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城市化——下阶段经济增长的一大关
键
华鼎财经网）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今后相当
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业的增长、
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改善，使经
济进入良性循环。
1、重视城市化水平过低所产生的问题
过去 20 年，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的
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 －2 亿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得以提高，
而且使中国的市场得以扩大。
但另一方面，以劳动者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
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我国工业化的比率，高出城市化比率约 20
个百分点。比较其他国家，在同等的人均 GDP 水平上，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农村工业化，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好处是，第一，由于农村工业利用的是离土不离乡的
农村劳动力，劳动成本相对更低，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初期阶段的资本积累得以保持较高的水
平。第二，避免了经济发展初期快速城市化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化问题。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们就必须对城市化水平过低所带来的问题给予充
分的重视。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低，非农产业效率难以提高，发展速度受到限制。第二，缺
少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聚集效应，使生活各个方面难以社会化，各种服务业就难以发展，
就业也就难以增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就会放慢。第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
点是城市化与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的关系。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到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
发展阶段了。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城市化进程将在过去农村城市化基础之上，进一步推
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2、城市化要求由大城市的发展来带动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城市化最主要的效果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城市
化进程应该首先着眼于大城市的发展；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周边小城镇也会相应地有所发展，
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会有“城郊市区”的发展，但那只是大城市发展的带动和延伸，
而不是以小城镇为核心搞城市化。
中国的小城镇也需要有一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但有些小城镇在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
大城市之后，也许是要消失的。
小城镇不仅不能替代大城市，而且在综合效益上也不如大城市。总的来说大城市甚至是
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也要比小城市好。尽管收入水平和交通、通讯水平提高到
一定程度之后，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或住宅区有了更快的发展，但第一，这一发展阶段总体
上来说，离我们还较远；第二，这一变化本身应看作是大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不能证明我
们应该不发展大城市而只去发展小城镇。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小城镇，以及中国的农村地区，都需要发展，都要实现现代化。但
农村的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前提是
现在的农民大多数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不再因“地少人多”而收入低下，
才能进入“地少人更少，收入更高”的阶段，才能使农村生活现代化、城市化。为了使我国农
村有朝一日也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现在必须首先加速城市化的进程。没有城市化，中国不可
能有农村的现代化。
3、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下一阶段中国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非农产业化）过程，正是更多的农民转移
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的过程。而这种收入提高的过程，也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
扩大的过程；是九亿农村人口逐步被融入现代化经济增长和现代市场中来的过程。从长远来
看，只要农村人口真正开始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收入较高的就业，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就可
能还是要大大扩大的。
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城市化不仅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大力推进的一项事业，而且是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抓住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可以有就
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保护的
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城市化应成为我们下一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之
一（另一个核心内容应是体制改革）。
至于如何推动城市化发展，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
些城市自然应该成为城市化的重点。已有的特大城市可能本身已难以继续扩大，但以特大城
市为核心的“城市带”或“城市群”，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的一大批小城市
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一大批大城市。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城市本身意味着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尽管许多公共物品的生产
