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旅游开发与世界遗产地保护的冲突使世界遗产地管理制度变革变成中国世 界遗产地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追溯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的制度变迁历程 发现,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制度变迁实质上包括两个过程,一是旅游开发初期各利益相关者逐 利行为诱发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二是资源利用各方对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导致资 源破毁而更高层面和更广泛的关注,自上而下的推动。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动力来源于 3 个方面:(1)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利益诉求;(2)对资源的争夺;(3)遗产资源保护的第三方力 量介入。这一研究发现对未来中国世界遗产地管理制度变革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自然遗产资源 管理制度变迁 历程与方向 一、问题的提出:世界自然遗产管理资源体制应如何变革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森林公园、名胜风景区等等的数量大幅度地增加,这些“国 家公园”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旅游发展与“国家公 园”资源保护的冲突不断升级,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以理论 的探讨为主,对世界遗产资源的管理体制问题未能提供有力的实证研究。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公园的含义、形式、目标都不尽相同,国家公园的建立和管理 都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密切相关,有的国家公园成立是政治原因,为了显示国家的 主权;有的国家公园是“废物利用”,原来已经失去经济价值的资源得到了第二次利用;有的国 家公园也的确是为了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即使在国家公园成立后,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也 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的这种变化是否遵循一定规律,目前缺 乏相关研究。 但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种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对它的改革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把 握影响制度演变的因素和内部结构的基础上,这样才能保证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但由于目前 对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变迁缺少案例研究,更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管理特征的特殊性,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研究既缺乏案例的证据又不能直接搬用国外理论来解决问 题。本研究拟通过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管理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分析中国世界遗产地管 理制度变迁历程与动因,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的管理体制的变迁的因素是什么,这种变 迁是否有利于保护;在此基础上,探讨武陵源案例对中国世界遗产地管理制度变革的借鉴意 义,分析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应如何变迁。 二、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武陵源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中的张家界市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 资源管理体制变迁* ———武陵源案例研究 □张朝枝 徐红罡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70503007)的资助。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变迁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52- - 《管理世界》(月刊) 2007年第 8期 境内,经度 110°22′30″～110°41′15″E,纬度 29°16′ 25″～29°24′25″N。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由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天子山自然风景区、索溪峪自然保护区 和杨家界景区组成,总面积 397km2,核心景区面积 264km2。武陵源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平均气温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 林地貌享誉国内外,被形容为“扩大的盆景,缩小的 仙境”。 从 1982年张家界林场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个国 家森林公园开始,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先后被国务院 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 AAAAA级风景区、被国土资源部批准为国家地质 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地质公园,武 陵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游客人数也不断 增长,从1982~2006年的 24年间,武陵源风景名胜 区年接待游客人数从 万人次增长到 221万人 次(见图1),成为国内最热门的遗产旅游地之一。 