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进展 2010, Vol. 18, No. 10, 1620–162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1,21张 婍 王二平 1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10010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039) 摘 要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 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有关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热点。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 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个体(individual)转向群体(collective), 关注层级结构的群体(hierarchical groups)中, 管理者或管理机构(权威)的特征和行为对个体合作行为的影响。其中, 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和公正感(fairness)是影响个体态度和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 即在社会背景下, 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政府机构)的信任。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实验室里对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进行探究, 并进一步探究公正感在政治信任对态度及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 作用。 关键词 政治信任; 权威信任; 公正感; 合作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进行介绍, 并评论以往研究存在问题, 对未来研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究趋势予以展望。 战, 比如, 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自然资源危机、2 信任、权威信任和政治信任 自然灾害、流行病, 以及各国内部由于经济发展 信任的概念和分类 不平衡导致了个体之间、阶层之间和社会群体之信任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剧烈(Van Vugt, 2000)。与此同着巨大的作用。根据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时, 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人均GDP从1000theory), 信任是社会系统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阶段, 社会利益格之一, 也是预测个体合作行为的重要变量(Kim, 局剧烈变化, 各种社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凸显2005; Scholz & Lubell, 1998, Van Lange, 2006)。因(李培林, 2005; 马静玉, 2006)。近20年来, 群体此, 有关信任的研究引起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性事件的发生呈迅速上升之势(陈利华, 2005; 于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关注。不同建嵘, 2008), 而且这种高发态势在短期内尚难以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信任的概念进行根本扭转。群体性事件可以看作社会矛盾的突出界定, 心理学和经济学更多地从微观的社会水平表征, 也是政府公共管理失误和公众政治信任下来理解信任, 关注人际交往中信任的认知内容或降的重要结果(王二平, 2009)。在这样的社会背景行为表现; 而社会学和政治学注重社会关系、政下, 如何有效地管理公众, 促进人们的相互合作, 治体制等具体情境对信任的影响, 从更加宏观的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成为了亟需关注和解决水平来界定信任。目前, 各学科之间逐渐呈现互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对近年来研究关于权威信任相融合和交叉的趋势(蔡翔, 2006; 刘斌, 2004)。 和政治信任的概念, 权威信任和政治信任对个体有关信任的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开始于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及公正感的中介作用Deutsch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人际信任 实验(Deutsch, 1958)。因此, 心理学研究者最初从收稿日期：2010–08–02 微观的个体心理和行为两个层面来解读信任。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731004);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任通常被表达为当个体处于不确定或可以知觉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KSCX2-YW-R-130)。 到风险的状态下, 认为对方值得信赖以及不会利通讯作者：王二平, E–mail: wangep@ 1620