本身可以由民营部门完成，但仍需要有政府的组织与规划。中央政府就在集思广义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规划，统筹布局，以防止各地出于各自狭隘的地方利益，谁都想把自己的城镇或城
市“做大”，产生各种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无效率。此外，尽快进行体制改革，确保人口流动
性的提高，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性的提高，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使城市布局符合经济
规律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前提。 《中国经济时报》
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
东方网）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就工业结构如何调整发表看法
尽管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王万宾指出，我国绝大多
数企业规模仍然过小，产业集中度仍然很低，资金和技术投入仍然分散，资产负债率仍然很
高，专业化协作水平仍然有限，只有进一步加大工业结构调整，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
王万宾认为，工业结构调整的着眼点要由过去短期的适应性调整转向长期的战略性调整；
调整的主体将由政府逐步过渡到企业；调整的内容要从单一的产业、产品结构调整转向行业
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及产品结构、区域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综合性调整；调整的重点
也要由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以存量调整为主，而工业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则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与体制创新来实现。
王万宾提出，当前的调整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要提高产业集中度。其他行业按照市场细分化趋势，提
高专业化水平。经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最终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
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具体来说，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关闭破产一批。主要是解决三类企业的问题：一类是要依法关闭那些产品质量
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五小”；一类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再一
类是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的产品没市场、资不抵债、亏损严重、扭亏无望的企业，要实施破产。
这三类企业，都要建立一个让它们退出市场的机制和通道。
第二路，做大做强一批。重点放在钢铁、石化、汽车、信息、家电等主要行业，形成能
代表我国工业水平、能与国际大公司相抗衡的企业实力，成为我国工业经济的主力、支柱和
行业排头兵。
第三路，搞专搞精一批。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使它们向“专、精、
特、新”的方向发展；建立小企业同大中型企业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等。
专家认为我国粮食价格可能显著回升
华鼎财经网）今年春季开始，我国大部分省区遭受了罕见的旱灾，由此引发的蝗虫灾害
也在一些地区蔓延。严重的自然灾害将对我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国著名的农业经济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教授，就这个当前人们普
遍关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今年的粮食生产形势？卢锋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字，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
比去年减产 1100 万吨，减幅为 %。除了自然灾害以外，播种面积减少、管理不善等也是
粮食产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秋粮产量也有可能减少，最好的结果是维持去年的水平。今年全
年中国粮食减产已成定局，减产幅度可能相当大。
这将会对我国粮食市场造成的影响？卢锋认为：过去两年中我国的粮食价格持续走低，
最近，除了个别品种的价格有所回升以外，粮价在总体上尚未摆脱低迷。不过我的估计是，
今明两年，中国的粮食价格极有可能出现显著回升。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原因：首先，国内粮
食减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其次，宏观经济的回暖将拉动各方面的需求，粮食需求也会因此
而扩大；此外，近来国际市场上粮价也开始呈现回升趋势。
市场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对我国粮食政策产生的影响？卢锋指出：我国政府实行保护价敞
开收购的粮食政策已经有两年多了，应该说，它对于稳定市场、保护农民积极性等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我本人并不反对保护价敞开收购的政策，但这个保护价怎么定却是很费思量的。
如果定得太高，它就会向农民提供一个不恰当的信号，促使他们盲目扩大生产。由于消费者
不接收一个过高的粮价，导致供大于求，最终的结果是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包袱。如果定
得太低，那么保护价就会失去“保护”的作用。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随着粮食价格的上升，
当前的这个保护价的作用会逐渐削弱，除非政府提高保护价标准。
对于今后的粮食政策有的建议？他最后指出：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产销周期很长，加
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在这种前提下，通过对流通、库存、外贸等各方面
进行调节，以达到减少市场波动的目的。但是，粮食毕竟是商品，归根结底还是要按市场规
律来办事，要相信市场调节的力量。中国即将加入 WTO，在世界贸易通行规则中，对价格
进行“保护”是行不通的。因此，我认为，今后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科技、教育、
信息等方面，对农业生产采取“非价格性”的保护和扶持。《文汇报》
经济结构调整应促进企业转制和市场发育
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郭励弘近日发表题为《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的职责与
国资的动作》调研报告，指出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
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其首要的职责应是为结构调整提供制度保障。
郭励弘认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不是由政府调用社会财力来实
现“更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要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建设，建立起适宜于经济结构自行调
整、持续调整的机制。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基本态度，应该从传统的“国家推动发展”转变为
