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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背后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在目前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
“国进民退”不仅仅是一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简单博弈，更不是相关经济指标的此消彼长，其本质上反映了对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偏好和迷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健全法治，深化改革，确立起好
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应该是，由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和企业
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关键词：“国进民退”；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0）01-0039-08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葛兆强
（招商银行 战略发展部，广东 深圳 518040；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经济改革
收稿日期：2009-10-19
作者简介：葛兆强（1966-），男，山东青岛人，招商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金融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山东
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制度经济学、货币银行理论等。
从历史的维度看，“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一
直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作为问题的表象，两者背后
均隐含着国家对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与建构。2007
年以来，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国进民退”问题再次凸显。诸如山东
钢铁合并日照钢铁、国企“地王”频现以及山西等地
小煤炭重组整顿等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既要
明确其本质，更要研究其可能引致的风险。否则，就
会影响未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和建构，
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与风险
改革开放30年，“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一直
交织博弈，政府与市场不断争夺经济领域的制高
点。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放权让利”以及对
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激励，使民营经济在不断得到
承认又被不断否定的螺旋式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1978~1989年，随着所有制理论禁区逐渐被打破，私
营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然而，在1989~1991年的宏
观调控中，民营经济发展曾一度陷入了停滞。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民营经济发展再次得到鼓
励，1992~2004年期间，民营企业并购了一批处于破
产边缘的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救赎者”。但
是，以“铁本事件”为标志，2004年以后民营经济遭
遇了沉重打击，诸如铁本系的戴国芳、德隆系的唐
万新、鸿仪系的鄢彩宏、格林科尔系的顾雏军等民
营经济的代表人物均身陷囹圄，民营经济发展不断
放缓，国有企业则是高歌猛进。2007年全球爆发金
融危机以来，大型国有企业更是赢家通吃，不断进
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如中粮入主蒙牛、中化收编民
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兼并民营钢厂、航空业中民
营航空全军覆没、高速公路行业中民营资本被集体
清退。近期山东钢铁与日照钢铁的重组以及山西等
地煤矿的整合把国进民退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理
论上讲，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并无好坏之分，如
果这种现象是市场导向、公平竞争的结果，那么，国
进民退无可指责；如果这种现象是建立在制度歧
视、资源错配的基础上，那么，国进民退将会导致全
体国民福利受损。现在的问题上，究竟应该如何认
识和评价近期中国出现的“国进民退”？
（一）国进民退的本质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国进民退”主要表现为国
有经济在某一或某些产业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以
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在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或者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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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卷 第 1期
河 北 经 贸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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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力度的加强理解为国进民退。无论如何，国进
民退都意味着经济的“逆市场化”取向。一般而言，
国进民退很少表现在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经济领域，
它只是集中在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近
期人们之所以对“国进民退”感觉强烈，主要原因有
三：一是国有经济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占据主导地
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
信、铁路等，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使之引人注目。
二是这些行业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危机背景
下利润的逆势剧增，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质疑。三是
国有企业不仅垄断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而
且进军一般的竞争性行业，而且从实体经济领域日
益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扩张。
笔者认为，在经济转轨进程中，“国进民退”不
仅仅是一种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简单博弈，更不
是相关经济指标的此消彼长。其本质上反映我们对
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偏爱和迷信。根据鲍莫尔的
观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指的是国家把增长作为
核心经济目标，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特定企业或特
定行业来实现经济目标。其显著特征是，政府主导
市场运行，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
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为什么政府愿意“指挥经
济交通”？部分原因在于政治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
的权力从“赢家”的行业和企业里获得财富和其他
好处。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中，政府掌握着很多
引导经济增长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银行的直
接和间接所有权，从而政府可以分配信贷。此外，政
府可以提供直接补贴或税收激励、批准贸易保护或
利用其他调控措施来选择“赢家”。国家主导型市场
经济在亚洲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保持很长时
间，中国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源于我
们对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选择和推进。从中国在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看，国家主导型市
场经济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以央企为代表的中
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国家
重大经济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产
