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与对策建议
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
一、国际大都市的分类
对国际大都市的分类，目前大体有如下三种方法：
第一分类法：按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政治、经济职能状况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国
际政治型，如日内瓦、莫斯科；第二类是国际经济型，如香港、新加坡；第三类是国
际政治、经济综合型，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这是使用较早也较普遍的分类
方法。
第二分类法：按国际经济主导功能的不同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国际金融型，如卢
森堡、苏黎世；第二类是国际港口、贸易型，如阿姆斯特丹、巴拿马；第三类是经济
综合型，是金融、贸易、港口、科技等综合型经济中心，如纽约、东京、伦敦、香港
等。
第三分类法：以国际经济活动转移与变化的层次为标准，把城市分为三级结构：
一级中心城市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二级中心城市如亚洲“四小龙”所属的大城市；
三级中心城市是东盟国家的大城市。这一分类法虽然有点简单化，但反映了国际大城
市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密切相关，即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了国际城市化进程。
二、21 世纪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趋势
上海在建成国际大都市过程中要正确地进行目标选择，恰当地为自己定位，除了
要了解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共性、一般分类及其类型之外，还应对 21 世纪国际大都市
的发展趋向和新特征有一个基本的预测、认识和把握。这样，我们才能既立足当前，
又有超前意识。否则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无法实现超越性、跳跃式、大跨
度的超常发展。
从全球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世界经济重心从本世纪下半期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
从而国际城市区域布局也发生了区位转移，即向亚太地区转移，预计 90 年代下半期
到 21 世纪初，都将处于这种国际性大城市的重组时代。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的形
成，极大地推动国际性城市空间布局的重组与变化。沿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兴起，首先
带动了东京、汉城、香港、台北、新加坡、曼谷、悉尼等国际性城市的兴起。上海位
于太平洋西岸的中部，正处在国际性大城市重组变动的区域之中。一方面，上海将会
成为太平洋经济圈东、南、北三面向西辐射的桥梁和重点；另一方而，随着中国经济
的崛起，上海必将成为连接东亚、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中心点和交汇点。如果我们把
眼界进一步打开，随着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中地位的提高，随着亚太经济在世界经济
中地位的提高，上海将会成为连结亚洲、美洲和欧洲经济的一个新的中心点和交汇点。
到那时，上海将成为一座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现代国际大都市。
城市作为人类和经济活动的聚集空间，其国际性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当国际分
工、国际交换开始出现，世界市场基本形成时，才开始了国际性大城市时代。机器大
生产的出现是第一个国际性城市时代的原动力，使伦敦、巴黎等城市成为世界性的贸
易枢纽，并且作为世界性制造业和生产基地的中心地位开始确立。然而，20 世纪世界
性的技术革命改变了原来空间上的局限，产生了第二个国际城市化时代。与第一个时
代相比，最为显著的区别是国际城市带的出现。如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
华盛顿组成的美国东北部城市带，由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京都、神户组成的
日本北海道城市带等。这样，就使原来个别城市的点状辐射走向带状辐射、群状辐射，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这种城市向国内和世界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它使原来的松散的联系
变得较为紧密，并促使城市的功能类型、结构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因此，国际城
市带或城市群的出现告诉我们，当代国际城市发展的时代，已经不是近代那种几个明
星城市独领风骚的时代。以城市带或城市群为特征的国际大都市的成长告诉我们，必
须从区域城市布局与关联中来考虑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模式选择问题。
不仅如此，当今世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时代。在这个进程中，
国际间的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形成了集团经济的对峙。因此，单个国际城
市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将十分严峻。它要求作为中心城市的国际大都市与周围城市群体
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形成严密而又合理的“城市集团”，来面对世界性区域性集团的竞
争。从这个方面来说，国际大都市发展的未来职能不再局限在原来那个空间中进行协
调，而是进入开创地区城市经济间全面协调的时代。未来 21 世纪的国际大都市，将
以协调大城市集团共同发展来面对世界区域集团竞争，以此为其明显的管理特征。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而受到资源的供给性约
束。同时，由于供给是由需求来调节，因此需求结构变动也制约经济的发展。当一个
国际性大都市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两极性约束的限制。而人类
克服上述两种根本性约束的主要手段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及其
在生产中的运用，一方面创造出日益丰富和广泛的新的社会消费方式，从而不断改变
着传统的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创造出许多新型产品来替代那些日益受
资源约束的传统产品，从而克服社会资源的约束。当前在许多国际大都市中高新技术
企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就是科学技术、知识、智力作用逐步显露
出来的实证。未来的 21 世纪，传统工业化文明时代的大都市发展模式宣告终结。与
后工业化社会的高度信息化时代相适应，原先的高度集中的制造业将从这些大城市中
扩散、转移和分离出去，将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其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那时的国际
大都市将以生产和分配技术、知识和信息产品这一全新的城市功能为其主要功能。这
样既彻底摆脱了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病”，又走在信息化甚至智能化时代的前列。
因此，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的长远关键所在是把信息和科技、教育相结合，大力发展
高科技和生产知识、信息产品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谁拥有高科技和智力或知识密集型
产业的强大优势，谁占领智力的制高点，谁就将是未来国际大都市的佼佼者和决胜者。
三、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定位
现在让我们来为上海建成什么样的国际大都市进行目标选择，并从战略与策略的
高度来为上海的未来发展定位。从类型选择来看，若以国际政治、经济职能状态为标
准，毫无疑问上海属于经济型国际大都市；若以国际经济主导功能为标准，很显然上
海将选择经济综合型国际大都市模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上海具有国际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综合经济功能；若以国际经济活动转移与变化的层次作标准，
我们应该如实地承认如今的上海还在“三级中心城市”的位置上。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
的状况， 上海在总体经济实力、现代城市功能和经济国际化程度与水平上，都要高
于新加坡之外的一般东盟国家大城市。同香港、新加坡比较，尽管上海在某些方面也
许并不比它们逊色，但从整体实力、总体水平来看，又同它们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看
来，把上海目前所处的结构层次定位在二级与三级之间“即二级半”的层次上可能是比
较恰当的。而上海建成国际大读都市的目标从世界城市结构层次的排列来看，应是以
香港、新加坡为主要参照系，走在除东京之外亚洲其他大城市前列的、跨入“二级中
心城市”层次的现代国际大都市。
综上所述，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模式可否这样来概括：具有国际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综合功能的远东“二级中心城市”。
当然，在策略上我们甚至不妨自认“老三”，以便励精图治，不断鞭策自己，痛下
决心，急起直追；但在战略上，我们一定要坚持高标准，瞄准 21 世纪国际大都市的
新特征，加快产业转换，加速开发和开拓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并注意“大上
海地区”(紧密的地区和城市集团)和周围城市群体的建设，到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时候，
上海在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城市功能等方面，不仅赶上，甚至会超越香港和新加坡。
这是完全可以预言的。
（《特区经济》1993 年第 10 期）
上海建成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条件分析
上海要建成有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功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一项规模
巨大、标准很高的系统工程。上海是否有条件实现这一高水平目标的系统呢?应当说，
上海已具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系统的条件。
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其综合经济实力本来就雄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据 1991
年全国十大城市的统计资料，在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国内生产总产值、国民收
入等各项总量指标上，上海都居十大城市的首位。这一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达 1975
亿元，是北京 895 亿元的 倍，天津 782 亿元的 倍：广州 537 亿元的 倍。从
国内生产总值看，上海为 亿元，是北京的 倍；天津的 倍；广州的 倍。
其他一些反映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指标，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外贸口岸出口总额、
港口货物吞吐量、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等指标，上海也都位居第一。尤其是近年来，
上海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加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各项工作都在全面、高效地向前推进，
为实现建成“三个中心”、“一个龙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经
济基础。
(1)国民经济出现高速增长。80 年代上海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一倍，
年均增长 ％，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 90 年代，开始加速增长，1990 年、
1991 年与全国持平。1992 年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10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
高于全国 2．8 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外贸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均达到两位数。工业 300 种优先发展产品产值比上年
增长近 40％，能源、原材料产品、建材、机电类产品、新一代耐用消费品以及轿车、
通信两大主导产业产品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2)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80 年代上海的产业结构朝着合理、优化的方向调整。
长期萎缩的第三产业出现较快发展的势头。其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 %，高于第一、
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长 ％和 ％的速度，其中金融保险业、旅游服务业、房地产
业和信息咨询业发展更快。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80 年代初的 ％
提高 ％。这一比重 1991 年提高到 ％，1992 年更提高到 ％。整个 80 年代，
第三产业平均每年上升 个百分点。但进入 90 年代，第三产业也加速发展。1992
年比上年提高 个百分点，产值增幅和投资比重分别比全国高出 3 个百分点和 12 个
百分点。
(3)要素市场建设迈开大步。近年来，上海把培育现代化大市场作为经济改革的重
点，以要素市场为突破口，市场体系建设在短期内跨出了一大步。金属、煤炭等首批
国家级期货市场已经建成运行，其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各地。这些市场在建立之初，就
参照国际惯例，采用先进的交易方式和现代化的交易手段，并积极创造条件与国际市
场接轨，对全国同类市场起到了示范性作用。金融、生产资料、房地产等要素市场交
易规模迅速增长，单 1992 年全年证券交易即达 760 亿元，其中股票交易量 494 亿元，
上海已成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中心；外汇调节市场成交 37 亿美元，短期资金市场同
业拆借达 1600 多亿元，居全国首位，金属交易所累计交易额突破 600 亿元，其价格
指数已左右着全国的金属交易市场；土地批租 201 幅，有 2060 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
通过有偿转让进入了房地产市场。由于各类资金、生产资料市场的发展，使上海迅速
成为全国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的交汇点，长期以来制约上海经济发展的资金、原
材料不足的矛盾得到明显缓解，使上海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有了扎实的基础。同时，由
于资金、资源流进流出，也增强了上海经济对区域市场的辐射力和对全国经济的影响。
(4)浦东开发开放加速全面启动。近年来，上海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浦东开发按照
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新区的要求，实行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基础建设、
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先行，高标准地推行开发建设。到 1992 年底，新区有
外商投资企业 737 家，总投资近 40 亿美元，直接利用外资 亿美元；中央各部门
和兄弟省市投资的企业 1410 个，直接利用外地资金 亿元人民币。浦东已成为海
内外客商投资的热土。而且投资项目大，第三产业项目多。在陆家嘴小区内建设的 120
多项楼宇项目，平均投资额达 2 亿人民币；金桥小区平均每个项目投资在 1000 万美
元以上。大批金融、贸易、商业和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企业进入了新区。原定五年完成
的新区十大基础设施工程可提前两年竣工。四个重点开发小区加速启动，外高桥保税
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初具雏型。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增强了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为上海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使上海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有可能早日实现。
(5)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80 年代上海用于电力、交通、邮电、市政设
施、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亿元，占用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的 ％。上海港客运总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国际邮件交换站、电讯大楼、
上海铁路新客站、沪嘉高速公路、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等工程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利用
外资建设的地铁、南浦大桥、合流污水治理、虹桥机场改造等重点基础设施，有的已
经建成，有的正在抓紧建设中。1992 年，上海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全年投入资
金 100 亿元。各项重点建设全面推开。全市头号工程浦东杨高路实现当年动迁、当年
开工、当年通车；外滩综合改造一期工程仅用了七个半月时间：地铁、杨浦大桥、合
流污水工程、内环线高架道路等重大工程进度明显加快。电话装机容量突破 100 万门，
郊县电话交换基本实现自动化。另外，通过土地批租，改造旧城区走出新路子。市区
拆迁住房 平方米，其中危房、棚户、简屋占 ％，有近 4 万户居民改善了住
房条件，腾出的黄金地段用于发展第三产业，城市布局和土地使用得以合理调整，城
市面貌有了较大改善，使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功能改造，与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中心的战略目标相适应。
所有以上这些基本条件，使上海建成“三个中心”、“一个龙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基本条件，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可以转
化为现实性。值得一提的是，1992 年上海经济的发展已经初露了这种转化的端睨：国
民生产年增长率达 ％，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了近 2 个百分点。如果照这样势头发
展，上海在今后 20 年左右保持 GNP 年均增长 9％～10％，第三产业比重年均增加 2
个百分点，创造一个“上海奇迹”是既有可能性又有现实性的。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创造“上海奇迹”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上海要实现前面
所说的目标系统，建成“三个中心”、“一个龙头”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还存在着种种制
约条件，而其总体性制约条件就是上海的“计划经济病”或曰“上海病”。早在 30 年代上
海就是中国的国际性市场中心，因而是中国以至远东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是中
国经济的龙头，形成了上海发展的基本模式。但是，50 年代初以后，这个模式被否定
了，被代之以“计划经济”的“工业基地”模式。上海在远东的地位被香港、新加坡迅速
取代。90 年代以来，才逐步确立了适合于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在 30 年代行之有效
的“三个中心”、“一个龙头” 的市场中心模式，使上海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
头。
问题在于，这个新的目标模式还刚刚被确认，“上海病”依然故我，病势沉重。对
此，必须作出清醒判断，否则，上海自身就难以把握中央提出的“三个中心”、“一个龙
头”的现代国际大都市这个目标模式。
“上海病”的第一个症状是计划经济体制包袄的沉重性，或曰“体制病”。尽管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 10 多年，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区的市场化进展很快。但是，
上海作为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旧体制惯性巨大，原有体制包袱特别深重，因而始终未能
很快市场化。当然，上海也实行价格放开等改革，消费品价格基本放开了，生产资料
价格也大部分放开了。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是生产要素价格也要放开，如资
产价格、资金价格、企业价格、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房产价格、信息价格、技术
价格等等，都应放开。对以“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为主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区来
说，消费品，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资产、 资金、劳动力等等要素价格也大体放开
了。可是，对上海则不然，因为上海是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的，国有企业比重大，
大中型企业多，要素难以市场化。如 1991 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近 2/3 还是国有企业制
造的，固定资产投资的 80％以上还是投向国有企业的，而国有企业因改革滞后始终不
能市场化，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最深层次的难点。
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步履艰难，上海由此而继续背上了沉重的计划经济体制包袱。
“上海病”的第二个症状是“工业基础”模式的结构包袱的沉重性，或曰“结构病”。“计
划经济”否定市场，否定市场也必然会否定第三产业。于是在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
比重激增，第三产业比重萎缩。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
％，下降到 1978 年的 ％。上海本来作为“市场中心”，其工业也以面向市场的轻
纺工业为主。计划经济否定市场，也否定了面向市场的轻纺工业。于是，上海一方面
变轻型化为重型化，花费投入发展重工业；一方面对轻型工业竭泽而渔：产出财税统
统上缴，投入资金微乎其微。这样，上海轻型工业的技术逐渐老化，设备逐渐陈旧，
劳动成本也逐渐增高，上海的重型工业尽管在国内还算领先，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
封闭性，其技术、设备等还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其劳动成本也逐渐增高，其资
金投入亦微乎其微。“工业基地”模式导致上海经济出现结构性矛盾，三次产业间的大
结构严重失衡，第三产业长期萎缩，尤其是包括金融、商业、信息、技术和房地产等
在内的贸易严重落后，大工业粗放经营，轻重不当。结果是，以工业增长为主的上海
经济增长必然会趋于减缓，而且即使增长也包含着亏损性增长。
“上海病”的第三个症状是计划经济下城市功能建设滞后包袄的沉重性，或曰“城市
病”。在推行“计划经济”的几十年中，凝固化的二元经济阻断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在 1957—1978 年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基本没有什么变动，一个城市都未扩充自
身容量。
而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大而全”、“小而全”的自给自足，城市建设也以自给为满
足。一方面，外部没有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另一方面，内部又仅仅以“自给”
为满足而没有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动力。象上海这样特大的旧城市，其功能改造与
建设更是严重滞后。上海城区狭小，土地使用结构很不合理(第三产业使用面积比重极
低)，交通拥挤，通讯设施落后，人口稠密，住房紧缺，环境污染，文化娱乐设施也相
当少，居民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虽然这些问题 80 年代已引起重视，并正在逐步得到
改善，但终因城市建设欠账过多，致使上海城市综合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城市规模经
济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这表明，上海要建成“三个中心”、“一个龙头”的现代国际大都
市，其老城区的改造复兴和再开发的任务也是极艰巨的。
综上所述，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建成现代国际大都市，既有
有利条件，又有制约因素；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但从总体看来，有利条件和拥有的
优势是主要的、基本的，而制约因素和劣势则是可以克服、可以消除的。关键在于，
我们要按照上述既定目标，紧密结合上海的市情和实际，制定出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
对策性措施。
（《决策参考》1993 年第 7 期）
上海建成国际大都市的战略选择
一、总体战略
我们设想的总体战略共分两大块，一块是基础性的，是专门针对上海的，一块是
扩散性的，是立足上海，面向区域、面向全国以至面向世界的，更带有宏观甚至超宏
观的色彩。前者我们称之为基础战略，因为这些战略的实施，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
前提和基础，后者我们称之为“圈形”战略，侧重于从地域空间上对战略作出划分，并
带有战役推进的性质，通过这些战略的实施，一步步朝着战略目标逼近。这种“圈形”
战略，视具体情势和条件，可以有层次、分阶段地实施，也可以或并进或交叉地进行
实施，但不管怎样，它们中的任何一项对战略全局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
基础战略与“圈形”战略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战略系统。按照系统观点，整体功能大于
局部功能之和。战略大系统离不开一个个支系统，反之，各个支系统又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战略大系统。这就要求各项战略与对策一定要配套实施，只有配套实施才能收到
1+1>2 的整体效应。同时又要求，在实施每一项具体战略和对策时，必须全局在胸，
因为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投下一步好棋。这是任何一位战略家都明白的道理。
二、基础战略
位居基础战略之首的是：以产权主体化为核心，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超
前战略。
没有思想上的前瞻性和开放性，就无法实施改革超前战略。广东、深圳在 80 年
代改革大潮中走在前列，中央给了政策，准许他们可以自主进行改革试验，综合配套，
自我设计，包括允许特区特事特办等。这当然是重要的条件。他们没有辜负中央的厚
望，在改革中敢为天下先，大胆尝试，着着领先，步步超前。他们在思想上突破各种
条条框框的限制，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松”。对确实利国
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找不到根据，允许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比如，1987 年 12 月深圳首先推出国有土地的出租，曾引起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的“深
圳违宪”之说，其结果是以次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有
关条款作了修改而告终。深圳人一再冲破了传统思维方式的禁锢。据有人估计，十多
年来深圳人创造了 194 项全国之最和第一。他们以实际行动，积极、主动、创造性地
实施了改革超前战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90 年代，上海从改革的“后卫”变
为“前锋”。在思想观念上也必须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禁锢，
提高历史责任感，增强历史使命感，抓住机遇，大胆改革，充分利用改革的先发性效
应，全力实施改革超前战略，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上海既定的
战略目标。
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归根到底是要使上海成为市场中心，包
括国内市场中心，包括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市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发
展成为东亚市场中心、亚太市场中心以至世界市场中心。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金融
活动、贸易活动及其运动与运行的载体，而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则是这一切活动、运动
与运行的生命活力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机理、机能和功能。因此，上海如果不能率先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中心，什么经济中心、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更不用说什么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了。
要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有一系列的要
素，其中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市场主体的形成、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宏观调
控和国家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三个要素中，市场主体的形成是最基础、最关键、
最核心的。尤其对上海而言，国有企业占有的比重最大，但因为产权制度的障碍，它
们无法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
海成为全国市场经济的中心，都无从谈起。其实，这个问题何止在上海存在。这也是
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如果上海真正能在这个问题上领先一
步，超前一步，上海就将收到意想不到的改革先发性效应。
基础战略的其次一条是：以上海港为中心，尽快建成东方大港的自由港战略。
上海要建成国际贸易中心，除要尽快解决深水中转大港条件之外，最重要、也最
富效益的政策措施就是实行某种自由港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港。这
里我们初步设想了几种建设自由港的方案，供领导选择并作出决策：A、以现在已经
运转的外高桥保税区(10 平方公里)为支点，向北拓展，包括进外高桥新港区，使其超
越“保税仓库”和“保税出口加工贸易区”的功能，与港相连，真正有“港”可以“自由”进
出，向南沿长江口拓展到川扬河口南，与浦东新建的航空港接壤，使“自由港”北有海
港，南有空港，真正成为进出方便自由的“自由港”。B、在“A”的基础上，北面结合“浦
东——长兴岛——崇明岛——苏北南通”的穿越长江口的越江交通工程建设，把长兴
岛、横沙岛以及崇明岛中、东部的一部分划入“自由港”区：向南向西推向浦东现有边
界的全境，形成名符其实的上海综合型贸易自由港——“浦东自由港”的新格局。c、在
“B”的基础上，再把长江口外的嵊泗岛屿，尤其是其中的绿华山减载深水港拓展进来。
绿华港作为上海港减载配套的深水港已经多年，如果扩建为上海港的中转外港，距浦
东最近，四面环水，整个嵊泗岛屿的配套建设余地也较大，实行自由港政策不需要再
搞隔离设施，作为浦东自由港的一部分，就使浦东自由港因有深水中转大港配套而更
加完善。不过，这涉及到行政区划的变动，需报请中央批准。 D、还有人建议，在
“c”的基础上，索性把舟山港、宁波港(北仑港)也包括进来，成为东海上三足鼎立的组
合自由港，成为新型的“东方大港”。我们认为，比较理想也比较可行的是“c”方案。可
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实施“A”方案'第二步实施“C-B”(C 减去 B)方案：第三步以实施
“B-A”方案为主要内容，全面实施“c”方案。
基础战略的再次一条是：以金融适度自由化为特征，加速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金
融推进战略。
上海要成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进而成为经济中心，其战略重点应是金融中心。
以金融中心带动贸易中心，从而促成全国经济中心的建立。因此，在全部市场战略中，
金融市场是战略重点，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速金融业务国际化步伐，以金融深化
来带动和加速整个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正由于率先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上海进
入国际市场就不存在任何体制障碍，就能顺畅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从而上海就可以
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主要桥梁，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开放与起
飞。反过来，上海又以全国经济为强大后盾，逐步建设成为远东的经济、金融、贸易
中心。在这方面，战略重点依然是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是说，上海要大力
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用国际金融中心来带动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并进而成为
远东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
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充分体现金融的服务功能，就应该加大金融体系的
自由度，使金融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步伐，允许创立地方性银行和私人银行。
2、放松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制，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
3、放松外汇管制，建立统一的多功能的外汇市场。
4、开展离岸国际金融业务和加快国内银行的境外发展。
5、积极筹措和建立黄金市场。
6、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
7、大力完善金融法规、现代化操作系统和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
8、还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在上海金融大市场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在上海成
立特别金融区的管理机构，专门对上海进行金融方面的间接宏观管理。
基础战略的最后一条是，以扩大开放度为灵魂，加快搭建万商云集大舞台的开放
带动战略。
（《经济预测》1993 年第 4 期）
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圈形”战略
为了把上海建成现代国际大都市，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需要制定有
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总体战略及其对策。我们设想的总体战略与对策分为两大
块：一块是基础性的，专门针对上海，称之为基础战略；一块是扩散性的，立足于上
海，面向区域、面向世界以至面向世界，更带有宏观甚至超宏观的色彩，称之为圈形
战略。上海圈形战略本身是一个战略系列，本文仅就此作些初步探讨。
一、以三个“同心圆”为空间区位的“圈域”战略
现代大城市的发展，开始阶段往往是“集聚型”的，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超过了
合理界限，就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和结果，于是又由“集聚型’转向“扩散型”。