“增进市场”。
郭励弘强调，中国政府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角色和任务尤为复杂和艰巨：一方面
像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它是国民经济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另一方面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
都不同，它拥有一个总量庞大、比重甚高、门类庞杂的经营性的政府资产，而且至今没有建
立起出资人制度和所有者代表机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政府有政府的职责，国资有
国资的动作。两者的作用都极为重要，但是首先应该划清界线，不可混为一谈，否则难免强
化以政代资的习惯势力。
郭励弘认为，“政资不分”正是“政企不分”的根源。近些年为了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但效果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要求企业完全“自主运营”是不现实的，任何类
型的企业都不可能摆脱所有者的督导。对于国有企业，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即使以
某种形式退出干预，也必然要以另一种形式加强干预。无论干预的形式如何变化，其过程都
是行政选择而不是市场选择，其绩效考核都是凭长官意志而不是凭经济效益。他强调，在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必须建立起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制度，使企业的所有者归位。
郭励弘认为，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基础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首当其冲的问题却是使企业成为企业，使市场成为市
场；而推进企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责无旁贷只能是政府的专利。因此，政府在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中的首要职责，是通过政策集成，促进企业转制和市场发育。
专家称：夏粮减产无碍中国粮食市场大局
中新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夏粮比上年减产一百一十亿公斤，
减幅百分之九点三。同时在粮食批发市场上也传出小麦、稻米、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
的消息，粮价在连续五十个月下跌之后初现企稳迹象。
对于夏粮减产，有人击掌称好，认为这对于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状况有所裨益。但也
有人担心，夏粮大幅减产，粮价上涨已迫在眉睫，唯恐引发物价大幅上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认为，目前中国粮食供求关系没有重大变化，
只是微调，粮食价格不会出现暴涨或暴跌。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孙处长指出，夏粮减产对粮食市场影响有限，粮食价格可能会止
跌回升，但不会大幅波动。从目前形势看，全年粮食减产已成定局，但这不会根本改变中国
粮食供大于求的格局。
与过去中国粮食减产多因自然灾害引起有所不同，今年夏粮减产虽然也受旱情、蝗灾等
影响，但更应看到夏粮减产是中国全面调整农业结构、调减种植面积背景下发生的，可以说
有人为控制的结果。
有关专家指出，减产的夏粮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很小，对于国内粮食市场供大于求
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国粮食储备充足，具备调剂市场的能力，因此对夏粮减产造
成下半年粮价大幅波动的担心似无必要。
吴敬琏：全球化完全符合中国利益
中华网）“全球化完全符合中国利益”这一论点，是享有“吴市场”之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在“21 世纪论坛”上发言时提出来的。
“国内外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全球化是西方强国在主导，我们只是被动地在适应，有些
人甚至抵触。”吴敬琏说，“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目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
吴敬琏说，产生误解的原因是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经济走向开放是在分层次进行。他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搞活，而对内搞活就是对内
开放。重要的是，对内和对外开放的目标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对外开放能让大多数人得到
利益，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而对内搞活是大的利益格局调整，会触动许多人原有的利益，
所以进行得不是很顺利。
吴敬琏认为，对内搞活这一块滞后，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外开放。他指出，市场经济天然
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在走向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碰到各种问题需要解决很正常，
但与开放本身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有些部门、企业和民众对此表现出一种消极的反应，
显然不对。
吴敬琏说，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除了大型国有企业正在进行大刀
阔斧的战略性改组外，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浙江、山东、广东和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多种经济
成分非常活跃。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基础是知识经济，人才资本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中小企业因为在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上有极大的优势，正在成为创新的主
要来源。
他预言，只要我国的改革进行顺利，未来经济预期将非常乐观。《中国经济时报》
专家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出谋划策
中新社)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金昌的文章认为，与国际大型企业进入中
国市场的速度和经验相比较，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明显处于劣势。中国大多数企业不仅在
国内市场处于守势，在国际市场上也缺少比较成功的经验，缺乏从事国际化经营的明确企业
战略，而且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体制环境也并不优越。
针对中国企业的优势和劣势，张金昌认为，从比较优势和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企业有以
下几种战略可供选择，一是努力开拓比中国落后的国家的市场；二是以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
进入发达国家的消费品市场；三是将规模优势、管理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起来进入国际市场；