业政策的执行，而且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
使那些提供公共产品和国防产品的部门控制在国
有资本之下。
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形成，既有全球危机之影响，
也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包括：
一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放眼中国大历史，中国
商品经济的发展自始至终与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
政府操控国家经济、操控国有企业的偏好根深蒂
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独有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必
然结果，它根源于长期的传统文化制度和意识形
态。从最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出现过几
次“国进民退”的轮回。洋务运动时中央财政没有
钱，就允许民间办企业，而大企业办起来以后，官就
把民赶走了。晚清政府觉得铁路要国有化，矿山要
国有化，钢铁要国有化，结果造成了民间资本和国
有资本的激烈对撞，最终造成了帝国的灭亡。国民
政府实施的“统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
义，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垮台。其实，我们至今没有在
制度层面破解传统的历史文化迷失，一直未能廓清
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也一直未能分清企业家与国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
二是对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迷信。改革开放
30年中国选择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取得了巨大
成功，这使得许多人盲目地认为，它仍然能保证未
来中国经济的成功。笔者认为，前30年国家主导型
经济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十年文
革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2）国民皆穷使得全体
国民思变；（3）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
益，等等。目前，这些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
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综
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在危
机时刻，基本上不是主要依赖政府的“高明”决策。
通常是在政府无所作为的情况下，通过激活民间资
本的活力，才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客观地讲，我
们某些政府部门的自恋情结是比较浓郁的，一些官
员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决策英明，高估自己的经
济管理能力。事实上，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并未发挥
多大积极效应，相反，负面效果却很明显。回顾30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越是政府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
正确的路径在哪里，而是放手让民间更多地试错，
给民间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时候，通常越是经济发
展最好最快的时候。在这30年里，国企是凭自己的
努力搞好的，还是通过政策保护好的？国企是凭借
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高额利润，还是通过垄断获得
了丰厚回报？
三是政府的机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
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和民营
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较差，初一和十五不一样，投资
者面对的政策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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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在与国有经济的博弈中始终难以拓展生存
和发展空间，制度障碍始终难以消除，民间资本的
效能也始终难以释放。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至今仍处于初级阶段。
四是政府的应对危机策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
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
兴规划，这些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但是，
由于这些策略措施都偏向了国有企业，这就促使各
种经济资源再次向国有企业集中回流，导致国进民
退愈演愈烈。从政府公布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看，
所有规划均涉及兼并重组，并被视为国企“做大做
强”的主要途径。在已经公布的钢铁、汽车等行业的
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中，大型国有企业被政府钦定为
重组主力军。笔者认为，对国企“更为有利”的十大
产业振兴规划，是造成“国进民退”的主要原因。应当
看到，现在的重组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体现的并
不是优胜劣汰，国有企业拿着国家的注资和银行的
优惠贷款来并购，这样的金融资源分配，无论对经
济的健康发展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是不合理的。
（二）国进民退的风险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出现一定的国进民
退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对有效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
负面影响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金融危机后的欧美
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需要注意的是，
任何国进民退都必须以解决市场失灵为前提，而
且，国进民退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不能成为长
期的制度安排。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金融领域出现
的国进民退，主要是因为市场信用失灵，只好暂时
用政府信誉作为替代，防止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而且，欧美国家的国进是临时的有进有退，危机过
去了就会退出。最近，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分批出售
手中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从中国的情况看，近期
出现的国进民退并不是因为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
崩溃了，需要依靠政府信用来增强社会信心。在中
国没有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进民退可能
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首先，国进民退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为什么
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
入？为什么只有国企能够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
金，而民营企业得不到？为什么政策可以支持国有
企业为所欲为地通吃所有行业？为什么最近拍出来
的“地王”大多是国有企业？笔者认为，政策歧视和
政府强制只会降低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只会进
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用权力
谋取经济利益，不仅会破坏社会公平，而且会鼓励
企业家把精力和资源用在进行贿赂和勾结权贵等
非生产性活动，损害整体经济的效率。
二是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对竞争性行业的垄
断，弱化市场竞争，助长经济运行的泡沫化。本次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应对全球危机，积极实施积极
的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国有企业功不可
没。与此同时，大型国业特别是央企在产业重组的
旗号下攻城掠地，从国计民生领域向竞争性领域不
断扩展，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迅速延
伸，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从现实看，无论是股票
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大型国企显示出实体经济与
虚拟经济通吃的格局。国进民退趋势的加剧，必然
会使民间资本收缩甚至撤出在加工、制造、资源、重
化工和风投等领域的投资，而转向股票市场与房地
产市场，加剧中国虚拟市场的泡沫化。