第18卷第10期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1621- 用自己的弱点谋取利益的信心、信念或概括性期时, 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措施是在群体中建立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 (Robinson, 1996)。此外, 一的规则或者授权给一个或多个群体成员作为采用社会困境实验范式研究信任的研究者认为, 群体权威来领导群体的行为(Weber, Kopelman, & 个体对他人是否采取信任关系的行为依赖于对Messick, 2004)。对权威的授权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环境刺激做出的判断, 可以将信任行为等同于合用, 一方面限制了群体成员的行为, 另一方面赋作行为(Deutsch, 1958; Hosmer, 1995)。基于经济予了权威层级掌握资源和决策的权力。研究者认学的经济人理性假设发展而来的理性选择理论为, 权威结构(authority structure)的建立并不必然(rational choice theory)也把信任看作类似于其他意味着社会困境问题的有效解决, 而只有当权威形式的风险决策, 认为信任依赖于个体对未来风结构在有效运作的时候才会帮助整个群体解决险和收益的预期和计算(Burt & Knez, 2006)。面临的困难。因此, 探究群体权威在什么情况下March和Olsen (1994) 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会促进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 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判, 他们认为, 理性选择理论过分强调了个体在要问题(Dawes, Orbell & Simmons, & Van De 做出有意识决策时的认知过程。如果仅仅将信任Kragt, 1986)。其中, 权威信任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看作一种对积极回报的预期, 那么就把信任简单的变量(Brashear, Manolis, & Brooks, 2005; De 等同于了经济交换。近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Cremer & Tyler, 2007; Tyler & Blader, 2000, 2003; 者认为, 在现实的组织和社会情境下, 信任的概Tyler & Lind, 1992)。Tyler和Huo (2002) 将权威念不仅包括个体对风险的评估, 也包含个体与社信任定义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权威关心他会中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 强调信任内涵们的利益并且在行为上也以他们的利益为依据。中的社会关系取向(MayerDavis & Schoorman, 权威信任产生于具有层级关系的群体中, 包括家1995)。由此可见, 信任是一种复杂和多维度的心庭、工作组织, 以及由法律和政治权威统治的国理状态 (psychological state) (McAllister, 1995), 家。从权威信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 政治信是人们对置身其中的社会系统以及社会关系的任(political trust)或政府信任(trust in government), 一种普遍态度或期望(Luhmann, 2000)。Rousseau, 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 是国家行政情境下的Sitkin和Burt等(1998)综合了各个学科的特征, 权威信任(Citrin & Muste, 1999; Tyler & Lind, 将信任定义为：基于对另一方意愿或行为的积极1992)。Miller (1974) 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预期而愿意接受自己处于不设防易受害境地的基本评价和情感取向, 将政治信任定义为公众(vulnerability)的心理状态。信任的“另一方”可以对政治权威或政治机构是否按照期望运作的评指他人, 也可以指企业组织, 或者更广泛的社会价(Miller & Listhaug, 1990)。Citrin和Muste (1999)机构(Barber, 1983)。 直接采用权威信任的定义来界定政治信任, 认为根据信任的指向对象, 信任可以划分为水平政治信任是公众对社会政治权威遵从社会规则, 信任(horizontal trust)和垂直信任(vertical trust)两并且愿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信心(confidence)。国大类(Newton, 2007)。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对政治信任, 比如,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和社会信任进行了界定, 将政治信任定义为公众在期望信任(social trust)。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与认知之间对政府运作的一种归属心理与评价导者的信任, 比如, 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态度(李砚忠, 2007)。尽管研究者已经对政治信任和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进行了概念界定, 但政治信任在不同的研究中所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水平指向的信任对象并不一致。政治信任的对象可以的社会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是政治体制, 也可以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甚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至可以是具体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或某权威的信任(Bigley & Pearce, 1998; Rothstein & 一个政治领导人等(Citrin & Muste, 1999; Eek, 2009; 张维迎, 柯荣住, 2002)。 Sigelman, Sigelman & Walkosz, 1992)。 权威信任和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的测量和操纵 研究发现, 当群体或组织面临社会困境问题以往研究通常采用主观报告的问卷法对政
