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 第一章 前古典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史（讲义）
目录：
导论
第一篇 前古典经济思想
第一章 重商主义
第二章 早期的价值理论
第二篇 古典经济理论
第三章 斯密
第四章 李嘉图
第五章 古典货币理论
第三篇 马克思经济学
第六章 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第七章 马克思的古典一般均衡
第八章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第四篇 新古典理论
第九章 边际革命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论
第十一章 奥地利学派
第十二章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第十三章 早期新古典货币和信用周期理论
第五篇 凯恩斯经济学
第十四章 凯恩斯革命
第十五章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第十六章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第六篇 货币与宏观经济学
第十七章 主流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
第十八章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第七篇 经济学的发展
第十九章 经济学方法论
导论
本书的目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一种批判性的研究。经济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学家在所有理论问题上从未达到过一致，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存在着争论，而在经济预测经济政策方面更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自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为新古典理论所统治，这一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的技术关系为基础来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以此为基础来解释所有的现实问题。但问题是，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现实问题是不是这种技术关系或资源的最优配置？20世纪经济学界发生了两大重要事件，其一是“凯恩斯革命”，它使经济学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现实的失业和经济波动问题，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和货币被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但主流新古典理论把凯恩斯的总量的“货币经济”理论完全嫁接在生产函数的“实物经济”理论之上；其二是与之相联系的“剑桥资本争论”，当主流经济学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时，其原来用于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理论无法解决加总问题，由此导致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遗憾的是，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至今没有得到解释，凯恩斯革命被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完全淹没了，经济学家依然采用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来解释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乃至经济制度问题。
本人在研究剑桥资本争论时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所有统计变量，并不是由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物的投入产出，而是完全由社会关系或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名义量值，这些统计变量所表示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当这些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不依赖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则主流经济学以技术关系为基础对这些统计变量的解释完全是错误的，这种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不可能对经济制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证明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即完全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不是它的技术关系或产出的最大化，因为作为生产一般，各个不同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而要理解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既不能从技术上的产出最大化、也不能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作为特定的经济制度或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独立于技术关系的。
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争论正是围绕着这种技术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矛盾展开的，因为经济学家所要解释的现实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如果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则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表现在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总量关系上，这些总量关系并不取决于相对价格，而是取决于货币金融体系。在这里，货币并不表示价格水平，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而货币则是这一游戏的核心。
第一篇 前古典经济思想
本篇主要研究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发表之前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15-18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的时期，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众说纷纭，这里不打算对此进行评述，只是想表明与本书的研究有关的两个重要事实。其一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人文主义”观念，一大批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等人从权利平等、自由等方面阐述人本主义精神；其二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而开始扩张的海外贸易，出现了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商人，国内市场也开始大规模扩张，在16-17世纪已经出现了大型的贸易公司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如东印度公司），英国的封建贵族开始把政治权利转化为金钱。随着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一些商人和封建贵族开始把货币投入到生产领域，出现了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货币化过程，这种货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有相近的含义，即是把原有的小商品生产转变为以获取货币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如圈地运动把农民变成了由农业资本家雇佣的农业工人。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资本主义产生的假说，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商人阶层的兴起，使社会从原来追求政治权利的争夺转变为追求金钱所带来的地位与权利，英国（1664年）和法国（1776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制度上标志着人们游戏规则的转变。
前古典经济思想的产生正是联系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前古典价值理论所阐述的劳动决定交换的比例或早期的劳动价值论要表明的就是一种平等的观念，这符合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家所阐述的理念。但这种基于平等的理念却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一致的，从而在前古典思想的晚期产生了似乎与劳动价值论并行不悖的剩余理论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货币理论在理念上则赤裸裸地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利润的获取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研究总量关系，他们已经涉及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产量、价格水平和就业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一般是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出版前即17-18世纪的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 。这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作为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统治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并且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的跨越，尚不足以破坏重商主义思想的根本一致性。早期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并主张限制出口，以阻止货币流向国外；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主要是试图分析贸易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国际收支的盈余和货币的净流入。
虽然被普遍公认的大部分重商主义文献在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其代表人物如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和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elden）等，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1712-1780）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通常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的最后著作。虽然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是生意人、贸易商或政府官员，他们就诸如贸易、储运、关税与产业保护的经济效应等实践问题发表见解，其主要问题是有关如何获得国家财富与权力问题（参见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但是对经济政策实践的争论并不能掩盖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货币理论的发展上。
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认为，对重商主义思想的第一次系统化评论最早出现于斯密1776年的巨著《国富论》第四部分，即“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 不过在此，斯密的意图主要是批判的，他举出重商主义体系的弱点，如认为正是由于重商主义体系将财富与货币混同的错误教条才导致了其工业与贸易保护的错误政策，从而用于支持构造斯密自己的经济自由体系。不过也正是斯密这里所称的“重商主义体系”，后来以“重商主义”而为人所知。 通常认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初的经济学说。与研究独立小生产者生产方式的早期经院经济学家不同，重商主义主要是以商品货币关系的极大发展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来研究货币——商品——货币（G-W-G’）的运动。 在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产生之前，重商主义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现代资本主义正是从商业资本发展而来的。
重商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提出了商人的概念，而商人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货币价值概念，即通过贱卖贵卖使预付的货币不断增殖。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即意味着资本，其目的在于获取货币的增殖或利润，其中的利润就来自于支出的货币成本与得到的货币收益之间的差额。这里可以看到，重商主义与强调实物经济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了货币，认为金银即货币就是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金银（如15世纪-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继而认为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如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的晚期重商主义 ）。但这些论点受到了斯密的批评，由于强调只有生产性劳动、而非货币才能构成一国的财富，所以“亚当·斯密嘲笑了这些人，说他们误把黄金看成财富了”（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年，第7页）。然而，重商主义者真的就像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只求金银的傻瓜么？
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 .）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专辟了一章来讨论重商主义的问题，似乎可以看作是对重商主义的正名。 按照《通论》中的论述，正是由于重商主义者鼓励通过贸易顺差（主要是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来增进本国的就业，这才有了实物产出的增加，所以金银（货币财富）在这里具有重要意义；而布劳格在其著名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的回顾》中也曾指出，最早货币数量论的阐述者休谟（Hume, D.）同样是依据这一重商主义的理论创造了他的金属货币流动机制（the specie-flow mechanism）。也就是说，贸易顺差会导致流入国内的金银增多，如果黄金可以流动、价格可以自动调整的话，则国内增多的货币量就会导致价格上升，而价格的上涨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增加实际的投资，这样如果产出也增加的话，则会促使该国经济增长。即：
贸易顺差 货币量 价格 利润 投资 产出增长
显然，这一分析思路与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倡导的通过投资诱导来减少失业、以满足有效需求的政策建议是相似的，这里的关键都在于其中有一个“货币”的存在。重商主义时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不可能由现代银行业来提供纸币，只有通过金属货币才可以进行交易和发展产业，也才能用得上技术，因此那时的经济发展往往就靠国外流入的货币金属来解决（当一个银行体系、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之后自然就不必要了）。所以从现在的角度看，可以肯定的是，重商主义者绝对不是“傻瓜”，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没有货币是根本不行的，它是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系的最根本的要素之一。进而，在重商主义那里就得到了一个资本概念和利润概念。其中，资本是由货币预付的，利润是买卖的一个差额，都用货币来表示，所以这里并没有新古典的相对价格，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总量问题。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也正是由于这个总量的预付货币资本的存在，才使得资本家能够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即利润的生产。这也正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只不过后来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仅强调技术关系、而没有货币的实物分析给淹没了。
重商主义者明确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就是赚钱，马克思对此表示极大的赞同，“这种主义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 也就是说，重商主义者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目标和动机就是获得一个货币财富的增殖（不过却没有将其归于生产领域、而只是强调了流通领域），并从整个体系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与此相似，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货币不仅是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起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追求以使用价值表现的财富，而是追求以货币价值所表现的社会权力。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如果不能实现为货币，那么它对资本来讲就一文不值；所以，追求不断增加的货币量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学派关于财富和生产劳动的认识则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而这种认识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关于只有能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体现在宏观上，而后者体现在微观上。
实际上，重商主义作为一个体系，主要就是从宏观经济的总量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而不同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按照熊彼特（Schumpeter）的观点，重商主义对整个经济的出口垄断主义、外汇管制和贸易顺差等等都作了宏观分析，但却始终围绕货币财富这一核心的指导思想而展开，其总量的意义就在于对货币资本的强调。 对此，现代重商主义的研究者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认为，“也许重商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将经济设想为一种体系的观点。如此，它将是拥有一个有其自身特定的法则的独立领域。……其中，市场过程将诸如价格、工资、利率、汇率等经济变量都与货币价值相联系。” 不过真正引起后人关注的，则普遍认为是凯恩斯最早发现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适合于其总量分析或与有效需求问题相联系；但他并没有详细阐明这种总量的基础，后来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讨论则正是要建立这种总量分析的基础。
第三节 重商主义和前古典的货币理论
一、重商主义理论中的货币、资本与价格
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同样也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到晚期重商主义的发展。早期重商主义在货币问题上持有“重金主义”（Bullionsim）的观点 ，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实际上是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 ；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者，尤其是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和斯图亚特关于信用货币的分析，以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却是极其深刻和极具创造性的。
在商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早期，商品流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它的目的就是货币的积累。在早期重商主义者中，这个货币就是金和银 。因此，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重视货币。重金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说，“即使商品很丰富而且很便宜，如果缺少货币，贸易交往定会减少”（转引自罗尔，1973）。他们从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原始阶段——商业阶段——的观点出发来观察经济过程，因而把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全集》第25卷，第376页）和“资本的最初解释者”（《全集》第23卷，第177页）。
西班牙重商主义者路易·奥蒂斯（Luis Ortiz）被认为欧洲首位重商主义者。他将财富等同生产，而且将财富的增长等同于生产和出口的增加。1558年的回忆录开篇，反复重复：由于出售原材料给外国人，并给外国人用西班牙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支付10倍于原材料价格的价格，西班牙使自己变得贫困。货币，因此不能用这种方式流出王国，而必须用于改善原材料生产，去建造运河和磨坊，尤其是制造业——以便把西班牙的原材料制成最终产品，在国内与国外市场出售。他指出，西班牙的困难归因于它无力将国内生产建立在其资本（原材料与货币形式）基础上。大量的作者也承袭了奥蒂斯的观点，结果是呼吁禁止竞争性外国产品的销售。奥蒂斯与其他人要求货币不应当流出王国，因此，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真正的重金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的含义。因为它并不关心黄金被保持的数量，但只关注留下来投入经营的资本数量（参见科西莫·佩罗塔，1993，载马格努松1993，中译本2001，第31-33页）。特别在对外贸易方面，这种思想体现的最为显著，结果造成了重商主义者寻求出口剩余，其实质是渴望创造财富的剩余。
晚期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孟更进一步明确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写于1630年，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于1664年出版。在这本书里，商业资本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对外贸易称为使国家富足的工具。孟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孟1664，中译本，1965，第4页）孟采用了米塞尔登的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概念，此外又补充了一种更为重要并显示他对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的洞察力的新概念，这就是“存货”(Stock)的概念。他不再单纯地谈到财富，也未将货币与资本混淆在一起。他把财富的一部分作了明确的辨析，这部分财富一般以货币形态出现并且必须作为“存货”来加以利用，换言之，用这样的方法去做以便产生剩余。而适合于那个时代和人的典型方法就是对外贸易。
由于重商主义将货币与资本等同起来，因此它并不是一种类似新古典经济学的实物经济分析。同样货币也不表示相对价格，而是一种总量关系即价格总水平。他们的共同信念是，一国货币量的增加对“交易”有利，这个词便是后来所谓的总支出、总收入或总产出价值。当然这种增加促进了就业的增加。重商主义也有对总产出价值、就业和价格水平决定因素的说明——它们很少受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但在20世纪初被再次发现。
重商主义者在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有些类似货币数量学说，这是由基督教经济学向重商主义过渡时期奥雷斯姆和博丹（Jean Bodin,，1530-1596）遗留下来，并再次出现在海尔斯、马林斯和孟的作品中。在其最为熟悉的形式中，便是对货币量、商品量与价格水平在它们处于长期均衡时三者的关系的解释。这种理论明确地区分了货币与货物（或货币与财富），但在它对总量分析的应用当中，它将货币量的变化同就业、收入、产出和资本存量的变化相联系。有关这些关系，现代经济学中已至关重要，在重商主义那里对此早已作出了重要论述。
尽管重商主义在关于价格的理论中，有许多隐晦之处和个别不一致的地方，还是贯串着一种共同的出发点。这个观点就是从商人的观点出发。什么是使国家富裕的最好方法？因为财富与商业资本是一样的（以货币为代表），答案是从销售中获利。利润只能来自让渡（upon-alienation），就是说，通过交易行为，卖主以高于其购入价格出售货物。重商主义者关于对外贸易的结论，以及他们对货币与价格之间关系的观点，都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结果。
二、信用货币的内生性与货币非中性
早期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金属货币即金、银上。在整个18世纪，商业资本的进步以及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一直伴随着新的非金属形式货币使用的迅速扩大的过程，虽然这些货币一般已具有某种信用关系。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对货币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即信用货币的创造上。这种对货币认识的革命性转变，迄今仍是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其代表人物就是劳和斯图亚特。
劳认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储存量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由此可见，要比其他国家富强，就要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货币，因为倘若没有货币，法律再好也不能使人得到雇佣，也不能使农业、制造业和贸易得到发展。”因此，劳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货币、贸易与就业、生产的关系。（1705，中译本1986，第43页）
问题在于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劳认为，金属货币的匮乏会导致生产与就业的不足。但他反对依赖出口剩余（由禁止进口造成）来取得丰富的货币供应。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必须通过信用过程补充货币供应量，这意味着银行必须被创造出来，并以其储备为支持发行贷款。“利用银行来增加货币，是迄今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同上，第25页）；“扩大保证支付货币的信用，必须与所拥有的货币数量成一定比例。既然我们所拥有的货币很少，扩大信用也就很有限。”（同上，第43页）劳的货币理论中蕴含着一种为以后某些货币理论家所发展了的概念的起源。然而，劳的实际创新是关于银行必须以土地为抵押发行可兑换银行纸币的进一步讨论。这一过程必须让白银失去充当货币的资格，并使土地完全可以转变为一种可以让渡的商品。劳总结说：“我建议发行的纸币，其供给与需求将永远相等，因而人们将得到雇佣，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得到改善，制造业将得到发展，国内外贸易将得以进行，财富和实力将得到保持。”（同上，第75页）这种建议在当时时常有人提出，虽然在内容上不太一致；而劳终于在法国付诸实施并得到了灾难性的结果（参见赫克歇尔1931，第2卷，第234-236页）。
劳的著作所缺少的，但最终成为他的“体系”崩溃的一个原因的，是对银行纸币的数量应如何加以限制并因此如何保护相对于金属货币和商品的银行纸币的价值的分析。土地上的财产并不是银行纸币发行限度的主要依据。 斯图亚特（1767，第4册，第141页）承认劳，并抢救了劳思想中的很多开创性的观点，他被迫去寻找信用的“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基础。斯图亚特（和他之后的斯密）的优势在于，他可以利用关于英国第一次国民信用体系讨论的著作。
三、斯图亚特及其对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
斯图亚特被称为最后一个重商主义者。其主要著作是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在货币理论方面已经超过了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并且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休谟（1752）在经济思想方面作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贡献是关于货币、价格和利息问题。他写《论货币》的主要目的在于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货币数量的多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根据就是货币数量论 。和洛克一样，他把货币看成是虚构的东西。货币只是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在交换过程中它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数量和用它来交换的商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依此推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影响货物的价格。他的货币观点使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将永远是与货币数量成比例的。因此，货币的绝对数量就无关紧要了。尽管如此，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果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来的是影响贸易量和对货币需求的习惯的改变，价格也许不会有变化。可是，如果在货币数量增加了以后价格上涨，其影响将是有益的，因为那将刺激工业的生产。休谟对这一点的分析是特别透彻的。他步步追踪增加了的货币数量所走的途径以及货币逐步对于价格所施加的影响，使他发展了一种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价格—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数量的增加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在表露之前还有一个时间间隔。“仅仅是在获得货币和价格上升之间这段间隔或中间的局面中，增加的金银数量才有利于工业。”各种商品的价格逐个地受到影响，在劳动的价格提高以前，货币的增加将加速每个人的辛勤劳动。（1752，第1卷，第313-314页，中译本第32-33页）换言之，休谟所描述的是后来凯恩斯所叫做的“利润膨胀”。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货币在减少的国家确实比当时货币虽不多却在上升的国家贫弱。”（同上，中译本，第34页）由此他从后门引入了重商主义的货币观，并与他的货币数量论之间产生了矛盾，我们将在后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在休谟的论文《论利息》（1752，第1卷）里，一开始就提出了众所接受的理论：低利率是一个国家的贸易繁荣景象的最确切的标志。他追随配第、洛克和诺思，说明一个低的利息率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可是他比洛克更进一步，否定了那种认为低利息率是货币过多的结果的见解，虽然他承认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决定利息率的各种因素中，他象诺思那样首先将贷款人和借款人的供给与需求加以区分。他认为“借款者需求的巨大”和供给那种需求的财富的缺乏将造成高昂的利息率。反过来这些又是工业和商业活动数量微少的结果。遵循诺思的资本具有创造利润的性质的见解，休谟补充了第三个利息率的决定因素——来自商业的利润。他认为利润和利息是互相依存的。“货物营运所得利润低就促使商人更愿意接受低的利息。”另一方面，在他能够取得高利息的情况下没有肯接受低的利润”，低利润和低利息是商业繁荣的结果。（同上，第320-330页）
休谟的货币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在斯图亚特（1767）看来，货币的作用基于分工以及人们在需求方面的不一致，也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货币的性质的认识，则类似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观点 。“我理解的货币是这样一种商品，它们本身对人没有任何以上提及的物质上的用途 ，然而从人对它的观念中，它却获得一种评价，变成了所谓价值的一般尺度，以及可转让的任何物品的一种适宜的等价物。”货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经济活动，“一旦货币这种想象的财富在一国大量涌出，奢华之风将跟踪而至；货币如果成为我们需求之物，人类便会变得勤劳，他们的劳动会转向那些促使富人偏爱的每种物品”。
在货币流通和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上，斯图亚特对货币数量论直截了当提出了反驳。“人们抱怨物价上涨。这对许多物品来说无疑是确有其事。它同我们的原理不能相容吗？价格上涨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国内有大量货币，尽管我承认国内货币多是事实，也承认这种情况同价格上涨不无关系，但是，影响价格以及总是调节价格涨落的直接原因，乃是需求的增长。既然在一定的金银量同一定的其他物品量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所以，我看不出当金银同物品之间数量比例保持不变时，价格何以变更。不论一国的金属货币增减到什么程度，商品仍然会依照需求和竞争的原则涨落，而需求和竞争总是决定于那些握有财产或某种可以给付等价物的人的意图，而不是决定于他们所拥有的铸币数量。”（参见斯图亚特，1767，第2册）
斯图亚特进一步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受到限制，“勤奋”将会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在这方面，金属货币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储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奋”，“政治家”必须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即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他对休谟的数量理论有一个总结性否定：“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储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为止。” （同上，第95页）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储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对货币数量论的毫不妥协的批驳。这些概念，比如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在19世纪上半叶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论战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的争论中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一再出现；而货币非中性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中至关重要。
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同上，第98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将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上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在对休谟的批判中，斯图亚特运用了“符号”货币的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信用货币：“银行纸币、银行信用、票据、债券和商人的帐目记录（同国内记帐给与获取的信用）是包括在符号货币”这一概念中的许多信用形式的几种”（同上，第39页）。
与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不同，货币数量论反对者一般对法币和信用货币进行区分，并试图找出信用货币在信用体系运行中的行为原则。然而斯图亚特并没有提供信用货币波动如何和银行政策相联系的理论分析。他主张实行完全的证券担保，但确没有在银行正常运行和工业资本家与波动之间建立联系。斯密（1776）为信用货币的回流提供理论基础（虽然存在很多谬误），该分析被后人称为真实票据说。
与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理论不同，斯图亚特（1767）认为，在商品和货币的国际流动中并不存在一个自动均衡机制。对于银行收支平衡，对外赤字，从资产项目而言，银行可能会失去一些黄金储备，并增加一些证券；从负债项目来看，银行会增加清偿银行负债的数量。这些变化本身并不能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
四、重商主义的货币遗产
以重农主义命名的经济理论体系发展于18世纪的法国，其代表人物有弗朗西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杜尔阁（Anne Turgot，1727-1781）。重农主义具有与较先进的英国前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如配第和理查德·康替龙（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的长处，他们在最终抛弃了重商主义的想法——以为财富以及财富的增殖是来自交换，把创造财富和可能用作积累的剩余转移到生产的领域之内的同时，也放弃了重商主义的货币分析方法，他们分析的中心问题是探求这种剩余，即闻名的纯产品，转而建立了一种实物分析体系和讨论相对价格的决定。这种转变从根本上影响了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斯密的价格理论只是讨论相对价格，对总量关系没有进行探讨；而李嘉图把相对价格的决定与总量关系混为一谈。此后的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仅仅讨论一个实物体系的相对价格决定问题，而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彻底割裂开来；直到凯恩斯革命重新建立了一种货币经济的分析体系，恢复了总量分析方法，但这种分析方法仍无法与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主流经济学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
诚如上述，重农主义实物分析方法的出现，从根本上开始动摇重商主义货币和总量分析方法；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即“斯密式的革命”，则是对重商主义思想的致命的反击，把重商主义挤到了经济学发展中的“末流”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重商主义思想又得到了某种升值（参见威廉·格拉普1993，载马格努松1993）：一是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或真实领域与货币领域的“两分法”，即在早期古典经济学中被“遗忘”了的有关就业、总产出与价格水平的重商主义观点，与凯恩斯革命有某种相似性被重新发现；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策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即莱斯特·瑟若（Lester Thurow）、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芭芭拉·斯彭瑟（Barbara Spencer）与保罗·克鲁格曼竞争优势理论替代了古典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古典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被贴上了“新重商主义”的标签（见比约·海腾1993，同上）。
20世纪以来有关重商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复兴的各种文献中，新重商主义与策略性贸易理论已融合在一起，但重商主义货币理论的价值却并未真正被提及和发现。实际上，被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抛弃的重商主义关于货币的性质、货币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信用货币的内生性和货币非中性的分析，正昭示着重商主义与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某种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指引了从凯恩斯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货币分析的基础的方向。
首先，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的本能出发，首先提出了货币即资本的认识，并阐述了一个货币经济的交换模型。正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马克思（1867）使用商品和货币流通公式的变化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即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采用重商主义的交换经济模型，商人在贱买贵卖中必须拥有货币（资本）签订契约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货币成为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和保证。因为竞争是与商人可利用的信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与失败或破产联系在一起；完善的法律制度只能保证商人破产后的清算，而不能保证签约者履行契约的能力。因此，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决定了货币契约的性质，即货币是最简单和直接的信用关系。商人占有货币或信用关系的能力决定了获取利润的能力。引入生产后，即是一个马克思使用货币契约的生产模型：资本家使用货币契约，即预付货币资本，雇佣工人和购买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这是重商主义交换经济模型的一个延伸。这里作为信用关系的货币或货币资本依然是决定竞争能力或获取利润的关键。马克思（1867-1894）关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或资本是一笔预付的货币的观点，是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即资本的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其次，与货币的交换媒介、价值贮藏和计价单位（或价值标准）职能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货币是表示相对价格，还是表示总量（价格总水平）？这实际上是“两分法”问题，也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货币的作用就是为了媒介实物的交换，因为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或交易费用高。因此货币表示的是一个相对价格，这个货币可以是任意一种商品。同样，按照“两分法”，一边是真实领域，由实物生产函数来表示；另一边是货币领域，货币没有别的作用，它就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但实物经济中必然涉及到加总问题，即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或能不能得到一个总量呢？帕廷金（1965）证明了一个命题：即货币不可能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重商主义一开始就从总量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金属货币与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而不考虑相对价格问题，具有某种自觉性和先进性。在休谟阐述的金属货币数量论中，同样存在着货币表示相对价格还是总量的混乱。休谟（1752）认为金属货币可以维持贸易平衡，如果贸易不平衡，本国价格水平高了，会引起进出口的变动，金属货币再回流可以平衡价格水平，这就是休谟的水平的价格—铸币国际流动机制；但休谟随后又认为货币可以促进一国产业的增长，有了货币就有了购买力（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有了货币应该还有利润（剩余），因为利润率是用货币来计量的，没有货币也就意味着没有利润。休谟在这儿是不清楚的，李嘉图也如此。在现代关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同样存在这个难题，即货币如果只表示价格总水平，显然不会产生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中性。目前主流经济学各种模型中无论引入货币幻觉还是其他的形式，都会发现货币影响到相对价格了，并对产出和就业有影响。相比之下，重商主义关于货币即资本，货币表示的是总量关系而与相对价格的决定无关的观点，更具有逻辑一致性。
此外，劳和斯图亚特发展的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非中性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货币是外生的、而且是中性的分析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章 早期的价值理论
新古典理论把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是从根本上否定总量存在的，虽然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但并不能在异质品模型中得到总量关系。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独立于技术关系而完全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总量，如现实中由货币价值所表示的财富。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经济思想中，由于那些思想家是集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身的，产品的交换是否公平或依据的原则是他们讨论的最重要问题，而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则很少被论及到。虽然他们所讨论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总量，但对交换价值的讨论完全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如公平价格或劳动价值理论。这种社会关系表现在收入分配上，虽然对收入分配的总量计量问题没有被讨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而出现的重商主义理论可以说是经济学产生的萌芽，重商主义者们所要讨论的正是今天人们所讲的“资本原始积累”，货币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本原始积累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重商主义虽然更多的是从商业的角度讨论货币，只是偶尔谈到雇佣劳动的产业活动，但货币作为资本和利润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是由重商主义者揭示和强调的。在16-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商业银行体系尚未建立，因而如何从海外贸易中获取金属货币就成为重商主义讨论的中心。凯恩斯从与生产函数的“实物经济”对立的“货币经济”角度，重新发现了重商主义。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与货币的总量关系以及有效需求问题已经出现在早期的经济思想中。
第一节 “公平价格”论
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作为古典学派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虽然也把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作为所要解释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但其解释的角度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社会关系。事实上，早在古典经济学出现之前，人们对交换价值的解释也基本上是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中世纪教会的阿奎那（Aquinas）都是从“公平价格（the Just Price）”的角度来解释交换，而后来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到斯密之前的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如配弟、魁奈等古典学派的前继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说明，也都是从“自然秩序”的社会关系角度来阐述的。
在西方，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社会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那时商品价值观念就已经随着商品交换的出现而产生了。当时的人们在确认商品交换是一种等价关系的同时，对这种关系背后的决定因素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古希腊思想家的朴素的“值”的概念，指的即是从属于产品的一个客观品质或属性。他们以之与价格相对立，继而认为产品的价格应该和其“值”相符，而不能违背“公正标准”。可以看到，这些古希腊学者还没有关于支配财富分配的理性法则概念，但在他们的头脑中，对经济行为研究的目的却是与人们的责任和义务（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一种朴素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现在看来，虽然这些看法并不完备、实际上还相当粗糙，但事实上这正是西方经济思想家在价值论和价格论方面发展的出发点。
作为一个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 也持有这种价值观念，但他更强调从交换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他认为，公正的原则要求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双方都没有盈余或亏损，其所保有的“值”仍然一样。虽然交换者双方可能是不同职业的人，但为了使交换能够公正的进行、并互换一切，必须能依据某种方法互相比较，从而使职业不同的、不平等的人的工作成为平等的，即交换的可能性是以交换诸商品的等一性为基础的，在交换中必须由同一物来衡量，并由此还原为相等的。 在这里，能够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一种等同关系是亚氏的一个卓见。马克思曾赞赏地指出，亚里士多德“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清楚的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而且他看到了“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但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指出这种真正等同的东西“就是人类劳动”。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未能发现这个“共同实体”的原因，“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这样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解释，作为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也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客观价值观念中找到最初依据，只不过他限于当时所处的时代条件并没有提出“最后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然而后来，一些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现代学者们在考察亚里士多德的交换理论时，却都倾向于把他的思想解释为预示了新古典技术关系的主观价值理论，而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应该进行公平交换、理想的人际之间应当是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最朴素的客观价值观念。
真正将这种朴素的客观价值观念与人类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欧洲中世纪 经院经济思想（Scholastic Economic Thought）学者们提出的“公平价格”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被奉为中世纪神学泰斗和官方哲学代表的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的思想。事实上，公平价格这个概念最初是出现于罗马法和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根据这些著作的解释，所谓“公平价格”或“真正价格”是指某个时期内不受市场变动影响的价格，而大多数从事交换的人就是按照这个价格进行买卖的，因而这个价格也被称为“通行的价格”，实际上也是指平均价格、即与价值相符的价格。 在作为中世纪权威著作的《神学大全》中，阿奎那发表了与古代思想家不同的对劳动的看法。他不但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劳动，而且更加强调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均等是以耗费的劳动量为依据。比如在用房屋交换鞋子的时候，房屋的代价应当高些，因为造房屋的人“在劳动的耗费和货币的支出上都超过鞋匠”。所以，在阿奎那的思想中，商品与商品或与货币之间的均等，是以生产中耗费的劳动量为转移的，因而这种与生产者生产这种商品所消耗的劳动相等的价格，就是“公平价格”。