三是导致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加剧经济
的非法治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提供公共
物品和国防产品的产业是需要政府垄断的。除此之
外，政府垄断越广越久，将增加更多的腐败和低效。
不可否认，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以市
场失灵为由，强化国家干预，奉凯恩斯主义为圭臬。
实践证明，凯恩斯主义对拯救经济危机是有效的，
但它不是常态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手段。笔者认为，
一些部门和个人之所以对凯恩斯主义津津乐道，目
的可能在于想扩展和获取支配资源的权力，意在为
自己或某些利益集团增加寻租腐败的机会。需要提
醒的是，国进民退还有可能破坏国家的法治建设。
有学者对几十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国
家的国有企业和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是反相关的。
国有企业的比重越大，国家的法治水平就会越低。
众所周知，法律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里的平等不仅仅是自然人的平等，法人同样应该
平等。但是，国企的股东是国家，而国家掌握着立法
权、执法权和法律解释权，这就造成民企和国企在
法律面前的不平等。
四是影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和建构。这
是最根本或最大的风险。世界数百年的经济发展史
证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最合理的经
济运行机制。目前，我们不能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
的负面影响，否定自由竞争市场这一行之有效的基
本经济运行模式。国进民退趋势应当得到遏制，否
经济改革 葛兆强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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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问题就会陷入迷
失，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进程就会被拖曳，我
们将会为之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改革成本。
二、何种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长期经
济增长
传统观点认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成功是市场经
济的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
是。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只是具有单一的体制形态，
就其对经济增长而言，这些模式有“好”“坏”之分。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不过，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离现代
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何避免坏的市
场经济，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是未来一段时期中
国经济改革深化的主题。
（一）市场经济的四种体制模式
冷战以前，对于经济体制的认知，大多数人存
在着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即世界上仅存在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模式，所有的计划经济都是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所有的市场经济
都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之上。两者泾渭分明，
但在各自的领域内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但历史
和现实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形态至少包括四
种：寡头型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大企业
型市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1]。
1．寡头型市场经济。寡头型市场经济是市场经
济最低级的形式，其基本特征是权力和金钱高度集
中于少数人手中。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是为
了促进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及其亲朋好友的利
益。在拉美很多国家、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阿拉伯国
家和许多非洲国家，这种模式都很流行。在这些国
家中，经济增长不是政府的核心目标，其主要目标
是保持和加强那些拥有大部分国家资源的少数寡
头（包括政府领导人自己）的经济地位。当然，政府
和统治精英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促进增长有兴
趣。但是，这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目标或一种“约束”：
为了实现足够的增长以便使“土著们”不至于造反，
不会推翻当权者。同时，也给统治精英们更多的国
民财富的积累，以便使他们盗窃更多。寡头型市场
经济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收入和财富的
分配极其不平等。比如，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大致
接近50~60。其次，高比例的“非正规活动”。第三，腐
败严重。尽管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腐败，但腐败
是寡头市场经济的典型情况特征。最后，寡头国家
一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帮助了寡头市场经济
体制模式很难解体。
2.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对于国家主导型市场
经济的体制特征，上文已有说明。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是这
种模式的阶段性成功，容易使这些国家认为国家主
导将永远发挥作用，这会误导政府的政策选择。二
是容易导致政府的过度投资，加剧产能过剩。三是
由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选择“赢家”的时候，他们会
面临选错“赢家”的风险。四是容易诱发腐败。如果
企业的成功取决于它是否得到政府的优惠，在这
样的经济中总存在着腐败的危险。五是“拔掉插
头”和重新配置政府资源的困难。一旦国家向特定
的企业或部门承诺了资源和特权，那么当这些企
业需要进行重组或者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超过它们
的时候，政府就很难“拔掉插头”停止向它们输送
资源和特权。
3． 大企业型市场经济。在大企业型市场经济
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大企业来主导的。尽管
小企业也广泛存在，但通常是小型的零售或服务型
企业。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主要存在于欧洲、日本、韩
国和其他经济中。与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一样，大
企业型市场经济也取得过很好的经济业绩。但是，
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也有致命弱点。大企业型市场经
济通常是寡头性的，寡头企业是风险厌恶者，这不
仅因为它们是官僚机构，需要有层层管理人员来批
准任何创新成果，而且也是因为它们不愿支持创
新，因为创新有可能对目前占其利润主体的产品或
服务构成威胁。
4．企业家型市场经济。在企业家型市场经济
中，经济的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
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
化，不断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些创新发明比大
企业型市场经济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得多。通
过企业家们自己或者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
这些创新发明共同改善了人类生活水平。过去两个
世纪以来，产生了铁路、汽车、飞机、电报、电话、收
音机、电视机、空调等诸多革命性的产品和创新，并
导致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各项技术。如果没有企业
家，这些改变世界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家型市场经
济就不会存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家型市
场经济推动着美国进入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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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爱尔兰、以色列、英国、印度等国家流行起来。
但是，为了使经济真正保持最佳运行，需要创新型
企业与建立已久的大型企业并存。少数的企业家也
许会提出“下一个伟大的创新”，但如果新的产品、
服务或生产方式不能被加工到可以在市场上以大
部分人或企业能够付得起的价格售出的地步，它们
将极少能够变成市场的现实。
以上四种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唯一相同之处是