-1622-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治信任进行测量。在这些问卷中, 应用比较广泛认为没有必要监督他们领导的分配决策; 他会考的包括：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ANES) 虑每个团队成员的利益”。第二部分是某一个参加(1964)的政府信任量表(Trust in Government Scale, 过该实验的参与者对团队领导的评价。高权威信1964) (5个项目, 3点量表), Miller和Jukam (1977) 任组会被告知“我了解团队领导者所遵循的规范的政府信任量表(Trust in Government Scale, 1977) 和信念; 我相信他不会对我有偏见或利用我; 我(4个项目, 7点量表)。这些量表主要从可信度相信他会考虑我的利益”。低权威信任组则阅读两(general trustworthiness)、能力(competence)、诚部分文字均为消极的评价材料。由此可见, 以往实(honesty)、浪费程度(wastefulness)和公众利益实验室研究的变量操纵往往只关注组织情境下考虑(concern for the public interest)五个维度对政的权威信任, 采用小群体的研究范式, 并没有尝治信任进行测量。Tyler和Lind (1992) 认为公众试将权威信任的操纵方法拓展到对政治信任的对政治权威的信任包含能力(competence)和动机探究上。 (intention)两个维度。Mayer, Davis和Schoorman 3 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 (1995)则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将权威信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面临个人利益和(组织信任)的维度概括为能力(ability)、仁爱群体利益的冲突。社会心理学将该现象称为社会(benevolence)和诚实(integrity)三个维度。尽管不困境(social dilemma) (Dawes, 1980)。根据困境中同的研究者对于政治信任维度的命名存在差异, 涉及到的行为者的数量, 可以将社会困境划分为但总体而言, 能力、动机和诚实(或可信度)在不同两人困境和多人困境两大类。两人困境包括囚徒的研究中均有提及, 是政治信任包含的重要 困境(prisoner’s dilemma)、担保游戏(assurance 维度。 game)和小鸡游戏(chicken game)。多人困境包括而在政治信任的操纵方面, 却极少有研究涉公共资源困境(common resource dilemma)和公共及(Levi & Stoker, 2000)。Sigelman, Sigelman和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 (Dawes, 1980; Walkosz (1992) 率先应用实验室研究的范式探究Komorita & Parks, 1994)。组织和社会情境中的问影响人们对政治官员评价的因素, 在实验中选用题, 通常可以简化为多人困境。社会困境问题的不同内容的简要介绍(vignettes)对变量进行操纵。妥善解决需要依赖人们的合作行为。合作行为可在权威信任的实验室研究中, 研究者也采用文字以理解为是一种帮助行为, 但又在受益人数、利介绍的方法对高–低权威信任进行操纵。在Van 益的依赖程度、持续时间和行为性质等方面区别den Bos, Wilke 和Lind (1998) 的研究中, 当被试于一般形式的帮助(Batson, 1998)。合作行为往往阅读完实验情境(Scenario)之后, 高权威信任组包含混合动机(mixed motive), 通过限制个人利的被试会被告知“你的某一位好友告知你可以信益的短期最大化来满足公共利益最优(Van Vugt, 任基金会成员, 他过去在和该基金会成员打交道Snyder, Tyler, & Biel, 2000)。根据以往社会困境时感觉很不错”, 而低权威信任组的被试会被告研究中问题的性质和行为的水平, Van Vugt, 知“你的某一位好友告知你不可以信任基金会成Snyder和Tyler等(2000)将合作行为分为四类, 如员, 他过去在和该基金会成员打交道时感觉很糟表1所示。 糕”。与此类似, De Cremer和Tyler (2007) 在其表1 合作行为的分类 研究一的实验情境中用简单的一句话“总体而言, 行为类型 你相信/不相信其他人(比如公司领导层)能够在考约束 行动 虑他们利益的同时也考虑你的利益”来操纵高–低行为水平个体 个体约束 个体行动权威信任。在其研究二的互动实验研究中, 他们群体 群体约束 群体行动 对权威信任的操纵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将文字介注：该表翻译自Van Vugt, M., Snyder, M., Tyler, T. R., & 绍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权威可信程度的总Biel, A. (2000). Cooperation in modern society. Routledge 体介绍, 比如, 高权威信任组会被告知“在之前New York.( ) 的工作中, 该团队领导从来没有给团队成员过差的评价; 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领导者; 团队成员
