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科技理性是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日益凸显的背景下， 形成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
式，是滥觞于西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根基。 对现代
化进程中科技理性的张扬及其社会后果的反思和批判，是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早在 19 世纪中
叶， 马克思就针对机器大工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使用，
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异化劳动理论。 20世纪初，现象学宗师
胡塞尔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实证主义科学对科学
理性的形式主义追求扼杀了哲学，造成了“欧洲科学的危
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也指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
种“座架”，它意味着自然、事物和人本身沦为科学技术的
“持存物”，人的存在的本真性被遗忘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鼻祖卢卡奇，径直地把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从马克思时
代对劳动异化的政治经济批判，转到了对发达工业社会中
科技理性统治的文化批判。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技术理性主
义，它的悲剧性辩证法，就在于它非但没有达到增强人的
自由和本质力量的目标， 反而变成了奴役和统治人的力
量。 当代西方学学术巨擘哈贝马斯 ［1］指出，“第一位的生产
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
合法性的基础。 ”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
形态，即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科学技术对现行社会制度的
辩护和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使“生活世
界殖民化”。 对此，必须实现理性范式的转换，以引导现代
化进展［2］。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则举起
非理性主义的旗帜，反对以科技理性为根基的整个现代性
工程。 在对科技理性绵延不绝的批判，和关于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关系问题的论争中，浸淫于深厚的哲学思辨传统又
敏感于高度现代化的风险症候的，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和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创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场了。 作
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批判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化过程
中科技理性的批判，不是从科技理性对人性异化的纯粹哲
学思辨切入，而是以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为背景，通过对现
代新风险及其特征的描绘和确认，来深刻揭示科技理性在
现代性转型中的悖论性存在，进而寻求超越科技理性悖论
的人类未来发展之路。为我们考量科技理性的作用及其限
度，提供了独树一帜的理论资源和学术视角。
1 风险社会视域的开启
从最宽泛的意义来看，风险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基
本现象。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化解危机和超越
风险的历史，因而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都
可以说是一种风险社会。但当今风靡于国内外哲学社会科
学界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风险社会”概念，并不是在一般
意义上而言的，而是对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已完成工业化
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趋向，和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人类未来
命运的反思和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与贝尔的“后
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卡斯特尔的“网络社
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等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那么，
风险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这一概念及其理论与类似概
念和理论相比，能为我们反思以启蒙理性为根基的现代化
过程提供什么样的新视域呢？这些问题只能结合风险社会
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情景、理论语境及其理论架构和旨趣
才能深入理解。
风险社会视域下科技理性的悖论与超越
何小勇1，张艳娥2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西安财经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科技理性是滥觞于西欧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根基，对科技理性的张扬及其社会后果的反思和
批判，都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批判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打开了科技理性批
判的新视域。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风险使科技理性的悖论昭然若揭。 要应对全
球风险，必须超越科技理性的悖论，实现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大融合。
关键词：科技理性；风险社会；现代风险；社会理性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04-0096-04
收稿日期：2007－09－20
作者简介：何小勇（1974-），男，陕西白水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
社会发展理论；张艳娥（1976-），女，陕西西安人，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26卷%第4期
2009年 2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
Feb. 2009
第4期
20 世纪中叶以来，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核技术、信
息技术、空间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不断涌现。 这些
高新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人类生产的物质财富极
为丰厚， 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提供了舒适安逸的生存环境，
但同时也带来了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巨
大风险， 导致了人类社会在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的状况
下，对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安全感的普遍缺乏。 两极格局的
解体、全球化浪潮的汹涌，重构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模式，也重塑着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 现代化进程步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现代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 面对
从理论上把握现代社会转型的各种概念和理论的众声喧
嚣，面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颠覆现代性与保卫现代性
的激烈争论，贝克把此前一直停留于技术———经济层面的
风险概念提升到社会哲学的层面，构建了“风险社会”概念
及其理论体系，开辟了从风险视角透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
视域。
在贝克 ［3］看来，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经过几百