可是，城市边界也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随着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一些城市
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跨国组合的功能增强，加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需要不断壮大自
己经济实力；而与此同时，与城市边缘接壤的邻区和外围的其他城市，集镇以及农村
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于是逐步形成了一批“大都市经济圈”，也就是某一大城市
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化或外围化的地区结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
如日本的东京都圈，包括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其中的大城市有东京
都区部和横滨市，名古屋都市圈包括爱知县和三重县；大阪都市圈，则包括大阪府、
京都府和兵库县，其中大城市有大阪市、神户市和京都。三个都市圈的半径都在 50～
75／公里左右。日本正是借助于这种圈域结构，增强了特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在全国
经济中的地位，又使特大城市较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使土地资源和人力
资源都得到较为合理的布局，既带动了邻区化和外围化地区经济的发展，又使特大城
市更好地保持和发展了经济中心的实力和地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大都市经济圈，
其中也可能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城市，但它是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是紧密性
圈域经济区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这个特大城市的外沿的经济延伸，同一般所说的“大
城市带”或“大城市群”不是一回事。我们关于以三个“同心圆”为空间区位的“圈域”战略
的设计与构想，首先是国际经济发展和竞争的总态势与总格局的需要，同时也考虑到
上述“大都市经济圈”的国际经验，并从上海的市情以及上海与周边地区原有的、长期
的、紧密经济联系的实际出发，希冀通过三个“同心圆”的建设，逐步形成一个凝聚-巨
大经济能量、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辐射力的“上海经济圈”。其具体构想如下：
1．三个“同心圆”的圆心区。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中心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 CBD)，即大都市的核心地区。如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就是这样的核心地
区。上海的 CBD，将以现在规划建设的内环线为边界，边界内的地区即是 CBD，同
时又是上海三个“同心圆”的圆心区。在 CBD 内，以黄浦江为轴线，浦西的外滩地区
和捕东的陆家嘴沿江地区是“核中之核”，是最典型意义上的 CBD。这儿应是摩天大楼
林立，商务机构遍布，联系遍及全球，业务昼夜不息的高密集区。它具有高度的集聚
性、高度的枢纽性、高度的便捷性和高度的现代性等特征。环绕这“核中之核”向外至
内环线的四周边界可切为三块，一块在浦东，即陆家嘴沿江地区之外，内环线以内地
区，可称之为东区；另两块在浦西，即外滩地区之外、内环线以内地区，又以苏州河
为轴线分为南、北两块，南块可称为南区，北块即是北区。要根据总体规划来设计它
们的主要功能，不能搞东一榔头西一棒式的遍地开花，同构发展。上述“核中之核”加
上东、南、北三区，共同构成上海扩大了的 CBD，是未来上海的中心区。这里将是上
海建筑最高档、市面最繁荣、人流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商业、金融、旅游中心区。
这里不仅交通、通讯、信息中心、商业购物中心、各种咨询服务中心、科学文化中心
以及休闲娱乐设施等是世界一流的，而且建筑、环境、绿化、美学价值、生活质量等
也都是世界一流的。上海 CBD 应建成一个中国最大的、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际化
的金融贸易中心区。这个中心区将是功能齐全、高效便捷、连接全世界、服务全中国
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国际金融贸易人才培养中心。这里将真正是投资
着的宝地，金融家的乐园，购物者的天堂！
2．圆心向外的第一个“同心圆”区。它的范围是从内环线向外扩展到原有的老市
区边界和浦东新区的现有边界。如果不包括圆心区，它的面积约 500 平方公里(包括
约 700 平方公里)。它连同 CBD 一起构成未来上海城区的主要区位。这第一个同心圆
区(以下我们简称区)，是上海城市功能的分层区，也是 CBD 工业制造业的第一级扩散
层。根据统一规划逐步形成若干个综合分区，按照各自的特色接收 CBD 的产业转移，
自身原有产业又要适当向外扩散，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事实上前面说的所谓“集聚
型”发展或“扩散型”发展，并不是单向的、绝对的，尤其对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城市，要
把老城区改造与新区建设相结合，必然是既有扩散，又有集聚，扩散中有集聚，集聚
中有扩散。包括前面的 CBD，相对原有的工业中心模式，扩散是主要的；相对于要建
立一个全国和国际的金融、贸易、信息、旅游、购物中心的功能建设来说，它又要十
倍、百倍地进行高度集聚。这里，对 I 区而言，看来也必须将集聚与扩散并举，按照
统一规划，分工协作，既各有倚重，各具特色，又构成统一、有机的整体。从形成若
半个综合功能分区的要求来看，主要包括：保税区或自由港区(或准自由港区)；出口
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部分先进的制造业产区；部分先进的轻型
工业区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有以下四点：一是要保留部分先进的低消耗、低污染
的轻、重工业产业基础。从长远战略看，我们要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
的领先地位，从现在起就应该作出部署和努力；但是我们不能丢掉作为现今仍然占有
巨大优势的制造业产业基础；而且，没有相当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贸易中心、金
融中心的地位也难于形成，即便形成了也难于经受全局性和国际性的巨大经济震荡。
二是在Ⅰ区要规划选点建几个或若干种巨型的零售商业中心或超级市场群或大型购物
中心，规划的面积要极其广阔和开阔，要建有巨大的停车场与之配套，既满足周围地
区的需要，又疏解市中心区的压力。三是这个区域正好包括了现在的浦西和浦东。应
以浦东的开发开放为契机，把浦东开发与浦西改造相结合，浦东开发以浦西为重要依
托，浦东又带动浦西进行扩散和改造，实行东西联动，共建上海新城区。四是在 CBD
与Ⅰ区接壤部位及Ⅰ区内部，要留有广阔的绿化地带，一方面发展以市区绿地、绿化
及林园组成的城市中心农业圈，一方面发展以蔬菜、花卉和畜牧集约型生产为主的近
郊农业圈。总之，通过集聚与扩散并重，把向心型与离心型相结合，使产业结构得以
调整，资源配置与布局更趋合理并更有效率，使上海的城市功能分层次、有协调、综
合配套、很有章法地得以全面发挥，使得整个上海城区变得既高度集聚，又相当舒展。
3．圆心向外的第二个“同心圆”区(简称Ⅰ区)。它的范围是从 I 区向外扩展到上海
的现有行政区划边界。连同 CBD 和 I 区，总共面积达 6340 平方公里。仅就Ⅰ区范围
说，其面积约达 5600 多平方公里，是一块相当辽阔的地带。这一区域的主要任务是
以集聚型发展为主(当然有一部分产业也要向外扩散)，以加速工业化来加快城市化步
伐。一方面从战略全局出发，主动积极创造条件接受来自城市中心区的产业扩散；另
一方面对本地区的产业实行大规模的集聚化，实行所谓“压缩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
程。一般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带动城市化进程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完
全可以在认识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获取很富有效率的后发性效应；又
有上海中心城区的强大经济实力为依托和后盾，自觉接受来自中心城区产业扩散的巨
大能量；再加上本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基础，完全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大缩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所谓的“压缩型”工业
化进程和“压缩型”城市化进程。新加坡是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
目前，据估计，上海郊县 300 万农村人口，象天女散花一般的住宅占地达 150 平
方公里。与此同时，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占地也约有 150 平方公里。二者合计达 300
平方公里。不说其他后果，单就土地这项宝贵资源的利用来说就是极大的浪费。如果
我们在城市中心区扩散化的同时，启动和加速郊县城市化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
包括撤县建市(有的是撤区建市)，将工业和人口加速向城市集中，就可以逐步形成几
个二级市；形成若干个县级市；形成更多的小城镇；从而使市郊的城市化达到一个相
当的水平。仅就人口集聚、乡镇企业集聚而言，即可节省原占用土地的 1/3 到一半左
右，并可收到众多的综合效应。这主要表现在：扩大了上海的城市空间，有效地接受
来自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的扩散与转移；收到巨大的城市集聚效应，大大增强市郊
的经济实力；由于城市工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大量吸收农
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吸取了一般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不断改善，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居民(大都是原来的农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会获
得大大改善和提高；由于节省了大量土地资源，改善了土地利用结构，可以有更多的
土地用于扩大城市绿化面积，发展城郊型农业，发展高效创汇农业。
4.圆心向外的第三个“同心圆”区(简称Ⅰ区)。按照现代国际大都市建设和发展的需
要，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局限，完全以经济为纽带，从上海现有行政边界向外，即从Ⅰ
区边界向外再画一个同心圆，这个圆的具体画法是：以从 CBD 的中心点到江苏省常
州市的直线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以Ⅰ区的外部边界为Ⅰ区和Ⅰ区的共同边界，总面积
近 40000 平方公里。它大体上包括了上海毗邻的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城市，以
至北面的南通市和南部的宁波市，以及东南部的舟山、嵊泗等岛屿群。将这样一个超
越行政区划的圈域地带，都进入按经济原则协调规划发展的范围，实行上海与毗邻城
市、港口的经济联动和紧密一体化发展。这些毗邻城市、港口依托上海可以得到更快
的壮大和发展，而上海则由于有了这第三个“同心圆”区的扩散空间，就可以使这个特
大城市变得更强大、更舒展、更完善。通过Ⅰ区的建设，实际上是顺应世界大城市发
展的时代潮流，建设一个同其他“大都市经济圈”相媲美的“大上海地区”。在条件具备
之后，也可能逐步形成为紧密集团性的“上海经济圈”以集团来对抗世界的区域集团化。
二、以上海为龙头、长江流域地区为龙身的“龙腾”战略
从世界各地来看，流域经济往往在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我国的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起上海，西至重庆，包
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8 个省市。土地面积约 33 万
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人口约 亿人，占全国的 ％；1991 年国民生产总
值和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高达 ％和 ％。这里资源丰富，互补性强，沿江
大中城市密布，经济实力雄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龙腾”战略，是指以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和上海建成“三个中心”为契机，发
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带动作为龙身的长江流域沿江地区的发展，首身一体，实现巨龙
腾飞。上海所以能作为龙头发挥作用，是因为上海具有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极”的
作用与功能，比如在商品流通、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交通联网以及人才流
动、信息传播、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等方面，都有很强的集聚扩散的功能和效应。但
是，上海要建成具有。“三个中心”综合功能的现代国际大都市，离不开广大内陆腹地
的支持。按照国际经验，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和壮大，往往都有一个实力强大的腹地。
香港依托于大陆的华南地区，新加坡靠的是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上海要实现
自己的战略目标，就应重视自己腹地的建设。
上海的振兴要以龙身作为起动的支撑和依托，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开发与开放，
也要依靠上海经济集聚、辐射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上海作为龙头的启动来带动。这样
就形成了首身相连、一体互动的紧密经济关系，形成长江流域经济的紧密的利益共同
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共荣的原则和方针，协调和完善各地
之间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流域内经济的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综合优势，逐步提高流域
经济的整体效益，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要实现上述“龙腾”战略，需要采取如下步骤和措施：
1．成立以上海为首的沿江 8 省市的超行政区划的经济协调委员会，共同商讨长
江流域经济发展对策和协调沿江流域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按年度由各省市轮流主持。
下设日常执行机构常驻上海，由各省派员驻沪共同组成。这样能扫除体制行政障碍，
利于经济统筹发展。
2．在构造上海大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市场体系在沿江流域的构建和完善，使得
整个经济活动在市场领域按市场原则进行，使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往来与合作真正建立
在平等互利的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之上。这样，上海能争取内地参与支持浦东开发和上
海的振兴，而内地通过参与和投入，促进和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通过利益机制的驱
动，更有利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3．构造沿江流域的交通一体化，建设大交通。目前状况是沿江没有铁路，沿江
公路极不方便，港口单项利用。因此，争取国家支持，由长江流域经济协调会执行，
进行沿江铁路、沿岸公路的建设和港口整治及长江水道的治理及综合开发，变“重陆
轻水”为“水陆并重，同时，加强航空航线的开辟。上海应积极配合这一区域内综合交
通体系的建立，加快与沿江地区交通项目的合作建设。而浦东航空港、浦东铁路建设，
沪宁、沪杭高速公路的建设，长江口拦门沙系的整治以及上海新港区建设等，也需要
各省的通力合作与支持。
4．在原有的企业规模和经济联系基础上，鼓励长江流域省市企业通过横向联合
或兼并，进行跨省市经营，形成跨省市企业集团，从企业内部超越行政区划的限制。
这种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公司可采取母子公司或总、分公司模式进行经营，公司总部可
设在上海，也可设在所在省市，而只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这样既有规模效益，又能
优势互补，形成流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5．在企业集团跨省市经营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各地的基础产业，确立各地比较
优势，遵循沿江产业梯度转移原则，对原有的各沿江地区产业结构进行改造和协调，
基本上形成东部和上海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中部劳力、资源密集型企业的格局，并
找出和形成各地具有特色和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主导产业和出口梯度。这样既避免产
业结构同态化，又能逐步调整产业结构使其合理化。
6．在重点发展上海浦东金融贸易等第三产业基础上，使上海首先形成沿江流域
大陆内地的金融贸易中心和紧密联系的金融贸易体系。就金融方面来说：允许上海外
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基础上，将其业务范围延伸到长江三角洲和整个
长江流域的开发区和三资企业；允许沿江各省市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会员进入上海的证
券交易所、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融纳资金以弥补内地资金的不足，同时也让上海的
证券公司在沿江各省市内设立分支机构，方便其投资者。在同业拆借市场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回购协议市
场，藉此来完善和形成长江流域的短期货币市场体系，可考虑由上海等东部省市和中
游省市出资成立联合中西部开发银行，按世界银行模式对整个流域经济圈中重点工程
进行金融投资。就贸易方面来说：应加快统一市场的发展，迅速开拓本流域内的城乡
市场，增强市场潜力和内部贸易能力；允许流域内各省市在上海浦东设点，共同利用
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优惠政策，开展保税仓库间的对口运输并进行转口贸易；流域内
各省市可采取内地加工、浦东出口的“前店后厂”模式，也可在浦东采取，联营、合资、
合作的方式走“借船出海”之路。
7．共同利用上海的人才、技术和信息的优势，加强对长江流域地区的传播和扩
散。
8．在浦东开发开放和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全面上马的新形势下，形成上下呼应，
全面开发长江流域经济的新态势和大格局，以此带动对长江流域经济的综合开发，真
正做到首身互动，协力同心，加速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流域经济的一体化，实
现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开发与腾飞。
三、以上海和上海经济圈为鹏头、长江流域地区为身躯、
南北沿海开放地带和城市为两冀的“鹏飞”战略
进入 90 年代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沿海单向性的对外
开放转向全方位对外开放，并从沿海地区和城市逐步向沿江地区及其他内地城市推进。
在实行这一重大战略性转移的一开始，中央就明确宣布和确立了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
要建成“三个中心”的战略地位。为了全面体现和实施中央的上述战略意图、战略部署
和战略布局，需要从战略上进行规划和设计。随着上海前述的“圈域”战略和“龙腾”战
略的实施，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经济圈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一体化将逐步形成。为体
现和实现这一区域经济对全国经济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也需要从战略上作出规划和构
想。“鹏飞”战略正是适应以上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战略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对策有以
下几项：
1．从单向推进到全方位推进。本来，包括上海经济罔、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在
内，也包括南部沿海的闽南经济带、华南经济圈，北部沿海的环渤海经济圈和胶州经
济带等在内，基本上都是局部性、单向性的对外开放。“鹏飞”战略的实施，将使它们
作为身、首、两翼，浑成一体，而且首身东西展开，两翼南北吸应的全方位开放的区
位架构基本成型。这样，既可发挥各自独立的集聚扩散功能和效应，又可发挥战略性
的协同整体效应。
2．从局部推进到整体推进。如果说上一点还是从相对静态的区位布局着眼的话，
这里我们将更着重于动态考察。其一是以上海和上海经济圈为中心向南北展开，首翼
联动，协同呼应，其二是以鹏首会同两翼，并以长江流域地区为中位主干，由东部沿
海地区向中部地带，再向西部地区依次推进，其三是以鹏首，鹏身一体作为轴线，全
线向南向北双向辐射推进，带动中部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包括北向华北地区推进，
南向湘南、赣南地区推进等，其四是如果说开放也包括我国的物流，人流，资金流的
向外辐射，那么，鹏首，鹏身和两翼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作为整体联动，向东北亚、
东亚、东南亚以至环太平洋和全世界推进。至此，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的是这样一幅
画面：以上海和上海经济圈为鹏头，以长江流域地区为身躯主干，以南北沿海开放地
带和城市为两翼，首、身、翼一体由东向西分层辐射，的同时，又由太平洋西岸向东
整体推进，这就象一只大鹏鸟不断向东挺进飞翔。
3．从区域推进到全国性推进。这一战略超越了省区经济或一般区域经济的范围，
突破了行政区划的局限，具有全局性，宏观性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实施这个战略，
就需由中央出面进行全国性协调，或由中央在上海设立派出机构，并授权上海共同进
行协调。其主要措施有：第一，应制订实施“鹏飞”战略的整体发展规划，突出上海的
战略中心地位，改革单一的沿海开放战略，进行全方位的推进，第二，在现有沿海航
线、长江流域水道和京沪，京广南北向铁路以及陇海、浙赣主要东西向铁路基础上，
加强全国性立体交通现代化建设，同时加强通讯网络的建设，为全国性经济推进建立
较好的交通通讯基础，第三，在构造上海大市场和长江流域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加
紧全国性的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使各地经济发展在市场牵引下按市场规律进行，
形成市场化的互补、互利和互惠的经济整体，第四，发展横向合作，密切经济联系，
通过企业集团及经济联合体形成区域性以至全国性经济协调的基础，这样既利于冲破
地区封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源互补调剂的需要，又有利于通过兼并机制用资产
存量流动重组来推动增量增长的结构性调整，第五，变投资倾斜政策为产业倾斜政策，
第六，在引进外资、对外贸易、海空运输、跨国经营等方面，既保持竞争，又有适度
协调，既分工分流，又协同配合，充分发挥“鹏飞”战略的协同效应与整体效应。
四、以上海为重要支柱，发展沪、港、台
三角互依合作关系的“鼎形”战略
随着香港的“九七”回归，随着“汪辜会谈”取得成果及随之而来的两岸直航(包括海，
空直航)的实现，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整合与合作关系必将出现新的更强劲的
势头和飞跃发展。这给上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而又难逢的大好机遇。上海应把建立
沪、港，台之间互相倚重、互为依托，互补互利，共建共荣的合作关系，形成沪，港，
台三角互动，三足鼎立的基本经济态势与格局，当作一项重点战略来抓。这一着抓住
了，抓好了，对于上海实现大跨度，跳跃式的发展，加速建成“三个中心”和“一个龙
头”，都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沪、港、台三足雄居于中国东部黄金海岸的中部和南部，大致形成以台湾为支点
的等腰三角形的互依互托态势。三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可以而且应该互为倚重，
优势互补，联手协作，共建共荣。上海要特别关注发展同港、台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这是因为，第一，港、台都有较充足的资金。未来经济大战中，资金争夺战将是最尖
锐也是最关键的。台湾拥有近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拥
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能量，而且融资手段十分便捷。上海应该看准目标，以港、台为
主攻方向之一，大力引进港资、台资，并通过港，台，或同港、台联手引进外资，或
向外融资。第二，港，台都有极其广泛的市场营销渠道。上海与港、台联手合作，不
仅可以利用它们的市场营销渠道，“借船出海”，还可借助它们的力量和经验，加速上
海的海港、空港、自由港建设，促使上海更快地建成国内，国际的贸易中心。第三，
港、台都有许多实用技术和新兴技术。这些深受市场欢迎的技术正是上海所亟需的。
第四，港、台都有与集团化对抗的特殊优势。面对国际区域集团化趋势，面对严重的
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同港、台发展联手合作关系，可以利用它们的自由港优势，还
可利用它们都属“巴黎统筹会”非制约地区之便，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发展沪，港、台三角的互依合作关系，不完全是上海的一厢情愿。在现今的条件
下，相信港、台也一定会选择上海。第一，港、台腹地狭小，内部市场容量很小。尽
管珠江三角洲现同香港经济上已成整合之势，闽南沿海也同台湾在经济上成整合之势，
但它们的辐射区域和辐射强度及辐射条件，客观上都受到局限，港，台决不会以此为
满足。而以上海为核心的“上海经济圈”，不但本身的市场容量抵得上欧洲的一个中等
国家，而且向西可以上溯整个长江流域，向北可沿海、沿路直抵中原，华北及北方沿
海地区，向南则可达浙、赣、闽大地，经济腹地之深广无可伦比。第二，港、台虽为
外向型经济，但它们主要“外向”美，日、欧等西方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因而海外
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风吹草动都将对它们有巨大影响。这种较集中和单一的海外市
场区域结构影响了港、台经济的稳定发展。所以，十分浩大、潜力无比的中国大陆市
场将成为港、台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方向，而上海的巨大经济实力和强劲的辐射能力，
无疑是港，台向大陆市场深度进发所必须倚重的。第三，港、台虽有较多的实用技术，
但明显地缺乏基础科学和高、精，尖技术及相应的人才，而上海正好拥有全国一流乃
至世界可数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基础科学和高，精，尖技术及相应的人才群体。第四，
港、台基本上都是加工工业区，经济结构呈轻型状态，能源，原材料、半成品、自然
资源、土地及劳工等生产要素条件紧缺，基础工业、制造业等相当薄弱，企业规模较
小，这不能不对港，台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而在这些方面港，台
与上海联手就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些缺憾。第五，港、台的经济结构正在大规模地
转换调整，包括制造业等基础工业和轻纺消费品加工业都在大规模转移。以上海为中
心的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地区无疑是接受港、台产业结构转移，实行“垂直分工”与
“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最佳选择地。
沪、港、台三足鼎立， “三极”携手，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联手共荣的“鼎形”
战略的实施，将为国际社会所瞩目，“三极”之和将会产生巨大的整体效益和“乘数”效应，
足以同一般的国际区域性经济集团相竞争和较量，也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集团相
匹敌和抗衡，并以此来凝聚和鼓舞遍及世界的华人经济，大大提高中华民族及世界华
人的国际社会地位。当然，沪、港、台“三极”携手合作决不是要建立某种三角同盟或
集团性组织。
五、以沪，穗联手为纽带，面向东南亚
和世界华人经济的“亲情”战略
海外华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全球性经济力量，如何借助这支力量，发挥他们的经
济能量，这对上海建成“三个中心”，发挥“龙头”作用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里所
说的“亲情”战略也应成为上海的重点战略之一。
遍布世界的 5500 万海外华人，被公认为是可以同犹太人相媲美的世界经济技术
的重要力量。第一，他们拥有数千亿美元计的雄厚资本，至于能调动的资本就更多了。
第二，海外华人长期定居海外，长期在海外进行经济贸易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这是笔巨大的可资开发利用的“无形资源”。第三，海外华人几乎
遍及世界各地，熟悉所在国或所在地区的经济政策法规和人文风情、消费需求爱好及
文化传统等，这对我们顺利拓展海外市场非常有益。第四，由于海外华人几乎遍及全
球，因而相当程度上可以借助他们来寻找当今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壁垒中的缝隙和机
会。我们可以同海外华人，搞海外的“三资”企业，只要进了一国的门，该国所在区域
集团的所有国家的门就全向我们敞开了。第五，海外华人大都具有朴素的报国、爱国
之心，不但自己热心于回国投资开发或资助馈赠，而且还热心在海外牵线搭桥、奔走
联络以至出谋划策。这对我们的投资开发建设和拓展海外市场都极有帮助。
沪、穗一带，即我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是广大海外华人血缘家史、情感情结和
文化渊源最普遍、最直接，最深厚和最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发挥海外华人能量的最
便利的地方，同时，沪、穗一带是我国大陆近代以来经济技术发展较迅速的地方，是
国人接受世界文明影响较早、较大的地方，也是目前来中国大陆投资的软硬环境最好
的地方。更进一步说，沪、穗一带是我国大陆最强盛、繁荣的经济带，目前都面临着
共同的历史使命；吸引资金大规模地投入；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改造和嫁接，促进大
规模的产业成长升级和结构调整转移，亟待大规模地拓展海外市场等。所以，沪、穗
一带也最迫切需要借重海外华人的资金、技术、经验和市场营销渠道等，来实现自己
的既定目标。因此，我们主张沪、穗联手，共商大计，制定对策，协同动作，共同借
重海外华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巨大经济能量，以加速本地经济的发展。所谓依托海外
华人的“亲情”战略的根源和目的就在于此。当然，这种亲情战略完全是纯经济性的，
而且也不是要促使他们控制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只是借重他们的力量，并在他
们尊重本国本地法规的条件下，协助发展同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以及海外的经济贸易
等友好合作关系。
沪、穗联手，实行依托广大海外华人的“亲情”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吸引投资开发的“特惠”政策。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历
尽艰辛，方有今日。对于他们今天回祖国投资并发建设，理应给予最大限度的赞赏、
支持、便利和优惠，这种优惠、支持和便利要大大超出给予一般外商来华投资的优惠
水平。为此，沪、穗两地联手合作，制定有关特惠政策，报请中央批准。随着特惠制
的实施，必将在广大海外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巨大的经济及国际性社会效果。
2．开拓海外市场的“依托”政策。借助于广大海外华人拓展沪、穗两地在海外的
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例如，优惠供应商品给海外华人商界，则
将大大有助于沪、穗口岸的扩大和发展；也可以倚重海外华人，聘请他们中有经验才
能的资深者担任“海外市场代理”或进行经营销售、调研咨询或售后维修服务等，这将
有助于拓展海外市场。
3．“亲善”、“归根”的社会政策。面对广大海外华人朴素的爱祖国、爱家乡的良好传
统心态，因势利导，实行有助于他们省亲、归根的社会政策。
4．实行“同渊同德”的人定政策。广泛利用大众媒体进行描写、讴歌海外华人艰
辛创业的历史，再现海外华人同祖国大陆特别是同沪、穗两地的血缘、文化历史情结，
反映沪、穗两地良好的投资开发环境及发展前景等，以打动海外华人的心，在海外华
人社会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反响。
5．对新一代海外华人也应实行宽松自由的优惠政策。近十几年来，有数十万人
其中有相当部分为青年人和知识阶层的中青年，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留住异国他乡。
对他们应实行宽松、自由，坦诚的政策，欢迎归来，来去自由，妥善安置使用，最大
限度地借用他们的智力和实力，特别要借助于他们开始熟悉的国际市场营销渠道，为
祖国服务。沪、穗联手应在这方面率先作出重大举措，以吸收他们归来效力或在外效
力，并在新一代海外华人中建立良好形象。
六、以京、沪合力为基础，面向美、日、欧
三极经济“巨人”的“跨国”战略
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格局是美、日、欧发达国家的三极化租区域集团化。
面对世界三极化和区域集团化，面对社会主义处于劣势和低潮的国际大环境和现实，
在未来的国际经济大战中，我们应清醒地估计到：我们有被孤立的危险，有被包围的
危险，有被排斥于一切经济集团之外的现实危险，从而使我们的既定目标无法实现。
有关“跨国”战略的设计和构想，一方面就是为了以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对上述风险进
行防范，并使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另外一方面，从更积极的意义上，是要使我国的对
外开放真正是全方位、双流向的，让上海大步走向世界，以重振国际大都市的雄风。
经过前述各项战略的实施，上海必将集聚起巨大的经济能量。但就跨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要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所以本战略强调“以京、沪合力为基础”。这里的
“京”不仅仅指北京市，更主要是指中央，是指要有中央的支持，要把中央的力量和上
海市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组成“集团军”，即完全以经济方式、市场方式组成
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通过联合
或重组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等国际市场竞争主
体，进军海外，以美，日、欧发达国家三极经济“巨人”为主要对手，同它们进行经济
竞争，实行双向对外开放，既请进来，又走出去，既在“内线作战”，又赴“外线作战”，
内外呼应，“沉着应付”，既扩大对外经济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又有效地打破可能的孤
立，冲破可能的包围，在“外线”穿插迂回于区域集团之间，穿透深入于区域集团之内，
最终冲破由区域集团化而引致的贸易和地区保护壁垒，以扩大我国经济的对外渗透力。
这就是“跨国”战略的基本内涵。
当然，在实施这一战略时需要强调以下各点：第一，在总体战略与策略的把握上，
面对三极结构和区域集团化，要善于利用矛盾，巧于周旋，以我为主，进退自如。第
二，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开拓市场以及跨国投资、跨国经营等各个方面，可视具
体情势，选择某一方面以一极为主，兼及其他，而在另一领域，又以另一极为主，兼
及其他，既要敢于与巨人联手，借船出海，又不过分依赖一方，以免受制于人。第三，
对于以三极为核心的区域集团化壁垒，可避其锋芒，选择其薄弱环节，从集团中相对
较弱的国家入手，穿墙入户，“一通百通”。第四，对三极巨人控制，插足还比较薄弱
的地方，或在巨人们还一时无暇顾及的地方，或在区域集团化尚未成型的地方，我们
要抓紧时机，见缝插针。最后，为了更好地实施“跨国”战略，在思想上要破除只有富
国强国才能搞海外投资、跨国经营的陈旧观念。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是一面吸引
外来投资，一面又搞海外投资，而且，海外投资与本国吸收外资之比往往前者大于后
者。上海完全应该也有可能倚重中央的支持，依托京、沪的合力，大踏步地跨出国门，
使对外开放真正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双流向的崭新格局，使相当一批企业和集团
公司直接经受国际市场的风浪摔打，从而使上海人真正成为敢闯四海的“领头羊”。
从以上上海圈形战略的逐一展示中表明，上海不仅是全国经济起飞的启动点，也
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的联结点，不仅是世界特别是环太平洋地区辐射作用的接收点，
又是中国经济能量向外辐射的发射点。因此，上海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确实是无与
伦比、无可替代的。
当然，所有这些战略的实施及其效应全都必须建筑在基础战略的基础之上。其中
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作为“基础的基础”的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战略。没