四是以劳动力优势拓展国际市场；五是以人才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六是借工业化之机占领发
达国家传统工业产品市场；七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进军国际市场。
张金昌认为，开拓国际市场需要创造条件，而中国企业需要克服三个方面的主要困难：
一是企业管理水平需要提升，二是需要发挥制度优势，三是要让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原则经营
和发展。
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息谘询中心主任何茂春博士的文章认为，国际化经
营是中国企业在新世纪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
业国际化经营的第一步是在本土基本完成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基本达到管理水平的国际
化；第二步是积极进行海外开拓，“客场”挑战，主动竞争，在国际市场上经受考验并发展壮
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方生的文章认为，走出国门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决策，
而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已经为中国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方生
认为，要实行多元化方针，其中包括投资市场多元化、投资领域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等
等。
方生认为，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发展高科技产业，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建立确具实
力的跨国公司，跻身经济强国行列；培育中国的国际名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还特
别强调要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呼吁建立一套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机制和制度，不仅要在国内，还要在国外培养人才，不仅自己而且
可以和国外合作培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努力事半功倍。
农业最需要什么
――访法国农业科学家阿兰.高达 go top 目录
中农网）21 世纪即将向我们走来，随之而来的是狂热的电子信息和电子商务。但是法
国农业科学家阿兰·高达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在 21 世纪，农业经济的发展比狂热的
电子信息更重要。而 21 世纪全球农业的主题就是，化学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
高达将新型农业概括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化学技术，另外一部分是生物科学技术。
这两部分必须双管齐下，不能侧重其中之一。高达举了一个简单的事例强调，农民以及农业
部门对于化学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不可偏废。如果农业部门让农民使用生物技术去消灭一种
害虫，这种害虫就会产生抵抗力。再过五六年，农民就没有办法用此种农药扼制这种害虫，
只好加大农药的用量，这对农民和消费者都没有好处。高达强调说，使用高强度的农药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年代初开始流行的，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看到了高强度的农药对人
以及环境的危害。农业科学家也紧锣密鼓地在研究新型的农业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来替代陈
旧的技术。
在化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应运而生。高达介绍说，生物技术是九十年
代末期才发展起来的，兴起的标志就是转基因技术在农作物中的广泛使用。农业科学家通过
反复实验，通过转基因技术改变了农作物的特点。这一研究结果给农民和消费者带来了很大
的好处，它使消费者每日消费的农产品多样化，这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在美国，
农作物的转基因技术已经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中国也启动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美国的
农业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运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新品种的农
作物自身就可以抵抗害虫，这无疑大大提高了该农作物的产量。他们的研究还在进行，准备
研究出更新的农作物品种。全世界的农业科学家也都在围绕这个尖端课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美国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已走在了世界的最前端，美国的玉米在全世界都很知名，就是因
为农业科学家在玉米的种植过程中，运用了先进的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化学技术使玉米免
遭害虫侵蚀；生物技术使玉米的品种多样，颗粒饱满。这就是美国玉米成为美国农业作物中
的拳头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认为，在新的世纪里，各国要发展农业经济，就务必重先进的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两者
缺一不可。 (人民日报海外版)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说，麦收农机不存在过剩
问题
华鼎财经网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麦收季节。不少人担心因夏粮种植面积减少会导致农机过剩。
针对这种情况，农业部有关负责人 31 日说，今年麦收不存在农机过剩的问题。农机总体上
供不应求，性能先进的优质机械紧俏。
这位负责人说，今年全国夏粮种植面积比去年调减 2000 万亩以上，减幅达 6%左右，是
近年来调减幅度较大的一年。另外，由于严重干旱，部分麦区绝收。这是部分人担心农机过
剩的原因。
他说，目前我国小麦在机械化收割上虽然领先于其他作物，但机割率并不高，大约在 60%
左右；联合机收割的比例更低一些，大约只是总机割量的一半左右。小麦收割机要达到饱和
状态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其他作物机械化收割水平更低，目前水稻的机割率仅 6%到 7%，
玉米机割刚刚取得零的突破。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收割机发展余地非常大，根本谈不上饱和，
也不会出现过剩。
今年夏粮主要调减的是长江以南地区的冬小麦，这些小麦地块普遍较小，受南方地形特
点限制，本来就不适于机械化收割。我国麦收的农机跨区作业，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来自麦收一线的消息说，一些进口优质收割机十分抢手，有的地方出现了排长队购买的
情况，而一些技术水平低和效率差的收割机面临淘汰。对此专家指出，我国收割机行业面临
的紧迫任务是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淘汰技术水平低、性能差的农机，研制生产高性能、技
术先进的优质农机，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新华社)
龙永图说，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需做三件事