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的管理制度变迁是中 国内地世界遗产地管理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该个 案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其原因有4个。 第一,现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在全国 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武陵源实行风景名胜区管理 委员会、地方人民政府“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 理体制,正是《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第五条所 倡导的风景区管理模式,在国内具有普遍代表性。 第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是典型的多头管理体 制。武陵源风景区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又是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AAAAA级 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身份复 杂,管理机构众多,是一个典型的“多重身份”、“多 头管理”的遗产地,这种现象在全国十分普遍。 第三,武陵源的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冲突具有 典型性。1992年武陵源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时,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武陵源 “清澈的水、天然的植被,又没有人烟,这是亚洲罕 见的”,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报告认为 “武陵源现在是一个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 “部分景区像一个城市的植物园或公园”。武陵源的 旅游开发与遗产资源保护的问题曾经引起从中央 到地方的政府部门、从专家学者到社会公众普遍关 注的问题,武陵源遗产地问题的解决对全国具有借 鉴意义。 第四,研究的便利性。武陵源从1978年一个鲜 为人知的蛮荒之地变成现近年来接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的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短短的 20多年 时间经历了多次制度变革,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风景区管理体制变迁的全过程,短时期内的多次 变迁为研究资料的收集提供的便利性,使通过访谈 方法了解历史事件发生背景成为可能。 根据历时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历史 文献资料分析和关键人物访谈的方法,对武陵源发 展历史中管理制度变迁的重要事件进行梳理,对关 键人物进行访谈,了解制度变迁的背景,在此基础 上分析武陵源管理制度变迁的动因。 三、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 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多个“公园”竞相建立 第一阶段,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制度初步 形成。20世纪 70年代初期, 张家界林场因森林覆盖率大 幅提高而不断被媒体报到, 美丽风光的知名度也不断提 高。在此背景下,当地政府产 生了发展旅游业的念头, 1980年9月 19日,张家界林 场所在地大庸县委以庸发 [1980]308号文件指出:“适时 地开展旅游事业,已成为我 县一项势所必然,势在必行 53- - 的光荣事业”,并积极申请设立保护区,1982年9月 25日,张家界被批准为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次年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管理处为正 团级单位,党务、政务和干部管理委托大庸县领导, 业务归口湖南省林业厅,公园为事业单位,实行企 业管理。这标志着张家界最初的管理制度基本确 立。随后,在相应部门的支持下,张家界的基础设施 建设与接待条件大大改善,到访张家界的游客人数 快速增长,游客接待人数从 1983年的 44500人次 剧增到 1984年的 220753人次,旅游收入由 1983 年的 万元增加到 1984年的 万元,管 理体制变迁的效果初步显现。 第二阶段,周边地区索溪峪、天子山管理制度 随后建立。受张家界森林公园发展的影响,与张家 界紧邻的索溪峪、天子山所在地政府(慈利县、桑植 县)也开始组织相关人员对两地进行考察与宣传, 两地知名度都不同程度的提高。经过当地政府努 力,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成立不久,索溪 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天子山旅游管理局先后成 立,索溪峪与天子山的旅游开发建设也随之启动, 索溪峪、天子山的旅游接待条件也因此大大改善。 (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统一体制 第一阶段,3个区域旅游发展利益体 “三足鼎 立”的矛盾与冲突。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这 3个 毗连一体的景区先后开发,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因先天优势而始终处于“龙头”地位,索溪峪自然保 护区、天子山自然保护区紧跟其迅速发展。但是,由 于这个 3个景区分属于 3个县(大庸、桑植、慈利) 的2个地级行政区(常德、湘西),各自为政、分别发 展的体制,引发了一系列冲突。1983年8月,慈利、 桑植边界景区群众为争地界发生大规模的边界冲 突,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升级,慈利县人民 政府通报“我们不要人家一寸土地,但凡侵占我边 界的土地寸土必争”。在随后的几年内,随着旅游的 进一步发展,3个景区冲突更加频繁,仅 1987年 3 月,慈利方面与大庸、桑植的较大纠纷与冲突达 27 次之多,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 1987年 3月 17 日,大庸市协合乡一家宾馆被索溪峪群众烧毁,烧 毁面积达 2514m2,损失达数十万元,当时被香港报 纸报道为 《大陆解放三十余年,湘西土匪余孽未 尽》,此事后被称为“事件”。