有超前性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先发性效应，其他各项战略都无法顺畅实施，即使得到实
施，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上海唯有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敢于
突破，敢于创新，超越一般省区，以多种多样、不同层次、高效运转，规模宏大的现
代市场为纽带，把全国的、远东的以至世界的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等聚集
到上海来，凝聚起巨大的经济能量经过上海多种功能的优势组合，发挥整体效应和“乘
数效应”，再以更大的能量扩散、辐射出去，使上海真正成为现代的“辐辏之地，四达
之乡”。到那时，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自然确立，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
贸易中心的宏观目标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财经研究》1993 年第 9 期）
上海尽快建成东方大港的自由港战略
上海港的自然区位曾经是上海兴盛的直接推动力。目前，上海港仍是我国第一大
港，世界十大亿吨港之一。1992 年上海港的年吞吐量达 亿吨，比 1980 年增加近
一倍。但是，从上海建成“三个中心”的要求出发，上海港存在着三大矛盾：一是上海
港区“硬件”设施陈旧老化，其现代化程度严重落后于我国内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二是
上海港港口水深不够，由于长江口的拦门沙系使主航道水深只达负 6-7 米，万吨级海
轮必须候潮进港。而当前国际航运业的发展趋势是船舶大型化、专业化、集装箱运输
及多式联运。集装箱运输已发展到第三、第四代，经济吨位是 5 万-8 万吨级；矿石、
原油等原材料运输的巨轮吨位在 10 万-30 万吨之间。港口不深与船舶大型化矛盾日益
突出。三是上海港的对外开放度低。如果说，上海港的水深不够，缺少深水港是自然
“瓶颈”的话，那么，对外开放度低就成了上海港的政策“瓶颈”。它不利于上海成为“三
个中心”，尤其不利于上海成为国内外的贸易中心。
除了加快老港区改造，提高港区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之外，关键是要解决深水港
问题。看来在上海境内新建的三个港区都不理想；吴泾新港区和外高桥新港区也都在
长江口南岸，仍未摆脱长江口拦门沙系的阻拦；金山咀新港区也受到杭州湾水深和潮
差的影响，只能建设 万吨级的泊位，5 万吨级海轮仍难以全天候进港。出路只有
采取双管齐下的对策：(1)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用各种方式组织财力，大
力整治长江口航道，彻底根除长江门拦门沙系对深水航道的阻拦。可截断长江口北支，
大规模束窄长江口南支，工程固沙导流导堤，集中江流，稳定冲向，加大冲力，配以
人工浚挖，力争在 2000 年前达到负 米的航道水深；2010 年前达到负 米的航
道水深；2020 年前达到负 14 米-15 米的主航道水深的理想目标，使 8 万吨级以内的新
型集装箱轮能自由进出；8 万 -10 万吨级的海轮候潮进出。那时，不仅上海有了深水
港，而且整个长江流域也有一个顺畅的进出海通道。(2)由于整治长江航道需要有一个
过程，当前只能向上海境外寻找出路。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突破行政区划的障碍，以
上海港为中心，组建跨省市区划的中国东方航运集团总公司，实行紧密型一体化的超
大型资产经营一体的航运联营，其范围包括上海港、南通港、张家港、嵊泗的绿华港、
舟山港以及宁波的北仑港等，组成一个港群集团。这样拥有万吨级深水泊位近 200 个，
其中有 10 万吨级到 20 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矿石轮的深水泊位。各个港口按照统一
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实行统一调度、各有倚重、合理分配：绿华港、舟山港、北仑港
等侧重建设超大型巨轮(8 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和中转驳位；上海的外高桥新港和
金山咀新港区以及南通港侧重建设 万吨～5 万吨级的集装箱轮深水泊位；上海港、
张家港则侧重建设 万吨级以内、5000 吨级以上的散装货轮泊位。与此同时，大力
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更新港区设备和通讯设施，大规模地开展新港区建设和老
港区改造以及内河、陆上疏港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并会同航空公司和铁路、公路、
内河等运输公司，协调联手大力开展联运，提高疏港集散能力。中国东方航运集团总
公司集航运、维修、人才培养、国际航运业务代理于一身，尤其是大力拓展国际航运
业务，跻身国际航运市场，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东方大港。
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必然要成为国际交通中心。而实行自由港政
策，则是国际交通中心建设的一项最富效益的大政策。30 年代上海实行的实际上就是
某种自由港政策，远东国际大都市的形成与此直接相关。到 50 年代，由于我们闭关
锁国，欧地航线的中转站由上海迁至香港，美加航线的中转站由上海迁往神户，上海
远东国际大都市的地位随之衰落。而 60 年代到 70 年代期间，香港由于有自由港的优
越条件，一跃而成为东亚金融、贸易中心。新加坡也以自由港优势，迅速形成为东南
亚金融、贸易中心。上海港以长江流域经济为广大腹地，无论在产业基础、科技实力、
腹地资源、密集劳力方面，还是在消费潜力与市场潜力方面，都远胜过香港、新加坡
两港的条件。但是在为国际中转贸易服务的基础设施，尤其在实行自由港政策优势方
面，却无法与它们并驾齐驱。这种状况能否改变，将直接关系到在今后短短 18 年时
间内我们能否赶上或超过他们，能否实现我们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的思想要
更解放一点，大胆实行自由港政策，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港，就象 80 年
代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区一样。
目前，世界上的自由港有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功能的转口型贸易自由港，一类是
综合型贸易自由港。综合自由港政策主要包括：自由港的关税政策，人员出入境自由
政策，自主投资的企业政策和自由汇兑的货币政策。综合型贸易自由港的特点主要包
括：中转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库的免税功能；招徕国际万商云集的贸易交流中心
和信息中心功能；规模庞大的国际免税购物中心功能；以及以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
为基础，带动港内工业、金融、商贸、房地产、旅游业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在实
行自由港政策条件下，注册船商云集(新加坡注册轮达 亿吨，同国际港口直达航班
达 250 条)，而且修、造、拆船业开发，炼油、供油基地兴起，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业的
开拓，等等，都由于受免税刺激而纷至沓来，为发达而庞大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
中转贸易，提供全能服务。
上海要建成国际贸易中心，除要尽快解决深水中转大港条件之外，最重要、也最
富效益的政策措施就是实行某种自由港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港。这
里我们初步设想了几种建设自由港的方案，供有关方面选择并作出决策：A．以现在
已经运转的外高桥保税区(10 平方公里)为支点，向北拓展，包括进外高桥新港区，使
其超越“保税仓库”和“保税出口加工贸易区”的功能，与港相连，真正有“港”可以“自由”
进出；向南沿长江口拓展到川扬河口南，与浦东新建的航空港接壤，使“自由港”北有
海港，南有空港，真正成为进出方便自由的“自由港”。B．在“A”的基础上，北面结合
“浦东—长兴岛—崇明岛—苏北南通”的穿越长江口的越江交通工程建设，把长兴岛、
横沙岛以及崇明岛中、东部的一部分划人“自由港”区；向南向西推向浦东现有边界的
全境，形成名符其实的上海综合型贸易自由港一“浦东自由港”的新格局。C．在“B”的
基础上，再把长江口外的嵊泗岛屿，尤其是其中的绿华山减载深水港拓展进来。绿华
港作为上海港减载配套的深水港已经多年，如果扩建为上海港的中转外港，距浦东最
近，四面环水，整个嵊泗岛屿的配套建设余地也较大，实行自由港政策不需要再搞隔
离设施，作为浦东自由港的一部分，就使浦东自由港因有深水中转大港配套而更加完
善。不过，这涉及到行政区划的变动，需报请中央批准。D．还有人建议，在“C”的基
础上，索性把舟山港、宁波港(北仑港)也包括进来，成为东海上三足鼎立的组合自由
港，成为新型的“东方大港”。我们认为，比较理想也比较可行的是“C”方案。可分三
步实施：第一步实施“A”方案；第二步实施“B”方案；第三步全面实施“C”方案。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上海港必须有航空港的配合。未来国际经济中心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可以超越自然区位优势，而主要取决于人工优势和人造环境，其中就包括
在国际航空体系中的位置及超高等级的生活质量与环境。未来工业也趋于轻型化，国
际中转空港将更迅捷、更方便、更低廉。不仅香港正在耗巨资建空港，新加坡也正在
加紧建新机场。因此，在重视上海港、自由港建设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抓紧实施第
二国际机场的建设；要坚持高标准，具有超前性，尽快落实上马，决不能贻误时机。
综上所述，上海如果从战略的高度解决了海、空港的条件问题，又建成了自己的
自由港，它对长江流域以至整个中国内陆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能量定会数倍于香港：
在世界的东方，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何愁不能创造一个“上海奇迹”：当然，我们要
建立的自由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港。搞自由港，无非是会飞进一些苍蝇
和蚊子，带进某种腐朽的东西。这没有什么可怕。到时候我们挥挥手把它们扑灭和清
除掉就是了。新加坡人可以把一个自由港管理得井然有序，既发达又文明，难道我们
中国人，上海人就那么无能吗，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深信：别人能做到的，我
们也一定能做到，甚至也许会做得更好。
（《大潮文丛》1993 年第 1 期）
上海加快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推进战略①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国经济要得到迅速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外
的市场、技术和资金，投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而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
都必须通过各种国际金融手段加以实现，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
融中心和金融网络。没有这个中心和网络，在信息、技术和资本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就不可能随时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动向和调动国际经济资源，也就不可能充分有效地
Ⅰ 原题为“金融深化与金融推进战略”。
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因此，我国和上海经济的发展都必须以国际金融的发
展作为支柱。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九十年代可望
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一旦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领域诞生成长，也必然要求我国
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进军海外，为中国的国外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服务。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十年代我国和上海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来自国际金
融领域，来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形成。
在现代化的经济中，金融不仅能够弥合断裂的买卖行为，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
进行，而且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这种
导向作用一方面体现为资金、资源流向的导向作用：通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完善的
金融服务系统，现代金融中心能够瞬时集中和扩散巨额资金，调节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体现为金融信息的导向作用：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就是反映这个国家经济运
行的窗口，是信息的总汇和中心；而金融提供了极丰富的信息，使人们能够每时每刻
掌握经济脉搏的跳动，了解一国经济运行的情况。金融信息是一个国家最重要、最灵
敏的经济信息。日本的“泡沫经济”首先就是通过东京股票市场的波动反映出来。美国
的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加州的硅谷，但加州的硅谷并不是美国的经济中心。美国的
经济中心是制造业并不发达的纽约，因为纽约是金融信息中心，是反映美国经济运行
的窗口。因此，上海只有建立了国际金融中心，才能称为真正的经济中心，成为世界
了解中国经济的窗口。
上海要成为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进而成为经济中心，其战略重点应是金融中心。
以金融中心带动贸易中心，从而促成全国经济中心的建立。因此，在全部市场战略中，
金融市场是战略重点，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速金融业务国际化步伐，以金融深化
带动、推进和加速整个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正由于率先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上
海进入国际市场就不存在任何体制障碍，就能顺畅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从而上海就
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主要桥梁，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开放
与起飞。反过来，上海又以全国经济为强大后盾，逐步建设成为远东的经济、金融、
贸易中心。在这方面，战略重点依然是金融市场、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是说，上海要
大力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用国际金融中心来带动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并进而
成为远东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
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充分体现金融的服务功能，就应该加大金融体系的
自由度，使金融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运转。要实现这个目标，加快其金融中心的建设，
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步伐，允许创立地方性银行和私人银行。没有一
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就不可能形成金融中心。因此，一方面通过国有资
产债权化、股权化或中外合资等办法，使上海现有银行金融机构脱离中央的行政管辖，
把分行升成总行，使之成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性企业和市场主体；另一方面，
要允许通过企业、地方．、民间集资办法开办银行，经营银行业务。这将打破原有国
有银行的垄断，形成和促进银行间业务的竞争，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准备真正的金融
市场主体。
(2)放松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制，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到 1992 年底，
上海仅有 20 家外资金融机构，其中外资银行 15 家，合资银行 1 家，财务公司 3 家，
保险公司 1 家。资产总额 亿美元。它们的业务范围受到限制，主要从事国际结
算(约占上海国际结算的 28％)，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这阻碍了金融业进一步发展。
因此，首先应该多层次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给予国民待遇。拿香港来说，在 160 家挂
牌银行中，外资占 80％，其总资产超过香港本地银行的一半。新加坡的商业银行中，
外资银行也占大多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完全放弃管制，而应逐步放松管
制。其次，应逐步放开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一方面利于适应复关后外资金融机构实
行国民待遇的需要，另一方面利于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和金融业务的国际化。
再次，对于台资、港资及其他华资银行在沪经营年限可缩短于三年，资产可升于 200
亿美元，吸引华人金融机构的进入。
(3)放松外汇管制，建立统一的多功能的外汇市场。这包括汇率的统一或差价的缩
小，外汇额度的取消，以及币种兑换进出自由。上海目前拥有外汇调剂市场，30 多家
会员，开始允许私人和企业进行外汇买卖。但其调剂范围和价格的限制导致了市场功
能发挥不全和私下串换投机的产生。因此要建立统一的多功能外汇市场，就必须：第
一，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和上海市外汇调剂市场的管理办法，放
开汇率和调剂范围，适应市场汇率机制自动调节作用；第二，开展外汇同业拆借，相
互调剂余缺，避免“两头在外”，即一方面有的金融机构将资金存放境外，另一方面有
的金融机构因资金不足需向境外拆借；第三，开展外汇期货期权交易，满足企业分散
风险，掉期保值和外汇差别调度的需要；第四，进一步放松外汇资金出入境管制，允
许兑换自由、进出自由，允许银行和企业发行外汇债务，争取实现人民币国际兑换自
由和汇价统一；第五，中央银行外汇平准基金，一般以四个月进口值的外汇储备作后
盾，以利于调控市场；第六，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实行同
步交易，同步价格，自由买卖。
(4)开展离岸国际金融业务和加快国内银行的境外发展。这里首先要在浦东新区金
融业务先行的条件下，以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和外高桥自由港保税区及外滩金融区进行
境外交易，开辟境外离岸市场，它包括外汇交易、国际信贷和国际投资等方面。在外
汇交易市场上，允许外汇自由买卖、兑换，自由进出人；在国际信贷上可以通过免除
非居民外币存款利息税，免除非居民外币计价债券和股票利息利润税等手段，大量吸
收非居民外币存款，并且按较低利率发放贷款。离岸业务展开将对上海金融体制改革
起到催化作用，并且将上海直接推人国际金融市场。其次，顺应我国跨国公司集团的
海外发展以及自由资本国际化程度提高，顺应发展对各国资本融通、对外贸易与结算
的需要，以上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为首率先发展跨国银行或参与联合国际银行，这
样既可以获得较大资本基础，又可以减少利润水平波动，并且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潮
流，成为构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阶段性手段。
(5)积极筹措和建立黄金市场。黄金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不影
响国家黄金储备和黄金管理前提下，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如允许上海用外汇购买黄金，
用国际价格批给上海黄金作为经营，允许黄金借贷和抵押，发挥黄金保值作用等政策
来进行黄金市场筹建。首先建立金银首饰市场，允许黄金首饰通过市场进行买卖和黄
金回收；其次，建立黄金交易所，与国际黄金市场接轨，进行同步信息、同步价格，
同步交易。国内外企业申请加入，国家按规定收取会员费、手续费。最后建立黄金期
货市场。在这中间国家起指导、监督和调控作用。
(6)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上海同业拆借始于 1986 年，
现日趋活跃。1992 年一年拆借融资总量达 1600 多亿元，比 1991 年增长 ％。但
仍需进一步发展。其一是组建上海融资公司，主要集中于金融机构之间短期资金拆借，
包括中央银行银根松紧操作；其二是筹建货币贸易市场，其内容包括一年以下债券、
国库券、融资券；其三是发展跨省市同业拆借，并向全国辐射；其四是统一异地拆借
业务，使之贸易规范化。长期资本市场已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完善长期资本市场，
利于长期资金的获取。为此，第一，更进一步利用投资环境和利率、税收政策优惠，
吸引外部资金直接投入；第二，加强股份制的实施，允许向境外发行股票、债券以向
外融资；允许外国企业和个人购买我国股票和债券进行投资；第三，恢复信托投资公
司等长期融资机构，实施银行和信托投资分离，便于长期融资；第四，发展债券期货
市场；第五，加强证券立法，规范证券交易，使之与国际接轨。
(7)大力完善金融法规、现代化操作系统和国际金融人材的培养。金融市场的多变
性需要规范和行之有效的法律与规章制度，保证其良好运行。因此，要依据国际标准
制订和完善各种金融法规，如银行法、证券法、抵押法、经纪人法、票据法等。同时，
高度发达的、全球性的、符合国际标准的信息处理和通讯网络，是使上海成为金融中
心和与国际接轨的物质基础。伴随金融业的竞争而来的是人才的竞争，信息的竞争。
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上海新建一所国际金融大学来培养通讯、电脑、信息、英语、
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此外还要成立国际咨询机构，来进行金融指导和信息导向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非常必要的步骤。
(8)最后，还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在上海金融大市场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在上
海成立上海特别金融区的管理机构，专门对上海进行金融方面的间接宏观管理，主要
通过经济杠杆，如外汇平准基金、黄金储备、利率、汇率、贴现率、准备率、公开市
场操作等手段来进行参数调节，附加必要的行政指导，这样使经济运行在宏观和微观
领域共同达到最佳效益。
（《大潮文丛》1993 年第 1 期）
上海搭建商贸大舞台的开放带动战略
（文章暂缺）
构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条件和策略分析①
构建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是当前上海经济建设的一项宏伟工程。
反观目前上海的现状，比较分析上海构建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劣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
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策略，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上海构建国际贸易中心的条件分析
(一)地理位置
Ⅰ 本篇为合作，为第一作者。
上海为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长江入海口，是“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的交
汇处，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的前缘，东濒东
海，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西与江苏苏州地区接壤，西南和浙江嘉兴毗邻。全市土
地面积达 6371 平方公里。通过长江大动脉可沟通面积达 180 万平方公里，资源丰饶，
粮、棉、工业品产量占全国半数的长江流域；又地处西太平洋航线要冲，隔海与我国
台湾的基隆和日本的长崎相望，远涉太平洋可通世界五大洲，与日、美、澳、新及东
南亚各国交通便捷。具有既能向国外又能向内地辐射经济影响的有利区位。与香港、
新加坡等国际贸易中心相比，区位条件大致相若；但上海拥有的经济腹地最为广阔。
发达。在利用周边地区资源和市场条件、增强辐射力方面，上海具有独特的优势。
(二)经济实力
上海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产业基础雄厚，生产体系健全，科技文化发达。
据 1994 年统计资料，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为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 亿
元，进出口贸易额 亿美元，在全国各大城市居首位。但同香港、新加坡相比，
上海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以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产业结构进行比
较：
上海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进出口贸易额，与香港、新加坡都相去甚远，产业
结构滞后，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远远低于香港 1993 年的水平。虽然上海经济发展总
量指标不容乐观，但不能否认经济增长的相对指标是惊人的。高速增长的良好势头，
深厚的增长潜力，全面高效地推动经济的运行，为国际贸易中心建立奠定坚实的经济
基础。上海 GDP 增长速度与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国际比较如下所示:
GDP 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
上海(1994) ％ ％
香港(1993) ％ ％
新加坡(1992) ％ 84％
进入 90 年代，上海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过香港、
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产业结构调整迅速，第三产业增长加快。199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
为 亿元，与 1991 年可比增长 ％；1993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亿元，
增速达 ％。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昙花一现，持续增长有绵绵不绝的后劲，主要
归结为强大技术力量的有效推动。上海有着门类齐全的 80 多万专业科研人员，1000
多个科研机构，组成具有不同层次，多学科、多专业、覆盖基础、应用、开发研究各
个领域的优秀人才。1993 年共取得科技成果 1995 项，其中国际首创 5 项，达到和接
近国际先进水平 729 项，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达 ％。强大的人才与科技力量绝非
香港、新加坡可比拟。因此，在未来竞争日趋激烈，产品更注重技术含量的国际环境
中，上海的人才和科技优势必能崭露头角，不断扩散；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支持
上海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三)交通通讯
近几年来，上海在发展交通运输方面略有起色。上海已拥有多种运输方式，以水
运和铁路运输为主，是我国内地最大综合运输枢纽之一。就上海港建设而言，上海港
是我国目前最大港口，港口年度吞吐量突破 亿吨，拥有 104 个码头泊位，开辟了
23 条远洋航线，通航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期上海还发展了集装箱运输，发展速度
相当快。1993 年增长速度达 ％，超过新加坡(％)和香港 (％)，开发建成
了浦东 4 个万吨级泊位顺岸式码头。但是，由于长江口拦门沙致使航道水深不足，限
制了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运输的发展。由于港口运作效率低下，港埠设施落后，造
成“压船”、“压港”日益严重，上海港的发展现状与商品集散中心的要求仍有差距。
在航空建设方面，上海尤为不足。民航国内航线 70 余条，国际航班只可通往近
20 个城市，且空运服务中货物吞吐量比重极小。相比之下，香港与新加坡机场都是东
南亚地区设备最完善、操作效率最高的机场，每周约有 1100 架次定期班机服务，航
线遍及世界各地，且都是空运货量比较多的航空线。
从通讯设备看，上海电话通讯能力获得极大的提高，1990 年底市区电话用户达
万户。但与国际城市比较，新加坡每百人 45 部，香港每百人 部，东京每
百人 部，上海每百人仅 3 部，相差甚远。通信设施不足与国际信息、贸易、金融
中心的地位难以相称。
(四)资金融通
金融业的发展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立的支柱。上海经过十余年金融改革与发展，
已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首，国家专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包括多种非银行金融
机构、外资银行在内的较为健全的金融组织体系。银行存贷规模发展较快。1994 年全
市各金融机构存贷总额为 亿元，存款规模比上一年增长 ％，贷款规模增
长 ％。现有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33 家，办事处 87 家，是全国外资金融机构数
量最多的一个城市。但与香港、新加坡相比，金融业国际化程度不深。香港现有的 172
家持牌银行中，140 家是海外注册，而且世界最大的 50 家国际银行中有 44 家在香港
设有分行。银行业的交易大部分属于国际性，银行业的总体资产和负债有 60％以上是
对外的，遍布 100 个国家；新加坡 125 家商业银行中，属外资的达 109 家，证券银行
几乎都属外资开办或渗股。另外，从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看，香港不但是亚洲金融中心，
亦是世界金融体系一重要环节，每日 24 小时与世界各地市场进行买卖。现时香港已
是亚洲第二大外汇市场，黄金市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香港亦拥有亚太第二大股
票市场。1993 年底上市公司总市值达 3880 亿美元(上海 1994 年上市总市值
亿美元)；新加坡金融市场别具特色，离岸市场高度发达，是最早建立亚洲美元市场的
地区。与两地相比，上海资金聚散能力仍属有限。
(五)对外贸易服务体系
对外贸易服务体系的发展，已成为增强商品对外拓展能力的有利因素。上海促进
贸易发展组织机构基本上是官方行政性机构，如上海外经贸委、各类进出口公司、上
海贸易促进会；也有民办的，如沪港经济协会、民间商会。在实际操作过程，此类机
构服务性功能未能发挥，不能提供迅捷的信息渠道，有效帮助企业创造贸易机会。
在创造自由而宽松的贸易环境方面，上海作出重大突破——即开放浦东，建立外
高桥保税区。浦东外高桥已成为进出口自由、贸易自由、外汇自由、人员进出自由的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的开辟，吸引子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地区的出口商品在此
储存加工，推进内转外、外转外的转口贸易发展。上海局部自由开放体系，从政策上
为贸易中心开创了良好、宽松的氛围。
回顾历史，上海曾经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依托长江，沟通资源丰富、工商业发达
的长江三角洲，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中心。今天，上海虽然相对落
后，又受到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诸多的挑战和制约，但只要我们拿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措施，借助深广的自然、经济、技术和历史基础，上海定能焕发昔日光彩，
重新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
二、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的策略构想
为了实现上海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目标，我们设想上海经济发展策略应当是“层
层衔接、梯度推进”。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内层，以上海为基点，逐步完善上海构
建国际贸易中心的基本条件；(二)外层，立足于上海，逐步向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
地区推进，既可借助外层条件消除和挥发内层不易克服的障碍，为国际贸易中心开辟
另一个空间，又可发挥对内辐射功能，带动该区域经济增长；(三)外外层，以上海为
中心，整个长江流域为腹地，面向世界，发展沪港合作关系，扬长补短，合理分工，
携手共进，确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一)内层策略
第一，以扩大上海自由开放度为灵魂，搭建万商云集的国际贸易中心。实现经济
开放，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越发达地区，商品、资金、技术等流动自由、
开放度越高，高度的对外开放，又进一步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上海要建成国际贸易
中心，应主动实行全方位开放战略。
首先，扩大外商投资的开放度，实行投资自由。在这方面，上海应当在政策上作
出突破；(1)开放产业，允许外商经营第三产业，以积极姿态吸引外资银行、跨国公司、
综合商社在上海投资经营各类产业，不断放大地域的开放广度，挖掘产业的开放深度，
有重点、多层次、多主体、多形式、全境域的对外开放； (2)允许拓宽外商投资的方
式。允许外商承包、租赁国有企业，也允许外商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其次，大幅度扩大贸易开放度，实行贸易经营自由。允许海外厂商、贸易商直接
进入上海，既可通过在上海组建公司从事业务活动，亦可允许委托独立的上海公司充
当贸易代理。贸易代理形式可多样化，可以是特许经销，也可以是销售代理。通过贸
易代理制的推广，逐步加强贸易领域同国外综合商社、跨国连锁商店的合作，推动国
内商贸活动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放宽进出口管制，实行运输自由，加大船运公司和贸
易商的利润率，增强上海港口吸引力。
第二，以发展交通通讯为先导，推动上海大市场、大流通建设。从前面的条件分
析可知，上海目前交通通讯存在三大矛盾：一是港口较浅、设施落后与交通枢纽的矛
盾。上海赖以发展的港口，由于长江口拦门沙系，使主航道水深不足，限制了港口进
一步拓展。相对落后的设施与管理水平，降低了港口的运作效率；二是国际航空枢纽
与机场设施落后的矛盾；三是国际活动枢纽与通信设施不足的矛盾。要改变这种局面，
具体作法：
对港口建设，上海应逐步由内港向外港发展。近．期要对老港进行技术改造，一
方面引进先进设备和科学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学习香港码头建设的经验，
在码头过于饱和状况下，充分利用地面，再向空中发展。同时，尽快向外高桥、金山
嘴新港推进，建设可容纳第三代和第四代集装箱码头。另外，要加快整治长江口航道，
彻底根除长江口拦门沙系对深水航道的阻拦。可截断长江口北支，大规模束窄长江口
南支，工程固沙导流导堤，集中江流，稳定冲向，加大冲力，配以人工浚挖，力争使
8 万吨级以内的新型集装箱轮能自由进出。
航空港建设应积极发展客货兼备的国际航空港。上海应把机场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加快浦东第二航空港的建设，加紧虹桥机场改造的完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内需。同
时，力争以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手段，吸引世界各地转运业务，跻身国际航空港。
改善上海交通运输，除上述两方面的努力外，我们还必须发展电讯与邮电业，以
弥补交通运输能力之不足。引进国际先进设备，完善强化外向型的信息网络，应是发
展交通之重点。电讯通信领域，应逐步形成以光纤电缆为主、微波为辅的传输网，提
高电话号线或电话普及率。长途电话每年开放 2000 条，十年内年均增长率达到
％，重点发展国际长途通信，提高自动化比重并逐步向全面数字化过渡，此外积极开
发移动电话、数据转换系统、无线电资料传送、智能用户电报、声音传递、图文传真
等多种业务，借以推动信息产业发展；推广计算机在邮政通信领域应用，大力发展轻、
小快件业务与特快业务，开发专递业务，确保邮件投递时间和质量。
第三，以强劲的金融业为依托，支撑大贸易的发展。现代大贸易发展需要有金融
业支撑，而贸易的繁荣必然带来金融业的大发展。为实现贸易推动功能，必须加大金
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此必须：
(1)放松和加大金融体系自由开放度，放松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制，使金融
机构与业务范围日趋国际化。放宽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外币贷款的限制，允许进行人
民币的存贷业务，以吸引更多外资银行、合资银行进上海。推进上海国内各金融机构
业务向海外发展，鼓励其从事离岸金融活动，加速．国际化进程；其次，加快国际金
融市场的建设。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建立自由外汇市场。撤消对黄金进出口限制，促
使黄金交易兴旺。上海应尽快建立黄金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同国际市场接轨，进