根据米克的研究，阿奎那的公平价格理论所研究的特定生产方式是独立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正是对依照这种方式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下定义，使得实际支付的价格与这一价值之间的任何背离，都可以明确地表示为在道德上对买者和卖者的不公平。这样，由于出售商品所得价款通常是先由其直接生产者所有，所以报酬应相当于生产时的费用和劳动的观念，就给公平价格的定义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在这一点上，米克认为，这些早期前古典学者（主要是阿奎那）关于公平价格的研究比后来的重商主义更接近于古典学派。因为他们是从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的观点出发去分析价值，而重商主义却是从商品交换者贱买贵卖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从而把生产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丢掉了。可以看到，米克对“公平价格论”的评价是较为肯定的。同时，米克也强调了一点，即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与“公平价格论”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用于分析社会关系的客观的价值理论，而不同于后来新古典学派所发展的一种强调技术关系的主观效用的价值理论。“中世纪公平价格的组成因素主要是生产者的各项成本——特别是所耗费的劳动，此外还有担负的风险，为购买原料而支出的款项以及运输费等。如果要讲公平，这些生产成本都应该获得适当的补偿。这些因素合起来就构成商品的价值或实际价值，它可能并不同于交换双方对于商品所值的主观评价。一般来讲，对成本与报酬间的平衡点的判断，被认为只是社会的共同协议或评价。…… 这种客观的用生产成本来考虑‘价值’的习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直接生产者的意识中，后来事实证明，在经院哲学家的经济思想中，这个习惯也是最有影响的遗物之一。”
第二节 早期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后来成为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当今经济学中最有争议的理论之一，而关于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主要来自于这样一点，即这里是否存在着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而只联系到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和它的计量。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的17-18世纪，许多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市场交换，按照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被认为是符合人类公平与平等原则的，如英国的社会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和美国的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为17世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奠基人的洛克（1632-1704年） 就是从财产理论、从“自然权利”的角度入手，对劳动价值论的社会关系基础给予了特别的说明，其论证的主旨即是“财产是自然的权利，它来自劳动”。 按照洛克的说法，自然把大地给了人类全体，但只为每个人提供了他自己的个人财产。正如他的身体是他自己的一样，“他的身体的劳动和他的手的工作”也是如此，通过把劳动施加到自然产品之上，就能够评价他们并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这样，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包括劳动的产品都拥有了所有权。
显然，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阐述无疑联系到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十七世纪末，随着海内外市场的扩大，英国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开始取代农业而居于社会经济的主要地位，这就使得财产不平等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正是基于此，洛克提出了“人生来是平等的”观点，它要求劳动应当作为财产交换的基础，因为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是由劳动创造的，一个人创造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从而分配多少，所以洛克是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出发引出了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里，洛克强调了“劳动”。他认为劳动非常重要，不仅能够“把价值的差别施加到每件东西上”，而且“我们是靠劳动才得到土地所有有用产品中的最大部分的”。 洛克还特别指出，“我认为世界上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产品，十分之九都是劳动的产品，这样说毫不过分。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并计算出它们的各种费用，那就可以看到，就大多数东西来说，百分之九十九应完全归功于劳动。” 可以看到，与前述配第所认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土地是财富之母”不同的是，在价值的决定因素中，洛克并不认为土地和劳动都是同样重要的要素；相反，他只承认劳动是能动要素，并把劳动的能动作用数字化为“百分之九十九”。在这里米克指出，洛克倾向于把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不仅看作是赋予商品价值，而且看作是赋予花费劳动来生产商品的个人所有权，所以他认为洛克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否认洛克的财产学说有助于创造一种可以使古典劳动价值学说流行起来的政治气氛，也没有人会否认许多激进分子事实上正是从洛克的角度来考虑劳动价值学说的。” 而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先驱的配第和法国重农学派代表的魁奈也正是从这种社会关系或深入分配的角度来研究劳动价值论和提出古典剩余概念的。
一、配第
配第（1623-1687年）最先提出了有关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根本命题，为早期古典学派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配第不但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区分了商品的价值与价格，而且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最基本的劳动价值原理，从而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克思，1978年，第386页）。
配第的价值理论主要见于他的《赋税论》（1662）和《政治算术》（1690）。其中，对价值的分析源自于配第将剩余概念的引入，而这一点则被普遍认为是配第最中肯的贡献之一，它成为后来魁奈在《经济表》中有关剩余传统分析的雏形。通过用产品（谷物）超过必需生产资料的实物数量来表示剩余，配第把它与地租等同起来，从而避免了决定利润率的问题，同时也就避免了涉及相对价格问题，而相对价格则是估算资本垫支和纯产品所需要的（这一问题后来由李嘉图和马克思、以及斯拉法来解决）。由于不考虑利润和利润率，就使人不得不认为配第的价值与价格理论是很原始的，尽管它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起点。 当然，与后来的分析特别有关联之处，则在于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与“政治价格”。其中，“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价值，所谓“政治价格”则是依照“自然价格”基础而计算出来的价格，“如果将这种政治价格以人为的共同的标准银币来衡量，就可得到我们所寻求的价格，即真正的市场价格”。 这里配第所着重研究的是价值问题、即其中的“自然价格”。他认为，要使“自然价格”观念有意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着一个正规的市场，即按照正规方式反复进行交换活动。显然这是一种客观的自然价格概念，与早先“公平价格”不同。正是在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中，配第认识到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他举例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来伦敦，则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 在这里，配第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交换就是以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这可视为是配第在劳动价值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同时，根据前述古典学派的剩余传统，也正是由于通常都把正常水平是由“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实际工资视为事先独立确定和既定的量，才使得正常利润率有了赖以决定的唯一条件。所以，这个由最低生活费用决定的生存工资概念对古典经济理论的剩余传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学者认为它来自于重农学派关于资本作为“预付工资”的概念，然而实际上，真正将最低生活费的标准赋予理论作用的，却是被马克思视为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威廉·配第。 在配第那里，劳动者最低生活费和其产品间的差额被提到关注的重点，其中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使法律也不应该把工资规定的低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之下。按照配第的观点，一日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劳动者“‘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 此外，配第也十分关注生产内部的数量关系、以及价值尺度如何从中演变出来。“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如何在土地和劳动之间找出对等和等式，以便仅仅用二者之一就可以表示任何事物的价值…… 因此，价值的共同尺度不是一个成年人的劳动天数，而是他每天的食物。” 这样，配第就把土地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用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能兑换成的一个共同的衡量单位联系起来，而且他相信，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标尺或尺度可以从人们每天对“世界各国最容易得到的食物”的需要中找到。可以看到，配第这里所认为的“日计劳动”是一个“像纯银一样恒定不变的尺度”的看法，正是后来古典学派、包括斯密和李嘉图都致力于寻找的绝对价值尺度的先声。 实际上，配第是第一位试图计量国民收入总量的人，而他所选择的价值尺度并不是实物单位和实物的计量，而是能够表明收入分配的计量单位。
然而这里又必须承认的是，“他（即配第）的理论本身却不是完全彻底的劳动理论，而是把土地和劳动相提并论的劳动理论：‘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因素，而土地是财富之母’。…… 剔除其象征手法，配第的理论突出了生产的原始要素（土地和劳动）是经济价值的源泉（而不是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 可以看到，对劳动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配第的思想中还是相当模糊的，而且他又加入了“土地”来决定价值，从而被马克思批评是“把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劳动和作为以自然物质（土地）为前提的使用价值源泉的劳动混为一谈”（马克思，1972年，第388页）。在随后讨论的价值的“自然标准和尺度”中，配第又进一步指出，“所有物品都应按照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价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一艘船或一套服装值多少面积的土地或多少数量的劳动，因为船和服装都是土地和劳动的产物。如果这一点是确定无误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等价（a natural par），以便使价值既可单独表现于土地，又可单独表现于劳动。这比表现于两者要更好，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更容易换算，如同把土地换算为英镑一样。”
米克认为，从配第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家们所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何性质，也就是说，在其思想深处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就某种基本的和重大的意义来讲，使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是劳动的耗费；但同时一宗商品通常可以出售的价格，不仅足够补偿生产所消耗的劳动，而且还要足够支付“土地的价值”。那么又怎么能说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由劳动决定的呢？所以，配第希望通过找到“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等价”来突破这个困难，而其后的洛克则尽力夸大了劳动在这方面较之土地所具有的重要性。但米克更强调的是，认为他们在解决这一问题中所作的各种努力，不过为构成生产成本的两个要素——即土地的使用和劳动的耗费——进行划分打下基础而已。所以如果要真正解决价值问题，就必须排除土地作为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素。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配第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使用的土地与劳动的数量这二者共同决定的，它“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劳动价值学说”（米克，1973年，第23页）。此后，直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才由斯密从配第的结论中略去了土地，而用“辛苦和麻烦”——即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值，从而真正提出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
二、重农学派
18世纪中期，以“自然秩序”作为整个经济思想体系基础的重农学派，第一次明确了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从而为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以后的古典学者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如斯密“看不见的手”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协调机制；李嘉图虽摒弃了自然秩序而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但他要讨论的也是通过国民收入、资本、工资与利润等总量的测量所表明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变动规律的问题；到了马克思那里，则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产生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剩余价值问题，而不是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显然，始自于重农学派的这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方法已成为后来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到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各种范畴之间有其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存在着理论上的可预测性。以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古典与马克思经济学，其全部理论和经济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的，显然这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是根本不同的。新古典理论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完全从技术关系的分析入手。然而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的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似乎是最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并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如果仅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必然会导致逻辑体系的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特殊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包括后来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也都是来源于此。所以，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矛盾，就必须改变理论的假设，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并以此来揭示现实经济的发展规律，显然这正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理论的意义所在。
一般认为，剩余传统是古典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后来斯拉法所一直遵循的核心分析方法，而体现这一古典理论特征的社会剩余概念可从魁奈1758年发表的《经济表》 中找到其最简单的形式。所以，一般将魁奈（1694-1774年）视为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有关农业的“纯产品”学说（即剩余产品学说），亦被视为是这一学派经济理论的基石。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原理，如社会阶级结构、预付资本及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等理论，都是以“纯产品”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认为，“重农学派分析方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一点是对剩余产品（a produit net）或剩余（surplus）的来源做出解释和回答。在此基础上，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提出是由生产、而且只是由农业的生产能够产生出剩余产品或剩余。” 这就给以流通为财富源泉的重商主义观点以致命打击，同时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被马克思称之为是“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马克思，1975年，第23页）。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采用了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表明这一剩余起源的不同观点。如下图所示：
剩余的起源
流通领域 生产领域
通过不平等交换 （剩余产品）
（重商主义）
仅农业 农业和制造业
（重农学派） （斯密，李嘉图）
图1-1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剩余的解释
那么，剩余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前所述，由于在重农学派之前并没有其它学说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因而重农学派就成为资本主义古典生产理论指导思想的提供者。这一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将生产和消费系统视为一个循环过程：即从来没有人否认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过去的生产决定目前的消费，而消费只不过是未来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将生产视为循环过程的思想直接提出了“剩余”的概念。因为如果整个经济的产出多于重复生产所必需的最小数量，就会出现剩余，魁奈将其价值称为“净产品”、或“纯产品”。它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战略性变量，因为可以根据年净产品的数量来估计国家的繁荣与否。实际上，在魁奈以前某些作者的经济分析、如配第（Petty）的《赋税论》（1662）中已能找到剩余的提法，但唯有魁奈才将净产品明确定义为社会产品和它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这样一来，要确定“纯产品”的数量，就必须先确定生产费用的数量。在农业中，生产费用是由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和工人的工资构成的，其中生产资料的价值既定，所以纯产品的多少决定于工资的多少。同时，由于重农学派将工资看作是养活工人所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纯产品显然就只能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所以，在重农学派有关纯产品的学说中，已经能够看到其“纯产品”实际上即是劳动者为资本家所创剩余价值的痕迹。可以说，这里的纯产品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
可以看到，重农学派对纯产品的产生和归宿这一基本问题的回答，表明了他们独特的阶级分析法。琼·罗宾逊认为，“这个以重农主义者著称的学派，是最早用它的社会阶级体系来说明社会结构的”。 在分析中，他们假定纯产品完全由使用土地的活动创造、即只有农业中的收益高于成本，这就使得地租成为唯一可能的净收益。所以，与从事制造业活动的“非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中的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不同，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包括农民——与牲畜等同看待的劳动力和租地农场主）就具有生产性，而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从属人员、国王和官吏等）则以地租和租税的形式从农业阶级取得全部纯产品。显然，这里的剩余分配与技术因素无关，只是习惯和法律将其归于了土地所有者。霍华德和金认为，重农学派的这种依据人们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纯产品来划分阶级的分析方法，是后来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所继承的最为重要的分析方法。 米克则认为，这一分析方法是从经济上去解释历史，它突出了经济体系是以存在着不同的、各有不同经济职能的社会集团为基础的。所以，尽管这种方法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它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却是极为重要的：首先，重农学派把经济看作是一个体系，它由不同的社会集团组成，并有助于再生产它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其次，这些阶级是按照它们在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作用来下定义的。而实际上，这些后来都成为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典型特征。
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重农学派的“纯产品”概念仅仅局限于农业、却不承认农业以外的产业（在当时主要是制造业）具有生产性，因而被琼·罗宾逊称之为是其论证的“形而上学部分”（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年，第13页）。实际上，这正是重农学派的学说缺少价值 、而仅用使用价值来分析问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从使用价值着眼，农业中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品比投下的种子和工人在这一年所消费的生活资料要多，这在物质形态上考察是显而易见的；而工业中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既不能直接看到劳动者生产他的生活资料，也不能从物质形态上直接看到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超过其消费以上的剩余产品。所以，在农业上即使不分析价值，只用在生产时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也能够说明“纯产品”，这样农业就自然成为了唯一的生产部门，而这个差额的产生也就只能以土地参加农业生产为解释。因此，“纯产品”就必然是一种“纯粹的自然赐予（a gift of nature）”了。对此，马克思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粹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这个剩余价值——又按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引伸出来的。价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质。而在这个物质中，重农学派所关心的只是量的方面，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超过消费掉的使用价值的余额，因而只是使用价值相互之间的量的关系，只是它们的最终要归结为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
不过，重农学派片面强调农业剩余的观点也与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及其微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优势地位，产业资本能否顺利发展还以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能否迅速发展为转移。这种情况自然就决定了重农学派将农业看成是唯一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部门，而重农学派用大自然的恩惠来为农业中存在剩余作辩护也就不足为怪了。更重要的是，魁奈又使用了比“自然赐予”更有力的论据来为“只有农业才具有生产率”的观点进行辩护，即他把纯产品的存在与农业生产中有大量的预付资本可资利用相连结，从而明确提出了“预付(advances)”——即现在所称的资本或生产资料——的概念。预付本身可以指一笔钱，不过重农主义者却经常用它来表示为了进行生产过程而必须“预付”的商品，预付的种类则因所采用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其中，每年预付出去的部分，如种子、肥料和工人的工资等，也就是“年预付”，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会全部被消费掉，所以可视为是流动资本；而几年预付一次的部分，如各种耕作工具、仓库和房屋等，也就是“原预付”，可视同固定资本。后来，斯密接受了魁奈的这一划分方法，并用“资本”一词取代“预付”，更强调了必须预付资本才能进行生产的思想；李嘉图又从全社会的角度将资本视为是由预付给生产工人工资的价值构成；而其“只有农业的年预付才产生纯产品”的观点，更是后来马克思强调的“只有可变资本才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的雏形。所以在这里，重农学派对不同类型预付的分析，通常认为是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将生产资料或资本加以分类，而这里的预付资本概念则对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重农学派并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只是从使用价值着眼，得出了只有农业才有生产性、才可以产生出“纯产品”的结论。那么，是否可以据此认为重农学派那里根本没有价值呢？实际上，魁奈也曾经提出了关于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很多重要论述，只是由于他始终没有将价值与价格区分开来，才使得人们长期以来都以为重农学派没有价值理论。不过值得肯定的是，魁奈却试图将价值-价格与使用价值加以区分，并明确指出：分析和评价经济活动的基础和尺度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或价格。这在《经济表》中体现的很明显。他说，“一切支出和一切生产物，都必须以货币量来计算，结果由货币量来所表示的出卖价格，成了经济上一切评价和一切计算的基础，各国间财富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魁奈提出了几个重要的价格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价格”，这个价格是指租地农场主在生产一个单位的谷物中所支出的全部费用额，它包括工资、原料和对固定资本磨损和耗费的补偿。显然，魁奈这里的基本思想是认为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取决于农业的生产成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费用论”。魁奈认为，这一概念规定了现行价格的下限，即现行价格的变动必须是在生产的单位成本之上。如果自由竞争支配着商品的流通过程，那么在现行价格和基础价格之间就有一个确定的差额，也就是耕作者的利润。
可以看到，在上述魁奈的经济学说中，分配理论与价值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利润的分配来自于社会产品的剩余而与技术无关，但剩余生产的条件影响到基础价格，同时又受到现行价格变动的影响，而现行价格又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它们的有效需求。正是以这种价值-价格理论为基础，魁奈提出了着眼于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农业赋税、以及开放市场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实际上，有关魁奈的这些主要经济思想都可以从其名著《经济表》中得到释疑。对此，马克思肯定地指出，概括在魁奈《经济表》中的重农学派体系“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体系”，“这个尝试……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而且更重要的是，魁奈这个尝试所取得的成果，对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建立的到他为止最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如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得自魁奈《经济表》中的宏观经济思想。熊彼特曾就此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超越于技术之上的特点，这两个特点是不受时代限制的。一个就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而且此后，即使是始终反对马克思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其1975年对劳埃德·梅茨勒纪念文集所作的评论中，也不得不坦承：“马克思是魁奈以后明确抓住投入-产出资本模型的第一个学者。”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分别讨论了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显而易见，这种讨论方式不仅使价值和货币理论的分析缺乏连贯性，而且连经济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都打乱了。这里要说明的是，上述结构安排实际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是独立发展的，或者说是完全分离的，这些前古典学者们或者是“价值理论家”，或者是货币理论家，几乎没有二者兼之的。价值理论家的任务主要是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一种伦理道德的依据，而货币理论家则要解释现实问题和为政策提供依据。随着经济理论的探索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制度运行或搏弈规则时，这种表明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价值理论必将逐渐联系到货币理论，而古典经济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虽然这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第二篇
古典经济理论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1776年，斯密在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一书，这部学术著作很快就在官方流传，成为国会议员讨论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直至今天依然在强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思想，而这种“看不见的手”正是基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系统分析。斯密的著作所表明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体系，在其后的一百年中被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人继承和发展，建立了在经济思想使上被称为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这种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要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斯密《国富论》的主题是冲破传统的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博弈规则，李嘉图则通过“谷物法”和金本位问题的争论讨论资本积累或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问题，而马尔萨斯（以及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问题，而他们所建立的古典一般均衡体系则是为这种“宏观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完全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使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资源配制问题的技术分析，并开始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界至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在新古典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只是为新古典供求和边际分析的早期思想，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只是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从而彻底淹没了古典经济学。这种新古典理论对经济学界的无情统治，使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斯拉法革命”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在今天已经被挤到了角落而很少有人知晓，这种经济学的悲哀正是我们这里的分析将要表明的。
第三章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在继承和发展了前古典学派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1776年出版了其最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被誉为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哈奇森（Hutchison, .）将其称之为“斯密革命”，“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或者说一场革命” ；而马克思则从宏观的角度认为只有《国富论》才真正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第一节 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
古往今来，人们对斯密和《国富论》的了解大多始自于他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所表明的“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这一原理。然而，对于这个著名原理所要说明和论证的性质，却往往又成为争论的焦点。于1870年“边际革命”之后兴起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由于将以总量关系为基础的古典学派“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变为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所以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要表明的是新古典的相对价格决定和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这一倾向是在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与社会关系、而仅仅作为一种技术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分析，那么它是否真正符合斯密的本意呢？实际上，在斯密的研究中从来都没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舍弃对社会关系的关注。相反，对整个社会阶级关系或明或暗地剖析，正是贯穿于斯密《国富论》五篇内容的主线，其全部的理论如分工和交换、价值和价格、剩余分配理论、以及资本积累理论等等，在斯密那里都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而依次展开的。
在这种意义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要表明的，就不仅仅是一种新古典的单纯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经济人”自利心而确立的、在增进国民财富生产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总量关系，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概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由古典剩余理论所决定的“自然利润率”的概念，由此建立起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相混淆，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混同于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如霍兰德（Hollander, S.）1973年所著《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相关论述）。而实际上，由斯密这一著名原理阐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而在统一利润率的驱使下所达到的古典均衡状态。就统一利润率的均衡来讲，这一概念所表示的完全是一种总量的社会关系、而与技术无关，它始终不能脱离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的分析框架。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曾就此指出，“就像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一样，在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下所掩盖着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概念，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规律，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无可比拟的一大贡献。” 以此为契机，包括斯密在内的古典经济学派主要就是从总量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生产过程、而非流通领域来寻找社会剩余的源泉。这样，他们的理论就在解释了剩余产品是怎样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并作为地租、利润和工资三方面的收入进行分配的基础上，深刻地揭露了这种制度特有的、不可避免的阶级利益冲突，以及在剩余价值产生、分配和积累过程中所萌发的种种矛盾；而斯密则因在深入探讨这一“内在联系”中所显示的高度想象力，受到了马克思的赞赏。
在这里，除了以社会关系作为研究领域的核心外，古典主义传统分析的特征还在于它是历史、制度、经济等诸种因素的结合。如斯密就在其最为主要的剩余分析方法中强调了其中的两类因素，其一是客观因素，如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各不同阶级间的收入分配；其二是主观因素，它们受习惯、社会准则和时尚的影响。 马克思沿用了斯密等古典学派的这一分析方法，但他更强调的是其中的客观因素，即全部剩余价值对工资之比、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税收中分离剩余价值的比例。假定历史上取得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分配为已知，就有可能确定每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对不同商品的平均需求水平，而这种需求显然又取决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实际社会需要以及各阶级可获得的收入”（马克思，1894年，第188-89页）。显然，不论是在斯密等古典学派、还是在马克思的研究中，都不能脱离开不同阶级社会收入的分配关系。不过，斯密也并非是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按照米克的解释，在《国富论》出版之前的《格拉斯哥讲义》（“Glasgow Lectures”） 里，斯密还是采用传统的经济组织模型来说明社会问题。这种传统的模型把社会上劳力和资源的主要平衡运动都看作是由独立的生产者所引起的，他只是希图为自己的劳动获得最大的报酬；而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虽然仍有许多旧观点的显著痕迹，但这种平衡运动则已经主要看作是由希图赚取最大利润的资本家所引起的了。 无论在哪个文明社会，斯密说，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是“构成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它们的相应的收入就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这合成为全部国民收入。 由于这三个阶级用不同方式处理他们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就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上述第三个阶级赚取最大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冲动，而说明资本家阶级这一冲动的强烈意愿则是斯密“看不见的手”所借以发生作用的主要动力。米克指出，“正是由于斯密对资本利润和资本积累的经济作用的强调，才使得整个《国富论》的结构更加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 在此基础上，斯密引入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正是由于斯密如此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的著作——不仅在道德哲学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才不同于、并且远胜于他的许多前辈和同时代人的著作。” 在谈及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时，米克指出，对于这种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关系分析方法的做法，“毫无疑问，斯密必定是马克思传统最伟大的先驱，…… 因为斯密为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在阶级关系特征分析框架下的全新的模型”。
据前所述，在斯密之前，资本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的地位并未得到确认，它或者被忽略掉，或者被包含在别的范畴里，即使是重农学派的魁奈，也只是“描绘了一幅关于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的图景”（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年，第16页），却并未涉及到“阶级”的概念 ；而斯密不但提出了阶级关系，而且还把这一关系作为其分析的核心，由此被霍华德和金认为是“将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对社会关系的质的分析基础之上的第一位经济学家”。 对于斯密的这一做法，米克认为，斯密实际上是说：要想了解我们社会的组织结构，一定要从生产不同商品的分离、而又互相依赖的人们之间的简单关系开始；但也应看到，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从事生产的人们互相结成某种重要的阶级关系，而这一阶段的基本经济过程总是要从上述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所以斯密设想，英国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主要阶级关系，就是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
米克认为，斯密对劳资关系和资本积累现象的深刻剖析（这种分析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主要得益于他对当时生活于其中的英国社会城市（例如格拉斯哥市）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所作的研究。在18世纪的欧洲，封建性的行会手工业开始逐渐分化瓦解，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广泛发展，到18世纪中叶时已经成为英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各种新技术的发明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也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18世纪60年代兴盛一时的殖民掠夺与海外扩张更是加速了英国社会生产技术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使得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不断产生，而人们也就很容易把它与旧的经济形式进行对比。根据米克的理解，大概斯密就在关注这些现象发生过程的某一阶段中，开始逐渐放弃了他先前在《格拉斯哥讲义》里所采用的旧的经济模型，而一个由新机构所推动的新经济组织体系的轮廓在他的思想中也开始形成了。这时，一些过去不曾被斯密注意到或抽象掉的区别，如关于资财和资本（stock and capital）的区别、利润和工资的区别、以及靠利润为生和靠工资为生的两个社会阶级的区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样一来，《国富论》中所描述的“构成社会三大基本阶级”——即地主、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典型关系的要素也就开始出现。 其中，斯密主要强调了获得资本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资本利润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它类型收入的新的阶级收入类别的出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充分发展扫清了障碍。” 所以，对于十八世纪古典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而言，资本利润和取得这种收入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在当时不仅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 这里研究的，不仅是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它在思想上的说明的反映，它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的研究”。
不过，在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资本家阶级（即新兴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即土地贵族）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英国仍占主导地位，而资产家和手工业劳动者（即新兴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处于幕后。其中，关于地主阶级的地位，斯密指出，“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就会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 而对于工场雇主和手工业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斯密同样直言相告，“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 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 但这个论点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工业资产阶级日益扩大的权力，并呼吁要把利己主义的作用从阻碍重重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这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古典经济学派，其使命则就在于通过反对封建势力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从而为发展新兴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 当时，这显然是符合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而增加资本商品的资本积累自然也就成了社会财富增殖的前提和基本原因。
例如，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斯密所描述的国民收入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斯密认为，首先，地主的收入（即地租），“完全不是比例于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他“既不需要劳动，又不需要费心”，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由于地主对于现有的土地享有法律保障的垄断地位，所以他能够榨取到地租。他的佃户们，即农业资本家，为了使用土地不得不支付地租；而他们所以能够支付地租，是因为他们的产品的卖价，一般足够补偿一切支出的费用，并获得像“毗邻地区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 其次，资本家的收入（即利润），也不是比例于他们偶尔担负的“劳动”，而这样得到的利润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实际上，十八世纪古典学派劳动价值学说得到发展的关键，也就在于这个资本利润的出现，并逐渐被视为是阶级收入的一般范畴，而这一收入则是由那些使用资本去雇佣生产的工资劳动者的人获得的，它在性质上与货币利息、地租和工资不同。这样，利润的来源就是资本家所雇佣的工人的劳动，它能够在原料上增加新价值，这一部分价值不仅足够补偿工资，而且还能“支付雇主的利润，来补偿他垫付原料代价和工资的全部资本”。 而资本家所以能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则是因为劳动者一般“在作业完成之前，需要雇主为他们垫支材料、工资与生活费”。 最后，劳动者的收入（即工资），则总是少于他们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因为他们既无资本又无土地，所以“需要雇主”，而且也只有在雇主的雇佣下才能够生存。 其实也可以看到，斯密在论述各种基本经济过程时这样重视生产关系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分析当时社会里正在发生着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在此，斯密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将生产、分配和积累这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经济过程，同他在当时社会所观察到的新型阶级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构成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对社会经济资源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从而他们相互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而且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些社会关系的性质，才能够对基本经济过程给予充分地说明。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唐纳德·哈里斯（Donald J. Harris）曾就此指出，“以特定方式与社会产品的分配相联系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的特性和对生产方式所拥有的所有权。正是在这一点上，劳动、土地和资本被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类别而与当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相适应。” 哈里斯进一步指出，由此区分开来的三个阶级正是斯密的贡献。其中，提供劳动服务的人构成劳动者阶级，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产权的人形成地主阶级，而资本家阶级则是那些对代表全部交换价值总和的资本拥有所有权的人，而这些交换价值显然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为雇佣工人进行剩余劳动所必要的预付资本紧密相联的。 在此，米克指出，“我在这里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古典学派以后的正统派经济学倾向于抽象掉这些生产关系，并把这些关系说成是与分析的目的无关，”而实际上这正是“古典学派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劳动分工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已然走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促使斯密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出发，斯密既批判了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又矫正了重农主义者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偏见，从而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宣称了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整个《国富论》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所作的研究，也就是要增进一国的国民财富，就像斯密所说，“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因此，尽管斯密也认为消费是所有生产的目的，但他当时所主要关心的则只是生产，即如何通过生产来增进一国的国富；不过后来，由于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得以增加，经济冲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于是在随后李嘉图的思想中，分配就开始取代生产而成为了中心问题（Spiegel, 1991）。同时，也正是由于对生产的强调，使得斯密将财富的规定与人们的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密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是斯密研究的结论，也是他展开所有论述的切入点。