其产权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除此之外，迥然
相异。当然，没有哪类模式在任何时候、任何经济中
都占主导地位。从已有的国际经验看，有些市场经
济体制模式如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市场经济是值
得推广的，而寡头型市场经济和国家主导型则是
应当被拒绝的。当然，对于每一种具体模式，在不
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环境下，各有其
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合理性。即使经济学家推崇的
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市场经济以及两者的混合
体，也可能不是所有时期对所有经济的正确选择。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政府
主导经济可能实现较好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旦该
国经济接近世界技术领先地位，就应该减少国家
主导，采取某种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市场经济的
混合形式。
（二）何种市场经济体制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分析，似乎企业家型与大企业型相混
合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正如上文所
言，对于每一种具体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
段和不同文化环境下，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合
理性。判断一种经济模式的好坏，还必须结合政治、
法律、人文等环境条件进行深入考察。
关于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的市场经
济，许多学者曾有过论述。吴敬琏认为，一个好的市
场经济的特征至少有两个：一是具有一个完整、规
范的市场体系，商品（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
市场、土地市场、自然资源市场、金融市场等都有了
相当程度的发展；二是市场游戏规则清晰透明，政
府的行为和私人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市场经济
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2]。钱颖一认为，好的市场经济
是有效率有活力的经济，法治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制
度基础。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错误的价格导致扭
曲的激励[3]，进而导致政府掠夺。在他看来，任何市
场经济中都存在着两种掠夺：一是私人掠夺；一是
政府掠夺。政府掠夺包括三类：一类是政府作为一
种组织进行的掠夺，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
的税费、通货膨胀等；二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
府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把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手
中；三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进行的掠夺，如一些行
业、企业为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
定市场准入的限制等。通常，人们对掠夺的直接反
应是不公平。其实，这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掠
夺会破坏激励，损害效率。如果一个社会的私人掠
夺和政府掠夺很多，那么，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
减少创造财富、提高效率的活动，转而增加掠夺和
寻租的活动。无论是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还是转
轨国家，坏的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对两种掠
夺约束不够。对私人掠夺约束不够，反映了政府该
做的事情没有做；对政府掠夺约束不够，意味着政
府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政府的权力大。孙立平
则认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
从经济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相对完
善。相对完善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
经济。从法治角度看，标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法
治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
济。从社会角度看，标志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
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形成了利益均衡机制的是好的
市场经济，否则是坏的市场经济[4]。基于以上学者的
分析认识，笔者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满足以下
条件：
首先，不存在政治垄断。许多历史学家将欧洲
工业化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欧洲政治的不统
一以及敌对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它打破了政治垄
断。有经济学家证明，在不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
场中，劳动分工的一般均衡水平和综合生产力高于
存在政治垄断的自由市场中的水平。政府垄断不仅
造成了贪污腐化，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经济的商
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可以被
利用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
其次，不存在政府机会主义。从西方社会经济
变迁的经验看，早期英国的成功源于共和制度、宪
政制度的建立，这种制度有效地限制了当权者的机
会主义。英国的经验表明，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
进行有效地限制，经济才能发展起来。
第三，建立了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收入
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收入分配公平使得
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这
是好市场经济的特点。追求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
经济改革 葛兆强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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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是好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因而，为各种利益群
体的公正利益博弈制定有效的规则和程序，是好的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四，制度创新。落后国家通常具有“后发优
势”，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从而
缩短追赶的时间。模仿包括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
历史和现实表明，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
不过，技术模仿尽管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发
展，但会给长期增长埋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
长期增长失败。日本是制度模仿成功的案例，而清
朝的洋务运动则是技术模仿的失败案例。洋务运动
是清朝政府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
（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
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工业化。尽管当时的效果好过
洋务运动以前的经济状况，但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
度化，政府与民争利，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
第五，法治健全。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法治健全是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
法治健全并不等于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健全，关
键在于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否得到有效界定。不解
决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条文无论如何完善，均
没有意义。
第六，明确公正的交易规则。这些交易规则能
够对所有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形成约束，能够保证