此外,大庸、慈利、 桑植为了争夺合资项目,特别是飞机场建设问题, 最后造成了阻挠加拿大投资商 20亿美元的投资计 划,该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政府 的重视。 第二阶段,冲突催生新的管理制度诞生。为化 解旧的行政体制下的利益冲突,1985年3月25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的《关于加快武陵源风 景区开发建设的请示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关 于武陵源风景区的管理体制”问题,并提出“风景区 范围涉及两地区的 3个县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同一致搞好风景区 建设⋯⋯吸引外商投资开发武陵源,我们请国家将 武陵源划为特区”。1985年,国务院同意将大庸县升 格为县级市,1986年12月,湖南省政府成立湖南省 人民政府武陵源办公室,由该办公室协助主管部门 制定武陵源发展规划并监督执行、协助主管部门审 批基建项目、协调景区有关多方关系。1987年8月, 湖南省政府再次向国务院请示,以“有利于武陵源 风景区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利于以开发 武陵源旅游资源为中心,促进这一地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解决边界争议” 为由,请求设置武陵源特别行政区或大庸地区,同 时,设置武陵源风景区(县级)。1987年10月,湖南 省政府又向国务院提出将大庸升格为省辖市,实行 市管县的体制改革方案。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 函发[1988]77号文件批准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将慈 利县和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并将原大庸市的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协合乡、中湖乡,慈利县的索溪 峪镇(自然保护区)、桑植县的天子山镇(自然保护 区)统一设立为武陵源区人民政府,1988年8月,国 务院以发国发[1988]51号文件,将武陵源区人民政 府所辖区域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定名为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至此,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统 一体制基本形成,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产权变革 第一阶段,新管理制度产生的积极作用。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统一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武陵源区政 府成立后,受这种制度的激励,多项工作积极开展, 具体包括:(1)1992年成功申报世界遗产。(2)颁布 相关遗产资源保护法规,如 1991年正式颁布《武陵 源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4月颁布《关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变迁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54- - 《管理世界》(月刊) 2007年第 8期 于野外火源管理的暂行规定》,1991年6月制定《张 家界森林公园生活污水治理实施办法》,以及《关于 加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环境保护的暂行规定》。(3) 举办相关节事活动,宣传推销武陵源。(4)大力招商 引资,加速完善基础设施。新的武陵源风景区管理 体制的政策与行动激励对20世纪末旅游高速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旅游急剧发展引起的新冲突,管理 体制再次受到质疑与批评。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 内旅游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 1998年开始,武陵源 区年接待游客以近40%的速度递增,遗产资源保护 与旅游发展的冲突问题也很快浮出水面。1998年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专家在 实地考察武陵源后的考察报告中指出:“武陵源的 自然环境已变成像个被围困的孤岛,局限于深耕细 作的农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范围内。⋯⋯考察组 对于武陵源的旅游业基础在 1992年评估后发展的 速度十分震惊。⋯⋯中国当局的全部力量都忙于人 员的管理及更快地解决道路、宾馆、缆车问题”。“武 陵源现在是一个旅游设施泛滥的世界遗产景区 ⋯⋯”“提请中国政府对景区及其周围地区旅游工 业的发展给予关注,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此事件后被媒体称之为“张家界遭黄牌警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很快促成了中央 政府高层的介入,敦促武陵源尽快解决旅游发展与 遗产保护的问题,拆除景区内各类违章建筑物,但 就在武陵源区政府斥巨资对一些违章建筑进行拆 除,整治景区环境时,由于武陵源管理体制的“多头 管理、政出多门”等原因,新的违章建筑仍在继续, 出现了“小拆大建”的现象,武陵源陷入各类新闻媒 介的批评漩涡中,武陵源的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进 入一个“两难困境”,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声再一次响 起。 第三阶段,尝试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面对旅 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重重困境与管理体制变革的 呼声,武陵源区政府进一步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具体包括:(1)将旅游管理与景区管理机构进一步 合并,武陵源区旅游局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办公室 合并,统一使用旅游局名称。