个即将到来的新餐馆。 　　“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街上闲逛，这样会给他们一点自信，”作家兼州警察局 摄影师雪莉·丽特说。“那些长时间在别的地方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也可以在这儿寻一份工 作。” 　　“这表明我们在进步，”做保险业的马利斯·麦克兰姆说。 　　克里滕登饭店的主人、小镇的商会主席沃特·贝克先生也持赞同的态度。“它会吸引更 多的人来到这里，这是种好现象。” 　　当麦当劳真的来了，众人的忧虑便显露出来：这些炫丽的装饰和汽车文化的建筑风格是 否会将考德斯波特推向庸俗？交通是不是会变得难以承受？孩子们会不会整日闲逛制造麻 烦，使小镇上的四位警察从此紧张起来？而更为不祥的感觉是，像汉堡大王、必胜客，甚至 沃尔玛连锁超市会不会接踵而至？考德斯波特是不是会从此失去它独特的魅力？ 　　“当第一家此类特许经营店在小镇落脚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这里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他 们开始自问：‘我们需要什么？’”美国小镇管理中心的负责人肯尼迪·史密斯女士说。这 个中心是国家历史文物保护信托机构的一部分。“现在就应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10年后， 当必胜客及露天摊位铺满街的时候，就为时太晚了。” 　　宾夕法尼亚洲是国内拥有农村人口最多的州。据 199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显示， 全州 1，180万人口的 %居住在农村。宾州农村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也说明了同样的情 况：小镇的零售商纷纷拥向露天商场，老的商业中心在艰难中维持，城镇的边沿地区正经历 着新的发展。 　　许多小镇已失去原有的生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连锁汽车旅馆、连锁餐馆、连锁饰 物店、连锁小市场等。“坐飞机随便在一个地方降落，你会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哪儿，”“风 景美国”项目的负责人卡罗先生说。 　　这不是人们所渴望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据统计，有 95%的美国人曾在麦当劳用过餐； 市场营销者们花费如此的心血将标准的快餐变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以至于作为消 费者的民众已将缺少快餐看成了生活的一种不足。“消费主义就是未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将被联系在一起，”刚刚离职的小镇就业官员比尔·卡得威尔这样说。 　　但是这种转变来得并不容易。自力更生，尤其在饮食方面的自给自足，在这个地区的人 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 　　192年前，考德斯波特在一片铁杉林中诞生，居民一直以来以野外生活为主，打野鹿、 火鸡、松鸡、野熊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小镇的历史上充满了将林中的猎物或水中的捕捞 物当作晚餐的传奇故事。 　　即使在今天，仍有 40%的居民住在守猎的小木屋里；新开的麦当劳快餐店几码之外就是 1876年 6月当地人纳尔逊成功捕捞全镇最大的一条斑点鲑鱼的地方。 　　不过正是这些猎手们诱使了麦当劳的到来。每逢周末，他们从宾西法尼亚州的各个角落 来到这里野营、守猎、垂钓，乘雪上汽车旅行。之后，他们就想得到现代生活的快乐：热澡 盆代替了传统的壁炉，复杂的电视接收系统也安装起来。清晨起来，他们就来到了麦当劳快 餐店门前排队。 　　考德斯波特商业街与此同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倒并不归功于那些使众多历史小镇 恢复了生气的外形造作的礼品店铺。这条主街是真实的，当地人在此就是为日常的经营。至 今，大部分经营活动都是独立的。 　　考德斯波特曾经面临与其他小镇同样的命运：人口流动，工业衰退，年轻人离去。但是 在 80年代中期，企业家约翰·莱杰斯电缆通讯公司开始飞速发展。他将公司的总部设在镇上， 业务的持续发展使该公司成为了一个人员不断增长的基地——现技术人员的职位已达到 500个。 　　波特县经济繁荣，加之美国第六大道便利的交通和麦当劳快餐店的到来，在 150名申请 人中有 60人获得了在快餐店的工作。这为考德斯波特镇的生存创造了条件。“麦当劳知道 选择什么地方落脚，”卡罗说，“如果开在这个地方，就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这对小镇本身 也有益处。” 　 　　基恩·沃思的 GIW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当劳特许经营者。自 1978年以来，他就立 志将一个全国规模的企业转到地方经营上来。对于他来说，麦当劳就是一个家庭模式的企业： 他的儿子在此地以东 70〖HK〗〖GK！7〗英里的托旺达开了一家分店，女儿经营着 30英里 外曼斯菲尔德的一家分店。GIW公司还在另一个邻近第六大道的小镇开设了一家分店。“麦 当劳是一家很了不起的公司，”曾在 UPS公司做过司机的沃思说。“总有人想出来诋毁它， 可它就像一个大家庭。” 　　麦当劳快餐店长久以来鼓励这种经营方式，其 85%的本国分店都是特许经营，即将经营 权授予那些在本地居住的商人。“许多人认为我们在替代传统的夫妻老婆店”，麦当劳企业 的发言人查克·伊赫灵说，“我认为过去 40年改革的结果是我们终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夫妻 店。对于小镇来说，我们并不陌生。” 　　沃思也开始认识到第六大道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把店开在僻静的街上只 吸引当地人”他想把买卖做到社区，顾客不仅仅是过路的司机。他想让人们能在本地购买所 有的必需品，从五金器具到表层土。不过，企业的经营结构限制了他。尽管波特县以种植土 豆闻名(一个名为“美国土豆城”的大农场就在附近)，但麦当劳的炸薯条都不是来自当地的 土豆，而是来自专门的供货地。 　　从历史上看，快餐店已在逶迤的公路、州际的出口地带及边缘城区扎下了根基。如今， 它正走进未开发的地方：历史名胜、校园、机场、医院以及像考德斯波特一样的小镇商业区。 “他们不得不持续地推进并占领这些地区，这些是客源存在的地方，”美国捷运公司的分析 员麦克·肯尼迪说，“他们将缩减并在一个更小的规模上发展，以吸引新的消费者来购买他 们的汉堡，而不是去别的地方购买。”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美国人如此珍视的小镇特征——唤起民主意识的维多利亚及希腊复 兴时期的建筑。这本身就是 19世纪的标准化模式。“多年前，这些人们忠爱的建筑外观也 被机械呆板地复制，”理查德说，他曾为写作《重回小镇》一书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小镇 的商业区进行研究。小镇本身即代表了一种标准化和全国性的信仰和价值体系全面同化。 　　如今这种价值也往往包括企业的品牌，它们正向考德斯波特镇走来。除麦当劳外，汉堡 大王也表现出了开店的兴趣，必胜客已对四周地区进行了探查，超级第八汽车旅馆连锁店在 小镇边缘看好了地盘。接下来便是沃尔玛，这家重量级的折扣店曾有意在小镇附近开业，但 至今还没有建店。杰克·哈罗冉说，如果沃尔玛一开张，他就关掉自己的五金商店。 　　许多代人曾居住在这个小镇，贸易代代相传，”小镇的首饰店的琳达·鲁塞尔说。“突 然间，麦当劳出现了，这在视觉上提醒人们他们曾热爱的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因此考德斯波特镇的居民谨慎起来，也许也正应如此。 　　“如今美国已没有任何地方会偶然地保持独特，”美国林荫道工程负责人爱德华·麦克 马豪说。此工程得到一家非盈利机构“自然保护基金”的支持。“毫无例外，那些被认为独 特的地方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如果考德斯波特镇不采取任何措施，10年后那里就会建 起七家快餐店，整个地区就得完蛋。他们必须呼吁：‘我们想与众不同。’” 　　 　　一个寒冷的 2月的早晨，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几个月后，杰克·哈罗冉捧着一杯热咖啡来 到他的五金商店。在克里滕登饭店的底层，杰夫·卡泽米尔正饮着当天的第一杯酒。 　　在米基餐馆里，雪莉·丽特找了个座位并点上第一只薄荷香烟。在她的身后，警察局长 品尝着咖啡。一个熟人进来还停车借的一角硬币。座位全部占满了，丽特认识在坐的每一个 人。新鲜的夹心煎蛋饼摊在盘子里，样子绝不雷同。一条歇后语提醒大家：“管住你的舌头， 否则你会去舔马嚼子。” 　　最后出现的是 78岁高龄的米基·古德温。三十多年来，她坚持每日凌晨四点起来炸面包 圈，不与人闲聊，而且从没有踏进过麦当劳的门。“老顾客们非常忠诚，”她的女儿南希说。 “麦当劳正在多多少少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但他们会一如即往地来这里品尝妈妈的炸面包圈， 倾听她一口流利的丹麦话。” 　　此时此刻，在麦当劳快餐店里，人们正排队购买鸡蛋松饼。这里的鸡蛋与松饼相配得如 此完美，抓住了每个人的胃口。 　　“在麦当劳，厨师是不会走出来和你交谈的，”哈罗冉不无痛惜地说。 　　麦当劳将永远保持其已有的风格：清洁，快速，和同样的食品与质量(除个别地区差异 外)。小镇并没有一成不变，麦当劳快餐这个庞然大物的到来为城市时尚的涌入打开了大门。　　 不过也许情况并非如此。 　　“有不少小镇已经不存在了，不过考德斯波特依然还在，”退了休的官员卡德威尔说， “多样性已成为这个地方生存的血脉。如果有的东西维持不住了，还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发展——多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会帮助这个小镇生存得更长久一些。” 　　每当泰德·安东尼有了一个新闻报道的设想，他就小声把它录进数码录音机里。对这种 做法他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不是非常，只是有点儿，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就感觉不好意思 的人。 　　“这件事看上去有些蠢。有一部叫《夜班》的老电影，主人公米歇尔有一台手提的暗盒 式狭带录音机，他就经常用来记录如‘计划：趁那条金枪鱼还没死，喂它蛋黄酱’之类的事。 我想许多记者都不会这么做，因为这看上去太滑稽。” 　　“但事实上我们许多的好想法都是来自于周围的事物，而并不是靠坐在桌子后面冥思苦 想。在我们与周围世界的接触中，会看到成百上千的东西；在我们每一次乘车、乘地铁，每 一次开车去购物的途中，许多好的设想从我们的脑袋里一闪而过。我认为获得报道主题的关 键更多的是抓取，而不只是寻找。我们都会产生想法，但并没意识到这些是想法，认为‘离 奇’或‘有趣但有点儿拿不准’。可是随后这些想法就从脑袋里跑掉了。” 　　他说，将这些想法录下来或记在笔记本里，到头来十有八九没什么用，但也许就是那第 十个成全了一篇优秀的报道。 　　“我曾从杂货店的海报栏中、从分类广告中、从沿路经过的事物中得到灵感，并进一步 思索它们说明什么。” 　　安东尼说，新闻记者经常要“放下触角。我们习惯于在参加政府会议或在工作状态下寻 找创作的的灵感。养成随时随地思考的习惯不应是个问题，只要有了想法后给予重视就可以 了。窍门就在于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汇集到那座灵感的加工厂中。” 　　一次，为写一篇报道，安东尼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基恩。一天他来到一家泰国餐馆，用 餐时发觉屋内的背景音乐正是一首通过米尤扎克米尤扎克：一种通过线路向餐馆、商店、工 厂等用户播送录制好的背景音乐的广播系统。播放的“日出的房屋”，不觉联想到这首老歌 所走过的历程——从民谣到发展一首在小镇的泰国餐馆中播放的乐曲。在随后的几个月中， 安东尼着手追踪这首歌的来历，察明它真正开始为大众所知是在 1937年，国会图书馆的一 名民俗学者把一位肯塔基女孩儿的演唱录了音带了回来。安东尼听了这首歌的几种版本：雷 盖版、爵士版、重金属版。他与歌手及音乐学者交谈，最终完成了一篇关于文化在我们的时 代如何传播的报道。 　　“我试图从每天的生活中挖掘题材，”他说，“当我写文章的时候，经常有人对我说： ‘你那不叫报道’或‘你说得太多了，并不是每件事都有深刻的含义。’但有些事情的确如 此。” 　　据安东尼讲，他的许多好的想法都是“从别的报道中产生的”。一次他看到一篇关于宾 州小镇克拉布特里的短讯，谈那里的道路保养计划。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到，镇上的居民要“对 本镇的三位国会议员实行监督以确保计划的实施。” 　　“我看到后就想，‘这个镇这么小，怎么会有三名国会议员？’于是我就打了个电话。 后来才知道，这个小镇座落在三个众议员选区的夹角处，所以这个只有约 1500人的地方在 国会里就有三名代表。因此我就去那里写了一篇报道。” 　　有关麦当劳快餐店的报道有着相似的来历。在纽约的埃尔迈拉探望女朋友时，安东尼顺 手翻看当地的报纸《星报》。在介绍宾西法尼亚州的部分里，他看到了一篇长八英寸的关于 国内最大的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六个月后要开分店的报道。几年前，作为宾州首府哈里斯堡 《爱国者新闻》报社的记者，他曾到过宾州的不少地方，考德斯波特镇是他最喜爱的小镇之 一，那个充满魅力的小镇和如画般的县政府办公大楼吸引了他。“在一个有雪的冬日，那里 的意境比歌里唱的还要好，”安东尼说。安东尼对美国乡村景色的变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司空 见惯的琐事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抱有很大的兴趣。其中之一就是快餐连锁店，因 为是它们“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我们对商业、特许经营、连锁店的看法。也许最 为重要的是，帮助改变了我们的社区经营的方式，”他说。 　　当时他想，也许可以从考德斯波特的例子中学到些什么。 　　他打电话给驻考德斯波特的《星报》特约记者雪莉·丽特。她对他说，如果他来小镇， 她可以找几名当地的商人来和他聊一聊。因此，在夏日的一天，安东尼便坐在了克里滕登饭 店里，旁边有丽特，理发师杰夫·卡泽米尔(他在克里滕登饭店的地下室开了一间发廊)，经 营小镇保险业的马利斯·麦克兰姆，五金商店店主杰克·哈罗冉以及克里滕登饭店的主人、厨 师兼小镇的商会主席沃特·贝克。 　　这是一次随心所欲的交谈。众人担心麦当劳是否与小镇整体的美感相协调，担心未来的 交通及年轻人的闲散问题，担心类似沃尔玛的连锁店是不是会步麦当劳的后尘。对安东尼而 言，这是一个理想的开端：虽然众人的话题是针对小镇本身，但是他们的忧虑与担心在全国 范围也是会引起共鸣。 　　“有两个因素可以使一篇报道与众不同，”安东尼说，“如果你所写的事情完全的独特， 你就可能会抓住读者的目光；如果你是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却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 你照样可以吸引读者。不过真正的技巧是将这两种情况合二为一：写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地 方、一种罕见的情景，但同时要保证主题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于是安东尼开始撰写他的报道，同时对小镇也有了更加本质的了解。在此之前，当编辑 通过了他的报道计划后，美联社的电视片制作部也对此表示了兴趣。我们可以派一个摄像小 队跟随你，他们说。 　　千万不要，安东尼拒绝道。如果你去一个农村的小镇进行报道并试图得到当地人对你的 信任，就不要扛着摄像机进去。 　　“方法是尽可能地不张扬。你可以在那儿的理发店理个发，在五金商店里逗留一会儿， 在餐馆吃饭，融入到他们生活并与他们交谈，而不是直接进去就拍摄，”安东尼说。 　　“我说一件我做过的事，好多人都认为很愚蠢。当我在中西部做报道的时候，我就摘下 了我的耳环，因为我觉得在中西部很多地方，如果你说自己是从纽约来的记者，就很难得到 什么反应。但如果你说是从纽约来的记者并带有耳环，那简直就是找死。这看上去好像是件 小事，好像是件令人厌恶的事，但事实是这样可以在好坏之间做出区分。” 　　在纽约，安东尼保持着自己的着装风格。他打古怪的领带，还曾穿着印有非洲图案的衬 衫来到办公室。但每当做报道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不喜欢工作时穿的样子，但我必须这么 做。有时我会穿正规的服装，但大部分时间是一件普通的衬衫不打领带，普通的长裤，普通 的鞋。我不想显得与众不同，只想因衣着没有什么特色而不引人耳目。”因此可以与各类人 打交道，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态度如何。 　　安东尼开始收集可以使他的报道丰富起来的细节内容。他查阅了考德斯波特镇的历史， 希望对小镇有更深层的了解，并挑选一些可以拿来用的历史资料。“我发现一小段传说， 讲 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曾捕捞到全镇历史上最大的一条斑点鲑鱼。大家谈论这件事发生在 什么地方，后来我发现地点离即将开业的麦当劳店非常近。” 　　安东尼记录下所有他认为可能有用的东西。 　　“你不可能得到太多的细节故事，你也不能在报道中使用太多这样的内容。使用多少要 靠自己控制，但在收集这些材料时不要限制自己。很显然地，你不可能收集到每一个细节， 但你一旦注意到某件事，就要把它记录下来；只因为它引起了你的注意，就说明其本身具有 重要性，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注意到它，倒不见得它对你有多重要。在任何场合、任何你正在 做的事情中，都会有成百上千的细节会被注意到；你已经对其中之一产生注意这一事实就说 明这件事已经脱颖而出，本身就有潜在的利用价值。” 　　另外，安东尼补充说，在动笔之前你不会真正清楚什么东西有用。 　　最近，安东尼每逢外出采访就随身携带一台数码相机。他照很多照片，写报道时就拿出 来参照，就像导演在开拍前做的情节串连图板一样。 　　他外出徒步旅行的时候和一伙儿寻找飞机残骸的人一起在山上野营，回来时他带回好多 照片，把它们粘在一个卡纸盒上，放在电脑显示器顶部。 　　“我可以说出那里的树叶仍然挂在树上，草丛依然很绿；当你在丛林中寻找飞机残骸的 时候，这些事物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我还仔细描述了那里的灌木丛、小路、松叶、天空等 等。” 　　考德斯波特本身只是报道的一个部分，安东尼还想了解美国人对于小镇的看法，看看这 个时尚的、被理想化了的小镇生活的概念是不是有根据，同时也想更多了解麦当劳公司及快 餐的哲学。他读了一本名为《拱门的背后》的有关麦当劳快餐业发展史的书，采访了位于伊 利诺伊州的麦当劳总部的工作人员。他与在考德斯波特开设麦当劳分店的吉恩·沃思交谈， 到那时才认识到这并不是关于一个外面的大企业将路开进一个小城镇的故事；沃思来自马斯 费尔德镇，他是以一种家庭经营方式开办麦当劳特许经营店的。安东尼还采访了多位专家级 人物，如报道中提到的“美国林荫道工程”的负责人爱德华·麦克马洪，作家理查德·弗兰卡 维德拉，美国捷运公司分析员麦克·肯尼迪等，有几位没有在报道中提到。 　　“我很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从一个纯粹实用的角度讲，他们可以为我的 报道增加更多的事实和可信度。”作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他，并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不相信 学术界，不过有时他也只是打个电话向专家讨一些背景资料，或是为他推荐其他更适合的人 选，或是证实一下他所做的工作没有偏离正题。 　　安东尼已经积累了并在继续积累大量有关专家的情况，并把它们会集在微软 Outlook软 件借助于关键词可以查找到的、计算机化了的名片夹中。“每次我遇到感兴趣的人物，就给 他建一个带电话号码的地址卡，同时还要加入八九个关键词，这样当作为一个自由形式的文 档进行查寻时，这条东西就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我找‘franchising’(特许经营)——麦 当劳快餐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于是我手头就有四五位专家可以出来就此问题发表看 法。 　　“新闻记者应当随时做的就是注意信息的来源，这和抓住脑袋里的想法差不多。不论在 什么地方发现了，你都要有所反应。如果你读到某位将来可能会有用的人的资料，就要记录 下来。即使你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也要用一个关键词存入你的电脑名片夹里。等到你需要 他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们。你也许知道他们是哪里人，然后就想法查到他 们的电话号码。我每周都阅读周日出版的《纽约时代》，从“星期回顾”和“艺术与休闲” 两个栏目里每次都能得到六七位专家的新信息。于是我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扔进书包 里，等到星期一再存到电脑的名片夹中。” 安东尼还利用大学网站及公共关系新闻网的网站 Profnet查询有关专家的情况，后者 ([url])[/url]提供的专家可以解答许多方面的问题，还可将记者寻找其他方面的专家的要 求登在网上。“如果我发出一个请求，就会得到 30或 40个人的回应。也许我只用其中的两 个人，其他人的情况就存到名片夹里。” 　　安东尼每年要四次浏览《出版商周刊》的特刊，寻找各季度中感兴趣的图书，并将书名、 作者及出版社的名字记下存进名片夹。他会去买一些可能有用的书，即使近期内不会有时间 阅读，只为以防将来用得上。有关麦当劳发展史的《拱门的背后》就是一例，那是他在报道 考德斯波特的故事之前好几年从书店买回来的。 　　“我的名片夹在我的电脑里，在我的书架上，在我的脑袋里，在所有我阅读的杂志和报 纸里。所有渠道来的东西都融在一个大的数据库里，这些潜在的信息源只是静静地在后方等 待，以便我什么时候需要它们。” 　　为了本篇的报道，安东尼曾三次光顾考德斯波特小镇：一次在麦当劳开业前，一次在开 业的当天，一次在六个月后。实际上他还去了第四次。“我只是路过去吃了个大汉堡，与这 篇报道无关”。他回忆说，最重要的时刻是在开业的当天一位麦当劳的常客对他说：“现在 我们再不用开车 40英里去吃一个大汉堡了。” 　　“对于我来说，就像在坚果壳里的感觉。小镇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每个人的喜爱，但人 们也有一种被连接起来的渴望——希望像其他人那样融入到大众文化与快餐潮流中去。人们 的紧张情绪存在着。是的，我们想保持小镇的原貌，可是我们也想在其他人认为如此时尚的 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点出发，我的报道便有了立足点。