行同步价格、同步交易；加速规范同业拆借市场，稳步发展短期国债市场，加速推进
商业票据市场，使其在年内基本形成区域大市场雏形，成为货币资金吞吐中心，藉此
带动上海周边地区的业务，并逐步形成全国融资中心。
(2)引进先进技术，促使金融手段和方式日益现代化，金融业务日益多元化。广泛
使用电子自动化操作系统，促进资金结算、划拨、收付、存取、交易和信息处理的快
捷便利，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市场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使业务项目日趋多元化。随
着国际间金融业务交叉渗透的进行，上海应当发挥超前意识，鼓励商业银行经营活动
逐步向商人银行业务渗透，或通过收购证券经纪公司、财务公司，或通过设立专业部
门，从事银行批发业务，以及一些中间业务，促使金融业务多元化，投资工具现代化，
从而拓宽融通资金的渠道，进一步健全上海金融业体系。
第四，以加强上海商业对内对外辐射力度为核心，树立上海贸易中心形象。
(1)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确立上海国内、国际转口贸易商地位。依托外高桥保税区，
建设大型境外生产资料市场，并通过保税仓库为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各省市出口商
品的储存、分装及加工提供服务，进而利用外高桥港口，逐步建立转口贸易区以吸引
国际转口业务。
(2)进一步扩大出口贸易，努力使外贸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0%以上。
首先可从组建内外贸易的综合贸易公司、连锁商店、跨行业集团入手，在此基础上组
建工商贸一体化的新型产业集团，然后形成一批从事内外贸易，资金融通、对外直接
投资等职能集于一身的综合商社，从事跨国生产、跨国经营、跨国贸易、跨国投资的
商务连锁企业和跨国公司。通过这些具有全方位开拓职能、金融聚合职能、综合应变
功能的大型企业的建立，逐步形成出口气候，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3)加快建立和完善拓展贸易渠道的组织体系，增强对外贸易服务功能。政府应设
立或改善现有贸易发展中间机构，把拓展贸易渠道当作主要任务。此类机构首先应建
立经济技术信息资料库、商情中心、技术情报中心，集散国内外各类商情信息和技术
经济信息。
(二)外层策略
以发散性思维、超行政区划的战略，规划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地区的贸易发展，
充分发挥长江流域地区的整合优势，完善和推动上海经济和长江流域各地经济的成长，
为上海建成国际贸易中心创造另一个空间。
第一，发展跨行政区上海港口群．由于上海境内新港选择不甚理想，外高桥位于
长江口南岸，未能摆脱长江口拦门沙的影响，金山嘴新港又受杭州湾水深和潮差影响，
泊位吨级也有限，而且整治长江航线使上海成为真正深水港，需要漫长时期等候，因
此当前要摆脱港口水浅的困境，只能在上海境外寻找出路。基本思路：突破行政区划
的障碍，以上海港为中心，组建跨省、市区划的航运集团公司，实行紧密型一体化的
航运联营，其范围包括上海港、南通港、绿华港、舟山港以及北仑港，组成巨大港群
集团，拥有万吨级深水泊位近 200 个，其中包括 10 万吨级到 20 万吨级。每个港口按
照统一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实行统一调度，合理分配。通过上海境外港口的合理布局
使用，为长江口沙系治理、上海港口的改造赢得时间，为贸易港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
第二，发展跨行政区划的金融业。应允许上海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以上海为中
心的基础上，将其业务范围延伸到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允许沿江各省市、金融机
构和企业进入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融纳资金以弥补内地资金不
足。同时，让上海证券公司在沿江各省市内设立分支机构方便投资者。在同业拆借市
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票据贴现与转贴现业务、证券短期回购
业务、本外币拆借业务，使上海尽快成为区域货币资金吞吐中心。
第三，建立跨行政区划的保税区，拓展转口贸易业。近期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外高
桥保税区运作功能基础上，把本市已有的两百个保税仓库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数以干计
的保税仓库，借助发达便捷的保税运输连为一体，建立以原料、零部件现货与期货市
场，开展制成品仓储和运输业务，为包括上海在内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三
资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良好服务。
(三)外外层策略
近年来，中国内地和香港经贸关系不断加强。随着香港“九九”回归，内地与香港
的合作关系必将进入新的境界。上海从全方位对外开放建设国际贸易中心出发，应抓
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展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携手共进，扬长避短，共建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与香港互相倚重、互为依托，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以及原有的国际贸易
中心的维持和发展，离不开两地全方位的合作。这是因为：对上海而言，香港已具备
国际性优势，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和某些工业为一体，是少有的拥有综
合能力的经济中心，对外合作辐射力强、辐射面广。通过香港，上海可直接了解世界
市场信息，获得更多与各国经济往来的贸易渠道，加强对东亚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
贸易、技术合作，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和贸易惯例，可充分利用其充裕的市场资金、便
捷的融资手段，加强与香港银行业联系，大力吸引外资。对香港而言，借助于—上海
有利条件可以驱除经贸发展存在的障碍、限制或打败强劲的竞争对手，维持国际贸易
中心的地位。香港与—上海合作，无疑为香港开拓更大的市场创造捷径。香港实用技
术较强，但缺乏基本科学，高精尖技术及相应人才，使香港产品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
场中只能适应潮流未能带动潮流，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而上海有着门类齐全，覆盖基
础、应用、开发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尤其在生物、医学，电子、激光等技术方面见长。
香港工业是典型的面向出口加工业，以轻工业为主，能源、原材料、半成品、自然资
源、土地、劳工以及高精尖技术等生产要素紧缺，致使香港在技术密集型工业领域节
节败退(与南韩、台湾竞争)，劳动密集型工业又面临东盟各国挑战。香港面向出口工
业需要上海技术、人才、土地、资源等支持。
客观上，沪港两地发展要求保持合作关系，上海应取长补短，发挥高科技术与雄
厚工业基础之优势，同香港信息与市场开拓能力相结合，确保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
立。
（《经济经纬》1996 年第 1 期）
上海经济国际化战略初探
上海原来作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基地、工业中心，其经济主要是面向国内的。改革
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逐步确立以建成具
有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功能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为此，上
海必须更全面、更直接地面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转
折。适应这一战略性的转移，上海必须制定和确立全新的国际化经济发展战略，使上
海经济更顺畅地与国际经济接轨，更紧密地融入国际经济，充分发挥国际经济中心的
功能，尽快实现建成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本文拟就上海经济的国际化战略作
初步探讨。
一、战略转移
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战后长期存在的美苏对峙的两极
格局宣告终结。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美、日、欧发达国家间的三
极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区域集团化趋势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
态势和格局，将对各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面对世界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相对于 80 年代而言，我国适时地作出了
战略性转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区域推进转向全方位开放；第
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般提高市场化程度转向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
三，在继续发挥香港作为连接内地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同时，大力建
设我国对外经济的新的枢纽点和集散中心，以便更有力地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正是经济全局的这一战略转移，上海的战略地位及其极端重要性被突出出来了。
上海从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后卫”一跃而成为“前锋”。1990 年 4 月，我国正式向世界
宣布，90 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2 年 6 月在我国制定的沿江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
金融中心之一，并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
中心之一”。
8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采取的是多层次区域推进方式。主要是以香港为纽带和辐射
源，经过经济特区的传递，向华南地区进行产业扩散和转移，并从境外引进资金、技
术和先进设备与管理经验等。在此基础上，再从华南地区由南向北，加上沿海地区的
由东向西，实行逐步的区域推移。这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开始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也确
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示范效应。但是，以香港作为纽带和辐射源，由于其
自身产业结构的局限，向内地转移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加以华南地
区在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其经济
辐射能力是极有限的。因此，进入 90 年代以后，确定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重点，以上
海为龙头和纽带，把沿海发展战略向沿江发展战略转移，将区域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
转向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这样就可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政策效应，利用上海
优越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加之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最
发达的地区，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一个新的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的纽带，形成新的更强劲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更强有力的经济辐射源。从参
加国际分工和接受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实行低位吸纳、参与“垂直
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可以利用上海的科技、人才、信息、管理等
方面的优势，参与“水平分工”，接受来自境外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
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一方面可以沿着上海——长江三角洲——长江沿江地区
以至全国的路线向内扩散和辐射；另一方面，亦可通过这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高起
点地对外开放，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改善我国出口产
品的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我们的优势。
8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特点是；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经济开放的格局，如深
圳对香港，珠海对澳门，厦门、福建对台湾，山东、辽宁对日、韩等。这在当时也是
必要的。但是，从对外开放的战略全局来看，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会使我国
经济易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弄得不好还会受制于人，不利于我国经济
的长期稳定。所以会造成上述单向开放的格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还没有形
成自己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功能、开放型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还无法从战略全局上加以配置和调度。通过浦东的开发开放和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中心，我国的对外开放就可以形成南北两翼、中间突破的整体态势，摆脱
对外开放的地域局限，将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经济开放形成一个整体，真正实现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这样就可大大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增强我国的经济
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到那时，我们才能变单向开放为双向对流，使中国经济真正融
入世界经济的大潮。
二、国际化：必然选择
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现代国际大都市。
经济国际化，这是上海的必然选择。
现代国际大都市是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日益发展的
产物。一般说来，国际大都市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经济生活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人均 GNP 一
般在本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在本国 GNP 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世界经济中
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是国际商贸活动的集聚中心。这里会集着大量国际大财团和
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跨国公司指数”相当高。是万商云集之地，国际商务
活动十分繁忙。 (3)是国际资本的聚散中心和流动中心。这里有大量外国银行及其分
支机构，“跨国银行指数”也非常高。有大量的资金、利润流进流出，在国际收支和全
球资本流动中比例十分高。具有高度国际化的银行业体系和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体系，
有完善发达的资本融通和交易市场。(4)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窗口和晴雨表。这里具有较
高的国际经济参与度和关联度(依存度)，外贸进出口额占 GNP 的比重较高。由于商贸、
资本、信息等的汇集，指示了国际市场的波动状况，成为国际经济的晴雨表。另一方
面，它的每一波动也会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城市装备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支持系统。
有现代发达的陆上、水上、空中交通设施，运输方便快捷，四通八达。(2)适应国际商
务、资本、信息集散的需要，有发达良好的现代化通讯设施和信息网络。(3)拥有一流
的生活服务设施。有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众多的娱乐设施，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服务。
第三，体制运行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经济市场化的程度高。国际化的核心
和基础是市场化。有发达而又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能与国
际市场顺畅接轨；(2)有符合国际市场惯例和规范的市场法规体系；(3)在金融、经贸、
信息、咨询等各方面都能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发达而又完善的中介服务，第三产业特
别发达；(4)能提供与国际惯例相匹配的行政架构和管理方式。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健
全的法规管理，保证经济的高效率运行。
第四，人文环境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随着国际商贸的集聚，国际资本的聚
散，必然伴有各国人民的大交往，国际人才的大流动，包括有大批外籍居民的移入，
形成国际化的移民社会；(2)不仅有大量的人口集聚，而且人口素质高，具有国际水准
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和相应的人才优势；(3) 在发达的科、教、文、卫基础上形
成发达的国际性科技、信息、旅游和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国际会议及展览会指数高，
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以及外语环境指数也较高，经过本国、本地文化对别国、国际文
化的兼容、吸纳、碰撞与扩散，形成国际性的影响。
上海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必须以国际化战略统领全局，大力建设和实现以上所说
的经济生活国际化、城市装备国际化、体制运行国际化和人文环境国际化，使自己真
正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纽带、桥梁和“龙头”，真正成为国际经济、金融、
易中心之一，以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带动
中国经济不断向国际水平靠拢，不断跃上新台阶。
三、成就与制约因素分析
上海实现经济国际化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上海有优良的战略区位，又有
深厚的产业和科技基础。上海早在 30 年代就曾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重埠，有“东方
的纽约”和“远东第一大都市”之美称。尤其是近年来，上海已经走在加速经济国际化发
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提高了经济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
(1)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势头。80 年代上海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一倍，年均增长 %，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 90 年代，开始加速增长。
1990、1991 年与全国持平。1992 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1054 亿元，同比增长 ％，
高于全国 个百分点。1993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1500 亿元，同比增长 ％，又高
于全国水平近 2 个百分点。这种强的加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为经济进一步国际化奠定
坚实的基础。
(2)引进和利用外资迈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的前 12 年共引进项目 1275 项，吸收
外资 亿美元。1992 年达 2012 项和 亿美元，一年超过前 12 年的总和。1993
年更高达 3650 项和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和 倍。在外商直接投资
中，协议外资在 1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 120 项。到 1993 年底，已累计吸收外资
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资金 亿美元。
(3)外贸进出口额上了新台阶。1992 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亿美元，比上
年增长 ％。其中出口商品总额 亿美元，增长 ％，进口总额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 1993 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增至 亿美元，比上
午增长 ％，其中进口 亿美元，增长 ％，出口总额达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出口额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并首次扭转了连续 28 年来出口增幅
低于全国增长水平的被动局面，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8％)高出 个百分点。
(4)第三产业有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对第三产
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三产获得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80 年
代初的 ％，提高到 1991 年的 ％，1992 年上升为 ％，1993 年更提高到
％，又比上年有较大的提高。这为改变城市落后面貌、转变城市功能，进而为提
高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要素市场建设成绩卓著。经济国际化的核心是经济市场化。而市场化的重点又
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近年来，上海把培育现代大市场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建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金属、农资、化工、石油、煤炭、粮油、汽车、
建材等八大国家级交易所，1993 年全年交易总额突破 4000 亿元。其中金属交易所全
年交易额达 3500 亿元，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的世界第三大金属交易所。证
券交易所三年来每年以 5 至 6 倍的速度蓬勃发展，1993 年交易额达 5200 亿元，比上
年增长 倍。年末，全市股票上市品种达 123 个(含 B 股)，证券交易会员单位达 481
家，交易席位达 2600 个。全年外汇调剂市场成交金额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一个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沟通世界的大市场格局正在形成。
(6)企业运行机制日益国际化。作为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手段，近年来，上海企业在
产品质量、会计制度和产品成本等内部生产管理方面正大步向国际惯例看齐。全市已
有 100 多家企业生产的 5200 多个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已有近 300 家企业采用了国际
通用的财务结算制度。400 多家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完善质量保证
体系、强化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使产品成本逐步向国际水平靠拢。企业运行机制日
益国际化使上海企业的经营管理日益接近国际水平，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上海经济参与
国际竞争的能力。
(7)浦东新区进入功能开发新阶段。近年来，浦东新区按照基础开发与功能开发并
举方针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先行的要求，高标准地推进开
发建设。三年来，总投资 150 亿元的十大基础设施工程，除外高桥电厂一期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外，其他工程均已提前两年竣工。四个重点开发小区已加速启动。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已有 50 幢金融大夏、商贸大楼动工兴建。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有 200 个项
目进区，100 个项目开工，30 家企业投产，每个项目平均资本高达 1300 万美元。 1993
年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 16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92 年增长 ％，比 1990
年增长 100％，实现了“三年翻一番”的目标。新区的全面开展和启动，成为上海的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上海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大大加速了上海经济的国际化进
程．
(8)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80 年代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共投放资金 亿
元，而 1992 年和 1993 年两年资金投入就达 230 亿元，差不多相当于 80 年代的投资
总和。1993 年一年就拿下 18 项重点工程项目，包括世界第一大斜拉桥杨浦大桥、罗
山路立交桥、合流污水治理工程一期、外滩综合治理工程二期、外高桥新港区等等。
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是经济赖以发展、起飞的依托和支架，也是经济国际化的主要硬
环境。
但是，上海经济要迈向国际化，也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这主要表现在：(1)经济
体制制约：上海曾经是计划经济最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超稳系统。的旧体制，其运
行惯性特别巨大，原有体制包袱尤为深重。加之国有企业比重大，改革长期滞后，导
致企业产权难于主体化，资产存量难于流动化，资源配置难于合理化，严重制约着上
海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为上海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经济顺畅接轨增加
了难度。(2)产业结构制约：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产业结构严重不
合理，第二产业畸重，第三产业极度萎缩。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建
国初期的 ％，下降到 1978 年的 ％。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才逐渐恢复到近 38
％，仍未达到建国初期水平，更不用说现代国际大都市应有的高水平。三产发展相对
落后，不利于大流通、大贸易、大服务的形成，也严重制约了上海经济高质、快速和
高效发展。就第二产业即工业内部结构来说也很不协调，加工工业粗放经营，轻重不
当，外向化转换缓慢，无力大幅度拓展外贸和扩大外销。而国际贸易发展跟不上总体
经济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上海的“龙头”地位和“中心”地位的形成。(3)城市功能制约：
上海城区狭小，土地使用结构很不合理，第三产业使用面积极低，交通拥挤，通讯设
施落后，人口稠密，住房紧缺，环境污染，文化娱乐设施也相当稀少，居民生活质量
难以提高。虽然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某些方面甚至已大为改观，但终因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过多，致使上海城市综合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这也严重制约了上海
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四、主要对策措施
上海要加速经济国际化发展，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措施：
(1)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海要建成“三个中心”，归根到底是要把上海建成市
场中心，包括国内市场中心，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市场中心，井在一定程度上
逐步发展成为东亚市场中心、亚太市场中心以致世界市场中心。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
的载体，而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则是一切经济活动及其运行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机理与
功能。因此，上海只有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除进入国际市场的体制障碍，
顺畅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从而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主要桥梁，
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要素是三个方面：
市场主体的形成、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市场宏观调控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三者
当中，市场主体的形成是最基础、最关键的。尤其对上海而言，国有企业比重大，改
革滞后，国有资产的产权难于明晰化、主体化和市场化。这一状况如不根本改变，率
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会落空。如果上海真正能在这方面思想领先一步，行动超前一
步，率先进行改革，上海就将收到先发性效应。在改革中，通过对国有资产产权实行
多种多样的分解和重组，一方面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产权边界明晰化，重构国有产
权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实现企业制度创新，探寻多样化、高效化的公有制实
现形式，催化公有资产市场主体的形成，这就为建立和完善包括多种公有产权主体在
内的市场体系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奠定了微观基础。从而，公有
制尤其是国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容的问题，企业产权明晰化、主体化和经济全盘市
场化的问题，以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顺畅对接的问题等等，全都迎刃而解了。国有
资产也会以多种多样的产权主体形式出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市场主体
相比可以毫不逊色地大展其雄威。
(2)加速进行金融国际化改革：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离不开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
和资金。这要靠利用各种国际金融手段来加以实现。为此，必须以国际金融的发展为
支柱，建立自己的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上海要建成“三个中
心”，其战略重点是金融中心，以金融中心带动贸易中心，进而促成经济中心的建
立。．在全部市场战略中，金融市场是战略重点。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速金融业
务国际化步伐，以金融深化来带动和加速整个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要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采取以下各项措施：加快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步伐，允许创立地方性银
行和民办私人银行；放松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制，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放
松外汇管制，建立统一的多功能的外汇市场，开展离岸国际金融业务和加快国内银行
的境外发展；积极筹措和建立黄金市场；进一步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
长期资金市场；大力完善金融法规、现代化操作系统和国际金融人材的培养；最后，
还要有相应组织措施，即在上海金融大市场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上海特
别金融区管理机构，专门对上海进行金融方面的间接宏观管理，使经济运行在宏观和
微观领域共同达到最佳效益。
(3)逐步实施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港政策：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必然要成为国际交通中心。而实行自由港政策，则是国际交通中心建设的一项最富效
益的政策。上海港是我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十大亿吨港之一。它以长江流域为广大
腹地，无论在产业基础、科技实力、腹地资源、密集劳力方面，还是在消费潜力和市
场潜力方面，都远胜过香港、新加坡两港的条件。但是在为国际中转贸易服务的基础
设施，尤其在实行自由港政策优势方面，上海却无法与它们并驾齐驱。这种状况能否
改变，将直接关系到今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上海能否赶上或超过它们，能否实现经
济国际化和建成“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的思想要更解放一点，大胆实行
自由港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港，就象 80 年代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
特区一样。上海对自由港类型的选择，不可能是单一功能的转口型贸易自由港，而必
然要选择综合型贸易自由港，其政策主要包括：自由港的关税政策；人员出入境自由
政策；自由投资的自由企业政策和自由汇兑的货币政策。综合型贸易自由港的特点在
于；中转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库的免税功能；招徕国际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功能
和信息中心功能；规模庞大的国际免税购物中心功能；以及以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
为基础，因受免税刺激而带动起来的港内工业、金融、商贸、房地产、旅游业及其他
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上海港建设，除要解决深水港问题，海、空港并举问题以及突破
行政区划限制，建设名符其实的东方大港的港群集团问题之外，最主要，也是最富效
益的措施，就是实行自由港政策。这可以以现在已经运转的外高桥保税区(10 平方公
里)为支点，向北拓展，包括进外高桥新港区，使其超越“保税仓库”和“保税出口加工
贸易区”的功能，与港相连，真正有“港”可以“自由”进出；向南沿长江口拓展到川扬河
口南，与浦东新建的航空港接壤，使“自由港”北有海港，南有空港，真正成为进出方
便自由的“自由港”。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拓展至浦东全境，并把长江口外的嵊泗岛屿群，
尤其是其中绿华山减载深水港也拓展进来，使浦东自由港固有深水中转大港配套而更
加完善。上海如果从战略高度建成了自己的自由港，它对长江流域以至整个中国内陆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能量定会数倍于香港!
