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从新贸易理论视角看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马颖，陈金锟（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摘要：新贸易理论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新贸易理论的诞生，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被引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因而发展经济学也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本文旨在就新贸易理论对发展经济学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几个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这些领域包括不平衡增长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笔者就新贸易理论问世以来对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影响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做一个简要评价。关键词：新贸易理论规模收益递增发展经济学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一、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在传统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建立在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多年来，以比较优势学说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断遭遇来自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在理论方面，一些国际经济学家早就提议将规模经济解释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另一种源泉。20世纪20年代，在格拉汉姆（）和奈特（）之间发生的一场理论争论涉及规模经济与来自贸易的收益的关系、厂商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等问题。在30年代，哈伯勒（）、维纳尔（）和俄林（）再度引发了有关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讨论。维纳尔指出，外部经济依赖于世界产出而不是依赖于国内产出。俄林则认为，在两个从事贸易的地区之间，若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将引起持久的和互惠的贸易，因此，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种解释。在经验方面，里昂剔夫（）于50年代初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进出口要素构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对以要素禀赋为依据的贸易理论提出了质疑。随着60-70年代欧共体的扩大，发达国家之间的同类产品的双向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呈愈益上升的趋势，使得仍然借助于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模型从经验上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虽然许多人都意识到需要在理论假设上取得突破，但是，一旦放松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而将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模型中，国际经济学家就不得不面对市场结构问题。当时现有的寡头垄断模型或垄断竞争模型均缺乏公认的一般均衡分析基础，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恰恰是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20世纪70年代未以前，西方国际经济学界仍然无法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建立起国际贸易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蓬勃发展，国际经济学界终于为把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引入国际贸易模型找到了突破口，为此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他俩在1977年构建的模型中并未直接讨论贸易问题，而是关注张伯伦（）于30年代探讨过的垄断竞争是否存在“过度生产能力”的问题。他们证明了在不变替代弹性效用（CES）函数的假设条件下，市场均衡与受约束的社会最优是相一致的。该模型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克服了先前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无法讨论收益递增的技术难题，从而使国际贸易模型可以在收益递增和
不完全竞争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得以建立。继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涌现了一大批使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并被称作“新贸易理论”的模型。这些模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将垄断竞争纳入国际贸易模型，以便解决传统贸易模型中收益递增与市场结构之间的矛盾，因而代表了新贸易理论的主流方向。第一种思路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他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所创新的分析方法直接引入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构建一个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内贸易模型，进而论证了产品差异何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第二个分支的代表人物为兰卡斯特（）。他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消费者偏好呈多样化等假设之下，建立了一个含有规模经济的生产差异产品的制造业部门和一个农业部门的模型，并证明了行业内贸易的产生。第二种思路的主要文献集中地反映在由艾瑟尔（）建立的模型中。该思路旨在说明在Marshall所定义的外部经济条件下，把对贸易分析的侧重点从资源配置转向生产和贸易的方向。该思路虽然避开了因完全竞争假设可能遇到的麻烦，但却没有实质性地解决收益递增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这道难题。第三种思路以传统的古诺寡头垄断模型为基础，代表人物有布兰德（）和斯宾塞（）等。他们证明了在没有运输成本而且各国市场彼此分割的前提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即使在产品完全相同情况下也将导致行业内贸易产生，由此引起的竞争将促使价格下跌，并使消费者获益。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阐述新贸易理论本身的演进过程，而在于讨论新贸易理论的问世对发展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篇短文中，笔者不可能论及新贸易理论对发展经济学所有领域所带来的影响，而是选择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这几个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展开分析。本文除了作为引言的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着重讨论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如何对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就新贸易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具有何种理论意义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二、从新贸易理论视角看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随着新贸易理论问世，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很快被应用于当代经济学诸多领域，也被一直关注长期与动态问题的国际发展经济学界所垂青。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收益递增分析工具运用到发展经济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因而给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这里，我们仅选择不平衡增长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这4个有代表性的传统研究领域来讨论与新贸易理论诞生相伴随的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对发展经济学所带来的影响。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一直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赫尔希曼（）、缪尔达尔（）和佩鲁（）分别提出了各自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尔希曼着重从资源稀缺和企业家供给不足等方面入手，通过“联系效应”论证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可行性。缪尔达尔在提出“地理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机制，并据此提出了地区不平衡增长战略。佩鲁则以“支配学说”和“不平等动力学”为依据，从经济空间入手，提出了以“增长极”为中心的不平衡区域增长理论。尽管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分析方法基本限于文字描述，难于通过建立模型而进入严密的数理分析，因此，在60-70年代不平衡增长几乎没有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其原因诚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在于“经济学家缺少一个模型来包含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这两个经济空间形成的基本要1素”。新贸易理论产生后，克鲁格曼率先把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来讨论区域经济不平衡增
