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摘要]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赵
奇伟等(2007)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采用我国 1997~2004年 31个省市的面板数
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滞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为负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针对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获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
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
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
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
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
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
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
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
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
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
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
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
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
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
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
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
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
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
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
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
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
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
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
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
(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
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
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 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
AC0下移至 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 Q0削减至 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
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 AC1上移至 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
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 OA′提高至 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 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
溢出效应 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 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
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
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
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
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
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
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 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
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 A′B′和 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 A′C′表示。东
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
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
1中 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
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
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 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 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
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 C′落入 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
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
C′就会越接近于 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
效应不会使 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 C′
就会落在 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
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
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
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
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
t=1、2、......8(设 1997年为时刻 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 为我国 1997~2004年 31个省市中第 i地区第 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
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 1997~2005年《中
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 i地区第 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
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 6年、9年、12年和 16年,则各地
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
用数据来自 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 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 1。其
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
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
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
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
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
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
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
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
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
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
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 GDP之比来表示 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
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 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
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 GDP数据均来自 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 openit和 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 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
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GDP和的比值 FGDP,另一个
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 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 1998~2005年《中
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 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 1,使用 AFDI时为模型 2。
根据表 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 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
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
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
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
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
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
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
“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 1997~
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 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 1997~2000,2001~2004
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
已经较低,到了 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
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
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
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
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
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
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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