(4)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上海应大幅度扩大进出口贸易的开放度，实行“自
由贸易”政策。应立足于自己独特的口岸优势和集散功能，吸引国际性的商业机构，
国内的外贸机构和商业批发机构在沪经营交易，让全中国、全世界的商品都有兴趣到
上海来寻求市场。为此，首先应消除贸易业的进入壁垒，允许各国、各地区、各行业
的各种企业、公司、机构和个人在上海开设贸易公司。其次是大力改变批发贸易极端
落后的局面。东京和大阪 1982 年的批发业人数分别是零售业人数的 倍和 倍，
而上海 1991 年批发业从业人员仅占零售业的 ％。这同建成贸易中心功能相距太
远。第三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这方面香港做得极为出色。 1992 年出口总值高达 1160
亿美元，其中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 75％。这是上海的另一个薄弱环节。要改变这方
面的落后面貌，同样必须消除进入壁垒，特别要打破内外贸界限，应允许各地及各国
的各类贸易机构在上海从事进出口业务，使上海成为全国各地商品进出口枢纽。此外，
要进一步放宽出口渠道，让更多的单位经营进出口业务，要尽一切努力建立销售渠道、
销售网络和信息网络，以强化上海的引力场；还应为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商品交易
提供“窗口”服务，尽可能多地召开各种商品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等。
(5)竭力扩大吸引外资的开放度：要大跨度地扩大吸引外资的对外开放度。新加坡
是个弹丸之地的城市国家，总共只有 310 万人口，却有 3000 家跨国公司在那里投资，
单制造业就有 700 多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近 400 家。1990 年外汇市场交易额高
达 20 万亿美元。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就不可能有这样惊人的经济能量。因此，
要特别关注外资引进，因为它对经济腾飞有着最活跃、最广泛、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上海在这方面可考虑分几步走：第一步，大幅度地下放外资项目审批权。市里主要进
行产业导向，可采用项目库办法加以调控。只要把下面的手脚放开了，不说市区各区，
单就郊县而言，何愁出不了珠江三角洲式的明星县，又何愁不能再造个把“苏锡常”!第
二步，待条件具备和成熟时，可不失时机地变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制为注册登记制。第
三步，在企业产权主体化、市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吸引外资的形式、途径、领域也
应走向多样化、多元化；尤其要采取优惠政策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或重心转移到第三产
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建设等领域；包括吸引外资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土地
成片开发，扩大土地批租对外开放度，尤其在城区，可采用土地房产置换办法，吸引
外资对浦西黄金地区进行投资和再开发，并由此而大规模地进行城区和郊区、中心区
与边缘区、浦西与浦东的土地置换和工业、企业及居民的扩散转移；第四步，允许外
商收购、兼并上海的公司、企业，包括非公有制的，也包括公有制以至国有制的，这
是资产形态的转换，有利于我们盘活资产存量。
(6)逐步实行开放的自由移民政策：上海在 30 年代能够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
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美国能够实现经济重心由大西洋沿岸向
太平洋沿岸的转移，至今仍保持巨大的经济活力，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得力于它的开
放的、兼容的移民政策。近十多年来，上海由于改革滞后，人才大量外流，上海人口
老龄化程度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面对“三个中心”、“一个龙头”和经济国际化的历史重
任，上海高层次人才将面临严重短缺。因此，上海应努力做好吸纳海内外人才和外来
移民这篇大文章，采取更开放、更宽松的政策吸引外地及国外的人才和移民。要最大
限度地放宽人员的进出入政策，做到来去自由，大幅度放宽人员携带物品、钱财数量
的限额。对外籍人员放宽进出入审核、检查制度，大力简化人员进出港(海、空港)手
续。要特别重视做好吸纳外来移民的工作。外来移民的进入，不仅会带来资金、技术、
信息、管理技能以及高层次的社会消费需求，还会带来智能以及与母国乃至世界的某
种亲缘的、社会的联系。现代国际大都市需要这样的因子、因素和细胞的碰撞和集聚，
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集聚效应和“杂交优势”。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无形财富，到一定时
候，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本来作为潜能存在的会突然进发出
无比巨大的物质能量。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城的兴起，就是以华人及其他亚裔移民的集
聚为主要支柱的；洛杉矶城的崛起是以日本人和其他外籍移民的集聚为主要支柱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的国际资本所以能较快、较顺利地进入中国，在相当程度上
也是借助于作为他们本国外来移民的华人的力量。上海还应扩大开放度，加大自由度，
大力创造条件，放宽政策，改善环境，从国内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让他们有施展
才能的广阔天地和众多机会，全力去夺取和占领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人才制高点和智
能制高点。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对人才和移民不力口任何限制。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
最开放的自由移民国家。可是，它的联邦政府移民局根据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每年
对移民的数量和结构，都有一定的控制和调整。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上海经济年度发展报告》编写组：《1992 年上海经济发展报告》(1993 年 4 月)
2、复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徐桂华执笔)：《上海迈向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战略与对策研究》(1993
年 6 月)
3、重华：《今年：上海经济方兴未艾》(1994 年 1 月 3 日《解放日报》)
4、陈季冰：《上海经济驶进国际比轨道》(1994 年 1 月 28 日《文汇报》)
5、雷兴长：《国内市场国际化的主要因素》(1994 年第 l 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6、《1993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公报 》(1994 年 2 月 15 日《解放日报》)
（《复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上海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及预测
（文章暂缺）
上海浦东新区投资效益实证分析
从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到现在仅两年多时间，由于缺乏有关的经济资料，还很
难对外地历年投资效益构筑时间序列，以供分析。这里仅以发达的川沙经济和迅猛发
展的内联企业的效益状况作有限的实证考察。
发达的川沙经济
在浦东新区 350 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有 312 平方公里原属川沙县。因此，用川
沙县的资料可以近似地反映和代表投资浦东的效益状况。
川沙县工业基础较好，并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改革开放 14 年来，川沙县工业总
产值每年以 24％的高速度向前发展，1990 年达 亿元，1991 年又进一步达到
亿元，比上年增长 ％。 1991 年川沙县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的 93％，就业人数达到 万人，基本上全部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1991 年
川沙县工业拥有各类企业 4289 家，拥有 亿元的固定资产原值 亿元的固定
资产净值和 亿元的定额流动资金平均额，创造工业净产值 16. 33 亿元，实现利
税总额 亿元，实现利润 亿元。川沙县工业行业门类齐全，共有 13 个行业，
3000 多种品种，形成了机电、纺织、缝纫、化工、食品和建材等骨干支柱行业。川沙
县外贸生产也十分发达，1991 年全县外贸生产企业 289 家，完成外贸出口产品的拨交
额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 ％，其中直接出口拨交额 亿元，比上年增
长 ％。产品销往港澳、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前苏联等 40 个国家和地区。
1991 年全国工业和川沙县工业的经济效益对比参见本文附表：
川沙县经济发展迅速且效益较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川沙
县有上海市大工业、贸易为依托，乡镇工业有不少是上海大工业和外贸单位辐射的，
是利用市区大工业的科技，销售及外贸出口渠道发展起来的。1991 年川沙县乡 (镇)
村办工业联营企业达 280 个，除少数是内联企业外，大多数是与市区工业、外贸联营
的。联营企业产值达 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 %。
迅猛发展的内联企业
这里的内联企业泛指一切外省市来沪投资的企业。到 1992 年底，浦东新区共吸
引外地投资企业 1401 户，其中 1248 户是 1992 年吸引进来的。到 1992 年底，累计
外地投资总额 亿元，其中 1992 年的投资总额为 亿元。从产业结构看，
大部分外地投资企业是属于第三产业的。162 家外地投资企业中，纯粹是第二产业的
企业只有 46 家，不到总数的 1/3。
到 1991 年底，原川沙县共累计审批外地投资企业 97 家，投资总额达 亿元，
其中外地投资 6554 万元。1992 年川沙县又审批外地投资企业 500 多家，其中 1-10
月份审批的 301 家外地企业投资总额达 23 亿元，其中外地投资达 亿元，占 2/3
以上。外地投资方既有邻近约江浙，也有遥远西部的新疆；既有最北的黑龙江，也有
最南的海南；既有来自江浙、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也有来自安徽等较落后地区的；既
有来自一般的地区，也有来自深圳等特区。外地投资方既有国营企业，也有集体和合
资企业。在 243 家企业中，以合资形式投资的企业有 164 家，乡镇集体企业是合作合
资的主要对象。外地投资企业的产业结构。粗略估算，至少有 97 家是从事第三产业
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商业和房地产业。我们对 9 家已开业的外地投资企业进行了具体
调查。它们是来自贵州的遵义开关厂、凌云铅合金厂；来自江西的北蔡防水涂科厂，
大茅山鞋楦厂川沙分厂；来自海南的中联净水剂厂、东民合成化纤厂；来自广西的广
西机械上海经销维修中心；来自浙江的杭州齿轮管厂上海经营部和来自北京的华飞固
体润滑厂。其中中联净水剂厂、东民合成化纤厂的外地投资方是私人性质，华飞固体
润滑厂的外地投资方是乡镇企业，其余六家都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外地投资方到上海
浦东或川沙投资的原因和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满足部分人员回沪的要求，如北蔡
防水涂料厂原是上海支内厂，部分职工想借机回沪工作、生活。(2)母地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不利经营，想到信息比较畅通，交通发达的地方来经营，如来自江西和贵州
的国营大厂。（3）建立自己约销售点，提供售后服务，了解用户的要求，以扩大销售，
促进生产，如杭州齿轮管厂上海经营部和广西机械上海经销维修中心。(4)在上海设立
窗口，搜集了解市场信息，向母地或企业反馈，带动母地和母企业的经济发展，如大
茅山鞋楦厂川沙分厂以及它总部新设立的公司。(5)使闲置的技术设备得到充分利用，
如华飞固体润滑厂。(6)外地投资方调整产品结构，专业生产技术难度高的产品，如遵
义开关厂。(7)建立牢固的购销关系，如东民合成化纤厂等。
相应地，这些外地投资方投资上海或川沙县产生了以下效应：(1)学习效应，尤其
是来自内地信息闭塞的地方，它们可以学习到沿海发达地区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经验。
这是许多厂的共同感受。(2)直接带动效应。如大茅山鞋楦厂川沙分厂最初用的原料是
木材，而大茅山有丰富的木材资源，这样可以加快资源开发。(3)分工专业化生产效应。
(4)广大销售效应。这些效应使外地投资企业不仅自身取得较好的效益，而且促进了母
地和母企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如北蔡防水涂料厂生产的“851”防水涂科，专家评审
鉴定为国际上公认的中高档防水涂料，被评为国家级星火项目，在上海越江隧道、新
客站、宝钢薄板工程等重大工程中被采用。取得良好效果。该厂正在开发“自凝性”“水
溶性”等防水涂料，同时开始批量生产稻草板钢架结构活动房。该企业开始资金总额
为 30 万元，发展到现在注册资金达 1000 万元。大茅山鞋楦厂川沙分厂生产的鞋楦供
不应求，正在准备可以用流水线生产的弹簧鞋楦，该企业最初只有固定资产 10 多万
元，现在固定资产达 430 万元。广西机械上海维修经销中心利用广西柳州工程机械厂
的人才、技术。设备优势，进行特约装载机械的维修和零配件供应，业务不断扩大，
已经成为销售和维修该厂产品的主要网点。1991 年 3 月该企业在北京、青岛等处延伸
设点，同时还投资 200 万元自行生产装载机的零配件。凌云铝合金装潢厂生产的铝塑
门窗市场需求十分旺盛，该厂正在投资 200 万元扩大生产规模。
外地投资企业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益，除了产品适销对路和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素
质外，据它们反映，还有如下几个原因：（1）上海及其周围市场广大，信息灵通。(2)
联营双方关系融洽。(3)上海劳动力素质高，科技力量强。
全国工业 川沙县工业
工业企业数（个）
工业总产值（亿元）
固定资产原值（亿元）
流动资产（亿元）
利税总额（亿元）
劳动人数（万人）
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产值（元）
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元）
每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元）
每百元产值实现利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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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导报》1994 年第 1 期)
上海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当前，环境保护热席卷全球，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
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上海目前正进入经济高速发展
时期，环保工作不仅要跟上世界环境保护的新浪潮，而且还要适应高速发展的新形
势．因此，开展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过程中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就显得十分紧
迫和必要。
一、上海的环境问题
横贯上海的黄浦江干流有 3/4 以上江段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三级地面水标准，黑臭
天数近几年一般为 150 天左右。因水体严重污染而著名的苏州河曾成为一条纳污、输
污的明沟。郊区，县 8 条主要河流也几乎都不能成为合格的饮用水源，约有 20％的乡
镇工业企业排放各种废物，其中 8％属污染严重的化工等行业，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
仅占 50％。随着禽畜业迅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禽畜粪尿，出现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
目前，上海每年禽畜粪尿的排放总量在 1000 万吨左右。
市中心的大气环境质量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其中 SO2 的年均浓度，
市中心区为
已达 2 万辆的速度增加，大气中 NOx 浓度上升至
势，不少地区酸雨频率已大于 60％，PH 值在 3 以下。
二、近年来上海的环境建设
七五期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 1985 年翻了一番，人口增长近 100 万。通过布局结构的
调整，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的加强，工业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环境质量恶性化的趋势有所减缓，局部地区的质量有所改善。1990 年万元产值工业废
水排放量下降到 115 吨，工业废水处理率上升为 59％，降尘量下降到 吨/月·KG2，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上升到 ％。
黄浦江上游地区的大中型禽畜场的 10 项环境治理工程，在 1992 年第一次列为市
府计划，另外投资 16 亿元，建设管道全长为 的苏州河合流污水工程，在 1993
年已完成。排入的合流污水将逐步进入管道，排入深海，苏州的污染状况将逐步改观，
黄浦江中下游水质也将得到改善。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减少大气污染，继浦东煤气厂一、二期工程竣工后，吴
淞煤气厂已于 1992 年底投产。已建的南浦、杨浦大桥和高架环路改善了道路通行状
况，对控制城市交通噪声，减轻汽车排气发挥了积极作用。1992-1994 年从市区迁走
百余家污染严重而无法就地治理工厂，拔掉污染生产点 200 个，结合工业结构调整，
关、停、并、转 300 多户，迁房 25 万平方米，搬迁受三废影响居民 300 多户。
以上工作使 1995 年上海环境综合整治列入全国主要城市评比第 10 名。
三、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战略
城市是一个高效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足以人工要素为整体的多
因子构成的城市综合体，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活动，特别是工业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地
域单元。因此，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终都是人同自然对抗的恶果。城市水
危机是其需求量大于水源的有限供给促成的；城市环境污染是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
工业、排放废物同环境容量不协调的结果。未来的城市应当充分体现生物圈与技术圈
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城乡生态经济一体化是实现战略的重要措施，要以建立高效、和谐的区域生态经
济系统为目标，为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在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中实现交融，使城乡
的生态环境在物质、能量、信息等各种交换中实现良性循环。在进行城市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的同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城乡互补，
以求得城乡生态经济系统的最佳综合效益。
增强生态环境投资是实施战略的必要条件。根据上海生态经济学会“2000 年上海
城市生态环境预测”研究，1982-1986 年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 ％，环
境卫生投资占 ％，低于国外许多与上海情况相似的大城市。据预测，上海到 2000
年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应为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生态环境投资必须相应增加。仅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环境质量的改善，不可能是真正的
稳定持续发展。
改革体制．健全法制是实现战略的重要保证。上海城乡生态环境由于在体制上部
门、行业分割，各自为政，问题很多。目前，生活废弃物和工业废弃物不仅利用形式
低级粗放，而且多数连堆放的地方也很难找到。可以在地区征税上增加一些卫生环卫
费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集资兴建堆场和收取使用费。必须打破现行不
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成立统一专业机构，领导全市环保、环卫工作。
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工业布局，发展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可较大程度改
变过去粗放型加工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而且发展交通和水、电、煤气等设施，对改
善城市环境状况将起重大作用。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必须不失时机地调整产业
布局，以加快上海城市新格局的形成。在制订国土规划时，应结合全市结构调整的要
求，确定主要产业的集聚区域和布局规划，以利指导企业调整方向。
2、加强综合整治，改善环境质量，应注意以下问题：(1)明确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责任，健全城市环境管理机制。(2)完善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要加强对浦东新区的环境
保护，饮用水源的保护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定量考核，苏州河、黄浦江水环境状况
要有明显改善，燃煤产生的烟尘要基本解决，改善污染严重的桃浦地区的环境状况，
全市的垃圾污染等问题要列入重点，作为主要任务来完成。
3、实行清洁生产．建立现代工业新文明。实行工业污染的全过程控制，可简略
把清洁生产概括为“清洁的原料、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它体现现代工业发
展的基本模式。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4、依靠科技优势，发展环保产业。增加投入，支持重大环保科技项目的攻关，
引进和消化环保产品的先进技术，努力实现科技装备和监测系统的现代化；大力开拓
环保技术市场，通过对现有环保技术成果的评价、优化、筛选，使之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进一步对外开放，引进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必需的新技术、新设备；加强系统
规划，理顺系统，使环保产业更加完善，以利于充分发挥其效能。
（《长江论坛》1995 年第 5 期）
上海国有企业率先推行现代企业制度
操作性方案研究①
一、上海率先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利条件
为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国有企业相对集中、在国民经济中所
占比重较大的上海，如何更好地担当起中国经济“起飞”的“三个中心”和“一个龙头”的
历史重任，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设计和工作部署上，如何能做到“率先”启动，
卓有成效，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新一轮“三年大变样”的中心任务来完成，是上海面临的
最为重要、最能牵动全局的一项紧迫课题。因此，必须“精心设计、精心领导、精心
组织”好这项工作。本报告将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为上海国
有企业实现整体制度创新、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供有关领导与决策层进行选择和参考。
根据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春节在上海的指示，上海要后来居上，做到“一
Ⅰ 原署名“复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徐桂华为课题组负责人和报告执笔人。
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过去的三年，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
就，尤其是在硬件设施方面的变化给人以直观的印象。毫无疑问，与此相关用以支撑
这种变化的是上海城市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透视“三年大变样”的体
制因素是我们设计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体制整体创新的重要前提。
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上海的“三年大变样”工作，核心在于调
度配置资源的方式和能力的根本变化。正是在明确“龙头”、“中心”地位的前提下，以土
地批租和证券、期货市场的发育为契机，使城市型经济自身所具有的大市场功能得以
发挥，迅速形成集聚功能，为硬件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重视大市场、
大流通、大贸易功能，是在城市组织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城市经济关系从而经济活动
内容和活动方式，使城市对资源的配置调度的集聚功能迅速强化显现，创造出巨大的
财力，以供给“大变样”项目之需。
在此基础上，必然启发我们深入透视，城市已集聚的大量的资源，以国有企业组
织方式存在，大市场的变化，也要求城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变化，
而企业经营机制变化要求理顺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因此，深化改革，
搞活国有企业，把集聚在城市经济体系中的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能力发挥出来，是城
市活力的根本。
上海是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地方，盘活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必将促进上海经济
再上新台阶。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生存现状不甚理想，下决心解决国有企业问题显得
十分迫切；另一方面，根据理顺产权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的要求，对既有的资源
配置结构加以流动重组，对于强化城市经济的集聚功能；发挥城市作为投资中心的作
用，同时向外幅射，从而发挥扩散功能，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之功效。正因为这样，
注重体制变革的深化，围绕企业改革，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加速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完全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从先行试点进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上海纺织、仪表两局情况看，通过对国有企
业资产存量的流动重组，既做到根据产业政策需要安排调整生产结构，又通过置换方
式，追求比较级差收益，释放潜在的能量。如上海纺织局所属有 360 多家国有企业，
其中有近百家处于效益低下、长期亏损的困境，有些企业甚至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近年来，上海纺织局已调整效益低下的老企业 98 户，销号 72 家，压缩陈旧落后的棉
纺锭 32 万锭，压缩职工 15 万人，减员率达 23％。部分企业撤迁搬出市区，腾出黄金
地块开发房地产、宾馆、金融、商业等第三次产业，使一批企业和职工在经历了一段
阵痛之后，获得了新的生机。正是在明确出资人主体，从而所有者利益之后，理顺了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使企业改革和企业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
顺应前三年的发展势头，针对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特点，抓住理顺产权关系这一
关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总结前三年大变样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作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龙头”、“中心”，必须在体制创新中走在前面。无论
是外部对上海的期望，还是上海自身经济发展，都要求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上有所作为。
从外部环境而言，党的十四大明确上海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相
应要求上海能率先与国际经济接轨。党中央对上海寄予厚望，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发
展创造出一种新的氛围和气势。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况且，上海在落实邓小平同志
“三年大变样”工作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使上海人民心齐气顺，使前述精神
的力量得以体现，得以发扬。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已从改革的“后卫”变位
到“前锋”，在企业改革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
了一定的条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城市型经济，拥有良好的(相对于非城市经济)市场条件和信息集中条件，
便于找到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的参照系。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作为配置资
源的基础手段的作用，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推向市
场，从而让国有企业运作即资源配置接受市场的评价，在理顺产权关系，明确国有资
产的出资人主体的基础上，需要引入资本市场发育所形成的资本“价格”从而产权收益
的参照系，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进程中，信息相对集中的城市经济运
作管理中，更易于找到这种参照系。
就市场发育本身而言，对应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求，一项重要的要素就是从事
企业高层管理，从而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组成部分的企业家队伍。在城市经济市场
体系中，这一要素的“可供量”相对要大得多。况且，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拥有
一大批富有管理经验和才能的企业家队伍。这是上海在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中
必须重视并加以动员的重要人力资源条件。
综上所述，上海在率先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工作中拥有诸多有利条件，因而，
上海能做到率先完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从 1994 年 5 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上
海，特别指示上海应在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上做到有所作为，上海市政府极为
重视这一工作，组织专门班子设计了具体方案，制订了若干配套政策，并已确定一大
批试点单位，动员起步进行改制，形成较鲜明快速的工作节奏。但是，从目前已开展
的工作和所面临的问题来看，亟需加强跟踪研究，以便及时加强指导，保证试点工作
的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的成效。
二、上海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
上海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通过引进外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增强了活力以外，
其它国家全资企业仍旧缺乏活力。整个国有经济面临着“增长速度不快，比重相对缩
小，经济效益欠佳”的严峻形势。
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全市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例如，1993 年国
有全资工业经济的增速为％。加上其他经济类型中的国有经济成份，1993 年，国
有经济的增速为 ％，仍大大低于全市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
国家全资工业企业在工业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
1993 年，上海共有 4270 户国家全资工业企业，职工 万人，完成工业总产
值 亿元(当年价格)，分别占全市工业企业的 ％、％、％。这些比
重分别比 1980 年下降了 、、 个百分点。综观其变化过程，呈逐年下降
趋势，见表 1-3。
表 1 主要年份工业企业单位数
单位：（个）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工业企业单位数 7149 10656 13220 13416 13699
国有工业企业 3164 4176 4517 4500 4270
比重（%）
表 2 主要年份工业企业全部职工年末人数
单位：（万人）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部职工年末人数
国有工业企业
比重（%）
表 3 主要年份工业总产值（当年价格）
单位：（亿元）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工业总产值
国有工业企业
比重（%）
独立核算国家全资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不甚理想，主要经济效益指标由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到逐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亏损面却逐步上升。
劳动生产率相对平均水平逐年下降。
1980 年上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 万元／人(1980 年不变价)，
而国家全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 万元／人，高于平均水平 27％。
但 1993 年上海国家全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 万元/人，虽说绝对值
大大提高了，但却比平均水平 万元／人低了 8％。见表 4。
表 4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单位：（万元/人）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市平均水平（1）
国有全资工业企业（2）
（2）/（1）
国家全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固定资产原值利税
率、人均创造利税总额也由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逐步降到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见表 5-8。
表 5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利税率
单位：（%）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市平均水平（1）
国家全资（2）
（2）—（1）
表 6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单位：（%）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市平均水平（1）
国家全资（2）
（2）—（1）
表 7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利税率