这是一个小镇渴望同时拥有两种东西——昨天 与今天的故事；他们既想与众不同，又想与其他人看上去没什么区别。”最后的结果显示， 考德斯波特为两种东西提供了共同生存的空间。 　　对于安东尼来说，写作过程中最难过的是编辑过程。“很艰难，尤其是有些人对这份报 道充满热情，你曾采访过他们，而最终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 　　他引述了两位上司的话。在查尔斯顿的他的第一任分社社长皮特·马提斯曾对他说：“每 当你认为已经写完了一份报道的时候，总还有十分之一的内容可以删去。”他现在的编辑布 鲁斯·德尔威的口头禅就是：“当你完成了一篇报道后，拿掉其中认为不错的内容，剩下的 就会是最出色的。” 　　“我已经很喜欢自己写出的一切，包括每个字、每个词、每一句引言，实在很难下手删 改。当他们想去掉什么的时候，我就和他们争吵，甚至大发脾气。不过到最后，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做法的确不赖。” 恶霸之死 　　美联社特约记者朱尔斯·劳 　　斯基德莫尔，密苏里州(美联社)〓肯·麦克尔罗伊因开枪打伤村里的杂货店主而被告有 罪，但他从法院出来后不久又来到了 B&G小酒馆。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责，脸上带着愠 怒。每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谨慎的人们就躲得远远的。即使在他心情还不错的情况下，整 个诺德韦县酒馆里的硬汉们也都把他称作“先生”。在路上遇到他被看做是不祥的征兆。 　　“他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与他结婚五年的年轻的妻子特里纳回忆说。“他从不关心那 些人是谁或有多少人在那儿。他不需要任何人在他身边。” 　　肯·麦克尔罗伊个子高大，体格健壮，体重 265英磅，双臂粗大，前额凹陷，浓眉，满 脸的络腮胡子，浑浑噩噩地度过了 47年的时光。 　　他不是一个街头闹事者，他很特别。他会紧紧地注视着你的眼睛或挥动手中的手枪，使 你在心灵的深处感到一种恐惧。如果你是他某一天攻击的对象，他就会蹑手蹑脚地靠近你。 他无声地盯着你的眼睛，说话时也像在自言自语，令人不寒而栗。肯·麦克尔罗伊出生在镇 外的一个农场。小时候他曾从一辆运干草的车上摔下，脑袋里移植了一块钢片，许多人猜测 是否这就是导致他脾气如此古怪的原因。 　　诺德韦是一个仅有 440户居民的小镇，加油站、银行、邮局、酒馆、柏油路一应俱全。 还有起伏的草场，成熟的庄稼，红色翅膀的山鸟，肥硕的耕牛，风车及筒仓，一派田园风光。 　　肯·麦克尔罗伊打破了这种乡村的宁静。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今日的小镇居民可以带 着毫无保留的解脱来回忆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然而，他带给人们的恐惧还在以一种新的、预 想不到的形式留在人们的心底。 　　去年 6 月 26日，也就是被证明有罪的当天，出现在 B&G酒馆里的肯·麦克尔罗伊明显地 闷闷不乐。“我从 13岁开始就跟检查官打交道，今天我 TMD都快 50了，”他对着啤酒低声 抱怨，“这是我头一次失手。”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镇上的人们也在思忖为什么他一直会在 B&G小酒馆或其他别的 地方出没，而没有像人们从他 13岁起就希望的那样待在牢房里。这一次又是这样，他交了 四万美元的保证金后被免于处罚，消息震惊了镇上的居民。不管是不是作了保证，反正他是 趾高气扬地走进 B&G酒馆，带着一只上了刺刀的 M-1步枪。 　　“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欧内斯特·伯文坎普的妻子洛伊丝·伯文坎普说，“警察抓住了 他，法院把他放了。”72岁的老杂货店主伯文坎普被镇上的人们友好地称为伯。麦克尔罗 伊一枪打在了他的脖子上，所幸保住了命，不久又可以重新干活了。 　　麦克尔罗伊因携带枪支而被撤销保释。在 6月 10日为此而举行的听证会当天，约 60名 镇上的人聚集到了镇中心。他们认为人多势重，集体会给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还考虑 到要一起去法院，因为在麦克尔罗伊仍自由的情况下，独自行动是不明智的。 　　可是当他们到了镇上的时候，才知道听证会已经被推迟了，众人对此感到很恼火。之后 他们集中到退伍军人协会，邀请县里的行政司法长官和他们一起商讨如何躲避身边的危险以 保护自己。 　　讨论正在进行当中就有人跑进来，捎口信说“麦克尔罗伊正在镇上”。以往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就会纷纷躲开，但这次情况不同。这些人大步走进 B&G酒馆，等麦克尔罗伊喝完杯中 的啤酒，和他一起走出门。他们无声地注视着他走进车里。突然，有人向他开了枪，至少有 三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脑袋。 　　此时，一种新的恐惧笼罩在人们的心里：刚刚经受了因法律执行无效而带来的担心与害 怕，现在又要面对法律的审查了。人群里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到底是谁打死了他。 　　特里纳当时和麦克尔罗伊在一起，她告诉角落里的一个陪审员她看到是谁开的枪并说出 了他的名字。然而，陪审团最后的结论是麦克尔罗伊是被“一个或多个不知名的人”打死的。 现在，来自另外一个镇的一个大陪审团将着手调查这件事。 　　特里纳不是麦克尔罗伊的第一个妻子，而是第四个。他共生了 15个孩子， 　　其中三个是他和特里纳所生。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一岁的时候，两人结了婚，当时 特里纳才 17岁。用法官的话说，他们的结合值得“怀疑”，镇上人对这件事也有说辞。 　　法官曾判麦克尔罗伊对特里纳犯有强奸罪，特里纳予以否认，称他们是自愿结合的。他 当时已经有了妻子，特里纳也需要争得父母的同意，事实是他们拒绝了。 　　在强奸案开庭审理的前几天，发生了四件事。一是肯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二是特里纳 的父母的一间房子被烧毁；三是特里纳的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四是他们到另一个县办理 了结婚手续。 　　至此特里纳已不可能做不利于麦克尔罗伊的证明，强奸案也被搁置下来。 　　麦克尔罗伊之所以能长期带罪逍遥法外，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来指证他的罪行。照他 的律师的话说，因“缺乏证据”他多次被拘捕后又被释放，到底有多少次连他都记不住了。 　　他因偷牲口、威胁他人、骚扰未成年人、纵火等多种罪行受到指控，但证人总是想办法 躲开。一次他需要被证实开枪打一名农场主，可证人们提供的情况根本就对不上，结果他被 无罪释放。因此一直到他开枪打伤了伯文坎普才最后被证实犯了罪。“他一直在恐吓我 们，”伯的妻子洛伊丝说，“你不知道有多可怕。我和邻居们在夜里只能轮班睡觉。在判决 前，他就晚上开着车来坐在那儿，偶尔胡乱地开一枪。我们都认识他，都知道他名声不好。 真是太吓人了。”你从不会料到什么样的小事就会惹恼麦克尔罗伊。因为伯文坎普店里的一 个伙计要求他的女儿放回没有付钱的糖块，他便冲伯开了枪；而照他的话说是因为伯告发他 的女儿抢劫了商店。好像打伤伯还不满足，他又对前去医院看望伯的牧师施发淫威，对他进 行威胁。每当麦克尔罗伊开车疯狂地驶进小镇的时候(他的妻子一般在第二辆车上，有时还 跟着第三车辆)，人们纷纷躲开，倒不完全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而是怕看到他干了什么坏 事，日后不得不去出庭作证。对死去的肯·麦克尔罗伊说句公平话，确实是人们怀疑县里发 生的每一个案件都与他有关。 　　尤其是偷窃。诺德韦县上一年发生的偷牛事件在整个密苏里州是最多的，是其他县的六 倍。农场主们都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同时也意识到麦克尔罗伊口袋里的钱总是塞得满满的。 他住在一个小农场，不可能赢得任何农业大奖，这么多钱从哪里来？他曾说自己是做古董生 意，对此大家虽没当面问过，但也禁不住猜想：古董是从哪儿来的？还是钱的问题。麦克尔 罗伊是用现金买的几辆车，用现金支付律师费。他曾在 B&G酒馆掏出 8千美金并对服务员说： “如果这不够，我家里还有满满一箱子呢。”他曾从一叠钞票中抽出一张 100美元的对洛伊 丝·伯文坎普说，如果她能做到在街上用鞭子抽打特里纳，这 100美元就是她的了。 　　如今麦克尔罗伊早已进了坟墓，镇上的人们静观偷牛的问题会怎样解决。 　　麦克尔罗伊被杀事件彻底震撼了这片乡村的土地。当地的人们不想谈论凶手可能是谁； 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谈论这个“事件”，即使彼此之间也不提起。 　　“我们想做的就是回去干我们的老本行，专心于我们自己的生计，”洛伊丝·伯文坎普 说。 　　 　　 　　8年的时间里，朱尔斯·劳一直行进在国内僻静的公路上，寻找没有人报道过的事情， 用他自己独有的声音将它们讲述出来。他的个人专栏“在美国的别处”每周两次刊登他写的 东西，每篇长 600字。开始时他经常写 750字，但发现栏目编辑总要将文章的最后一两段删 掉，而他本人又想保留结尾，所以后来他就将文章缩短。 　　劳所做的一切并不简单，他时刻都在抢夺素材。卡尔文·瑞林为《纽约客》杂志撰写同 样题材的报道。当两人碰巧同时在纽约的时候(这种机会很少)，便约在午餐的时候见面交换 看法：这件事太复杂，用 600字写不完，所以你可以拿走，瑞林；这个题材的篇幅不适合 《纽约客》上用，那么就留给你吧，朱尔斯。 　　“我记得有一次是在落基山脉的西麓，小镇的名字应该是叫玫瑰山，”劳回忆道，“那 天我需要为栏目写一篇东西，但没有内容。后来，车开到一个加油站，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 位正在打气的老人，大约六七十岁。这事看上去有点儿不平常，但又不是那么不平常。不过 因为我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于是便过去对他说：‘我正在找一个人。请问这镇上最好的 人是谁？’他说：‘你说的是不是那位老师，某某小姐？’我说：‘就是她。那么为什么她 是最好的人？’他说：‘噢，每个人都认为她是镇上最好的人。’” 　　“我找到了她。她看上去斯文大方，教二年级的学生。学生们走出教室来到院子里，唱 着‘无际的天空美丽动人’，她就教他们向上指——那就是美丽的天空。孩子们唱‘紫色的 山峦’，唱‘金色的麦浪’，边唱边用手指着，于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上帝赋与美 国的所有一切。” 　　“随后她谈了如何教孩子以及如何使他们脱掉脚上的鞋。一位当地人出钱为她的教室铺 上了地毯，因此孩子们都可以不用穿鞋。她记得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光脚，所以现在就来满足 这些孩子的愿望。” 　　8年的时间劳里走遍每一个小镇，寻找最好的或最有趣的或最难以描述的人物，劳感到 精疲力竭。“我都快发疯了，”他说。因此他辞掉了专栏的工作，休了一次长假，回来后加 入到美联社，再也不用应对每周两次的专栏写作。 　　关于肯·麦克尔罗伊的报道是劳回来后写的第一篇报道。之前他看到过有关此次枪杀事 件的简短消息，内容不多，只是事情的梗概。“本案没有目击证人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 怎么可能呢？于是我就到那儿去了。” 　　镇上的人和他谈了很多，因为——好吧，可能下面的话留给朱尔斯自己说会更好。 　　“我想我比现场的记者挖掘得更多。现场的记者只寻找一两件事，我不知道我要找的是 什么。所以我就找人交谈，只是聊天，不管和谁，即使是像麦克尔罗伊的妻子那样有理由憎 恨记者走进她生活的人。我向她询问一些其他的事情，最近过得怎样，如何应对目前的一切 等等。你愿意和我谈谈这件案子吗？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表示拒绝，然后我就问：‘那么，为 什么不愿意呢？’结果他们就会告诉我过去从没对人说过的事。并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因 为没有人追问过他们。” 　　“杂货店主伯文坎普和妻子也不想与我交谈，他们说：‘看，这事已经结束了，我们不 想再谈论了。’不过伯最后看出我不是让人害怕的人。我又回去找过他两三次，他对我说： ‘你应当去找某某谈谈。’‘你想找人谈话吗？去找某某吧。’这样我总有不小的收获。我 会回来告诉他：‘你说的那个人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麦克尔罗伊过去怎么样偷古董或别的 东西，’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再给我介绍另外一个人。就这样我和他逐渐熟悉起来，由他引 导我找什么样的人去交谈。到最后，麦克尔罗伊的妻子也开口说话了。” 　　麦克尔罗伊的妻子确实告诉了劳她认为是凶手的那个人的名字，但劳没有在报道中提到。 “我不能确定她说得对不对。不过我之所以没提，主要是因为法律方面的原因，我不敢指证 一个自己不确定的人。” 　　劳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文学造诣很深，与作家奥康纳过往甚 密。少年时劳就阅读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作品。“我暗自想：‘我绝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书， 但我可以在报道方面胜人一筹，因为这是可以学的。’我一直认为作家是天生的，但写报道 是学来的。我就下决心要干这一行。” 　　他采用观察鸟的方法“以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只知道一只鸟是红翅膀远远 不够，还要了解更多东西以便可以将它与其他鸟进行区别。” 　　当他去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将全部精力投入进去。“在每一篇报道中，不管篇幅 有多长我都要讲清一些东西。我总感觉应该向读者交待清楚我在什么地方，或我在和谁交 谈。”他还认为有责任向读者讲述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故事，因此他就在采访时紧追不放。当 然了，是有分寸的。 　　他记得有一次长途跋涉到俄勒冈去采访一位为《观鸟者文摘》撰稿的妇女。当问到她如 何成为了一名观鸟者时，她避开了这个问题，但劳却紧追不舍。 　　“我爸爸、妈妈都是观鸟者。” 　　劳对这个回答仍不满意。 　　“在我六岁的时候，爸爸送了我一个双筒望远镜。” 　　最后劳问：“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你才六岁，可以去跑，去爬树，去玩玩具等等，可 为什么能坚持不断地观鸟呢？” 　　“因为他们告诉我我会失明。” 　　原来是这样。 　　“我因为眼睛有问题，之前从没见到过红毛边的红眼雀。” 　　为什么你想看到那种鸟？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想继续活下去，在眼睛瞎掉之前看到那种鸟。所以我一直 坚持不懈地寻找，一直没看到。直到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只。我的眼睛也没有瞎掉。” 　　采访过后，劳完成了一篇报道。 　　在美联社工作 39年后，劳退了职。如今新闻业的众多变化很令他欣喜，比如手提电脑 的使用。多少年里，他都是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不稳定的电话线将要报道的内容传送给办公室 里的助手，当时如果有电脑可就帮大忙了。 　　对总想出名的记者劳有些看不上眼。“我的名字曾出现在 60多万张报纸上，但我真的 很珍惜我的匿名。许多人读到过我的名字，我也收到过无数圣诞贺卡一类的东西，但我仍然 可以完全不被人所知地走进小镇里。”他没有回去工作的打算。但如果回去，他知道有一篇 报道他可以写——这篇报道他一直保存在裤兜里，以防手头实在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用。 　　“从纽约到落基山脉的每一个小镇，不管大小，都有一个咖啡店，早晨大家都到那里去 喝咖啡。镇上的人三五成群地在那里会面。四周一片宁静，只有偶尔发出的咖啡杯与银器的 碰撞声和翻阅报纸的声音。坐在那儿，每个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井然有条，紊乱的思绪得到 梳理，为一天的生活做好准备…… 　　“但我从来没把这个写出来，因为我知道任何时候想写都可以。” 第二部分 简介 首先，好的报道是将焦点对准事件本身。如果你要调查一个农村小镇贫穷落后的状况，你可 以从村子几百名穷人中挑选一位专访，但难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一、细节是金 〓〓勒内·卡蓬认为朱尔斯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记者。“他的眼睛众不同，”卡蓬说。朱尔斯 善于观察，凡是看到的东西他都描述下来。他还自有一套提问题的方法，“他得到的答案越 直接，他就越要问更深入的问题。” 　　卡蓬是美联社最著名的撰稿人，他的专著《词汇》 一直是有关用词的最好的指导手册之一。但如果谈到报道与撰稿哪个更重要，他会毫不犹豫 地阐明自己的想法：“报道是好作 品的精髓。一个报道得精彩的故事，即使是用很平常的手法写出来，也要比只讲究文法与用 词的东西有趣得多。潜词造句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真正使作品生辉的是报道的内容。” 　　首先，好的报道是将焦点对准事件本身。如果你要调查一个农村小镇贫穷落后的状况， 你可以从村子几百名穷人中挑选一位专访，但难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选。 　　美联社记者索尔·派特是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一次他去衣阿华州采访一位农场主，作 为他的专题报道《美国人物》中的一个部分。一周后他宣布已经找到了那位要写的对象。卡 蓬满心疑惑：全州农场主无数，派特怎么会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 　　派特说并不是任何一位农场主都合适。他要找的人需要表达力强、不带任何偏见且真实 可信。没有一个好的采访对象，光凭借漂亮的文笔不能写出优秀的报道。 　　同时卡蓬还强调，“好的作品依赖于对细节内容的运用，而不是抽象的。只有记者才能 提供这些细节，而编辑是无法办到的。” 　　细节内容是指一切有形的东西，如房屋、耕牛等等。泰德·安东尼和朱尔斯·劳的笔记本 里就记满了这些东西，尽管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会用在他们的文章里。 　　“当你作报道的时候，你其实不知道哪些细节的东西是适合用的，”卡蓬说。不过，通 过积累事实和细节的内容，可以使文章写起来更容易些；如果你真正认识和了解所报道的对 象，写起来就更有权威性。没有必要每一部分都要向专家或他人去求证，所报道的内容也更 有可读性。 　　这些细节的东西使得撰稿人的调色板更加丰富。卡蓬认为，记者应把自己想像为电视纪 录片的制作人。试想，摄像镜头全景拍摄了异国情调的豪华住宅后又定格在一间茅草屋上。 不需任何文字，制作人通过镜头所展示的一切已表达了许多。记者也可以通过对细节内容的 灵巧运用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前提条件是，他(她)的笔记本里必须记录了这些内容。 伊娃的礼物 　　美联社记者海伦·奥尼尔 　　伊诺斯堡福尔斯，佛蒙特州(美联社)〓如果伊娃·萨格思能做到的话，她要把整个世界 都涂成紫色。住的房子是紫色的，枕的枕头是紫色的，开的车也是紫色的。偶尔，她也会 允许别的颜色进入到她的世界里，但那些颜色必须是明亮的，真正的明亮，就像点缀着佛蒙 特州乡村的樱桃色的谷仓，在蔚蓝的天空和延绵不尽的绿色山脉映衬下美丽无比。 　　伊娃轻声笑了。她知道自己最可能拥有的只是一件紫色的长裙，但一位老妇人还是可以 有梦想的。 　　如今她可以看见东西了。 　　伊娃因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角膜疾病，从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她的祖父将这种病传 给她，而她又依次传给了她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一年前她收到了生命中一件最伟大 的礼物——为她恢复视力的一次手术。 　　近 80年的时间里，伊娃一直是在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里摸索。如今她可以不用扶墙， 在养老院灰黄色的走廊里自由穿行；可以身穿一件蓝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裙洋洋自得地旋转； 可以兴奋地看着猫咪听到叫它的名字后懒洋洋地冲她转过身来；可以不时地向镜中偷瞄上几 眼，整理一下自己的头发。 　　“我的视力是上帝赐给的礼物，”伊娃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上帝的礼物已经实现了她最为珍视的梦想——临死之前看一眼父母的照片，也使她能够 注视到两岁的雷内美丽的深褐色的双眼。雷内四个月大时她也接受了和曾祖母一样的手术。 　　与伊娃的礼物相伴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责任、疑问与忧虑。既然她不再依赖于那根红白 色的手杖，她对自己的期待也多了。 　　她的视力还远没有达到正常，按通常的标准来讲，她依然近乎于失明。但伊娃认为这种 看法不免荒唐，毕竟她已经能自豪地大声读出视力测试表上那个最大的字母，或认清一辆车 的颜色。 　　伊娃知道，失明使她远离的不只是光线，还使她失去了判断的能力，譬如该穿什么样的 衣服或在墙上的什么位置悬挂照片等，使她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她担心会摔倒，担心会失掉这件礼物并突然间被抛回到黑暗中去，而最为担心的是自己 在这个眩目的世界上的位置。 　　　伊娃有些紧张。她在屋子里瞎忙着，拽平身上的衣服，梳拢头发，在被光线拉长了的 影子里徘徊着。最后，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出屋门。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伊娃是平生第一次走在小镇上。她脚步缓慢，步态迟疑，目 光中时常显露出惊恐与失落。“真让人兴奋，”她快乐地说着，灰蓝色的眼睛在强光的刺激 下泛着泪光。 　　在这里，在小镇上，在她可能遇到熟人的地方，她拒绝佩 　　戴医生给她的厚厚的黑色眼镜。她想走在这条街上，向邻里点头示意，将她的微笑与问 候带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每迈出一步都会给她带来困惑。伊娃不明白商店的门外为什么 悬挂这么多精心装饰的横幅。是的，看上去的确很美，不过难道不是因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吗，比如说游行或节日？店主肯定不会只为好看才这么挂。“肯定是有原因的，”她总结说。 　　服装店也很诱人，但屋外却有三层木板台阶。台阶对于伊娃来说是一种危险，它们在她 面前旋转开来成为模糊一片的交叉线。