和讯网）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加入 WTO 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说要参与经济全球
化进程，必须做好三件事。
这三件事是：第一，必须搞市场经济。过去中国搞计划经济使自己丧失了许多机遇，所
以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制中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必须开放市场。只有开放市场，中国经济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
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的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节奏地，在适应自身发
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
第三，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
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
龙永图是在出席“APEC 二ＯＯＯ中国论坛”开幕式时阐述以上看法的，他发言的题目为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中国”。
谈中国“入世”后应采取的十大对策
中经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杨圣明今天谈及中国“入世”后应采取的十大对策如下：
——改革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方式。今后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支援和保护农业的政策，但
方式要改变，应尽快从价格机制方面转向增加农业的资金、人才、科技等生产要素的投入，
发展高特优农业和绿色环保农业，提高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进而在
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增加农民实际收入；
——转换制造业的保护手段。应主要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去构筑环境壁垒和技术壁垒。
中国“入世”后要加快制订各行各业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以防止严重污染的、低质量的产
品流入中国，冲击有关产业；
——大力发展和完善行业中介组织。行业中介组织要在协调市场、协调价格、组织反倾销、
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创立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化解各种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是政府支持企业的重要
保证；
——创立和完善政策性生产支持体系。政府重要的任务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限
制一些过剩过时的夕阳产业，鼓励一些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
——对服务业的三类不同部门采取有差别的政策。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应将服务业的众多
部门划分为完全开放、完全不开放和半开放三大类或称自由、不自由和半自由三大类。这样，
可以从总体上保证开放有序进行，根据各类不同情况采取有差别的政策；
——制订和修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众多部门的行业法规。适应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的
要求，必须尽快修改已经过时的政策、法律和条规，并制订许多新的政策、法律和条规。中
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法规，既要与国际接轨，遵循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又要适度保
护国内的幼稚产业；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举。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至今尚未形成有竞争力者，
“入世”后，外国竞争者增多，竞争空前激烈。迎接挑战既要靠国有企业，也要靠民营企业。
所以，扶植和培育民营的大型服务企业已成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认真学习世贸组织的规则，培养大批国际经贸人才。
——充分利用例外和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原则。这些优惠待遇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其一，允许发展中国家用较长的时间履行义务或者有较长的过渡期；其二，允许发展
中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有较大的灵活性；其三，发展中国家在履行某些义务时，发达国家成员
应当提供技术援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充分研究并利用这些优惠待遇。《中新社》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讯网）有关专家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深层次矛盾长年积累的结果。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近几年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每年新增劳力的 3／4 左
右都压在有限的耕地上。据测算，我国农业中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目前至少有 1 亿人，
到本世纪末将达到 亿以上。从耕地上获取的有限收入均分给众多的农业人口，其结果可
想而知。现在，农产品品种、品质等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市场需求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出
来，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产业结构及时得到调整，
但值得忧虑的是，近几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速度很快，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急剧下降。
到本世纪末，每年仍然有大量新增剩余劳动力靠狭小的土地就业，土地不堪重负。农业人口
众多，农民分配到的资源太少了，也就是说农民的就业机会太少了。有一些同志想主要以大
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办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且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直接把价格当作
分配手段有可能违背资源配置的原则，容易走到价格倒挂、财政补贴的老路上去，实际这种
办法给农民带来的也是很有限的。
“乡镇企业安置就业的能力减弱是什么的原因。专家分析，第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乡
镇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上规模、上档次，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随
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会相对减少，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企业