年的发展，业已耗尽和丧失了它的优势，如今正在破坏它
自身作为工业社会连同其功能原理的前提。处于工业社会
道路上的现代化，正在被一种对工业社会原理的现代化所
代替，“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
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简言之，
风险社会概念描述的是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现代性的一
个新形态。 之所以名之以风险社会，是因为现代化发展到
今天，贫困问题通过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通过法律和
福利国家的保护和规范，已经失去了它作为一个超越于其
它一切问题之上的首要问题的紧迫性。 与此同时，现代化
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又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
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
之不知所措。 “自从 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
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一项决策
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
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
所经历的各个时代有着根本的区别 ［4］”。 当今人类置身于
其中的正是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不再是社会进步中
的偶然事件，而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在当代社会发展中，
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型塑，现代化进程中结构性地产生出
来的风险也全球化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性使它们拥有一
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 不管人们是否感知甚至极力否认，
“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已经形成”［3］。 “从总体上考虑，风险
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5］”。 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全球化
是多维度的全球化现象的重要一维。 近年来，全球气候的
温暖化、灾害性气候事件的频发、核泄露和核废料对环境
的长期性危害等全球生态风险， 致命性病毒的出现与蔓
延、转基因食品的大量生产、人体遗传工程的隐患等全球
健康风险，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
不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日益紧缺等全球经济风险，极权思
维和霸权主义的增长、“文明冲突”的加剧等全球政治文化
风险，恐怖主义的肆虐、基于核技术生化技术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扩散等全球战争风险，都曾经以灾难性事件向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发出了警告，也佐证了风险社会概念及
其理论的敏锐性和解释力。 但是，“风险社会”并不仅仅是
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和判断，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展示了审
视和反思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视野。“在风险社会这个阶段，
对由技术的、工业的发展所制造的危险的难以预测性的认
同，驱动了对社会环境的基础的自我反思与对占统治地位
的习俗和‘理性’原则的评价 ［5］”。 风险社会并不是悲观地
宣布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陷入风险或灾难的宿命，而是要求
对现代化进程及其经典理论构想进行深层的反思，因而也
是一个高扬人类主体性精神的自我批评的社会，它为我们
反省科技理性的作用打开了新的视域。
2 现代风险与科技理性悖论的揭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中， 人类不得不开始
面对一些在传统社会无需面对的新风险。 20 世纪中后期
以来的现代性转型伴随着风险的整体转型。在“风险社会”
的理论视域下，风险社会中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系列根本不
同于传统风险的新特征，它们使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理性的
悖论昭然若揭。
其一，现代风险具有不可感知性和知识依赖性，它们
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的产物，但是科学技术已不能给出
一个普遍接受的风险定义。 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风险或危
险，是可以通过人的鼻子和眼睛被明确感知的；但在今天，
“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 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
学的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和核威胁）［3］”。 在现代
化的高度发达的阶段即风险社会中，风险“首先是指完全
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
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
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
害一般是不可见的。 然而，它们却基于因果解释，而且最初
仅仅是以有关它们的（科学的或反科学的）知识这样的形
式而存在。 因而，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
者削弱，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
的［3］”。 这就是说，风险既是一种客观实在，又是一种社会
建构。 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它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
业的过度生产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它又依赖于知
识及其传播。 贝克［6］特别强调风险概念的社会建构这一维
度，指出“风险归根结底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它们
是一些社会构想，主要是通过知识、公众、正反两方面专家
的参与、对因果关系的推测、费用的分摊以及责任体系而
确立起来的。它们是认识上的构想，因此总是带有某种不确
定性”。 正是风险定义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现代
社会的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对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
己，并通过界定风险的方式来规避影响到他们利益的风险。
这些界定虽然不得不依赖于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理性，但
科技理性追求确定性和统一性的本质要求在此已不再可
何小勇，张艳娥：风险社会视域下科技理性的悖论与超越 97· ·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年
能。 “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3］。 ”
其二，现代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和不可控制性。 这就
使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风险计算和风险控制的局限性暴
露出来。早期现代化阶段，即工业社会时期，是一个对风险
和灾难进行推算和预警， 并不断提高其精确性的时期，现
代保险业的出现和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扩张就是典型表现。
但在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风险社会中， 在力求做到至善
至美、无懈可击的核动力时代、化学技术时代和基因技术
时代，人类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而逐渐普遍认同的保险原
则，却在核电站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光环前止步了。 无论从
经济学意义上，还是从医学、心理学乃至文化和宗教意义
上说，要对核风险进行保险都会让人觉得无从保起，因为
这种灾难一旦发生，我们都将不再存在。“随着人类社会所
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的不断增加，可以保险的领域反而越来