市场交易的公平，防范政府掠夺行为。
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选择与建构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经济史
上的“增长奇迹”，根植于中国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
义、东欧转轨国家和俄罗斯的市场化模式、东南亚
国家的国家主导型模式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市场
经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其显著特征是在市场化改
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
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
导下，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了国
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尽管这
种体制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目前这一经济体制
的框架还不是很完整，不仅市场体系还发育不全，
而且市场体制的质量不高。此外，在司法体制、政府
廉洁度、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还
比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排名中也相当
低。因此，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确立起好
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总体方向应该是，由国家主
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逐步过渡到大企业型市
场经济和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混合市场
经济体制模式。
（一）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但我们也有
理由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在加快
实现大国崛起，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
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衡、收入
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垄断严重、腐败问题累积，等
等。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
国“虎视眈眈”。它们更多地关注着如何遏制或者消
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也
许，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当下的中国似乎有点极
端，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境况。历史地看，从
忧患意识到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深刻的思
想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要归功于思
想解放。但是，面对已有的成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
人缺乏忧患意识。一些干部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
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就导致了近些年解放
思想只有呼声，没有结果，许多官员对思想解放无
动于衷。更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集
团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强大阻力，改革越来越难。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知识群体也越来越缺
失忧患意识。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富有忧患意
识。20世纪80年代，这个群体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
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么被整合进体制
内部，要么被经济利益所溶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
子变成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说的“有
机知识分子”，并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5]。在这
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变得更加艰难。笔者认为，如果
思想危机依然继续，改革就会难以找到新的突破
点，就会难以进一步深化。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
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必须首先
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仍然是中国改革与发展
的第一要务。
（二）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最近30年来，中国通过国有制（官办）、合资企
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港台
的劳动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
模仿西方新技术逐步实现了工业化。但是，一些变
通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被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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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
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
配置权，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
地位。实质上，中国的这种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确
切地应该称为“国家主义经济模式”属于地地道道
的“中国模式”[6]。历史地看，国家主义经济模式都是
由“危机”催生的。其优势的确在“危机时刻”能够得
到全面体现。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
是政府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效果也最为
明显的国家。但是，经济国家主义过于强大造成的
问题，已经超出了它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
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未来中
国改革的重心必须从技术模仿向制度模仿转变，从
经济国家主义转向经济市场主义，把一些国家主导
的领域逐渐向民间资本开放，切实引入竞争机制，积
极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型性改革重点应定位于：
一是有效监督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接受社会和民
主监督，经营和财务信息应向社会公开；二是给国
有企业划界，对国有资本的扩张应给予限制；三是
促进竞争，政府对某些行业和企业的政策扶持不能
代替市场竞争；四是要变藏富于国为藏富于民。
（三）不断健全社会法治
在避免坏的市场经济方面，各国的经历是不同
的。有的国家陷入社会混乱，有的国家陷入高通胀，
有的国家是高税收。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不是主
要问题。中国的主要问题一是官员腐败，二是既得
利益集团利用政府权力进行掠夺。对于这两个问
题，法治可以“一箭双雕”。法治是好的市场经济的
制度基础，但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西方
发达国家都经过了一、二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
逐步完善法治的，中国也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
内，建立起良好的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对于中国
来说，建设法治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可供选择的时间已经没有太
多，对于一个年增长率高达8%~9%的经济体来说，
法治建设时间的机会成本很高，面对印度等周边国
家经济的迅猛发展，未来的中国如逆水行舟。
（四）夯实民营经济成长的制度基础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促进企业
家型市场经济的成长，而促进企业家型经济的成长
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中国现有的制度、体制
和政策基础来看，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满
足四个条件：一是政府应当降低创业的“正式手续”
成本，建立可实施的破产制度。二是生产性企业家
活动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企业家型市场经济来
说，仅仅使企业家易于开始其创新活动是不够的，
企业家必须获得成功的回报。在这方面，有几个制
度很重要：有效实施的法治、知识产权保护、合理的
税收以及促进特定环境中的模仿回报。此外，政府