那么，劳动又是如何增进一国国民财富呢？斯密写道，“增加国民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方法有二：（1）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2）增加受雇工人的生产力。” 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提高生产性劳动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 、也就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另一个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如果用Y表示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表示劳动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L表示参加生产劳动的人数，那么也可表示为公式：Y=L。其中，为了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则首先就需要加强劳动分工，加之分工由交换引起，而交换又是由人的天性（即斯密所谓的“利己心”）使然，即：
国民财富（Y=L） 劳动生产力 分工 交换 利己心
所以，这一推论中的关键就是斯密所一直强调的劳动分工。
从劳动分工入手来讨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反映了英国当时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特点。斯密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得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以著名的制针工场为例，斯密列举了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三个原由，即：（1）分工提高了每个特定工人的熟练程度；（2）可以节约由一种工种转到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不过，如果从现代生产的观点来看，斯密这里的论证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一方面，熟练程度提高的重要性和现代工厂中要求相对较低的技能水平有时是相抵触的；而另一方面，时间节约并不就意味着个人的专业化，原则上通过对单个手工业者的活动进行合理改组也可达到同样效果，而且机器的引入似乎也并不表明与增进分工的任何必然联系。所以，斯密的三点原因并不能真正令人信服。 布劳革（1985年）认为，斯密的分工理论代表着技术进步，英国经济学家杨（1928年）以及杨小凯等经济学家把斯密的分工与收益递增相联系，试图把其添加在新古典的技术分析之中。但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斯密的分工理论与市场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就分工理论来讲，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技术进步，其原因在于人们头脑的分工，这种头脑的分工可以促进知识的增长。例如100个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和研究同样的问题，可能产生重复劳动，这100个人的脑子就只相当于1个人的脑子，如果这100个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研究和发明，就可能产生100种生产各种产品的知识。当然，人们之间可以通过学习来互相了解这些知识（而不是亲自发明），但这依然会损失效率，因为每个人头脑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最有效率的方法是每个人用他专门的知识产生出产品，然后大家共享，就对于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知识的成果。当然，这在市场经济中所采取的形式是交换，这种通过专业化分工的生产再进行交换，将使知识更快的增长。这种知识的增长联系到斯密的市场规模，显然，在这一模型中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即参与分工和交换的人越多，知识的种类就越多，通过互相的学习更可以使知识成倍的增长。就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增长而言，这种规模收益递增比新古典的资源禀赋不同更易于解释国际贸易，因为人类生产的特征正是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增长。
这里有必要提到哈耶克（1945年）的论点。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正是由于这种知识的特性，某种专门的知识只能是个人的，即分散存在于各个人的头脑中而不能为其他人所掌握，因为这会损失效率，由此才需要市场价格机制。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相互连接的，而每一个人又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其他人的知识，这就需要市场价格机制进行协调，市场价格机制是把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联结起来的机制，即每个人把他的知识反映在价格信号上并从市场价格中获得别人的知识，从而通过价格变动来进行相互协调。哈耶克的对市场经济的这种解释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这里不讨论这种信息传递的技术问题，而是要提出人们为什么要发现新的知识和搜寻信息，而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通过竞争来实现这一点。斯密的分工理论正是为这种竞争理论提供基础或前提条件。
一些学者指出，斯密的分工理论联系到“资本家的剩余产品”、而并非独立考察分工的技术方面。如英国的罗宾逊夫人指出，斯密同时也强调了只是由于伴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资本的积累，每个人的平均产量即劳动生产力才因分工而提高。也就是说，在斯密那里，“技术改革的方向是由工厂制度所需要的劳动组织方法决定的”，虽然在采用昂贵机器以前，只是由于工人专业化才产生了精密组织的必要性；但如果要进行积累的话，资本家必须取得支配地位。因为“一开始，劳动专业化和控制工人的社会作用，就是榨取剩余产品以从事积累，对提高技术效率的作用是后来的事情。” 所以，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有关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只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结果，而资本家的剩余产品才是促进专业化和便于进入更广大市场必需的。这样，斯密的劳动分工所体现的“规模报酬递增”就与资本主义的剩余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被认为是除马克思之外唯一一个对此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的古典经济学家（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斯密强调了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但同时斯密也指出，不论是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力、还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都有一个根本前提的存在，那就是——资本积累。因为“要增加生产工人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工人的生产力，又得先增加那些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械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要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追加资本的必要。” 因此，积累的冲动是经济机构的主要动力和调节力量，而且事实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只有通过这个重要媒介才能发挥其有利的作用。在这里，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即积累将使一国的实际收入随时间进展而有巨大增长，斯密举例说，现在英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不论是与复辟时代还是与革命时代比较，都大大增加了，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英国每年用于经营土地和维持劳动的资本增加得更多。第二，积累可以导致资本在各种用途中得到最适当的分配，因为从社会观点看，“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求最有力的用途。他心中考虑的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他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时，他自然或者说必然要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 第三，积累也导致资源在特定的用途中得到最适当的分配：“一个人投资雇用劳动力，必然希望投资的方法尽可能提供最大量的产品。所以，他要努力使工人的工作得到最适当的安排，并且用他所能发明的或购置的最好的机器来装备他们。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要看他能雇多少工人。”
从积累再回到分工。斯密认为，与劳动分工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阐明交换的必要性。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由“人类的本性”所体现的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交换倾向“缓慢和渐进造成的结果”， 它实际上表现为劳动的交换。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里，分工意味着每个人都为别人工作，而商品交换则可以归结为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交换，因而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社会劳动的交换，这是一个简单的抽象，而斯密正是以这个简单的抽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斯密之前，如配第等一些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没有明确地指出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只有斯密非常明确地从交换引出分工、并再从分工引出了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斯密认为，这种不同人的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之所以得以进行，是所谓个人的“利己心”或“利己的打算”推动了交换使然。因为人天生有利己心即有生存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靠馈赠而只能靠交换，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分工；同时，由于分工的发展又归因于交换市场的逐步扩大，所以商品交换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分工。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斯密的“利己心”其实只是指人类应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不以损害他人为条件；相反，他强调了只有利他才能利己。“（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斯密指出，“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占有劳动所生产的有用物品，通常也使其所有者具有“购买其他货物的能力”，或者说，这一物品取得了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斯密的论证意味着，它所以取得交换价值，是由于它是社会上一个人或一群人劳动的生产物，个人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构成社会的特征、并保证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社会活动的交换，体现在交换行为上的商品价值关系，实质上也就反映出作为生产者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此，多布甚至认为，劳动价值学说实质上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人们在生产领域中结成的基本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人们在流通领域或交换领域中结成的物的交换关系。 而米克也认为，斯密之所以把价值看作是赋予商品的一种属性，原因也在于这里的商品都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斯密才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源泉’或‘原因’。” 显然，这才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前提。正如后来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另外，斯密的另一个贡献则在于他指出了货币在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在从交换到分工的阐述中，斯密认识到，随着分工的发展，由于只有少数个人的需要由自己的劳动供给，而大部分的需要都要通过交换来完成，所以在一个人的产品可能根本无法满足另一个人需要的情况下，商业社会就需要有货币——一种“在其劳动产品的交换中没人会拒绝”的商品的出现。因此，在列举了历史上曾经充当交换媒介的各种物品之后，斯密引入了作为交换工具的货币，“货币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
第三节 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计量国民收入和其分配的核心问题。在《国富论》中，斯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种种特征加以理论化，如在生产方面，他提出了普遍的“净产品”概念，而不像重农学派那样仅把它局限于农业，而且也提到了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出现；在分配方面，他提出了三个社会阶层和他们各自的收入（工资、利润、地租），其来源和性质各不相同；在交换方面，他提到了“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这些有关的范畴，并把自然价格定义为“自然工资率、利润率和地租率的总和”；同时他还对竞争的制度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在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平均化趋势等。 但毫无疑问，斯密最主要的经济理论是他的价值理论，而且这个价值理论完全不同于斯密之前的其他经济学者的价值学说。对此，印度籍经济学家考斯塔（Costa, .）指出，在斯密的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思想传统的出现，其中的生产条件、尤其是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商品价值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同时，对于独立于定价过程的分配而言，斯密的经济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对各竞争阶级之间经济净剩余的存在和分配。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巴德瓦杰（Bharadwaj, K.）认为，“斯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作为剩余学派的奠基者之一”。
在考察了分工﹑交换和货币以后，斯密把他的研究推进到研究商品交换的基础（或价值尺度），开始了他的价值学说的论述。他提出，“我现在要讨论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以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所谓商品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在此，斯密首先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 借助于著名的“钻石和水”的例子，斯密说明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不过，很多人都把斯密这里的“使用价值”等同于新古典的“效用”——即满足任何一种主观需要的“欲望”；对此，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 .）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斯密更确切地是指一种客观的、生物学的或“道德上的”用处。 而另一位学者奥布赖恩（O’Brien .）指出，“斯密通过‘钻石与水’这个疑题来证明，效用不能作为价值的决定因素。……对斯密来说，‘有效用’并不意味着产生主观满足，而是客观上有用。” 这样看来，则斯密的使用价值与新古典意义上的主观效用根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斯密之所以这样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显然这里的原因在于，他并不认为使用价值可以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决定因素——价值。所以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斯密采用抽象的方法撇开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转向集中于探讨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价值。而且，也正是在探讨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价值的构成时，斯密的论述第一次使劳动价值理论成为了一种体系。他提出，“为要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阐明以下三点：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一、价值决定与价值尺度
针对以上问题，斯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先将价值尺度和价值的决定区别开，再从尺度出发进入价值决定的探讨。首先，斯密从劳动分工来研究“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问题。在他看来，人们之间既然有劳动分工，那么每个人所需要的必需品，绝大部分就要依赖于别人的劳动，同时每个人也都为别人工作。因此，人们彼此之间就要交换商品，交换的发展虽然引入了货币，但货币在斯密那里只是一种流通工具，这样，货币和商品的交换就成为商品和商品的交换，实际上也就是体现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也就十分自然地取决于劳动了。斯密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这里，斯密以劳动为一切财富的源泉、以社会分工说明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劳动的交换，从而认识到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它是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不能离开交换关系来考察价值，从而斯密就在交换关系中寻找到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即以“支配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随后，斯密接着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只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关于斯密写在《国富论》上卷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同一页面上的上述两段话，很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斯密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意思前后矛盾，即斯密混淆了在交换中“购买或支配的劳动”（commanded labor）与“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所代表的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即“体现”的劳动或“实体劳动”（embodied labor）。如李嘉图就曾指出，“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 实际上，也正是李嘉图这里所指出的斯密的“不惯性”，为后来的一些经济学者如马尔萨斯（Malthus）等人所利用、从而对价值决定的“劳动”做了歪曲地解释，以至于后来许多斯密价值学说的评论者们，也都由此而认为斯密在决定价值的劳动概念上有着二元论的观点。 不过，这种认为斯密混淆耗费劳动和支配劳动的观点，也受到了其他一些学者的反对，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霍兰德（Hollander, S.）曾就此指出，“人们现在已普遍认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相当于一个估计‘实际收入’随空间和时间变化的现代‘指数’问题。相应的，一件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本身就完全可以提供一种普遍购买力的指数。” 也就是说，在霍兰德那里，斯密支配劳动的价值尺度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用于衡量一国国民财富的购买力指数，因而“支配的劳动”与实体劳动是成比例的。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在其1973年为自己的著作《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写作第二版序言时也曾坦言，“我现在真切地感受到，过去我关于斯密价值尺度（注：支配的劳动）的论述无疑是低估了它的作用，因为这一尺度不仅为斯密的整个价值决定理论提供了发展的舞台，而且它也试图解决复杂的指数问题。”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这两段看似矛盾的论述呢？
其实，如果我们完整地考察斯密对商品价值的全部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经过斯密所区分的两种不同的“劳动”，实际上是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不同的收入分配关系。斯密首先分析了资本积累出现之前的社会，他认为，“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野鹿一头所需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要换野鹿二头。” 所以斯密说，“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这样，劳动者就拥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其所得收益与投入努力是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劳动者可以获得他生产的全部产品，所有收入都来自于劳动，商品交换是按照实体劳动进行的，从而不存在地租和利润。如果用公式表示，即：
Y = W = w L （1）
（Y：总产出；W ：工资总额；w：实物工资率；L：就业劳动者人数）
这就是斯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或“实体劳动”的含义，霍兰德称之为“纯粹劳动的交换价值理论”，即商品交换的规则是按照一种实体劳动的含义进行的，其中没有剩余存在。
不过，在上述社会里，人们之间劳动的交换并不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或者说是与“支配的劳动”相交换，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才是表明资本主义资本与劳动交换关系的前提条件或出发点。因此斯密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资本被积累起来以后，在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已成为雇佣劳动的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 则人们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不同商品生产者不同劳动量交换的关系，而是在资本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中所结成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斯密认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首先是在于资本积累的出现。他指出，“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这资本投在企业而得的利润。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 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佣者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同样，“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于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 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生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
在这里，可以看到斯密的基本思路是，一旦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劳动生产的产品就不能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而是必须从中分出一部分给资本作为利润和另一部分给土地作为地租。这样，一旦资本被积累起来以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产方式就只为少数可以通过预付工资来雇用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所拥有，而这些资本家除非得到利润，否则是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的。所以，这里的分配问题与技术关系是不相干的，而只是源自于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它服从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斯密对利润（包括地租）的解释也就建立在了剩余分析的基础之上，而这里的利润自然也就被视为是“从劳动产品中的一种扣除”。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就从“实体劳动”转变为“支配的劳动”，商品的价值也就由实体劳动支出变为由工资加利润（包括地租）所构成（这里也可以把地租视为是由于地主占有土地所有权而得到的一种垄断利润）。 也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形成问题时，面对等价交换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斯密就要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或“支配的劳动”相交换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把价值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这样，劳动（劳动力）就开始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劳动者的产出也就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支付给劳动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是由预付工资给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所获取的利润。即：
Y = W+= w L + w L r = w L (1+r) （2）
（Y：总产出；W ：工资总额；w：实物工资率；L：劳动者人数；：利润；r：利润率）
在这里，公式的变换产生了实质性的内容——即利润出现了。显然，这里的利润反映了剩余的增长，它不是来自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是来自于没有任何权利的劳动者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所必然存在着的一种社会关系。 这样，通过将价格等于工资支出乘以利润率，斯密把资本品“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the reduction to dated labor），从而由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自然价格）。
可以看到，这种由交换价值的阐述到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与价格变化的延伸，对于表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由技术关系决定的类似于市场经济的分工与交换（如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增进一国的国民财富等），并不能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相反，这种交换价值或相对价格只是由表明社会关系的价值所决定的，而且随着社会分配关系的变化，决定相对价格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正像斯密所表明的，在资本积累出现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会存在着一个“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自然价格。由于资本是一种预付、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原始社会由劳动工人获得全部产品的单一劳动关系的价值，必然就会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由利润动机所驱使的资本主义剩余收入分配关系的自然价格。由于这里的资本是对劳动的一种支配权，从而资本的介入并不会使其他变量、比如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发生变动；所以说，上述公式其实也就预先假定了总产出或技术条件是给定的，从而所要表述的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关系。这样，斯密用这一价格构成理论所要说明的，就是当资本不仅仅用于支付工资、而且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时，即使生产各种商品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但仍要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而这种支配的劳动将能够保证这一点。斯密的推论是：由于生产资料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必然等于工资率乘以利润率（复利）；这样，价值（实体劳动）与生产价格（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就直接统一了，这也就是斯拉法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以，其中的关键在于斯密对资本的认识。其实，对斯密而言，作为一笔不同于资财的预付，资本也就是一种积累的劳动（Stored-up labor），所以它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支配一定的劳动量，从而能够使拥有该资本的资本家有权利购买到他所需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和获得最主要的利润，而后来的马克思也正是从斯密这里得到了资本是“储存和积累特定量的劳动”这一定义的。
关于斯密对上述两种经济中不同劳动的处理方法，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考斯塔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斯密明确区分了价值的原因和价值的尺度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他指出，“体现的劳动或生产成本理论揭示了价值的原因（a cause of value），而另一方面，支配的劳动理论则提供了一个价值的尺度（a measure of value）。在这种意义上，找到真实的价值尺度的问题（finding a ‘real measure’ of value）就独立于价值决定因素的问题。所以，不论斯密如何处理支配的劳动，他都是在解决价值尺度问题。” 对此，按照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盖尔加尼的研究，他更强调了斯密支配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本身所具有的特性——特别是它可以很好地测量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导致的价值变动。他指出，在斯密那里，支配的劳动价值尺度不仅能够用来衡量自然价格的变动，而且也可以衡量构成该自然价格每一部分的变动。所以，当自然价格和它的各构成部分都被支配劳动的价值尺度（货币工资单位money wage units）所衡量时，由于其中构成该价格的第一个部分、即工资同时也被衡量，所以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给定的。这样，这一商品的价格的变动与生产这一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变动就是成比例的。
与此不同的是，经济史学家布劳格认为，斯密这里是将经济福利的本质与衡量长期真实收入和对劳动尺度的选择联系在了一起。布劳格指出，福利指数本身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估计一个人或社会经历了时空变换后是否有所改善，因而一般假定真实收入增加就相当于福利改善，但斯密同时还假定了福利的改进与要求获得给定收入流牺牲地不断减少有关。而且也正是这个原因，迫使斯密不得不将他的“实体劳动”与“支配的劳动”分装在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里。其中，在斯密的原始野蛮社会里，劳动是令人厌烦的“辛苦和麻烦”或所遭受的负效用，而这个负效用不仅可以理解为纯粹的身体上的痛苦，也可以理解为由于生产产品所带来的闲暇和其他利益的丧失；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存在利润的商品经济中，单个人不可能生产出其自身所要消费的全部产品，这时一个人的财富就由支配其他人产品的能力来衡量，因为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用劳动的购买力所衡量的一件商品的价格必然会超过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因此一个人对其财富的价值或他所拥有的一件商品的价值的评价，就开始成为他能够在市场上所购买到的其他人的劳动量、即作为价值尺度的支配的劳动。在这种意义上，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财富就确确实实地由他们所支配的劳动来衡量。 在这里，考斯塔指出，布劳格的功绩在于他首次提出了斯密使用支配的劳动解决了两个不同问题，即：（1）作为财富积累率的一个指数（an index of the rat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2）作为主观收入的一个指数（an index of subjective income）。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假定价值是由目前的工资单位来衡量，则当整个体系可以生产出净剩余时（也就是斯密的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真实工资不变，所以总产出所支配的劳动就会多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这样，产出的增加（积累的增加）就伴随着所支配劳动的增加；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支配的劳动被斯密视为是一种主观福利的指数，或者是一种在经历了时空变换之后仍然可以比较收入和财富的指数，在这种意义上，支配的劳动就不仅仅是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同时它也成为一个国家财富总价值的真实尺度。
不过，另一些史学家如美国学者斯金纳（Skinner, A. S.）则认为，斯密上述两种经济的显著区别是在于从交换到分工的发展中货币的出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物物交换经济中，商品与商品相交换；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是与一定数量的货币相交换，然后再用货币去购买其他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开始倾向于用货币而不用依其支出额所能得到的商品数量来估量他所得到的价值（其所得到的是他所经受的劳动“辛苦”的报酬）；同时，满足人们欲望能力的真实尺度则是“货币的价值”而非货币，因为这里货币的价值是由个人或集团所能购买的产品数量（“支配”劳动）决定的。所以，斯密才总结说，现存商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与该商品使他所能购买或能支配的他人劳动的数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的数量恰成比例。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恰等于这种支配权的范围。” 换句话说，斯金纳认为，一旦所有成批的、分离的交换发生，则劳动者须出售的商品的实际价值（即收入）就必须由他所能得到的商品的数量来衡量。这样，则斯密物化在用于交换的现存商品上的劳动量就与物化在所换取商品上的劳动量成比例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的研究，他认为其实斯密所探求的是一种关于价值“真实尺度”的“抽象”概念，而这些抽象的概念“虽然……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抽象性这个规定的本身而论，它们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完全实用性，仅限于对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 正因为如此，由斯密的原始野蛮社会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过渡，才会使得由“实体劳动”到“支配的劳动”的转变具有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征。所以米克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才会把商品的‘真实所值’同他购买劳动本身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米克认为斯密所着重考察的，自然是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经济过程。也就是说，由资本家在连续的生产时期雇佣“生产的”工资劳动者的过程来看，在前一生产时期，一个资本家雇佣一定数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而生产出来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价格，通常不仅足够补偿工资开支和原料费用等，而且还可以提供一种“自然”利润和“自然”地租。这样，假设在这种“自然价格”的实现过程中不发生任何障碍，那么资本家在下一生产时期就能够雇佣比前一时期更多的“生产的”劳动者。由此，则这里雇佣工人总数的可能增加额，就可以作为他在这个新的生产时期内能够积累的尺度。米克指出，一个人如果这样看待资本积累过程，那他一定就会想到价值的可能的“真实尺度”显然就是斯密的“支配的劳动”。 他举例说，从一个资本家雇主的观点来看，生产商品既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为了交换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而是希望商品卖掉后赚得利润并积累资本。 这样，这些商品“真实价值”的最适当尺度，就成为资本家在下一生产时期用卖货的钱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而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愈大，资本家所能增雇的劳动人数愈多，他能够积累的数额也就愈大。这样，按照另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的说法，也就是：“斯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把对劳动价值论的使用与特定的经济环境联系在了一起。”
据前所述，这种经过斯密所区分的两种社会的不同“劳动”，实际上表明了两种不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是不同的，而这种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将决定生产技术关系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中，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商品经济中，在没有土地和资本积累之前的“原始野蛮社会”，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即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其成本就是“耗费的劳动”，从而全部收入都表现为工资而归劳动者所有；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开始出现、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占支配地位之后，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参与收入分配，这使得相对价格开始取决于“支配的劳动”、即价格成为由工资加利润构成，这样资本家或企业就以“支配的劳动”来计算成本，从而要求比例于欲付的资本价值获取统一的利润率，而这里的利润量是由总产出减去工资（Y-W）决定的，由此也就形成了古典学派剩余理论的雏形。显然，斯密认识到了这种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所决定的。在斯密看来，资本是一种权力，它要求获取利润本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因此资本的出现便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所以，斯密实际上已经理解到资本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他把利润视为因资本出现而发生的对于总产品的一种扣除、即剩余，从而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清楚地阐明了利润的起源，并第一个清晰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分配关系与阶级关系。所以，正是从斯密那里，利润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收入范畴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斯密之所以区分开这两种社会的两种不同劳动的内涵，其本意也就是为了要说明，在由原始野蛮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以后，“实体劳动”究竟为什么会转变为“支配的劳动”，显然这一转变的关键联系到由两种不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关系，从而也就更加突出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要表明的、在增进国民财富的生产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且它也表明，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现以后的商品社会，才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这些总量的经济概念。所以，由斯密的这一著名原理所表示的完全是一种总量的社会关系，它始终不可能脱离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一根本的分析框架。就像米克在他著名的《劳动价值学说》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说，“斯密的理论准确地体现和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更加适合于分析这一社会的发展过程。”
二、计量单位的选择
现在，如果具体到资本积累出现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斯密理论所要表述的就是通过资本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来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其中，正常工资是按照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来解释的，从而正常利润率必定是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技术水平基础上所确定的剩余量。在这里，按照斯密的价格构成，则商品价格P、即当年的产出Yt=w L (1+ r ) ，其中w是工资率，L是劳动，则作为资本家预付的总资本、即上一年的产出Yt-1=w L，利润率r的计算就成为：
r =(Yt - Yt-1) / Yt-1= (w L ( 1+ r ) ( w L( / w L
（Y：总产出；w：实物工资率；L：劳动者人数；r：利润率）
在这一公式中，总量（总产出或国民收入）的测量只是按照预付工资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存在着稳定的自然利润率r，则国民收入的变动只取决于工资率w和雇用的劳动量L，斯密把这种计量国民收入的方法称之为“工资单位（the wage unit）”。也就是说，在捍卫了真实价值的劳动尺度之后，斯密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如何选择一个稳定的价值尺度来表示工资单位的问题。根据布劳格的解释，斯密认为，对其中一段时期而言，考虑到银价的变动则名义的工资单位（a nominal wage unit）是稳定的；但如果更长时期的话，考虑到谷物是人类基本的生存物品，则谷物工资单位（a corn-wage unit）是更为稳定的，所以长期中谷物的货币价格就支配着货币工资。也就是说，真实工资单位——用谷物衡量的普通劳动的工资——在长期不随时间而变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资本不仅用于支付工资，还要用于购买和生产资本品。对此，斯密的推论是，由于资本品只是以前劳动的产品，从而也是由预付工资的劳动生产的，其价格将等于基于利润率的工资成本加成，由此可以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即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从而可以避免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而且，在解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价值变动时，斯密通常都把这一价值的变化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变化相联系，将其“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在后来的理论发展中，斯密的这一方法不但在斯拉法的体系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其工资单位的选择也被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所使用、并进行了有益地拓展。
例如，在1960年的著名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中“价值的标准尺度和‘支配的劳动’”一节的参考文献里，斯拉法总结性地写到：“价值的标准尺度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数这个概念，是李嘉图的；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本书中从这个概念发展出来的标准商品，会被认为是相当于某种很接近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标准，即‘支配的劳动’，对于这个标准，李嘉图本人是极为反对的。” 也就是说，穷毕生之心血编纂了“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的斯拉法，在他一生最重要的、而且几乎主要思想都是来自于李嘉图的唯一一本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认其自身的出发点虽然是来自于李嘉图，但最后却回到了斯密。对此，当代经济学家库兹（Kurz, .）甚至认为，“亚当·斯密就是斯拉法用于解释利润率剩余方程法（Sraffa’s surplus-equations approach）的最重要的先驱者。” 在这里，斯密的价格构成理论和以工资单位计量国民收入方法所表明的重要特性是，这种总量的计量只取决于以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从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尽管这种计量总量的方法在斯密那里还无法讨论利润率和宏观总量的变动，但这一结论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斯密由此提出了古典经济学派极富代表性的问题，即作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利润率和宏观总量是否依赖于技术关系，以及如何计量这些宏观总量并使之能够表明其变动的规律（如利润率的变动等），当然还有这些宏观总量的性质，而这些问题后来都是由马克思给出了最好的解答。
不过布劳格认为，较为全面地利用了斯密“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方法的学者，是英国大萧条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经济学中，为表示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总量（如一匹马加两只鸡蛋），学者们往往用表示其价值的货币总量加以描述。但由于价格的波动，必须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有二，即：用价格指数的办法使原有的货币总量调整成为以不变价格表示的货币量，或者用（货币）工资单位的办法使其调整成为以不变的货币工资单位表示的劳动量（或工作量）。其中，一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是它对所有其他东西的购买力；而名义价格则是纠正了货币价值变动后的价格。 在这里布劳格指出，斯密所决定使用的，是用货币工资率的变动而非平均价格水平的变动来纠正名义价格，而他这种对指数问题的特定解答正是凯恩斯所采用的方法，即在1936年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第4章“单位的选择”中，凯恩斯曾经用就业而不是实物产出来界定真实收入，从而论证了用“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示的工资单位来进行加总是更为合适的一种计量方法。
凯恩斯指出，“在这里，为了描述和粗略比较的目的，当我们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所必须依赖的假设条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表示由此而造成的总产量。” 在这一前提下，凯恩斯认为，要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种总量问题，必须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劳动时间。通过使用一个工资单位——即对一小时普通劳动所支付的货币工资率——作为一种平减指数，凯恩斯获得了一种在总收入中事先给定一个不变工资份额条件下的收入与就业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如果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N代表就业量，即：
E = N w