第18卷第10期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1623- 首先, 根据社会困境的性质, 可以将合作行和Degoey (1995) 调查了在真实发生公共资源困为划分为约束(Restraint)和行动(Action)两个类境(1991年加利福尼亚缺水事件)的背景下, 公众型。在公共资源困境中, 如Hardin (1968) 提出的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威信任与群体约束行为的“公用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需要人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政治信任会促进个体在分们限制自己对公共资源的消耗, 即约束行为; 而配稀缺资源时更多地考虑群体利益(Bianco, 在公共物品困境中, 如Olson (1965) 提出的“联1994)。Fukuyama (1996) 认为, 信任会产生自发盟关系”(union membership), 需要人们通过贡献的公益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 自发的公益性金钱、时间等行动来建立公共品(Komorita & 在行为上表现为社会活动中合作的、利他的和角Parks, 1994), 即行动行为。其次, 根据社会困境色外的行为, 从而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和 中关注的行为水平, 可以将合作行为分为个体和利益。 群体两个水平。个体水平的合作行为是指在非层在组织研究领域, 研究者发现, 员工对组织级结构中, 人们自发的合作行为。而群体水平的权威(组织管理层)的信任可以很好地预测员工的合作行为是指人们在层级结构的情境下做出的态度和行为(于海波, 方俐洛, 凌文辁, 郑晓明, 合作行为, 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对社会困境中合作2007; MayerDavis & Schoorman, 1995)。Tyler 行为的影响(Weber, Kopelman, & Messick, 2004; (1994)的研究表明, 对组织的信任会让人们更愿丰琳, 马剑虹, 2003; 刘长江, 李岩梅, 李纾, 意遵从组织权威实施的规则和分配结果。De 2007)。群体中权威机构或领导者是整个群体的代Cremer和Tyler (2007) 进一步通过实验室操纵权表和利益分配者, 对维护整个群体的利益, 促进威信任和问卷调查的方法, 探明了在各种社会情群体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群体理论的发展, 境下(组织权威和社会法律权威), 权威信任对合群体水平的合作行为研究逐渐受到重视(De 作行为(公共物品困境中的时间、金钱的贡献行为Cremer & Tyler, 2007; De Cremer & Van 以及法律规范的遵守行为)的影响。有关组织公民Knippenberg, 2002; Tyler & De Cremer, 2006; 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了对组织的信任(turst in Tyler & Lind, 1992)。其中, 信任是合作行为的重organization)或对领导的信任(trust in supervisor)要前因变量, 有关合作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与组织公民行为和组织承诺的关系(许多, 张小无论是组织情境, 社会困境还是谈判情境, 信任林, 2007; 周明建, 宝贡敏, 2005)。组织可以看作能够有效促进个体之间, 个体与权威层级之间的复杂社会系统的微缩模型, 组织领域有关组织权合作(De Cremer & Tyler, 2007)。 威信任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移植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情境。 4 政治信任对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 权威信任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现状 合作行为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公正近年来, 政治信任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justice or fairness)。有关公正的研究起源于相对已经得到了一系列研究的支持(Chanley, Rudolph 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Crosby, 1976)。& Rahn, 2000; Hardin, 1998; Rahn & Rudolph, 根据Adams (1965) 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 2005)。Hetherington和Nugent (2001) 发现, 政治theory), 人们会将他们的投入回报比与参考他人信任会影响公众对于政治权力(power)如何在中的投入回报比相比较, 当他们认为得到的回报与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态度。与公共贡献的比例相匹配时, 这样的分配会被知觉为公政策相关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公众对公共政策平。公平理论强调了公平(equity)这一分配价值。的支持度也同样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Chanley, 后来, Deutsch (1975) 和Leventhal (1980) 将分配Rudolph & Rahn, 2000)。信任水平越高, 公众对价值归为三类：公平(根据贡献来分配)、平均(给牺牲自身物质利益的公益政策的支持度就越高每人分配同样的量)和需要(给需要更多的人分配(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政治信任的行为结果表现为高政治信任公众对政更多)。除了分配价值, 分配的规则、对规则的应府相关要求的遵守和参与, 如缴税和选举行为等用以及决策制定的程序均会对人们的公正判断产生影响(Deutsh, 1975)。随着分配公正理论的发(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88)。Tyler