她搞不清楚这些台阶到底有多高，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她有些想念她的拐杖了。 　　在一家儿童商店的橱窗里，伊娃的双眼落在一张的海报上。她在临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 偏僻的农场里长大，接触到的熊都是野生的。她不懂这只长着可爱的大肚皮的肥圆的小家伙 是怎样做出来的。一脸困惑不解的样子，她继续向前走。一辆黄色赛车在红灯处带着尖锐刺 耳的声音刹住，音响里的声音大得可以把地面震动。“就像个乐队，”伊娃自言自语着，向 车里的两名年轻人投去灿烂的微笑。他们的目光向她这边扫来，带着厌烦与倨傲。伊娃感到 一阵震颤——她还不习惯陌生人脸上的变换的表情。 　　年轻人加大油门把车开走了，几分钟后又返了回来。伊娃又向他们投去微笑。 　　伊娃生长在尚普兰湖上一个名叫艾尔拉莫特的小岛上， 　　岛上布满庄稼地与苹果园，那种美丽是年少的她只能通过感觉去体会的。 　　伊娃不需要用眼睛看就能找到自家那间褐色的农舍，在那里父母养育了他们 14个孩子。 岸边的气息、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以及对道路的感觉使她感受到自己回家了。 　　“真是太美妙了，”她一边说一边用双眼印证着长久以来停留在脑海中的记忆。这是她 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如今，比起亲眼所见的景色，记忆的力量显得更为强大：姐妹们戏弄她 害怕奶牛的笑声、母亲手把手教她烘烤甜饼时温柔的触摸、父亲将她不能够去上学读书的消 息告诉她时充满忧虑的嗓音，一切都历历在目。 　　伊娃的家境很不好。父亲在别人的农场里干活，为别人的奶牛挤奶。她帮着干一些活， 放牛、捡山莓，在兄弟姐妹都去上学时将地板擦洗干净。她在家排行第六，只有她生下来就 看不见东西。 　　“爸爸保护着我，”伊娃说，“他不让我离开家，不许我有任何男性朋友。” 　　父亲死后，母亲带领全家搬到 7英里外靠近加拿大边界的一个名叫奥尔堡的小镇上。某 日伊娃遇到了来送木材的沃德。伊娃说他们的结合纯粹是出于方便：她需要有人照顾自己， 而沃德刚刚盖起了一所房子。他们共同生活了 30年，生养了劳伦斯和莎莉两个孩子。孩子 七岁时相继去了波士顿的失明儿童寄宿学校，在那以后伊娃就很少再与他们有联 　　系。如今，劳伦斯的女儿米歇尔·威拉德与丈夫肖恩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四岁的丹妮 尔和两岁的雷内——住在伊娃的老房子里。 　　米歇尔同时继承了祖母顽强的性格与失明的双眼，是她力劝伊娃在 78岁高龄的时候接 受了角膜移植手术。这种手术相对来讲不算复杂，也已经被采用过多年，但并没有人对伊娃 说过这些，开始时她心里很害怕。是小雷内使她有了信心：如果一个婴儿的双眼可以向这个 世界打开，为什么她的曾祖母就不行呢？ 　　伊娃对雷内着了迷。她跟随着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到处走，捕捉她的每一个表情、每一 个眼神。“看她有多可爱。”伊娃将小雷内搂在怀里，第一次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年龄 时是个什么样子。 　　雷内的双眼是最吸引伊娃的地方，像一对漂亮的褐色纽扣。出生后几个月，她的角膜 ——盖住虹膜和瞳孔的部分——开始迅速变为暗淡的灰色。全家人开始诅咒世界的不公平。 医学上称这种失明为先天性角膜营养不良，医生说这种情况很罕见。 　　在厨房里，伊娃和米歇尔谈论着这个孩子，谈论着她将来可能会有的机遇，谈论着她们 自己的眼睛以及这种影响了家里几代人的劣种基因。 　　米歇尔为自己的父亲——伊娃的儿子劳伦斯——拍摄了许多照片。照片上的他强壮、英 俊，双眼扭曲，面带羞怯的笑容。伊娃悲伤地凝视着这些照片。看到自己孩子的模样， 　　她内心不觉产生一种犯罪感。 　　“祖母，爸爸生前也有过快乐的时光，”米歇尔劝慰道。 　　伊娃摇摇头。她担忧自己没有尽好一个母亲的责任，担忧这就是为什么莎莉会不到 40 岁就去世了，而劳伦斯在 43岁时以自杀的方式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劳伦斯是在复明手术后 7年自杀的。全家人一直在想，他选择死亡是否是因为无法应对 生活中的一切。有些人就是因为突然复明后备感无助，最终做出如此选择的。 　　伊娃对于一些不愿谈起的生活细节已记不清楚了。70年代早期她离开沃德后，在北卡 罗来纳一个盲人疗养院生活了 20多年，在那里她学会了盲文、打字和编织，并与在此居住 的盲人弗雷德里克·苏格思结婚，婚礼后不久他就患癌症去世了。 　　1995年伊娃的姐妹们为她支付了返回伟蒙特州的车票。两年后米歇尔开始带她去见威 廉姆·艾克那医生。 　　护士们与伊娃开玩笑，讲述在为她除去眼上的绷带时她如何将“深情的目光”投向了艾 克纳医生。事实上，她只记得当时感到一阵强烈光线的刺激，比她想像中的还要明亮。“日 光”，她心中暗想，“那么这就是它的样子了。” 　　强烈的光线逐渐变弱，东西的形状显现出来，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比她想像中更为凌乱 的世界。两只眼睛的手术时间相隔六个月，一只在 1997年 7月，另一只在 1998年 1月，每 次手术持续约一个小时。在手术中，艾克纳医生把眼中的坏角膜除去，植入从角膜库中取出 的新角膜。他描述这 　　就好比是换玻璃窗，把已经变黑的拿掉，重新安上明亮的。手术后伊娃在医院中过了一 夜，然后就被送回到了疗养院。独自在房间里，各种的情感与色彩在脑海中不停地涌现。我 不再是个残废人了，她对自己说，我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看到东西了。 　　可是什么是正常？这就是其他人所说的世界，各种的门、窗、色彩与车辆交杂在一起的 混乱局面？伊娃手中没有任何的指导手册，也没有人给她任何的建议。 　　但是伊娃清楚地知道应该怎样做。她跪在床头的十字架前真心地祈祷了一番，然后取出 父母的照片，凝视了很久，很久。父亲看上去比她想像中要消瘦，而母亲却要健壮一些。 　　自己的影像是所有形象当中最具诱惑力的。她手拿一面镜子，仔细地审视自己的面孔， 拢一拢柔软的棕色卷发，纤细的手指划过微笑的嘴唇，轻柔地抚摸一下面颊。她很喜欢自己 的模样，只是皱纹多了些。“手术前我的皮肤比现在要光滑”，她说。 　　伊娃对恢复视力后的生活能应对得如此坦然，连艾克纳医生都感惊奇。检察显示她原来 是完全的失明，不能辨别光明与黑暗，而现在如果字母足够大她就能辨认出来。 　　伊娃说因为原来学过盲文，所以现在要掌握字母并不难。判断距离感是比较困难的。她 不明白前方与后方的意思，还曾被自己在阳光下不断改变的身影吓得不轻。从自己房间的窗 户望出去，伊娃可以看到对面的一条河和一个农场，但她搞不清楚自己离它们有多远。她可 以看到 　　田野里的奶牛，却数不清楚是 100头还是 500头。 　　伊娃清楚这些可能是她永远也不会搞明白的事情，但她表示不会放在心上。“我只去看 我能看到的一切，对已经失去的东西不再关心。” 　　她整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凝视着那条河和自己的照片，报时钟会提醒她什么时候吃午 餐，什么时候玩牌，什么时候该做弥撒。 　　伊娃渴望得到一本字足够大的《圣经》；渴望去好莱坞，一睹明星们的风采，尤其是那 位最迷人的多莉·帕顿；渴望见到一只小老鼠的模样。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她说 可以欣慰地合上眼去死了。她做好了到天堂去见父母的准备。 　　“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坐在养老院的凳子上谈论上帝的礼物时，一位老人这样问伊娃。 “你看不到天堂。你看不到上帝。” 　　“但是我能看到上帝创造的一切，”伊娃答道。 　　她打了一声响指，向院里的宠物狗屈下身子。这是一条比利时牧羊狗。“来，美人 儿，”她冲它喊着，“到这儿来，美人儿。” 　　那只又老又瘸还有点儿瞎的叫“美人儿”的狗拖着步子挪到她身边，用鼻子蹭她的手。 米歇尔·威拉德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想报道她的祖母。对于她来说，伊娃是一个自私、惹人怨 恨的老妇人，她没有能力应对生活，不珍惜她所得到的那份珍贵的礼物——视力。 　　但是海伦·奥尼尔却打定了主意。她深信，对于一个先天失明、而突然间又得到了视力 的 80岁的老人来说，她的身上一定蕴藏着一个伟大的故事。尽管她知道伊娃不会是一个健 谈的对象，她几乎没怎么受过教育，尽管当她第一次给伊娃打电话时，这位老人只是一味地 抱怨自己的孤独与无助，但奥尼尔还是对此事坚定不移。 　　“我记得打电话时心里就想：‘噢，上帝啊’。我知道其他记者一定也这么想过，因为 曾有其他人给她打过电话，但最终都没有做成报道，因为她的语言表达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可是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就摆在那儿，她对周围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想法。”奥尼尔说，挑战 就在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使她将自己的思想倾泻出来。 　　奥尼尔是在一次婚礼上和朋友聊天时听说伊娃的事情的。她们谈到了这位老人和她新恢 复的视力。“我只是一个爱闲谈的人，”奥尼尔说，“我不是有意识地做什么事，不过每当 有人说到什么，我就会想：‘这是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 　　不过当她想到伊娃的事情后，便意识到自己有关失明及视力的知识太少，不能够对伊娃 这种有着独特经历的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访。 　　她联系了几家盲人机构，试图找到其他突然间恢复了视力的人；她阅读了多本有关失明 的书，并在网络上查询相关资料。 　　调查过程中奥尼尔结识了在美国盲人协会任职的梅勒妮·布鲁森。布鲁森终生失明，嫁 给了一人靠眼睛吃饭的人——一名摄影师。她们在一起进行了长谈。摄影师试图向她讲解颜 色、空间、透视等概念，但无论布鲁森如何努力，她始终不能真正搞明白。“她需要先用身 体去‘感觉’某种东西，然后才能形成概念，”奥尼尔说。 　　布鲁森的名字没有在奥尼尔的报道中出现，但她为这次报道的成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 有从这位失明妇女身上得到的启迪，奥尼尔就做不到将自己涉身处地的摆在伊娃的位置上， 去体会一个突然间产生了第五种感觉的女人的感受。 　　这一点尤为重要：奥尼尔如此紧密地靠近她的报道对象，以至于能看清他(她)们皮肤上 的毛孔。一名年轻的女科学家因手指触摸了一滴水银后惊恐而死；一名妇女曾准确无误地指 证出强奸了自己的罪犯，可数年后 DNA检测却证实她的说法是错误的；一位政治家高位截瘫， 脑袋是放置在一个毫无用处的躯干上……奥尼尔是怀着深深的同情与理解来写这些人物的， 每次的报道过程都煞费苦心。 　　到达佛蒙特州时，奥尼尔看到伊娃正坐在养老院简陋的房间里，目光不时地扫向她父母 的一张照片及窗外远处的一片田野。 　　“对我触动最深的是她的孤独，”奥尼尔说，“那么真实又那么纯粹。毫无疑问，她所 得到的珍贵礼物并没有帮她解决最大的问题，她仍像从前那样不快乐。她的视力并没有好得 让她可以单独走出去，再者说，她也无处可去。小镇离此地太远，她也没有钱可用。她不停 地说生命中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只想尽快死去。” 　　奥尼尔陪伴了伊娃好几天，带她出去吃午饭，陪她在镇上闲逛，观察她对人的表情、商 店的橱窗、路边的台阶等事物的反应。她从伊娃脸上看到了喜悦，但也看到了恐慌：她对未 知的一切感到害怕，念念不忘早已习惯了的黑暗世界。 　　奥尼尔带着伊娃回了趟那座她曾居住过的小岛，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奥尼尔发现， 从来没有见到过家是什么模样的伊娃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到家后，她只是紧 张地笑着，要求回到养老院去。 　　慢慢的伊娃的谈话多起来。她喜欢上了和奥尼尔一同采访的摄影师托尼·塔伯特。“他 把她当作有史以来采访过的最重要的人物，”奥尼尔回忆道，“他使她感觉自己像个明星， 她很高兴。这样她也就对我更无话不谈。” 　　塔伯特这样说：“有时我能作为记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有时我可以帮助记者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对方。” 　　奥尼尔去见了伊娃的孙女米歇尔，更多地了解了伊娃的生活，她女儿的死以及儿子的自 杀。伊娃多年前就与她的丈夫住在这所房子里。第二天她开车带伊娃去了米歇尔的家，在那 里伊娃更多地谈了一些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 　　奥尼尔并不会在采访前准备一大堆的问题。“有时我会事先写好几个采访中要问的重点 问题，尤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内容很少，只在本上草草地记几笔，”她说，“除此之外， 就任其发展。我其实是在和对方谈话，而不是在采访。” 　　奥尼尔努力控制谈话的时间。“我想人一般只能交谈有限的一段时间，因为太耗精力。 因此我想如果是出去吃饭或去什么地方或干点儿什么，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我喜欢在对方的 家里开始或结束谈话，因为我喜欢看到他(她)们在家里的样子，而且这样的谈话也会使你对 自己有所展示，尤其是当谈论到生活中熟悉的话题时，因此你必须准备好将自己生活中的一 些事情讲出来给对方听。” 　　奥尼尔并不期望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得到解答。“这次谈话过程中我就问了一个非常私人 的问题，伊娃说：‘我不想回答。我拒绝谈论这件事。’事实上她曾两次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认为可以用处理其他事情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该道歉的时候要道 歉，但同时也要问一些深入的私人问题。这就是处理好这类问题的另一种途径。你的笔记本 里记录着要问的问题，你没有问，因为担心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因此只得想办法问出来。” 　　每天和伊娃分手后，奥尼尔就要做一些记录，“不会太长，大多只是脑字里的一些想法， 与报道的内容无关，而是我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只是一些小事，以便我能记住，以便日后我 能将自己再带回到那个场景中去。有时我会让谈话者录一段话下来，不是录制采访的全过程， 因为我想记住他(她)们的声音。如果他(她)们说点儿什么，即使是读一段文字，留下来的声 音就会使我想起当时和他(她)们一起坐在屋子里的情景。” 　　她并不忙着记录被采访者说的每一句话。事实上，她在报道文章里很少引用原话。“年 轻的记者会在文章中引用许多原话，大多是用来充当补白。但是等成熟后做真正意义上的报 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真正精彩的引语才有用。否则的话，通常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来 表达。”填满她的笔记本的，是众多细节内容的描述——某人的衣服的颜色，他端坐的姿态 等等，尽管她知道最终被用在文章里的也没有多少。在采访当中她经常会因为专心识别对方 的眼睛到底是淡褐色还是棕色而把问题与答案弄混。 　　奥尼尔在采访过程中从不动笔。“我喜欢让自己沉浸在某件事情中，然后从另一端走出 来认真思考后再动笔写。”不过有时她会草草地记下开车时脑袋里闪现出的一个词甚至一 段话。伊娃的故事的结尾部分显然是她离开养老院几分钟前看到的老人与狗在一起的情景。 “那一幕真是太清晰了，”她说。 　　奥尼尔知道，和大多数记者相比，她有更充裕的时间去采访，去思考，去写作，但她感 觉不到其他更为合适的报道方式。在每一篇报道上费尽心机是她的风格。她经常会和被采访 的对象达到心灵深处的碰撞，因此她非常在意他(她)们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 报道中，以及自己是否真正发掘出了他(她)们内心深处的苦与乐。“我想如果换你来做我这 种人物特写，你就必须做到感情全部投入。所写的东西必须真诚与坦率，否则读者会感觉到 的，”她说。在报道那位死于汞中毒的女科学家的过程中，死者的丈夫给奥尼尔打来电话， 担心不知这件事会以怎样的方式报道。为使他放心，奥尼尔又专程去了趟新罕布什尔州安慰 他。 　　一次奥尼尔报道一个不幸的家庭千辛万苦寻找自己的儿子，最后得知他在一个荒凉的峡 谷中坠落而死。奥尼尔陪伴年轻人的父亲长途跋涉到了出事地点。父亲想在儿子头部撞到的 那块石头上立一个十字架，但到现场后才发现，儿子是撞死在一颗黄松树上。 　　“他非常失落，不停地抽泣着，不知如何是好，”奥尼尔回忆道，“我就对他说：‘那 为什么不在这颗树上刻一个十字架呢？’” 　　他照样做了。事后奥尼尔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是不是做过了头？最终她认为没有： “在那一刻我只想这是惟一可以向他表达同情的做法。” 　　在撰写伊娃的故事的过程中奥尼尔没有经历太多的磨难。她在佛蒙特州待了几天，然后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稿件，一稿基本上就清了。文章发表后，她和伊娃都接到无数全国 各地打来的电话。在报道中她提到了伊娃非常简单的心愿——得到一本大字号的《圣经》和 紫色的床单。如今养老院收到的《圣经》和床单多得只好捐献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然而最好的回应还是来自于伊娃的孙女米歇尔。 　　“你的文章为我的祖母描绘了一张美丽的画像，”米歇尔在给奥尼尔的信中写道，“我 不得不承认，你与她共处的时间比我这一生都要多。许多东西我都很陌生。今天我把这篇文 章读了三遍，现在才发觉我对祖母的了解少得可怜。一生与这个世界相隔离，生活对她来说 一定很艰难……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说关于她的故事——一个悲苦、怀恨、爱惹事生非的女人。 我相信这些说法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的同时，也相信祖母一定认为她的一生都是在被这个世 界欺骗中度过的。” 　　奥尼尔花费精力深入了解伊娃的生活，写出的东西使得米歇尔开始欣赏自己的祖母，并 打算以后经常去看望她，接纳她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我想这才是伊娃渴望得到的一切，”奥尼尔说。 简·方达开口了，而且无话不谈 　　美联社记者希勒尔·依塔利 　　纽约(美联社)〓采访安排看上去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不谈表演问题，不谈私人问题， 不要提越南战争的话题。简·方达曾于 1972年神秘出访越南，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 —— 编者注 　　今天，简·方达的日程表上只有一项内容。 　　“你知道，简只谈健身的事，”在通往方达的宾馆房间的电梯里，她手下的一位录像带 发行代表笑着说，“不过如果她感觉放松，也会谈些其他的事。你可以让她谈谈泰德〖ZW() 泰德(Ted Turner)：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简称 CNN)的创史人，爱好养鱼。简·方达是他的 第三任妻子，两人于 1991年结婚。——编者注或钓鱼什么的。” 　　脑袋里闪现着泰德·特纳清洗一条漂亮的鲑鱼的样子，电梯带我们到了第 36层。方达在 门口热情地迎接我们，一一握手后抱歉地说需要先结束另外一个采访。她看上去很忙——接 近中午的时候还要帮儿子搬家——不过一幅开心的样子，也很友好。几分钟后，方达便坐进 了一把小扶手椅里，将双腿架在一个玻璃的咖啡桌上。她身穿一件黑色带扣的短外套，一条 灰色长裤，金棕色的头发垂落在肩头，手指又细又长，光着双脚，脚趾涂满红色指甲油。简·方 达时年 55岁，但自从她 1982年掀起健身的热潮至今，其录像带的销售总数已达到 1000万 的惊人数字，外加 　　总销售已超过 200万的 8盘录音带和一本关于健身的畅销书。新的产品在不断出台，今 年秋季又有三盘新的录像带——《简·方达孕妇健身操》、《简·方达健身起步》、《简·方 达最佳脂肪燃烧法》将走向市场，这是在以前四盘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的。 　　“许多是与我想打开局面的需要分不开的，”方达谈到她健身背后的动机时说，“我试 图像许多女人那样，忘掉自我……我发现自己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努力使每个人得到快乐。 健身帮助我明确了自己的位置。” 　　话题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表演。用方达的话说，表演使她丧失了自己。工作的紧张使她在 每部片子开拍前就感到“轻微的身心交瘁”，这也许是她最终放弃表演的原因。 　　“就像你还没有真正地进入角色，却已经完全地丢失了自己，”在谈到开拍前几个星期 的感受时她说。“非常可怕，绝对的恐怖。我很憎恨自己……等镜头全部拍完，伴随而来的 就是可怜的悲伤与忧郁，一种可怕的压抑感。我想许多演员都会有我这种感受。你为其他人 活着，被夹在中间，不知道自己是谁。在遇到泰德前我已经决定不再从事表演，我一直就有 放弃的念头。” 　　长久以来，她一门心思扑在健身事业上。她描述如何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制定方案，准备 音乐、布景及健身操的内容，使人不由得想起一部故事片的拍摄过程。 　　制作录像带对于方达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的第一盘带子教授的内容太过剧烈，因有可 能给人体带来危害而受到 　　指责。今年初她在接受《家庭》杂志的采访时坦白，曾有一度她健身上了瘾，每天要花 四个小时在上面。“ 　　我是个自我强迫的人，”她说，“而且好长一段时间饮食都不好。健身帮助我恢复了正 常，但也不是全部靠它。我不得不教会自己保持锻炼的平衡与适度，这一点不是一开始就认 识到的。” 　　方达承认，20年前她从未想到自己会过现在这样的生活：从事健身，放弃表演，成为 一名富商的爱妻。而更有可能的是要么一直从事影视表演，要么去从政。年轻的健身迷们真 的难以想像，这位重复喊着“锻炼腿部肌肉”，面容友善的健身教练，竟曾被政府人员拿走 通讯录进行复印。 　　谈到目前的政治观点时她说：“我并不认为自己保守。我已经变得更明智，更富有同情 心，更有忍耐力。我已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生活对于每一个白人和黑人来说，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事实是，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关心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问题，那就没有错。如果 他们不管，谁会来管？得有人站出来消除这种障碍——这就是年轻人的作用，他们具有一种 纯粹的理想主义以及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愿望。” 　　