可以看到，凯恩斯这里的工资总额E也就是斯密等于货币工资总额W的总产出Y，即一种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而这里的工资单位w也就是斯密“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示的工资单位、即一种货币工资率，它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也就是说，如果Y=货币收入，N=就业人数，W=货币工资总额，w=货币工资率，那么，凯恩斯的真实收入y=Y/w，劳动者的相对份额=W/Y，因而，（Y/w）（W/Y）=W/w=N，这里也就表明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要表明的收入与就业之间的刚性关系。 这样，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就用加总计量的办法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斯密的上述模型与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时际均衡”模型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只要在斯密的模型中加入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的假设和时间偏好来说明利润率，就可以转化为庞巴维克的模型，即资本家所以为工人垫付工资和得到利润是因为迂回生产的生产力，而其价格决定却是完全相同的。由此似乎可以推出，斯密的理论只是庞巴维克理论的一个特例（哈恩（Hahn），1982年；豪斯曼 （Hauseman），1981）。然而事实上，这一推论却只有在给定技术或稳定状态（即所有变量的同比例增长）的假设下才能够成立。对此，希克斯（Hicks, .）曾经指出，斯密这种把资本品存量还原为劳动流量的方法涉及到时间问题，因而它需要在所有的各个时期都保持均衡、即所有参数都保持不变的稳定状态；而一旦脱离了稳定状态或从稳定状态的比较变为稳定状态的转换时，就会涉及到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问题，这就会令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而使均衡遭到破坏。据前所述，斯密的理论所要表述的是资本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对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决定，从而可以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劳动的方法来表示资本品的价格，但同时也就必须假设在资本品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不变或者是在一个没有时间的均衡条件下，斯密的实体劳动到支配劳动的转换逻辑才是成立的；否则，如果随着资本在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动或资本的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则总产出也会随之变动，从而使得利润的推导也就成为一种循环推论，如为了决定r必须知道P、但只有当r已知时P才能知道，从而也就不能决定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份额。
而且，根据考斯塔的研究，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和工资单位测量方法的使用，依赖于平均劳动的负效用、即“不论真实的还是货币的工资单位”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相同的这一假定。 然而实际上，选择合适尺度的问题总是与这个尺度必须始终保持不变性相联系。斯密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他竭力想表明“劳动”具有这种不变的性质。他指出，即使一般付给劳动者作为一定数量劳动代价的商品数量偶尔改变了，但实际上改变的是那些商品的价值而非劳动的价值。所以，“同等数量的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有同等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力情形之下，在通常的技巧和熟练程度之下，劳动者必须牺牲同量的安适、自由和幸福。不论所得酬劳品数量多少，他所支付的代价总归是一样的。” 但正像后来李嘉图指出的，斯密的“劳动”工资单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而他以支配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证明也就不能解决其关于价值决定原理所带来的困惑。而且，在资本积累出现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斯密将利润视为是构成商品价格中减去工资以外的一个剩余，这样，斯密理论所要表述的就是通过资本所有权和“自然利润率”来决定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在这里，相对价格（“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的存在保证了剩余产品按照一定比例分割成为利润的份额。但是，在各种构成劳动者工资的那些商品的数量会变动的条件下，相对价格最终也会发生改变；而这种相对价格及社会产品价值的变化即使在只有分配变化时也会发生，这样就使得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的影响难以确定了。
可以看到，斯密这里存在的矛盾是，一方面他认为实际工资取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这样利润就是扣除工资后的一种剩余；而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状况决定利润率、即存在着一个外生给定的自然利润率，且竞争强度会随积累过程的增加而使“普通利润率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所以，斯密的工资率与利润率这两个分配变量又成了彼此独立决定而互不影响的，显然就与剩余的分析产生了矛盾。其实，这里的问题在于斯密的假设条件。在斯密的理论中，国民财富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另一个就是由社会劳动分工所给定的技术或稳定状态的假设。多布曾就此指出，在忽略地租的情况下，只有当劳动与资本的比率、以及工资和利润的比率在所有产业都相等的条件下，也就是给定的技术或稳定状态的条件下，斯密的工资理论和他的实体的劳动理论才是等价的。 也就是说，一旦脱离了稳定状态或发生了技术变动、即进入了一个异质品模型（如劳动-资本比率不等），则斯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作为衡量财富价值尺度的“支配的劳动”就会随之变动，因为这个衡量标准并不能独立于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变动。所以这样看来，斯密理论的关键在于稳定状态的假设，它是关系到整个逻辑一致性的标准。
对此，奥唐奈（O’Donnell）的解释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之所以会对这些变化的分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如果分析工资的变化如何影响利润、地租和相对价格的变动，就要求有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分配理论和一个可以测量这些变量变动的合适方法。诚然，斯密支配劳动的价值尺度确实可以很好地衡量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如斯密从资本积累出现以前的原始野蛮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带来的价格变动（changes in price due to changes in methods of production），但当这个尺度再用来衡量由于分配关系的变动所带来的价值变化（changes in price due to changes in distribution）时就不再合适了。也就是说，斯密这个资本主义的价值分配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合理解释利润率的论据，它也无法解释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变动关系，其价值尺度的设计只适合于衡量在既定利润率调整下的总量变动关系，如在假定工资率或利润率给定的条件下对相对价格变动的测量；而一旦各分配变量（即工资率或利润率）发生变动时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斯密的价值尺度并不适合于测量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变动，它本身在测量时也会发生变动。
对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 M.）指出，必须看到，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确定“自然条件”，那么它固有的缺点就是无法谈及关于决定自然工资率和利润率、或者商品的自然价格的各种力量。 而根据多布的研究，尽管斯密把相对价格的变动与相对劳动量的变动联系在一起，是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只是关注了总利润和总预付资本量，却没有像李嘉图与马克思那样将统一的自然利润率与总利润和总预付资本的比率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斯密并没有用其对利润和地租作为剩余解释的理论来发展一个有关利润率的理论，他所关心的只是剩余的量和该剩余量对积累的意义。这样一来，斯密的理论也就不能解决利润率或工资率变动时的问题了（参见多布，1973，1975）。 同时布劳格也认为，虽然斯密清楚地阐明了长期内产业间利润趋于均等的现象，但是他没有解释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因为斯密始终相信由于盈利机会的减少，利润率最终会下降，所以利润率的变动问题实际上从未困扰过斯密；不过布劳格指出，这个问题最后是由李嘉图体系来完成的，因为李嘉图所主要关注的，就是资本的利润率由什么决定，或它的变化由什么因素控制这类问题。
那么，斯密理论的真正困难究竟在哪里呢？一百年后的马克思明确指出，斯密的问题正是在于他排除了资本存量与折旧所至，因而被称之为是“斯密的教条”。例如：
斯密的公式： Y = W + （1）
马克思的公式： W = v + c + m （2）
其中，（2）式的产出W相当于（1）式的Y，（2）式的可变成本v相当于（1）式的工资支出W，（2）式的剩余价值m相当于（1）式的利润。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2）式比（1）式多了一个变量、即不变成本c。马克思认为，尽管对于国民收入的测量可以排除折旧，但对于价格的决定则是不能将折旧排除在外的；斯密显然由于没有考虑这个不变成本c的价值，从而也带来了其理论中的逻辑问题。比如当讨论利润率时，资本品存量的价值一旦发生变动将会影响到利润率的变化；但同时，尽管生产各种商品的资本构成和周转时间不同，却也要求获得统一的利润率，这样二者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斯密那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把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转变为包括资本品成本的资本价值投入乘以统一利润率的自然价格，因而商品的价格就成为由工资、地租和利润三部门组成。但问题是，其中的利润又决定于自然利润率，而斯密却并没有明确指出决定自然利润率的因素是什么。这样，当工资发生变化时，由于利润率独立于工资而变化，所以利润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却是不清楚的，从而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也就不确定了。因此，加入资本存量价值c的变动后，斯密对利润率的表述就开始变得混乱了，而区分这个混乱的任务则留给了李嘉图。也就是说，在斯密的国民收入决定中，由于外生给定了利润率，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和利润率都是不变的，从而只要假设存在这个外生的自然利润率就可以表述由斯密“看不见的手”所阐述的古典一般均衡；然而，一旦涉及利润率的变动问题，如当面对李嘉图所要讨论的资本积累所涉及到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以及马克思所要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时，斯密的这种由工资加利润率的价格决定，就不能再表明总量关系和总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和利润率的决定了，从而斯密的国民收入测量和利润率的公式、以及他的价值理论也就不再适用。显然，这才是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问题所在。
实际上，对于现实中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加总不同质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都提出了异质品的加总问题，通过把斯密的“工资单位”和货币工资作为这些总量的基础，表明了作为国民收入核算统计的总量并不是实物的测量，而是联系到货币对劳动支配力的一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加总计量。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种工资总量方法却无法解释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但是，如果采用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分析，则这种加总问题和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等一系列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地说明。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对斯密把能够带来利润或价值增殖的劳动定义为生产劳动表示赞同，但他也批评了斯密同时又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的说法 ，从而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加总来自于“雇佣劳动”，即无论这种劳动是来自于物质生产领域、还是非物质生产领域，只要是被资本家所雇佣的劳动，就是为资本家或厂商的货币资本预付的生产进行的劳动，那它就是生产劳动，其目的就只是在于获取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同时，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使得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总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无关的，在现实生活中这也正是我们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基础。更进一步，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这种价值总量的计量与货币的关系：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被用作一般价值尺度；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量值成为资本家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获取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剩余价值。所以说，经由斯拉法和凯恩斯沿用的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以及使用工资单位对宏观总量的加总计量等问题，最终都是由马克思给出了最好的解答。
第四节 自然价格与古典均衡
一、从价值到自然价格
据前所述，斯密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旦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分配就发生了改变。既然劳动生产的产品已不再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而是必须从中分出一部分给资本作为利润和另一部分给土地作为地租，那么，商品交换就必然会从“实体劳动”转变为“支配的劳动”，而商品的价值也就由实体劳动支出转变为由工资加利润（包括地租）构成。这样，通过将价格等于工资支出乘以利润率，斯密就把资本品“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从而实体劳动决定的价值也就转变为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了。不过，这里“生产价格”的说法其实是来自于马克思，而斯密一般把它称之为“自然价格”，即和生产时的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率之和相符的价格。斯密认为，“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的工资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 还有地租，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 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成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或地租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 也就是说，当一件商品的正常利润或“自然”利润开始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时，商品在竞争状态下的出售价格也就倾向等于“原始成本”加“自然”利润之和的自然价格。所以在斯密那里，所谓自然价格，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工资加利润（包括地租）所构成的“真实价格”，它实际上是和价值相一致的一个由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
其实，斯密关于自然价格的见解，也是他对决定商品价值通常原因的一个更一般的分析，这首先表现在斯密对自然价格的定义上。斯密指出，只要不是“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一切商品的价格本身、即自然价格，都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部分。而且，这三部分即包括了参加商品生产的工人、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也包括所有其他在过去间接参与生产的人的收入。在斯密的经济思想中，技术水平和收入分配一直都是决定自然价格和价值的长期性力量。但在这里，虽然斯密也坦承一种商品的生产技术对该商品的自然价格有重大影响，因为它可以决定利润、地租和工资的相对份额；但斯密却更强调了自然价格主要是取决于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取决于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水平。在斯密看来，每一种自然率是在不同的市场决定的，从而每种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由生产方法、以及由外生给定的、对参与生产的这三个阶级所付给的报酬率的值决定的。同时对斯密来说，社会也就是由劳动者、地主和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些不同阶级所组成，而且他们的经济功能也完全不同，所以当构成社会产出的所有商品都按照其自然价格进行估价时，由工资给定的这个值的这一部分就是社会的资本存量，而地租和利润则构成净产品，也就是斯密等古典学者特别强调的“剩余”。这样，斯密这个由于社会关系变化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自然价格构成理论，其实也就可以视为是斯密的一个价值和分配理论。
不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的研究，其实早在斯密之前的古典经济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竞争条件下的商品总是会趋向于按照“自然”价格出售，而在这个“自然”价格里边就包括着正常利润或“自然”利润，但米克却强调了斯密的贡献。他指出，在对这个事实充分认识的缓慢过程中，“亚当·斯密纵然不是看出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但至少他是首先重视并强调这一问题的意义的”。 对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也指出，虽然17和18世纪已经有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和工资劳动者的出现，但却只有斯密认识到，这是由于价格——市场参数——以及进而整个经济体系可能都受到一些系统“规律”的影响使然。正是在这种深刻见解的基础上，斯密抽象性地指出，一个经济必须要通过竞争市场才能组织起来，所以他才把价格形成问题作为理解决定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一个必要因素而分离出来，而竞争性市场的特征就是建立“自然的或平均的”工资率、利润率和利率。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既然已经知道长期竞争价格等于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为什么斯密还要进一步去探讨构成该真实价格各部分自身的决定因素（如斯密在开篇所提出的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原则的三个问题）？米克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早先的生产成本论不得不把“自然价格”的构成部分——特别是工资水平和利润率——假定为已知的、独立的因素。但是，一个特定因素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数看待，却要依据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来决定。这正是斯密看待问题的不同之处。
米克举例说，对于十六或十七世纪的一个商人来讲，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品种极为有限的一些货物的日常价格，因而一个简单的“供求”价值论就足够了，因为在这个特定问题的范围内，供给和需求就可以合理地看成是独立的因素；进而，对于十八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少数几种货物的平均价格，这些货物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并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的，但如果把“自然价格”的各个构成部分看作是独立的因素，也还是讲得通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扩大时，愈来愈多的商品的价格显然是受“规律支配”的，于是“自然价格”的各个构成部分就不能够再合理地担当这些货物价值的独立决定因素了，因为这些构成部分本身显然就是部分地决定于货物的价值。所以，米克指出，如果要研究广泛的根本问题，如斯密所要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类问题，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价值原理。依据这一新的原理，不但能够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而且还能够说明生产要素价值的决定问题，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便构成了斯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自然”价格。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斯密等古典学家们对“自然价格”的强调与现代经济学家们的做法却是完全不同的。目前，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价值和分配问题的研究，依据的都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一套关于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技术关系。根据这套技术关系，则那些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在内的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都变成了“无差别”的，而它们的报酬也都是从制成品的价值一色一样推算出来的边际生产率。这样，在对经济现象的讨论中就排除了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一直强调的不同阶级收入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就根本不会再有剩余问题（至少按照古典学派对剩余的解释）的出现了。但是，对古典学家来说，剩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其实，斯密的“自然价格”中最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资本家的利润，在一旦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后，就已经开始表现为比例于所用资本数额的剩余，而不是经营生产的酬劳。所以，它并不是在交换过程中总得“加”在成本上边的部分，而是来源于生产领域的一个超过成本的剩余，它体现的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里，米克强调了斯密把确定在统一利润率水平的利润视为是构成自然价格一部分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斯密理论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最能显现他超越前人之处，毫无疑问是在于他把资本利润作为了商品供给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古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特别重视利润的这个特点，也正是因为他们认为利润是资本极其重要的来源，而资本积累又是一国财富增殖和物资富饶的关键。所以，一个合理的价值学说就必须能够说明利润水平是如何决定的，显然它就必须借助于和价值相一致的一个由成本乘以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自然价格来说明。米克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斯密才从商品价值的决定发展到了商品的“自然”价格。
在此基础上，斯密将自然价格视为一个中心价格，以区别于另外一种价格——市场价格。他说，“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 “这样，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个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之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可以看到，斯密的这两种价格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实质性的一点就是，从短期看市场价格可能会与自然价格相偏离，但从长远看它们则会趋于一致。显然，这里的自然价格是作为一种均衡价格而出现的。这一点可通过考察这两种价格相偏离的后果加以说明。例如，如果卖者提供的数量少于消费者准备按特定自然价格购买的数量，其结果将是消费者之间为取得相对有限的存货而进行竞争。斯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将升至“自然价格”之上，偏离的程度取决于“稀缺程度”，且“随该商品的获取对买者的重要性的大小”而变化。
美国学者斯金纳认为，在这里，斯密已经注意到，在生活必需品相对不足的地方，这两种价格（实质上是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偏离程度将比其他情况下（如奢侈品）大。这样，卖者接受的价格必然大于自然价格（生产成本），其结果是适用于这种用途上的要素报酬率（最明显的是工资和利润）要高于其“普通”水平。而且，用于这一特定用途上的报酬与通行的“自然率”之间的这种偏离的结果，又会使得资源流入这个比较有利可图的领域，从而导致商品供给增加，于是又回归至按其自然价格出售的局面。 这样，“自然价格”就作为均衡价格式的“中心价格”而出现了。也就是说，在赚得“自然”利润的情形下，原有的企业将继续维持，新的企业也不会参加进来，这便成为了均衡状态，而在这种均衡状态下的供求则是“平衡”的或“相等”的，这时商品的出售价格也就可以认为是它的“自然”价格了；而实际的市场价格尽管有时可能由于垄断关系、也可能由于供求暂时脱节而不一定会等于自然价格，但仍将“不断地受到‘自然’价格的吸引”或“一直要趋向于”同它一致。
实际上，就任何一种商品来说，当商品按其自然价格出售、以及各种相关的要素按其自然率取得报酬时，就会达到均衡状态。显然，如果这种过程、这种结果能恰好地适用于所有单个商品，那么它也必定适用于所有“综合起来”的商品。这样，整个经济的均衡状况将在出现以下情况时达到，即：各不同种类的商品都按其自然价格出售，用于各种场合的要素都按其自然率得到报酬。这时的经济就可以说是达到了“平衡”状态，因为如果满足了上述条件，就不会出现资源在同一用途内或在不同用途之间流动的去向；但如果“平衡”状态被打破（比如人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自然又会趋向重新确立新的平衡，因为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会同时做出调整。在这里，正是斯密的“自然价格”的概念和他对保证市场价格趋近于自然价格的竞争机制的描述，后来成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中斯密对价格和分配的论述，也为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 其实，在斯密等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中，自然价格的概念对于对经济主要特征的抽象分析都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找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自然价格的概念也是研究源自资本积累的经济制度长期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自然价格就是考察当价格和收入分配并不受需求影响时、经济长期状况特征的古典分析方法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盖尔加尼，1976）。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斯密等古典学派将自然价格作为重心的这种自然和正常条件的分析方法，在现代新古典理论中却遭到了摒弃，并被代之以类似时际均衡的分析框架（在这种理论框架中，长期和短期的变动、或“引力趋向”这类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标志着经济理论工作的内容完全发生了逆转（盖尔加尼，1976；米尔盖特，1979）。
二、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
从上述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作为均衡中心的自然价格实际上包括了经济行为中持续存在的各种因素。这种持续性来自于无所不在的竞争力量，或如斯密所说的“完全自由”的条件，它包含着劳动与资本在不同用途上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是建立“工资与利润的一种普通或平均率”所必需的，同时也是将市场价格引向自然价格所必需的。其中，“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与弊，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 所以，这里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自由竞争的价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自由竞争的存在使得整个经济利润率的变动不断趋于一致，这样，自然价格的概念便与投资于所有部门的资本的一个单一利润率联系在了一起。可以看到，这里的关键是“自然条件”与一致利润率相联系，即在不同生产线上投资的资本收益具有一致性，显然它是古典竞争过程特有的结果。也就是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自然利润率”的概念，传统上这个一致利润率的存在一直被用来描述长期的价格趋向。显然，斯密这里的自然利润率是由古典剩余理论所决定的、而与技术无关，由此斯密建立起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说，在斯密那里，资本的存在就是为了获取利润，“对自己利润的考虑，是资本所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在农业、制造业或是批发零售业某些特定部门上的唯一动机”， 由此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才会去雇佣生产劳动者进行劳动，同时由于劳动为资本所支配、从而等量资本必然要求获取等量利润，因而它将决定存在一个“统一的利润率”的原则。这样，商品的相对价格将由预付的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乘以统一的利润率所决定，而这种均衡的存在和稳定性就来自于资本家之间为获取更高利润率的竞争所形成的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使得统一的利润率成为“重力的中心”，这样，由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就会通过资本转投的供求变动来实现均衡，而这种供求均衡必然就是一种各个部门获得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其中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资源有效配置显然就是通过该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实现的。所以对斯密而言，竞争均衡的自然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对此，米尔盖特指出，斯密的这种竞争均衡也就是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因为所有经济量值不断地准备适应的正是斯密的这种特有的价值结构。
实际上，后来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价格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与斯密上述自然价格的特征是相似的。例如，首先是对于自然价格形成动力的竞争因素的强调。据前所述，在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竞争被确立为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正是由于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所起的组织与均衡作用的力量，才使得自然价格通过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而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在这里，斯密使用这个竞争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竞争的过程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单个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图；而且，也正是由于“不同资本之间竞争的存在”，使得利润率均等化而形成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实际市场价格才会朝向自然价格而波动。显然，这对于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为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伊特韦尔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没有这一步，也就不可能形成斯密其他任何普遍形态的经济理论。 在这方面，马克思也认为，竞争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种资本主义企业资本转投行为活动的延续，甚至竞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的同义词。显然，马克思的这个竞争概念源自于斯密等古典学派的竞争理论，而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据市场结构所定义的完全自由竞争是不同的（斯蒂格勒，1957；伊特韦尔，1982）。其次，同斯密等古典学家一样，马克思将这一竞争的动态过程描述为资本不断从低收益产业流向高收益产业的过程，这样，各产业的相对产出比例将发生变化、造成供需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反过来又会引起相对市场价格与利润率的变化，从而为该经济系统确立起一种长期生产价格、并使之作为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方面是，与斯密一样，马克思将竞争的发展与一般利润率的建立相联系，两者都认为，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存在着一个通过资本转投而最终达到一致的利润率。而且，马克思更加强调了一般利润率平均化和商品按其生产价格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趋势，因此，自然价格和一般利润率这两个相联的范畴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个利润率对斯密所建立起来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重要的，而它对马克思三卷《资本论》中最为复杂和引起歧义的转型问题的解答也是极其关键的。对此，斯拉法在其1951年给《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所写的序论中也曾承认，在该书著名的斯拉法体系中有关价格决定理论的自然价格和生产价格概念的说明，都离不开在整个经济中具有一致利润率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显然是来自于斯密。
然而，在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者们却并没有将生产组织与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形成联系起来。由上可知，要研究这一关系就需要对资本的作用、以及一般利润率的存在有一个普遍的观念，而一般利润率则是由资本在可选择的投资之间的竞争性配置形成的。例如，斯密之前的经济学者杜尔阁也曾经指出，“资本先由企业家预付进这些不同门类的工作中，但每年又必须携带一种固定的利润偿还给它们…… 正是资本的这种不断的预付和偿还，构成了所谓的货币流通。”（杜尔阁，1973年，第70页）然而，这一利润变动的思想却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伊特韦尔认为，杜尔阁的问题在于，他既没有将利润率的决定与一般的生产联系起来，也没有发展这样一种观念结构，即把价格和利润率的形成与经济的整个组织联系起来，而这些都是由斯密来完成的。 斯密指出，“如果上市的数量一时不足以供应有效需求，其价格的某些部分必定会上升至其自然率之上。如果上升部分是地租，那么，其他地主的利益会自然而然的促使他们准备更多的土地来生产这种商品；如果上升部分是工资或利润，则其他劳动者或商人的利益会很快促使他们动用更多的劳动者和资本来制造该产品并将其投入市场。于是，市场上商品量不久就会达到充分供给其有效需求的水平，该商品价格的所有不同组成部分将很快下降至它们的自然率水平，而整个价格也下降至其自然价格。”
在这里，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概念。他说，“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原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 而且，“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价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价格售出。…… 每种商品的上市量自然会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 因此，“有效需求”被斯密定义为一种对符合自然价格的任意商品的需求。显然，这是一个长期概念，因为它与允许种种工资、租金、即利润按其自然水平支付的价格有关，而且当所有产业的生产力得到充分调整、以及各部门利润率和整个经济中普遍取得的利润率相统一时，这一价格就会保持不变，这时也就实现了均衡。因此可以说，斯密这个“有效需求”概念论述了供需之间的一种调整过程，它意味着各分配变量及所有自然价格的预先决定都与各产业的既定有效需求水平相联系。这样看来，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不仅涉及特定产业、也涉及整个经济，所以它既是“微观经济”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
这样，在竞争的市场上就会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当上市数量不足有效需求（按自然价格售出的数量）时，实际价格（或斯密所说的“市场价格”）会相对高些；而当上市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实际价格会相对低些。可以看到，竞争的这种作用就是众所周知的“供求规律”，而这种竞争的机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差异。米尔盖特认为，斯密这种特殊的“均衡倾向”在任何特定时间里都会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起作用，但它却并不会与现代分析中大家所熟悉的关于完全竞争均衡的稳定问题混为一谈，因为后者的均衡会聚问题只是在某种假设的状态中（即基本处于纯粹竞争的环境中）提出的。 所以，斯密这里的古典“竞争”与后来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曾经指出，新古典完全竞争的思想由于排除了真实的竞争活动，而只能应用于既定的和已知的资源与技术，因此比起之前的古典竞争概念、尤其是斯密的竞争理论反而是倒退了。 而美国学者哈奇森更是认为，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这个“竞争的市场或竞争的经济的原始模型”“所得到的见识，在两百年以后甚至仍然富有成效。” 而且，斯密这个由竞争作用所形成的“供求规律”，与今天教科书中的供需理论、即100年后才发展起来的决定价格的新古典理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中斯密对统一利润率的自然价格趋向的讨论，也不应当与供需函数混淆起来。根据盖尔加尼的研究，斯密从未提出过任何商品的需求函数，他的“有效需求”概念只是代表一个交点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而达到的一种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同时斯密也并没有打算以此就确定在价格低于（或高于）其自然水平时需求增长（或下降）的幅度。因此，斯密这里使用的概念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用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概念是不同的，因为后者表述的是一种新古典均衡价格的轨迹，它显然不同于斯密所表明的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
据前所述，在古典学派理论中，存在着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偏好与生产力）的价值资本，用以作为预付来购买劳动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从而存在着按价值资本获取统一利润率的要求。更进一步，这种价值资本不仅用于购买资本品、而且用于购买劳动，从而用于所有生产要素的（货币）支出都要得到统一的利润率，显然这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因为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这种统一的价值资本和统一的利润率概念，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统一利润率的均衡。例如，在新古典理论的最初代表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马歇尔用所谓的长期“标准”价格替代了斯密的“自然价格”，进而在讨论影响商品价值的原因时，他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使所有经济活动的利润率都相等的趋势则表示怀疑。 也就是说，在马歇尔以供求函数所表示的新古典价格决定理论中，其最主要的局部均衡分析主要依赖于对“其他情况不变（ceteris paribus）”条件下的资本均衡收益率和均衡价格率的决定，换句话说，如果缺少了这个视为“不变”的“其他情况”、即该理论给定的数据和外部环境，则马歇尔的“均衡”就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长期均衡分析所得到的“标准”价格也只能保证获得一个“正常利润率”，也就是马歇尔一直强调的一种作为企业家报酬的正常利润，但却无法通过资本竞争的转投而得到一个古典经济的统一利润率。同时，对于著名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其实也是建立在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基础上的一种差别利息率的均衡，其实物的资本要素与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之间是相矛盾的（详细论述可参见下文）；而且，即使是对后来出现的把确定n次出清市场价格作为目标的时际均衡概念而言，这个均衡条件也只是意味着，不仅相同商品的价格在不同时间里不同，而且根本就不需要按其供应价格产生统一的利润率。所以，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古典的一般均衡，它所表明的只是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基础上的一个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供求函数的均衡也只能算是一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对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盖尔加尼指出，当前的新古典理论改变了古典经济学传统意义上所使用的均衡概念，因为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已不再关注自然价格向中心运动的趋势是否会产生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它正在不断扩大新古典理论与古典价格调整理论之间的差距。
根据奥唐奈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霍兰德（Hollander, S.）1973年所著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或许是当前最有影响的一部解释斯密理论的著作。 然而，根据这部书的论述，斯密的经济理论赫然变成了能够预示百年以后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动向的一个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部书中，霍兰德认为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一个“有关价格调整的一般均衡理论”，“这部作品（即斯密的《国富论》）在本质上所关注的就是斯密对经济发展和‘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 但霍兰德这里的“一般均衡”所指的，其实并不是斯密本意所要表明的统一利润率的古典竞争均衡，相反却是1870年以后才兴起的类似瓦尔拉斯均衡的一种新古典一般均衡。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的解释，“在霍兰德那里，自斯密以来整个经济中就只有一种传统、即供求传统，他甚至认为这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 所以，霍兰德一直关注的都是斯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在斯密理论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的竞争均衡的自然价格，因而他自然就认为是市场价格的运动“使得据有负斜率的需求表在斯密的头脑中具有了重要作用”，而斯密的自然价格无疑也就成为由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偏好、稀缺和需求决定的了，这样霍兰德就把斯密的价值理论理解为了一个新古典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进而对于分配问题，霍兰德则肯定地指出，“现在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斯密所努力构建的是一个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a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 这样通过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霍兰德又把斯密的分配理论也变成了一个新古典意义的分配理论。如此一来，在霍兰德的推论下，斯密的整个价值和分配理论体系就顺理成章地完全成为了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其古典均衡的意义便荡然无存了。
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 P.）也认为，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不过，萨缪尔森采用了一种迂回的做法。他首先对斯密理论作了一种生产成本论（cost of production theory）的解释，认为斯密的价格就等同于生产成本，其目的是“支持斯密而反对李嘉图和马克思把工资和地租拼凑成价格的‘折衷主义’做法”。 但萨缪尔森对斯密的这种捍卫却出于另外一种目的，即主要是为了表明斯密使价格等于各构成部分之和的做法不过是一种均衡条件，通过它就能够使一件商品的价格等于各要素价格乘以该要素价格单位成本的偏导数，而这些单位成本的函数自然就对应于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的生产函数了，因为它们“都具有该函数的凹性、同质性和无差异性”。然而，令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当然不会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表面关系，事实上它来自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供求理论中对价格和数量的同时决定。这样，在萨缪尔森所解释的斯密理论中，成本函数的凹性就表示了在要素价格发生变化时的一种要素的可替代性。 不过，正是上述对斯密理论作了详细研究的霍兰德，在这里却认为，现实中并没有这个普遍认识到的要素可替代性的存在，而且斯密也没有把替代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引入到他的分析中去。所以，关于萨缪尔森对斯密的这个极端的假定而作的多重供求分析，只不过是他对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另一种应用，但却显然不能体现斯密的经济理论，因为这一论据对斯密思想的解释完全是假定的。
此外，沃尔什和格瑞姆在其有关均衡理论的著作《古典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1980）一书中，对用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古典经济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几乎包含了整个经济思想史，但可以瓦尔拉斯为界将其发展区分为：瓦尔拉斯之前经济剩余分配于一系列阶段的一般均衡分析和瓦尔拉斯之后既定资源在同一阶段内分配的一般均衡分析。依据这一简单划分，就可以看到两种一般均衡模型的区别所在：（1）一个模型中的资源是变量，生产和配置的对象是更多产出量与最初投入量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该模型是一种对剩余产出的配置，其目的是为了使剩余最大化和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这实际上指的就是由斯密等人所发展起来的古典模型；（2）一个模型中的资源是给定的参数，整个经济问题也就是在这些给定资源的各种可选择用途之间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这个模型实际上就是由瓦尔拉斯等人所发展起来的新古典模型。显然，在这两个模型中，所谓“资源配置”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霍兰德却认为，斯密的剩余积累率只取决于投入矩阵的技术选择和对这些生产性投入（如工资品、工具、机器等）的有效配置，而且甚至还否定了斯密的剩余的存在，这就把斯密归入了新古典模型的行列之中。 因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包括霍兰德在内的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混淆了，他们把斯密的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看不见的手”混同于由新古典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而实际上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要说明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获取利润的竞争而在统一利润率的驱使下所达到的一种古典一般均衡。
第四章 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英国产业革命的产物，李嘉图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1821年，简称《原理》）的问世，被誉为是斯密《国富论》（1776）出版以来对后世产生最重要影响的著作之一，因而李嘉图又被马克思称之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 不过，李嘉图本人也承认，除了斯密的《国富论》之外，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还得益于很多同时代人的帮助，其间，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马尔萨斯（Malthus）和霍华德·威斯特（Howard West）等学者的著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1815年要求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Corn Laws）在英国的颁布，更是引起了以维护土地贵族利益而拥护该法案的马尔萨斯与代表英国产业资产阶级利益而反对该法案的李嘉图之间对地租问题的一系列争论，它直接促成了李嘉图的著名文章《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 of Corn on the Profits of Stock，1815年，简称《论利润》）一文的发表，该文所论述的单一部门谷物比的分配模型（a one-sector ‘corn-ratio’ model of distribution），为两年后出版的《原理》一书奠定了基础。不过最为主要的，则是其1817年出版的以价值分配问题作为研究核心的《原理》这部书，该书的问世奠定了李嘉图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权威地位，从而也被哈奇森称之为是一场经济学上的“革命” ；而美国当代经济史学家斯皮格尔（Spiegel, .）则对该部著作作了最为简洁的评论，“李嘉图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思想体系”。
第一节 谷物模型（corn model）
自斯拉法恢复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研究方法以来（斯拉法，1960），该方法就一直作为纽带联系着古典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根据这种剩余分析方法，设产出水平和产出构成、以及一种分配变量为既定，就可以在确定“社会必需”的技术、其他分配变量和自然价格的基础上来研究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问题。然而据前所述，斯密的理论由于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合理解释利润率的论据，也无法解释工资率和利润率这些分配变量的变动关系，因而也就无法在假定工资率或利润率给定的条件下测量相对价格的变动。但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协调关系，因而他也并不是要论证一种“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相反，他是要借助于对利润率和收入分配变动的讨论、来进一步探讨资本积累问题和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就成为李嘉图政治经济学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其中，由于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或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而要表明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就必须能够表明国民收入、资本、工资与利润这些总量的测量，所以，李嘉图把他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转向了宏观总量的变动关系。