单位：（%）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市平均水平（1）
国家全资（2）
（2）—（1）
表 8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人均创造利税总额
单位：（元）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全市平均水平（1） 6847 6731 5712 7788 11018
国家全资（2） 9072 8884 7417 8759 10982
（2）—（1） 2225 2153 1705 971 -36
1993 年独立核算国家全资工业企业中，经济效益最低的行业为家具制造业、食品
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六个
行业，这六个行业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 ％、％、％、％、％、％，
更大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独立核算国家全资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
1980 年，上海共有 22 家独立核算国家全资工业企业亏损，亏损面为 o．9％，亏
损额为 亿元。1993 年独立核算国家全资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数达到 312 家，亏
损面为 ％，亏损额为 亿元。见表 9。
表 9 主要年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
年 份 1980 1985 1990 1992 1993
国家全资独立核算 2483 2702 2635 2387 2173
工业企业总数（个）
亏损企业数（个） 22 37 342 269 312
亏损面（%）
亏损金额（亿元）
1994 年上半年亏损情况又有所扩大，到 5 月底，全市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比上年同期扩大 个百分点，亏损额为 亿元，增长 倍。
国家全资工业负债太多，自有资金比例过低，利息负担过重。
1993 年，地方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资金负债率为 74％，其中流动资金负债率为 90
％。极高的负债率使得企业的利息支出大量增加。1993 年，国家全资工业企业的利息
支出占利税总额的 20％。同时由于负债比例过高，资信过低，因此常常告贷无门，这
使得国家全资企业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总之，目前上海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偏
慢，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相对下降，经济效益相对偏低。同其它经济类型的企业相比，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政企分开没有突破，所担负的历史包袱过重，资金偏紧。这些因
素大大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大大增加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紧迫感和危
机感。
三、改制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改制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
(1)要在“率先”上下功夫，亦即力求在一些难点问题上有所突破，立足上海，面向
全国，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同时，要力求使上海国有企业改制所取得的经验有普遍
推广价值。
(2)要在企业的整体的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目前普遍存在以企业组织整合代替企业
制度创新的倾向)亦即我们所设计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包括现代产权制度、现
代企业组织制度、现代管理制度和契约化的行为约束机制。
(3)实现企业整体制度创新的目标，是要逐步将企业培育成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和
企业法人实体。在整体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探索政企职责分开的路子，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形成企业内部权责分明、团
结合作、互相制约的机制，为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奠定微观基础。
(4)实现整体制度创新的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的具体体现，就是贯彻“权
变”的思想，亦即不搞“一刀切”，而是在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具体方案的
设计上，不是只提一种做法，而是提出几套办法，并具体说明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
下采用何种做法为宜，便于比较和选择，也便于进行分类指导。
改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1)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确保国有资产(资本)的保值增值。为此就要把
国有资产通过市场过程资本化，使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从而使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从实物资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从事资产价值的经营和管理，使国有企
业资产的国有性质主要体现在确保国家的收益权上。
(2)坚持法人产权独立的原则，这意味着一方面任何其他自然人和法人团体都无权
肢解法人产权，另一方面公司法人代表可以根据委托代理合约，行使法人产权，而不
受任何其他自然人和法人的强权干预。唯此，企业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3)坚持按“公司法”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这包含下两个层次的制度内涵，其一，
公司是法入团体，是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权
力和相应的法律义务的经济组织；其二，企业内部管理机构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经理层等组成，共同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负责。这就标志着财产人格化被抽象为
财产法人化，这无疑是对私产制度的局部突破，同时，也使公有资产找到了一个新的
实现形式。
(4)坚持以人为核心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实现效率革命，使企业真正走出数量扩张
而经济效益持续低落的恶性循环，让企业员工怀着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所应具有的坚定
信念，大胆创新，勤奋敬业，把个人事业的成功和价值目标的实现同企业的成功和价
值目标的实现连在一起。
(5)坚持契约化的行为约束机制，寻求与企业利益偏好相对称的内在和外在制衡机
制，规范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和内部管理行为。
(6)坚持从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出发，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方
式，继承、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中要包括两种超越，一是超越别国现有经验，
二是超越自身的传统。“超越”在这里不是指对西方企业制度现代化水平的超越，而是
指从国情出发，突破既有经验和教条的束缚，走一条适合本国企业稳定发展的创新之
路。
四、操作性方案的思路和对策
理顺产权关系，明晰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按照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的原则，国家授权投资
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是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依法对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实施股
权管理。
对国有资产实施股权管理的基本内容，是真正确立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即
确立国有企业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双重构架：一方面国家作为终极所有权
的代表，主要享有以其投入资本多少来取得收益的权利，享有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
企业法人作为模拟自然人直接占有支配，处置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的资本，自主经
营，享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权利。
对国有资产实施股权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产权载体价值化，产权内部结构的相对
独立性和可分离性，产权经营的经济性，产权的可交易性。
实现产权载体价值化，就要把国有资产通过市场过程资本化。所谓资本化，其实
质就是如何使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其手段是通过市场竞争给出合理
的价值，而不是通过简单的资产评估。只有这一转化完成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才有
可能从实物资产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从事资产价值的经营和管理，资产的终极所有权
和法人财产权才能做到有效分离，国有资产的国有性质将主要体现在确保国家的收益
权上。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最重要的体现形式。与此同时，企业独立经营的权
利也才能得到保证。只有这一转化完成了，国有资产的价值由市场给出，我们才有可
能在转制过程中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否则任何形式的资产评估，都可能带有主观性，
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有人利用国有资产评估的这一主观特征，进行投机，设法侵吞国有
资产，最后使这一转制过程难以进行到底。只有这一转化完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出
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制衡机制才有可能得以建立，否则，任何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
机制都将建立在“沙滩”上，没有基础，因为国有资产是否增值这一考核资产经营人员
和企业管理人员业绩的关键标准是主观给出的，因而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将重新
落入过去承包制的困境中。
要完成这一转化可以有几种方式，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处于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
转化为股份制企业，然后通过股票市场对国有资产给出合理的价格，新加坡曾通过这
一方式把国有资产成功地转换出来，再投入到新兴产业。但是，这一方式有效操作的
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规范的股票市场，而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投机性还太大，还不是一
个规范的股票市场，因此还难以承担国有资产形态转化的重任。
其次，对于那些不适宜股份化、国家必须实行独资经营的企业，国有资产的资本
化问题更为困难，即使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这类企业的管理也没有找到完全合适
的方式，国家对这些企业的管理还带有实物资产控制的色彩，因此也难以摆脱低效率
的困境。当然，我们可以给国家独资企业资产的转化模拟一个市场化过程，例如国家
把这些企业的资产通过投标招标的办法委托给某些个人去经营管理，投标招标过程本
身体现了市场的竞争性，因此国有资产的价值可以在一个“准”市场的过程中给出，但
是这一方式有效操作的前提也需要有一个完备的产权市场、经理市场和完备的法规体
系，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采取以下形式：国家投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家资产
经营公司以及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上述投资机构必须是国有独资公司，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企业实行交叉持股，将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改组为多元投资主体
的企业。以我们的实验研究为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内部资产关系示意如图一。
从上海情况来看，在产权重组，明晰国有投资主体的工作中，我们提出两种思路：
一是按企业的部门结构，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反应能力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方式，
将产权改革分为四类进行；二是按国家授权投资形式的不同，也将产权重组分为四类
进行。
第一种思路，我们将国有企业分为经济效益差、经济条件尚好、竞争性强及非竞
争性的垄断部门等四类，进行不同内容的产权改革。
第一类：经济效益持续低落，设备和产品老化而又整改无望的中小企业。对此类
企业应以残值交易为主，让渡所有权，收回残值。其产权关系中不存在所谓国家与企
业法人“双重所有”，可以是私人或集团所有。这意味着政府从这些中小企业部门自觉
退出，割断经济隶属于行政的“脐带”，减轻政府运转负荷。
第二类：经济技术条件好，让渡产权不影响国家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某些竞争
性部门。国家通过让渡产权，把固定的国有资产转变为“流动性的国有资产”。即，政
府利用产权转让所得，进行再投资，不断实现资产增值。投资方向集中于基础瓶颈部
门，起着强化供给能力，调整产业结构的作用。国家在滚动式交易中形成的收入增量，
可以通过国家控股的投资公司，分散地购置各相关企业的股份，但不应控股，以增强
企业自我整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第三类：竞争性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应全面实现法人所有、法人治理、精英管
理、国家控股。国家以股份形式所拥有的产权，主要表现为受益权，企业的法人产权
主要表现为对全部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所有者
与经营者的关系，而是财产的终极所有者与法人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
处理这一类产权关系难度较大，既不能实行国家产权垄断，搞新的“国家托拉斯”，也
不能变相地搞私有化，必须在产权独立与公有制之间寻求制度均衡，再难也得走下去。
继续徘徊于目前的真真假假、边界不清的局面，国有资产将被各种非正常因素所肢解。
第四类：非竞争性的垄断部门。这些部门的特点是：外在经济而内在不经济，在
市场非均衡调节机制下通常处于不利地位。从国家安全、宏观经济稳定、缓解产业瓶
颈等角度说，应该加速其发展，但如果任由市场自由选择，只能是自生自灭。反过来，
如果国家在贯彻市场规则的同时，又要求在市场体系内部为这些部门“开小灶”，就无
异于在经济体制上打开一条可以免费穿越的“便道”。这条“便道”有可能被各种权利关
系无限地拓宽，最终使市场规划完全失效。与其如此，不如明确地让这些需要走“便
道”的部门退出市场，国家公开按自己的内部规则去经营非市场“自留地”，这样反而有
助于维护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这不再是体制上的“双轨制”，而是针对市场机
制的先天不足所作的积极选择。
第二种思路，从国家授权投资形式的不同，也可以有如下四种做法：
第一类，将原有的工业局改造为行业性控股公司，这是当前产权重组的重点。原
有的工业局改组为控股公司后，受国资委的委托，对原所属企业进行资产管理，代表
国资委行使所有者的权能。组建此类公司，既适应政府机构改革的要求，又是国有资
产产权管理形式的有益探索。当然，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控股公司可在多方面进行
投资，从事多角化经营，也可在产权市场上从事产权交易，以优化公司内部经营。
第二类，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以产品、资金和技术为纽带，围绕某一经营目
标，通过资产的合并、兼并、参股或控股而形成实力雄厚、凝聚力强大的企业集团。
对企业集团授权经营国有资产，主要是对集团的核心公司授权。
第三类，受国资委委托，组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专门负责国有资产投资的经营。
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是具有法人身份的经济实体，与国资委是委托代理关系，在授权范
围内具体负责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业务，并对所投资项目的效益按投资份额承担相应责
任。
第四类，借鉴法国企业产权重组的经验，赋予一个从事工商活动的国家部门以法
人地位，根据公司法成立国家独资或与其他企业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法国原邮政
电讯局，虽然从其经营活动看与国有企业并无不同，但在法律上还是具备法人地位的
国家行政机构，因此法国政府在 1990 年对其产权进行重新划定，并根据公司法，使
其成为两个独立的法人。
建立代理制度，正确确定国有资产的代表。
产权重组后，接下来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管好重组后的国家产权。参照国内外成
功的经验，资产委托代理代办制度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办法
不仅被用于国有企业，而且已经被普遍应用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现代化大企业，在经
济学领域也以此形成了专门的学科。
资产所有者(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并相应授
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即为委托代理关系。为了防止代理人为谋求自身利益
而损害资产所有者利益，需要建立代理制度。
依据这一设想，建立我国国有产权代理代办制度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代理人
选择，授予代理人的权限和对代理人的约束。
选好代理人，亦即正确确定国有资产的代表，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
如果解决得不好，便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产权关系仍然没有理顺，继续存在多方插
手，政企不分的情况；二是产权代表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不能增
强产权约束，不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两种倾向，国有资产
的产权不能再由政府机构来代表，而应由经济组织来代表。这种经济组织可以是专门
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的国有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也可以是授权的大型企业集团，会计
事务所。国家授权他们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它们以国有股股
东的身份依法享有资产收益，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以及转让股权等权力，不干
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拥护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不再隶属于政府机构，
成为无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独立法人实体。考虑到资产经营公司和会计事务所等在目
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力量还很单薄，为了增加国有资产的安全系数，也可跨出国门，
选择国际上有信誉、有实力的会计事务所，或者也可以在国内实行几家连锁担保的方
法。
对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包括以下三点：(1)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和重要决策具有参与
和表决权；(2)对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待遇有否决权；(3)对企业财务成本和费
用核算有监控权。
对代理的约束重点要解决：必须严格按委托代理契约规定行使代理职责；保证国
有资产的一定收益率水平，超收分成，欠收自补；不得越权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
管理业务。
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众多，形式复杂，层次也众多，我们在实验研究中提出了在国
资公司内部，再设立一个公司产权管理执行委员会统管各层次的产权的管理机构，实
现“一级管理一级、一级考核一级”的良性运作。对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而言，国
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是它的产权代表；而对下属各全资、按股、参股企业而言，国资
公司又扮演着类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角色。国资公司的产权管理执行委员会
是非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遴选、任免、考核产权代表，在这一层面上的产权代表
主要是自然人，可由原系统内的优秀干部担任，也可从社会上招聘而来。
实施分类指导，调整企业的组织形式。
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产权重组后所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搞
“一刀切”。对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企业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企业，可以改建为国有独
资公司；大部分企业可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具备条件的可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能是少数)；现有全国性行业总公司可逐步改建为国家控股公
司，但不搞一家公司的全行业垄断；企业集团按母子公司的体制进行改建；国有小企
业和大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改组为以职工内部持股为主体的股份合作企业。同
时，继续鼓励私营、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
改建为多个股东持股的有限责任是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建的重要形式。实现的
途径包括：企业之间投资参股，吸收部分事业单位、某些基金投资入股，债权改为股
权及引进外资入股等。有条件的企业可试行规范化的内部职工持股。
根据我们的研究，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职责权益，可作如下定位：(1)公司对受托经
营与管理的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和增殖的全部责任；(2)公司享有受托国有资产的法人财
产权，依法独立从事合法的经营管理活动，并拥有公司内部资产的处置、占有、经营
的权力；(3)公司享有对下属经营单位投资而产生的剩余索取权；(4)公司享有对下属经
营单位委派国资产权代表的权利。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功能，可作如下定位：(1)管理功能：对受托国有资产进行
有效管理，防止经营性损失和其它各种流失，促使国有资产处于可发挥最大潜能的良
好状态；(2)经营功能：对受托国有资产进行有效营运，追求最佳投资回报，促使国有
资产不断得到增值；(3)重组功能：为了使受托国有资产的实物构成及资本构成处于最
佳状态，国资公司可视具体情况对受托国有资产进行重组，自主决定重大的资产处置，
如转让、兼并、分立、破产等。
建立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公司领导体制。
现有国有企业领导制度的主要形式是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领导制度是按照单
一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组织制度确定的。其主要缺陷是：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没有进
入企业，缺乏行使所有权职能的机构；实行的是横向分权制，决策与执行决策的机构、
人员及职能划分不清，缺乏相互制约和监督机制，不能适应多种企业组织形式的需要。
进行公司制改造，必须根据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相互独立、权责明确、相
互制约的原则，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织的公司内部管理机构，并
明确规定他们各自的权责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各司其职，有效行使决策、监督和执行
权，形成层次分明、逐级负责、有纵向授权关系的领导体系。
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
以及其他出资者选派代表参加股东会并依法行使权力。它负责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
选择和罢免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审议和批准公司的财产预决算、投资及收益分配等
重大事项。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人选经股东推荐，通
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董事对全体股东负责。董事会负责选举董事长，执行股东会
的决议，制定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任免公司经理等。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一
般不兼任经理。
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它对股东大会负责，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对董事会和
经理行使职权的活动进行监督，防止其滥用职权。
经理班子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职权，接
受监督。各部门经理向总经理负责，总经理向董事会负责。
这四者之间，通过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范，权责明确，各司其职，互相制衡，
其中股东会对董事会是资产托管，董事会对经理是授权经营，而不应简单地称之为股
东会领导下的董事会制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
心作用，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党组织负责人可通过法定程序进
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可与公司的董事、
监事、经理、副经理等交叉任职。要发挥职代会民主管理的作用，凡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职工意见，吸收职代会(工会)代表进行讨论，协商解决有争议
的问题。
当前我国已改制成股份制的企业中，董事会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些企业的董事会
不是由股东大会推选，而是由有关方面指定人员组成，先有董事会，后有股东会；董
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划分不清；董事长往往由有关的政府机关高级干部担任，加剧了
政企不分。现在《公司法》已经出台，这些情况应当有所纠正，建议对已有的公司依
法进行调整，对已有和新组建的公司严格要求其依法办事，严防发生有法不依的情况。
从上海情况看，有不少工业局产权重组后将组建成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新组
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属下的全资集团公司有大有小，生产经营状况有所差异，管理
基础也不尽相同。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全资集团公司的领导体系，不宜搞“一刀
切”，宜采用多种模式为好。我们在实验研究中给出了三种(A、B、C)模式：(见图二)
图二：国资公司领导体系的三种模式
A 模式——由上级资产管理执行委员兼公司董事长、兼公司总裁、兼公司执委
会主任。在该模式中，资产管理执行委员职责重大，权力高度集中，故对其各方面的
素质的要求极高。为保证该资产管理执行委员确能担负起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重任，
建议国资公司：(1)高标准地慎挑人选；(2)严要求地定期考核；(3)组成强有力的董事
会班子；(4)拟定科学规范的董事会议及规则，严格执行。
B 模式——由上级资产管理执行委员兼公司董事长，并授权由董事会其他成员出
任公司总裁，由总裁兼执委会主任。这种模式，公司总裁与董事会已经有了某种程度
的制约关系，为集团的正常运营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其高效运营的关键是：明确划分
董事会与公司总裁的职责权限，既要维护董事会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又要让总裁
独立自主地开展日常生产经营工作。
C 模式——上级资产管理执行委员兼公司董事长、兼公司执委会主任，由董事会
另外招聘总经理负责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该模式实行的是一种典型的董事会授权
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建立分权经营、分级管理的内部管理模式。
分权经营、分级管理的总体目标模式为：根据有限责任公司国际上通行的内部管
理模式，结合上海企业刚刚进行产权重组的现状，以及总体发展战略及优势、生产经
营特点，创立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多方面向市场的积极性，淡化企业办社会功能，硬
化预算约束，提高资产营运绩效，率先在组织形式和内部管理机制上，成为真正符合
国际惯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总体目标模式可进一步分解为：
(1)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指公司将成为多角经营、拥有众多生产、经营、科研实体
的公司，财务(含投资)、人事、销售、企业形象、开发战略等方面，对公司各职能部
门进行直辖管理与监督。
(2)多方面向市场积极性。指让公司属下若干可以面向市场的实体面向市场，在市
场竞争的压力下改善内部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资产营运效果。
(3)淡化企业办社会职能。指改变传统国有企业过多承担社会功能的作法，逐步使
公司减少办社会的职能，使公司成为真正的企业。公司企业追求的是经济目标，除生
产经营职能外，其它职能大部分要转到企业外部，转由市场、社会和政府承担，不再
过多地承担社会保障、生活服务和其它社会职能。企业和职工参加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等社会保险，由社会保险组织统一经办和向职工支付，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和裁减
的职工，由社会保险机构提供失业救济，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培训、职业介绍等服务。
企业自办的学校、医院、食堂、招待所、幼儿园等后勤服务单位和企业承担的社区服
务职能，一般都从企业分离出去。有的由政府或社区服务机构承接，有的改为独立核
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有的改为非盈利的事业法人，通过政府资助、社会赞助和
服务收费等方式弥补开支；有的由公司企业持有，有的出售，有的移交地方政府。住
房制度改革后，住房实现社会商品化，企业一般不再自行为职工盖建宿舍。
(4)硬化预算约束。指在企业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由于产权关系
已有变更，预算约束开始硬化。同时，为了对全体股东负责，对全体职工负责，公司
也将对所属的生产经营等实体进行预算约束，加强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
(5)提高资金营运绩效。是指通过公司内整合，充分发挥现有资产的营运潜力，提
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公司内部关系的有效整合涉及体制、组织结构、管理机制等方面，
需要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6)符合国际惯例。指公司未来的运作及内部管理体系、方式方法将符合现代化大
生产的要求，符合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运作的基础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根据
各个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优势及特点形成自己有特色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管理理论
和实践作出贡献。
建立经理人市场，逐步实现企业家的职业化。
企业的兴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企业经营者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素质。
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有一大批勇于创新、懂管理、善经
营、能吃苦耐劳的企业家。目前我国企业经营人员的知识水准、管理水平、对市场的
敏感程度、决策能力、创新进取精神都较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整体上看，仍然不
能适应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因此，
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企业家，形成独立的企业家阶层。
为此，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企业人事制度，改变经营者由上级党政机关任命的做法，
建立经理人市场，实行在经理人市场上聘任经营者的制度，形成优胜劣汰的经营者竞
争机制，并在分配上使经营者的收入与其所承担的风险和作出的贡献挂钩。
在这方面，目前有三个机制需要建立起来；一是市场机制。就是高级经理人员的
市场机制，这是人才市场的重要关键。现在人才市场招聘的，多数是科技人才和营销、
公关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还没有进入市场。现代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员，也应该在市场
竞争中淘汰、选拔，接受社会评价。二是激励机制。在利益激励机制上，应承认经营
者创造价值的劳动方式和相应的报酬。可以研究探讨以资产负债和损益以及员工的收
入状况为基本标准，来确定经营者的利益分配。三是约束机制。根据公司章程、公司
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约束经营者行为。这种约束是为了使经营者不越权，并
在权限范围内有更大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施展才华。
在经理人市场上选拔经营者，我们可通过评鉴考核法、情景模拟法、分解协调法、
实绩考核法、竞争择优法等方法来选拔。
考核经营者必须区分经营者管理的是全资公司、还是控股公司或参股公司，是利
润中心还是成本中心。针对不同的经营对象，可以设置不同的考核方法。
(1)对属于利润中心全资子公司的绩效考核指标：Ⅰ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率；Ⅰ折旧
基金提足率；Ⅰ固定资产流失率；Ⅰ国有资本金利润率；Ⅰ人均实现利润额；Ⅰ销售额
增长率；Ⅰ产销结合率；Ⅰ新产品比率；Ⅰ职工收入增长率。
(2)对属于成本中心全资子公司的绩效考核指标：Ⅰ工业产值增长率；Ⅰ预算成本