技术装备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将出现不仅不吸纳还往外“吐”劳力的情况。第二，社区的封
闭性和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造成了乡镇企业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单一的结构和分散的布
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农村第三产业的相对不发达，因此，一大批应由第三产业创造的就业机
会就这样损失掉了。
谈到对策，有关专家强调，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时，一定要表里兼治，既要在农产品价
格、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方面给予适当补贴，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又要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尤其应该在发展乡镇企业上多下功夫，认真研究其市场、结构和布
局的问题，而且一定要城乡一体统筹考虑。他建议：在政策上要更加明确地引导、鼓励乡镇
企业走股份化、集团化的道路，老企业扩大和新企业建设适当向城镇集中。鉴于大中城市人
口密度高、现有基础设施不足、管理难度大等情况，发展小城镇可以优先考虑，尽管发展小
城镇的规模效益不如大中城市，但地价低，农民进入相对容易，可操作性强。小城镇在发展
过程中也可能连成片，形成自然的城市圈。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必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专家认为国有经济必须少而精
和讯财经）４月１０日消息 据香港《大公报》消息，曹思源教授说：据现在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的统计资料，国有生产资料平均占有率只在１５％左右，而中国９８年的统计资
料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７２.４％，比世界平
均水平高出５０多个百分点。
曹思源认为，要改变亏损总额超过利润总额，盈亏相抵之后是净亏损的这种状况，国有
制经济比重必须要降下来。他说，国有制经济的定位，要少而精，只能少而精，必须少而精。
国有制经济多而滥，神仙也管不起。
国有制经济比重退下来，从哪里退？他说，要从竞争性产业逐步完全退出。在竞争性产
业中没有国有制经济的地位，注定没有出路，要让位于个体私营集体合伙股份制等非公有制
经济。在非竞争性的领域保留国有制经济，一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垄断产业；二是公益性产
业；三是社会无力承担的巨大投入产业如三峡工程等。
实施国有制企业战略性调整的具体途径包括破产兼并股份制改造。投资主体应由独资结
构变为多元化的结构。他预测，在新的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私有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将进入
高潮。
城乡居民存款增加，使私企收购国企成为可能。９９年，全国国有资产的总额为８万亿
元，而城乡居民存款为６万亿元，私有企业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如果购买力还不够，可以利
用外资。对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前景，曹思源用“美好”两个字作答。
评析：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新拐点尚未出现
（天虎网站）近几年，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判断经济景气波动已经达到或超过“谷底”，预测正
在或即将出现“拐点”。但这种判断和预测至今并未被经济运行的结果所证实。
中国经济景气周期波动规律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的反映，即“投资饥渴症”和预算软约束与资源供给硬约
束交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非经济因素的周期性影响，如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每
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投资项目赶“班车”，以及各级党委、政府换届等。
经济新拐点有何表现﹖
中国经济增长此一轮景气周期的新“拐点”，很可能不是表现为重新恢复到 8%～1 0%的高
速增长，而是表现为不需要依赖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经济运行自身即可稳定地保持在 7%左
右的适度快速增长。这也正是当前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目标。如果硬去追求以更
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标志的“拐点”，不但不现实，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鉴于过去诸
多方面的平衡关系都是建立在年均近 10%的高速增长基础上，而现在只能建立在 7%左右的
适度加快增长基础上，就必须下大力气明显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以上看法，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永远结束了。如果 21 世纪初期能够在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也有可能若干年后再现一轮高速
增长。但这不是近期内就可办到的，而且要看 21 世纪初期我们在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究
竟能取得多大的实际进展。作者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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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什么样的高增长
——胡鞍钢博士一席谈
■政策建议 胡鞍钢博士认为，经济增长前景取决于选择何种发展政策，选择何种增
长模式。关键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是方向性的转变，不是小打小闹
的转变。
他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经济是不是高增长，而在于实现什么样的高增长。为此，他提出
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从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二是从低质量高增长转向高质量
高增；三是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四是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五是
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高效率高增长 高效率高增长包括两大方面，核心是提高现有资源配置效率，就是要市
场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第一，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第二，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高农民劳动收入；第三，促进内陆地区劳动力向
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同时，促进发达地区投资者、商业人才向内陆投资；第四，促进传统产