关于李嘉图对斯密在研究方向上的这种转变，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则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对此作了进一步地探讨。米克指出，“在一定时期人们可能选择的研究问题的范围，归根结底，决定于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那些为打算增加国民财富而做出决策的人们，所以其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有关财富的起源和增殖的规律，以便为决策者划定一个“决策的范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积累是财富增殖的根本原因，斯密和李嘉图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企图阐明资本积累过程的性质和后果。但是，由于所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阶段不同，斯密和李嘉图看待这个主要问题的角度也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斯密生活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刚刚开始向大工业过渡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未完全确立，所以斯密特别反对那些还在妨碍资本积累的一些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为了这个目的，斯密的理论所真正关注的就是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一般分析、以及积累和财富增殖过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而至于积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问题，则被视为是一个次要的和附带的问题；但是，对于李嘉图而言，积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社会剩余产品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的问题，则是更重要得多的问题，因为到了李嘉图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阶段，这时资本积累的规模依存于利润的大小已成为愈来愈明显的事实。正如霍兰德所指出的，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对外防御力量，依赖于其工业的繁荣程度和工业利润的持续不减”这种思想，是基于‘利润是资本积累最为重要的来源’这样的假定。” 因此，李嘉图比斯密更加关心财富的分配规律，也就是要探索随着资本积累和社会财富的增进，地租和利润在“自然发展情况”下的变动关系。
显然，这个问题在当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围绕“谷物法”改革一类问题的斗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作为维护英国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方，李嘉图对于地主所获得的地租自然是极端厌恶的，认为它阻碍了生产和资本积累。他认为，地主用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一份都全部消费掉、而没有投入生产过程；相反，资本家阶级所获利润的绝大部分则会被储蓄起来进行再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所以，李嘉图认为地租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为了增加利润、就必须削减地租。这种分析引起了他对谷物法的猛烈攻击。他指出，谷物法禁止从欧洲进口廉价的粮食而保护了地主的利益，同时对谷物进口的限制由于造成了较差的谷物生产条件，又会使粮食更加昂贵、从而进一步降低利润率；但如果允许进口的话，则作为资本家的农场主获取谷物的成本将会降低，这样，地租就会减少、而利润率也将提高。因此，为了维护产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李嘉图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支点，这就是他针对《谷物法》的颁布而在与马尔萨斯的论战中所发表的著名文章——《论利润》。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也就在于阐明资本积累对社会剩余产品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的比例的影响问题。在此，考斯塔指出，这篇文章其实已经包括了李嘉图后来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地租理论——来自于马尔萨斯、威斯特和托伦斯——李嘉图把他们的理论加以改动后纳入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另一个就是李嘉图所强调的农业收益递减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特别是这个农业收益递减（diminishing-returns in agriculture）的概念，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中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说对这两个因素的论述在1815年《论利润》一文中还是初步分析的话，那么李嘉图在1817-1821年的《原理》中经过进一步发展而形成的价值与分配的理论体系，才是其最具代表性的。
其中，对于李嘉图在其1815年《论利润》中的表述，斯拉法将其称之为“利润的谷物比率理论”，并概括为谷物模型（corn model）。 显然，李嘉图的这个模型与他当时生活时期的英国农业状况是相符合的。十八世纪的英国，地主与耕作者之间的关系和重农学派的魁奈所描述的已大不相同，圈地运动剥夺了自耕农，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这样，他们的生产关系就演变为：地主先将土地出租给农场主，由农场主租赁土地后再用工资雇用工人进行劳动，最后由农场主将净产量超过工资额的部分用于支付地租和他自己的利润。显然，这个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为土地是私有的，作为资本家的农场主对劳动工人的雇佣是以工资预付作为交换条件的，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的。在此，李嘉图使用了一个极为抽象的单一产品模型——谷物模型来表明这里的经济关系。 其抽象的步骤是：首先，根据上述生产关系的演变，他把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抽象成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所构成的简单社会；之后，他又采用了边际土地的方法， 由于李嘉图把边际土地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这样纯利润率就可以在边际土地上加以解释，从而能够把地主抽象出去，这样整个模型就进一步简化为只由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组成，用李嘉图的话来说，这正是由于要简化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分配问题，因而必须“撇开地租问题” ；进而在对收入分配的分析中，为了排除相对价格的影响，李嘉图又将模型抽象成只有一种产品存在的模型，这也就是著名的谷物模型，该模型在后来整个经济分析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
显然，在这个谷物模型中，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级：作为资本家的农场主和被雇用的劳动工人。这里的农业部门只生产单一产品——谷物，生产的周期从播种到收割是一年，假定经济中没有机器，所有劳动都是由劳动者手工完成的；这一部门也只需要单一投入物——也是谷物，谷物在本部门生产出来后，就作为预付资本来支付工人的工资。由于一个人每天要吃粮食，而收成则一年才一次，所以农场主就必须从上次收成中保存足够多的谷物来预付下一年的工资，因而工资率也就可以确定为按周支付的谷物数量。可以看到，正因为工人没有其他生路，所以才不得不为农场主做工，显然这与重农世界里的自耕农完全不同，因为自耕农自己就有“预付款”用于下一年的消费。所以，也可以说正是这里租地农场主手中预付资本的存在，使得18世纪英国农业部门的生产关系演变成为了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在这里，假定土地供给是给定的，技术也是给定的，其固定供给量的农场遵循土地收益递减的规律，因此平均产品曲线AP和边际产品曲线MP都是给定的 （为方便起见这里将曲线画作向下倾斜的直线），投入变量——资本和劳动——的收益和投入的量均是递增的，投入和产出都是一样的谷物；同时，也假定每一单位土地的耕种要求投入同样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谷物工资）和劳动之间保持固定的投入比例关系；再假定土地之间的肥沃程度是有差别的，而且耕种由最肥沃的土地开始，依次到较贫瘠的土地。依据这些假设条件，便可以得到李嘉图谷物模型所表述的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理论。
谷物产出Y
Q P
地 租
R S AP
利 润 MP
W 工 资 T M
O N L 资本-劳动投入 X
图2-2 谷物模型
如图所示，纵坐标Y 轴表示谷物产出（也就是单位劳动和资本的平均产出AP或边际产出MP），横坐标X轴表示投入的劳动和资本量。在这里，只要模型中的资本周转期为一年，——也就是农业的一个收割期，则该资本就只由付给劳动工人的预付组成。换句话说，资本就等于工资基金（wages fund），也就是用谷物表示的对劳动的需求。继而，布劳格认为，如果我们使用新古典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就可以表明：资本-劳动投入变量会获得其边际产品，而固定要素投入——土地则会获得一个剩余，而该剩余就是由投入变量分别进行粗放耕作和集约耕作的平均产出与边际产出之差来决定的。假定总的谷物产出为ONPQ，而地租的量、也就是固定土地的剩余RSPQ，则只由平均产出与边际产出之差决定，它就是使得收益递减的力量，因而等于总产出ONPQ减去资本-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品NS与其使用量ON的乘积ONSR。不过，由于这里的资本和劳动都是固定比例的投入，因而边际生产率的分配论也就不能再决定产出减去地租后的余额ONSR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了。
所以，李嘉图引入了生存工资理论，通过用OW谷物的固定劳动供给价格来给定工资率，劳动供给曲线WM就在生存工资率的水平上弹性无穷大。假定工资基金=工资率x雇佣人数、即OW x ON，则该工资基金就是ONTW，而余下的WTSR部分就是构成资本收益的利润。显然，这个利润是一个剩余，它等于总产出减去地租后的余额ONSR再减去工资基金ONTW，也就是WTSR，同时由于雇佣工人预付的总资本就是这个工资基金，所以该资本的利润率也就是：WTSR / ONTW，即：
r = 利润 / 工资 = [（SN – TN）/ TN ]100% =（SN / TN –1）100%
如果OW = NT，则生存工资率就可以视为固定的，因此利润率就取决于、并直接随着资本-劳动投入边际产品SN的变动而变动。在图中也可以看到，只要利润率是正的，则作为资本家的农场主就会不断地增加积累、以获得利润；而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力就会成比例的增长，SN就会向右移动，而资本-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品和利润率就都会下降，直到SN = TN = ML、而r = 0，这时资本家就会停止积累，也就到了最后李嘉图所说的静止状态（the stationary state），所以利润率的变动也就成为李嘉图收入分配理论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在谷物的生产中，由于资本（即工资基金）和产出（即谷物）都是由谷物组成，所以资本与产品之间存在着物质的同质性。如果按照古典学派的观点，则这里的资本（李嘉图认为与当年支付的工资趋于等同）就被设想为完全由谷物组成，也就是说，它是一笔由资本家支配的谷物基金或上一期的谷物产出，用以在本期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通过生产来获取利润。这样，在李嘉图的这个谷物模型中，价值单位就完全被实物的谷物计量所取代，通过这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比模型，各种总量的经济关系就可以不涉及到“价值”而明确地表示出来，因而作为衡量单位的“谷物”的同质性就使得谷物的利润率可以独立于价格而存在。假定r是农业的利润率，w为谷物工资率，生产需要L单位的劳动，那么预付的工资基金就是W = w L，则该商品以谷物表示的价格就是：
P = W (1+ r)= w L (1+ r)
（r：农业利润率；w：谷物工资率；L：就业劳动者人数）
在这里，李嘉图其实也就提供了下述理论的雏形，即：对于任何已知的利润率r，商品的自然价格P不仅取决于直接或间接花费在其生产中的劳动量，而且也取决于该劳动量的“时间分布”。也就是说，李嘉图实际上是沿用了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的处理方法。如果联系到上面的谷物模型，著名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 N.）和帕西内蒂（Pasinetti, .）都认为，这个构想中的李嘉图的“谷物”与后来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的标准体系实际上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中，谷物是唯一的基本商品，它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件标准商品（只不过，它不是一种合成商品）。
如前所述，在李嘉图有关价值和分配的分析中，社会剩余是他作为一个古典学者分析利润率如何决定的基础。在这里，由于首先考虑的是古典学派价值问题中与地租没有关联的方面，所以先假定土地比较丰富、地租可以忽略，这样，李嘉图就将分析集中于作为其中剩余部分的利润。也就是说，可以简单地假定经济中的地租为零（它本身意味着土地是同质的），这样就可以关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了。由此，利润也就是总产出（价值）减去投入（价值）后的一个剩余。同时，由于每人一年的利润是一个谷物数量，雇用一个工人所必需的投资也是一个谷物数量，谷物的利润同谷物资财的比率也就成为投在谷物生产中的资本的利润率，所以利润率也就是利润对总投入的一个比率。就像李嘉图所说的，“利润率和利息率都必然取决于产品与生产这种产品所必需的消耗量之间的比例。” 假设总资本的数量给定为上一年收获的谷物（Yt-1），而这一年的总产出为（Yt），则利润率r也就是社会剩余S=（Yt-Yt-1）和必要消费、即本年的工资支出W =（Yt-1）之间的比率，即：
r =(Yt-Yt-1)/ Yt-1 = (Y-W) / W = S / W = S / (w L)
罗宾逊夫人曾就此指出，如果用马克思的符号来替换的话，也就是：V代表一定数量雇用工人用谷物表示的一年工资额，C代表一年生产所用的种子，S代表利润——产量减去生产费用(C+V)和超过地租的部分（上述各项目全部都用谷物量来表示），同时由于投资雇用工人的资本是一年的种子和工资总额、并等于(C+V)，所以资本的利润率就是：S/(C+V)，也就是说，在利润率的计算上，李嘉图与马克思显然是存在着共同之处的。
所以，在上面的模型中，利润与工资之间是一种反向的变动关系，工资越高就意味着利润越低。显然，这与斯密的价格是工资与利润（包括地租）加总之和的观点是不同的，因为斯密这一观点的含义意味着这些变量之间都是独立决定的；而李嘉图摒弃了斯密的工资率w与利润率r的决定互相独立的观点，认为分配的变量、特别是实际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是反向变动的，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必然越小，反之亦然”。 所以在这里，工资不影响商品价值而只会影响利润、并同利润呈反向变动的关系，是李嘉图非常强调的一点，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将其称之为是李嘉图的一个“基本定理”（Ricardo’s fundamental theorem ’）， 而著名学者霍兰德更是认为，这一命题已经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的色彩。 但必须指出的是，李嘉图作出这个论断的本意并不在于揭露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更不在于指出劳动受资本的压制；相反，他强调的是工资的提高势必压低利润而损害资本的利益；同时，李嘉图也认为，高地租同样也会通过低利润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从而降低积累率。显然，这才是作为产业资本家利益代表的李嘉图所不能接受的；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李嘉图强烈要求废除地租。所以，李嘉图1815年《论利润》一文中的谷物模型最终关注的，是由地租与利润的矛盾关系而带来的地主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相比之下，由工资与利润逆向关系所引起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却并没有引起李嘉图过多的关注。对于这一点的深入研究，是由后来的马克思完成的。
为简化起见，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帕西内蒂曾经使用了一种数学语言来重新表述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 在这一数学表述中，他沿用了李嘉图的有关假定，如：单一的产品谷物，一年的生产周期，资本是年初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基金（一种流动资本）。并假定：N是资本家雇用的劳动数量，Y是一年生产的谷物总产出，w为实物工资单位，R是一年收获的总的谷物地租，W是谷物工资基金，K为流动资本（谷物），就是农业部门的谷物利润。这样，有关总产出的决定实际上也可用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来表示，即：Y = f（N，D），假设其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递增和二阶导数递减，即：f’ > 0 ，f” < 0。由于D为给定的土地数量，所以也可简化为：Y = f（N），该式有如下特性：
（1）f (0) > 0，这就排除了在雇用劳动为零时的负产出现象；
（2）f’ (1) >> 0，这意味着即使只有一个工人被雇用，产出也会超过生存工资，它保证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可行性；
（3）f” (Y)< 0，这说明了收益存在递减性。
假设在任一时候达到了耕种边际，地租水平就被确定为在通常的雇用水平上劳动的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之差，所以地租就表示为：
R = f（N）- N f’（N）
假设存在着竞争，则资本家就会从耕种肥沃的土地开始、而逐渐移向劣等地，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土地收益的递减。由于李嘉图假定贫瘠土地没有地租，所以耕种肥沃的土地才会产生地租，而总地租R也就是耕种所有这些优等土地所获“净收益”之和。为了简明起见，假定不计入作为种子谷物的资本和固定资本投入，所以：
K = W = N w
总产出在付于地主的租金R、付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工资基金W的替代之间进行分配，即： Y = R ++ W
所以，利润作为剩余而出现：
= Y – ( R + W )
这样，利润率的计算也就是：
r = = = –– 1= –– 1= -1
这里的f’（N）就是边际产出MP，这样，r = (MP/w) –1；据前所述，随着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所以与前面谷物模型中利润率的计算是一致的，令σ为劳动生产率，也就是：r = (σ/w) –1。而且随着w的增加，必然会带来r的下降、即利润率和工资率之间存在反向的变动关系。因此，这里的数学表述与李嘉图谷物模型的结论一致。
而且，李嘉图也指出，当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也就是：
w = （1）
K = （2）
（1）式表明，工资率应当等于生存工资，这是保证人口和劳动工资长期不变的必要条件，否则，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w >将会导致人口的增加，而w <又会导致人口的下降；（2）式表明，现存的资本数量是可以保持的。这样，该体系就处于了自然均衡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到，不论是李嘉图最初的谷物模型、还是帕西内蒂数学语言的重新表述，只要还是单一产品的谷物部门，则利润率的计算就不要求价格体系的存在。斯拉法指出，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就在于：李嘉图假定了在农业中，同一种商品——谷物——形成了资本（被认为是由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所构成）和产品二者。因此，根据总产品和垫支资本之间的差额来确定利润、以及确定这种利润对资本的比例时，就是直接根据谷物的数量进行的，不涉及任何估价问题。显然，只有一种行业可以处于不用其它行业的产品作资本、而所有其它行业却必须使用它的产品作资本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行业显然就是李嘉图的谷物产业。由此可以推论，如果所有的行业要有一种一致的利润率，那么其它行业的产品向对于其本身资本（即相对于谷物）的交换价值就必须调整得能够提供谷物生产中所确立的利润率，因为在后者之中，产品和资本是由同一种商品构成的，任何价值的变动都不会改变其间的比例。
就像我们看到的，谷物模型中的利润率只是由利润（也就是总产出减去地租后的剩余部分与工资的差异）和作为预付资本的工资之间的比率来给定，显然所有这些量也都是由实物（也就是谷物）给定的。因此，农业的利润率就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比率而独立于价值。于是，农业（谷物的生产）的利润率就仅仅依赖于谷物的生产条件、及构成工资率的谷物量，而不由价格确定。正像布劳格所说，“用纯粹的实物解释了利润率的决定，而没有涉及价值的问题，这就是谷物模型的实质。” 对此，罗宾逊夫人也指出，“谷物模型的美妙处在于用物质形式来测度决定利润率的种种量值，排除了价格与利润率相互依赖所产生的复杂情形。” 其实，李嘉图在《论利润》一文中所举的数字例证已反映了上述看法，如他在对麦卡洛克的信中也曾说到，“总而言之，地租、工资与利润这几个大问题必须以全部产品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来解释，这种比例和价值理论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所以，在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农业利润率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比率，它独立于价值的存在，利润百分比的计算根本无需提到价格，只是一种“谷物比”的利润率理论。因而斯拉法认为，“李嘉图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虽然有些过分简单化，但却使我们可以无需用一种方法把一批一致的商品化为一个共同标准，就能理解利润率是怎样确定的。”
第二节 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l）
然而，李嘉图采用上述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所表明的剩余分配理论，却依据了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假定，即农业投入和产出的是一种单一商品——谷物（或者小麦）。我们知道，现实的经济中存在着多种商品，所以，作为只有一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济，谷物模型的抽象显然是远离了现实的。因而，该理论受到了后来很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第一个对此发起责难的就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学者马尔萨斯。马尔萨斯首先指出，这个论点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在经济中没有一个部门、包括农业在内，能够使所有投入物和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出物都由同样商品构成，“在任何生产中，产品和垫支资本都不会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 ；同时，现实中的实际工资也并不只是由谷物构成，因为工人还需要消费其他一些物品如工业品和进口货物等；而且，农业部门的资本也不只是支付给劳动工人作为预付的工资，也要有一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如农业中的种子或制造业中的机器设备等等。在这里，斯拉法也指出，用谷物计算农场主预付这一点被马尔萨斯提出来作为“李嘉图先生的缺点”，因为流动资本不仅包括谷物，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所用的茶、糖、衣服等等”。 显然，这就意味着利润率的计算必然要涉及构成产量、工资和总投资的庞杂的各种商品的比较，而要比较这些各种各样的商品，就必须把它们化为统一的单位，这也就必然要涉及到价值的问题，而李嘉图排除了价值计算的单一产品模型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两年后的《原理》（1817）一书中，李嘉图摒弃了这些观点，他假定工资不仅由谷物组成、也包括制造业的产品，并放弃了其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以建立一种更一般的价值理论来支持他的上述推论。
因此，李嘉图把谷物模型扩展为一个两部门模型。在这里，可以用一个由生产“谷物”的农业部门和生产“棉布”的制造业部门所构成的两部门模型来代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谷物，由工人消费掉；制造业部门生产棉布，假定棉布是奢侈品，所以工人不消费棉布。也就是说，工资品完全由谷物组成，而棉布全部由资本家的利润购买。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指出，在这里，农业部门的利润率决定着整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 这是因为：首先，农业部门的投入和产出都是谷物，由于谷物价格的任何变化都会同样程度地影响到投入和产出，因而它就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利润率不会因谷物与棉布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发生变动，这样就可以决定一个谷物利润率；而同时，制造业部门又把谷物（即预付给工人的工资）作为资本投入来生产棉布，如果谷物利润率下降，用谷物表示的棉布的价格必然也会下降，以阻止生产棉布会比生产谷物获取的利润更高。这样，在棉布与谷物之间的相对价格得以确定的基础上，农业的谷物利润率就决定着生产棉布的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显然如果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不同，资本就会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从而使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和农业部门的谷物利润率保持一致。其实，根据罗宾逊夫人的解释，也可以假定在农业部门外的所有其他行业都是一个部门，但所有其他雇主都必须用谷物来支付工资，因而他们生产的种种商品的价格，也就必须是和农场主挣得同样利润率的价格。这样，如果能挣得较高的利润率，一些农场主就会变为制造商；如果挣得的利润率较低，一些制造商就会变为农场主。因此，生产工人生活资料的农业的谷物利润率就逐渐成为决定整个经济的利润率。 用李嘉图的话说，也就是“农业的利润支配着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
显然，如果农业部门的利润率决定整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即决定着一般利润率，那么假定完全竞争和给定谷物的需求，则农业部门利润率的下降也就会使得一般利润率下降。当然，如果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或谷物是唯一的基本品，则李嘉图的这一推论就是成立的，但推论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在农业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或基本品条件下，给定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那么总产出将是明确的，从而在给定资本总量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份额和变动也就是可以确定的。在这里，仍然可以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在李嘉图扩展过的两部门模型中的这种变动关系。假定其生产函数是：
谷物： X = f（N1）
棉布： Y = f（N2）
X、Y分别是生产谷物的农业部门和生产棉布的制造业部门的产出，N1和N2分别是这两个部门雇用的劳动量，N1 + N2 = N，N就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量。和前面模型一样，这里的劳动与资本也成固定比例。其中，谷物部门由于存在土地这种固定的生产要素，从而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即：X’ > 0 ，X” < 0；而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则呈常规模报酬，即：Y = N2，这里的表示单位劳动一年生产出来的棉布的数量（也就是前面谷物模型中的劳动生产率σ）。这里的假定仍与谷物模型类似，如两个部门的生产周期都为一年，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基金均在年初支付，两个部门的工资率w都是以谷物表示的工资单位，R是谷物地租，流动资本K仍然等于工资基金W，不过现在的这个工资基金则需要维持两个部门的生产。
其中，谷物部门的资本投入量、即支付给谷物部门工人的工资和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投入量、即支付给该制造业部门工人的工资分别为：
K1 = W1 = N1 w
K2 = W2 = N2 w
这样，总资本即总工资就是：
W = K1 + K2 = w N1 + w N2 = w N
假定谷物的价格P1 = 1，棉布的价格P2 = P，则有：
谷物部门的地租：R = X - N1 f’（N1）
谷物部门的利润：1 = P1X – R –w N1= N1 f’（N1）– w N1
制造业部门的利润：2 = P2 Y –P1w N2 = P Y – w N2
谷物部门利润率：r1 =1 / K1 = [N1 f’（N1）– w N1] / w N1 = f’（N1）/ w – 1
制造业部门利润率：r2 =2 / K2 =（P Y – w N2）/w N2 = P Y/ w N2 – 1=（P / w）–1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与工资率之间均呈反向变动关系，而且谷物部门的利润率r1和相对价格P2 / P1、也就是P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与李嘉图谷物模型的结论是相同的；同时，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r2则与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不过，在古典的一般均衡中，不同部门之间最终将存在着一个一致的利润率，即：r1 = r2 ，所以就有：
f’（N1）/ w =（P / w）
即：f’（N1）= P ，也就是：P = f’（N1）/。由于f’（N1）是谷物部门在边际土地上由单位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谷物量，因此得出：
P2 / P1 = P / 1 = f’（N1）/
这也正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所要表示的内容，即商品的价值量和它的劳动量成比例。然而在这个模型中，工人显然是不消费棉布的；但如果工人消费棉布，则谷物部门的利润率与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之间就不一定再是没有任何变动关系了。
可以看到，以上模型均是实物的模型，其中并没有货币的介入。现在，让我们把货币引入这一体系中，以试图论证上述模型的种种推论在这个货币经济中是否成立。在这里，仍然采用帕西内蒂的数学语言来重新表述李嘉图的两部门模型，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引入了货币，所以在帕西内蒂的数例中，他所假定的除谷物之外的另一个部门生产的制造品就是黄金而非棉布。 假定谷物的价格由耕种土地的边际产品决定，地租花费在除谷物之外的其他商品上，引入由地主阶级消费的奢侈品‘黄金’，同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标准（numeraire）或尺度（yardstick）来表示价格（显然，这一点是作为货币的黄金与棉布的最大不同之处）。在这里，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仍可表示为：
谷物： X = f（N1）
黄金： Y = f（N2）
其中，N1 + N2 = N是整个社会的就业量；由于资本总是与劳动成固定比例投入生产，因而N1和N2事实上就是要求生产谷物和黄金所需要的资本-劳动量。假定两种商品的生产时期相同，谷物的价格为P1，黄金的价格为P2，因此：
P1 / P2 = a1 / a2
其中，a1是生产一单位谷物所需要的资本-劳动量，a2就是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的资本-劳动量，但这里的a2被定义为一个标准而假定不变。因此，谷物的相对价格就完全由a1、即在无地租土地上（因为李嘉图事先假定“撇开了地租”）生产一单位谷物所需要的资本-劳动量来决定。这样，各种表述就可以标准化为：
谷物的生产函数：X = f（N1）， （1）
它满足X’ > 0 ，X” < 0，即正的边际产品和递减的边际生产率；
黄金的生产函数：Y = N2 / a2 ，a2是个常数； （2）
显然，这与前面制造业部门呈规模报酬的数学表达式、即Y=N2是一致的，只不过该式中的表示单位劳动一年生产出来的棉布的数量，而这里的a2则表示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的资本-劳动量，所以也就有：a2 = 1 /。
总的劳动工人数：N = N1 + N2 ； （3）
真实的工资基金：=N =（N1 + N2）， （4）
其中，为用谷物表示的不变的真实工资率；
以实物表示的资本存量：K = ； （5）
真实年地租：= X - N1 f’（N1）= f（N1）- N1 f’（N1）， （6）
农业部门真实年利润：= X ––N1 ； （7）
制造业部门真实年利润：= Y –N2 ； （8）
由于在李嘉图那里，商品价值或自然价格的决定因素就是生产这些商品所用的生产成本，这样在均衡状态时，谷物价格P1就必须涵盖边际土地上的谷物生产成本，而黄金价格P2也须包括黄金的生产成本在内；也就是说，处于均衡状态的总工资和总利润都必须处于统一利润率水平上。这意味着下面关系成立：
P1 X – P1= N1 （9）
P2 Y = N2 （10）
根据（10）式，总黄金产品的价值P2 Y = N2，这个结果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货币价值一般不能等于工人人数；但是，起初在这个模型中的货币价值本身的含义，指的也就是以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的劳动量来表示的价值，即：N2 / Y。
同时，由于竞争假设的存在使得两个部门之间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均等；而且，流动资本只由工资基金组成，两个部门的资本与劳动比率相等。因此：
P2 Y / N2 = P1（X –）/ N1 （13）
这意味着，在均衡状态时，制造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价值与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价值是相等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生产成本等于农业部门人均谷物的生产成本，不过这里要将地租排除在外。
布劳格指出，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两部门经济中，相对价格只由生产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而对可以作为表示货币价格标准的商品的选择则应使其劳动投入系数等于一单位。所以：
谷物的货币价格： P1 =（a1 / a2）P2 = a1 = N1 /（X -） （11）
黄金的货币价格： P2 = a2 = N2 / Y = 1 （12）
把（6）式带入（11）式，则有：
P1 = = = （11a）
这里，谷物价格即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反函数。利润等于收益减成本，所以：
农业的货币利润：P1= P1（X ––N1）； （14）
制造业的货币利润：P2= P2 Y –P1N2 ； （15）
整个经济的货币利润：= P1+ P2= P1X – P1+ P2 Y –P1 （16）
（16）式中（P1X – P1）即谷物产品减去地租的货币价值，带入（11）式，则：
P1 = N1 /（X -），所以，P1（X -）= N1
从（12）式，总黄金产品的价值P2 Y = N2。由此，（16）式中的前三项（P1X – P1+ P2 Y）= N1 + N2 ，而第四项、即总的预付工资基金P1=（N1 + N2）P1。因此：
总的货币利润：=（N1 + N2）（1–P1）； （16a）
总的货币地租：P1= P2 Y = N2 ； （17）
货币工资率：w = P1= / f’（N1）= a1 ； （18）
因为两种商品的总产出已经决定，对黄金的需求和对谷物的需求也就都确定了。现在，整个体系有18个方程和18个未知数——X、Y、N1、N2、N、、K、、P1、P2、、、、、r、a1、a2、，李嘉图两部门模型的自然均衡也就可以通过求解这一体系而达到。这样，最终的货币利润率就是：
r = = = = – 1= – 1
显然，这里的结论与前面1815年李嘉图单一产品谷物模型的结论是一样的，即：给定真实工资率，则利润率直接跟随劳动边际产品的变化而变化——现在也可以加上——它与谷物的价格和货币工资率都是反向的变动关系。事实上，这里的利润率仍然完全独立于工资品产业之外的生产条件。不过，这个结论显然是依赖于工人们把其全部工资都花费在谷物之上这个假定的， 而且也排除了耕种边际的地租。当然，在前面排除了消费替代的单一产品谷物模型中，谷物的产出和土地肥沃等级的分类，都由人口规模大小、以及农业中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而且土地供给是固定的、从而土地产品的最终需求也是固定的，所以排除地租就是可行的；但现在应当注意的是，李嘉图在决定相对价格时仍然“撇开地租”的做法就不再是完全合理的了，因为边际位置本身就是需求的函数、从而也是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函数，如果利润率越低，耕种劣等地的压力也就越大，土地的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动。
同时，从上面的李嘉图体系也可以看到，这个两部门模型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收入分配理论独立于价值理论，而且由两部门所表明的这种简单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与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是类似的。例如，由（11）式、（12）式，两种商品的自然价格可以表示为：
P1 = N1 /（X – R）= 1 / f’（N1） （11）
P2 = N2 / Y （12）
其中，（11）式表明了生产一单位谷物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说，扣除地租后年产出谷物的价值由生产这些谷物所必需的劳动数量决定；而（12）式则表明了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也就是说，年产出黄金的价值也是由其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显然这意味着，对每一种商品而言，其价值与所耗费的劳动、即“实体劳动”都是成比例的，而不论哪一个部门的利润率起主要决定作用。因此，这个体系也就表明，在从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扩展为一个两部门模型时，李嘉图引入了一个“纯粹”的劳动价值论（a pure labor theory of value）。
而且在这个体系中，作为工资品的谷物和作为奢侈品的黄金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公式Y = N2 / a2 ，代表着奢侈品、即黄金的生产函数，不过它只有在对变量Y和N2的决定中才起作用；另一方面，公式X = f（N）代表着必需品、即谷物的生产函数，它可以决定整个体系中除P2之外的每一个变量。其中，工资率和利润率都是由工资品、即谷物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它独立于奢侈品、即黄金的生产条件，因为工资品对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来说都是必需的，而奢侈品则不是。所以说，李嘉图的两部门模型包含了一个纯粹的劳动价值理论，而且其价值问题可以独立于分配问题。不过，它需要一个特殊假定的存在，即该模型（模型中只有流动资本存在）所蕴含的人均资本比（the capital per man ratio）、也就是资本-劳动比率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如果要使李嘉图的分配模型与他的“纯粹”的劳动价值论并行不悖，则其有效性就要依赖于整个经济中的各个产业部门之间都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率这个假定。然而事实上，这个假定却是高度抽象且不合实际的，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所以，一旦放弃了这个关键性的假定，则上面的两式就不再成立、即价值与劳动量之间成比例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价值和收入分配也不再相互独立、而是互相影响了。这样，当不同商品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率不一样时，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或工资率）之间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从而任何收入分配的变化（如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变动）、甚至是在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量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也都将影响到整个的价格结构。这也被称为是李嘉图“纯粹”劳动价值论的矛盾。
三、价值与分配理论
1、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由上可知，一旦两个或更多的部门被引入进来，也就是说，一旦走出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而进入一个更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异质品模型时，价值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前所述，在《论利润》的谷物模型中，李嘉图用谷物作为加总农业异质投入品的计量单位，由于事先假定所有的价格都是跟随谷物的价格波动而波动，并使用了投入与产出均由谷物来表示的数例作了论证，所以在这个单一产品模型的世界里，价格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是，当到了引入第二种产品的两部门模型中，也就是说，当原先在谷物生产中曾经都是用谷物所表示的工资品和资本品开始由谷物以外的其他商品组成时，就必须考虑价格的性质问题了。因为此时，相对于谷物的价格而言，为了产生统一的利润率、并使之与农业的利润率相适应，则制造业的价格、事实上也包括所有其他交易中的价格就都会发生改变。由于工资以及整个资本的量值都取决于商品的价格，而相对价格中同时就包含了利润率的变动；这样，为了决定利润率的大小，就需要把异质剩余产品和异质资本这两种总量表示为同质的量。显然，如果没有价值的介入，总产出（收入）和资本的测量问题是无法得到合理解决的。布劳格曾就此指出，“坦白说，在正常的环境下，考虑到在谷物和棉布之间所发生的各种交易的任何一个变化，都会使真实工资发生改变，从而推翻了‘农场主的利润率决定其他一切行业的利润率’的假定。因为在谷物和棉布之间发生交易的说法本身，就包含着相对价格所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就要求价值理论的存在。”
因而，这就需要依靠价值理论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李嘉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巧妙手段在于，他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同生产这些商品直接或间接需要的劳动量连接在一起，即采用同质的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来表示剩余和剩余量的决定，从而引入了劳动价值论。 其中，商品生产中直接或间接凝结的劳动数量是由该商品的生产条件决定的，或如李嘉图所说的、由生产的困难或便利程度决定。于是，社会剩余产品和预付资本的总量就可表示为劳动数量，而这些劳动数量相对于社会产品分配的转变则是恒定的。所以，在1817年的《原理》一书中，李嘉图就用劳动替代了谷物——不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对此，斯拉法也指出，正是由于在《原理》中采用了一种普遍的价值理论，李嘉图就能说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小范围来确定利润率的问题；同时他也因此而能放弃马尔萨斯所常常攻击的工资只包含谷物的那种简化的说法，并把工资看成是由包括工业制造品在内的许多不同产品构成的，虽然其中食物仍占主要地位。这样一来，出现在计算的两边的就是劳动而不是谷物——用现代说法来说，投入和产出都是劳动而不是谷物。其结果是，利润率不再是由生产出来的谷物对生产中所耗用的谷物的比例决定，而是由一个国家中的全部劳动对生产该种劳动的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比例决定。 其实，从上面的模型也可以看到，考虑到只有作为预付工资基金的流动资本在劳动工人之间进行统一分配，所以李嘉图认为，两种商品的价格只是与其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也就是“实体劳动”成比例，而不同于斯密的“支配的劳动”，这也正是李嘉图价值理论最为强调的一点。
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即采用商品价格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数量来调节这个原理，标志着李嘉图的思想从《论利润》到《原理》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个理论的首创者并不是李嘉图，而要追溯到李嘉图之前的亚当·斯密。 所以说，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从探讨斯密理论的形式开始的。他首先引用了斯密著名的“钻石与水”的对比，指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从而在交换价值的决定基础中首先排除了效用的作用。接着，李嘉图分析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 在他看来，现实中的商品有两种，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只由其稀少性决定，因为“劳动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不能由于供给增加而减少，”如罕见的雕像、图画、稀有的古书和古钱、以及珍贵的葡萄酒等，根据李嘉图的说法，这类物品的“价值与原来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但同时李嘉图也指出，这种商品为数极少，而极大多数商品、也就是他所要探讨的另一种商品则都是由劳动获得的，所以，“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对于这类商品的价值决定，李嘉图总结说，“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劳动量。”
这里为了说明这一结论，李嘉图重新引述了斯密关于在原始社会条件下交换的例证，即：“如果捕杀海狸一头所需的劳动，通常二倍于捕杀野鹿一头所需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要换野鹿二头，也就是值野鹿二头。” 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唯有耗费的劳动才是使两者能够等价交换的依据。应当说，在李嘉图所引述的原始条件下，该结论是成立的，而且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作为交换对象的两种物品都是劳动的产品、而且仅仅是劳动的产品，同时也没有其他生产条件发生作用的余地，显然即使存在其他条件，也是不索取任何代价的（比如土地）。正如李嘉图所说，“只要竞争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商品的生产是不受大自然的限制的，例如某些酒类的生产，则最终支配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将是其生产的难易程度，” 而这个“生产的难易程度”实际上也就是李嘉图的“耗费的劳动”。所以，李嘉图坚持了他的结论，“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 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条件发生了变化，比如到了斯密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以后，则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则是否会如斯密所分析的那样转变为“支配的劳动”呢？
李嘉图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 进而，李嘉图批评了斯密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所提出的两种不同的劳动决定价值原理，并指出，“亚当·斯密虽然完全承认以下原理，即取得不同物品所需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是能为这些物品的交换提供任何尺度的唯一条件，然而他又把这一原理限于应用在资本累积和土地占有之前的早期原始社会状态中，好像是，在要支付利润和地租时，这两种因素就会与单纯的生产所需的劳动量无涉地对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一些影响。” 其实，早在1816年的一封写给穆勒的信中，李嘉图就已经把斯密的这一做法称为是亚当·斯密“在价值方面的原始错误”。 按照斯拉法的解释，李嘉图的意思其实是说：亚当·斯密认为由于社会早期阶段中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并且由于资本累积以后有一部分归于利润，因而积累过程便不论资本的耐久程度如何，也不问任何其他条件怎样，都必然会使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上涨，因而其价值便不再由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决定。与此相反，李嘉图则认为，交换价值发生变化不是由于利润和工资的这种划分——不是由于资本累积，而是在所有各社会阶段中都只是由于两种原因，一种是所需劳动量的多寡，另一种是资本耐久性的大小，前者绝不会被后者所代替，而只是受后者的限制。 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也指出，斯密的学说意味着，一国生产物的价值可以仅仅由于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同而发生重大变化，李嘉图自然难以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他是要探求一种能够适用于一国生产物随资本积累的增长而不断重新分配这种问题的价值学说。所以李嘉图认为，商品的售价在社会各个主要阶段间通常进行分配的情形，不管在现代还是古代，对商品价值来说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有在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发生变化时，商品价值才会变动，而李嘉图的思想也就是循着这条道路发展的。
这里不难看出，李嘉图其实是否定了斯密所强调的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出现而带来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变化。他用在任何社会都决定价值的劳动、即“所耗费的劳动”或“体现的劳动”，代替了斯密在出现资本积累以后提出的“购得的劳动”，也就是“交换的劳动”或“支配的劳动”，这不但否定了由原始野蛮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所发生的由不同劳动量之间的交换转变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这种质的变化，而且也完全否定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所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李嘉图的思想中，这些变化都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如何用价值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显然，李嘉图在这里则是比斯密倒退了， 按照经济学家哈奇森的说法，李嘉图的理论使得“《国富论》中的历史和以经验为依据的重要理论之间富有成效的结合被拆散了”。 对此，就是后来专注于研究李嘉图学说的著名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霍奇金（Hodgskin, T.）也指出，李嘉图将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那些相对来说较次要的问题、如商品价值在交换中的变化等，而不像斯密那样试图去说明劳动者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重要关系。所以在霍奇金那里，斯密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论述，则“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比李嘉图先生的描述更为真实的写照”。 不过，李嘉图却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所以他在论证中对决定价值的劳动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就是：价值量随着劳动量的增减而增减；这个劳动量指的就是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量，而不是交换来的劳动量，因为两者并不相等；劳动的性质不同，难易程度不同，报酬也不同，但不影响价值原理，因为市场会将不同种的劳动看作同质的劳动加以折合等等。但是，这些都无异于表明，李嘉图的价值决定原理其实仅仅适用于他所假定的条件，即原始的实物交换的场合；相反，一旦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引入资本积累和土地的私有化，则李嘉图的价值原理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