控制率；Ⅰ主要产品合格率；Ⅰ产销结合率；Ⅰ全员劳动生产率；Ⅰ负债比率；Ⅰ职工
人均收入水平。
(3)对控股子公司的绩效考核指标：控股子公司一般均为利润中心，其考核内容与
属于利润中心的全资公司相同。
(4)对参股子公司经营者的绩效考核内容：Ⅰ参股资产的投资回报率；Ⅰ对参股子
公司经营状况的熟悉程度；Ⅰ在参股子公司董事会中参与管理程度。
(5)对经营者素质与能力的考核。素质考核内容：Ⅰ事业心；Ⅰ战略眼光，Ⅰ思想
观念；Ⅰ管理水平；Ⅰ工作作风；Ⅰ团结自律；Ⅰ社会责任。能力考核内容：Ⅰ经营决
策能力；Ⅰ组织领导能力；Ⅰ开拓创新能力；Ⅰ用人授权能力；Ⅰ环境应变能力；Ⅰ政
策运用能力；Ⅰ社会活动能力。
对经营者的奖励办法，可分为货币性奖励与非货币性奖励。货币性奖励有：
(1)年终加薪，亦即按企业类别与资产规模，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在基准年薪上一
次性加薪。
(2)一次性奖励，与税后利润挂钩，按企业不同规模和创利、增殖要求分档。也可
给予某种优先认股权或赠送一定的干股。
(3)延续报偿，有杰出工作业绩者，在其退休后，除正常退休金外，每月还可获得
一笔额外的固定收入。
非货币性奖励则有：记功、表彰以及其他荣誉称号等。
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方式。
在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的新鲜经验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
(1)借鉴“高速管理”理论。以期从企业的控制系统(转换型领导)、整合系统(企业文
化)、协调系统(团队协作)这三个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就控制系统而言，现代企业
需要的是能创造利润的转换型领导，就整合系统而言，尽管大企业总的经营理念可以
经年不变，但在具体操作、经营的价值观念上，则针对市场变化而加以调整；就协调
系统而言，企业团队协作的有效开展，直接影响企业产品附加值的增减，影响企业对
市场环境的快速应变或痛失良机，以及影响企业员工敬业精神的强弱。
(2)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它象一个具有生
命力有机体，任凭前所未有复杂、混沌、变化不定的情势扑面而来，它总能灵活伸展，
轮转向前。“学习型”组织将运用“系统思考”的管理科学新技术，通过“五项修炼”(是指
“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远景、团队学习”这五项修炼，逐渐
聚合，便能释放出组织中潜藏的巨大能量。现在是一个学习革命的时代)及其工具，不
断学习，提高企业组织的竞争力，并采用电脑模拟系统，使网络时代的新企业能立于
不败之地。
(3)借鉴“企业重组”理论。倡导——套简单又实用的管理流程，运用现代的资讯科
技，融入独立、顾意冒险、创新、求变的精神，重整工作流程，将效率低落的功能组
织层级和分工论抛诸脑后，用最精简的人力，在最灵活的应变组织里，制造价格低廉、
品质卓越的产品，满足顾客需要及领先竞争对手。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缺少活力，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这也是一个世界
性的难题。理论与实践证明，问题的关键除了产权关系不清晰、产权关系没有理顺之
外，还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国有企业一开始就不得不承担民营企业可以不承担的社
会义务；二是国有企业管理僵化，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节奏；三是国有企业缺乏对
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报酬原因以外，经营者不愿受到政府各种超经济
钳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尽管各国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不同，但
是采取国有企业民营化方式，已经形成共同趋势。
从上海情况来看，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大力改革产权制度，
理顺产权关系，与此同时，还要借鉴民营经营方式，其重点应在“现代化”之管理知识、
“整体化”之管理制度、“理智化”之决策过程、“合理化”之经营目标、以及“有效化”之行
动方案等相关因素上下功夫，只要这些因素具备，则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同样可
取得民营企业之绩效。
建立和完善契约化的行为约束机制。
契约化的行为约束机制对经营者的约束，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环节：一是企业财
务预算约束。这可分为三等，即平均利润率约束、盈亏约束、破产约束；二是国家法
律、法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营者的约束。
契约化的行为约束机制对企业职工的约束，一是就业与失业的约束，劳动是劳动
者谋生的手段，经营者有权按照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招收和辞退职工。失业风险是企
业职工行为的最重要的约束。二是按劳分配、奖罚分明的约束。三是劳动者集体对劳
动者个人的群体利益约束。四是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
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企业的约束也应以契约的形式反映出来；企业同样用
契约的形式将对经营者和劳动者的行为约束反映出来。
市场经济是契约化经济。市场经济机制功能的发挥和资源配置效率要靠各市场主
体严格遵守契约化行为约束来保证。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契约化行为约束主要存在于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员工之间。所以，未来的行为约束将是“多
边约束”。实现契约化行为约束的基本工具是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及管理规章。
在一个行为边界可以任意延伸和收缩的管理体系中，不可能使国有资产营运取得理想
的绩效。
五、改制试点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环绕理顺产权关系这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性工作，就我们所接触到的
情况，感到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在明晰产权关系的同时，如何保护所有者的利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
定》明确提出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概念，无疑这种两权分离不同于原有
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概念，表明在所有权实现理论认识上的深化。
法人财产权的完全独立，是企业自主权的产权依据。根据这一理论，企业的厂长(经理)
作为所有者代表和作为经营者代表二重身份必须分离。现实生活中，厂长(经理)更多
地是在行使经营者的职能，其作为所有者代表的身份是与政府行政机构相联系的，其
行使所有者权能的范围并不明确。加之其个人利益与企业经营效益之间的关系，往往
在二重身份中更多地偏向经营者角色，由此出现越权处置财产，损害所有者利益的现
象。如未经有关产权部门同意，对占有的土地进行批租等，囿于局部的眼光、对批租
工作不熟悉、信息不充分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使所有者利益受损。与此相联
系的，尽管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在试点中已经理顺，出资人主体已经明确，但接受授权
从事国资管理经营的主体自身对全新的业务不熟悉，未能及时全面准确地将国有资产
管起来，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与用资企业之间的职权关系，亦可能出现企业“自说自话”
处置国有资产，造成国资流失，导致所有者利益遭损。
在构建国资管理体系时，如何选择授权管理层次。明晰产权关系，建立独立
完整的国资管理体系，有助于通过政资分离，促成政企分离。但是，在构建国资管理
体系时，必须从有利于产权流动、重组、优化的原则出发，选择授权管理层次。上海
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已建立国资委，日常工作由国资办行使。根据具体资产分布，是
按行业、部门即现有的政府主管局改组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进行授权，还是向现地
的行政职能为主的“企业性”集团公司授权。实际生活中存在两种倾向，局主张以局为
范围改组组建国资经营公司，由局作为出资人理顺与下属企业的关系。这样做很大程
度上仅仅是翻牌，当然而下一步也有利于在全局范围重组资产。另一方面，集团公司
主张以集团为范围改组组建国资公司，接受授权。一般情况下，局不愿意下属公司这
样做，因为下属公司直接接受授权，意味着从自己管辖的范围里“逃”出，因而削弱了
自己的管辖“地盘”。上述两种不同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困挠着有关方面的工作。实际
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按照我们前面给出的方案，都可以进行试点，但是，必须
理顺产权关系，明确出资人主体，必须从有利于提高资产经营运作效率的角度确定国
资管理层次，以利于建立、健全国资管理体系。
如何对已获授权的国资管理经营公司加以考核。从上海目前的实践情况看，
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国资委(办)在对有关局(公司)进行授权以后，并未明确如何
对获授权国资经营公司加以考核，考核办法、内容不明确，从事国．资经营的当事人
的个人收益奖惩办法亦不明确。这种状况，必须使授权经营流于形式，影响授权运作
管理的效果。其二，对已获授权的国资经营公司的考核必须是国资委(办)的日常工作
内容，从政资分开角度考察，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必须是国资部门的工作人员。但上
海目前仅有的一家获授权的公司的资产保值增值责任书的签订是在受国资委委派的
监事会与公司法人代表之间进行的，并且，监事会的职能又通过行政渠道回到行使政
府一般经济管理职能的部门，形式上的政资分开又落入了政企不分的旧轨道。如此结
局，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
为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对从事国资经营的工作人员考核时，如何选择
考核指标?如何使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货币化、建立动态的考核机制?与此相联系的必然
有，对公有资产的运作管理如何转化为人格化行为机制，使国有资产人格化主体的个
人收益与国资保值增值挂起钩来，并建立起对称的奖惩机制。由于现阶段我国资本市
场发育不充分，价格体系不合理，因而社会平均利润率尚未形成，因此投放在不同产
业、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资本收益水平差异较大，从而加大了国资经营
考核的难度。一事一议、一人一议的考核往往掺杂诸多非经济因素，往往使这种考核
流于形式，使考核带有强烈的行政谈判色彩。因此，现阶段，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工
作难度较大。对此必须充分承认。现阶段已形成的资本所有者代表与资本保值增值率
以及净资产升值情况挂钩，经营者与税后净利润挂钩的共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贯彻。
因此，即使明确了国有资产主体，明确了国有资产代表是谁，但国资运营如何充分实
现保值增值仍然没有真正解决。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资管理运营体系可能还在行政
体系范围内。由此必然出现企业所担心的问题，即政府主管部门以资产代表的方式仍
然凌驾于企业之上，原来的行政主管未退出，又多了一个婆婆，让企业办事多了一道
“关口”。这也是需要尽可能避免的。
在明晰产权关系，落实行使产权责任主体的基础上，为优化产权组合，对存
量资产的盘活应有明确的章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观念不解放，认为流动
即流失，不能自觉运用产权流动重组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反过来造成影子收益
损失从而资产流失；另一方面，盲目流动，造成流失。由于市场开放度、透明度不够，
囿于地方、部门、行政性推动产权流动，看似优化的流动，受地方、部门偏见的制约，
实际上并非真正实现优化。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注意。与前述诸问题相关，产权流动
重组是社会经济运行保持活力的必然表现，正是在流动重组中走向优化。因此，一方
面需要有明确的法规规范产权流动行为；与此同时，需要做好产权登记、产权主体资
格认定、产权经营责任考核等基础性工作。
正视现有问题，加强跟踪分析，寻找正确对策，是当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
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迫切需要加强的重要环节，分析上述几方面问题，我们
以为在对策上主极以下几点。其一，首要的还在于理论的宣传普及。尤其是政府工作
人员和企业的厂长 (经理)亟需进一步加强对现代产权理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知识的
学习，真正弄懂理论，有全盘的了解，同时对本职工作与试点推进的关系有清楚的认
识，尤其需要摆正自己与试点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去从事试点工作。其次，要把理顺
产权关系与政府机构的改革、职能的清理、转变结合起来考虑，做到政资分开，在机
构、职能、人员等方面把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完全分开。作为
资产管理对企业的管理，通过资产代表进入董事会，按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程序办
事；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通过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作用于市场，对企业实
行间接管理，以引导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与此同时，加强法规建设，建立运作规范，
使政资关系、政企关系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也都纳入法
制化轨道。
鉴于目前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尤其在理顺产
权关系这一基础性工作方面，都还刚刚起步，碰到的问题较多，其他方面的也将逐步
推开。所有这些都有待作进一步跟踪调查和跟踪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1995 年第 6 期)
四、新经济与经济学理论的若干研讨
论新经济及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①
一、引论
作为一个饱受内优外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尚未完成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
又面临着新经济狂潮的冲击，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审视着这个多变而怪桀的世界，
危机感使我们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新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知识经济的喧嚣尚未平静，新经济的热浪又起。人们惊羡美国“一高两低”的非凡成就，
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新经济，以不安的心情、焦急的心态全面审视着中国国内经济现
状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新经济热浪给予了我们太强劲的思维和观念上的冲击及心
灵震撼。应该说，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在我们为新经济的辉煌
前景激动不已的同时，不得不静下心来再一次审视新经济，审视新经济带给我们的是
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搭上这班时代列车。
二、“新经济”含义辨析
新经济宛如初生的婴儿，在新世纪的曙光初现时，迎面向我们走来，它是那么亮
丽迷人。人们怀着满腔的热忱、用热切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窥测着它，尽自己所能
去描述这个初生之“犊”。最初，人们用它来概述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的长期高速增长、
低通胀、低失业现象。后来，随着科技网络股的飙升，人们开始把以信息技术、网络
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产业称为新经济，而把其它产业称为旧经济。还有些人把新经济等
同于网络经济，甚至直接等同于电子商务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人们对于新经济的
热情而又有益的探索，然而新经济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人们对新经济的认识也有
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随着新经济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对这一问题探索的深入，先前
的某些认识可能就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新经济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经济的“一高两低”
新经济发源于美国，很自然，人们在描述新经济时离不开对美国经济的剖析。按
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必定因成本推进和(或)需求拉动的作用而导
致通货膨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描述失业和通货膨胀反向相关关系的所谓菲利浦斯曲
Ⅰ 本篇为合作，第一作者。
线。而美国经济从 1991 年 3 月份以来却出现了长时间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这
一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正是美国经济呈现的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引起了
人们的关注，人们认识新经济也是从这些现象开始的。但需要明确的是，新经济不应
仅等同于美国经济近几年出现的“一高两低”现象的描述。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当代美
国经济的一些新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新经济彻底否定了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如果把
新经济等同于美国经济，把新经济的特征概括为消除了传统的商业周期，使人类摆脱
了滞胀和失业的烦恼，消解了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悖论的话，很显然，人们只
看到了新经济所呈现的表象，忽视了潜藏在这种表象后面的深层的社会演进力量，人
们对新经济的分析将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因为在世界上，仅有美国出现“一高两低”的
与传统经济学相悖的现象，而其它发达国家如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欧洲经济增长缓慢，
失业率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信息技术和全
球化的互动作用，这些国家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都在悄然进行着一场革命，整个社会
从产业结构、组织形态和经济运作理念、方式、制度规则到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在经历
着深刻的革命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也是社会经济领域的新现象，是一种新的经济
形态的萌生。作为新经济的后发国家，因为没有美国先发国家的种种优势，他们现在
或许将来也不可能出现美国经济“一高两低”的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也会越来
越深地卷入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洪流，步入一个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经济社会。
“一高两低”是美国近年经济呈现出的过去没有的现象，这种新现象出现在一个全
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里，是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进行解释的。因为在全球化条件
下，一国社会经济的演变已加进了更多的国际参数。在经济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经济
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一国内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和配置状况，决定经济规模的是一国内部
的市场。但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世界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一国经济增长可以突破地域
的局限，把世界作为自己的腹地。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近 10 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
推进，得益于技术及结构调整的先发优势，和因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领先而导致的一
定程度的垄断地位。科技领先地位和面向全球的辐射作用支撑了美国产品的市场，处
于行业领先地位的美国，不仅垄断了核心技术，而且掌握了制定行业规则的权利，其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带有明显的垄断性，产品市场几乎没有限量。正是经济全球化和信
息技术革命这两种广泛存在的趋势和美国在其中的先导地位，逐渐打破了美国社会原
来的秩序，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趋势。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当今国际经济
格局中的技术领先地位及由于技术的领先地位而带来的经济上的扩张能力，与 18 世
纪中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业社会的情景是极为相似的。
新经济并没有完全摆脱商业周期，而只是使商业周期的形式可能与以往不同。美
国经济的“一高两低”现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不可能成为新经济社会恒定和
普遍的现象。随着美国经济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变化，这种经济现象也会发生变化。最
早提出“新经济”思想的《商业周刊》，在界定新经济这一名词时，也说新经济并不意
味着通货膨胀已经死亡，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有另一次经济衰退，或经济周期已经消失。
不意味着股市必将摆脱自我调整而永远上升……，它也不意味着亚洲金融风波不会影
响美国。谈“新经济”我们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出现的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经济的全
球化，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去年 4 月 3 日，克林顿在加州硅谷就新经济问题
发表看法时也表示：高科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但他并不认为高科技已改变了所有的经济规律，他说“即使我承认在座各位改变了美
国经济的性质，我并不认为硅片已彻底废除了规范美国经济的法则。”“我不敢断定你
们改变了供给与需求的法则，甚至完全改变了商业周期，但我完全同意你们已使他们
变得更具有弹性，更难以预测。”
现在的时代是技术速变的时代，新技术以瞬息万变的速度向前推进，使产品的生
命周期越来越短，后进国家技术追赶的难度越来越大；对于他们而言，产业包括高科
技产业的市场空间显然也不如美国，因此要想在短期内再造一个美国神话是不可能的，
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滞困在传统社会里。
因此，我们在惊羡美国“一高两低”的非凡成就、研究和追逐新经济时，不能仅仅
关注美国经济“一高两低”的表象，而应揭示这种表象背后蕴涵的强劲的社会和技术动
因，把握新经济的实质和核心内容，关注社会演进的大趋势，以便于我们积极因应这
个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经济社会。
新经济不是新兴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对垒
目前有些文章把新经济看作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对垒，认为在实体经济结构
中出现了一个以网络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和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旧经济的区分。
这种看法现在看来也需要修正，因为网络经济所造成的变革已大大超出了纯粹的网络
技术领域，许多传统产业选择了高科技产品与技术来改造过去的运营模式，以提升自
己在新经济时代的竞争力，而纯粹的网络公司也在逐渐向传统产业靠拢，以获取实体
经济的支撑。因此，新经济与旧经济不应该再指产业的对称分析，而应是新旧两种经
济形态的对比。新经济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个旧的经济时代的
结束。新经济不仅使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的战略地位，而且，互联网技
术的开发和应用导致了传统产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从而使经济的发展
整个步入了一个新时代。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也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产业链的延
伸和递进关系，传统产业是新兴产业的支撑，新兴产业的生命力还在于它对传统产业
的渗透和改造能力，而传统产业的新生则取决于契合和利用新技术的程度。从产业演
进的历史来看，工业技术的诞生使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但工业技术的诞生并没有导致农业的消失，而是农业
随着工业的进步本身 dl 在不断的现代化。交通、信息和金融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也只
是使传统工业和农业，因经营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经营内容、方式和效率的变化。
是传统产业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推动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新技术应用导致一个新行
业的诞生，众多的行业因此获得新的技术支撑从而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并导致人类观
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和一个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产业的演进本身是一个伴随着人类
需求层次不断提高、持续演进和升级的过程，越是最基础的产业，人类对它的依赖性
就越强，它对人类的生存就越必不可少。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讲，人类没有信息可以
生存，但没有面包是无法存活的，所以产业的演进只能是一个互动的深化过程，而不
是一个后者替代前者的单行道。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等新兴科技产业的同
时，要注意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使它们能够随技术的进步不断脱胎换骨。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新经济以网络技术及其应用力代表，但新经济不完全等同
于网络经济，更不等于电子商务。有些人以电子商务的不成熟，尤其是电子商务公司
的亏损以及我国不具备电子商务普及的条件为由，断定新经济离我们还很遥远，这种
认识是片面的。信息技术产业的超常规增长及其对传统产业和人们生活的深度渗透是
显而易见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医学领域引起的革命更是不容置疑。新经
济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方位的变化。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及新能源和新
材料技术代表的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趋势，或许我们在新一轮的技术角逐中带有某些先
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陷，处于弱势，但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及其经济演进
的趋势。缺陷可以弥补，但对经济发展趋势的怠慢会使我们失去迎头赶上的机会。
三、新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经济运作模式
新经济是指由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引起了经济领域的变化和革新，从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步入厂一
个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新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以信息技术为载体、以全球化为依托，
各种要素资源突破厂时间空间的局限，以世界为范围的迅速有效流动和由此而带来的
成本的节约、效率的极大提高，以及由于网络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渗透导致经济结构、
组织、运作、管理方式和理念的全方位的变化。
新经济又是一种崭新的经济运作模式。新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三
流”的高效整合和匹配。这里的“三流”是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三流”的高效整合
与匹配，使资源得以以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进行整合和配置，从而有可能使经济发
展步入一个快速、持续、稳定的通道。众所周知，工业技术的诞生带来了生产规模的
扩大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由此要求产品突破狭小的地域范围，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交通运输业应运而生。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使物流范围扩大、效率提高。人类在
构筑铁路和海空航线这一庞大的有形网络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资金不足；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使产品的批量生产和销售成为现实，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
促使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增，现代金融市场形成。募集资金和规避风险的需要导致一
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诞生，与之匹配的证券市场出现。资本市场和货币市
场的出现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张、收缩和转移成为可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资金
流动的载体，使资本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市场范围的
拓展产生了信息沟通的需要，提高物资流动、资金流动的效率和减少盲目性，前提是
信息的沟通，信息服务业应运而生。同属于服务行业的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信息业
各自功能的发挥，实现了资金、信息与物资流动的匹配，保证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
但在旧经济条件下，由于缺乏便捷和低廉的信息传递技术和手段，三者的匹配和互动
水平较低，因此资金流和物流的效率较低而且成本高。信息革命引发的信息技术创新
与扩散、发展与融合，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和新的技术范式。高速度、
大容量的通讯手段、设备与网络等发达的信息基础结构使文字、声音、图像等均可转
换为数位信息穿越地球，在弹指间为人类共享，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
展，而且化解了信息传递和商品交易过程中的种种难题，并使资金流自动化成为可能，
使得物资和资金流动速度、准确性和效率获得了极大提高。网络把供应商、生产者、
消费者和客户用一个新的方式联结起来，不仅信息能够双向交流、沟通、双向反馈，
而且使生产方式朝着个性化和小型化发展，而且通过个性化和小型化实现市场占有规
模化和范围化；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的结合，网络作为一
个虚拟的空间，大大超越了现实经济在时间、空间、速度和规模上的局限，从而使实
物经济得以放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传统经济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一切使新经济有了与
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运行方式。在新经济社会里人们可以用“思考的速度”从事商务的
运作，人类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将
步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将面对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经济运
作方式，那便是新经济社会的到来。
四、新经济是资本市场催生的产物
新经济的出现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仅有技术是不能催生出一个新经济的，它还
需要资本市场为它提供催生的营养。新经济是资本市场催生的产物，是资本市场孵化
的硕果。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新经济的发展正是资本的增殖机制作用的结果，
资本增殖和扩张的需要不仅突破了地域限制，疏通了技术瓶颈，而且能以一种内在的
力量冲破制度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美国《知识公司通讯》主编布里顿·马纳斯科
(Britton Manasco)认为全球资本市场的出现，迅速消除知识的创造和生产性应用的政
治、法律和经济障碍，同时，知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关键资源又使得资本的运动空
前加快，因而资本的作用是关键，特别是金融资本。资本追逐知识和技术是新经济时
代的显著特点。新经济正是借助于资本市场特别是风险资本的运作，将知识和信息融
为一体的知识要素驱动型经济。70 年代，美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繁荣之后进入了滞胀阶
段。其标志是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一是为降低成
本而使生产全球化，二是开发和采用新技术(包括把运用于军事部门的技术转为民用)。
它们同时并进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
转的趋势。适应这种趋势，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开始厂金融改革和创新。
正是这种改革和创新使美国的新经济获得了滋生的营养。美国之所以成为新经济的策
源地，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及有效的运行机制为新经济提供了催
生的营养。风险投资基金及其运作机制在高新技术企业的诞生和成长过程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正是风险投资基金不仅圆了许多创业者的企业家梦想，而且培植了新经
济的基本元素——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与风险投资基金匹配的制度安排——二板市场