本来是打算听她谈健身的，可往事是不可抗拒的，就像在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一块 　　巧克力蛋糕。方达表示，她所扮演的最具挑战性的角色通 　　常与时代相关联。首先是 1969年拍摄的《射马记》，当时她正热衷于越战问题；两年 后拍的《克鲁特》为她带来了一项学术大奖，并使她第一次接受到了女权主义的教育。 　　“当时刚刚拍完《太空英雄芭芭丽娜》，一部在政治上有争议的片子，我感到内心很不 安……在这种情况下接演这个引人上钩的角色，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演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只好这么开始了，”她回忆道。 　　“我花了数周的时间与应招女郎和拉客妓女们在一起，去过了陈尸所并查看了大量的照 片，而当我听到录音带里的声音后，当即哭出声来。事先完全没有准备，而是因为一颗对暴 力的受害者深怀同情的心。这对我来说就好比是第一次具体的实例，使我认识到政治实际上 就是拿出良心与道德，以便能够用更多的同情去对待周围的人。” 　　当被问到如何协调个人财富与政治理想的问题时，她说：“如果你感觉挣钱不好，就看 在上帝的份儿上放弃它。我非常喜欢挣钱。” 　　方达说开始时她并不想制作录像带，担心会影响她的演艺生涯。但是后来她改变了主意， 因为经常收到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写给她的信，感谢她给了她们自信，甚至挽救了她们的生命。 　　就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男性就不会使用她的录像带健身吗？ 　　“他们不这样做，”方达肯定地说。“我曾做过一个带子，比较粗糙。我打算根据高校 里男生们的动作制作一盘有氧运动的带子，和各项运动有关的。”但市场调查显示男人们并 无兴趣去买这种东西。 　　“他们觉得这样很傻，把录音打开，老婆孩子在旁边看着，”方达说，“男性一贯的做 法是去体育馆。那是运动，集体 　　性的运动。总体来说这不是我们女性的文化，健身倒更适合我们，我们毕竟只在家 里。”难道女性都是在家里吗？“许多使用带子的女性都是和孩子一起在家里，孩子也跟她 们一起做。”难道男人就不会和孩子待在家里吗？ 　　“我不是说他们不会待在家里，而是说他们不会在家里跟着录像带做健身。” 　　特纳怎么样？ 　　“我们俩去不同的体育馆，一起骑车、徒步旅行、滑雪、散步等。我能继续搞健身活动 他真是高兴坏了，因为我不用管他要钱了，”她大笑着说。 　　那么他会跟着带子练习吗？ 　　“他可能会用我一个月后即将出品的那种，但目前还没有。他不做有氧健身，那不是他 的事。” 　　她停下来笑了笑，脸上泛着红晕。 　　“他有时喜欢拿来看一看，他喜欢看录像带的封面。” 　　 　　当依塔利决定去采访简·方达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尾随在这位大明星的身后，随她坐飞 机在全国各地奔跑或往返于亚特兰大和蒙大拿的家中，没有机会与她的导演、家人或最亲密 的朋友交谈。她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深处。他有的只是一个小时的短暂采访，地点在方 达的公共关系助理安排的曼哈顿的一家饭店，他们是急于推销一盘健身录像带。 　　在人们的想像中，记者总有足够多的时间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他们的采访对象。而实际上， 这种条件实在是太过奢侈了。有些杂志的记者可能会和要写的人待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接 触，但大部分记者只得满足于某一天的中午给挤出来的一点时间，而这正是某某电视台的采 访和某娱乐报记者的采访之间的短暂空隙。 　　此类的报道可能会是些肤浅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但也可能不是。即兴采访是有技巧的。 依塔利曾采访过作家从诺曼·梅勒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美国作家，曾获一次国家图书 奖，两次普利策奖。到洛朗·德·波纳夫洛朗·德·波纳夫(Laurentde Brunhoff)：儿童文学作 家，其作品《大象巴巴的故事》风靡法国。，演员从凯瑟琳·赫本、罗宾·威廉姆斯到乐队比 古斯比古斯(Bee Gees)：爱尔兰著名摇滚三人组合乐队，活跃于六七十年代。七次获格莱美 奖。、索尼克·尤思索尼克·尤思(Sonic Youth)：来自纽约的摇滚三人组合，乐器以吉他为 主。。有的还不止一次，虽然他们几乎从未记住过他。 　　他记得美联社的箸名编辑内特·保罗威克曾对他诉苦道：“我认识许多名人，但他们不 认识我。” 　　“如果你想成为他们的朋友，你就有麻烦了，”依塔利亚说。“至少四分之三的交谈时 间还是很愉快的，真的很开心，你从那儿走出来说：‘很高兴谈了这么久。’但别想从他们 那里收到圣诞贺卡。如果下次因为什么事再碰到时他们还能记起你，就算你好运了。” 　　实际上他曾采访过方达，当时她正在拍摄一部电影。4年过去了，这位名星同样没有记 住他。“我也装作从没见过她。提以前的事没什么意义，再说我们也没有多么深的私交。” 　　公共关系助理已经安排好了采访程序：只谈关于健身的话题，不涉及演艺或政治。后来， 在通往方达的办公室的电梯上，一名助手做了一个小小的让步：依塔利亚可以不局限于健身 录像带的话题，也可以谈一谈她的丈夫特纳，她对钓鱼的热情等等。 　　问题是依塔利亚并无兴趣写一篇关于鲑鱼或方达的最新企业发展的报道。他设想可以试 着让她谈一谈有关电影的话题。如果她这样做，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她不谈，他要么就写 一篇名人短讯，要么就什么都不写。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当他采访某演艺界人士时，通常会提到最近看过的一部他(她)不太 引人注目的作品。他记得某天很晚的时候采访丹尼·爱罗，当日他正在为自己主演的影片做 推广，他在剧中扮演杰克·鲁比，他杀死了行刺约翰·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可想而知当天他已经就相同的问题被询问了无数遍，人都变得机械了。我走进来和他 握了手，说：‘你好，几天前我刚在电视上看了您演的《慢慢打鼓》，’他回答说：‘噢， 那是我的第一部影片。’于是我问：‘你认为怎么样？’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这些 话我可能不会在报道中用到，但他就此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我也就从中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 东西。” 　　因此，与简·方达分别在咖啡桌的两侧落座后，依塔利便提起他不久前刚看过《月亮就 是我们的家》(The Moon’s Our Home)，一部 1936年拍摄的喜剧片，由玛格丽特·苏拉雯和 简的父亲享利·方达主演。简眼睛一亮。她自己从未看到过这部影片，并当即记下了它的名 字。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开始和她的谈话，”依塔利说。不用提及像《克鲁特》或 《朱丽亚》等众人皆知的片名，他同样可显示出他对她的世界非常了解。他确信以此方式可 得到比一般“枯燥、固定的回答”多得多的内容。 　　这一招用在简·方达身上还真灵，后来她打破了公共关系助理立下的每一条规则。 　　“这些助理都非常可笑。一般来说他们写下的规则都不是演员或作者本人情愿的。他们 急于把产品推销出去。简·方达就是一个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的例子。” 　　依塔利发现，一旦你把简·方达的话题引向电影，你就很难使她停下来。这次谈话的内 容大部分是关于电影的，尽管她也谈到了越南战争对她事业的影响。“原以为越战的话题是 一个大禁忌，她的助理曾规定不要涉及越战的事。是方达自己提起了这件事。” 　　依塔利并没有事先准备一连串的问题。和海伦·奥尼尔一样，他几乎从不这样做。“报 道中引用的最精彩的原话经常是谈话当中即兴而发的。你必须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深入挖 掘对方的作品的思想，话题走到哪儿你就能跟到哪儿……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任何采访结果 都不会太糟糕。可谈的内容实在太多了。是否需要事先准备好问题完全看自己的感觉；也许 我只知道要问的一两个问题，而希望在谈话过程中引出另外的一两个问题。” 　　他并不像有些记者那样，把最尖刻的问题留到最后再提出来。“要把它留到合适的时候 提。我感觉在采访中要做到的，就是从不要将自己限定于一定的范围内，要时刻准备好应对 突然的变化。如果你只是低着脑袋问问题，采访的结果可想而知。或许被采访者会说些什么 话而把局面打开，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采访快结束时就可以这样问：‘顺便提一句，您 为什么要离开生活了 40年的妻子而和女秘书走到一起呢？’” 　　当依塔利第一次采访方达的时候，她的侄女刚刚因毒品的问题被逮捕，他必须要就此问 题提问。“一般地大家会说：‘看，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已经被问过了，但我还得提一下。’ 你应该成为对方的合谋者：‘我知道这件事很愚蠢，不过，你能和我谈一谈你对你侄女的看 法吗？’一般来说，对方会很理智地和你说些什么。而且有时如果对方感觉到你体会到了他 (她)的尴尬处境，他(就)甚至会对你更交心，就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有威胁。” 　　依塔利还发现，“你的话题离他(她)们的工作越远，他(她)们就越可能对你说假话；离 工作越近，越可能是真话。助理们经常就他(她)们的私生活问题撒谎；那些大谈如何爱自己 的妻子，而一个星期后又宣布两人正在闹离婚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不过这些人从不曾就他(她)们的工作说假话。我从没碰到有人会不诚实地谈论工作的 事情、对工作的感觉、工作的程序或与他(她)的工作主题相关的内容。那是你从他(她)们口 中得到实情的时候。当你想打听他(她)们对自己配偶的感觉时，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时他 (她)们极有可能不会对你说实话，他(她)们会变得更加自我防范。但是对于工作他(她)们就 非常公开，无话不谈。” 　　依塔利不认为被采访者有什么问题。搞艺术的人通常被认为是比较难对付的。但依塔利 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不愿回答愚蠢的问题而已。在为报道保罗·纽曼而做准备工作时， 依塔利看到了一家纽约的报纸上刊登的一篇骂他的文章：“看，保罗·纽曼那家伙又来了； 他不会和任何人合作。”但这家报纸同时又转载了一篇有关纽曼新闻发布会的文章：“那是 些最空洞、愚蠢的问题，诸如‘你的眼睛真的是蓝色的吗？’‘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等 等。当然，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敷衍过去。因此，在那些记者眼中，纽曼成了不好对付的家 伙。” 　　确实有些采访不好做，比如说采访作家菲利浦·罗思。如果你给他任何一点余地，如果 问题有些不明智，他就会抓住把柄不放。不过他这样做是公平的。如果你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他就会解答，而且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答。作家奈保尔也是因其强硬的作风而闻名，据说多 年前他曾把一名美联社记者搞得哭了鼻子。依塔利阅读了他所有的作品，在采访中准确地提 出各种问题，不涉及无关的小事。“那次访谈就像一次商务会议……所有提出的问题他都做 了精彩的回答。结束的时候他说：‘好啦，还有问题吗？’我说：‘真是太感谢了。’”随 后他们握手告别。 　　因此需要再强调一遍，一切取决于问什么样的问题。 　　“实际上，一方面可以说他(她)们已经被提问过所有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他们 几乎什么都没被问到过。只是在非常小的范围内的一些问题被反复提出来。他们一来就是要 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是机械的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做调查。作家可能要比演员好接触些， 不过只要了解他(她)们的作品就行了，因为作品会告诉你想要问的问题。这样对于被采访的 对象你就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你从作品中对他(她)们有了如此深的了解……他(她)们不了 解你，而你了解他(她)们。你可以很快地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尤其对好的艺术家而言，因为 他(她)们实际已经通过作品展现了自己，现在只要让他(她)们用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 　　依塔利说做采访前的调查研究只是工作的一半，“是出于对被采访者的尊重。另一半就 是心理上的准备。和艺术家交谈时有两点应记在心里：首先，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其 次，他们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同。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他(她)们也是人，也有缺陷，也有矛盾的 时候……如果你把他(她)们当偶像看待，采访就不好进行下去。你做得越轻松，他(她)们也 就越放松。宽恕他(她)们的错误，但不能忽视。同时，不可欺骗自己说他(她)们只是普通人。 所有领域内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野心，永无休止的野心。我这样说并非贬意。有 想写一部巨作的野心是一件好事，但这也会改变与其他人相处的方式。许多人因此被推向一 边。” 　　依塔利说，真正有名的艺术家们“过着与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不去排队，不乘 地铁，时时刻刻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他(她)们知道自己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记住，被 仔细审视。我惟一有此感觉的一次是在自己的婚礼上。名人的生活就像每天都在举行婚 礼。” 　　有这样一些记者，他们不停地刺激那些名人，直到被从饭店里赶出来，然后就把这些写 出来。依塔利从不做这种报道。当他采访一名因第一次接受采访而不知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 作家时，他觉得自己生出了要保护对方的感觉。他对她说：“你想用点儿时间再说一遍 吗？”对简·方达倒没有这种感觉，尽管当他们深入的交谈并没有涉及钓鱼或她的录像带的 话题时，她看着他说：“我真的不应该谈这些事。你会帮助我的，对不对？我不想看上去太 糟糕。” 　　他说他会尽力而为，而且他觉得这篇报道写得还算公正。和那位年轻的作家不同， “简·方达遇到这种情况得有上百次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依塔利说。 第三部分 简介 在美国，每个人都愿意接受记者采访，因为这有助于提高知名度，或是让人感到新 鲜和刺激。即使有些人一时不情愿，稍后也往往会改变主意。但在别的国家，事情恰恰相反。 接受采访不会带来丝毫的益处，反而会惹祸上身，甚至因此死于非命。 专家还是杂家 几个星期的时间里，玛西亚·顿都在写关于航天飞机和国际空间站的报道。她写一 名美国富商想去太空一游的梦想，写妇女在宇航事业中的作用。还去俄罗斯报道了一次航天 飞机发射的情况。 　　在同一时间，拉里·麦什恩负责报道了对造假艺术家肖恩·考伯斯的 审判，介绍了冬天的气候，采访了纽约市长，报道了一家糖厂工人的罢工。他还去了波士顿， 了解逃亡的暴 徒詹姆斯·博格的情况。 　　玛西亚是美联社的和宇宙航空方面的专家，从 1990 年起就独家报道航天方面的消息。 拉里是美联社纽约分社的一名综合报道记者。 　　他们在工作中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的工作内容又有着很大的不同。玛西亚掌握一 个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她的数据库里装满了这方面的信息。每天她都在追踪航天领域的最新 发展，辛勤工作，以便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美联社就能抢先发出新闻，而且确保报道内容 的完整与通俗易懂。 　　玛西亚曾是驻匹兹堡的综合报道记者，不过即使在忙于介绍高校体育竞赛及城市事物的 过程中，她也一直在发展自己在医学报道方面的专长。“我确实有一种去接触并彻底追踪某 件事情的渴望。”她说，“这样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感。我真想成为某一领域内所谓的专 家，把其中的知识透彻地写出来。” 　　当玛西亚开始做航天方面的独家报道时，她对这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那简直是太专 业了，有大量的缩略词和工程方面的内容，我只得下大功夫去掌握，”因为工程师们“对连 航天飞机对准什么方位都不知道的记者是很信不过的。”玛西亚对这一领域从未感到过厌 倦。“即使听起来每天都是同样的故事——又一架航天飞机上了天，它们正在返回空间站的 途中，许多人员也都是些老面孔，但总有些东西是新鲜的。从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就像国 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喜欢说的那样：针对航天飞机的每一个新部件总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总 有一个新的角度、一种新的战术可采纳，真正有趣、吸引人的是每一天，没有人可预期这一 天会带来什么。”这一点也正是做综合报道记者所吸引拉里的地方，即“每天都做一些不同 的事情。”他回忆起 1993 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后，他和分社内的其他成员每天就此次事 件的后果一篇一篇地写，“四个星期后，简直都有头撞墙的感觉了。”拉里喜欢将事情交叉 开来做，一个星期的安排如下：周五，在波士顿搜集有关逃亡暴徒博格的情况；周六，报道 黑人独立倡导者哈利德·穆罕默德的葬礼；周日、周一休息；周二，在瑞克斯岛监狱中采访 拥有数百万家财的大富翁艾贝·赫施菲尔德；周三和周四，在办公室写稿；周五，报道对考 伯斯的审判。 　　拉里已经具备了某些方面的专业特长。他曾报道过有组织的犯罪，也常因其作家的触觉 和幽默感而被委派一些轻松的专题。但他不能想像全职做专业报道，那会使他感到厌烦。他 并不害怕被投入到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中去。事实上，他倒喜欢这种感觉。“如果你知 道应和什么样的人去交谈，或很快找到这样的人，就不会在乎要写什么了，”他说，“关键 是不论写什么，要在那一天使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如今不论是在美联社还是其他地方，从事专业报道的记者比以前更多。用美联社主席伯 卡迪的话来说，专业新闻报道就是“将专业知识加入到所描述的事物中，使报道的内容更易 于理解。” 　　这是必不可少的。试想一下安排一名综合报道记者去写一篇关于国家经济预算的报道。 “你可想而知这件事有多复杂，”伯卡迪说，“光坐在那儿就能搞明白了？可怜一下得梅因 的读者吧，他们想弄清楚文章中说的意思。如果派一名不懂预算和预算程序的记者去，老天， 很难会搞出一篇有意义的报道出来。而如果某位记者真正了解这方面的内容，那他可真是太 难得了。” 　　在伯卡迪看来，重要的就是要鼓励专业记者在写出的东西中运用他(她)们所掌握的知识， 不要轻易改变观点。“我喜欢用的词就是‘带着权威说话’……就是说对自己所写的事物非 常了解的人，不论是谈论奥斯汀州议会大厦，还是航天方面的知识，还是美国国会，在读者 的心里都有一定的权威性。这一点要保证在报道中体现出来。” 　　同时伯卡迪也认识到对综合报道记者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他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理想的情况是文学艺术的教育背景与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集于一身的记者人选。 　　“大家都知道，干记者这一行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你每天来上班，但却不真正清楚会去 干什么。你可能会被派去采访一名诗人，可能会被派到一个犯罪现场，可能会被派去报道一 家银行的绑架人质的现场或财政官员所做的为何减税势在必行的报告。我不能确定只有受过 专业教育的人才可以自由地应对这诸多情况。这不是想像出来的。我想之所以有人在新闻这 一行当中找到了乐趣，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任何事情他们都能不间断地谈上四分钟。也许这真 是一份难得的财富。” 恩尼斯·科斯比凶杀案 　　美联社特约记者〓琳达·多伊奇 　　〓〓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美联社)〓米凯尔·马克汉思的案件今日开庭审理。原告 方通过被告在狱中写的信断定他就是杀害恩尼斯·科斯比的凶手，并指出被告自己承认这 起枪杀是因抢劫而引发的。 　　在开庭陈述中，地方代理律师安妮·英戈尔斯重新为陪审员们描述了科斯比被枪杀的路 边现场，并在审判室里当着死者的家人及朋友的面，出示了年轻的死者躺在车旁的血泊中的 照片。 　　被告律师亨利·豪说，这事件对双方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他坚持认为警 察抓错了人，马克汉思是无辜的。“我们会搞清楚凶手是谁，但并不是他”，豪说。 　　英戈尔斯引证说马克汉思在信中承认自己实施枪杀时使用了一个其种族特有的词，但豪 认为所谓的种族用词不应包括在本案之中。“本案与种族、国籍等因素无关”，他说，“这 是关于我的当事人马克汉思是否是枪杀恩尼斯·科斯比的杀手的案件。这个案件是个巧合， 也充满神秘色彩。” 　　比尔·科斯比惟一的儿子，27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恩尼斯于 1997年 1月 16日遭枪 杀，当时他正在一条昏暗的路上更换漏气的车胎。差不多两个月后，19 岁的乌克兰移民马 克汉思被抓获。据说他是一秘密团伙的成员，并有犯罪前科。 　　原告出示了一封断定是马克汉思写的信，信中说计划抢 　　劫一名住在贝尔·艾尔洛杉矶富人区的毒品贩子，不过目标当时不在家。信中还包括被 告后来的供述：“事件发生在贝尔·艾尔，是因抢劫而导致的。”信中总结说：“我去抢劫 一名毒品贩子，并因此而发现了别的目标。”