李嘉图的问题首先出在他的“资本”的定义上。在《原理》中，李嘉图提到，“首先谈谈关于资本积累的问题。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些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 可以看到，李嘉图这里所说的“资本”，其实指的是一种生产工具；而且在李嘉图看来，这些猎人手中捕猎用的工具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拥有的机器、厂房、设备这些“资本”并没有任何差异，这样李嘉图就抹杀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用于雇佣劳动工人的预付货币资本的性质。如前所述，在1815年《论利润》的谷物模型中，由于假定整个经济只有一个谷物产业，所以李嘉图认为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就是预付给生产工人的用谷物表示的工资基金，这里的资本虽然是一种实物资本，但作为一种预付却具有古典学派剩余分析传统的思想；然而在《原理》的论述中，由于引入了两个不同产业，所以李嘉图就将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这显然与斯密所理解的“资本”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例如在斯密那里，资本始终是一笔预付给雇用劳动工人的货币、是一笔抽象的财富，它代表着资本家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一种象征；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笔货币财富的存在，使得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旦资本被积累起来以后，劳动生产的产品就不能再完全归劳动者所有，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生产方式开始为少数可以通过预付工资来雇用劳动工人的资本家所拥有，而这些资本家除非得到利润，否则是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的，它服从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样看来，则李嘉图的实物资本由于无法说明这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所以也就排斥了斯密所考虑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其对斯密“支配的劳动”的否定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前所述，李嘉图认为，由于只是“所需劳动量的多寡”和“资本耐久性的大小”这两种原因，才会引起商品交换价值、也就是相对价格的变动，所以斯密的伴随着资本积累而带来的利润和工资的变动关系在李嘉图那里并不会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劳动工资的变动不可能使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任何变动；因为假定工资提高，这几种行业中所需要的劳动量仍然不会增加，只不过是劳动的价格提高罢了。” 根据这一分析，看来就好像是生产物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比例的变化，对商品（包括货币商品在内）的相对价值不会发生影响。所以，谷物价格的变动，几乎一定会使工资发生变动，但却并不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米克指出，李嘉图在这里认识到，他的这个见解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对利润的支付不妨害物化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原理的一个逻辑推论。因为李嘉图认为，当利润需要支付时，劳动生产物就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提供劳动的阶级之间实行分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前在海狸和野鹿的原始社会中一直发生作用的价值决定因素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失。所以起初，李嘉图对斯密提出的谷物价格上涨通过对工资的影响会令其他商品价格也上涨的观点是极为反对的。李嘉图认为，普遍的工资上涨对劳动价值论只有一个影响，这就是利润的下降。它表明，商品的均衡价格只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以工资的上涨对所要求的体现的劳动、也就是耗费的劳动是没有影响的。因此，商品的价值将不受工资上涨的影响而仍然保持不变，均衡价格自然也是如此。
但李嘉图随即发觉，他的所谓工资（从而利润）的变动必定毫无例外“在这两种用途中起着同样作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假设生产两种商品必需资本的构成不同——如生产一种商品所用资本当中固定资本大于流动资本，而生产另一种商品所用资本当中固定资本小于流动资本——那么就可以证明，工资的增长（这将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反之亦然），事实上也会影响到商品的相对价值。在这里，米克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数例来说明李嘉图这一论证的要点。假设三种商品A、B、和C，生产每一种商品所使用的总资本为100。在A例中，这100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在B例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各占半数；在C例中，80为固定资本，20为流动资本。假定所有固定资本在所考察的一定生产时期内全部消耗掉，流动资本全部用作工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这三种商品各自的均衡价格（等于它的生产成本，包括平均利润在内）应为120，如下表：
表 2-1
资 本 利 润 价 格
固 定 流 动 （20%）
A 0 100 20 120
B 50 50 20 120
C 80 20 20 120
现假设工资增长10%，因而利润率由20%降到9%，则情况改变如下：
表 2-2
资 本 利 润 价 格
固 定 流 动 （9%）
A 0 110 10 120
B 50 55
C 80 22
可以看到，三种商品的价格基本上都发生了变动，虽然没有上涨，但其中两种使用固定资本进行生产的商品（B和C）的价格都下降了，而商品C下降的程度较大，因为在它的生产中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比例也较大。所以现在看来，使用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其相对价值不仅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也会随着劳动工资的改变而改变。这样，资本积累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有影响的，而不是像李嘉图所说的，单单生产物由于资本积累而被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事实并不足以影响价值规律。
其实，这里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可以理解为前面李嘉图两部门模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由于李嘉图一直假定这个比率不变、即在各个部门之间均相等，所以分配变量（如利润率或工资率）的变动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这样，具有相同资本构成的等量资本就会获得等量的利润，从而形成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也就是说，随着资本的引入，资本的收益、即利润也就进入到了整个价格体系之中，特别是这时的价格就必定会包括劳动和原材料的成本，从而产生一个各产业的统一的利润率。不过现在，只有在成本、也就是投入品各个构成部分的价格——包括工资品——都已知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这个统一利润率；但是，随着一些产业的投入逐渐成为其他产业的产出，则该体系的所有价格、包括利润率都必须同时决定，这样，工资率的变化也就会影响到相对价格。正如霍兰德所说，“在《原理》中，货币工资率的变动，不仅伴随着一般利润率的反向变动，而且它也改变了工资品的价格。” 由此，经济史学家斯皮格尔指出，“李嘉图承认不只是内在的劳动数量、还有工资和利润也影响交换价值，这使之有可能将他的价值理论不仅像传统上所作的那样解释为劳动价值论，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生产成本论（尽管是排除了地租的生产成本论），而这种解释显然得到了马歇尔和其他一些新古典学者的支持”， 从而使李嘉图的矛盾越发令后人困惑不解了。
在这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明确指出了李嘉图价值理论存在的矛盾。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就是：“在自由竞争中，按照李嘉图的古典经济理论，资本的利润率在各产业间会不断地趋于相等；但是，当各产业所使用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或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率不同时，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即利润率就会不再相同。” 因而在这里，李嘉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没有资本、或者投入比例和资本耐久性在各个产业间都恰巧相同的情况；而一旦处于这些假定条件之外，则商品的相对均衡价格即使是在它们所使用的劳动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会变动。例如，工资的普遍上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上升地更多；尽管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收入分配的变动却导致了相对价格的变化。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霍华德和金列举了下面的例子。 这里有两个产业：一个生产钢材，一个生产谷物。它们的生产情况是：第一个产业，80吨钢材和40天的直接劳动生产出120吨钢材的产出；第二个产业，10吨钢材和50天的直接劳动生产出60夸特的谷物。假定两个产业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相等，则有等式：
（80 p1 + 40 w）（1 + r）= 120 p1 （1）
（10 p1 + 50 w）（1 + r）= 60 p2 （2）
等式（1）表明，资本家的收入、即120吨钢材产出必定等于生产成本（80 p1 + 40 w）加上100%的资本利润；等式（2）表明，资本家的收入、即60夸特的谷物产出也必定等于总成本加上同一水平的利润。
现在有两个等式，但却有4个未知数：p1（钢材的价格）、p2（谷物的价格）、w（工资率）、r（利润率）。用p2（将谷物作为价值尺度）同除这两个等式可消除一个未知数，即：
（80 p1 / p2+ 40 w /p2）（1 + r）= 120 p1 /p2 （3）
（10 p1 / p2 + 50 w /p2）（1 + r）= 60 （4）
在这里，（p1 / p2）就是用谷物表示的钢材的价格，或交换1吨钢材所需的谷物量；（w /p2）是用谷物表示的工资，或真实工资；r就是利润率。如果固定这三个变量中的一个，则由等式（3）和（4）就可以求解另外两个变量。
在这里，霍华德和金分别列举了三种情况，而从这三种情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种，假定利润为零r = 0，整个经济状态处于简单商品生产经济，则：
p1 / p2 = 1，w / p2 = 1
这时，相对价格显然就等于劳动价值的比率（黄金的价值=谷物的价值=1单位）。
第二种，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则利润为正、即r > 0，假定r = %，由（3）和（4）可得：
p1 / p2 = ，w / p2 = 3 / 4
这时，相对价格就不再等于劳动价值的比率了。
第三种，进一步增加利润率至r =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低的真实工资率和一个大幅增加的钢材的相对价格，即：
p1 / p2 = 2，w / p2 = 1 / 2
因而，随着r的增加，真实工资w会不断下降，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谷物生产）而言，资本密集型产业（钢材生产）的相对价格就会上升，从而越来越偏离相对劳动价值的比率。
所以说，李嘉图所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只是有效于他所设定的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之下，从而只能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交换价值学说，它只有在各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都一致时才能适用，这样交换比率才不会因工资（或利润）变动而变动；但是，一旦要素比率不一致时，工资（或利润）的变动就会对各部门成本（从而对长期价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其影响程度会因劳动密集度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按照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那么在生产中使用了等量的劳动，就应获得等量的价值，换言之，商品的价值和利润应当同生产中使用的劳动量成比例；然而，就像上面的数例所描述的，一旦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使得各产业的资本构成、即资本-劳动比率不一致时，则相对价格与工资率（或利润率）之间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这就使得价值不再与劳动量成比例。因此，一旦放弃了等量资本构成的假定，李嘉图的价值决定原理就会与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相矛盾。如前所述，这个统一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使得李嘉图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价值的决定因素仅仅是生产中“耗费的劳动”、而没有斯密的“支配的劳动”，那又该如何解释这个代表着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呢？李嘉图要坚持他的价值原理，就不能回避这个矛盾，而李嘉图的办法就是引入了一个不同的资本构成、也就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具有不同的比例。
李嘉图指出，“两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额可能相等，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划分却相去极远。” 例如，在一种行业中，流动资本（也就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的资本）可能很少，资本的主要部分都投在机器设备、厂房和用具上面，这些都是性质比较固定和耐久的，如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在另一种行业中，所使用的资本额也可能相等，但主要是用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的，从而投在用具、机器设备和厂房上的可能就很少，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劳动工资的提高，对于在这种不同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一定会发生不相等的影响。” 也就是说，工资率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例如，可以令工资率提高。这样，给定原先的一套相对价格，则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会发现它们自己由于要支付不断增加的工资基金而处于赤字状态；而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则会发现它们自己将处于盈余状态。“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个人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互不相等。” 由此，李嘉图得出的结论是，“商品的相对价值由于工资涨落而发生变动的程度，取决于固定资本对所用全部资本的比例。” 所以，李嘉图也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承认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生活中统一利润率之间的矛盾。但是，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它同价值理论协调起来、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呢？李嘉图陷入了困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上述李嘉图表明工资率变化会对商品相对价格有影响的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将其称之为是“李嘉图效应（Ricardo effect）”，并认为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分析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李嘉图自己却对这个“李嘉图效应”看得很淡。如上所说，他感到相对价格相应于工资率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比起由于生产商品相对劳动量的变化而引起的相对价格改变来说是较小的。所以李嘉图认为，分配的变化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中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仍然在于他所坚持的“劳动”。因此，李嘉图最后不得不宣称，“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因为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超过这个限度的普遍和持久的跌落。…… 我总认为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动都是由于生产时所必需的劳动量时时有所增减而引起的。”也就是说，李嘉图也承认工资波动会影响价值的变动，但这种影响不超过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因而比较小，所以劳动量变动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Stigler, .）也不得不撰文指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93%的劳动价值论”。
由此可知，李嘉图自己其实也认识到，他的所谓只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同样会出现问题。例如，米克就曾指出，“李嘉图已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多数商品的均衡价格比例，事实上并不恰恰等于它们的物化劳动的比例，他也把这叫做‘矛盾’、并试图解决它，然而没有成功。不过，马克思却依据李嘉图著作的归结，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特殊的问题。” 相比之下，李嘉图则只是通过宣称劳动法则仍然是主要的、而资本原因是次要的论证，将这个矛盾堂而皇之地掩盖了过去。如李嘉图在后期曾经指出，“经济学家所能做到的是，承认商品价值变动的主要成因是生产商品时所必需的劳动量的较多或较少，但是还有一个力量较弱的成因，那是起因于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或退化，或者是对劳动者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于生产时变得较难或交易而引起的在制造业中业主与工人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动。” 但如前所述，事实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他从最初原始社会那种再简单不过的物物直接交换关系中推导出来的，因而也就只能适用于这种条件；一旦越出这个范围、进入到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排斥了斯密代表着资本所有权的“支配的劳动”，从而也就无法再用于解释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了。
不过实际上，李嘉图也并不是没有动过修改的念头。如在《原理》第二版（1820）出版后，李嘉图在1820年6月13日的一封致麦克库洛赫的信中指出，“严格地说，当投入商品的只有劳动，而且劳动的时间相等时，投入商品的相对劳动量调节商品的相对价值；当劳动的时间不相等时，投入商品的相对劳动量仍然调节它们相对价值的主要成分，但它不是唯一的成分，因为商品价格除了补偿劳动以外，还必须补偿在商品能够送往市场以前一定要花费的时间。……必须承认，价值这一问题已陷入重重困难，……我有时想，若重写关于价值那一章，我应当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是由一个原因而是由两个原因来调节，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商品送往市场前资本处于静止时期的利润率。也许我将发现，我对这个问题的这一看法与我曾经有过的看法有着几乎一样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简单物物交换可以用劳动来解释，而发展了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的价格关系就必须借助于劳动和资本两者。这表明，李嘉图最终对自己原先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已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只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个看法明确写进次年（1821）出版的《原理》第三版中。
2、“不变的价值尺度”（an invariant measure of value）
如前所述，虽然李嘉图起初反对斯密的支配劳动价值理论而赞同物化劳动的观点（如《原理》的第1章第1-3节），但后来也不得不考虑修改他的理论、即考虑收入分配变化（如工资率或利润率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如第4、5节）。其结果是，李嘉图区分开商品价值变化的两种可能的情景：一种是生产中需要的劳动在数量上发生直接或间接变化，另一种则是劳动力价值的升降（工资率的变动）由于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的不同而影响不同。显然，由于李嘉图认为第一种情况起支配作用，所以到了《原理》的其他章节，他就只假设价值的变化是由物化劳动的变化造成的。然而，这一假设使得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并不能令人满意。根据学者伍兹（woods, .）的研究，自《论利润》发表以来，李嘉图体系的核心就是利润率和利润率与增长率的关系；作为推论，则决定收入分配规律的研究自然也就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李嘉图发现，国家总收入的多少、资本的总量、以及工资总量都会随着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实物构成固定，但由于它们用价值度量，而且本身又是收入分配的函数，所以各构成部分自然也就是变化的。 如此一来，则实际工资率增加对利润率的影响就不再仅仅是反向的变动关系了。
在前面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谷物利润率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比例，所以它只依赖于所表达的实物单位；而一旦放弃了单一产品模型，就会面临不同产业的不同资本-劳动比率，从而也就需要一个用以衡量产品、工资和资本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在一个没有资本或各产业资本-劳动比率都相同的模型中，商品的交换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成比例，从而实体劳动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即当劳动生产率变动时整个农产品的价值不变，而该劳动的价值来自于生产技术并独立于利润率，这样价值和分配就是相互独立的、从而类似于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不过显然，这种实体劳动价值论的推论要依赖于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劳动、或者谷物是唯一基本产品的假设，所以一旦放弃了单一产品，就会面临不同产业不同资本-劳动比率、以及不同资本周转时期的情况，这样，随着产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的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发生改变。对此，经济学家哈里斯指出，“这些商品的价格本身依赖于分配的变动，因而会随着产品分配的变动而发生改变，这就意味着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它们的分配是不可分离的。” 也就是说，一旦把分配变化对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的影响考虑进来，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这时，用任何既定标准衡量的社会产品的价值和剩余产品的价值，即使在社会产品的物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一般也会随分配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样，工资、剩余产品以及利润率之间的直接变化关系就会随着异质品模型的引入而变得相互影响，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说，“分配的变化改变了要分配的东西”。
这使得李嘉图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十分困扰的事实，即：由于资本和劳动在不同产业按照不同比例结合（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货币工资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相对价格的构成。因此，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来说，工资的上升或利润率的下降都会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升高。显然，这就违反了李嘉图所试图遵循的劳动价值论：根据该理论，相对价格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量，而与劳动报酬率无关。也就是说，由于价值与分配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收入分配的变化，改变了测量单位、即价值尺度的价值。这样，在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下，就不能再确定商品价格变化中的哪一部分是由于该商品自身、哪一部分是由于价值尺度的缘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点，所以李嘉图想到要用一种商品来表示所有的价格，也就是说，如果一件商品是由整个经济中平均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例、或相同固定资本但却为平均耐久性的产业生产出来的，则工资率的变化（相应的利润率变化）将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显然，这种商品实际上也就是由整个经济加权平均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生产出来的。所以，它就能够提供一种不受工资与利润比例变动影响的衡量标准，因而形成“价值的不变标准”。这样，这个商品就能够独立衡量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使分配变化时产品的价值却不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
这里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李嘉图一直都希望恢复他的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因而使得要致力于寻找这个不变的价值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总量大小不随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劳动的价值尺度（the labor measure of value）问题也就引入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因为它可以保证：由收入分配的变动所带来的有关一件商品价值的任何变化，都是由于该商品本身、而非价值衡量单位的变动而造成。这样，也就可以用这个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劳动与资本之间所分配剩余量的大小。 根据考斯塔的研究，他认为李嘉图对这个“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寻找，归因于他一直对求解国民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问题的关注。李嘉图清楚地看到，当各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变化时，国民产品的规模大小也会发生变动、从而扰乱了正常的分配秩序，这一点自然是很尴尬的。由此，李嘉图才致力于寻找这样一个价值尺度，希望在国民产品的分配发生变化时，该价值尺度能够保持不变。 在这里，经济学者卡塞尔（Cassels, .）也指出，由于李嘉图对分配问题的关注甚于价值问题，所以李嘉图试图去解释的，并不是价值如何被决定、而是一定时间内交换的比率如何确定的问题。换句话说，李嘉图所主要关注的，不是在某个时刻两种商品之间相交换的条件，而是在一个时间段里两种商品交换时的条件的变化，即商品交换比率的变化与其分配份额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所以，李嘉图才会致力于寻找一个不会随着这种变动关系而变动的价值尺度。 同时，根据罗宾逊夫人的解释，她认为李嘉图对这个“价值的不变标准”的寻找，是源于李嘉图想把他的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置于现实社会、从而使之一般化的美好愿望。根据李嘉图的这个愿望，现实社会中各种庞杂的商品就可以依据市场上的交换比率——相对价格——化为纯一的尺度，所以李嘉图才进而打算探索一个价值单位来衡量这些商品、使之成为单一的数量。而这个价值尺度，由于可以避免利润率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也就可以把在地租、工资和利润间进行分配的各种商品化为纯一的单位，这时总量的大小就不会随着分配的变化而变化。显然，这个尺度就类似于李嘉图简单谷物模型里的“谷物”。
因此，李嘉图在《原理》第三版（1821）关于价值一章所作的主要修改，就是他愈来愈关注的有关价值“不变”尺度的问题。 李嘉图说，假如能够找到这样一种商品，我们将把它作为一个尺度来断定：用同样有机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两种商品，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时，这一变动多少是由于影响第一种商品价值的原因，多少是由于影响第二种商品价值的原因。用这样一个不变尺度来衡量这些商品时不难找出，它们的价值“可能长期增长的最高限度”，是要“同生产时所必需追加的劳动量成比例的；除非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有所增加，它们的价值决不会上涨。”但若这些商品是用不同比例或不同耐久性的资本生产的话，则情形就不同了，“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将因工资的增长而改变”，尽管生产这些商品的难易程度没有变化。但米克指出，李嘉图后来认为，价值不变尺度的不完善程度是可以减低的，如果不仅假设这个媒介物的生产总是需要同等数量的劳动，而且假设它应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中等情况下生产出来，这两个极端就是资本的高比例和低比例、高度耐久性和低度耐久性，而《原理》第三版修改的大部分也都是由于李嘉图发展了这个观点的结果。
到了1823年，李嘉图在临终前又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的文章《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absolute value and exchangenable value）。如果说在《原理》第三版关于价值尺度的修改还只是李嘉图的一个设想，那他在这篇文章中则明确提出，正是要试图用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解决曾经困扰他多年的对劳动价值论的修正问题。对此，李嘉图甚至说，“没有人能怀疑政治经济学中迫切需要有这样一个绝对价值的尺度，以便使我们能够在交换价值发生变动时知道价值变化发生在哪一方面。”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李嘉图首先指出，“尺度成为一个完美的尺度，其仅有的一些必要的属性是，它自身应当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自身应当是不变的，就像长度的一个完美尺度应当具有长度一样，那个长度既不会增也不会减，或者是重量的尺度应当具有重量，那个重量应当是恒定的情况一样。” 之后，李嘉图接着提出，“要成为商品的一个准确的价值尺度，也还需要其他条件：首先，被计量的商品和用以计量这些商品的商品，其投入市场时所需要的时间长度必须是相同的；其次，用来作为尺度的商品，其生产时所需要的劳动量应该是始终不变的。” 至于如何来选择这个尺度，李嘉图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所选择的尺度，应当是在一定期间运用劳动、从而必然涉及资本垫支来生产的。因为第一，就跟尺度自身在同样的时间条件下生产的一切商品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尺度。第二，作为交换目标的绝大多数商品，是在资本和劳动的结合下，也就是在一定期间运用的劳动所生产的。第三，运用1年劳动所生产的商品，是运用劳动和垫支远远超过1年所生产的商品与单纯运用1年劳动而没有任何垫支所生产的商品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形态。在多数场合，用中间形态作为尺度，其偏离真实情况的程度，比用任一极端形态时要小得多。” 也就是在这里，李嘉图认识到，这样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必须是以整个经济的平均资本-劳动比率生产的，这使他想到了用谷物或者类似于谷物的黄金。他说，“假定生产货币的时间跟生产谷物的时间完全相同，只要生产时所需要的始终是相同的劳动量，我就主张用货币作为尺度；如果所需要的劳动量不是始终相同的，可以因所需劳动量的或多或少，而酌量变更尺度自身的价值。这个尺度在时间长度上的生产条件，与谷物和构成日常清费中极有价值的一个项目的生产条件相同，这使我决定把它放在优先地位。” 所以，他考虑“由黄金制成的货币”可以作为这一“不变价值尺度”的一个可能的选择。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就像前面谷物模型中的谷物由于脱离了现实而受到马尔萨斯的责难、以及他最初所坚持的劳动价值尺度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变动一样，李嘉图选用黄金作为“一般的商品标准”，也同样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商品或者说他当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商品一定是以平均资本-劳动比率生产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实中的所有商品并不都是在相同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因为它们不可能在正好相同的时间进行生产和进入市场，所以也就不可能找到以加权平均的资本-劳动比率生产出来的特殊商品；同时，现实中不同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农业技术不发生任何变化，只要实际工资改变，都会使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利润率的变动。所以最终，李嘉图也排除了黄金作为这个价值尺度的选择，因为由此看来，即使是最适合作为货币的黄金的生产条件也可能与其他商品的生产条件相类似。因此，就连李嘉图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商品，它总是用同等数量的劳动来生产，然而由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同于那些我们要确定其价值变动的商品所需要的固定资本的比例，因而工资的增减还是会引起前一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这样，即使一件商品总是用同等数量劳动来生产的话，它也只能对于所有在与它一模一样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说来是一个完善的价值尺度，但对其他商品说来就不行了。”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价值“一般规律”之所以会在李嘉图这里出现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资本利润的出现，它使得利润在不同商品的价格中所占的比重开始不再相同。在这里，也可以运用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的方法来解释（参见斯拉法，1960年，第6章）。比如，令PA表示商品A的自然价格，令L1A为直接生产A时所用的劳动数量，L2A为直接生产A的生产资料时所用的劳动数量，r为利润率，w为（货币）工资率，那么A的（货币）价格就是：
PA = w L1A (1 + r) + w L2A (1 + r) 2 + … + w LNA (1 + r) N + … （1）
类似地，商品B的（货币）价格就是：
PB = w L1B (1 + r) + w L2B (1 + r) 2 + … + w LNB (1 + r) N + … （2）
可以看到，只有比率（LiA / LiB）对所有的i都相等，则（PA / PB）才不会受r的影响、才等同于上述比率，从而等同于A和B内含的全部劳动量之比（/）。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A的价格和B的价格相同比例的变化（因此它们的价格比不变）；而利润与PA的比例实际上与PB的比例相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关于价值的“一般规律”才在严格的意义上成立。否则，收入分配中的任何变化（w或r的变动）都将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r = 0时相对价格才等同于内含劳动量之比）。
所以说，李嘉图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个价值“不变”尺度的问题。根据他的话，“这种尺度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本身都会和其价值需加确定的物品一样地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量能够没有增减。” 以至于最后，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必须认识到，在自然界没有完美的价值尺度这样一个东西”， 不存在不变的价值标准，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李嘉图的矛盾”。就像哈里斯所说的，“对‘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的求解在李嘉图的分析中是不可能克服的，它是一个李嘉图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 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他则认为李嘉图试图以一个不变的尺度来消除劳动价值论的“例外”是“一个化圆为方的问题”。他指出，李嘉图自己钻进这个“死胡同”的原因在于，他基本上是从工资水平变化引起商品价值变化的角度、而不是从同一劳动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价值量的差别这个角度来看待劳动价值论的“修正”问题，这样李嘉图也就永远解决不了他的难题。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尽管如此，但李嘉图用“一般商品”作为价值标准的想法其实还是有一定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来自于著名的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人物斯拉法。罗宾逊夫人指出，斯拉法曾经论证这宗商品如何成为一种综合商品，从而可以用来分析一特定时间适用于一个生产商品的经济社会的分配关系。 也就是说，斯拉法使用一种类似于李嘉图谷物模型中的谷物的这样一种“标准符合商品”来衡量所有价格，而这种商品则仅由以相同比例结合的产品组成；而且斯拉法认为，这种“复合商品”存在于任何一个现实的经济制度之中。这样，他就用这个方法使李嘉图利润理论的根本意义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了。对此，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甚至认为，斯拉法的经济学就是“李嘉图经济学仍然活在现代的另一层含义”，而对于斯拉法写在1960年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他也颇为赞赏地指出，“这部书表明李嘉图的问题不仅在现实中可以得到解决，而且这个解的延伸对于现代经济理论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节 边际地租与李嘉图的古典均衡
一、边际地租问题
可以看到，从1815年的《论利润》到1817-1821年共三版的《原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史学家斯皮格尔曾就此指出，“李嘉图是提出一种价值理论并将之与分配理论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从而预示了价值和分配是19世纪经济理论所关注的首要内容，价值与分配之间的这种紧密结合直到后来马克思的著作中才再度出现。” 而学者卡塞尔（Cassels, .）则明确指出，李嘉图正是在解决分配问题中才引入了价值的问题，所以其价值理论本身就从属于分配理论，分配才是李嘉图分析框架的核心。 据前所述，作为古典剩余分析传统的集大成者，李嘉图所主要关注的，是一国的国民收入在地主、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问题，正如他所说，“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在这里，我们引用熊彼特的相关论述简单地概括一下。 熊彼特指出，李嘉图的分配理论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首先是关于地主的地租，李嘉图把地租定义为土地的边际内报酬，把土地作为一种供给固定的要素，从而报酬的规模也就依赖于对农产品的需求，而这在谷物需求完全无弹性的假定下又取决于人口规模；其次是关于工人的工资，在用耕种差异“除去地租”之后，李嘉图运用生存工资理论来决定随着劳动自然增长的除去地租后的总产出部分；最后是关于资本家的利润，李嘉图把全部利润视作为去掉工资和地租后的余额，这样利润率就成为总利润与资本投入总量的比值。换句话说，熊彼特认为李嘉图的分配问题可以用这三个独立的理论来说明。对于这一点，布劳格认为熊彼特的总结是比较中肯的；同时布劳格也指出，李嘉图的这些分配理论都是相互独立的，就好像分配中的每一种收入都是由各自的影响因素独立决定的。
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李嘉图的这些分配理论均为独立决定，所以李嘉图才提出了他的“边际地租”，从而使得其剩余理论与斯密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虽然李嘉图从斯密那里继承了地租的剩余理论，但到了李嘉图那里，这种“剩余”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斯密的理论中，地租和利润始终都是工资以外的剩余，所以总产品分割为剩余与非剩余（即劳动工人的工资基金）的划分，依据的是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以后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由于他首先提出了地租是由边际递减的土地收益（类似于今天教科书中所说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原理）决定的观点，所以地租可以先行抽象出去，从而在外生给定一个生存工资 以后就只有利润才构成剩余。就像李嘉图所说，“地租的再生产并不能使社会获得绝对的增益，只不过是一个阶级牺牲另一个阶级来获利罢了。” 所以，“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社会剩余产品最好是由利润构成，而不是由地租构成。”
在《原理》的“论地租”一章，李嘉图首先提出：“尚待讨论的是，土地的占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地租，能否不涉及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而造成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 之后，李嘉图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地租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即供给）条件的变化，即地租是由于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成本造成的，而造成成本增长的只是生产扩张时生产率的下降，这样李嘉图就引入了他的技术分析。李嘉图指出，土地的技术特征——即土地的肥沃程度会不断下降（粗放的收益递减导致粗放的地租，即“粗放边际耕作”，extensive margin of cultivation），以及在同样的土地上使用的劳动量增加、或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单位劳动投入的产出量越来越小（集约的收益递减导致集约的地租，即“集约边际耕作”，intensive margin of cultivation），是两种收益递减规律和两种地租的基础。如果令谷物代表农业的产出，由于谷物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它也就依赖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劳动的投入及其生产方式。这样，与前一个单位的谷物相比较，则后一个单位谷物产出的成本（由技术特征造成的）和价格就会较高，从而使地租成为地主的一个“额外剩余”，而不是如斯密所说的和利润一样都是总产品减去劳动工资以后的剩余。所以，在李嘉图那里，地租只是由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一种归于地主阶级的报酬，就像李嘉图所强调的，“我希望读者都理解我所说的地租是指为了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能力而付给地主的报酬。”
对此，斯皮格尔的解释是，“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中，使用土地被认为无成本的，地租表现为一种转移支付，因而与服务的任何补偿流都无关；之所以支付地租，是因为它在数量上有限、以及它的肥力和位置不同。所以，与将工资支付给工人和将利润支付给资本家不同，支付地租在本质上不会必然激发对服务的需求、从而刺激消费；相反，这只是因为‘使用土地原有和不可摧毁的能力’而支付地租。” 这里也可以看到，李嘉图与斯密理论的分歧之处在于，李嘉图认为地租是一个阶级内部本身的一种收入来源，它是一种与土地拥有者的经营行为无关的、完全起因于土地质量自然差异的边际内报酬；相反，斯密则认为是由于土地拥有者的“不劳而获”，即他们只是凭借着土地所有权而占有了一部分土地产品的剩余，因而反映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 这与马克思的论述是一致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的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地租的支付并不是一个如李嘉图所说的按土地边际效益所解释的自然规律，相反而是一个反映了社会关系变动的社会规律，它依赖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李嘉图有关土地的一些基本特征。
也就是在此，李嘉图引入了他的著名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原理（the law of diminishing-returns in agriculture）。李嘉图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的繁殖，人们不得不开垦肥沃程度较低和地位较差的土地（或在已耕地上追加资本）来增加粮食的供应，于是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就开始发生作用；随着劣等土地的不断开垦，在边际土地上生产一单位的原料就需要投下愈来愈多的资本，新土地上的生产成本就会不断增加，这样土地产品的价格也就不得不再次提高以涵盖边际土地的生产成本，这时非边际土地的地租将上涨（并且逐渐增加）。同时，由于假定生存工资是处于最低生活费用水平而无法削减，这样，每人的平均产量减去地租之后的剩余、也就是农业利润就会逐年减少，所以利润率自然也就会下降了。就像李嘉图所说的，“假使农业无所改进，则资本在土地上使用的每一次增加，必然要使农场主的利润减少，一切其他利润也必然要减少，因此利息率就必然要下降。” 而且由于竞争的存在，随着人口增长和劣等地的不断开垦——或者土地稀少的地方，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来耕作土地，工资的份额就会进一步上升，而利润的份额也就会进一步下降；如果这个过程持续下去，则工资最终会吸收掉全部产品减去地租的余额，利润就会降为零，资本积累也就停止了，这就是李嘉图所说的“经济的静止状态”。可以看到，李嘉图用土地收益递减原理对地租的解释，最终达到的却是一个并不能令他满意的状态，所以李嘉图强烈要求废除地租。米克指出，“在这里，李嘉图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解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是他第一次用这个新解释来代替他一直信而不疑的斯密学说。”
不过，也就在上述土地收益递减原理的论述中，李嘉图提出了另外一个不同于斯密的观点，即：地租作为一个“额外”的剩余，它只是谷物高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地租是由价格决定的、而并不决定价格（rent is price-determined rather than price-determining），所以地租并不进入价值理论，从而不构成谷物价值的组成部分。但对斯密而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旦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则租地农场主、即地主所得地租就像资本家得到利润一样，成为雇佣劳动工人耕作土地产品的一部分剩余，所以地租也就和利润一样成为商品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这也就是斯密“支配的劳动”的含义），这与李嘉图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李嘉图举例说，“如果谷物价格昂贵是地租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那么价格就会相应于地租的涨落而改变，地租也就会成为价格的构成部分了。但是，规定谷物价格的是用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谷物；地租决不会也决不可能成为谷物价格的构成部分。” 所以，李嘉图认为斯密在此弄错了，而这一点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由此，李嘉图就把“绝对地租”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凡是农业资本的中常利润，同属于土地耕种的一切支出并计，相等于产品总值时就不会有地租；凡是产品总值仅仅相等于耕种的必要支出，就既不会有地租、也不会有剩余。” 同时，也因为正是由于李嘉图并不认为地租是价格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他才想到要用一种不同于斯密的理论来解释地租的决定；而李嘉图的解释也就是：地租只决定于土地生产力的使用中边际生产成本的不同，即地租由最后一部分生产力规定，这也就是李嘉图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原理。
因此，在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一般都认为边际地租理论是李嘉图首创的，从而产生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这一常见的惯用语，然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李嘉图也只是接受了早先威斯特和马尔萨斯所复制的级差地租原理，而这里说“复制”，则是因为他们的边际分析其实也都是源自于英国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1777年，英国经济学家安德森最先提出了资本主义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原理，从而把边际分析引入地租学说，因而被马克思称之为是李嘉图在地租学说方面的实际先驱者。 在说明地租来源及形成时，安德森提出了“最后的土地”或“最贫瘠的土地的耕作费用”概念，并把它看作是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依据，而这里所说的这一最后的耕作费用，也就是后来学者们所谓的农业边际成本。不过，安德森的边际地租分析并没有同所谓的“土地报酬递减律”相联系；首先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是另一位英国学者爱德华·威斯特。1815年，威斯特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提出了边际资本概念、并将其作为级差地租论的一个前提，从而把边际地租分析与“土地报酬递减律”联系起来，而且他甚至还把地租的成因完全归结为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同年，另一位学者马尔萨斯在《地租的性质与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完全复制和利用了安德森的地租原理，从而被马克思称之为一个“职业剽窃者”。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们虽然都提出或者使用了土地的边际原理，但各自却分别代表着不同所有者的利益，如安德森（包括后来的李嘉图）代表了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马尔萨斯则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马尔萨斯始终认为，土地及其产品本身只是“自然对人类的赐予”，是上帝的恩赐；换句话说，马尔萨斯的地租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只是来自于土地及其产品所具有的自然性质和绝对生产力，显然这与斯密联系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古典理论则相差甚远。
因此，最终把地租论中的边际分析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的是李嘉图。所以说，一方面，李嘉图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并沿用了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剩余分析方法，因而无疑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另一方面，李嘉图在边际分析史中同样也占有着重要地位，因为他不仅把劳动价值论引进边际地租论，以劳动价值论解释了边际地租原理，而且他也把边际原理推广到价值论，提出了边际劳动价值论的命题。例如，在指出土地数量有限而质量又不相同、以及存在着农业一般利润率等形成地租的条件以后，李嘉图提出了最劣等土地的产品和最后使用的资本的产品概念、即边际概念，并以之作为说明地租形成的依据。正像李嘉图所说，“资本的一般利润完全取决于在土地上使用资本的最后那个部分的利润。因此，假使地主放弃他们全部的地租，这既不会提高资本的一般利润，也不会降低对消费者的谷物价格。” 所以，“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 由此可以看到，从安德森到李嘉图，边际地租的技术分析是沿着逐步同劳动价值论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的；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就价值论的本质而言，边际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是截然对立的，所以仅在简单分析方法上的调和并不能令李嘉图摆脱他的困境。
例如，作为一个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虽然采用了抽象掉技术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古典剩余分析方法，如将利润作为总产出减去地租和生存工资以后的剩余；但在地租的决定上，他却不自觉地采用了土地随收益递减的技术分析。这样，由于总产出取决于土地收益递减的技术关系，从而利润也将取决于技术关系；然而，正是技术的加入却导致了李嘉图一系列分配理论上的逻辑混乱。这里仍然采用李嘉图1815年《论利润》的谷物模型来说明这种由技术关系的加入带来的问题。假定上年收获的谷物（Yt-1）作为资本所能雇佣的劳动数量L取决于工资率w，工资率固定且小于劳动生产率（w <σ），从而投入劳动的数量L=（Yt-1 / w）。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这一年的总产出Yt和利润率r就成为：
Yt = ( Yt-1 / w )σ= Lσ （1）
r= ( Yt ( Yt-1 ) / Yt-1 = ( Lσ( L w ) / L w = ( ( ( w ) / w = (σ/ w ) ( 1 （2）
（Y：总产出；w：固定工资率；σ：劳动生产率；L：雇佣劳动量）
（1）式表明总产出取决于投入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2）式表明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 所以，在这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当加入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后，如随着土地收益的递减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同时，如果工资率下降，利润率则会上升。这样，上面两式也就可以表述为：假设存在着土地收益递减和地租取决于土地的边际产品、以及给定的生存工资，则随着资本积累所雇佣劳动数量的增加，就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地租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提高和利润份额的下降。
