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有国际金融危机第二冲击波吗
孙立平
编者按：是否会有第二轮金融危机冲击波，一直是社会各界、经济学家特别经济界人士关注的事，而且存在着争论。但防患于未然总比“急来抱佛脚”好，本文提出的一种观点，读者权当是一种提醒，一种警示，以期引起重视。
一、危机的波浪式推进：危机波与冲击波
就这次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犹如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金融层面的冲击和实体经济层面的冲击可能会交替而来。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这场危机原发地美国形成的危机波与对世界经济形成的冲击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现在人们对于这两者往往混为一谈，这可能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误判。
作为原发地的美国，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已经经历了两波，人们现在预测的是，第三波会不会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第一波开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说的次贷危机。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继之，美国次贷几乎整个行业崩溃，超过20家次贷供应商或是宣布破产，或是遭受巨额损失，〖JP2〗或是寻求被收购。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这标志次贷危机达到一个高峰。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银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至此，次贷危机已经转化为全面的金融危机。
第二波则始于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加深，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衰退的迹象出现。典型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通过7000亿救市计划以应对经济衰退，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巨头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对钢铁的需求大幅下降，钢铁生产急剧下滑。这个过程发生非常突然。前9个月，钢铁这个传统产业还似乎充满勃勃生机，生产率和利润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全行业呈现出近年少见的繁荣景象。然而华尔街金融风暴以及随后接连出现的全球经济放缓和衰退让钢铁工业迅速由颠峰滑落到谷底。美国钢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8月底，美国钢铁产量约为每周210万吨，而到12月底，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周102万吨。减少了50%。
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第三波冲击，目前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第三波的金融危机将发生在今年的夏季。不过对于这一波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一波的冲击将主要来自信用卡危机的冲击，也有人认为会由垃圾债券等因素所导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认为，这一波可能要比上两波的程度更为猛烈。如果金融危机真的会发生这第三波，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范围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进行评估。但也有人认为，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生。更乐观的说法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是认为，尽管金融危机在延续，但其核心区域已经转到实体经济，而非金融机构。经济评论家叶檀就认为，“金融机构确实面临着信贷违约率上升等风险，但有两大因素可以对冲这一风险。首先，工业贷款与个人信用贷款没有进行疯狂的资产证券化，泡沫与房贷相比，是大巫见小巫；其次，奥巴马可以将剩余的救助资金，直接转向企业与消费者，以印钞隐性豁免债权的方式，直接修补企业与消费者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未来的走势，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争论，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原发地美国本身金融危机的发作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对外部的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们可以大体看到一个趋势，越是到后来，这种差异就越大；越是到后来，受冲击国家受影响的实际过程，就会愈加取决于其内部的因素。换言之，越是到危机的后期，各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就越是受内部逻辑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可以使我们看到，在危机原发地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与受冲击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目前所明显感受到的，则是美国金融危机向经济实体转移，经济衰退出现的这一波。假如美国发生了第三波，向外界经济实体的转导则是第二波。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第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体系最脆弱的国家，特别是虚拟经济比重比较大的国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岛。冰岛是个人口仅32万，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每名冰岛公民身负37万美元的债务。
但事实证明，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当美国的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对外部的第二次冲击也就开始了。这第二波冲击主要是以影响实体经济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宣布进入经济衰退过程。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况显示：作为总需求主要构成部分的消费支出下降31％，GDP负增长03％。由于金融紧缩，经济衰退，需求减少，进口大量缩减。在这一波中受打击最大的，无疑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新兴市场。也正是在这一波中，中国开始明显感受到金融危机的压力。尽管珠三角企业中小企业的倒闭潮发生的时间更早，但整体来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情况的恶化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尽管如此，中国包括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还是外部的“冲击”。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冲击。尽管目前对在美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波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即使原发地美国本身不发生金融危机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不会明显恶化，其危机对外部的第三波冲击也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波冲击也可以看作是前两波冲击在其他国家内部的再次回响，或者是危机在受冲击国家内部的发酵过程。在这一波冲击中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将会是内部经济结构问题最大的国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之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兴起，新兴市场国家内部问题以全球化解决的空间缩小，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会进一步突现。如果说在第二波冲击中中国就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在这一波的冲击中，中国遇到的挑战会更有实质性。事实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一些过度借贷、盲目扩张和投资的企业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到来，这些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出现破产、倒闭。比如，2007年以2535亿元人民币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拥有的玖龙纸业据传陷于困境，就与其盲目扩张、债务沉重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这一时期将是内部结构问题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彻底显露的时期。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一波冲击发生的时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的时候。这一次金融危机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各国政府联手对危机进行干预，主要国家政府都出台了大手笔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内，这些措施对于防止危机的恶化，无疑会起到明显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下滑等。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些措施中的许多是仓促出台的，在缓一时之急后其某些消极效果会逐步暴露出来；一些措施只是使问题的爆发推后了，或减缓了，而不是解决了，过一段时间，问题还会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机，特别是无法消解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些最初的应对措施潜力释放完毕之后，造成这些危机的那些因素还会浮现出来。甚至目前的一些应对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来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像克鲁格曼这样一些经济学家在提醒，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长期经济低迷期。在一些国家，急风暴雨式的金融危机可能演变为一种慢性病。
危机波与冲击波的差异，会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最后会不会导致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即作为原发地的美国在经济上所受到的实质性损失并不大，甚至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而处在危机边缘的国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但对于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转变为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就在不断地探寻这样的问题，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上个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危机的传导过程及其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
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在美国，金融危机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变为经济危机则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救市方案，说明人们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危机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接着，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宣布濒临破产边缘，更标志这个传导过程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明显的经济衰退过程。
另一个传导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金融危机引发社会方面的问题，并最终演变为社会危机，是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后。当然这不是说，在纯粹金融危机的阶段就不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在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之前，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国会第一次表决7000亿救市计划的时候，特别是之前，很多人还是把当时的金融危机仅仅看作是华尔街的事情。只有当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经济衰退的前景已经明朗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危机才会发生。