信的结尾画了一张笑脸，并签名为“小东西”。 　　英戈尔斯的第一个证人、警察局侦探约翰·加西亚出庭，他向陪审员们出示了一些放大 了的信件，据说是马克汉思在看押中写给墨西哥一家监狱里的同伙的。信中用了许多西班牙 语，并反复称收信人为“我亲密的朋友们”。 开庭审理较为迅速。一周前陪审团的男女各六名陪审员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确定 下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大卫·佩雷斯先生说希望陪审团能在 7月 10日前了结此案。 　　60岁的佩雷斯已是 22年的老法官了。他规定不允许摄相机进入到审判室内，因为不想 让此次审判成为一段“电视插曲”。“不许拍照就可以降低媒体对这个案件的关注程度”，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院教授彼特·阿内拉先生说，“没有可用的图片资料，杂志同样也 就不会那么关注了。” 　　阿内拉先生认为，这件案子本身也决定了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被告不是大家感兴 趣的人物，惟一有点儿名气的就是死者的父亲，他也会尽最大努力不去干预审理的过程。因 此这将是一次公平的审判。” 　　比尔·科斯比先生此次没有出庭。 　　上周末在洛杉矶的一次出庭中比尔·科斯比先生表示“全家人渴望赢得尊严”，在此之前 他和妻子卡米拉只说他们希望一切依法裁决。 　　在此前的法庭审理中，英戈尔斯将这一事件描述为“团伙行为”，并称许多证人都是犯 罪团伙成员和毒品贩子。被告方反辩说这些证人有在发誓后作伪证的可能性。“我们是在和 一伙有动机将这次犯罪加祸于马克汉思身上的人打交道，而不是和清白的人，”豪辩护说。 他已保证要去证实主要检举证人之一的伊莱·泽卡瑞尔更有可能是杀人凶手。 　　在恩尼斯·科斯比谋杀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一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们给陪 审员们带来了被告方认为是真正凶手的人，但却没有向他提出任何的问题。 　　安妮·英戈尔斯让洛杉矶县行政司法长官助理将伊莱·泽卡瑞尔带进审判室。他带着手铐， 身穿连衣裤便服，这位被告律师怀疑为真正凶手的人的出庭很富有戏剧性。 　　泽卡瑞尔什么话也没说，他被带到离陪审团仅几英尺的地方站下，以便陪审员们能看清 他的面孔。随后他就被带出了审判室。 　　“大家已没有更多的证人，”英戈尔斯没有事先通知就这样宣布。辩护人亨利·豪说： “我显然是在最后五分钟被难倒了。” 　　在开庭陈述中被告对陪审员们说泽卡瑞尔是合成图中画的那名凶手，原告方则称画中的 人就是正在受审的 19岁乌克兰移民马克汉思。 　　原告方已将泽卡瑞尔及其女友萨拉列在了证人的名单中，但从没叫他们出庭作证。警察 证实在科斯比被开枪打死的那天晚上，泽卡瑞尔和女友正与马克汉思同在一辆车里。 　　罗亚拉大学法学院院长劳里·莱文森称，原告方的这步棋出人意料。“如果他们说在尽 人皆知的辛普森一案中有堆如山的证据，那么这就是小事一桩了，”她说。 　　豪说他没有准备好在星期一让被告证人出庭，法官给他延期到星期三，在听证会之后。 　　在将泽卡瑞尔带入审判室之前，英戈尔斯传唤了一名侦探，他播放了一盘马克汉思与朋 友米歇尔·张的录音带。在此中张与警察合作，试图劝马克汉思认罪。 　　“他们在谈论科斯比的事”，张在录音带中说，并抱怨警察正在找自己的麻烦。“对科 斯比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马克汉思说，“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猥亵。科斯比与这个有什 么关系？” 　　在录音带中，马克汉思暗示说他担心他们之间的谈话正在被偷录，并对张说：“你是不 是有毛病，怎么在工作地点打电话。” 　　张曾提到他是从工作地点打的电话，实际上他当时正坐在洛杉矶警察分局的抢劫 　　杀人刑侦部里。 　　谈话结束时马克汉思建议张亲自到他家来一趟，因为他们有话要谈。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马克汉思说。“你担心什么？我也没做错什么。一切都很正 常。” 　　洛杉矶警察局的侦探米歇尔·博汉姆证实了这盘录音带的来历：3月 12日马克汉姆在家 已受到监视和包围。 　　张因拒绝出庭作证被控藐视法庭罪。据另一名叫克里斯托弗·索的证人证实，当马克汉 思承认开枪打死了一名黑 　　人后张和他见了面，并帮他寻找一支枪，但没有找到。 　　警察在过后的搜查中发现了一支包在编织帽里的枪。据现场警员讲，在上面发现了一根 头发，DNA测定是马克汉思的。 　　27 岁的科斯比 1997 年 1 月 16 日晚在一条黑暗的路边更换漏气的车胎时被开枪打死。 原告指认马克汉思是墨西哥监狱黑手党犯罪团伙的成员。 　　索是惟一能证明马克汉思承认枪杀了一名黑人的人，并向法庭描述了几天后马克汉思如 何疯狂地在离现场五英里的地方寻找那把枪。 　　不过索也向陪审团坦白说，有一家名叫《国家问询者》的小报曾拍出四万美元的高价要 独家采访他，而且如果罪犯被定罪，还要附加给他 10 万美元的奖金。在这家小报悬赏找证 人后，索意识到自己已卷入了这场官司，并表示从没有到警察局报过案。 　　警察在发现了索与小报的联系后找到了他。被告律师提示说索是一名曾被定过罪的贪污 犯，他的话不可信。 　　莱文森院长称，本案主要的证据就是马克汉思在狱中写过的一系列承认犯罪的信件，DNA 检测后被确定为属于他的头发，索的证词以及录音带。 　　“这是一起马克汉思对马克汉思的诉讼，”她说，“如果当初他没说那些话，没写那些 信，今天可能就不会坐在审判室里了。” 　　一名据称是某一犯罪团伙成员的年轻人因于去年杀害 　　了比尔·科斯比惟一的儿子恩尼斯而被判有罪，当时死者正在一条黑暗且偏僻的路上更 换漏气的车胎。 　　包括死者的两个姐姐在内的科斯比的几位家人在听到审判结果后禁不住相拥在一起抱 头痛哭。死者的父亲比尔和妻子没有到场。 　　19岁的乌克兰移民米凯尔·马克汉思被证实对科斯比实施抢劫，并在抢劫中动用了手枪。 　　根据陪审团最终审理的结果，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刑期从 8 月 11 日起正 式执行。 　　“科斯比一家对整个审理过程非常满意，”科斯比的发言人大卫·布罗考说，“他们对 最终的判定结果无任何异议。” 　　被告没有选择判处被告死刑，但没给出具体原因。被告的年龄被认为是主要考虑的因素。 　　菲尔·卡普托也随死者的家人一起坐在旁听席上。恩尼斯·科斯比被杀之前几小时两人还 在一起打篮球。听到被告被判“有罪”的结果后，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被告的家人没有准 时到庭聆听宣判结果；被告面无表情地站着倾听对他的审判，目光注视着陪审团。 　　辩护律师亨利·豪谈到被告对终身监禁的判决的反应时说：“他才 19岁，不难看出他对 审判结果的感觉。”他觉得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判决，与其说是科斯比的名人效应，不如说是 媒体起了负面的作用。 　　度假中的 27 岁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科斯比 1 月 16 日被枪杀身亡，当时他正在贝尔-艾 尔附近一条黑暗的路上更换漏气的车胎。约两个月后马克汉思被抓获。死者即将取 　　得特殊教育的硕士学位。他的父亲在失去儿子后强忍悲痛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科斯比是在去会见新结识的朋友柯兰妮的路上遇害的。柯兰妮作证说科斯比曾给她打电 话，说车胎漏气，她提出去帮忙，于是便开车找到科斯比，在他换车胎的时候用她的车头灯 给他的奔驰车照明。 　　据原告律师讲，此时此刻不远处正有三个人将车停在一个公共电话亭旁，其中一人就是 马克汉思，他曾在少年劳教所服役。 　　柯兰妮只记得一个年轻男子靠近时她正坐在自己的美洲豹车里。 　　“突然一个男子的脸出现在我的窗口，”她回忆说，“他说：‘把车门打开，否则我就 开枪了。’”她加了一把油，心想如果用车灯射向这个男子的脸，他就会吓跑的。“当我转 回身去的时候发现恩尼斯不见了。于是我就喊‘恩尼斯！恩尼斯！’……随后我看到那个人 朝远处跑了。我低头一看，恩尼斯倒在地上。” 　　跑的那个人是谁，柯兰妮说不上来，她没能从警察提供的一组嫌疑犯中指认出马克汉思。 　　柯兰妮是原告提供的惟一的目击证人。 　　陪审团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听取证词，最后经过不到六个小时的讨论就采纳了原告的观 点，即马克汉思的信已证明自己有罪。 　　“整个案情条理清楚，或至少是接近这一点，证据真实可信，”78岁的陪审员约瑟夫·伯 纳特·瓦格纳先生说。 　　安妮·英戈尔斯出示了被告在狱中写的一系列信件及一盘电话谈话录音，在录音中马克 汉思的声音听起来很狂躁，并当对方提到科斯比的名字时，显出很担忧的样子。起诉方还提 供了经 DNA检测后确认属于被告的一根头发，这根头发是在那支被确定为作案工具的包裹在 一顶编织帽里的手枪上发现的。 　　英戈尔斯曾想疏通法官将参与此案审理的陪审员的名字保密，但没有成功。她担心被告 是被一墨西哥黑手党正式吸纳的成员，陪审员们会面临遭受报复的可能。被告律师称警察抓 错了人，那些信件是伪造的，电话中的谈话实际是一名少年在胡乱地谈论毒品交易的事情。 　　比尔·科斯比在法庭辩论的最后一天第一次出庭旁听，星期一此案便转交给了陪审团。 在此之前他一直未露面，说是想保护审理过程的庄严。克里斯托弗·索带领警察到了发现那 支枪的地方并称曾听到马克汉思对另一个人说：“我打死了一名黑人。新闻里全报道了。事 情闹大了。”被告律师认为陪审团不应听取一名重罪犯的话，他曾将他的所见高价卖给一家 叫《国家问询者》的小报。 　　英戈尔斯称马克汉思在狱中写的信里基本上已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些信就是本 案有力的证据，”英戈尔斯说，并引证了信中的一些话，如“枪杀是由抢劫引发的。” 　　法院外，地区律师吉尔·哥瑞斯蒂说：“我们很高兴本案的审理过程体现了公正，我们 也为科斯比一家感到高兴。” 　直至 1994年，琳达·多伊奇都在默默无闻地努力工作着。她做案件审判方面的报 道，尤其是大案要案，有些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案。虽然她的名字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很 常见，但读过她的有关曼森案、亚克隆·瓦尔迪兹号漏油案或黑人司机罗德尼·金被白人警察 殴打案报道的读者几乎无人能认得她的模样。 　　随后 .辛普森被控杀人，从此一切发 生了变化。 　　最初挑选陪审团成员阶段，多伊奇是惟一被允许进入法庭的记者，为其他媒体提供第一 手资料，全美国人也习惯了每天打开电视机观看这位记者在镜头前读她的法庭记录——从传 统意义上讲，这是最不知名的记者干的差事。她因此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名人。 　　等审理正式开始时，多伊奇便恢复到她原有的角色，再一次成为记者席上的权威。全国 各地的编辑每天都要观看她的庭审报道，以清楚地了解在洛杉矶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发生着什 么。 　　一次一位电视台的记者见到多伊奇，表示不同意她为当天的报道所写的导语。“你在为 全国人安排议事日程！”那位记者大喊道。“我看着她说：‘不是，我只是在报道这件 事。’这就要求你必须清晰地把自己的焦点对准，不受其他意见所左右，”多伊奇说。 　　正如多伊奇会告诉你的，在法庭上抢先得到新闻的情况是不常见的。“每个人都坐在那 儿，在同一时间关注着同一件事。不同之处只在于阐明与陈述，以及你自己如何看待。” 　　多伊奇出生在新泽西，60 年代来到加利福尼亚。1967 年她受雇于美联社洛杉矶分社， 当时她想从事娱乐新闻方面的报道，因为她喜欢采访明星、评论电影作品、谈论与奥斯卡奖 有关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她同美联社所有新来的记者一样：周末不休息，为广 播和电视提供消息。 　　1968年 6月的一个夜晚，她到达办公室后仅五分钟，就得到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 的大使饭店被杀的消息。她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当杀害肯尼迪的凶手接受审判的时候，美 联社从华盛顿和纽约调记者前去报道，她被派去当助手，帮助撰写不重要的内容。 　　一年后，尼克松总统要乘机来参观在圣克利门蒂的家乡，这是他第一次到此地来。接到 消息后，多伊奇便赶到机场准备进行报道。这时她接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放弃总统的 事，”她的编辑说，“这里有一个特大新闻。”原来是演员莎伦·泰特和其他四人血淋淋的 尸体在的一间房子里被发现，第二天夜里又有另外两人的尸体在镇上被找到。当局抓到凶手 查理斯·曼森及其行凶的家人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 　　美联社派资深案件记者亚瑟·埃弗里特前去报道这起案件，由他负责为各家早报提供消 息，而正在实习期的多伊奇则负责为下午的报纸写稿。 　　“不过出现了一个问题，”她回忆说。“亚瑟走出来看了看当时的情景——被告人上窜 下跳地叫喊，随后被带出审判室；众人坐在审判室中观看 LSD镜头回放；有人因试图将海洛 因偷偷带入而遭逮捕；曼森家的女孩子们在审判室外的路边露宿，在头上刻 X字母，并扬言 要杀掉自己来作祭品。有人预测这起案子的审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过了几个星期吧， ——亚瑟(他总是一幅高贵的样子，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条手帕)找到我说：‘你看，我度假的 日程已经安排好了。’之后他就离开再没有露面。在剩余的十个半月里，我就独自一人承担 起曼森案的全部报道任务。等这起案子结束后，我已成了一名公认的案件报道专家。” 　　多伊奇由此成为了案件记者队伍中的一员，不停顿地从一个大案走向另一个大案。她不 再想做娱乐报道的事，“那时我已发现现实生活中审判室里发生的一切比任何银幕前后的故 事更令人兴奋，更加迷人。那是改变人的命运的一幕幕活剧。” 　　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她不是律师，尽管 30 多年来一直和案件打交道，她仍会 不时地碰到自己不明白的法律条文。“律师们都爱交谈，这是根本，”她说，“而且他们大 部分都喜欢谈自己的工作。如果你对有些事情感到困惑或搞不明白，或在审判中遇到了一个 非常专业的法律词汇弄不懂，那么就去找位律师问一问。他们几乎总乐意抽出时间回答你的 问题。” 　　她最爱提起的就是亚克隆·瓦尔迪兹船案，1100万加仑的石油被泄漏到阿拉斯加附近水 域。寒冷的一月她从温暖和煦的南加利福利亚被派往阿拉斯加。她的分社社长对他的上司们 说：“噢，是的，多伊奇可以去，但她没有在那儿穿的衣服。”于是他们不得不给她配备了 长内衣、风雪大衣、皮靴等物品。她到达后发现“整个事情都是与海事法有关，我对此一窍 不通。我心想：‘到底该怎么办呢？’于是我找到一个律师，说：‘你能给我讲讲海事法 吗？’他说：‘那是我的专长。我就是干这行的，我很高兴给你讲你想知道的一切。’” 　　律师是多伊奇最好的信息源。“办事员可以帮你回忆事情的来龙去脉，除此之外，他们 通常不会比一名律师知道的更多。律师对法官很了解，如果他们和你交流，就会告诉你法官 是否有意将某件事延期。当然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太内部的消息，因为那样会使他们的职业 受到危害。” 　　无论何时，她都尽可能设法结识法官们，因为审判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如果接触不 到需要的东西，那就全完了。你必须得能够进入审判室，能查看庭审记录，能查阅与案件有 关的法律文件。而这一切都是由法官来掌握的。” 　　如果有任何一位法官想拒记者于法庭之外，多伊奇就会随时与美联社的律师联系。“如 果你想作庭审报道，就需要坚决捍卫第一修正案，你要维护自己作为一名记者到法庭旁听的 权利。” 　　在米凯尔·马克汉思案开庭审理前，她召集记者代表去面见最高法院法官大卫·佩雷斯， 仔细商讨记者可能得到的便利条件。法官同意给媒体留足够的旁听席位，并表示在考虑陪审 员是否都用匿名。后者对多伊奇来说非常不利，“倒不是因为我想知道他(她)们的名子。我 不想知道；对于我的读者来说，他们也不会太关心姓名的问题。但是我想搞清楚某某陪审员 的身份，譬如他到底是来自加登那的焊工还是来自贝弗利山的律师。我需要搞清楚这些人的 一些具体情况。” 　　她称自己“对陪审团的选任达到疯狂关注的程度。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我就是会参 与陪审团选任的整个过程。因为如果你真的想对律师正在做的一切及他们对案子的处理方式 做出评价，就需要知道坐在包厢的那个人是谁。如果你对陪审团体系、其运作方式以及参与 的人员等情况感兴趣，这就会变成一项社会研究。” 　　最终，科斯比一案的法官同意让所有未来的陪审员表决是否愿意将他们的个人情况公开。 在被询问的 300人中，只有一人表示不主张公开。 　　审理前的时间是用来做准备工作的。多伊奇解释道：“每个案件审理前所做的准备工作 各不相同，因为针对的人不同，案件的性质不同……但有些具体细节的事情是一致的，比如 你需要和原告方及其律师交谈，要找到并弄明白有关的法律条文，如果你认识证人中的某些 人，还要设法找到有关他们的材料。我不会使用审理前采访证人的办法，因为那样会不利审 理的进行……总的说来，就是要搞清楚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它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发 生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在庭审时涉及到，因此我通常会事先列一个表，有时就带上一个 记满这些情况的小本子。” 　　多伊奇事先约见原告及被告的辩护律师，她知道在此时此地记者是不受欢迎的角色。 “应该认识到的一点是，当你走进一个大案当中去的时候，没有人希望看到你，你是不受邀 请的人。被告不愿将他的照片和故事登在报纸上，辩护律师更愿意悄无声息地为自己的案子 辩护，原告方会认为你想妨碍罪行的判定，法官则不想被看做蠢人一个。还不只这些……你 只得去赢得朋友并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施加影响。” 　　她会去核实公文发布的时间，其中也包括庭审备忘录，因为从中可以了解案情的梗概。 “经常可以从公文中发现最好的素材，”她说。 　　法庭审理开始的时候，她会习惯性地坐在第一排靠近通道的那个座位上。“那是我的专 座。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很快走出去，以免从人群中向外挤。” 　　她听取开庭陈述，因为那是“整个审判过程的方向标。也要对此有所记录，因为有时他 们许诺做什么事，可结果却没履行。” 　　科斯比一案是个例外，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只是一起由抢劫引起的谋杀案。“案件涉及 一位名人的儿子，涉及毒品，一些人在住所窝藏毒品的证据，并使人们看到在靠近好来坞的 贝尔-艾尔富人区正在发生着什么。此案涉及毒品，金钱及所有能引发公众兴趣的东西，” 她说。 　　一个惊人之处就是原告方传唤了一名证人，将其带入法庭，随后却没有提问任何问题。 　　“非常奇怪，非常紧张。我们没有料到原告会把这名男子带进来却又不让他说一句话。 我们想这是名证人，却没想到是被告方怀疑为真正的凶手的人，”她说。原告方这样做是想 证明证人泽卡瑞尔的模样与杀害科斯比的凶手并不符合，但是他们知道如果询问他关于谋杀 一事，他就会根据第五修正案中防止自我控告的条款拒绝回答问题。如果那样的话，陪审员 就有可能判定他是凶手。因此他们不向他提任何问题。 　　大多数日子里多伊奇的笔记本里都记得满满的。她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宁多勿少。她不 用速记，只是写得很快，律师的问题和证人的回答一字不漏，只有在不得已时才有所放弃。 其他记者经常会与她核实现场笔录，她还会不时地与官方的庭审复本进行核对。“我的笔记 中惟一漏掉的只可能是一个冠词或一个连词,”她说。“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原话，每个人都 不想落下。因此我们经常互相核实记录，除非是我们交稿的时间已到或我正在口述。” 　　实际上，她更愿意选择口述而不是在电脑上撰写报道：“口述的速度会更快。我能做到 非常快地组织好自己的思路，抓住非常重要的东西或当时打动我的东西，这样就不必要奔到 电脑前了。”现在配备了手机，而过去那些奔跑到收费电话机前去口述，有时还会和另一名 记者争抢电话的日子早已成为不愉快的记忆了。 　　她口述的线索是她的详细笔录。在记录的过程中，她会用红色笔标出重要的内容。“如 果我认为哪句话可以用作导语，就在上面标一个大大的红星。在走出审判室的时刻，我通常 就已经知道导语该写什么了，然后要做的就是去支持这个论点。” 　　几年前，职业记者协会拿她开玩笑，有人制作了一盘录像，内容是指导年轻的记者们应 如何像她那样做庭审记录。首先必须带两枝笔到法庭上去，一枝红色，一枝黑色，还得用红 笔标出重要的记录部分。只见那些年轻人举起一个大本，上面用红笔标出的字是“有罪有罪 有罪”。 　　科斯比一案的审理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比尔·科斯比出席了最后一场法庭辩论。陪 审团只商议了六个小时就裁决了，多伊奇用手机将判决结果进行了口述。 　　“在任何案件中，陪审团的裁决都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她说，“对于所有牵涉到案件 中的人来说，证人，受害者，当然还有被告及其家人，这恐怕是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 刻。” 　　她曾注意到年轻的记者们和一些老撰稿人被那一幕震惊得竟然忘了记录。“他们就大张 着嘴坐在那儿。” 　　但琳达·多伊奇不会。她的手一刻也不会停下。 运用射线疗法治疗心脏病 　　美联社记者〓丹尼尔·Q.黑尼 　　波士顿(美联社)〓心血管手术的第一个小时一切按正常的程序，即将连线、气球、钻锥 及其他小机件安全地推进完全清醒的病人的心脏中，但随后就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 丹尼尔·西蒙医生身边躺着颈部以下盖着消过毒的蓝色布单的患者。尽管戴着眼镜，病人也 只能看到头顶上悬挂着的一架大型的 X光机。屋内 10名身穿长及膝盖的铅制外罩的医生、 护士及技术人员正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马克，我们已将动脉打开了，”西蒙医生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患者。“现在准备照 射。”X光射线已被长期应用于心脏手术中，用以将进行中的工作拍摄下来。但此处不同， 医生是要用与杀死癌细胞性质相同的射线治疗有问题的心脏。 这种看上去非常极端的方法是必要的，至少是部分必要。因为其他的技术在如此狭 窄的空间使用使得这颗坏心脏变得更糟。但是这位年仅 38岁的患者却是个例外，他是现代 心脏病治疗失败的典型例证。患者最初来此就诊的原因是心绞痛；即每当从事费力的事，如 骑自行车，就会感觉心口疼痛。问题出在他心脏的右冠状动脉上。去年冬天，医生发现他的 右冠状动脉已有三分之二被堵塞，因此心脏本身的肌肉无力承受带氧的血液。很显然，他需 要做一次心血管手术。 23年来，此种治疗方法已成为医学上最常用的高价疗法之一，如今美国每年大约 要进行 75万次这样的手术。