业劳动力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转移，为新生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同时还要促进国有经济(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向非国有经济转移。
胡鞍钢说，这就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和透明、公正的制度环境，打破区域
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现在中国市场看起来是大，实际上市场都是分割的，主要是壁垒
太多。
他说，要鼓励各类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企业专业化、个人专业化；国有企业要尽快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不再开办新的国有独资企业，建立现代的、健康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国
内服务业市场，打破行业垄断，允许国有、非国有、外资普遍进入；促进出口贸易增长，降
低进口贸易壁垒。
高质量高增长 胡鞍钢认为，高质量高增长是基于技术进步。政府要增加对 R＆D 的投
入，5 年内应增加 1 倍以上，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引进国外技术，大幅度降低引进成本，特
别是应当加入信息条约，2003 年中国应实行信息产品零关税，环保产品零关税；积极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实行友好型而不是敌视型投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人才、管理、
R＆D、生产本地化。
胡鞍钢说，高质量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新兴产业。一是大力发展网络经济，迅速普及电话、
移动电话、电脑、因特网，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二是旅游业应成为战略性的主导产业之一，
积极发展文化娱乐业；三是大力普及基础教育，迅速普及中等和高等教育，促进我国教育产
业发展。如果中国丧失发展教育产业的机遇，我们就会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失
去最大的机遇，到头来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四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加速发展金融保险
证券业；五是大力发展医药、医疗、卫生、健康、体育产业；六是进行大规模生态建设、国
土整治，发展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
公平高增长 要把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人类安全与人类发展作为国家政策的中心课题，
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与人类关怀，这可以说是从亚洲金融危机汲取的最大教训。为此，
胡鞍钢提出，一是要实施西部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投资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三是在城乡地区实施
新的反贫困行动计划，向贫困人口“雪中送炭”；四是建立利国利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持社
会稳定；五是扩大公众参与，提高决策信息透明度，依法治国，限制各级政府的随意性，彻
底根除腐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高就业高增长 胡鞍钢强调要明确地从原来增长优先的战略转向就业优先的战略；大力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鼓励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家庭
就业和阶段就业；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流动，建立劳
动力市场，取消各类人为限制。
可持续高增长 为了实现可持续高增长，胡鞍钢认为，一是大量进口紧缺性、战略性资
源，包括石油、天然气、木材及其加工品，以贸易盈余换取生态赤字；二是充分利用市场机
制解决环境问题；三是利用大规模结构调整，关闭各类污染、资源浪费企业，不仅是关小企
业，大企业也得关；四是进一步减少煤炭运输和消费的补贴，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如天然气、
水电、太阳能、风能等；五是限期治理城市环境污染和大江、大河、大湖污染。[ 中国经济
时报 ]
经济学家樊纲谈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樊纲认为从长远看，一是要进行体制改革，这是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二是要发展教育，发展我们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三是要适应国际竞争的新环境。但是所有
这些都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问题。就当前而言，我们的许多企业的困惑在于面对国际市场、
国际竞争怎么才能“卖得出东西”。
樊纲指出，在当前我们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多数地区和企业来讲，首先要学会充
分运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所谓“比较优势”，一是在生产要素价格方面，要充分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某些高技术
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上我们的成本优势。需要认识到的是，在一些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
型产业中，由于我们资本还很弱小，而具有国际水平的新技术专利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因此
从“竞争力”、从企业“赚钱”的角度讲，我们多数企业还不具备优势，目前阶段上主要还是要
通过引进别人的技术来加速发展自己，跟上技术革命的潮流，缩小差距，最后才有可能把高
科技作为自己赚钱的产业。另一个比较优势则是“本土市场”的优势。要看到，一是中国的市
场已经是、加入 WTO 之后就更加是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有竞争
力，也就是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二是国内市场毕竟是我们的“本土市场”，有本土特色的
东西都可能是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比如对当地经济社会关系和体制规章的熟悉，人文
历史、风俗习惯以至文化语言等，都是我们的优势。外国人都在盯着我们的大市场，我们自
己如何充分开发这个市场，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要充分利用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东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包括利用引进外资的“外溢效应”，也包括直接引进适合于我们现阶段具体情况的、使我
们企业“能赚钱的技术”，这虽然要付一些钱，但可能比自己发明创造成本要低得多，还能节
省宝贵的时间，走捷径缩小差距。我们要从现在起就积极发展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国民科
技创新能力，但在现阶段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还是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这在目前对我
们来说还是一个较为“省钱”的方式。
今天不开始追求科技能力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就没有明天；而若没有经济观念，总去做