长问题。他认为，制造业部门中的外部经济使得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领先一步，造成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这种状态若持续下去，其结果是落后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被挤跨并最终消失。他旨在证明，在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起步晚而面2临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因而其工业化进程将受挫。此外，克鲁格曼进一步分析了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如何导致经济活动在一个单个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不平3衡增长的空间形态的过程。近年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继续沿着规模收益递增思路拓宽对不平衡增长理论的研究。奥塔维阿诺（）等人在假定消费者偏好不具有常数替代弹性而且贸易成本而不是运输成本是诱使资源聚集的动因的前提下对聚集的净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预4期会影响聚集过程的结论。杜邦（）和马丁（）在企业具有流动性的前提下，分析了对贫困地区实行不同的补贴对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和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补贴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更为强烈；但若补贴是在国家层5面上进行，这类补贴将扩大地区间和地区内不平等。普夫吕格（üger）和苏德库姆（üdekum）则对聚集的福利效应和政府对地区实施政策干预的效率做了考察。他们证明了，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市场均衡呈过度聚集特征，而在贸易成本较低时，市场均衡表现为聚集不足。从政府角度看，更为均等的资源空间配置也能产生效率，然而，从配置效率的观点来看，当贸易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时，社会需要的却是更多的聚集。这个结论意味着发展中6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应当与时俱进。2．人口流动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乡-城间人口流动的研究被公认为早期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易斯（）创立了一个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并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古典主义人口流动模型，由此建立起探讨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60年代初，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框架内扩展了对乡-城人口流动的研究，不仅描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而且等同地强调农业发展、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作用，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提倡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乔根森（）在他的新古典主义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的结论是：工资水平呈上升趋势，人口增长有其生理上限，因此剩余劳动不会出现；一旦为人口增长所允许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时，就会出现农业剩余，而经济增长之所以能持续下去，关键在于技术进步。70年代，托达罗（）与哈里斯（）建立的模型尝试在新古典框架内把潜在迁徙者对预期收益的估计作为人口迁徙决策的主要因素，于是，乡-城间预期收入差距便成为诱发迁移的主要动机。这一差距越大，迁移倾向越发强烈。菲尔茨（）对托达罗-哈里斯模型做了一些改进，增加了除预期收益之外决定城市失业率的其他因素，他由此算出的失业率比由托达罗-哈里斯模型计算的失业率更低。在人口流动研究领域，克鲁格曼再度为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运用首开先河。80年代初，他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的前提下，运用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对人口流动何以7导致产业聚集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本国市场效应”的存在。90年代初，克鲁格曼通过建立一个使“本国市场效应”产生“需求联接”的模型，证明了本地企业增加对当地劳动力需求将鼓励移民流入，其结果促成厂商利润增加，进而鼓励更多的厂商进入。克鲁格曼对这一过程的论证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有关“累积过程”的讨论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运用规模8收益递增方法，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进行文字描述。近几年出现的不少文献表明，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在继续用收益递增方法探索人口流动问题。艾皮法尼（）和甘西亚（）考察了为什么失业率在生产率高的地
区低于生产率低的地区。他们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失业率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存在冲突：在短期内，人口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可以缩小失业差距，但是长期内却会拉大这9一差距。八方薮内（ShigemiYabuuchi）和乔杜里（）在考虑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等市场不完善现象的前提下，讨论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流动对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劳动力流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低技能部门和高技能部门各自的资本相对密度，而且取决于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征。为了缩小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适当措10施，以减少非熟练劳动的流入。3．人力资本理论众所周知，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发生了由单纯关注物质资本积累向强调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并重的研究思路转变。在这一时期，率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营养、保健、人口流动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贝克尔（）建立起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基础并使之数学化，不仅扩大了人力资本构成因素的范围，而且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量的决定性因素加以考察，从而创立了一个可供经验操作的分析框架。明赛尔（）尝试将家庭经济行为同劳动力市场行为相联系，并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建立了第一个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公式，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以人口统计学中的人口出生率函数（即家庭规模函数）公式。阿罗（）则另辟蹊径，他在其建构的“边干边学”对于持续增长效应的模型中将产出表达为生产经验（即人力资本）的函数，技术进步被归结为生产中由学习过程所带来的绩效持续递增的结果。随着新贸易理论问世，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传播使得国际经济学界把人力资本作为促成表现为收益递增特征的经济长期增长过程的一个要素来解释成为可能。