要奖励创新，支持研发，将发明商业化，并对模仿进
行奖励。三是制止非生产性活动。这里的非生产性
活动包含不合法的以及合法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
不合法的活动包括偷窃和各种形式的贿赂和腐败，
它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显著的破坏性影响。合法性
的再分配或“寻租”行为，主要是指游说政府为少数
人而不是全社会的利益提供特殊的好处。这类活动
的一种典型形式就是打着产业重组的旗号通过所
谓的并购活动对市场进行垄断，有意破坏市场竞
争。四是保持成功企业家的创新势头。一旦企业家
成功了，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他们继续保
持创新势头，而不是转向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为
此，一是要反对垄断，二是要不断开放贸易和对民
间资本、国外资本开放投资市场，摒弃各种投资藩
篱。除了以上四个条件外，塑造一种鼓励创业和创
新的文化，建立一种崇尚创新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以及建立运转良好的民
主制度对促进经济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
（五）积极培育大企业
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有赖于建立一批有
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但是，目前的最大危险是缺
乏企业家精神的国有企业（央企）体制得以固化和
扩大。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僵化、有限的激励以及极
少的突破性创新。尽管中国拥有“四大发明”的历史
辉煌，但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缺乏创新型企
业家的国度，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有关。中国
人一般更愿意被雇佣，而不愿意从事独立的企业家
型活动，这种文化代代相传。近些年大学毕业生踊
跃报考公务员这一现象，即是印证。此外，中国的传
统文化敌视收入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
千百年来挥之不去。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更重要
的是认识到支撑这种文化形成的政策因素。长期以
来，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老病死由国家或
企业统管，只要企业没有倒闭，企业必须负责职工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得到国家帮助的大企业
有一个倾向：要么投资过度，要么投资于错误的项
目，这样就导致了中国经济过于僵化，不能很好地
经济改革 葛兆强 “国进民退”的本质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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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 1期
· ·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双月刊）
Essence of Nationaliz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Ge Zhaoqiang
Abstract: Behind nation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there hide a nation's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ts economic mode. While
China is transforming its economic system, nationalization is more than the gaming between state and private capital, not to
mention the increase of one economic index and decrease of the another. It reflects the national preference and belief in the
state-dominated market economy. In the certain years to come, China has to further emancipate the ideas,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deepen the reform so as to establish the mode of market economy. The general direction shall be that the state-
dominated market economy shall b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mixed one that is dominated by large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urs.
Key words: nationalization; state-dominated economic mode; China's market economy mode
适应变化。从现实观察，政府的许多政策是限制民
营企业的进入，为特定的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使
得竞争规则向被选中的国有企业倾斜，使潜在的更
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失去机会；政府实行的各种行业
特定的监管规则，使国有企业逃避了竞争；政府保
持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国际竞争者难以对国
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此外，中国的劳动力管理规
则也助长了经济的僵化性。在国有企业中，裁员和
解雇都是令人头痛的事情。这不仅降低了就业率，
而且间接地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优势，可以不必面对
民营企业的竞争。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想要实现更
快的增长，除了更多的创新，别无选择。但是，国有
企业通常更擅长增量改善而不是根本性突破。中国
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培养和发展下一个诺基亚和丰
田的方式，或是下一批创新型、高速增长、能够使引
致经济革命性变革的企业，就像微软、英特尔、思科
等企业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那样。
（六）释放企业家精神
对于中国来讲，选择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
式，关键是要从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过渡到一
种主要由市场力量和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所主宰的
体制模式。国际经验表明，这种模式的形成有赖于
企业家活动和一种鼓励企业家活动、为其提供保障
和激励并将影响企业家活动的障碍减少到最低的
环境。当然，在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取得初步
成功的现实情况下，要接受企业家型市场经济的全
部原则是不现实的。大多数人认为，已有改革开放
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着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在中
国的胜利，继续实施这种模式仍旧能够保证未来的
中国经济继续获得成功。然而，至今尚没有证据支
持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会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试
图以非市场的机制指导资源的配置一般不能改善
经济的表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
长，是因为个人以及他们创建的企业把劳动力、资
本和技术转化为国内外消费者希望和愿意购买的
产品与服务，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动机。企业
不是从天而降的，它们是由企业家们承担着通常是
不可估量的风险而创建和培育起来的。培育企业家
精神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一种最好的战略。
应当认识到，对经济进行导向并试图挑选“赢家”的
政府经常出错，那些由政府挑选出来的“赢家”可能
被证明不能将其由国家提供的优势转化为商业上
的成功。就像那些必须逐渐地让自己的孩子离家独
自谋生的家长一样，政府迟早必须让那些在政府支
持下成长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为自己找到生路。为
了保证企业家精神能够得以充分释放出来，一方面
要加快建立起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另一方
面，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各级政府支配经济
资源和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的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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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岩云
责任校对：王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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