(2)尝试景区经营权与 所有权分离,继黄龙洞景区整体出租后,将景区各 项国有资产作为资本,投资设立张家界市武陵源旅 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武陵源景区的各经营项 目。(3)成立遗产保护规划建设委员会和遗产办两 个专门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机构。(4)颁布《湖南省武 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及一系列保护景区环 境与资源通告与禁令。 但实际上由于诸多原因,武陵源尝试的经营权 与所有权分离的管理制度并未有效解决旅游发展 与遗产保护的冲突问题,最近武陵源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管理体制改革的讨论。 四、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管理制度变迁动因 (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利益诉求 武陵源管理体制的变迁历程表明,现行制度 (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利益诉求结果, 武陵源风景区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与机构设置无一 不体现了这一愿望。 对于武陵源风景区的第一个管理机构———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成立,原张家界林场场 长刘开林在回忆录里写到:“开发森林旅游的价值, 远远超过林业生产的价值。把张家界林场建设成国 家公园,既是人们的迫切愿望,又能发挥森林综合 效益,增加林场收入,搞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 活⋯⋯,基于以上认识,1979年春,大庸县委副书 记、县人大主任胡太灼负责筹建张家界森林公园管 理处”(刘开林,1999)。 对于索溪峪相关管理的机构的成立,原索溪峪 管理局局长吴杨德在回忆录中写道:“1983年 9月 当时的省委书记刘正考察了索溪峪,在考察后的讲 话中刘省长说:‘索溪峪是很好的风景区,将索溪峪 建设好,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意义,我们要作为 一件大事来抓⋯⋯’”。随后,中共慈利县委决定成 立索溪峪建设工程指挥部(吴杨德,1999)。 对于天子山开发初期管理机构的设置,原天子 山开发指挥部副指挥长尚立润在回忆录中写道: “天子山初期开发的实践证明,没有正规的管理机 构是远不适应深开发工作的。为此,桑植县政府在 听取开发指挥部的汇报之后,于 1983年 10月决定 成立天子山旅游管理局⋯⋯”(尚立润,1999)。 对于武陵源区政府的成立,1987年8月,湖南 省人民政府湘政[1987]25号文件《关于设置武陵源 55- - 特别行政区或大庸地区的请示》足以说明成立新的 管理体制的目的:“以有利于以开发武陵源旅游资 源为中心,促进这一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 利于加强民族团结解决边界争议⋯⋯,请求设置武 陵源特别行政区或大庸地区,同时,设置武陵源风 景区(县级)”(郑立,1999)。 综上所述,武陵源的管理体制变迁与机构设置 都是围绕“经济发展”而展开,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 要形式就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实 际上,10多年来,武陵源区政府几乎所有工作都围 绕旅游开发与建设展开。从机构设置来看,既使经 过多次裁员与调整,武陵源区旅游局仍是武陵源区 政府最大的科级机构。从财政投入来看,武陵源区 政府每年的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 80%以上。从工作内容来看,武陵源区政府每年的重 要工作就是旅游宣传促销与旅游设施建设。 (二)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及利益冲突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价值越来越凸现,资源 使用冲突越激烈。遗产资源的公共性使资源使用冲 突比较容易发生。在武陵源管理体制变迁的历程 中,遗产资源的竞争性使用与冲突对管理体制的变 迁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不同地方利益体对资源的争夺。武陵源风 景区建立之前,森林公园、索溪峪等利益体为了获 得资源使用的权利,分别各自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与 管理体制,但随着旅游的发展,恶性市场竞争行为 导致不同管理机构的矛盾不断升级,与国家规制产 生冲突,中央政府出面协调采取强制措施建立新的 管理制度,促成了武陵源第二次制度变迁。新的管 理制度激励了旅游业快速发展,资源使用的方式不 断发生变化,矛盾也不断转型升级,武陵源区政府 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制度变革,但由于变革主体自身 的局限性,这次制度变迁基本上没有能解决问题。 (2)不同部门机构对资源处置权的争夺。武陵 源开发前期资金与技术等发展要素缺乏,地方政府 积极向上级相应主管部门争取一定的“牌子”,并成 立相应的管理机构,使这块牌子变成向上级主管部 门要资金、要政策的“护身符”和“合法身份”,而管 理机构则成为上级政府在景区管理中的“代理人”。 随着上级主管部门不断地向武陵源景区拨款与投 资增大,对景区的“行业管理与指导”也日益加强。 由于中国对资源产权的模糊性,在世界遗产这类特 殊公共资源中,任何主体的经营活动实际都有赖于 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没有政府部门的批准或者 其他形式的许可,他人无法对遗产地类的资源进行 “占有”或“使用”,所以实际上对开发主体产生影响 的是“审批权”,即谁有权批准投资主体可以“使用”、 “占有”资源,这种“审批权”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处 置权,武陵源管理体制形成过程中,不同政府部门积 极争取成立机构、获取对该资源使用的“审批”权,其 实质是对资源处置权的争夺,也正是因为这种处置 权的争夺,推动了武陵源管理体制的不断变迁。 (三)第三方力量的推动 国际组织、各类媒体等超越遗产地自身制度力 度的第三方监督力量对武陵源的制度变迁产生了 积极作用。在“张家界遭黄牌警告”事件中,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专家“提请中国政 府对景区及其周围地区旅游工业的发展给予关注, 使其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中央高层的 重视,推动了世界遗产所在地政府对遗产资源管理 的重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更是推动了社会各界 对遗产地资源使用冲突的关注,继而不断推动地方 政府、中央政府对世界遗产地管理制度建设的重 视,从而推动遗产资源管理制度变迁。 