-1624- 心理科学进展 2010年 展, 分配公正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司法和组织管理den Bos, Wilke & Lind, 1998)。Lind和Tyler (1992)领域, 研究者开始重视公正判断中决策制定程序以群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群体价值模型(group- 的作用, 将程序公正感从分配公正感的概念中分value theory)和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 进一离出来(Leventhal, 1980; Lind & Tyler, 1988; 步对权威信任和公正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Thibaut & Walker, 1975)。Thibaut和Walker (1975, 模型表明, 权威信任会影响个体对公正(主要是1978)的程序理论(theory of procedure), Leventhal 程序公正)的感知, 从而影响群体情境下个体的(1980)的公正判断理论(justice judgment theory)以态度和行为, 该模型得到了后续相关研究的支持及Lind和Tyler (1988) 的群体价值理论(group (Brasher, Manolis & Brooks, 2005)。 value model)是有关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概5 评论与展望 念的理论基础。Tyler和Lind (1992) 将公正模型从上述有关信任和公正感的研究中不难看分为两类：分配和程序。分配公正理论主要关注出, 信任和公正感对态度及合作行为作用的研究个体对结果公平的判断, 而程序公正理论则聚焦已经在不同的领域得到验证, 但已有的相关研究于决策制定的过程。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与仍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局限： 组织情境下个体的态度和行为有着非常紧密的首先, 有关权威信任和公正感的研究往往集联系。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会增加组织公民中于企业组织和司法领域, 很少有研究将权威信行为、工作满意感和组织承诺, 降低离职意向任的外延拓展到政治信任, 并将组织领域的研究( Pillai, Schriesheim & Williams, 1999), 也会影响方法和思路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有关政治信任人们对权威的遵从行为和政策接受度(Tyler & 的研究中。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 通常采用问卷Lind, 1992)。国外已有的研究发现, 相比较于分调查法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缺少因果推论, 配公正感, 程序公正感在人们对所处群体的权威有关政治信任的作用和机制探究的实验室研究者或权威机构进行评价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无非常缺乏。 论是法律权威, 还是政治权威, 抑或是组织情境其次, 大部分已有的研究更关注程序公正感中的管理权威, 人们对权威的评价主要受程序公对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公正相关的中介模型正感的影响(Folger & Konovsky, 1989; Tyler, 1994; 理论也侧重于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跨文化研Tyler, Casper & Fisher, 1989)。此外, 程序公正感究发现, 文化因素(如权力距离)会影响个体对程也能促进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De 序公正的感知(Brockner et al., 2001; Tyler, Lind & Cremer & Tyler, 2007; Tyler & Blader, 2003, Huo, 2000)。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下, 人们可能对分2006)。 配公正更加在意。鉴于东西方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作为合作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权威差异, 在中国研究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关系时需信任和公正感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要同时考虑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分配公正(Greenberg & Colquitt, 2005)。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感和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究。 公正感会影响个体对权威者或权威机构的信任最后, 在组织领域有关权威信任的社会困境水平, 即权威信任是公正感的结果变量(Brockner 研究中, 通常采用小群体(4人群体)的实验室研& Siegel, 1996; Korsgaard, Schweiger & Sapienza, 究范式。有关群体规模对合作行为影响的研究表1995)。 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权威信任会影明, 群体规模的大小会对个体的知觉和合作行为响人们对公正感的判断, 即权威信任是公正感的产生影响(Isaac JamesMark & Williams, 1994)。在前因变量(Tyler & Degoey, 1995; Tyler & Lind, 真实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都是在大群体的背景下1992)。其实两者并不矛盾, 根据公正感启发式理做出相关的行为选择, 因此, 在小群体中得到的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当权威的可信度不研究结果并不能很好地推广到现实生活中。 明确的时候, 程序公正会影响个体对分配结果的判断, 即程序公正会影响个体对权威的信任进而参考文献 影响个体的公正感知。而当权威的可信度明确时, 蔡翔. (2006). 国外关于信任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科技进步与对策, 23, 178–180. 权威信任则对个体的公正感知起主导作用(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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