越小。仔细捉摸这一似非而是的趋势，我们不难想象，今后
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 ［4］”。 核风险、化
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已经彻底摧毁
了风险计算和风险控制的支柱：首先，无法弥补的全球性
损害，使风险计算中的货币赔偿概念失灵了；其次，在人们
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糕的致命事故状态下，风险计算关于事
故善后处理，及对结果进行预警检测的安全概念变得无意
义了；再次，风险事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范围与界限的消
失，使风险计算无法操作、无法推算；最后，灾难性事故产
生的影响，或呈澎湃奔腾之势，或呈浸润蔓延之态，或呈快
慢交叉、疾缓重叠之姿，使得风险计算成了一个没完没了、
有开始无结局的事情。全球化就是以科技理性为根基的现
代性的激进化，其后果就是风险社会的肇始，它所造成的
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风险社会中不
可计算和不可控制的风险，正是工业社会中科技理性主宰
下精确计算和控制思维高度发达的产物。 科技、经济和法
律专家用量化的概念和数学化方法，把尚不具有技术可管
理性的风险以“潜在的副作用”的名义合法化，认为它们并
不存在。 正是这些“潜在风险”的暗中累积，导致了今天的
全球风险社会。 现代风险的不可计算性和不可控制性，使
科技理性“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信念崩塌了。
其三，现代风险具有不可归因性和政治伦理性。 而以
因果解释为基础的科技理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与经济理性
结为同盟，与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离异，这就使科技理
性不足以在全球风险社会的境遇中，为人类承诺一个更加
安全和美好的未来。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验证是科学
理性的核心内容，设定一个各种危害的可接受水平，确定
风险源和明确的责任主体，按照“污染者补偿原则”进行经
济补偿，是以科技理性为根基的现代管理和法律认识来消
除风险的根本方法。 但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虽然有越来
越多的法律和法规，但风险社会却是一个责任主体模糊和
缺位的社会。比如，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从严格意义上说
一直是模糊混乱的。立法机构将环境污染的标准制定得越
严格，环境风险和灾难的责任主体就越多，每一个责任主
体承担的责任就越小，而且还越容易造成相互扯皮、责任
模糊、无人负责的怪现象，导致真正的责任主体缺位和虚
位。 更重要的是，现代风险“由工业制造出来，被经济学外
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
得表面上无害 ［5］”，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联盟制造
了现代风险，然后又建立一套强势话语来推卸责任。 科技
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共谋，借助专家话语使现代性的主要社
会制度对待风险的真实态度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
穿过科技理性构筑的现代技术、法律、政治之网，在全球肆
无忌惮地蔓延。 现代化进程孕育的风险，具有明显的社会
化特征。 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具有巨大威力和潜在风险
的现代科学技术之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巨大风险，已经不可
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由于人类实践活动向广度和深
度的拓展，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构成及其后果趋于高度复合
化和复杂化：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个人风险、区域性风险
与全球性风险，物质利益风险与文化风险、道德风险等非
物质风险、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相互重叠、相互引发。 “科
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害性的断言，永久地
反驳着自身 ［3］”。 社会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认识具有特殊
的政治爆炸力，它必然触及对权力和权威及其理性基础的
再认识。 面对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巨大风险，人们不得
不重新思考那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 我们希望如
何生活？ 而科技理性的风险归因和自我膨胀，使它对自身
提出的这些深层问题总是漠不关心。
3 对科技理性悖论的超越
在启蒙运动和现代实验科学基础上形成的科技理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扬以至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在为
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不仅造成了人性的异化，
而且颠覆着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基础和人本
身，内在地侵蚀着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把人类带入了全
球性的风险社会时代。 马克思［7］曾经在资本主义工业现代
化的早期就曾经讲过，“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
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
成为别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
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
果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
质力量。 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
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是显而易
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如今，基因技术风
险、核风险、生态风险、金融风险和恐怖主义等新型风险使
人类的发展面临着更为深刻的“本体危机”，人类社会的进
步问题转换成了生存问题。这就不得不对科技理性进行认
真的自省和反思，在揭示科技理性悖论的基础上，探寻对
科技理性的超越之路， 为现代社会发展奠定新的理性基
础。 针对这一问题，风险社会理论既反对后现代主义的非
理性主张，也反对科技理性对理性的垄断，提出了“第二次
启蒙”的方案和口号。
98· ·
第4期
Paradox and Surpass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in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He Xiaoyong1，Zhang yan2
（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nd Administration College，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e，Xi’an 710061，China）
Abstract：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are spiritual groundwork of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process which originated from
Europe countries, and reflections and critiques on its expanding and social aftereffects are unfailing hot issue in academic
circles. As a kind of rising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unfolds a new perspective of critique o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modern society experience unparalleled risks which make paradox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abundantly clear. In order to manage global risk society, we should transcen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urge cooperation and harmoniz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 with social rationality.