可以看到，模型中的利润率下降同时也会造成对资本积累的阻碍，从而使得资本家进退维谷。因为一方面，当耕种边际扩大时，劳动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又必须支付上升的工资率，以便保证有劳动力可以雇用。但是，当边际土地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时，对现有边际内的单位来说，地租的压力增加了，资本家因此也就必须向地主支付比例日益增加的剩余。这样，地主阶级和资本家之间这种分配上的冲突，也就构成了驱使经济走向最终静止过程的特征。显然，在这一过程中，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李嘉图的土地肥力递减，它表明的是一种技术退步下的利益冲突关系。 所以说，李嘉图所要讨论的就是由这种技术退步下的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动问题， 从而使他放弃了斯密由假定外生给定的“自然利润率”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从这一角度出发，李嘉图坚持价值取决于实体劳动、而不是斯密给定利润率的“支配的劳动”，从而能够讨论由于技术变动（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技术退步）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然而问题是，李嘉图从上述公式中引出的分配规律实际上为两种，即：一种是既定生存工资下的利润率决定，由于利润是资本家所得剩余（而且只有利润是剩余），从而就表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占有雇佣劳动工人剩余劳动产品的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这里的利润率由社会关系决定；而另一种则表明利润率是由劳动生产率、进而由技术决定的， 由于李嘉图在地租的决定中引入了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由土地边际生产力来决定地租，这样技术关系的变动就必然会影响到利润率的变动。所以说，李嘉图在这里所讨论的是两种关系变动下的收入分配的变化。不过，如果像《论利润》中所描述的所有量都是由谷物表示的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则利润率的变动还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但是，一旦扩展到两种或两种产品以上的异质品模型时就出现了问题。换句话说，李嘉图的上述推论只有在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才能成立，因为这种模型明确表示了一种总产出的决定理论，其中资本被假设完全用于工资支出而不用于生产资料，所以可以不必考虑总量的测量问题。但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这里的资本却是由工资和生产资料共同构成的，因而就必须要考虑各个部门不同资本构成对总产出的意义，即替代这种总投入和总产出技术关系的将是完全竞争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这样，在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就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随收入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其谷物模型的推论。显然在这里，当放弃了斯密的“工资单位”和外生给定自然利润率的加总方法，就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影响相对价格、进而影响总产出的异质品加总问题。这一点是容易证明的，因为在斯密那里，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自然利润率是外生给定的，即通过竞争资本的流动可以达到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所以给定技术条件或生产方程和工资率，利润率的变化将只是使总资本和总收入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不会影响到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和出现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然而在李嘉图那里，收入分配的变动同时影响相对价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李嘉图；直到1823年，李嘉图明确提出了如何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难题，即当各部门资本构成不同或资本-劳动比率不同时，技术关系上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和收入分配关系上利润率的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
其实，从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中也可以得到，他所要寻找的“不变价值尺度”的困难就在于，如何能够在现实的异质品模型中得到反映技术关系的总量测量。也就是说，当采用价格来测量总产出时，会出现由于收入分配（工资或利润）的变动而导致的相对价格、从而总产出价值的变动，由此使得其分配理论失去了测量的尺度；因为只有确定总产出才能说明收入分配，而用相对价格测量的总产出又取决于收入分配，由此陷入循环推理的逻辑矛盾。实际上，对于李嘉图的这个矛盾，马克思是清楚的，这反映在后来有关著名的“转型问题”的争论上；不过马克思认为，用李嘉图的实体劳动来表示产出和投入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分析经济剩余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可以为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奠定基础，所以说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 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李嘉图所要讨论的问题——即资本积累、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动来讲，在异质品模型中总量的测量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自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像转型问题的争论一样。但新古典经济学家直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讨论这些问题（如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就完全回避（或遗漏）了这种总量意义上的加总矛盾。1953年，罗宾逊夫人发表《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了新古典的这一悖论；1960年，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又把李嘉图的矛盾与新古典理论的悖论放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一场围绕斯拉法的著作所展开的“剑桥资本争论”，并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和李嘉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困难、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以及“威克赛尔效应”等都连接到了一起。因此，明确地表述李嘉图的难题和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对于重新解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详细论述见后）。
二、李嘉图的古典均衡
可以看到，李嘉图其实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地租理论，不过它给后人对李嘉图的解释也带来了很大的矛盾。因为一方面，由于李嘉图引入了技术分析、提出地租由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决定，所以居于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学派就将李嘉图视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先驱；而另一方面，由于李嘉图也认为当工资给定时仍存在剩余（尽管这个剩余只由利润来表示），而且二者之间的反向关系依然成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又被强调社会关系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视为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然而，这两种分析传统在经济学说史上始终是对立的，根本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所以一旦被李嘉图引入到同一个经济理论体系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例如，当李嘉图在地租的决定上不自觉地采用了土地随收益递减分析以后，由于技术的加入也就导致了李嘉图分配理论上的逻辑混乱（如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的变动问题），从而令李嘉图一直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价值尺度而困惑终生。而且，也正是由于李嘉图所引入的这个边际地租，又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李嘉图说成是整个边际理论的首创者，如“李嘉图的地租定律是整个边际法则的伟大先例，后来成为整个奥地利经济理论学说体系的基石。” 而萨缪尔森甚至认为，“李嘉图超过斯密向边际主义迈出了一大步，他的无处不在的数字例子几乎表明，在李嘉图内部已经有一个冯·屠能和. 克拉克力图诞生出来。” 同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见解的进一步后果之一，就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而认为，李嘉图的古典一般均衡也不过是一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霍兰德，1979）。
其实，新古典学派的这种观点只是源自于他们对李嘉图分配理论的一种曲解。如前所述，李嘉图首先使用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原理规定了地租，这样他就可以先把地租排除在外，进而主要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李嘉图这里，由于利润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剩余”、即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从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仍然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都是从属于这种经济关系的。然而，新古典学派却完全抛弃了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们仅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抽取了其中的“边际”因素，并试图把它应用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每一种要素上面，如资本、劳动、以及后来的管理、技术等等，这就形成了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所以，李嘉图与新古典学派分别引用边际分析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对于所引入的这个边际分析本身，德国经济学家格尔曼·列曼（Lieman, .）也曾经指出，“庸俗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同古典的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边际分析之间的区别，暂时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今天，当经济现象的最优化和马克思的价值论之间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做出这种区别就特别重要了。”
其中，对新古典从李嘉图那里所引入的关于边际原理的运用，著名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曾经借助于所谓“现代分析方法”对李嘉图经济学进行了一次重新表述，他展示了在一个多要素世界里李嘉图单要素价值论所遇到的困难；但他却指出李嘉图体系的这个困难，不应借助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应借助于“土地价值论”来解释，这也就是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有关土地要素的分配。 根据另一位新古典学者威克斯蒂德的话，由于“级差分配理论对于除土地以外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适用的”，而“当级差分配起作用时根本不存在剩余或余额”，因此，所有产量均按要素的边际产量分配给生产要素。 显然，在威克斯蒂德看来，地租只是一份收入，其性质与资本和劳动的性质完全对称，它们都成了根据边际产量来支付的生产要素。这样，如果完全采取新古典学派的做法，如假定各种生产要素具有连续替代性，竞争是充分的、以及具有一种特殊的生产函数（线性和齐次的），地租便由土地的边际产品决定；如果这一规则进一步应用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也就意味着总产品的完全耗尽、即新古典的欧拉定理（Euler Theorem）（相关论述见后）。因此，在新古典的这个分配理论中，专注于各种要素资源配置的新古典传统完全替代了斯密、李嘉图古典剩余经济的分析传统。如前所述，古典剩余传统的核心是分配变量的决定先于相对价格的决定，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动；而在新古典传统中，各种产要素的价格和商品的价格同时决定于产量，对要素和商品都用同样的供求机制加以解释，这样所有要素的报酬与其在生产中提供的服务都是基本对称的，即商品的价值由边际效用决定、生产要素的价值由边际生产力决定。 因此，分配也就不再是像在古典传统中那样的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从属于资源配置。例如从微观角度看，分配变量的决定只在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即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从宏观角度看，相对收入份额的确定也只在于要素对产出的技术贡献，这是由新古典著名的总量生产函数决定的。这样一来，只要总产出可以由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决定，则古典剩余传统关于社会各阶级的所有权与相应的各阶级收入分类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利润的决定则只会联系到资本的生产率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而不再是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说的，“新古典学派打算提出一个不管谁在雇用谁、只依据边际生产率来分析的分配理论。”
不过，如果仅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这里其实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因为只是实物单位的资本品 ，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计量，所以也就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因而并不存在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其它宏观变量。换句话说，在新古典各种要素的初始分配和服务的技术特征给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变动只取决于由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要素价格，从而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资本和统一的利润率概念，也就不可能存在统一利润率的古典均衡。所以，由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表明的供求均衡只能是另一种均衡、即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然而与此相反，在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不论是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还是引入了纯粹劳动价值论的两部门模型，李嘉图都同样得到了一个与货币工资率呈反向变动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尽管这个利润率与斯密外生给定的“自然利润率”概念有所不同，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古典竞争过程所特有的结果；而且由于事先排除了地租、而只是把利润作为剩余，所以这个统一利润率更加突出了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劳动就是为了获取利润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所分析的工资、利润和价格就都与这个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紧密相连。对此，凯若维尔和托萨图（Caravale, G., and D. Tosato）都认为，“这个‘自然均衡’的概念是李嘉图价值分配理论的核心，这使他认识到由供求作用所带来的市场均衡与他的自然均衡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李嘉图接受了斯密的观点，从而也认为市场价格仅仅代表着对自然价格的一种偏离，所有的价格都具有朝向统一利润率的自然均衡方向发展的趋势。”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则李嘉图的理论和斯密的理论一样都是一种古典意义上的一般均衡理论，该均衡所表明的是工资率和利润率在各产业的每种生产活动中都达到一致的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而不是像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所表明的那样只是在某个时点上由供给与需求的相等所表示的均衡。
然而，在新古典对剩余理论的评判中，经济学家霍兰德却始终认为自李嘉图开始，古典经济学出于实用目的而形成的一般均衡根本上就是和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一样的理论。他说，“李嘉图式经济学——即李嘉图和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包括同边际主义的详尽论述完全一致的交换体系，特别是其成本-价格分析完全就是在考虑最终需求以及要素和商品市场相互依存的前提下，用一般均衡方法分析稀缺资源的配置。” 可见，霍兰德这里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所指的是许多相互联系的命题，诸如在边际报酬递减原理条件下，一定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有效分配；依据供求相等的原理，数量和相对价格的同时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市场均衡和要素市场均衡之间的相互依存等等。 显然，霍兰德所理解的这些命题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新古典的色彩。不过布劳格也认为，其实这里的论述足以说明：如果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含义，那么赞同霍兰德对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毫无道理的。 奥布赖恩更是指出，霍兰德总是认为在他之前的每个人都把李嘉图的理论说成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曲解了李嘉图；然而实际上，在将李嘉图看成是所谓“一般均衡理论家”的过程中，连霍兰德自己也认识到他其实已经修改了李嘉图学说的整个体系。 换句话说，霍兰德这里所理解的李嘉图只是经他悄悄修改过的李嘉图而已。
无独有偶，伦敦经济学院著名学者森岛通夫（Morishima）也认为，李嘉图经济学是一个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他指出，边际主义的出现与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对立的，在古典学派中的李嘉图经济学是一个建立在边际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学，而这又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关联甚密。 如前所述，李嘉图曾假定，随着劣等地耕种数量的不断增加会存在收益递减、直到经济停滞状态。由此，森岛通夫就从新古典的角度认为，对每一个给定的技术，李嘉图的理论都会存在一个向下倾斜的工资-利润边界。也就是说，当工资率从零开始不断增大时，随着使用资本的增加，利润率会不断下降，也就反映出一个向下倾斜的w-r曲线（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将其称之为“要素价格边界”）。对森岛通夫来说，李嘉图“边际主义”的形成正是来自于此。这样，李嘉图的原理在一个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就可以由耕种不同土地数量作为参数、从而得到一族工资-利润边界。在此基础上，森岛通夫试图把李嘉图与作为边际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瓦尔拉斯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事实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数学符号和数学公式的数理经济学，所以它很容易转化为数学语言，这样就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与瓦尔拉斯的理论极其相似的一般均衡体系。”
然而如前所述，李嘉图之所以引入边际地租的分析，主要是为了先把地租排除在外，从而来进一步探讨作为资本主义“剩余”的利润；换句话说，李嘉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也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边际分析在李嘉图那里不过是事先隔离出地租的一个手段，而并不是其价值分配理论的核心。但是，如果像森岛通夫那样只是看到了李嘉图的边际地租的决定、却完全忽略了他的古典剩余分析的做法，自然就会对李嘉图的理论作出新古典的解释，而这样一来也就完全改变了李嘉图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论述的性质。对此，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曾经指出，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相互作用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同时决定于一个体系之中，这就意味着生产条件进入了交换过程，在今天也被称为是建立在特定技术系数基础之上的“生产函数”。但显然，在这个生产函数的表述下，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或如所有权一类的社会经济制度就都不见了，即在这里社会关系是根本不起作用的。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李嘉图，那么如剩余这样的重要概念在李嘉图的理论中也就毫无意义了，因为“剩余”的出现显然是要依赖于特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结构。 相反如前所述，李嘉图的理论所表述的，恰恰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下的古典剩余传统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正如经济学家奈特（Knight, F.）所说，“李嘉图的任务就是将社会总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它并不同于令要素价格等于该要素边际产品的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如李嘉图的利润就是作为一种剩余的反映而出现的。” 所以说，在这种古典剩余传统的框架下，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驱使下的资本流动最终所形成的统一利润率，代表的就是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而不可能是新古典边际主义的、即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
如前所述，沃尔什和格瑞姆（1980）曾经以瓦尔拉斯为界，将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区分为：瓦尔拉斯之前经济剩余分配于一系列阶段的一般均衡分析（古典）和瓦尔拉斯之后既定资源在同一阶段内分配的一般均衡分析（新古典）。 但布劳格也指出，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确切告诉读者究竟什么是“一般均衡分析”。如果说它指的是对产品和要素价格决定的探讨，而且这种探讨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或隐含的联立方程式展开、以使有待决定的未知变量数等于方程数，那么李嘉图的经济学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因为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中的要素定价在剩余经济分析传统下是以不同于产品的定价原则来说明的；如果进一步希望这种探讨不仅要解释要素和产品价格向量存在着唯一均衡解，而且要像瓦尔拉斯那样试图分析均衡价格集的稳定性和确定性，那么李嘉图的经济学就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分析。而且，沃尔什和格瑞姆利用他们的一般均衡分析主要想说明的，是在假定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对相对价格和一个分配变量的同时决定，显然只能有一种情况符合这个要求，这就是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不过，就像霍华德和金所指出的，瓦尔拉斯均衡并不是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因为“很显然，瓦尔拉斯关于经济关系的观点从一般意义上看与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并不相一致。” 而且，即使是就瓦尔拉斯的理论自身来说，其目的也不过是借用数学方法来构建一个所有商品和劳务价格均相互依赖的新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就像瓦尔拉斯所言，“经过严密分析，李嘉图理论的所有有关部分都说明，地租、工资、利润、产品价格和生产系数在同一问题内都是未知数；它们总是必须被一起决定，互不独立。” 这样，自然就使李嘉图剩余理论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落入了新古典供求均衡理论的解释，从而赫然也就成为了一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
其实，早在沃尔什和格瑞姆之前，新古典的两位著名学者阿罗（Arrow）和哈恩（Hahn）在他们的一般均衡理论教科书的引言中（1971年，第1-3页）就已加入了这场论战。 他们认为，一般均衡理论与预期思想有关，同时也与竞争是一种能够达到稳定均衡价格状态的社会机制有关；而且，构成经济体系的种种联系足以决定均衡值，当这些联系中的任何一个遭到破坏时，整个体系就会产生一种力量使之重建。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认为斯密就是这种一般均衡理论的创使者，而李嘉图、穆勒和马克思则是其论述者；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则没有一个古典经济学家具有“真正的一般均衡理论”，因为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虽然确定了价格，但却并没有决定商品数量（唯一的例外是对农业产品的处理），所以他们都没有认识到需求和供给在价格决定中是相辅相成的要素。不过，这里可以看到，阿罗和哈恩所论述的这种“一般均衡理论”的意义，实际上也是一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所以并不能用来解释李嘉图的古典价值分配理论。
在这里，在对古典经济学是否是一般均衡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1870年“边际革命”前后的“竞争”概念存在着微妙而又明显的差异。现代观念的完全竞争最早始于1838年、为古诺所创，它是一种所有厂商都为价格接收者、且面临完全弹性的产出销售曲线的市场结构。由于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所以这种新古典理论的竞争假设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显然，这与古典的竞争概念并不一致。如前所述，古典概念的竞争描述的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竞争，是人们（资本家）寻找未来实现赢利机会的过程，其结果是投入资本的收益率与相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二者相一致，因而古典的竞争厂商并不像现代新古典理论中所假定的那样只能是价格的被动接收者。从而，与这种资本主义竞争所密切相关的，就是资本家不断地为获取利润以进行资本积累的生产目的。显然，这种竞争过程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从而体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的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以至获得更多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消费的，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强调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然而，这种强调在1870年后却转变了含义。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各产业的进出是自由的，生产只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由市场供求的“竞争”形成各种要素按照其边际产品或稀缺性决定价格和收入分配。显然，这种新古典的“自由竞争思想”并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就像霍华德和金所说，“类似瓦尔拉斯理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并不能解释在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均衡所特有的利润率特征”。 所以，如果就这样把“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贴在古典经济学上，就完全抹杀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不过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不仅是1870年边际革命以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而且就是始终追随李嘉图、并被称为“李嘉图学派”的西方学者们，也逐渐背离了古典学派以总量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如李嘉图的后继者——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即李嘉图的启蒙老师与约翰·穆勒的父亲）和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等人在解释李嘉图的理论时，其全部倾向就是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讨，或者说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又恢复或缩小到抽象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交换关系，即仅仅研究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进而，到1848年约翰·穆勒（John Mill）出版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止，整个古典剩余传统的经济理论就完全被穆勒用劳动价值论解释相对价格问题所替代。 在这本教科书中，穆勒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学派的理论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这种解释方法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以至成为1870年边际革命的建立者们批判的主要目标（如杰文斯（Jevons），1871）。就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说，“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这使李嘉图学派破产了。” 其实，这里所谓古典学派的逻辑矛盾正是来自于其中加入了技术关系所致，即认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相对价格，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前所述，斯密等古典学派主要是以社会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解释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但由于李嘉图并没有完全脱离开技术关系的困扰从而导致了其逻辑上的混乱；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经济学却是十分鲜明的，即将技术关系和相对价格完全剥离来讨论总量，从而才能真实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按照罗宾逊夫人的说法，“这种全新解释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而这个新体系是由马克思建立起来的，因为“它把李嘉图的许多思想同更一般的历史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了”。
关于古典经济学的争论
一、古典剩余分析
劳动价值论是自配第到斯密、李嘉图以来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与核心。从历史上看，虽然“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观点不是古典学者首次发现的，但作为新兴产业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却是最早将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而将劳动价值原理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研究的最主要的经济学流派，被马克思称之为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的开始”（马克思，1975年，第376页）。所以，古典经济理论所探讨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与以生产函数为基础、致力于用相对价格来指导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理论不同，古典学派并不仅仅专注于“稀缺商品”，也不再使用生产要素的“替代原理”而把整个经济体系人为地分割成各个独立的部分来研究价值分配问题（如新古典的边际效用原理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更多的则是从总量的角度、采用“剩余”的分析方法对以资本和劳动的雇佣关系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行研究。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对有关经济剩余的起源、数量大小和增长问题的研究”。 同时，“对剩余的分析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真实地了解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结构、包括整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脉络”。 所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正是剩余的规模和使用所具有的绝对的战略作用，决定了价值、分配和增长在古典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意义。因而，古典经济学又可称作“剩余经济学”，即有关剩余产品产生和分配的经济学，完全不同于后来新古典理论在服从技术和所有权的约束条件下仅在竞争目标中间分配既定资源的看法。也就是说，古典价值分配理论在考察国民产品在各个阶级中进行分配的问题时，所采用的是以“社会剩余”概念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该方法为从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马克思所遵循，同时也是新剑桥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斯拉法所恢复和极力推崇的。只不过，“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在‘边际’方法出现以后，它被遗忘了。”
一般认为，在古典经济学者那里，经济体系首先是一个整体，其中存在着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各种现象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关系，因此古典剩余经济的分析方法也被称为“整体分析法”——与新古典从单个经济人理性的最大化行为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正是由于这个整体的经济体系存在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相互依赖和联系的基本格局，才使得我们能够在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分析中清楚地看到其对价值、分配和增长的分析之间的必然联系。由此，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和集大成者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积累就是经济剩余的一个函数”， 并以此为基础来建立理论体系，而这种“宏观经济”体系也就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正如米克所说：“对斯密和李嘉图而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看来是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整个经济分析——包括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有必要审慎地以此问题的解决为导向。”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些宏观经济总量问题的兴趣根植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具体环境，特别是碰到了当时英国社会以及以前历史时期发生了的种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事实。生活在18和19世纪，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前夜或激烈的阵痛之中，这些古典学者们不可能不为这些变革所震撼，他们根据所谓新的经济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这一背景进行了研究。这样，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自觉努力，即对支配经济制度运行的力量做出科学的解释，并对正在进行的各种明显变化的实际过程、以及对其正在导向的长期趋势和结果做出科学的解释。按照李嘉图的说法：“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分配理论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关系，其社会产品的分配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同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格局联系在一起的。“它（古典经济理论）关注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社会剩余的方式，尤其是对资本家阶级获取和积累剩余起着重要支配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社会关系。” 其中，代表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假设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而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了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矛盾的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讨论的社会关系、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就必须采用总量、从整体和宏观上来把握。可以说，总量社会关系的逻辑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点对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史学家艾格雷（Eagly）甚至认为，“古典经济理论本身就代表着自‘魁奈革命’两个世纪以来对经济思想起着支配作用的一种总量的或宏观的经济分析方法。”
相反，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却失去了这种总量社会关系分析的意义。其中，新古典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相对价格理论，核心是证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通过供求调整可实现商品价格的均衡以说明生产量和交换量的决定，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为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提供了精密的证明工具，然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主要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却没有得到丝毫说明；而在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中，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以平等的地位相互独立，各要素根据边际生产力原理得到自己贡献的份额，这里不需要总量，也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无关。然而，这却使得居于现代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和经济现实。因为这样一来，它既不能认识到在财产分配背后的各种经济力量，也无法领悟到这种分配对价格、工资和利润本身的功能作用。如霍奇森所言，“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稀缺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取决于财产的分配。这种社会状况的稳定程度又决定了在此基础上收入分配关系的稳定程度。”所以，“如果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产的分配以及它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找不到一个坚实的目标作其自身的公理和分析的立脚点了”。
二、剩余传统和古典一般均衡
根据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盖尔加尼（Garegnani, P.）的研究，这种被称为早期古典学派观点的“剩余”理论，起源于配第和康替龙（Cantillon）等经济学家，于1758年魁奈的《经济表》中首先得到系统表述，并在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者手中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当经济分析的主流向其他方向变化时，这种分析方法又为马克思所接受并发展。盖尔加尼认为，在非工资收入的决定之前，可以事先假定已知下列三方面情况：（1）实际工资w：即由几种商品的数量所组成的工资率；（2）社会产品Y：即一年生产商品的产出量；（3）生产的技术条件T。另一方面，已知社会产品和技术条件，也蕴含着已知所雇佣劳动者的人数L（对某一种社会物质产品而言，图1的劳动就业量就取决于工资率w）。这样，用已知实物工资率去乘就业劳动人数，即可以得出归属于劳动者的产品份额，或称作“必要消费”。如图所示：
社会产品Y
技术T 劳动就业L 剩余S
（工资之外的份额）
实际工资w 必要消费
W = w L
图2-1 剩余理论“核心”的表示式。箭头表明在核心之内所研究的依存关系。
概括地讲，上述剩余分析方法是建立在把年社会产品区分为两部分的基础之上：一部分是社会再生产所必要的部分，一部分是可以为社会自由处置的部分，并构成了它的“纯产品”或“剩余”——社会产品除去工人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更换以后所剩余的部分。 这里的剩余，作为归属于工人之外社会各阶级的产品份额，就是从产品中减除必要消费之后得出的余额（为简便起见，已扣除生产资料的恢复额）。这样，上图也可表示为：
社会产品 － 必要消费 = 工资之外的份额（剩余）
琼·罗宾逊曾经指出，这种古典剩余传统的“‘扣除额’理论是和十九世纪后期提出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十分不同的，在后一种理论中，工资和每人平均产量是一种函数关系。” 而在古典的剩余分配理论中，将工资之外的产品份额看作余额式的“剩余”方法的逻辑基础在于，实际工资率和社会产品是在工资之外的产品诸份额决定之前被预先决定的。显然，这与实际工资率和边际利润率是在劳动和资本相对稀缺性的基础上对称、并同时加以确定的新古典供求分析方法是不同的。在这里，解释决定着剩余产品的多少和它在各个阶段中进行分配的条件，是古典学派价值与分配理论的核心目的。所以在古典学派的方法中，对于两个分配变量中一个变量的解释，是独立于社会产品和另一个分配变量之外的，并且另一个变量是作为一个剩余而加以解释的。按照古典学派的这一做法，通常是把实际工资视为其中独立确定的量和既定的量，并认为其正常水平由“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Subsistence）”决定，也就是斯密的“自然工资”概念；而包括利息之内的正常利润，则在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技术基础上被确定为一种余量，工资率的水平就因此成为正常利润率所赖以决定的唯一条件。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能够与古典剩余理论保持逻辑一致的，是古典学派“预付资本”的思想。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Dobb, M.）曾经指出，“无论如何，资本概念作为对劳动者预付工资的思想，在英国大陆上贯穿着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所以，对于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而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而资本家之所以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工资的预付，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润，从而存在着一种“自然利润率”，并由此建立起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这种自然利润率来自于这样一点，即除非能够获取利润，否则资本家绝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因此，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就需要一种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而这种利润率并不依赖于技术、或与技术关系是无关的。这样，在这种统一利润率原则的支配下，资本家为获取更高利润而在相互之间进行的竞争，就使得资本在各部门间不断转投流动，从而形成统一利润率的“重力中心”以实现均衡，而这种均衡则必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下各部门所获得的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即一种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
但在现实中，人们却经常把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相混淆，甚至认为古典一般均衡不过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的一种特例（沃尔什和格瑞姆，1980）。比如在一些学者的表述中，新古典理论强调需求，古典理论强调供给或生产成本，如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从而认为二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统一利润率假设的存在。显然，如果在新古典理论中也存在着统一利润率，则这两种均衡将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上却犯了概念性的错误，即把新古典理想的单一要素模型与现实的异质品模型混淆了。其中推论的逻辑在于，如异质品模型中通常存在两种以上的异质资本品，它们将有各自的稀缺性和边际产品，从而形成不同的利润率而不会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同时，古典理论在这里的资本概念与新古典理论也完全不同。在古典学派理论中，存在着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偏好与生产力）的价值资本，作为预付来购买劳动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从而存在着按价值资本获取统一利润率的要求；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这种统一的价值资本和统一的利润率概念，从而不存在统一利润率的均衡。显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供求均衡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混同于了古典均衡。当然，如果就新古典理论自身而言，因为只要得到相对价格即可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所以并不需要任何总量和加总问题的出现，但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却是以总量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显然无法对此给予合理的解释；而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由于古典统一利润率的均衡概念所表示的正是一种总量，不仅是总资本，而且有同质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则只有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分配理论所要探讨的内容，才是真正可以通过总量联系到现实的国民收入计量或能够说明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
第五章 古典货币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生产、分配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本章将首先考察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并重点考察斯密和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以及以这两位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理论为基础的贯穿于19实际上半叶的金本位论战和“通货—银行”论战中的主要命题及其影响。本章虽然涉及到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和价值理论的矛盾，但对于古典货币理论和价值分配理论的关系的详尽考察主要是在第三章。
第一节 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
古典货币理论是整个古典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之间，各自的货币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货币和信用领域，可以区分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一派经济学家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本位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一、古典货币理论的共同基础
如上所述，尽管古典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上存在分歧与争论，古典货币理论仍然有着共同的基础或理论框架：
首先，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自然的和谐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且这种和谐一直延伸至货币和信用领域。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强调商品的产出总量和商品货币的总量的和谐均衡，并论证了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之中，均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按照这一观点，货币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是次要的，是实际经济活动的面纱。银行创造的信用能够扰乱可能存在的和谐，并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另一方面，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则强调，只要银行贷款的支付以非投机性为原则，在商品产出与信用货币关系之间的和谐同样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其次，与前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同 ，古典经济学家却把货币看作“真正的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它的价值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Petty,1963,v1,p33-34;Smith,1776,p24;Ricardo,1821,p85-86）；而商品货币还是价值尺度，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能力的尺度。把价值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第三，古典货币理论主要探讨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这一实际问题，在这方面，交易方程式MV=PT为各种货币理论学说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因为它所表述的经济关系简单明了，而这些关系本身并不含有因果联系。这里，M代表货币供应量，V是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T是商品交易量。这个方程式也可以写成MV=PQ，Q代表实际总产出，V为收入流通速度（格林，1987，中译本1992）。有争论的不是现实经济中两者的相关性，而是因果关系的方向问题。