“不计成本”的事，我们就没有今天，也就更不会有什么明天。樊纲指出，一方面说明我们作
为发展中国家不必自卑，我们也有我们的相对优势，也会有自己的机会和竞争力来扩大国际
上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竞争越激烈，我们越是要脚踏实地，实事
求是地分析我们当前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不能把发展战略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上。
摘自《经济参考报》
专家访谈录：信息产业化的技术创新
杨毅刚（电信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发展非常重要的途径，如果没有创
新，国内的产品只能跟在国外后面走，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创新、采取跟随战略，
我们的产业就永远没有希望。创新的机会不常有，我们要看到其前景、支持其发展。现在的
创新必须是设计创新，要由我们自己来写标准。因为标准问题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经济利
益和国家主权之争。
周寰（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创新与跨越，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
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手段。跨越就要选准突破口，选突破口的依据是要在今后 5 年内能
在国民经济当中起重大影响的产品。在国外没有成果转化这个提法，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就
是直接针对市场的，不像我们出成果了才找市场。
徐顺成（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这次
创新大会的主题。创新要与产业、经济、市场结合，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市场。要研究如何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原来科研人员的成果通过鉴定就万事大吉，现在成果必须进入市场。
现在仅有成果不够，还要有专利；仅有专利不够，还要把专利变成标准、标准的制订要与创
新相结合，标准是为市场服务的。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通过“虚拟制造”，使科研院所进入
市场。
王永文（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总经济师）：技术创新要成为生产力，首先要成为
商品。企业能否成为创新的主体，是创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
一是系统能力弱；二是国家行为的力度不足，表现在成果的分散。一些技术创新的时间长、
风险高、投入大，仅靠企业自身很难搞。这就要国家出面，形成技术创新链。真正的创新要
非常注意市场，起点是技术，终点是市场。观念的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创新是一个非常艰
苦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技术创新上要注意中小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站在
别人的肩膀上”搞创新。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帮
助 。
邱晓华谈：整体经济可望继续稳定增长
邱晓华在今日出版的《了望》周刊上撰文指出，目前居民消费、民间投资等的增长有所
加快，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增强，国有单位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经济可望
继续稳定增长。
他表示，根据目前可预见的主要因素分析，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
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有利因素主要是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都有较大改善。不利方面主要是
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不合理并存，国际竞争加剧，通货紧缩的压力尚难完全消除。中国经济
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正处于转换时期，历史形成的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集中暴露出来，改
革和调整任务十分艰巨，短期内经济增长还难以完全改变周期性下滑的惯性。
另外，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供给结构的改善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健全，城市居民谨慎
消费的态度短期内尚难以有明显改变，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将制约国内市场的全面启
动。
邱晓华指出，目前尤其要处理好短期增长目标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关系，把改革、发展、
稳定三个环节协调好。当前，突出的是要改善企业和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增强人们的信心。
为此，要合理安排改革力度，增加改革透明度，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步伐；进一步发
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尽快改变物价持续下降的局面，改善企业、个人投
资融资渠道不通畅矛盾；要切实把减轻农民税费负担放在突出位置，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调整产业结构。《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 2 月 23 日)
曾培炎论述中国经济工作五重点
曾培炎认为，中国经济工作的五个重点：第一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
他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技
术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实现农业产
业化经营。
第二，促进西部大开发。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第三，推进城镇化，是广大农村地区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城乡消费，缓解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和产业聚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有利于现代文明的普及，
促进社会进步，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实施科教兴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加快人才的培养。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把企业培育成真正的技
术创新主体，促进科技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第五，坚持可持续发展，使经济的社会发展真正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资源永续利用、
生诚平稳、环境清洁的基础上。 （《中新社》2000 年 2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