的设立在为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为风险投资提供厂有效的退
出和循环机制。风险投资基金、二板市场使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
动关系，这种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与美国社会成熟完
善的资本市场相联系，期股的激励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对合伙人也好，对创业者
也好，早期的回报是很低的。他们的创业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期股即股票期权的激
励，但如果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期权激励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正是发达的资本市场
使期权的激励作用发挥到了极至，造就了很多百万富翁，激发了创业者的创新意识和
热情，推动了与新经济密切相关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金融创新，使社会充满了活
力。
五、新经济呼唤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发展
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时代，科技恒变，而且以异常的速度在变，产品更新也在以
倍速方式进行，企业的经营成本在提高，经营风险在加大。国际间的竞争也以直面的
方式激烈地进行着。世界各国政府纷纷以全新的观念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去规划自己社
会发展的未来，全力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面对新经济浪潮的冲击及由此而导致的国际间竞争日益加剧的趋势，中国面临的
首先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巨大压力，如何在短期内培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走一条科技创新之路，迅速踏上新经济时代的列车是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时代任务。
然而，科技产业化之路是一条需要巨量资金支撑和充满风险的道路。如何获取科技产
业化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有效分散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是通向成功之路的保证。由
于商业银行的利润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因此从动态的角度讲银行融资不可能、也不能
提供风险资本，商业银行的官方性质也使银行融资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也不适于从
事风险融资。因此，风险资本的获取只能在资本市场，通过股权的方式进行。从某种
意义上讲，新经济就是与股权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股权融资既能达到低成本获取资金
的目的，又可以有效分散新兴科技企业所面临的高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融资制度作为
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表明企业运营资金的来源，而且同企业的财产制度
和治理结构密切相关。通过股权方式融资，不仅意味着企业融资的成本低，风险小，
而且意味着企业将采取现代企业的产权组织方式和治理结构，这与我国企业制度改造
的思路是不谋而合的。资本市场将为我国各种类型的企业提供脱胎换骨的契机。但我
国现有的单一层次的资本市场——主板市场显然难以满足科技产业化的要求。主板市
场过高的门槛使处在初创和成长时期、需要巨量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难以逾越。提供
一条中小企业通向股权融资的道路，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
二板市场的芊芊情结从侧面反映了新兴中小企业强烈的市场变革诉求，说明了中国经
济发展对资本市场变革的深切呼唤，要求我们为资本追逐技术和科技与资本的联姻提
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中国的资本市场而言，如何捕捉市场需求，因应新经济发展、
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资本需求结构和特征的变化，进行金融工具创新
和市场制度建设将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首先是建立中国的风险投资体系，扶植小型创新科技企业的发展。这是美国，台
湾等地发展新技术产业的重要经验。美国许多新兴科技企业明星就是靠风险资本的扶
植发展起来的。台湾在 1984 年完全由民间融资成立了第一家创业投资基金。到 1999
年初已超过了 120 家，创业投资公司实收资本额达 800 亿新台币，对台湾的科技企业
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完善资本市场，建立风险资本退出机制和为新兴科
技企业的成长提供后续融资渠道。风险资本的正常运作必须有一个完善的进入退出机
制为前提，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风险投资一旦投人到风险企业，资金固化为资产，
如果没有退出机制，风险资金就会长时间沉淀在企业，风险投资者就会失去进一步投
资的能力。风险资本退出的主要途径是股份上市、股权转让和公司清理。退出机制的
核心是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因为不管那一种方式都要求完善的资本市场提供
产权流动的场所和机制，完善的资本市场不仅是风险资本进行循环和提高使用效率的
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是分散风险投资企业的风险的重要手段。科技企业发展和进入
成长阶段往往需要巨额资金，以分散风险为投资原则的风险资本常常难以胜任，公司
进入成长期后，急需新的融资途径以补充企业扩张所需的巨量资金。为此，必须建立
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给它们提供一个通向公众股权融资渠道，并
为风险资本的淡出提供一个通道，同时为期权激励机制功能的发挥提供一个必要条件。
第三，科技创业本身失败率很高，成功率很低，创业者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很多，
为了鼓励科技创业，还需要建立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和机制，激发创业者的创业热情。
通过资本市场建设，为创新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风险资本、股市、企业
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此外还需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行之有
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工具，吸引资金流向股市，为新经济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同时开发各种管理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工具，在活跃资本市场的同时，降低市场运
行风险，保证市场运行有序和稳定。
六、新经济将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历史机遇
高新技术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提供厂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因，企业和金融机
构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增加金融工具流动性的要求提供了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推动
力，我国资本市场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将逐步走向成熟，
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规模将得到迅速拓展，市场功能趋向复合化，资
本市场工具呈现多样化发展。
新经济的发展引来了资本市场发展理念的变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念正在
经历某种程度的变化。随着国企改革任务的告一段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由主要为国
企改革服务转向为所有的企业服务，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及科技企业服务。资本市场
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披露要求的严格，退出机制的建
立，上市公司将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端上市铁板碗，上市公司改革内部机构以及整顿
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的压力将越来越大。随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增大，资本市场将成
为企业树立市场化经营理念的良好契机和巨大的强制推动力量。
新经济还将导致资本市场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理念的变化，上市公司将股权主
导化、投资者将机构化、券商的业务将投资银行化。
新经济将改善中国资本市场运作的条件。以互联网等为标志的新经济的发展，计
算机的普及和网络的广泛应用将改善资本市场运行的技术条件，使各种形式的金融创
新获得技术上的支撑，资本市场运作的方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运行的效率将获得
极大提高。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将获得一定程度的整合，一个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的、完善的、多层次的、统一开放的资本市场将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1．陈宝森：《美国”新经济”及其世界影响》，(太平洋学报)，1998 年第 3 期
2．陈鲁直：《知识经济与资本的作用》，《太平洋学报》；1999 午第 1 期
3．潘永源：《试论美国新经济的实质及技术创新》，《太平洋学报》，1999 年第 1 期
4．曹新：《论风险资本的进入退出机制》，《上海投资》，1999 年第 5 期
5．曹幼非：《台湾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产业发展间的联系》，(投资与合作)，1999 年第 7 期
6．刘鹤：《关于新经济的含义分析》，《中国新闻资产》，2000 午 5 月 25 日
（《世界经济文汇》2001 年第 1 期）
新经济、“知本”与管理新趋势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奇迹和硅谷神话令全球为之瞩目，并引发大规模
的有关“新经济”的讨论。然而这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产生于众多因素，诸如网络技术、
全球化等的综合作用。“新经济”只是一个表象的说法，无助于我们发现事物的根本。
如果将美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全球化的运营等因素剥离，我们就会
发现，知识是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根本推动力。
一、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起，知识的积累与运用就是一个与人类行为紧密联系的现象。
然而知识从未像现在这样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有个 3M 理论很生动地描绘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其主要推动要素的演变：在农
业文明时代，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 MUSCLE (肌肉、体力)，工业文明时代所对应的最
活跃的要素是 MONEY(资本)，而到了现在所谓信息文明或知识文明时代，MIND(头
脑)——人的智慧，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量。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改造自然
的能力非常有限，人类的生存、温饱、繁衍都离不开土地，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
土地而展开，离开土地，人类无法生存。在人们利用、开发土地的能力极其有限的条
件之下，土地的存量决定了一个社会可能获得的财富的上限。因而，土地是最稀缺的，
土地的占有量也就成为农业社会的分配依据。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与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迈人了工业文明，能够在土地的基
础之上建立起一个相对丰盛的物质世界。然而，相对于人类几乎无限的需求，物质资
源总是稀缺的。产品通过大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以满足
人们消费量的需求。于是，资本——通向物质资源、财富的硬通货，其稀缺性成为制
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资本成为指挥社会资源流向的魔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分配
的基础。而信息时代，智力及人的知识状况成了人们就业及财富分配与占有的基础。
二、知识的崛起
工业经济时代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伴随着财富积累的是人类的消费需求在
Ⅰ 本篇为合作，第一作者。
越来越高的层次上得到满足。从日用消费品到汽车、飞机，人类由“稀缺社会”向“过剩
经济”发展，资本不再是利润的充分条件，如何实现其价值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挑战。
资本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崛起为最活跃的要素。知识的崛起必然反映在制度的变迁上，
而制度的变迁又成为知识发展的有力推动。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首先出现了专利法对
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制度创新使知识成为排他性产品，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无形资
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例，正是由于瓦特和巴尔顿对
专利的预期收入，才先后说服了 6 位企业家投资这项发明，蒸汽机才得以诞生。正是
这一制度的存在，才会有越来越多其它发明的诞生，直至成为一场工业化“革命”。
风险投资基金的出现又成为知识，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推动
器。如同专利制度对于工业革命，风险资本对于知识经济的到来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高新技术，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产品，其投入具有高风险与高回报的特点。传统的资本
市场难以提供初创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风险基金的出现排除了技术与资本之间的障
碍，促进了两者的联姻，从而将高科技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轨道。一大
批创业者，只要他们的创意、商业计划或核心技术足够吸引人，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讲
故事”、游说，获得“天使”们或职业风险投资者的资本支持，创立起自己的企业。二板
市场的设立在为高科技企业快速成长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有效
的退出机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知识与资本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使得高科技的
发展进入空前的繁荣期，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迅速诞生。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
算机在美国问世，人类进入了又一次技术发明的“峰聚”期。得益于自身宽松自由的制
度环境，美国最早产生了风险基金与“天使投资者”，从而最早迎来了知识经济的繁荣。
三、“知识租”的存在
随着经济供给能力的提高与物质财富的积累，资本的稀缺度在渐渐减小，而社会
需求却变得越来越“挑剔”。资本的价值从未像现在这样由知识来决定。呆滞的资本通
过创新的运作就会变成赚钱的投资，而充裕的资本在拙劣的运用之下也会血本无归。
知识的作用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由此导致知识要素所有者的地位上
升与分配法则的变化。西方的“经理革命”可谓是专业知识所有者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
表现。20 世纪 40 年代初，美国的伯纳姆首先提出了“经理革命”一词。他在其著作《经
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指出了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的管理职能分离的
倾向，企业让有管理才能的专家进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理人员不是靠财产而是靠自
己的才干获得对企业的控制权。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
《新工业国》(1967)中，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权力归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
的生产要素。他提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因
此权力转移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手中，包括高级经理、科学家、工程师、律师等技
术阶层。在加尔布雷斯之前，美国的丹尼尔·贝尔出版了《没有财产的革命》，在书中
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知识如何创造价值并参与价值的分割呢?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对于价值的创造，
劳动本身是异质而非均匀的，并曾经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从而试图将
复杂的人类劳动归结一个一般的基础。马克思看到，各个具体的劳动之间是不可替代
的，从而这个一般的基础必须超脱出具体劳动的范畴，而修订为一个抽象的劳动的尺
度。马克思找到了这个尺度，即没有质的区别的一般人类劳动。马克思运用这个尺度，
指出商品价值的衡量基础在于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对于劳动的异质性，马克
思指出的复杂的精密的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体力劳动的著名论述，然而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之下，难以提供异质的劳动对于价值创造的量的区分基础。而在现代经济中，
资本对知识的追逐逐步使知识的价值得到愈来愈充分的体现。
资本总是力图追求能最大化其利润的知识(“知本”)，并情愿为之付出代价。“知本”
带来的价值越高，资本甘愿付出的价格就越高。这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类似于土地
租金的现象：均质化的资本，由于知识所决定的运作的不同而呈现出实现价值的差异
化，如同土地由于肥力不同，土地拥有者凭借对优质土地的独占权而享有“级差地
租”，资本实现价值之间的差异或个别资本的实现价值超出资本平均利润的部分，形
成了一种“知识租”。正是由于“知识租”的存在，导致“知本”与“资本”之间权力的转移
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知识要素所有者凭借其对知识的独占性地拥有，形成与资本
的谈判优势并希望从“知识租”中获取越来越多的份额。异质的“知本”较之均质的资本
拥有越来越多的主动权
四、知识的定价问题
然而由此却导出另一个问题：知识或专业技能如何定价。专业知识或创新，作为
无形资产，其产生的效益很难事先准确衡量，近年来，在一些企业中出现“技术人股”
“知识人股”的做法，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其创造性在于：通过配给关键员工
以股权或期股使之与资本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避免了对专业知识的直接评估，
而知识由其带来的客观效益来“间接定价”(杨小凯)。这种做法极大地激发了知识性员
工的创新热情，资本的增殖潜力在知识的支持之下得到更充分挖掘，资本竞争能力得
到大大增强。
然而在这种新的契约安排之下，资本绕开高监督成本的代价是资本与“知本”之间
利益的妥协：知识要素所有者成为部分的“剩余索取者”，凭借自身的才能而非财产获
得企业的控制权。这种资本追逐知识的现象还引发了“劳动雇佣资本”的讨论，无论这
种表述恰当与否，有一点是肯定的，非均质的“知本”，较之均质的资本拥有越来越多
的主动权。创新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增长的源泉。围绕着对知识与创新这一核心要素
的追逐和挖掘，使得处于经济神经末梢的企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竞争战略、组织结
构、企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企业管理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
工业经济时代的新趋势。
五、管理新趋势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明显地趋向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传统的管理理念和
管理模式受到挑战。工业经济时代的管理主要针对物质生产过程进行管理，组织结构
采用金字塔式的垂直控制方式，而对人的管理也是塔式的“命令——控制”模式。而新
时代管理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顺利的创新。为此，企业更需要创造一个开放、灵活、
可渗透、易流动的工作环境与氛围；需要一个平行、开放式、网络化的组织结构，大
大减少管理层次；更注重人的作用和人际沟通，更依赖于灵活、高效的工作小组及其
他小型组织的活动的团队精神。在这样的条件下，管理的任务就是指明企业的发展方
向，协调资源的配置，疏通各小型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必要时充当他们之间的联系人
并承担企业内的其他责任，以适应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采取扁平的、以小型组织为
中心的组织结构，并不否定企业领导者的作用。在新的组织架构下，高素质的领导者
依然是企业的灵魂。新经济的冲击同时是一种全球化的冲击，企业领导者首先要具备
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在开放的基础上树立一种放眼全球的战略视野。其次，企业领导
者需要审视和认识企业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不
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资本，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再有，在战略协调中，不
仅要尊重和激励个人的独创精神，注重集体的智能和知识共享，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寻
求一条有效的结合途径，而且要激励自身不断学习和思考，以产生新思想，作出新决
策，并将这些新思想和新决策按照新的“游戏规则”加以有效实施。在新经济时代，管
理理念、管理任务、管理方式产生巨大变革，从而也对管理人才特别是领导人才的培
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就企业而言，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管理分权化的趋势。因
为一方面，面临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有进一步向专家阶层转移的趋势。在工业经济时代，
资本由于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而成为最有砝码的谈判者。这种由资本的所有权所
带来的资本控制权，形成资本在现实中对其他资源的支配权，在企业中资本处于主宰
地位。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资本稀缺性的下降与知识重要性的上升，这种资本
控制权将逐步削弱，经营决策将进一步专家化。另一方面，专业知识或信息具有高交
易成本的特点，使得要么知识的转移难以发生，如管理决断能力；要么是出于现场环
境的反映需要，一经传达，这些信息已不具有价值，从而必须由现场人员做出决策。
哈耶克在其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1945)中已述及，决策权必须
与知识分布相匹配，即应把决策权赋予拥有知识或信息的人，以使决策更科学更有效
率。这在知识密集型企业尤为如此。
新的分配与激励机制。知识的作用使得资本的价值出现不确定性，知识决定资本
增殖与否和增殖幅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为资本赋值。而另一方面，知识型劳
动又不同于标准化的重复劳动，监督成本极其高。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这种不
确定性，使之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转化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过去的
五至十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配给自己员工股份或期股，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最大化地
激励员工，保证员工的报酬与其对企业的贡献同比例增加。
除了分配机制以外，在企业文化上，最大地保护、发掘员工的创新能力将会成为
知识型企业的主导。
（《上海管理科学》2001 年第 2 期）
论发展型管理理念及其方法论意义①
完整的管珲科学理论的形成是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事，至今为止先后发展了科
Ⅰ 本篇为合作，第一作者。
学管理、人际关系学派、管理科学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和现代组织决策行为管珲等理
论。管理理念是管理者在计划、组织、控制、协调和指挥等管理活动中所秉持的思想
观念和价值判断。管理理论的每一次发展部是管理理念演进和更新的过程，并蕴含着
方法论的突破与创新。8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明显，
给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但是，这些潜力并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关键在于现有
的管理理论的滞后：一方面，根据约束条件的不同，理论的适用范围不同，受到外界
因素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理论模型的刚性较强，开放度不够。尽管“权变”理论和
“系统”观念的提出使理论的弹性和适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严格说来，仍然没有
形成贯穿时空的一般性理论构架。发展型管理理念应运而生，它剖析管理在人类社会
中的演进，为人们审视既有的管理模式，发展新的管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一、发展型管理理念概说
发展型管理理念是英国城市大学商学院罗尼·莱森(Ronnie Lessem)在他的新著《发
展型管理》 (Devlopmental Management----Principles of Holistic Business)中首次明确提
出的。这是一种相对于基础型管理和理性型管理的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三者的区别主
要是：基础型管理主要体现在经营者的创业精神上，即表现在个人对金钱等有形财富
和个人成就的追求上，它的行为主体是典型的“经济人”；理性型管理理念则以精密的
科层化组织为基础，在财务、行销、生产运作和人力资源组织管理方面侧重于可衡量
的数据分析，趋于专门化和精确化。相比而言，前者较为适用于小规模企业在短时间
内的管理，它在管理理论的早期和企业创建初期较为适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管
理层次的提高，它的局限性日见明显。从 50、60 年代以来，理性型管理则是主导管
理理论界的管理理念，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譬如过分重视可衡量的数据而忽略了
不可衡量的人性；重视功能和阶层的分割而忽略其间的整合；重视有形的物质生产而
忽略无形的信息和知识；重视一国内部的环境而忽略了企业所面对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事实，等等。这种管理理念所产生的后果是使理论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体现在管
理方式上，基本型管理和理性型管理均追求单纯的量的改变或成长，具有明显的局限
性和狭隘性。而发展型管理追求的则是企业的质的和结构性的改变和提高，企业的经
营实质上就是不断创新和学习的过程，企业管理要体现个人、社会的实现与发展，并
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
显而易见，三种管理理念分别蕴含在两种不同的序列中。首先，对管理理论而言，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分工理论、查尔斯·巴比奇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
中的管理理论，到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其管理理念当是基本型的；而泰勒以后迄今，
主要的管理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型理念基础上的；发展型管理理念则仅在少数国家的
少数企业有所体现，如作者列为重要案例的英国戴克西恩公司。其次，对同一个企业
而言，三种管理理念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创业阶段一般是以基本型管理为
主，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主要偏向于理性型管理，发展型管理理念则
是作为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必不可少的信念与追求。
莱森将发展型管理比喻为一棵根植于肥沃的土壤、生机勃勃的大树，用土壤、根、
枝干和果实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形象的勾画①：
1、土壤。莱森认为，基本型管理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
代科学技术(包括信息技术)，而发展型管理的基础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经济学，
而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求阶层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实现心理
学、奥地利和英国管理学界一贯推崇的个人学习与组织更新理论。日本的佛家经济学
和巴基斯坦的自然型管理思想等。
2、根。在莱森看来，基本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
行为科学，而发展型管理的根据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前者指的是生物学在人
文领域的延伸，表达的是个人、团体和社会不长则亡的思想，后者指的是生态学在社
会领域的应用，表达的是个人、组织和社会息息相关的依存性，两者表达的同是发展
与进化的基本思想。
3、枝干。这是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追求卓越是基本型管理的枝干，而理性型
管理的枝干则是有实际绩效的成效管理，而在莱森看来，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
的组织。整个组织的成长分为先锋期、分化期和整合期。在先锋期，强调的是实用性
和行动具体化，它对讲究个人、独立性、地域性的小企业，以及在拯救奄奄一息的小
企业时，作用很大，并具有基本型管理的特征；分化期中，个人和组织的直觉变成次
要的方面，代之以精密的策略和结构，其特征无疑是理性型管理；而在第三时期的整
合期，它协助个人的发展，然后再进行组织的发展，促使组织成为“学习型组织”，或
者培育个人和组织的有机结合——“分子型组织”，此时，发展型经理人既具有基本型
和理性型的特征，又扮演着组织企业进化的角色。如果把基本型和理性型特征分别看
作硬性属性和软性属性的话，那么在此阶段，经理人的一切努力和尝试都是为了寻找
到两者的平衡点。
Ⅰ 罗尼·莱森：《发展型管理》，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中文版，第 372 页。
4、果实。三种管理理念下所得到的果实是不同的，大致说来，基本型管理的结
果是最终导致公司的个人化，而理性型管理带来的是企业的组织化，而不是个人化。
对发展型管理而言，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发展和自我实现。其中个人的自我发
展指的是通过学习，人的理性和责任感得以巩固，更新和完善；企业的组织发展指的
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同一个发展中的企业组织，特定功能、经理人或社会，都可能
同时具备不同进化阶段的成分；最后，与此相应的必然就是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发展型管理理念的基本出发点是，管理的目的是引导，规划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
易行为，贯穿管理过程的基本元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如雇员和雇事)、信息、资
本和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情感。管理方式的改善就是这三个要素的不断成长和组
合的过程，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就是学习型组织。
在这种管理理念中，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莱森用了近三分之一的
篇幅对其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考察。他的基本观点是，世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
任何个人或组织如要生存、进化，必须不断学习，并且这种学习的速度还必须大于环
境变化的速率。这样，发展型组织无疑就是一个学习型组织。莱森把学习分为参与式
学习和顶期式学习两种。参与式学习指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上，每一个人的行动、
思想和情感都会因个人的个性和所处的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莱森据此设计了精细的人
格光谱和市场光谱，认为在一个组织中，个人属性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极端重要，个人
和组织成功与否取决于三种要素的融合程度。关于预期式学习，莱森引进了一个相关
的概念：创新，它和学习是两个互逆的过程，即个人或组织的顶期式学习是自下而上
的，而创新是自上而下的。两者那是随着时间逐步展开的、动态的过程。为了阐明预
期式学习的基本原理，莱森对个人在组织中的七种不同角色进行了剖析。
二、发展型管理理念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发展型管理的倡导者并没有演绎出如现代管理理论那样缜密
而精细的理论，尽管如此，这种理念所蕴含的独特的方法论对新的管理理论的发展还
是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的。
1、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扬弃。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在迄今为止的各种管理理论
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人始终是行为主体的基本人格假定，所以基本型管理
和理性型管理理念的基本方法论无疑也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发展型
管理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