这类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支研究文献中：第一支与新增长理论有关，其中以卢卡斯（）、罗默（）和格罗斯曼（）等人对人力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第二支侧重于研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技术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鉴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讨论新贸易理论问世以来对发展经济学所造成的影响，因此，笔者把侧重点放在讨论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家有关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进口贸易与“技术外溢”之间关系的研究。本哈比博（）和斯皮格尔（）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互补要素，先进技术的采用不仅离不开人力资本，而且还11受制于人们特定技能的可获得性。费雪（）和塞拉（）所建立的模型表明，由于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平均水平越高，一国的经济增长便越快。由国际贸易所引致的人力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使富国的不平等状况恶化，而且会降低富国的增长率。这有利于穷国通过国际贸易缩小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有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而且使得穷国赶超富国成12为可能。科伊（）、赫普尔曼（）和霍夫迈斯特（）在引入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由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的贸易伙伴国的R&D、来自发达国家机器设备的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13的R&D成果。克里斯波（）、马丁（）和维拉茨贵支（ázquez）在他们联袂完成的论文中，就进口对国际技术外溢以及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进行了探讨。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spread-overeffect）不仅取决于贸易国之间地理上的远近，还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存量和国内R&D
14水平是国外技术外溢效应能否发挥的关键。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富国要强于穷国。法拉维（）、福斯特（）和格林纳威（）在有关进口与技术外溢相互关系的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存量，同时选取了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其中，5个OECD国家作为技术溢出国，52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溢入国。检验结果表明，15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4．贸易政策理论在新贸易理论问世之前的20世纪50-60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为假设前提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他们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理论。新贸易理论问世之后，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新贸易理论所使用的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于探讨发展经济学的上述传统命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领域，克鲁格曼再一次做出了榜样。他所建立的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借助于进口保护可以使“边干边学”效应得以发挥，通过利用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鼓励R&D投资的方式，降低平均成本和参与国际竞争，同时通过由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差别定价方式，以国内垄断高价来抵补最初倾销出口所带来的损失。受保护的本国企业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国内市场，进而形成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克鲁格曼证明了，只要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无论它16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由保护进口来促进出口的基本结论均相同。无独有偶。布兰德（）和斯宾塞（）通过建构自己的模型，得出了“补贴促进出口”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某些行业中部分寡头垄断企业可以获得长期垄断利润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优胜者”，即给予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企业以补贴，以此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他们证明了，本国政府实行补贴有助于降低产品的世界价格，并增加世界的总产量，进而在增加本国厂商利润和减少外国厂商利润的同时，增加本国17的净福利。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纷纷尝试用收益递增方法对“保护幼稚工业论”做出新的诠释。米拉维特（）就政府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是否能有效地带来收益以及保护是否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就保护能否带来收益而言，他认为保护“幼稚工业”必须具备两个额外的条件：第一，为了保护“幼稚工业”而实施的政策干预必须是有效率的；第二，保护必须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即必须通过突破初始发展瓶颈带来的正外部性来弥补由实行保护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在第二点上可能会遇到两个难题。首先，旨在通过保护来培育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同样可能导致本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相勾结；其次，政府必须承诺在未来实行贸易自由化，以便激励本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但可惜的是，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其结果是政府只能延长贸易保护期。针对这个问题，他设计了一个包含垄断企业和政府最优关税动态均衡的模型，以说明在未来何以通过本国差异化18产品的生产以及因国内价格和关税随经验积累下降而最终使消费者剩余得以提高。莫里茨（）提出了一个在保护幼稚产业背景下使本国福利最大化的模型，并推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如何对本国幼稚工业实行保护，这取决于该产业的学习潜力、“学习曲线”的形状以及本国和外国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第二，政府必须选择最优的政策工具。理想的状态是：当学习过程还在进行时，保护水平应降低，一旦学习过程结束，保护就应取消。为了达到最优效果，补贴和关税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调。第三，进口配额同关税和补贴相比有更大的优势。由于使用某些配额来限制进口可减少扭曲，在执行中不需要更多的信息，19还可以使企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累积产量，由此产生更大的社会总福利。索利（é）提到，那些主张“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保护主义的背景之下，拥有动态正外部性的先进工业往往被国内使用传统技术的企业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以至于传统的生产技术盛行，经济增长受阻。此外，保护主义对经济发展的
不利效应还通过先进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而被放大。但是在自由贸易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比较优势而进入世界生产链，通过传统的价格效应和贸易条件改善，不仅可以从其贸易伙伴国的生产率增长中获得好处，而且通过改善中间投入品的可获得性还可以刺激本国的技术进步；此外，当中间产品存在需求互补性时，使用充裕的国外互补品将诱发先进的增长部门的生产扩张，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动态收益。在这种情况下，20实行自由贸易无疑是更佳选择。四、简要的评价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诞生以来，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对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代经济学不少分支学科都在使用收益递增分析工具，但发展经济学使用该工具有其不同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侧重点。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侧重点在于探究市场缺失和市场机制不完善背景下的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绩效。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有助于摆脱在传统均衡分析框架证明均衡存在“唯一性”的束缚，使之不仅能够在“多重均衡”框架下讨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刚性、过剩、短缺、滞后、低供求弹性等以往被归结为“非均衡”的种种现象，而且还能分析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增长但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等涉及收益递增的理论难题，因而给发展经济学家带来了广阔的理论创新机会。