很常见，但并非百分之百的安全。对于患者马克来说就是这样， 他不幸地成为少数失败者当中的一个。 　　手术后几个星期，马克的心绞痛就复发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厉害。即使不做任何事他也 会感觉到疼。被重新扩开的冠状动脉已极度地阻塞。医学上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心瓣手术后的 “再狭窄”，拿马克来讲，就是他心脏 99%的血液已受阻。医生为他做了第二次手术，但结 果一样。因此在五个月后，马克又回到医院地下二层的心脏导管插入实验室，准备接受新的 治疗。 　　医生先将一个导管从病人的腹股沟穿到心脏。首先他们在管中装入一个小的钻石尖的圆 锥形钻锥，钻锥以每分钟 18万次的转数将堵塞冠状动脉的粘稠物质弄碎。接下来插入一个 薄膜做的香肠状气球，片刻充气后，气球将冠状动脉微微撑宽，形成一个正常情况下宽为三 毫米的通道。有一种叫做猹睠 ath的系统，这是一种大小同电钻的枪，利用水压将具有放射 性的锂 90的辐射盒通过导管送到心脏。西蒙设法使导管进入患者有问题的右冠状动脉。一 名放射肿瘤学家拿起枪并按动开关，将辐射盒射入。一名技术人员在一旁倒计时：“30秒， 29秒，28秒……”半分钟后，辐射盒又回到枪内，整个过程宣告结束。 　　全世界已有 6000名心脏病患者接受了这种放射疗法，其中大部分人就像马克一样是处 在正规的临床试验过程中。不过，放射疗法有望在一年内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方法。Novoste 集团最近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提出申请，请求合法销售它的-Cath系统产品。同类产品的竞 争者中还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 Guidant集团及强生集团下属的 Cordis公司。射线一向 被看做最为极端的疗法，心病学家甚至考虑使用它来对付再狭窄这种难以驾御的敌手，可见 他们几乎已是黔驴技穷。 　　在采用了一系列的治疗手段之后，对于马克来说这就成了最后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了。 大部分方法都是满怀热情地用上一两年，然后当发现不比一般的心血管手术好甚至有时更糟 的时候，便被抛弃掉了。 　　“很久以来再狭窄一直是干涉型心血管病惟一致命的弱点，”位于匹兹堡的阿勒格尼 山综合医院的大夫托尼·法拉先生说。 　　准确地说从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安德利斯大夫使用他在厨房里设计的设备于 1977年 在瑞士做了第一次气球心血管手术，结果很快就明显地反应出被重新撑开的心脏冠状动脉通 常会在手术后半年左右再次闭合。 　　然而，心血管手术开始流行起来是因为它能使患者在短时间内症状得到改善，并可在一 天后出院，因而也就成为痛苦的冠状旁道手术的替代品。 　　不过这总是有些赌博的意味。在看上去较为成功的手术中，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患 者冠状动脉又重新堵塞。在这些人中，有一半血管“再狭窄”的情况非常严重，不得不接受 第二次治疗——要么重复一次原来的手术，要么做一次旁道手术。 　　多年来，技术人员设想出了许多聪明但最终没有疗效的办法，如用剪刀将堵塞的部分切 掉，再用激光将其烧毁。钻石尖的钻锥及其他几种方法也偶尔被用到，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 长时间地解决再狭窄的问题。 　　如今，一种叫做“stent”的东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这些设计精密的不锈钢网状 支架是心血管手术第一个 20年中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在气球将冠状动脉撑宽后，心脏病学家将折叠起来的网状支架推到一定的位置，它们在 那里不停地一开一合，犹如坚硬的金属支架支撑着已被撑开的冠状动脉。此种方法可防止普 通心血管手术后最常见的失败原因，即冠状动脉的弹回。因为冠状动脉壁就像胶皮管一样非 常有弹性，气球撤掉后如果没有支架的支撑，它就会很容易返回到原来的状态。 　　研究显示金属支架的使用可将心血管手术的失败率降低 40%，但许多专家对如此有效的 结果表示怀疑。日常的治疗几乎不会与正规的医学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实验效果同样好。因为 在后一种情况下，患者相对来说更健康一些，所受的照料也更周到。不过，有超过 80%的患 者在接受心血管手术的时使用了金属支管，尽管有关是否必要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 　　1997年，纽约蒙泰弗医疗中心的大卫·布朗医生对曾在加利福尼亚做过心血管手术的四 万四千多人进行了专访。结果显示，不管是否安装了金属支管，总共约 20%的患者接受了第 二次治疗——重复了第一次的手术或做了旁道手术。 　　然而，防止再狭窄并非是使金属支架得到普遍应用的惟一原因。 　　心血管手术后最大的危险是冠状动脉突然间全部的阻塞，这往往会发生在手术后最初的 几天里。如果在手术过程中冠状动脉壁被扯松并垂下来阻挡了血流，就会发生上述危险。与 普通的再狭窄不同，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现象，约 3%-5%的心血管手术后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通常需要做紧急旁道手术进行修复。 　　金属支架则会使松弛的部分紧贴在原位，因此不会引发此种危险。“金属支架的使用几 乎消除了对付心血管手术并发症的紧急旁道手术的必要，”位于伯明翰的亚拉巴马大学的 拉里·丁医生说。 　　但是金属支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问题——另一种极为难治疗的再狭窄。金属支架会使由 气球引起的创伤部位的疤痕组织加速生长，这些细胞会迅速地从金属网状支架中穿过，有时 会完全地将冠状动脉堵塞。使用金属支架的患者中会有 15%-20%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很难治 疗。医生可以用钻锥和气球将塞住的部位打通，但冠状动脉经常会很快又被堵满。金属支架 的使用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血管再狭窄是导致医务人员潜心研究射线疗法的原因，目的就是 为迅速地杀死形成疤痕组织的分裂细胞。没有这种细胞的快速生长，金属支架支撑的冠状动 脉血管就会保持通畅。首先做这种尝试的美国人是圣地亚哥斯克瑞普诊所的保罗医生，他的 第一位病人巧好是一个在 10个月里经受了 5次失败的心血管手术的年轻医生，他恳求得到 新的治疗。 　　保罗医生告诉他用兔子和猪所做的实验证明射线疗法可以防止再生的阻塞。“‘如果用 在猪身上起作用，那么对我也会有疗效，’”保罗医生记得年轻人曾这样对他说。“我们对 他进行了射线照射，效果不错，没有再出现再狭窄的现象。” 　　那是 1994年的事情，由此便启动了射线疗法的开发研究，目前这项技术已基本接近食 品与药品管理局的审批标准。 　　技术手段也有所区别。Beta-Cath系统利用的馍湎咧荒芄淮┩讣负撩缀竦谋聿憬牍谧炊 觯虼艘缴突な靠梢粤粼谥夏诓换崾艿缴撕ΑF渌低呈鞘褂貌 ǔじさ你射线，因此在使用时除 病人外其他人必须离开房间。 　　这些不同的技术方法并没有被一一地加以比较，看上去效果大致相同，均可使再狭窄产 生的比率下降 30%-50%。 　　射线疗法是否会在马克的身上产生好的疗效还有待观察，因为阻塞金属支架的再生物的 生长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根据目前所看到的一切，许多医生都相信射线疗法将会成为心脏病治疗中的常规手段， 至少在更好的方法产生之前会是这样。 　　黑尼的文章有一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品质：他选取最为复杂的医学内容，但普通读者 都能看懂他的文章。有些文章是专门讲长寿知识的，他做医学报道已有十多年，对养生之道 有了真正的了解。但大部分时候黑尼会尽可能使他的东西简单易懂，运用想像与一般手法相 结合的手段使他的故事栩栩如生。 　　黑尼结束了在手术室里的采访，观察医生如何用射线照射患者的血管。不过恐怕还是让 他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好。 　　在关于医学的内容中，我写心脏病的比较多，因为这是威胁生命的主要病因，而且和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尽管有时它并不是将一个人带向死亡的最终原因。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很有 新闻价值，而且也极为有趣。它吸引着我，因为与癌症有所不同，在心脏病方面确实取得了 一些真正的进步，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谈。在我做医学报道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很多种新 药都已变成了常规药，如降低胆固醇的药物。世界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所有导致心脏病的 生活习惯，如不良饮食习惯和懒惰。成吨的技术发明设施被投入使用中。这些都已成为精彩 的新闻故事，而且总有机会从零散而且经常是充满矛盾的一个个病案中看到未来的前景。 　　我们开始时总是充满热情地对每一项新进展的本身加以报道，之后如果发现它们并不像 所说的那样有效，就只得放弃了。不过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有兴趣了解所有这些新的医疗手 段是如何相配在一起的。譬如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几乎所有曾被人们热情宣传过 的使损伤的心脏保持活力的治疗方法都已导致充血性心脏衰竭患者的数量大幅上升。要在以 前这种疗法可能导致死亡。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在考虑做一篇关于心血管手术并发症的报道，尤其对长久以来导致 此种手术失败的原因感兴趣(冠状动脉重新闭紧，医学上称之为“再狭窄”)。我听说过多种 解决这个问题所用的设备，但几乎都被淘汰掉了，因为哪个都无法最终防止再狭窄。我所写 的这篇报道实际就是关于这场竞赛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征服心血管手术的这种不足，它从 一开始就纠缠着整个治疗过程。 　　我的报道的想法来自于好几种渠道。首先是医疗会议。我每年参加 10到 12次这样的会 议，在这里最新的医学观点、争论及医疗实践的不确定性得到讨论。其次是医学期刊，第三 就是发布的新闻及从公关人员处得到的广告宣传资料。 　　我第一次听说射线疗法治疗再狭窄是在 1966年美国心脏协会于新奥尔良召开的一次会 议上。此种疗法的发明者来自斯克瑞普诊所的保罗医生提供的对 50名患者进行试用的结果， 效果看上去不错。不过显然一切还只处于早期阶段，要想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早。 同时另一位国内知名心血管病专家斯潘赛·金医生称，他正在潜心研究一种具有竞争力的设 备(即被报道中提到的 Beta-Cath系统取代的原有系统)，效果“惊人”。事后我写下了一篇 600字的现场报道，很快就把这件事忘掉了。 　　随后，在一次美国心血病学会于阿纳海姆举行的会议上，我出席了一个专为医学记者举 办的发布会，主要介绍心血病各方面的最新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约翰·赫什菲尔德医生 向我们介绍了各种不同的技术手段，但大部分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提到射线疗法：“我们所 说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介入法，将射线带入那些没有患癌症或其他短期内危急生命的疾病的 患者体内。” 　　对于我来说，那次是真正对心血管手术失败的原因发生兴趣。发布会规模空前，约有 3，000人出席，十几位公关人员极力地阐述着各自的想法，但大部分是些无聊的话。不过 在会议快结束时，一名过去就曾对我有过一些启发的干公关的小伙子递给我一个夹子，里面 装着他的一名委托人的有关资料，希望我至少能看一看。这家公司就是为心脏病患者生产射 线传输装置的。 　　向编辑表达了这一想法后，我开始查阅有关方面的资料。我想得到更多关于在手术过程 中使用射线疗法的细节内容以及更早以前人们试图防止“再狭窄”的产生所做的各种努力； 关于医用装置的情况，我查阅了自己曾写过的、保存在美联社档案中的介绍文章，并查看了 一些与心血管手术有关的网站；一些有关射线疗法的技术性内容来自于三家生产商的网页及 媒体报道；另外一个好的信息源是医学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大部分我都是在网上找到的。 　　然而最重要的资料还是来源于对医生进行的采访。我想找到既对心血管手术及其不足非 常在行又对射线疗法所用装置有所了解的心病学专家，就是说也许他们目前即是这种装置研 究的参与者或至少是观注着这项最新发展的医学院校的医生。 　　我在 Profnet网站上发了个求助的贴子，很快就得到了十几封回信。在这些人及我已掌 握的专家的名子中进行挑选，我列了一个 18人的名单，准备一一去采访，最终我和大多数 人进行了交谈(我一般喜欢采访很多人，虽然大部分都不会在最后的报道中提到。这是我能 够对复杂的事物作出判断的惟一途径。有了这些背景资料，我感觉就能带着权威性去写作)。 　　在做每次人物访谈之前，我都会认真地查阅一些背景材料。医生可称得上是非常谨慎的 被采访对象。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会在同事面前被搞得像个傻瓜。因此，如果他们感觉出你对 所说的内容非常不了解并有可能在报道中出现差错，他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在对医生进行 采访时，如果能使用他们的语言就再好不过了。心病学家就会对诸如“梗塞”、“局部缺 血”、“灌注”等词汇感到亲切，而且如果你能了解这些词并能恰当地使用它们，对方对你 就会感到放心。这里惟一的问题就是可能碰到在报道中不便于使用的一些技术上模糊不清的 引述。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在采访快结束时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把不明白的内容搞 明白。 　　我大部分都是采用电话采访。我打起字来像一台机器，而且几乎能将谈话的全部内容记 录下来，有些采访记录可长达二千多字。 　　做医学报道过程中可目睹的东西非常少，尤其是在药品开发方面。但是如果有可能，我 喜欢到现场去，因为细节的内容可使你的报道更有可读性。因此在这次的报道中我就想，如 果能真实地看到射线被传入人体的过程该会多么有趣。我了解到位于波士顿的一家医院是使 用射线疗法的试点之一，于是便请求医院的公关部为我安排一次观摹。 　　上一次做这种事情是在一年前，当时我写了一篇特写，关于用基因疗法改变无法治愈的 心脏病。我想真实地看到基因被注入人体的情景。在波士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我亲眼目睹了 这样一次手术。整个过程看上去非常独立，没有丝毫血腥气息。手术大夫熟练地将患者的胸 部切开，露出心脏，将 DNA注入心脏中。那种销魂夺魄的颜色为我带来关于生命的另外一种 深奥的含义。那篇报道的开头我是这样写的： 　　“‘基因’，手术大夫命令道。随后他将注射器中纯 DNA与生理盐水的混合物注入病人 跳动着的黄红色的心脏中。詹姆斯医生向患者的胸腔内注视了片刻。刀口正好始于左侧乳头 的下方，穿过厚厚的脂肪与肌肉层到达肋骨间，最后将心脏暴露出来。手术大夫把注射针旁 移了一英寸，又一次将液体注入进博动的心脏中。第三次，第四次……” 　　我希望这段导语能吸引住读者，使他们想阅读这篇令人生畏的基因疗法的故事。我感觉 射线疗法也会同样有意思，尽管我并不清楚将来的导语部分是否足以激发起读者的兴趣。 　　去参观的那天早晨下起了雨。在医院的大厅我与美联社的摄影师会合。公关部一名年轻 人带我们穿过地下二层迷宫一般的走廊到达那个房间。我过去从未见到过心血管手术，不过 此类题材的报道写多了，也基本上能猜出个大概。我们换上了已消过毒的衣服，并被要求穿 上沉重的铅制外罩。这恐怕是整个早晨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所有的外罩加起来足有一 吨重，穿着它站着真是疲惫。这些外罩并不是单为射线治疗过程而准备的，做所有心血管手 术的医护人员都需要穿上它，因为需要用 X射线拍片子。 　　那个房间叫做导管插入实验室，不是手术室；而整个过程也不是一次外科手术，只被认 为是一个程序。房间非常狭小，医生、护士及技术人员十几个人挤在里面。心病学家叫丹尼 尔·西蒙，他年轻、友善、充满自信。他早已投入工作，将需要的导管准备好。整个过程包 括血管手术、清除及射线疗法三部分。偶尔西蒙会向我介绍正在进行的内容，但大部分时候 他都是集中在血管手术上，那技术看上去非常复杂。 　　我站在一边快速地写着，记下诸如施转清除器的转速、用来支撑冠状动脉的金属支架的 大小以及患者被重新撑开的冠状动脉的宽度等内容。我还随手记下房间的颜色、发出的声响、 监视器及偶尔可听到的医务人员之间零星的谈话。我收集了所有能观察到的技术性细节内容， 尽管并不知道有多少最终会用到。中间我也许问过一两个问题，不过情愿一直把嘴闭着。我 觉得自己能在此非常有幸，不过同时又是一名闯入者，无论如何也不想将这个过程搞乱。 　　等到全部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做了 21页的笔录。在实验室外，西蒙坐在一台放映血管 造影片(X射线拍下的心脏冠状动脉)的机器旁，向我展示他刚才所做的一切。 　　说不清我到底用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篇报道，因为随后就不时地接到社里、编辑及各处 的公关人员打来的电话。断断续续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对医生的专访是最难安排的，他们 总是很乐于交谈，不过因为日程都安排得非常紧，一个星期内才有可能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 接受采访。 　　组织素材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一般会避免用轶事开头的写法。这种写法有些陈 腐，而且通常是作者在无法对自己的报道进行概括时所采用的一种退路。不过在这篇报道中 我认为轶事将我打算写出的全部内容进行了很好的压缩。文中提到的患者既是现代心病学的 受益者，同时又是牺牲品。 　　这篇报道主要就是讲心脏血管手术长久以来的失败以及为使之更可信赖而做的一切技 术上的尝试。开始动笔时，我为所有会提到的治疗装置设计了一个结构框架，包括最新的发 明以及金属支架。我想大多数人都已对金属支架有所了解，但是它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是喜 忧参半的。 　　我把几千字的人物专访记录过浏览一遍，从中挑出最具概括性的语言并把它们抄写在另 外一张纸上。我还将在采访中提到的主要观点摘下来单列一页，最后再列出所有想要在报道 中涉及的问题。 　　由于不时地受到打扰，我用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来写作。当这篇报道最终被登在全国 各地的报纸上的时候，我已经转到另外一件事上去了。 　　就像医生永远不会缺少病人或无病可医一样，做医学专题报道的记者也会随时了解到对 人类健康的新威胁或医学上最新的发展。 谁想为“百万富翁”节目做担保？ 　　美联社电视专题记者〓大卫·鲍德尔 　　纽约(美联社)〓为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打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提供保险的公司上 诉说打算终止合同，理由是因电视台设置的问题过于简单而使该公司面临着支付过多奖金的 危险。 　　美国广播公司安慰观众不必为此次法律纠纷担忧，他们不会改变原有的节目安排。 　　位于伦敦的保险商苍鹰财团已于 1 月 24 日在英国的高等法院对节目制作者布鲁那·维 斯塔娱乐有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终止双方的合同。 　　苍鹰公司称，实质上就是需要此节目确保提出的问题更有难度，而且挑选的参赛者更普 通一些。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是本年度轰动一时的电视节目。节目当晚有近 3，000 万的观众 守在电视机旁，美国广播公司的收视率也一跃为本年度的最高。主持人里吉斯·菲尔宾的一 句“这是你的最终答案吗？”已成为全国人的口头禅。 　　其他电视台很快地纷纷效仿“百万富翁”节目，收视效果不一。 　　根据双方的合同规定，苍鹰财团需向本节目获胜的参赛者支付 50万美元或更多的奖金。 在支付之前有 150万是可扣除的部分，奖金最高限度为 500万。也就是说，苍鹰财团可能只 需向五名获胜者共支付奖金 100万美元。 　　星期四到达伦敦的苍鹰财团一名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 　　表看法。 　　“毫无疑问，节目的诚实性是无可指责的，没有人在其他方面提出疑问”，美国广播公 司发言人朱丽叶·胡佛女士说，“这只是一起纠纷，提供担保的公司试图改变其与代理人的 交谈中所涉及的内容。” 　　两名参赛者——一名来自康涅狄格州美国国税局的代理人和一名来自迈阿密的律师因 正确地回答了 15 个问题而赢得 100 万美元的奖金。相反地，原英文版的此节目中还尚未有 人获得如此高额的奖金。 　　在全部的 51期节目中还出现了三名 50万美元的获得者。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提供的数字， 本节目自开播以来发放奖金总额 万美元。 　　多项选择题在最初的几轮中常常比较简单。一名参赛者被问到哪一种调味品的名字与一 种拉丁舞的名字相同，他在“芥末”、“蛋黄酱”、“作料”等选项中正确地挑选出了 Salsa(即 沙司，Salsa 也是萨尔萨舞的意思)。随着奖金的升高问题的难度也会加大。第一位百万奖 金的获得者在电视节目镜头中准确地指认出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二位获奖者回答出了地球 与太阳之间的距离(9，300 万英里)。争取电视台的参赛权实际上比赢得大奖还要困难。选 拔时参赛选手需要成功地驾车通过一段有三层路障的地段，速度及准确性应达到标准。 　　在诉讼中，苍鹰财团表示“在水平的控制上需要做重大调整以降低无法接受的损失。” 具体来讲，就是要求在参赛者 　　的挑选方法及问题的难易程度上做出改变。 　　因自从去年 12 月首次提出请求后电视台一直未做任何调整，苍鹰财团称“正在面临着 巨大的保险损失”。 　　美国广播公司发言人胡佛表示说不清这件案子的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即使节目制作人失去这笔保险金，也不大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广播公司在这个系列节目上 所做的承诺。现在每周三个晚上播放这个节目，随着巨大的广告收入源源而来，美国广播公 司便有了夸口的资本。