Key Words：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ationality；Risk Society；Modern Risk；Social Rationality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指的是 17、18 世纪欧洲所发生的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宗旨就是运用理性来
破除宗教信仰，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化和幻想，使人摆脱
蒙昧状态，达到“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
由［8］”。 在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启蒙理性的集中体现
就是科学理性的扩张。 由于科学垄断了真理，自身变成了
新的神话，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展开为技术理性、经济理
性和工具理性，因而造成了社会发展的技术统治的线性模
型，使人类充满生机的关系统统成为工具理性。 通过对现
代风险问题的确认和讨论，通过把高度现代化社会诊断为
“风险社会” 并促使其自我反思，“激活并调动在科学中沉
寂的理性来反对它的希望仍然存在。 科学可以改变自身，
并通过对自己历史上的自我概念的批判而在理论和实践
上复兴启蒙 ［3］”。 相对于理性对宗教的启蒙，对科学理性的
启蒙就是“第二次启蒙”，它鞭策第一次启蒙中科学的普遍
主义苛求，要求人们“去弄清各种文化传统的彼此不同，将
各种文化传统的差异之处联系起来， 学会在多样性中生
活，并从中造就出什么来 ［6］。 ”具体而言，就是把启蒙的批
判和怀疑精神运用于科学自身， 从根本上进行 “理性改
革”，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和缺口。 因为“没有
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
性是盲目的 ［3］”。
那么， 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合作与和解何以可能？
在现代化进程中， 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确实是分裂的，但
在现代新风险的出现及论争中，这种对理性的划分已变得
越来越不可能了，“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
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的社会感知依赖于
科学的论证 ［3］”。 在风险社会视域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
相互交织、相互依赖。风险问题，本质上是彻底的人的问题
和社会问题。 社会理性是科技理性的内在伦理和价值支
撑，科技理性是社会理性得以体现的必要工具和手段。 由
于对安全感的渴望是个人和人类社会的本体论诉求，在各
种巨大风险和灾难的责任主体虚位的忧虑面前，人类必将
创造出新的团结形式，超越个体主义的功利评判和民族国
家治理的局限。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都是从各自不同
的视角来解读风险社会的，这就需要通过谈判、讨论、协商
的方式来形成一个使社会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可以凝聚各
方力量的社会理性基础。 因此，这样的社会理性基础必然
是开放的、动态的。 风险社会始终存在着寻找这种理性基
础的压力。 全球性的新社会运动，诸如环保运动、和平运
动、女权运动等为这种新理性的出现提供了场域，它们的
特征是党派、国家、地区、宗教、政府、反叛者、阶级的特有
的“对立联盟”。通过改变政治活动的规则和边界建立起政
治自由，使新的联合变得更为开放和敏感，同时还能够被
磋商和改造，是对传统议会制的代表性民主政治的超越和
再造，是个人责任的全球性连结。这样，要走出科技理性的
宰制和悖论，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解，就必须超
越对理性概念的纯粹思辨，把政治自由置于现代性的核心
位置，进行创造组织责任的新政治形式的社会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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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出版社，1999：69．
［2］ 沈步珍.人性化向度：风险社会下技术控制的缺失［J］.科技
进步对策，2005（9）.
［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 ［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马
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32．
［5］ ［德］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4．
［6］ ［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 ［M］．杭州：浙江人
民出版社，200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责任编辑：赵 峰）
何小勇，张艳娥：风险社会视域下科技理性的悖论与超越 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