产生两个传导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导致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资金链的断裂。美国三大汽车巨头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国的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会破产倒闭，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资金链的断裂（需求不足则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导致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的最直接的因素，则是企业倒闭、裁员所引致的失业问题。正因为如此，失业问题往往成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因为失业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结果就是贫困、生活无着、社会矛盾等现象的发生。同时，相当一部分人失去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意味着社会中的购买力会进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严重，人们对于前景的预期也会恶化。
明确危机的两步传导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场金融危机中的一些问题，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
首先，是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问题的独特性。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源发地，因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危机两步传导过程。但尽管如此，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遭遇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在这里。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失业问题也会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真的破产了，不仅会涉及到公司本身12万工人的饭碗，还会影响相关产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就业。但尽管如此，有两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由于美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即使是金融危机已经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其就业问题并没有传统经济危机中那样严重。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很有限，而且所涉及的主要是非美、非欧籍职员。第二，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而中国的问题却明显不同。如果说美国的危机是内源性的，而中国的问题则是外致性的。中国经济问题的产生不是中国金融系统本身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而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的。而且，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是直接冲击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而是经由经济衰退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更进一步说，正如吴敬琏先生早就指出的，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前面我也曾将这个问题概括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所以，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最初的阶段上，首当其冲的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而在实体经济的问题深化之后，房地产、汽车和IT将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而且，这当中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就实体经济本身而言，中国国内可能会有一个内部地区间传导的过程。珠三角和长三角是这次危机首当其冲，也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但在短暂的混乱过后，这两个地区会将自己本来外销的产品转向内销。由于这两个地区原来工业的基础及其配套设施就比较好，其在国内的竞争中会有明显的优势。这样可以预期的是，其他地区的经济可能会受到这些转向内销企业产品的冲击。
更进一步的，就是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失业。特别是需要看到，在这个环节上，中国与美国相比是明显不同的。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的经济减速，在中国产生的就业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重。第二，在中国受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中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根据有关部门的数字，在本地乡村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有23亿人。即使是5%的失业率，就是1000多万人。第三，中国没有美国那种比较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极为不健全。因此，在社会层面遭遇的问题中国会比美国更为麻烦。由于缺少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失业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近些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农民工的失业会导致农民增收的困难，经济危机也会由此而导入到农村。
其次，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将决定危机的深度。其实，前面所说的两个传导过程当然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传导过程决不会如此简单。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多次传导和反向传导的过程。
三、金融危机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在面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金融产生严重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中国没有美国那种大面积的房贷断供，没有明显的信贷链条的断裂，没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在正常运转。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下跌，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势开始的时候，其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尽管已经发生，但其世界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还没有发生。
危机中“中国的经济问题”反倒是表现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换言之，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内部因素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这就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本来正在酝酿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恰在此时，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阻断了中国避免这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口，从而引爆了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
四、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机的关键
在金融危机中，无论是原发地危机按照逻辑的深化和蔓延，还是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链条，就是对于信心的摧毁。而且还可以说，在危机向外部产生冲击的过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全球金融危机除美国外，其他地区都是信心造成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但也说明信心这个因素在危机中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信心危机。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描述30年代大萧条时这样写道：许多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李普曼当时就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决不仅是一场经济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社会的危机；它不仅是一场在社会的经济层面上发生的危机，同时也是一场发生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金融危机中信心的重要性是在于，金融危机导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会进一步恶化危机。
在危机中重建信心，不是要说要粉饰太平，也不是对问题讳莫如深，更不是对有关的举措不能讨论争论；重建信心最关键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机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美国人信心的恢复是在罗斯福当选，而新政的那些政策还没有出台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到大选对于信心恢复的作用。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中国具有独特的信心资源。在中国，信心的拐点取决于政策信号。此种情况下对政策信号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轰滥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危机。特别是2008年11月9日，中国推出了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确定了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其实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关于“4万亿”发挥效应的时间，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的经济学家认为“4万亿”发挥效应时间是2009年一季度，33％认为是2009年二季度，53％认为是2009年下半年，3％认为是2010年，只有4％认为“作用不大”。这表明，至少在专家那里，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明朗。尽管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于解决一些深层的问题还很难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对于危机中信心的恢复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五、危机中最重要的机遇是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理解机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战。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挑战，而且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对此也许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但问题是，这种挑战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仅仅是国际上的经济衰退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下滑？仅仅是我们的实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许这场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最大挑战，是冲垮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这里说的无法持续，不是指在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特定的背景下无法持续下去了，而是说，它标志着一种发展方式的终结。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以应对，而忽视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结构的调整，不但会错过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好机会，很可能会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发展方式的回归。就此而言，可以说是短痛易止，长痛难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