五、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管理 制度变迁的模型结构 (一)武陵源管理制度变迁实质 武陵源的制度变迁实际上包括由改进效率的 潜在机会所引起的制度变迁、手段与目标冲突引起 的制度变迁和由外部竞争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三 种类型,这三种变迁相互交织,推动遗产地管理体 制不断变化。 第一种是由改进效率的潜在机会所引起的制 度变迁。诺斯(1994)认为约束条件的变化,如新技 术、新管理方法,或者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 出现改进效率的潜在机会,从而促进制度变迁,在 本案例中旅游业作为一种新资源使用方式的出现 为武陵源发展提供了增进效率的潜在机会,从而催 生了最初的管理制度。 第二种是由于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冲突引起的 制度变迁。当手段与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时,一般而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管理体制变迁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56- - 《管理世界》(月刊) 2007年第 8期 言,调整手段比调整目标更容易,即选择更容易实 现目标的理论思想取代原先的理论,并引起制度变 迁。本案例中,各利益主体为发展旅游业而纷纷建 立起来的最初管理制度在旅游发展起步期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很快发现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实现制 度设立之初的理论目标,并不能有效促进旅游业发 展,带来预期中的经济效益,从而在多方力量推动 下导致了第二次制度变迁。 第三种是由外部竞争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当 社会制度在经济效率上的结果明显低于共同体外 部竞争者的水平时,但为了提高效率,主流精英也 必须尽可能模仿竞争者的高效率制度安排。在这种 情况下,原有社会制度覆盖范围逐渐收缩,成为该 社会的核心制度,同时,核心制度的外围逐步兴起 一套以效率为导向的边缘制度(曹正汉,2005)。在 本案例中,随着武陵源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经济效 益不断提高,但面对激烈竞争的旅游市场以及旅游 业与发展其他产业的机会成本,管理者为提高效 率,也不得不再次进行制度变迁,但由于大幅度变 革制度的困难,管理者只能对核心制度进行收缩, 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边缘制度的存在。 (二)武陵源制度变迁的模型结构 武陵源的发展历程表明,遗产地管理制度变迁 过程实际上是受多种动力因素影响形成一个相互 反馈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发展经济是推动遗产 利用的原动力,由于遗产资源产权不清、遗产利用 的有效监督机制缺失,新的遗产资源利用群体不断 产生,在遗产旅游经济效益的吸引下,这些不断增 长的利益群体竞争性控制遗产资源,从资源利用中 获取收益。资源使用的利益群体增长与遗产资源的 高度稀缺性矛盾使遗产资源的控制权竞争更加激 烈,利益群体的各种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利益相关 者的矛盾激化直接导致社会力量及上级政府的介 入,推动管理体制变革,具体表现方式就是成立新 的管理机构、设立新的管理制度,但由于产权不清 和有效监督机制缺失的原因,这种新的管理机构的 设立又进一步催生了新的遗产利用群体,这些群体 的产生又进一步促进遗产资源利用竞争进入下一 轮循环(图2)。在整个遗产地管理体制循环反复的 过程中,以发展经济为目标、遗产资源产权不清、有 效监督机制缺失等原因是关键,它决定了遗产资源 管理制度变迁的方向与过程。 因此,遗产地管理体制的变迁有必要从明确遗 产资源的使命、理清遗产资源产权、建立有效的监 督机制开始,这 3个关键问题没有理顺,中国世界 自然遗产的管理体制变迁就只能是在同一个圈层 结构中不断循环反复,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六、中国世界自然遗产资源 管理体制变革 武陵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历程表明,在以经济发 展为首要任务的大背景中,世界遗产资源的潜在经 济价值总是被率先利用,也就会催生相应的世界遗 产资源管理与利用体制,如张家界、索溪峪等地相 继构建自己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制度在 本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其他资 源利用不同,遗产资源的价值也取决于其保护的状 况,因此,各管理机构在开发遗产资源的同时,或多 或少地实施了保护计划,促进了遗产资源的保护。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遗产资源的旅游开发潜力 促进了遗产资源的保护。 但是,旅游越发达,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就越 凸现,希望从遗产资源得到经济利益的利益相关者 就越多,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就会形成对资源 的竞争性控制和竞争性利用,再加上有效的监督机 制缺位等原因,自然引发了遗产资源的利用冲突和 短期内对资源过度使用,不断促成遗产资源利用的 矛盾激化。 武陵源的案例表明,能够强化现有的保护机制 的力量主要来源于矛盾激化造成突发重大事件后 依赖第三方力量的推动和中央政府的介入来解决, 这些突发事件往往是对资源造成显著影响,并成为 社会、政治事件后才能引起各方关(下转第 65页) 57- - 《管理世界》(月刊) 2007年第 8期 (上接第 57页)注,推动管理体制变迁,进一步推 进对资源的保护,但是这种“灭火式”管理体制对有 限的遗产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紧要任务是从理 清产权、健全监督机制、明确遗产资源的使命等几 个角度来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不是 等待遗产资源破坏事件来促进自下而上的制度变 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 心、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责任编辑:蒋东生) 注释 !"