事实上，美国广播公司已于星期四宣布将在 2月间另外推出三期特别 版本的“谁想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大卫·鲍德尔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倡导者报》。他一直对一位女同 事在电话中冲对方大声叫喊的样子记忆犹新。“别人不得不跟她打交道，因为她是镇上惟一 做教育专题报道的记者，但是从来没有人想真心地和她交往。谁知道她因不能文明而友善地 对待别人而失去了多少机会。待人务必要友好和有人情味。这倒并不是说我不会时时写一些 使他们感到恼火的文章。这是我的工作。”鲍德尔是一个在残酷的行当中闯荡的亲切的小伙 子，不过这一点使他受益匪浅。他过去曾做政治专题的报道，现在转到电视行业，承受着随 之而来的各种的压力。努力开发信息源，掌握复杂的电信知识，打败同行内其他的对手并避 免被他人打倒。不过好在他镇定，低调，而且亲切。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名敢作敢为的记者。事实上，“谁想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这篇故 事及其保险问题就是他从一名消息灵通人士那里连蒙带骗地搞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他设法 在一位朋友兼竞争对手之前搞到了这篇报道。 　　鲍德尔强调要了解自己的信息源，那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你要认识到会有段时间自己 什么都不懂，失去许多报道的机会。” 　　他总是努力去结识重要的人物。有时他参加电视台晚间的活动，不是为了去报道什么， 而是因为有可能会结识一名重要人物。他会给电视台的熟人打电话说：“喂，你好。我正在 附近闲逛。我并不想让你就这件事说些什么，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给我指指道儿 就行。” 　　然而，关于“百万富翁”一事的消息并非来源于鲍德尔的某位熟人。美联社华盛顿分社 的一名记者认识一位保险业的律师，据这位律师说为“百万富翁”节目做保险的公司正打算 撤销合同。 　　鲍德尔对此很感兴趣。“百万富翁”节目是一种电视现象，它吸引了众多的观众，改变 了电视业的前景。紧随其后，各家电视台争先恐后地将更多竞赛性及反映现实的节目搬上屏 幕。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人抱怨说对参赛者提出的问题过于简单，保险公司对此表示了相同的 看法。很显然，报纸会利用一下这个题材。 　　对于鲍德尔来讲，这也是一个反映其报道的多样性的实例。他回忆，说在做了 10 年政 治专题的报道后，热情已经开始渐渐熄灭了，因为“一年又一年竞有如此多的报道内容是雷 同的。”他不能想像这种事会发生在电视行业。 　　“电视反映的是生活本身，因而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可以做。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商业来 介绍，也可以介绍像‘百万富翁’这样的娱乐现象。我对新闻部非常感兴趣，看他们如何报 道政治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个行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对大众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许多人 受到它的影响。就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没有对它产生厌倦。坦率地讲，我对许多事情都感觉很 厌烦。” 　　这与政治有许多相似之处：“电视行业的许多人都非常有政治头脑，对于公众会如何看 待他(她)们非常了解。我非常奇怪地发现，尤其是在采访新闻部时，要从他(她)们口中得到 直接的答案和消息简直要比撬开政客的嘴还困难。因为他(她)们自己也是搞新闻的，对其他 媒体存有很深的戒心，而且对所有避免泄露特别消息的手段都很清楚。” 　　“百万富翁”的故事是与娱乐专题有关的，鲍德尔并不很了解。“我们可以说是瞎碰壁”， 他说。当然，他知道可以去美国广播公司探些消息，但这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不想马 上就去和电视台联系，因为不想这么快向他们漏出风声。” 　　美国广播公司也许会以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比如说将其透露给一位他们比 较信任的记者。 　　因隐约地感觉到这件案子可能在纽约或洛杉矶提起诉讼，鲍德尔便与美联社驻这两个城 市的法庭记者联系，看能否找到有关的文字资料。这些记者都是大忙人，好几天过后才回答 说什么也没有发现。 　　同时，鲍德尔设法找到了这家保险公司在伦敦的一位发言人。“什么忙也没有帮上。什 么消息也不肯透露。”几乎在同一时刻，鲍德尔听说亨瑞也正在做相同内容的报道，顿感压 力大起来。亨瑞是与他一起共过事的编辑，目前在长岛一家叫《新闻日》的报社做记者。这 就意味着如果鲍德尔想抢先得到这篇报道，他就得立刻行动。 　　“我联系了一大堆人，简直都有点儿走投无路了，这时设法抓到了在保险信息研究所工 作的一个家伙。在这篇报道中他可以说是我的救命草。他知道所有内情，但不允许他本人在 报道中被提到。” 　　此人愿意在匿名的情况下谈这件事。就是说鲍德尔可以报道他所说的话，但不能指名道 姓，甚至不能用“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保险业人士所说”这样的话。鲍德尔不大愿意接受 这种做法，除非他能再找到另外一个人来证实这位保险业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是真实的。 　　不过，这仍是一位非常有用的人物。“他给我讲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介绍了 关于保险业运作的背景情况。”这个人惟独不清楚诉讼是在哪里提起的，不过他也提到几个 地方，其中包括位于伦敦的高等法院。事实上正是在此处。 　　可是等到鲍德尔了解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纽约时间下午 4点(伦敦时间是下午 9点)，在 这个时候要从法院方面获得任何消息是绝不可能的。“我有些坐不住了，”鲍德尔回忆说。 他已经得到了写这篇报道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只需要证实诉讼已经被提起就可以了。 　　在这一刻鲍德尔将电话打到美国广播公司的女发言人朱丽叶·胡佛那里。“我真的是有 点连蒙带唬了。我对她说：‘听着，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我大致地 说了说我知道的东西，没有告诉她我并没有真正了解内情。我说：‘你看，我正在写一篇有 关这件事的报道，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你们能帮点儿忙吗？’大约 15到 20分钟后他们给 我回了电话，给我发来法庭的材料，并给了我一份他们对此事的评论。我因此能够把所有情 况都搞定了。” 　　“我认为美国广播公司并不想急着把这件事透露出来，因为这对于他们最叫响的节目来 讲多少有点尴尬。不过坦率地说，这件事更多地是反映出保险公司运作的不周全，而非电视 台。因此我想这就是电视台最终决定走出来的部分原因。也许他们也知道《新闻日》很快就 会刊出有关的报道。”鲍德尔花了 45分钟的时间写这篇稿子，中间不停地被电话打断。“这 件事并不像飞机失事或其他类似的事件那样具有爆炸性，”他说，“不过当时已是下午五六 点钟，正是编辑和报社人员将所有的材料汇总在一起进行最后筛选的时间。所以稿子不能出 来得太慢，否则就会错过了登报的时间。” 　　在每一篇报道中鲍德尔都要加入足够多的背景资料。这一次，他需要向不了解情况的读 者解释清楚“百万富翁”节目如何走向成功，其对电视业乃至这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你设想公众了解的内容也许会比你想像的多，最好别有这种想法，”他说。 　　鲍德尔写作的速度很快，也是一位多产作者。有一段日子他每天都要写四五篇稿子。除 自己负责的项目外，他还写些音乐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出于喜爱。他将这些写作与特大新闻 的报道工作穿插开来。他一向喜欢在截稿日期快到时突击完成任务。在报道艾美奖和格莱美 奖颁奖时他真地要忙上一阵子，不过有时他发现也很难说清其中的原因。“一篇报道得改上 七八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需要有更长远的把握，而且能非常快地形成文字，知道自己现 在写的东西必然会成为国内所有其他同类报道的先锋。”“百万富翁”的稿件下午 6 点 30 分被传送出去。《新闻日》在其第三版上刊登了自己的报道，当然已不能算是独家新闻。几 天后鲍德尔和老朋友亨瑞聊了聊，“他当时感到很压抑。都有点儿丧失信心了。”鲍德尔也 有被对手打败的时候。有时一个知情人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宁愿将消息传给另外一个新闻机构。 这时鲍德尔会感到不开心，但却努力不使自己太过烦恼。“我对自己完全无力控制的东西会 很放得开。”每当他通过看报或参加活动获得了一个报道的题材却未能挖掘出一个好的角 度的时候，他就会真正地感到不安了。“同样一件事别人比你写得好，或人家看到了某种东 西而你没有看到，这简直会让我发疯的。这真的会使我非常不安。”还有另外一些不怎么令 人愉快的时刻，就是每当他所报道的人物或机构向他发出抱怨的时候。“他们打电话来，经 常是冲你大喊大叫。我从来不会想法避开这些电话。如果接到，我就和他们应对，让他们把 话说够。我会解释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写，写了什么等等。我从不避开这些交谈，从不想 办法躲掉，因为我认为需要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让步了。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我会承认 并努力改正。但是如果我做的是对的，而他们只不过是反对而已，那我就会说：‘好吧，我 们只好持不同意见了。’使我恼火的是电视台的有些人会把公事当作私事看，他们会认为你 是想把他个人或电视台搞垮等等。我只得向他们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有时我不得不写一 些使他们公司的形象不那么光彩的事情，只是因为那是新闻。” 　　尽管如此，鲍德尔还是宁愿做独家专题报道而非综合新闻。“我真的喜欢搞独家新 闻，”他说，“我喜欢将责任范围确定。我认为自己属于工作比较主动的——为自己喜欢报 道的内容制定计划，并为写出精彩的东西而不断观察。显然，如果你是被派去做什么，情况 就不一样了：你到达某处，接到别人递过来的东西，听别人告诉你那一天的重大新闻是什么。 做专题报道时，你是在依据自己的知识产生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使你的老朋友亨瑞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纽约市长退出参议员竞选 美联社记者马克·哈姆伯特 奥尔巴尼，纽约(美联社) 据一些与鲁道夫·朱利安尼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称，这位现任纽约 市市长将退出与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之间的参议员竞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市长将于今天宣布正式退出。" 而市长方面并未立即对此作出反应。 三个星期以来，由于受到健康和婚姻问题的困扰，朱利安尼一直在反复权衡自己的政治前途。 他此前曾致电纽约和奥尔巴尼的一些共和党人士。据他们中间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称， 他们被告知退出竞选的原因是健康问题。其中一名共和党人说，朱利安尼尚未决定是否对其 前列腺癌进行治疗。 对于朱利安尼将退出竞选的传闻，正在布鲁克林进行竞选宣传的第一夫人称："在消息被确 认前，我不做评论……我不会因此而改变计划。我现在只想努力做好我几个月来一直在做的 事情。" 她还说："我无法控制竞争对手一方发生的事情，我也不想对此说三道四。" 据另一位与朱利安尼关系密切，而且正在准备为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共和党人称，他准备将 自己退出竞选的决定完全归因于健康问题。朱利安尼对他的同僚说，他已经无法全身心地投 入竞选。 至于朱利安尼是否会转而支持别的候选人以及他将如何处理他的竞选基金，目前还没有任何 消息。 三个星期前，这位 55岁的市长宣称，由于患上了前列腺癌，他将无法确定是否还能 够继续竞选参议员。他说，最后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病症，以及他是 否相信自己能够在接受治疗的同时进行竞选。 事实上，在宣布患上癌症的同时，这位已婚市长也公开了自己与朱迪斯·内森女士的秘密交 往。他称她为"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他还承认，他正与已结婚 16年的妻子多娜·汉诺佛女 士商议正式分居。 共和党的领袖们现在必须立即提名一位新的候选人。纽约州共和党的提名大会将于 5 月 30 日在布法罗召开。 但是，一些共和党的主要人物，如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已经宣称，如 果朱利安尼退出竞选，他们将支持来自长岛的共和党人里克·拉齐奥作为新的候选人，以对 抗第一夫人。 现年 42岁的拉齐奥，目前正处于他的第四个众议员任期内。他说，在朱利安 尼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这位众议员现拥有约 350万美元的竞选基金。 他在 8月份以前一直在积极地准备竞选参议员。但帕塔基却同意了朱利安尼的竞选申请，并 且要拉齐奥暂时放弃竞选的努力。拉齐奥照办了。 拉齐奥在华盛顿和长岛的办公室至今未 对重新参选一事作出答复。 共和党人彼得·金和华尔街亿万富翁特德·弗斯特曼也都表示有意取代朱利安尼竞选参议员。 在到美联社求职前，马克·哈姆伯特只是一名校巴司机。 然而，这不是哈姆伯特的一贯职业。数年前，他曾经是纽约州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地区的《萨 拉托加人》杂志的一名记者，主要从事有关纽约市政厅、政府部门和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 他喜欢两样东西：写作和政治。对后者的喜好有可能来自遗传，因为他的父母都曾是政界人 士。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圣劳伦斯地区共和党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哈姆伯特却想创造更多的机会来从事写作。于是，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我转向自 认为伟大的美国小说创作，但结果却并不伟大，"他自嘲地说。 当他走进美联社面见纽约州奥尔巴尼地区办公室首席记者埃德·斯塔兹时，他的身份是一名 校巴司机，并以此养家糊口。 哈姆伯特说："他(斯塔兹)说他对我的简历很感兴趣。他录取了我。" 就这样，他开始了成 为美联社最佳政治新闻记者之一的历程，虽然在一开始他做得并不好。当然，没有人在一开 始就能把事情做好。 哈姆伯特说："你应当很快地学会一些东西，因为你是个新手，没有人 认识你。在一开始，工作很难开展，因为你不熟悉圈内的关键人物，你甚至不知道谁才是关 键人物。站在政治家背后阴影里人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他们是政治家意志的执行者。你必 须了解他们。你必须知道该信任谁。" 要学会与消息灵通人士们相处。如果说金钱哺育了政治，那么这些消息灵通人士就是政治新 闻的源泉。 "关系网的扩展对于政治新闻报道来说至关重要。"哈姆伯特说，"他们的群体就 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消息。你必须逐渐地与这些 人建立联系，与他们交往并尽量了解他们。" 哈姆伯特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及时为他 提供了鲁道夫·朱利安尼退出 2000年美国参议院纽约州议员竞选的内幕消息。这是哈姆伯特 在美联社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所报道的最大的一个内幕消息。朱利安尼的退出成为哈姆伯 特报道过的最重要的独家新闻之一。 但是，事情终归好说不好做。一般来说，对竞选活动进行报道前，记者都应当先了解候选人 的朋友和顾问们，确定他们中间的哪些人能够成为关系户。关系户是比官方发言人更有用的 消息来源。记者和关系户之间需要几个月来相互了解，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彼此信任。 在报道朱利安尼竞选参议员时，要做到这一点却十分困难。因为这位纽约市长的整个竞选班 子都十分忠诚，并且努力地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朱利安尼和他的首席顾问对媒体不仅不信 任，而且根本不屑一顾。而班子里的其他一些人则对媒体怀有敌意，这其中甚至包括新闻秘 书萨尼·米德尔。 然而，使出浑身解数的哈姆伯特还是成功地打开了缺口。 "这其中没有决窍可言，"他说，"多和他们聊天，聊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从这些事情中了 解他们的生活。多和他们谈谈体育、天气、书籍或是电影什么的。总之，除了竞选这个话题 以外什么都可以聊。慢慢地，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向你敞开信息之门。"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要想在这一行里取得成功，你必须起早贪黑地干，没有捷径。"但是对哈姆伯特来说，这项 工作并不烦人。他说："我记得斯通先生曾经说过，'我几乎喜欢每一个我认识的政治家，并 且信任他们……'他们是很有趣的一群人，我很喜欢和他们交谈。" 说起关系户，就不可避 免地涉及到匿名消息的问题。美联社有关匿名消息的规定很严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匿名消息的提供人是惟一的消息来源； 2.匿名消息的提供人拒绝被录音或是拒绝将自己说过的话进行引用； 3.提供的消息是客观事实，而非个人观点。 "有时候，这种规定显得很糟糕，"哈姆伯特说，"一些非常好的素材因此无法公之于众，但 不管怎么说，规定还是有些用处的。"至于那些好素材，就只能偶尔发表在一些不起眼的小 报上了。 哈姆伯特用以下的范例向我们解释他是如何处理匿名消息的。如果你不能直接说，"XX消息 来自于 XX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那么可以这么说，"XX消息将对 XX人的竞选产生负面影响， 并使 XX人的竞争对手从中受益。" 有时候，哈姆伯特倾向于打破规定的束缚。他说："我其 实这么干过，而且我听说别人有时也这么干。当我们遇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消息时，就睁只眼 闭只眼。当你无法确定一则消息究竟是客观事实还是个人观点时，你完全可以灵活处理--只 要你自己把它看做客观事实，那么它就是客观事实。" 在朱利安尼退选事件的报道中，哈姆伯特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位市长在 4 月 27 日那 天宣布了他的病情，并表示因接受治疗而将有可能退出竞选。"从那时起，我只需每天与我 的关系户们打几次电话，确认一下消息就可以了。" 5 月 13 日，在和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进行了一次谈话后，哈姆伯特决定开始他的系列 报道。据这位人士称，朱利安尼在 5 月 12 日召集了他的顾问们开会，他说："他(朱利安尼) 对于竞选的前景显得十分悲观失望。我们可以从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对我们的回答作出的反应 中觉察出来。" 5 月 15 日，朱利安尼取消了原定两天后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一次募集竞选资金的活动。有 消息称，他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去是留。第二天，一位曾对朱利安尼继续参加竞选抱有乐观态 度的人说："我有一种感觉，一种直觉，我觉得他不会继续干下去了。" 5月 19日，星期五，中午 11点。哈姆伯特与朱利安尼的首席顾问--他的一位关系户会面。 据此人说，他已确信市长先生将不会继续参加竞选，而且会很快宣布退选的消息。虽然市长 尚未与他直接谈起此事，但他会很快与其会面，并且在会面后立即将结果通知哈姆伯特。哈 姆伯特立即征求了美联社纽约办公室首席记者山姆·波耶的意见。两人决定，在这位顾问将 结果告知哈姆伯特之前不发表任何消息。 这位顾问在中午十二点半后打来了电话，把退选的消息告诉了哈姆伯特。哈姆伯特则在 12 点 49 分发出了新闻稿。而到了下午，纽约市的共和党头面人物们才刚刚接到朱利安尼退选 的电话通知。这个消息被当作了后续报道的一部分，于下午 1 点 45 分发表。 事情不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当关系户帮不上忙的时候，哈姆伯特--这位身体健壮、锐意进取 而又和蔼可亲的记者就必须显示出其性格坚韧的一面。 你必须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你花了几年的时间和那些人发展关系，与他们谈论政治和 其他各种各样的话题，但到了关键时刻，你必须学会说：“够了！少说废话！我干这一行的 年头和你一样多。痛快点！” 有些时候，个别关系户会把内幕消息提供给别的新闻机构的记者。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姆伯 特一般都会表达出自己的不满，但他很好地把握着分寸。 “碰到这样的事，有些记者也许会说：走着瞧！有你好看的！'这是不对的。政治活动是永 不停止的，作为一名记者，你必须一直和这些人打交道。也许在你们在某些事情上会产生矛 盾，甚至于恶语相向，但你不可以就此一走了之，半途而废，你必须将工作继续下去。尤其 是在美联社，一个强调客观事实的地方，你必须这么做。” 然而，忍气吞声并不代表哈姆伯特没有好办法。那些关系户往往掌握着许多小道消息，当一 些不怎么帮忙的关系户想让美联社来发表花边新闻时，哈姆伯特就会说：“我可以写一篇 500 字的新闻稿，也可以写 200 字的，或者是 150 字的。但对你，我只愿意写 150 字 的。” 从校巴司机成为职业记者，哈姆伯特取得过成功，也经历过失败。他回忆起他曾经报道过的 一个关于任命新法官的新闻。当时，哈姆伯特认为那位原任法官已经去世了，于是他致电州 长办公室进行确认。一位办公室秘书让他等了几分钟，然后告诉他：“没错！他死了。” 