在结束语部分，笔者拟分别就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在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几个领域所做的理论创新做一个简要评价。1．不平衡增长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利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从一个新的切入点对传统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做了新的诠释。这一诠释在理论创新上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关注点放在贸易成本、要素流动、厂商与地区层面上的规模经济、货币净外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经济活动与空间聚集联系在一起，并沿用“中心-外围”、“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概念，从微观层面上刻画了不平衡增长的过程和机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增长但收入差距却在拉大这个涉及收益递增的理论难题做出了解释，因而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丰富了发展经济学对不平衡增长的研究。第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命题出发，探讨了全球化何以对“中心”和“外围”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造成不平衡效应的问题，对全球化是否如自由贸易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总是惠及所有国家这个命题提出了质疑。这实际上是对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心-外围”命题的进一步推进，所获得的结论不仅隐含了对国际收入分配非均等化的推论，而且还隐含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依据。2．人口流动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选择的是新的研究方法，但讨论的却是发展经济学早期阶段盛行的“老问题”。他们所做工作的理论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运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来探讨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不仅使传统的人口流动研究领域拓展到人口流动同产业和区位集聚以及区域不平衡增长之间的关联，而且还把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国际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地区失业率的影响等领域。尤其是对人口流动何以导致产业集聚和区位集聚所做的研究直接展现了规模收益递增分析方法的长处。第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有关剩余劳动具有同质性的假说做了重要修正，改为采用劳动力异质的假说，从而使之能够对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流动对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因而使得发展经济学的人口流动理论向着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3．人力资本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于研究人力资本，并且把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探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进口贸易与“技术外溢”之间的关系上，在描述人力资本何以发挥“学习效应”、“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效应的同时，
探讨规模收益递增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的工作既有理论创新意义，又有现实的经验依据。从理论上看，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生产要素，而规模经济又往往同外部性联系在一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为主要假设的“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外部性无论是正是负，都被归结为市场失效。然而，规模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带来了新的突破，使得人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能够突破一味地比照“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约束，因而极大地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从经验方面来看，许多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如信息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在这类行业中，“学习效应”“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效应至关重要，借助于这类效应可以使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充分显现出来。4．贸易政策理论。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收益递增分析方法，不仅从理论上改变了传统的“原子式”的市场完善和完全竞争假说，而且从经验上说明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早已成为许多现代制造业部门的特征。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以此为依据，不仅证明了传统发展经济学“保护幼稚工业论”具有合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予以肯定。他们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实施保护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提供的保护降低幼稚工业创立时期巨额的初始成本，使得平摊在单位产出上的平均总成本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进而提高其市场份额和对外竞争能力。换言之，当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国内市场规模还不够大，借助于政府保护，可使无法在国内需求层次上实现的规模经济扩展到国际层次上来实现。尽管20世纪50-60年代的进口替代理论也主张政府干预，但老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一味力主通过高关税来封闭式地推进本国工业化，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借助于保护贸易促成进口替代成为出口导向的跳板。这个过程已经由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所证实。&,GlobalizationandtheInequalityofNation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J],1995,(4).,Trade,Accumulation,andUnevenDevelopment,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J],1981,(2).,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1991,(3)..,&J-FTHISSE,Agglomerationandtraderevisited,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J],2002,(2).&,SubsidiestoPoorRegionsandinEqualities:SomeUnpleasantArithmetic,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J],2006(2).ÜGER&ÜDEKUM,Integration,AgglomerationandWelfare,JournalofUrbanEconomics[J],2007,(3).,ScaleEconomies,ProductDifferentiationandthePatternofTrade,AmericanEconomicReview[J],1980,(5).,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1991,(3).&,Trade,MigrationandRegionalUnemployment,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J],2005,(35).&,InternationalMigrationofLabourandSkilled-UnskilledWageInequalityinaDevelopingEconomy,EconomicModelling[J],2007,(1).&:Evidencefor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2).&,IncomeConvergencewithinandbetweenCountries,International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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