此前,为解除争端,化解矛盾,湖南省人民政府委托湘西 籍著名画家黄永玉为三个景区统一命名为“武陵源”,寄托湖南 省政府的理想,此后政府文件中大多将这三个景区合称为武陵 源风景区。 参考文献 (1)刘开林:《从林场到国家森林公园》,李新源主编:《张家 界的崛起》,岳麓书社,1999年。 (2)吴杨德:《索溪峪开发建设的历史回顾》,《张家界的崛 起》,岳麓书社,1999年。 (3)尚立润:《我参加的天子山初期开发》,张家界市史志办 公室、张家界市中共党史联络组:《难忘的历史———庆祝建国 50 周年老同志回忆录》(内部资料),1999年。 (4)郑立:《张家界旅游开发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 (5)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 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曹正汉:《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合的空间集聚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2)本文验证了驱使我国制造业产业间集聚的 机制主要有两种:纵向的投入产出关系和规模外部 经济。不同的产业特性,引起的产业间空间集聚的 机制有所不同。纵向的投入产出关系诱发了原料投 入比例大的中间需求型产业和最终需求型产业之 间的空间集聚;规模外部经济则促进了最终需求型 产业的空间集聚。 (3)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关系邻近可以促进地 理邻近,与此同时,地理邻近有利于产业间投入产 出联系的加强,形成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之间循环 因果关系;本地市场效应促使最终需求型产业的空 间集聚与规模外部经济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在这 两种循环累积效应作用下,未来我国制造业的空间 集聚可能会继续加强,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区域经 济差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发挥产业空间集聚 的机制,在内陆地区形成产业集聚的增长点,诱导 部分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 发展。 (作者单位:马国霞、石敏俊,中国科学院研究 生院、中国科学院数据技术与知识经济研究中心; 李娜,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参考文献 (1)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 tory,London: Macmillan. (2)Henderson J., 1997,“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 ment”,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2(3), ~470. (3)Venables .,1996,“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359. (4)Ohlin B., 1957,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5)Krugman P., 1993,“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2), pp. 129~144. (6)Devereux M. P.,Griffith R,Helen Simpson., 1999,“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ctivity in the UK”, The In- 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26, ~48. (7)Ellison G. and Glaeser E., 1997,“Geographic Concentra- 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 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5(5), ~927. (8)Krugman P., 1991a,Geography and Trade,MA: The MIT Press. (9)Krugman P., Venables A., 1996,“Integration,Specializa- tion and Adju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 967. (10)Krugman P., 1991b,“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499. (11)Kim S., 1995,“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Trends in US 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1860~1987”,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 nomics,110(4), ~908. (12)贺灿飞、谢秀珍:《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与省区专业 化》,《地理学报》,2006年第2期。 (13)文玫:《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经济 研究》,2004年第2期。 (14)魏后凯:《中国制造业集中状况及其国际比较》,《中国 工业经济》,2002年第1期。 (15)范剑勇、杨丙见:《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的转变及其对 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经济研究》, 2002年第8期。 (16)路江涌、陶志刚:《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及国际比较》, 《经济研究》, 2006年第3期。 (17)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1年。 !!!!!!!!!!!!!!!!!!!!!!!!!!!!!!!!!!!!!!!!!!!!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