几天后，哈姆伯特接到了这位法官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她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美联社的这篇 报道。她说，她的丈夫还活着。 这位妻子说：“他现在住院了，一直昏迷。幸好他没有看到这篇报道。”哈姆伯特说：“那 就好，实在对不起。” 后来，哈姆伯特写了一则更正，并由美联社请求所有采用那篇新闻报道的报纸予以刊登。几 天后，这则更正出现在了《纽约时报》上。 当然，在那个时候，那位法官已经去世了。 “那是最糟糕的一次，”哈姆伯特说，“简直糟透了。” 至于最好的一次，哈姆伯特认为是报道有第一夫人参加的参议院竞选。 “这件事很有意思，”哈姆伯特说，"有鲁道夫·朱利安尼和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物参加， 而且其中还发生了朱利安尼身患癌症、与妻子闹离婚和与另一名女子……后来又出现了另一 位共和党候选人，以及这位候选人可以得到 3，000万到 4，0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传闻。你 瞧，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冒出来。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看，最让人高兴的事莫过于每天都能写出一篇电讯稿了。” 这次竞 选有那么多上层人士参加，令人兴奋。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参议员竞选。其中有来自华盛顿 的大人物，并且与克林顿总统有着特殊的关系。另外，还有那么多的记者作为竞争对手。一 切都很有意思。 “当然，时不时掺和一下是最有趣的。” 罗斯·佩罗与尼克松 　　美联社记者〓约翰·所罗门 　　华盛顿(美联社)〓20 年前的白宫档案显示，罗斯·佩罗曾许诺向白宫捐赠 6，000 万美 元，以重塑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的政治形象。这个许诺让尼克松的助手们高兴了好一阵。在这 些助手的工作备忘录中，多次提到白宫曾向佩罗及其家族提供各种好处。 　　事实上，佩罗从来没有向白宫捐赠过什么“公众形象基金”。尼克松总统的幕僚之一， 查尔斯·科尔森把佩罗的这个许诺称为“欺诈”，其目的是利用与白宫的特殊关系捞取个人利 益。 　　正打算以个人名义竞选美国总统的佩罗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坚决声称他从未许诺 过向白宫捐款 6，000 万美元。相反，他指责尼克松的助手们曾经“经常要求我向一些不切 实际的计划提供数目惊人的捐赠，而我总是非常明确地向他们表明我根本不感兴趣。” 　　然而，尼克松的主要幕僚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在他们内容详尽的工作备忘录中， 记录着许多与佩罗交往的事件细节和心得体会。至于尼克松总统，他一直都拒绝回答任何有 关与他与佩罗的问题。 　　美联社对国家档案馆尼克松时期的档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佩罗曾与白宫有着密切的 联系，其中包括白宫曾出面调停佩罗与国家税务局的紧张关系，还曾为佩罗旗下的从事电子 数据计算系统开发的公司争取到两份政府采购合同。 　　这些档案还显示，尼克松政府将佩罗等提供金钱资助的富翁称为“天使”，并且认为需 要对他们“不时地加以关照”。 　　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它是白宫对待其主要支持者和捐助人的一贯作法，而且在档案 中也确实没有发现佩罗和白宫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因此有些人在他们的备忘录中竭力将这种 向佩罗提供便利的作法描述成“基于对其优秀品质的信任之上而作出的英明决定。” 　　根据白宫工作记录，尼克松的助手彼得·M.弗拉尼根在白宫工作期间曾与佩罗有过 40多 次会面。弗拉尼根记忆中的佩罗与现在看上去毫无经验，整天标榜自己是“政治门外汉”， 并且叫嚷着要与国会和白宫的政客们背道而驰的总统候选人佩罗大相径庭。 　　“他根本不是一个门外汉，”弗拉尼根说，“他能熟练地运用政治的每一个因素，他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 　　根据白宫的工作备忘录，佩罗与尼克松有过多次私人会面。1969 年，他曾提出向总统 捐资 5，000万美元作为公共关系基金，用来购买一家主要报纸和一家电视台。1970年，他 又提出捐资 1，000万美元，为尼克松总统设立一个智囊团。 　　尼克松接受了捐赠，但佩罗却一直没有将诺言兑现。据资料显示，尼克松在 1971 年曾 劝说佩罗投资一家濒临倒闭的华尔街经纪公司——杜邦葛洛夫根公司，佩罗于是投入了 5， 5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这家公司最终还是破产了，佩罗因此蒙受了数以千万计美元的损 失。1972年 1月 12日，一份报告放到了尼克松的高参 H· 　　R.荷德曼的办公桌上。其中列举了一系列佩罗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向白宫提出的请求，以 及一些关于白宫为维护佩罗及其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简称 EDS)的利益而对联邦政府有关职 能部门的工作实施干预的记录。 　　本周星期三，佩罗声称，他与尼克松政府之间的交往 99%是为了解救在越南的美军战俘。 同时他也承认，其中确实有一小部分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但是，荷德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他清楚地记得佩罗倡议发起的所谓重塑总统形象 的计划，包括那个以 5，000 万美元购买新闻媒体的方案。正是佩罗使尼克松相信他“将拥 有一家倒向我们这边的新闻媒体。”由于妨碍司法公正而入狱的前尼克松总统特别顾问科 尔森在 1988 年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说：“在白宫的四年里，我不知道有谁能比他(佩罗)更 能影响总统的自信心了。”尼克松总统档案馆中有关文件显示，1969年至 1973年，佩罗曾 数次请求与总统进行会谈，其中包括了至少三次私人会面。另外，他还曾八次应邀出席在白 宫举行的社交活动。有些时候，他拜访白宫的次数甚至达到了每周一次。电子数据系统公司 (EDS)的前任董事长米利奇·A.哈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称，佩罗与白宫之间的特殊关系使该公 司能够在与政府职能部门发生纠纷的时候，将白宫当作保护伞。因在水门事件中作弊而入狱 的荷德曼承认，白宫确实对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务进行过干预，因为“有人抱怨说他们遭 到了不公平对待。” 　　他在本周星期一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求他们(职能部门)对某些事件进行重新审视， 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他说。从这一点来看，佩罗与其他只知从白宫谋取个人利益的公司 老板们没有两样。但荷德曼认为，佩罗与那些人之间还是存在区别，那就是他曾向尼克松总 统许下的那个诺言。科尔森说：“那是我在白宫期间见过的最有效的一张空头支票。一分钱 都没有花，只是凭借一个诺言，就获得了信任。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根据白宫秘书戈 登·斯捷岑的工作备忘录，在许诺“为总统先生的利益”捐赠 5，000万美元之后，佩罗在 1969 年 5月实现了与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私人会面。备忘录还显示，尼克松总统当时曾建议佩罗 特购买一些新闻媒体，如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星报》。白宫对佩罗的许诺感到欣喜若狂， 以至于白宫顾问约翰·厄里奇曼立即委派弗拉尼根去调查美国广播公司的市值，并且在他 1969 年 5 月的备忘录中写道，“根据调查，美国广播公司的市值约为 4 亿美元。”然而， 佩罗却一直拒绝兑现这个诺言。当被问及为何文件中记录着他的承诺时，他说：“他们是怎 么做记录的，我可管不了。” 　　他还说：“我从未制定过任何一项金额为 5，000 万美元的计划，我也从来没有与谁谈 起过任何一项为尼克松总统实施的金额为 5，000万美元的计划。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虽然佩罗坚持说，他与白宫保持密切交往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解救美军战俘，然而据有关档案显示，白宫向他提供的各种帮助主要还是私人和商 业性质的。 　　佩罗得到的回报中包括总统签名照片、儿子到现场观看阿波罗 11 号宇宙飞船升空和母 亲出席总统的早餐祈祷会等等。 　　档案中还提到了尼克松政府提供的以下帮助： 　　·当美国国家税务局对佩罗在 1968 年削减向尼克松捐赠的总统竞选基金的偷漏税问题 展开调查时，尼克松政府出面进行了干预。1972年，斯捷岑在写给荷德曼的一份报告中说： “政府的介入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当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未能获准承担加利福尼亚州医疗保险计划的数据处理工作 时，尼克松政府曾“试图为佩罗特进行疏通”。斯捷岑的报告中认为，由于未能获得这份价 值 100 万美元的合同，EDS 公司的抱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介入不够及时， 事情已无可挽回。” 　　·当社会保障部认为电子数据系统公司所承担的得克萨斯州医疗保险计划数据处理工作 的要价太高而拒绝支付相应款项时，尼克松政府出面施加了压力，从而帮助佩罗获得了 40 万美元报酬。斯捷岑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政府认为“佩罗应该得到这笔钱。” 　　·尼克松政府在未经招标的情况下，将一份有关医疗保险数据计算机化工程的金额为 62， 500美元的政府采购合同交给了佩罗的公司。而在当时，任何一份金额超过 10，000美元的 政府采购合同都必须通过招标决定归属。 　　〖HS1*2〗〖JZ(〗☆〖KG1〗☆〖KG1〗☆〖JZ)〗 　　华盛顿(美联社)〖HTK〗〓尼克松时期的档案显示，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只要能让“天 使”之一的罗斯·佩罗满意，他们可以为这位亿万富翁做任何事情，包括一些微不足道的小 事。据说，佩罗有一次在半夜 11点 15分给尼克松的一名助手打电话，目的只是为了确认他 的母亲是否出席第二天总统的早餐祈祷会。另据资料显示，当白宫得知佩罗因为感觉受到怠 慢而“有些不愉快”时，立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拟出了一个七点方案，来确保“消除佩 罗特与我们(白宫)之间的矛盾。” 　　这个方案中的一项内容是派遣一名白宫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佩罗特保持联系，而另一项 内容则是尽快平息佩罗因只得到尼克松一张“批量印制”的照片而产生的不满。 　　据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白宫很快就给佩罗送去了两张尼克松亲笔签名的照片。作为 回复，佩罗给白宫写了一封感谢信。对此，佩罗在本周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向白宫要 过什么照片，那是他的一个雇员冒用他的名义干的。 　　在 1968 年的总统大选中，佩罗派出了七名雇员支持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从那以后，他 对尼克松和白宫的兴趣就与日俱增，而他提供的金钱资助也使他成为需要“不时地加以关照” 的一名“天使”。 　　根据有关资料，这些被称为“天使”的捐助者每人都得到一份限量发行的尼克松总统就 职演说稿，并且定期收到白宫关于经济情况的简报。至于佩罗，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一 共收到过 8次出席白宫社交活动的邀请。 　　据白宫一份手写备忘录显示，当时有人推荐佩罗“担任某个委员会的首脑”。于是，他 很快就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海军学院监事委员会的主席。 　　尼克松总统的高参荷德曼说：“那是我们为佩罗这样的人预留好的位置。” 　　佩罗称，对于白宫文件中提到的这些事情，他基本上记不清了。 　　他说，他和白宫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为了解救在越南的美军战俘，尽管他也曾经谋求一些 私人利益，比如说，他曾经请求白宫安排他的儿子到现场观看阿波罗 11 号宇宙飞船点火升 空。 　　当时白宫的一些工作人员称，佩罗对尼克松的支持使他获得了许多特权。 　　据尼克松当时的秘书杜伊特·查宾说：“如果罗斯·佩罗希望到白宫与尼克松会面，那么 我们有可能会为他安排当晚在白宫的住宿，因为他提供过许多帮助，而且始终支持总统。” 　　据一份资料显示，1970年 11月，佩罗提出与尼克松就越南战俘问题进行私人磋商，但 却迟迟未得到白宫的答复，他因此“暴跳如雷”。得知消息后，尼克松的一名幕僚立即敦促 有关方面马上满足他的要求。 　　这名助手强调说：“佩罗答应让我们为他重新安排与总统的会面，以弥补我们的过失。” 　　1969 年 4 月，当佩罗在与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就续签一项土地契约发生纠纷时，白宫也 立即出面提供帮助。 　　当时，白宫向陆军工兵部队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佩罗“是尼克松总统最重要的 支持者”而且“白宫对于这项契约能否续签非常关注”。“非常”两个字甚至加上了下划线。 　　档案中没有注明问题是否最终解决，但佩罗在 1969 年 5 月 9 日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收 到了工兵部队希望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的建议，“以解决纠纷”。 　　那次会议没有任何成果，他们最终还是在法庭上解决了问题。 　　罗斯·佩罗也许永远想不明白，约翰·所罗门究竟是怎么发现他和尼克松政府之间的那些 事情的？是不是共和党的什么人暗中向他透露了消息？ 　　所罗门回答：“不是”。暗中透露消息的是……佩罗自己。 　　1992 年，当他的一些同龄人正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为候选人们忙前忙后的时候，24 岁的 约翰·所罗门已经是美联社一名小有名气的记者了。他在密尔沃基报道的一则“对学生进行 性骚扰的教师被允许重返课堂”的消息使他崭露头角。在华盛顿，他被分派去对候选人的竞 选基金问题进行报道。由于不用每天发稿，所罗门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深入发掘内幕新闻。 　　在 4 月中旬的一次采访中，所罗门问了佩罗一个问题，一个关于佩罗自 1976 年以来的 竞选基金捐赠的问题。因为在 1976 年，联邦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对选举中的捐赠实行登记制 度。佩罗问所罗门，他对哪一个时期的情况比较感兴趣。所罗门说，从 1976年一直到 1992 年。 　　“那么 1976年以前的情况我就不需要说了吧？”佩罗问道。 　　“真是有趣！”所罗门当时心里这么想，“难道在 1976 年以前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 事吗？”于是，所罗门决定到国家档案馆将尼克松时期的档案查个究竟。他最初的目的只是 想找到一两份有价值的文件，没想到却因此发掘出了一个大新闻。 　　当时，佩罗的民意支持率正处于最高点。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远离华盛顿官僚政治的好 人，一个能够打破两党政治体系并能够以个人力量实现入主白宫的人。作为独立的总统候选 人，佩罗一再声称自己与官僚政治绝缘。他开玩笑说：“我连华盛顿的水都不喝。” 　　但是，国家档案馆中保存的文件资料中却记录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佩罗：向尼克松许诺捐 赠 5，000 万美元，来提高这位总统的支持率；在尼克松的授意下，购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 华尔街公司；从白宫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从个人的贵宾身份到企业受到的特殊关照，无所 不有。 　　所罗门从尼克松的助手们离开白宫时发表的谈话中发现了许多描述佩罗为达到目的而 不惜溜须拍马的内容。 　　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布满灰尘的文件箱。因为很多文件并没有存放在 “佩罗”这个目录里，所以他还必须费功夫把每一个相关文件都找出来。每天下午 4点，档 案馆关门以后，所罗门就回到家中，给每一个能够找到的尼克松的助手打电话，向他们了解 事情的细节。 　　他在英格兰的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正在度假的 H·R.荷德曼；在亚特兰大的一间办公室 里找到了刚刚搬到这里的约翰·厄里奇曼；通过电话找到了正在驾车的彼得·弗拉尼根；在密 歇根州找到了正在出差的查尔斯·科尔森；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找到了正在修剪草坪的艾利奥 特·理查德森。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开始只答应以匿名的方式提供消息，但所罗门说：“如果你不和我 挑明了谈，那我就去和别人去谈。” 　　他劝他们说：“这些都是 20年前的事了，还有什么可躲躲闪闪的。” 　　由于他的坚持，这些人最终全部答应以署名的方式提供消息。 　　这是所罗门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不久前，他去采访一名律师，对方坚持以匿 名的方式接受采访，于是所罗门掉头就走。半个小时后，这个律师给所罗门打了个电话，表 示愿意以署名的方式接受采访。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所罗门发现，尽管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在一开始往往将自己的 身份隐藏起来，但如果记者坚持要求在新闻稿中署上他们的姓名时，他们往往会予以默许。 同时，他也注意到，在有些情况下，消息提供人确实有必要使用匿名的手段，比如在他报道 克林顿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绯闻事件的时候，消息提供人就拒绝署名，并且 不允许记者引用他说过的话，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招来官司缠身。所罗门认为，让人们以 署名的方式提供消息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不允许他的消息提供人将 匿名当作挡箭牌，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趁机“在别人背后插上一刀”。到华盛顿工作后，所 罗门惊叹道，“这里的人们是如此的老于世故。他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每 个人都显得深不可测。在这里，你会碰上那些最不可靠的消息提供人。”他说，每个人在这 里一般都要花上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到哪里去发掘信息和怎样避开害人的陷阱。他还说， 华盛顿的消息提供人“熟悉各种狡猾的伎俩。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记者。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 愚弄。”对于一个文字记者来说，华盛顿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城市。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 在这里一刻不停地寻找着他们感兴趣的新闻素材，吸引他们的是政府，是政治，是那些手中 握有极大权力的老谋深算的家伙们。这些家伙根本不需要所罗门，因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事情 都会有超过 30 名记者争相报道。但是，所罗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永远是公平的。他需 要的是一个对事件的完整描述。因此，他选择让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有机会发言。在对白水事 件〖ZW(〗 　　白水事件：1978年，当时同为律师的克林顿夫妇与朋友花了 2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的白 水河畔买了一块 230 英亩的地皮，办起了专营房地产生意的“白水开发有限公司”。后白水 公司于 1991年宣布破产。而为克林顿提供资金的麦迪逊银行 1989年已倒闭，使负责银行存 款担保的联邦政府损失巨大。〖ZW)〗 　　和竞选基金等新闻进行报道时，他的这种作风贯穿始终。 　　在对佩罗事件的报道中，他的作法再次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当所罗门致电佩罗，希望 他能在消息正式发表之前发表一些评论时，正在飞机上的佩罗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不能相信 他竟然把自己“出卖”了。 　　他没有冷淡所罗门。相反，所罗门借此机会与佩罗、佩罗的律师以及发言人进行了数个 小时的谈话，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事件的内容。虽然所罗门的报道将佩罗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但他所做的公平的努力仍然使他与佩罗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关系。实际上，他的报道中一 些最棒的素材恰恰是从佩罗一方得到的。当佩罗在 1992 年夏天黯然退出总统大选时，他的 发言人吉姆·斯奎尔斯由衷地赞扬了美联社的出色表现。正是他们的报道导致了这位亿万富 翁的失利。这个报道后来得到了雷蒙·克莱普新闻奖。在以后的几年里，佩罗仍然与所罗门 保持着联系。他还总是开玩笑说，正是他自己不经意地向所罗门泄露了自己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