面对新发现的美洲金银矿所生产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只是意味着单位货币的贬值，而不象重商主义提出的是增加财富的方式。休谟由此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把遍及整个欧洲的价格水平的上涨完全归因于货币的扩张；而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把价格革命的起因追溯为货币现象，而是归结为金矿生产成本的降低（内夫Nef,1941；欧斯威特Outhwaite,1969；维拉Vilar，1976，p343；参见格林，1987）。古典经济学进而认为，从长期看，在经济活动将受到长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交易方程式中P的波动幅度将在价值理论基础上确定；由于萨伊定律和制度因素各自作用，Y和V都是固定不变的。因此P是方程中的自变量，而M则是因变量。商品（或货币）生产成本的变化所引起的P的任何波动，都对M具有相应比例的影响。这种“真实”经济部门货币总需求的决定以“古典两分法”著称，并构成了基本的古典流通法则（配第，1963；斯密，1776；李嘉图，1821；马克思，1867）。换言之，在古典经济学中，因果关系是从价格影响到货币，而不是像我们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和新古典货币主义理论中所看到的那种相反关系（伊特韦尔，1983；格林，198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可能运用的货币数量必须取决于其价值量”（李嘉图，1821）。流通过程中运用的货币采用何种形式，这并不影响上述论断，因为不论“货币的”数值大小如何，V将是确定不变的。
二、古典货币理论的分歧
如果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进一步扩大到长期经济因素的研究以外，那么本来不会产生古典经济学是否包含“货币数量论”这样的问题。当古典经济学家考虑短暂因素的作用时，外生变量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尤其需要作出解释。于是，在这一问题遇到了货币定义和金融组织性质上的麻烦。如果按萨伊定律保持Y不变，那么只剩下两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一是价格调整即改变P；或者二是数量调整即改变V（通过贮藏或不贮藏）。这正是两派古典经济学家之间分歧的实质。一派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金银通货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以及后来的通货学派；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过这个学派的观点。
占主导地位的李嘉图学派坚决主张Y和V都是始终不变的。因此，按照这种观点，所谓货币数量“理论”就根本没有理论，而只不过根据假设的萨伊定律所得出的推理结果。通货膨胀的过程被看作是用以纠正货币偏差的过渡机制：“我实际上假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商品价格的涨落会同货币收缩的升降幅度成相应比例”（李嘉图，1823，P93）。
另一方面，货币数量论的反对派在试图解释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意欲放弃逻辑上的一致性。他们较流行的解释一般把调整的重点放在V上，虽然他们认为调整的幅度应根据M的组成情况而定——要看货币供应是金属货币、纸币还是信用货币。这种学说的缺陷是未能摆脱萨伊定律并提出一种储蓄—投资过程分析，也就是一种产出理论。
第二节 斯密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与交换价值理论
第一，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斯密（1776，上卷，第4章）对货币的起源进行了早期与全面的讨论。货币产生于交易与分工的发展。在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情况下，生产者必须用他们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同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交换。然而商品的直接交换常常“极不灵敏”，因为生产者的需求各不相同。这样一个“谨慎的人”就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同上，中译本，第20-21页）。贵金属由于其不易磨损性和可分割性而最适合这种要求，“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同上，第21-25页）。金属货币在开始阶段是根据其重量来计算，但是由于每次交换中产生的对金属的磨损和不可避免的搀杂使用，导致国家以重量为基础的铸币的出现；然而不久，硬币仅仅根据形式而不是重量进行流通，这样便建立起商品的名义价格。
第二，斯密从理论上把货币界定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存在的问题。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尺度的能力。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二是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同上，第四章）。
第三，斯密第一次权威性地阐述了古典交换价值理论，把价值与劳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古典理论的基石。“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斯密虽然把硬币当作货币金属的习惯性划分，但他的劳动价值论使他能够以人类所付出辛劳的货币与商品生产为基础，断定商品与货币在交换中发生联系之前，它们就已经有了相同的标准，即“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
第四，斯密还区分了“真实”（价值）和“名义”（货币）价格（同上，第五章）。商品或货币的真实价格即劳动价格，但货币的“真实”价格是受其生产条件变化的影响，所以用来充当货币的金属不能成为这种固定不变的尺度；金属货币所能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建立“名义价格”，这种价格随着金属和货币中的金属含量的价值而呈反方向的变化。除了区分实际和名义价格外，斯密几乎没有涉及名义价格的计算体系，没有涉及它同货币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斯密的价值分析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概念是相当含混的，特别是在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在交换中被商品支配的劳动上更是如此。“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同上，第5章，中译本第27页）“等量劳动，对于劳动者，虽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佣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时高时低。”（同上，第29页）斯密交互使用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准确的定义，而这必将在涉及相对价格时产生矛盾的结论。
第五，虽然斯密（1776，上卷，第1篇，第4章）关于促使货币产生的动力是专业化的见解已被普遍接受，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中译本1999）进一步指出，分工和专业化是货币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货币的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当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就不可能实现；而纸币可以代替商品货币大大地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和生产率。在他们的模型里引入了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因此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生产力依专业化水平而定，而后者又取决于交易效率。因为货币的产生影响交易效率，因此也对生产力有重要影响；而纸币的产生由于促进了分工而可能提高生产力。杨小凯和黄有光模型是一个可解释货币出现和货币对生产力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是一个将货币的产生内生化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古典框架内的货币的产生和货币的作用的新古典解释。
二、“流通渠道”与真实票据说
在任何一个特定阶段，商品交换领域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货币量，是古典经济学的特征性观点；而必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与货币的流通速度。在这方面，斯密的观点既不同于其挚友——休谟的金属货币数量论和水平的铸币—价格国际流动理论，也不同于其后来者、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巨子——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硬币的国际流动理论，甚至没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共有的交易方程式。
（一）“流通渠道”
斯密（1776，第2篇，第2章；第4篇，第1章）对必要的货币流通量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流通渠道”。斯密认为，一国流通货币是个有限量，并非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进入流通，多余的货币会自动退出流通。当一个国家变得较为富裕的时候，流通中的硬币数量会“由于需要”而增加；如果“流通渠道”中的金属货币多于必要量，货币就会“泛滥”，输往国外。这种国际货币流通的作用，实际上是调节货币流通的蓄水池，保持着货币的均衡。“无论哪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把货物流通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流通的渠道必然吸引充足的货币额，但到一定饱和就不能再容纳。国内所流通的货物既已减少，为流通所必须的货币也必将减少。”（斯密，1776，下卷，第4篇，第1章，中译本第13页）
在关于货币国际流动的认识上，斯密和休谟、李嘉图是有差异的。他不认为通货过多是在引起自身贬值和物价明显波动以后才发生，而是认为外溢效应本身即保证了货币不会贬值，物价也不会波动。它起着一种安全阀的泄洪作用，货币在多到足以影响物价以前就已分流，从而抵消其作用。莱德勒（1981，参见布劳格，1987）认为，斯密的看法是一种动态的观点，他侧重于货币量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失衡“过度时期”，而不是侧重于货币与价格最终均衡的调整（如李嘉图）。
斯密（1776，第2篇，第2章，中译本，第267页）进一步认为，形成“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并不构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仅仅作用于构成净收入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增长；然而，减少金属货币却会对劳动力造成影响，代表着社会纯收入的减少。由此，斯密实际上把货币看作是“资本的一部分”。
斯密（同上，第268-269页）进一步分析以纸币代替金银币的意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因为纸币低廉而其便利性与金属货币“却有时几乎相等”，“类似一种通过空中的马路”，从而可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在斯密看来，“最普通的，最合用的”纸币主要是“银行的流通券”。
（二）真实票据学说
劳货币体系的崩溃导致了以后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纸币作用和行为变化的一系列原则的激烈争论，以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银行的权威解释，即提出所谓的“真实票据学说”而告终。书中与劳和斯图亚特相对立的观点，即康替龙的观点被斯密接受，这就是银行不可能增加一国的资本数量，而仅仅能够使资本家避免持有闲置的贮藏资本，加速该国资本的周转速度 （斯密，1776，第2篇，第2章）。格林（1987a）认为，这符合萨伊定律中关于给定产出水平的假设。同样，只要纸币发行总量不超过原本在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水平下所需流通的金属货币总量，纸币就不会贬值（参见斯密，同上）。
斯密主张，要保持纸币和金属货币的经济自由兑换，不仅可以通过实施法定兑换率，而且可让银行采用对“真实票据” 实行贴现的办法（同上）。他认为，如果按照“真实”汇票预付银行券（可兑现纸币），银行券的过度发行现象就不会发生。因为当以真实票据贴现时，银行券仅仅是替代了本来大量会处于闲置的金银，因而能用于流通（同上，第231页）。所以，银行券数量相等于在既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上不存在这些银行券时投入流通的金属货币的极大值（同上，第227页）。格林（1987 b）认为，这种古典的周转法则的发展既适用于信贷货币，也适用于纯粹信用货币。其差异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短期”的过度发行也许会导致纸币的永久性贬值。相反，用于交换真实票据的信贷货币，即银行券决不会出现长期过剩，因为“银行的金库。就象一个水池，虽然水不断地流出，然而其他的水流又持续流入，并完全等于流出量，以至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注意和关切，水池始终保持在原来的相当于原来的水位。”（同上，第231页）只有斯密所谓的“过度交易”才会因推动过度的信贷扩张，并伴随金块的流失而打破这种平衡。
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主要反映可兑换金银为背景、18世纪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下的各个商业银行的活动规律。真实票据学说初遭桑顿（1802）的拒绝，继而被李嘉图和通货学派所否定，但被银行学派更新为“回流法则”而复出。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第三节 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货币和银行问题是李嘉图早期注意力的中心，后期则转到了价值理论。他的大批关于货币的论著是19世纪头10年金本位论战的产物，总的来说，李嘉图后期的货币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李嘉图（1810）沿着斯密的思路，认为货币的价值如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具有相同的性质，“在我看来，就金块和任何别的商品的价值规定和决定其进出口的规律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上，第6卷，第24页），是由物化在它的生产之中的劳动来决定（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2页）。在这里，李嘉图（1821）区分了在斯密那里混淆不清的两个概念，即被支配的劳动价值和被物化的劳动价值。李嘉图（1816）进一步认为，在仅有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均衡，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拥有一个由完成国内支付的数量与频率来决定的货币量。这一“必要”量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的总量（或支付价值总量）而呈正比例变化，同货币金属的价值呈反比例的变化，同“影响这些支付（货币流通速度——引者注）的经济活动规模”呈反方向变化（参见李嘉图，1951，第4卷，第55-58页）。问题在于何时流通中实际货币量会偏离“必要”量，对此，李嘉图采取了与斯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采用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
一、货币数量论
德比沃（1987）认为，毋庸置疑，李嘉图是货币数量论的倡导者，而且是最坚定的货币数量论者之一。作为一个货币数量论者，李嘉图（1810）正式提出了现在所称的交换方程式：“把所有各种商品放在等式的一边，货币数量乘以它们的流通速度放在等式的另一边。这不就是各种情况下价格的调节者吗？”（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311页）
为了用因果关系解释交换方程式是“价格的调节者”，李嘉图当然只得否认，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或者和产出水平（“商品总数”）之间的函数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没有否认流通速度会有变化，而是认为它是由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公众在金融业务上的习惯来决定，因此，基本上可把它看成是一个制度因素的数据 。李嘉图的显得有点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他对货币数量的变化可以引起产出水平变动这一情况的否定。他同意，货币数量的变化通过价格的变化会产生实际的影响。例如，他承认，货币工资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作的调整是缓慢的，因此，价格的上涨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这能使更多的劳动者就业（同上，第302页）。然而李嘉图认为价格变动的这种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并且是不重要的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影响为储蓄的下降的影响所抵消。因为“那些有着固定的租金和年收入的阶级”、那些有着高的储蓄倾向的阶级，他们的实际收入相应地下降（参见李嘉图1951，第6卷，P16） 。因此，总的说来，李嘉图坚持他那“货币是不会引出产品来的”（同上，第301页）即古典两分法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似乎是，“维持劳动的基金”以某种方式给定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参见李嘉图，1821，第143、164页）；李嘉图看来也认为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参见1951，第5卷，第436、438页）。但另一方面，李嘉图似乎倾向于同意价格下降时产量会发生显著变化，这件事，也间接地证实了他的这种观点站不住脚（他的观点实际上只能从一个方向说得通，参见德比沃，1987）。
证明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将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过剩”，是李嘉图用来论证货币数量论得以成立的关键问题。李嘉图的推理如下：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会降低利率。利润率不会发生变动，因为它取决于实际的生产要素（在19世纪头10年的初期，李嘉图还持有斯密提出来的模糊观点：利润率决定于“流通媒介之外的那部分资本之间的竞争”（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92页）。他后来放弃了这个观点，不过还保留了利润率完全在实际生产领域中决定的想法）。对货币数量的需求之大难以限定，因为“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由使用这笔钱所能取得的利润率和贷款者愿意借出钱来的利率之间的比较来决定。如果他们收取的钱比市场利率为低，不会有什么钱借不出去”（李嘉图，1821，第364页）。追加的货币“会送到每个市场上，并且到处都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参见李嘉图，1951，第3卷，第91页）。因此，最初是过剩的货币，就会为较高价格水平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由于货币不再是过剩，所以利率会提高到原先的利润率水平上来。货币数量的变动最终只影响了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上述理由适用于（可兑换黄金的和不可兑换的）纸币与黄金，因此，“货币从来不会过剩”（同上，第31页）的原理总得以成立。
二、货币数量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
虽然李嘉图在关于金本位的论战中对货币现象的解释重新回到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在于他们讨论的货币数量论的背景不同，更重要的是李嘉图增加了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李嘉图沿着和斯密相同的思路，认为货币（和商品）具有由劳动决定的内在价值。在李嘉图的分析中，货币的内在价值可以同休谟的货币的“虚拟价值”相对应，即它是商品总量同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的反比例）相交换的比率。
在李嘉图早期的价值理论中，虽然认为“金和银，象所有别的商品一样，有一个内在价值”，但这个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稀缺性、获得它们所花费的劳动，以及生产它们的矿井中所使用的资本价值”（同上，第P52页）。这个看法，与他后来认为稀缺性仅仅影响不可再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观点有很大不同（而此类商品在“市场上日常交换的大量商品中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参见李嘉图，1821，第52页）。因此，李嘉图早期认为稀缺性和生产成本同是价格的调节因素，这和货币数量论较为一致（部分原因也在于早期想法的含糊不清），但和他后来（即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劳动价值论差距较大。虽然李嘉图在《原理》中早已采用了劳动价值论，并且摈弃了他早些时候认为价值也决定于稀缺性的想法，可他还在用货币数量论来说明贵金属（不单是说明纸币），并没有把它限定为一种暂时现象。李嘉图在分析金币流动机制及其对不同国家价格水平的影响时，并未试图协调这个机制和他在“论通货和银行”一章中非常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劳动量成比例”（同上，第352页）。
显然，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劳动（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9年手稿）中批评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时提到了这一点。如马克思写的那样，“如果黄金的价值（根据它所包含的劳动量而）已给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的价格”（马克思，1859），而不是相反。黄金的过多或稀缺仅对它的价值产生暂时的影响，并且会由其生产量的变动来维持其价值——恰如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趋于向自然价格变动的情况一样。但是，在李嘉图的国际间黄金流动的理论中，金的生产成本并不起什么作用，而事实是用黄金来表示的各种价格会发生长期变动，而这些长期变动与生产黄金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完全无关。对此，李嘉图没有作出任何明显的尝试来调和这两个抵触的观点。
三、货币的性质及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劳动价值论，国际间金币流动机制与黄金生产成本之间的联系是模糊不清或矛盾的。究其原因，在于李嘉图对货币的性质与作用认识上的不足。
首先，李嘉图认为贵金属与别的商品一样是一般商品，并不因为当作货币使用而具有特殊性。“在我看来，就金块和任何别的商品的价值规定和决定进出口的规律而言，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全集》第6卷，第24页）黄金出口（一种“贸易逆差”）的原因仅在于它是“最便宜的可出口商品”。这个错误使得李嘉图在金块论战的早期对桑顿的批评中，暴露出了他观点中的欠缺。桑顿（1802）认为，黄金是作为“一个偿清贸易差额的物品，不是把它本身当作商品”而与别的商品有着区别。桑顿相应的看法是，歉收和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或战争所需而在国外的开支，会引起一个贸易逆差，而李嘉图则声称一个“贸易逆差”总是由货币过剩而引起。李嘉图认为，歉收的结果是货币过剩，因为减少了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因此，用商品表示的黄金价值就会下降，黄金就成为最便宜的可出口商品。
第二，象货币数量论者通常的想法一样，李嘉图贬低了货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产品总是由产品或者服务来购买，货币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李嘉图，1821，第292页），正如马克思（1862-1863，第2卷）所批评的，李嘉图仅把货币看成是“产品交换的一个中介”。 因此，他实际上把货币经济与产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使他不能看到后来由约翰.S.穆勒（和马克思）阐发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物物交换时，出售和购买结合在同一买卖行为中。使用货币的结果是，能使同一个交换行为分解成两个不同行为”，从而使危机（“普遍过剩时期”）变得有可能发生（穆勒，1844；马克思，1862-63，第2卷）；而李嘉图的说法是“储蓄就是花费”（《全集》第2卷，第499页），“各种商品普遍过剩，显然是不可能的”（同上，第3卷，第108页）。他比萨伊本人更始终如一地坚持所谓的“萨伊定律”。
第三，由于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在于硬币是可以自由并不断地持续兑换成金块，所以它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持有非流通的储藏货币，因此该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商品所有者特别需要货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商品。
第四节 关于金本位的论战
金本位论战 是指在1797—1821年间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 ，在这段时期，英格兰银行的纸币暂停兑换金银。暂停兑换起因于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金融危机。1793年英法开战后，银行系统的金银储备不断流出，成为国内私人的财产，英格兰银行的反应是紧缩纸币发行，造成了流通手段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由于政府发行国库券而有所缓和；随着战况对英国越来越不利，英格兰银行的金银储备继续外流，1795-1796年间英格兰银行再次紧缩投放，到1792年2月份谣传法国即将进攻英国，终于引发了全国性的银行挤兑风潮。为避免银行系统陷于危机，英国议会发布命令暂停英格兰银行纸币对金银的兑换权。停兑期间，英国出现物价上涨、英格兰银行纸币相对于金银的贬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英镑对汉堡汇率的下降。面对这一现象，在英国议会内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汇率下降、纸币贬值、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纸币发行过量，而纸币停止兑现则又助长了这种过量发行。他们认为防止纸币发行过量、恢复货币均衡的有效措施正是恢复战前的纸币兑现制。持这种观点被称为“金本位主义者”，他们对英格兰银行持批评态度，以李嘉图为代表。与之对立的是反金本位主义者、为英格兰银行辩护的人，则认为汇率下降是由于战时向国外额外大量汇款所造成的压力，与英格兰银行的国内政策无关；该行只限于发放以高质量商业票据为抵押的贷款，用以支付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货款，因此不可能发行过多，也不可能促使物价上涨。反金银本位主义的理论依据是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 。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采取了一种界于这两派的中间观点，虽然在著名的《1810年金本位报告》完成时，他站在金本位主义者一边 。
一、桑顿与李嘉图
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即1797—1809年间，后期阶段即1810-1821年间。桑顿和李嘉图分别在早期和后期的关于金本位的争论中居核心地位。
（一）桑顿的主要观点
桑顿在金块论战的早期为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进行批评性的辩护，后期（即1810年以后）作为金块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是英格兰银行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参见莱德勒，1987b）。桑顿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来自《英国纸币信用的性质和作用的研究》（以下简称《纸币信用》）（1802）。
在《纸币信用》中，桑顿对当时英格兰的货币信用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描述。首先他对“货币”的定义，与李嘉图不同。桑顿认为当时的“流通媒介”不仅包括铸币和银行券，而且还包括种类繁多的信用工具；而且“流通媒介”各种成分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而且是经常变动的（桑顿，1802，第3章）。
其次，桑顿认识到了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重大责任和作用。他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英格兰银行应当怎样行动，去尽量减少货币不稳定情况的发生，并在它发生的时候抵消它的后果。桑顿是根据他自己对动荡的18世纪90年代起作用的机制的第一手观察，而着重指出，公众对于银行系统偿还它债务（乡村银行和伦敦私人银行的债务用英格兰银行纸币偿还，在可以兑换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债务用硬币偿还）的能力的信心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容易变化。只有那些怀疑他们的资产可以兑现的人，才会要求偿还他们的资产 。因此，他认为，信心一旦下降，就会导致不断加紧从银行抽走准备金，如果英格兰银行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减少放款，其结果是削减公众要求乡村和伦敦各银行支付的英格兰银行纸币的供应。在桑顿看来，对这种“内部的”（即国内的）从银行系统抽走准备金的准确反应是，英格兰银行自由地放款给一切有偿债能力的借款者，已恢复和保持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 。
第三，桑顿发展了一种与国际贸易收支逆差联系在一起“转移性支付”分析。斯密（1776）认为，国际汇兑在事实上是通过商品而不是金银的转移来支付的，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转移是怎样进行的；桑顿在《纸币信用》中说明，在可兑现货币的金本位制度下，由于作出转移性支付的国家，流通中的货币会紧缩，而接受转移的国家的货币膨胀，怎样会造成商品的转移；在部分不可兑现的情况下，会导致汇率的暂时贬值。在他看来，货币工资是粘性的，任何突然的货币紧缩都会带来破坏市场的危险，并使实际产出与就业下降，这一危险是要尽量避免的。因此，他主张，由于歉收或一下子支付补助金给同盟国而硬币暂时流往国外，英格兰银行应按照它认为谨慎的办法尽量紧缩国内的货币。在1797年以后实行的规定之下，他宁愿让英镑面对国外的暂时提取而暂时与硬币不等价，却不愿意冒险让国内市场遭到破坏并带来货币紧缩。这是桑顿在1802年为英格兰银行政策辩护、并据以反对金银本位主义批评的一部分理由。
第四，桑顿在《纸币信用》（1802，第1、2章）中全面驳斥了被英格兰银行作为贷款指导原则的“真实票据学说”。这一学说将开出来为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货物融通资金的“真实票据”，与仅仅代表一笔债务而没有相应的实际资产去支持的“虚拟票据”区别开来。该学说认为，整个银行系统，特别是将其活动局限于贴现真实票据的中央银行，不能影响价格水平。因为这样做所产生的货币数量随着产出而变化，并且自动和被动地按照“贸易的需要”而调整。桑顿表明，由于商业票据贴现的时期与开始生产一特定单位的产出到它的最终消费所经历的时期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真实票据”与“虚拟票据”之间的区别是似是而非的。但桑顿（同上，第87页）承认，真实票据作为整体可能比虚假票据更快地被偿付，同时资本家的实际销售是可以创造的真实票据的限制条件。桑顿认为，从替代性来看，虚拟票据和普通承兑票据之间不存在区别，即它们都是对商品交付的承诺而非偿付的命令；而且真实票据与虚拟票据的区分同银行的实际活动几乎没有联系。对于银行来说，避免出现问题贷款的最好选择是依靠传统方法，即简单查清借款者的信用状况。。
第五，桑顿对银行体系自由运行情况下，银行纸币发行数量存在自我限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同上，第252-253页）。桑顿认为，在用真实票据进行借款、坚持抵押担保和增加“迅速偿付可能性”的谨慎，可能会导致对银行纸币发行的某些限制；但是如果银行是逐渐增加流通中的银行纸币数量，它们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家可以用来清算其现存银行债务的工具，而且银行为使银行纸币数量逐渐增加所必需发放的贷款没有必要一定要满足贷款的需求，因此自然也不应限制银行纸币的数量。桑顿（同上，第254页）认为，应该予以重视的是与利润率相比较的利息率。如果银行执行的利息率低于利润率，对新贷款的需求就会没有限制，银行纸币的数量也就没有限制。桑顿最后认为，“想要找出决定银行纸币发行数量的企图，无疑是采用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指导原则”（同上，第259页）。
（二）对桑顿的评论
桑顿对货币充当流通媒介和支付手段的认识虽然比李嘉图要充分和全面，但他在《纸币信用》中将信用本身与作为流通媒介组成部分的信用工具区分开来的做法，局限了他对货币本质和货币与银行关系的认识。实际上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关系，要区分信用本身即和作为流通媒介的信用工具，不仅在理论上含糊不清，在实践中更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区分的原意是，当商业票据未进行贴现，在生产者与购买者、购买者之间进行背书转让时，商业票据起到支付手段或货币的作用，而它之所以能够起到货币作用，是因为它是债务契约或信用关系，即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银行承兑的商业票据）的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当它进行贴现时，实际上这种银行信用转化为银行贷款。按照现在的银行会计准则，前者是银行的或有资产，后者是货币性的资产（当然，同时它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增加了一笔负债，即银行活期存款），因此，银行贴现的同时一笔货币也创造出来了。因此，真正关键的是，在真实票据原则之下，如果银行仅仅根据企业生产或贸易的商品作为抵押，即仅仅根据商业票据背后的贸易的真实性开出商业票据，显然对货币和银行系统的稳定是不够的。这里的秘密正是银行与非银行企业的区别所在。因此，银行给企业的真实交易开出商业票据要求抵押或担保，一旦企业无力偿还银行信用和贷款，银行系统就会出现不良资产或短期的支付危机，从而影响或破坏银行系统的稳定。因此，在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下，银行系统的稳定取决于抵押品和担保品价值。在现在银行制度下，这种抵押品或担保品主要是不动产、资本性证券或企业的净资产，也就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存量价值。关于这一点的认识，无论早期或现代货币经济学家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没有上升到理论上的高度。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银行系统实际上一直根据资产抵押的原则发放贷款或者说创造货币，而这正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的。谁不坚持这条规律，谁就会首先破产。当然，货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还取决于用于抵押的资本存量的名义价值和抵押比例。
此外，桑顿对作为英格兰银行指导原则的真实票据学说的批评，也是有问题的。桑顿表明银行系统以真实票据学说作为唯一经营指南的情况下，即使以信誉良好的商业票据作担保而创造的货币，也可能存在不受限制的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莱德勒，1987b）。但实际情况是，在金本位体制下，随着商业银行持有的真实票据（当贴现后）的增加，一方面无论银行是否再贴现，企业的银行存款增加了，这样对英格兰银行纸币以及银行的准备金潜在要求提高了（一旦企业要兑换现金，则成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向英格兰银行再贴现商业票据时，英格兰银行纸币供应扩大了，则相应地要求英格兰银行增加金块或铸币的储备。如果，金块或铸币储备不能相应增加，则会出现所谓“未清偿贷款余额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被扭曲”的情况，从而会出现支付危机和金融恐慌，这里虽然货币扩张了，但货币扩张不一定是“通货膨胀”。
（三）金本位论战中的李嘉图
李嘉图于1809年加入关于金（银）本位的论战，并很快成为论战中的中心人物。那时的通货几乎完全是由不可兑现纸币组成的。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暂停纸币兑现后，在1809-1810年间出现英镑汇率下降、以及用英格兰银行纸币计算的金价显著上涨（即所谓的“通货膨胀”）。李嘉图主要是在货币的实际问题上，与英格兰银行政策的拥护者展开了辩论，这个辩论的核心观点是：英镑贬值、金价上涨的原因是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过多，而这种反常现象在可兑现的金本位体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全集》，第3卷）。这样的过度发行不可能有其他结果，“而只会以同样方式和同样比例，像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在不降低其价值的同时提高金银的货币价格”（李嘉图，1923，第13页注释及第109页）。换言之，虽然纸币贬值了，但商品的“金块价格”并没有改变。因此，外汇的恶化“将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下跌，不会引起金块的输出”（同上）。
因此，李嘉图主张立即恢复金本位制度，以及对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和特权进行限制。李嘉图设想，在取消英格兰银行特权后，建立一个不受政府支配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纸币。但这个货币银行体制不同于苏格兰的自由银行制度，是一种金本位体制下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制。在他死后出版的《建立国家银行计划》一书中集中表述了这一点，虽然他在《原理》一书中已经做了概述。这个计划是，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转给“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将代表政府来发行纸币。国家银行的专员们应被赋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权，扮演的“是所有公共部门并且只是它们的总银行家”角色（《全集》，第4卷，第289页）。他们不能把钱直接借给政府，只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李嘉图认为，这个计划将使得纸币发行比以前较不受政府的支配。这个计划的要旨在于是英格兰银行不能从纸币发行中去赚取利润，只让它作为一个普通的银行机构。这个计划来自李嘉图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一个想法：英格兰银行是一个没有必要存在的机构，它在赚取那些“应当属于公众”的钱。即使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英格兰银行完全歇业，对公众来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当1844年新的银行特许法案决定把发行部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分离出来的时候，李嘉图这一计划的影响力得到了证实。
但另一方面，由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的局限，未能真正看到当时英镑贬值（李嘉图的金币流动机制的分析是错误的）、金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政府在几次战争期间的大量举债和增税（或财政政策），对内生的银行货币供给机制的破坏。英国议会暂停英格兰银行纸币兑现，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举动。在此情况下，金本位货币制度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暂时停止现金兑换，让英镑实际上贬值，从而通过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使英国经济在一个新的均衡水平得到恢复；二是继续维持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金价在新的均衡水平维持兑换；三是坚持实行金本位制，并按战前兑换比例恢复兑换，即紧缩通货。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将使实际产出（和名义产出）和就业下降。李嘉图显然选择了第三种方法。
更进一步地说，李嘉图古典两分法的立场，使他没能看到英镑汇率下降、以及用英格兰银行纸币计算的金价显著上涨的根本原因并不主要来自英格兰银行本身。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英镑汇率下降，既有经济因素（如农业歉收和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如为筹措战争经费大量发行国库券，以及增税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抑制作用等），也有经济以外的因素（如向同盟国支付战争补助金，公众为逃避禁令将金币熔化或出口等，以及政府利用与英格兰银行的特殊关系而大量借款筹措战争经费等）；正如李嘉图正确地看到，可能还有英格兰银行扩大纸币供给的内在冲动（增加纸币发行收入）或操作失误（如未能区分真实票据与虚假票据）。李嘉图对货币银行体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认识到，即使在实行金本位制下，英格兰银行与政府的特殊关系对货币（纸币）供给机制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为某些银行（如英格兰银行等）提供各种垄断性优待，如银行券发行（地方性）垄断权、税收收入管理的垄断权以及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如与私人合伙人进行不同的特别注册）等，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政府从这些银行借款以筹措战争资金。政府从银行直接借款本身，使银行贷款或银行货币的创造离开了资产抵押，从而对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银行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稳定性造成最大破坏。在金本位制下，未清偿贷款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不恰当地扭曲所带来现金支付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恐慌和危机。二是这些早期（1850年以前）的政府银行，在日常业务经营中，不时地使用他们的特许权，经常利用他们的垄断地位，拖后了其他强大而有竞争力的银行的建立。针对当时货币银行体系的弊端，李嘉图关于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显然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四）金本位论战：小结
1821年英国恢复了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黄金的完全兑换，从而标志着金本位争论的结束。这次争论围绕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与特定的货币制度建设，实际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在金本位制下，不可兑换 的货币制度如何运行，以及不可兑换与货币扩张的关系，以及两者与物价上涨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英格兰银行以及国家银行的责任程度；第二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是，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下的中央银行的责任和“货币政策”的限度。
第一，正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6）所正确指出的，所有参与19世纪早期关于货币与银行问题争论的人，基本上都把金本位视为理所当然的——在金本位下，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铸币及其等价物方面（即提供硬币的库存量情况）。暂停支付硬币被认为是——而且事实上通常是——一种克服暂时性困难的一种权宜之计，超出硬币储备的政府发行的任何货币（无论是纸币还是存款），用现代术语来说，均被认为是内部货币而非外部货币。这种带普遍性的观点如历史的经验所表现的那样，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广泛的呼声，“不可兑现的纸币，对于使用它的国家来说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证明是一个祸根”。（费雪，1911）
第二，毫无疑问，作为反金本位主义理论基础的斯密的“真实票据学说”，以在金银本位制下、可兑现纸币和18世纪的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这一特定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为背景，其对货币和银行的“创造性和深刻的”（马克思，1859，第168页）分析，即将货币的创造与生产过程相结合，这是内生货币供给的基础。特别是“真实票据学说”将银行信用货币的创造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缺乏明确性，但结合斯密强调银行必须在收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放款于人的存贷平衡思想，他实际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和斯图亚特阐发的内生的银行货币供给理论：
“商人或企业家营业的资本既不宜全部向银行借款，也不宜大部分向银行借贷。商人或企业家，固然可以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不时的需要，省得储下现钱留着不用，但他的资本，也只有这个部分，宜向银行借贷。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应该限于这个部分。如果银行借出纸币，不超过这个限度的价值，那发出去的纸币额，亦决不会超过国内无纸币流通所需的金银额，决不致数量过剩，决不致有一部分为国内流通界所不能容纳。”（1776，上卷，第279-280页）
桑顿虽然批判了真实票据与虚假票据的区分，但他实际上部分接受了斯密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在他反驳银行货币（纸币）供给机制存在自我限制的自然倾向时。我们已经看到，桑顿对斯密反驳实际上有点无的放矢，因为在斯密看来金属货币是有实体价值的商品，而银行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节约工具，因此纸币不能超出它所替代的黄金和白银的价值，超出部分将回流到银行；而桑顿（1802，第8章）却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交换领域中的需求来决定的，他几乎从未使用过货币是一种加工过的产品的概念。这一前提，实际上削弱了桑顿对于斯密的“流通渠道”分析的批评。
第三，李嘉图的金本位主义的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其中心问题是要解释在法定自由兑换条件下，金块溢价即纸币贬值的原因，并找出实际中有助于恢复和保持经济自由兑换的处理原则，从而保证纸币同金属货币的行为一致。也正是由于他的货币数量论和古典两分法的局限，使他虽然比他的前人和同时期的人率先看到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制度下产生通货膨胀的现象与英格兰银行和政府密不可分，但他的理论局限限制了他进一步探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金本位体制下出现的通货膨胀，必定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一方面破坏了内生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和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关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政府对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干预和破坏所直接引发。这就是英国政府通过英格兰银行筹措战争资金，从而使货币不是根据商业发展的需要，而是根据政府财政需要外生发行。更一般地，在英格兰的货币银行体系下，政府与特别注册银行即国家银行的特殊关系，使得政府迫于战争压力而急需资金的特别时刻，频繁向那些特别注册银行告贷，这种特别贷款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为清偿贷款与铸币库存准备的比率被一再不恰当地扭曲。由于国内的货币扩张使得国际收支逆转，存在着对外的现金枯竭；同时又由于不断提高名义收入带动了对现金需求的与日俱增，对内的现金枯竭也不可避免。于是，即使政府自己注册的银行，其遭遇挤提的风险也不断增大，随之而来的还有金融恐慌与金融危机的威胁，因此，即使没有政府法令人为地规定“不可兑换”，政府对内生信用货币体制的破坏，一样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汇率贬值。
第四，正如莱德勒（1987a）指出的，“真实票据学说”的关键错误，在于它把要求贴现的汇票的名义数量隐约看成与银行系统的政策无关，认为它们决定于经济中正在生产的商品的实际数量，而不是从事生产和贸易所感觉的赢利性。桑顿和以后一切批评这个学说的人都已指出，这种感觉的赢利性取决于银行系统愿意放款的利率，以及借款者期望得到的收益率。用魏克塞尔（1898）的语言来说，一切取决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关系。莱德勒认为，“真实票据学说”在可兑换制度下本来是一种比较无害的想法，可是遇到不兑现的情况就变成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的一贴药方。这个结论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也是金银本位主义辩论最大的成果。
第五节 “通货—银行”论战
1821年英国恢复兑现，即重新回到金本位制。但恢复兑现并没有结束有关货币银行制度的争论。主要由于在金本位制下的和平时期，英国在1825年，1836-1839年间两次发生工业和商业危机。这是在1821-1860年间大约以10年为周期的古典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在危机的顶点，商人无力支付债务，利息率由于交易者不顾一切地借入货币而上升到很高的水平，国际收支赤字，黄金流往国外，商业和工业公司大量倒闭，工人失业，价格下跌，市场一片恐慌，人们普遍担心信用体系崩溃导致银行纸币兑换黄金的停止。理论家们目睹了新兴世界市场的周期性的工商危机所造成的货币现象，各种思潮纷纷解释这种现象，并具体化为通货与银行学派之争。
这场争论是金本位论战的延续 ，即作为1810年金块报告继承人的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作为1810年金块报告反对派的继承人的银行学派(Banking School)和自由银行学派（Free Banking School）之间的流派之争（参见摩根，1965a）。通货学派论战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劳埃德（Loyd）（即奥弗斯通（Overstone）勋爵）、朗费而德（longfield）、诺曼（G. W. Norman）和托伦斯（Torrens）。银行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图克(Tooke)、富拉顿(Fullarton)、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rat Mill)和威尔逊(J. Wilson)（其观点处于银行学派与自由银行学派之间）。自由银行学派的最著名成员是帕内尔（Parnell）、吉尔巴特（J. W. Gilbart）和斯克罗普(P. Scrope)。
一、通货学派的主要观点或“通货原理”
通货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理想货币应该是完全金属货币，理想状态的货币行为应该遵循广义的李嘉图方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变化会改变货币的价值，并导致黄金的输入与输出。然而，他们认为，在当时英国实际的货币是由黄金和可兑换的银行纸币构成，所以不具有完全金属货币那样的行为。货币问题的产生源于货币供给（即铸币和纸币）相对于可用的铸币储备基础增长过快。由于英格兰银行和国家银行都倾向于过度发行，因此需要法律强制规定纸币的发行自动与铸币基础同步调整（即“通货原理”）。一旦纸币发行与英格兰银行黄金储备一比一变动，由商业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波动所引发的商业周期与货币因素无关，即周期不会被货币扩张和收缩所加剧（即货币是中性的）；除了法律调节纸币发行外，英格兰银行无需对银行体系整体的运行承担更多的责任，即没有系统职责，而且英格兰银行可以象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一样经营（参见古德哈特，1992）。
通货学派的原理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即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一般价格水平，不管货币供给是完全金属通货还是混合的通货（包括纸币和铸币），这种价格水平是同样的（参见施瓦茨，1987；科里，1987）。按照劳埃德的观点，完全金属通货下的黄金流进或流出，对流通中通货的增加或减少有直接的影响，从而必然引起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而混合通货下只有在黄金流入或流出恰好与纸币增加或减少相适应时才能发生作用。他和通货学派的其他人，把混合通货下价格水平的上升和金块储备的下降看作是过度纸币发行的征兆；这就意味着金块的输出与输入仅被当成货币过量或不足的标志，从而也是衡量纸币价值的标志。这样，通货学派复制了李嘉图的关于国际间铸币流动的“自动”运行机制和货币数量理论。他们主张法律调节，以保证货币既不多也不少，因为不这样，通货的波动将会恶化经济中循环的趋势。但是，除了纸币发行外，他们没有看到调节银行活动的必要性（参见安娜.j.施瓦茨，1987）。
二、银行学派的主要观点或银行原理
通货原理遭到了银行学派的强烈反对。虽然银行学派也主张维持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黄金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认为，如果维持可兑现，纸币的过度发行是不可能的；而通货原理只是某些作者大脑中虚构的产物（参见怀特，1984）。图克、富拉顿等针对通货学派采用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理论，转而发展了银行学派原理，即回流法则和交换需要学说。
（一）交换需要学说
图克（1844）和富拉顿（1844）认为，纸币流通量应该由需求决定——不论季节性原因和还是周期性原因，当商业下降时缩减，当商业扩张时繁荣。这一学说一个暗含的假定是，银行或者能够改变他们的储备金比例，以适应较低或较高的纸币负债，或者通过与存款负债相反的变化来抵消纸币负债的变化。
富拉顿（1844；参见安娜.j.施瓦茨，1987）否定了过度纸币发行在缺乏需求下是可能的，纸币发行的变化能够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化，或这种变化能够引起金块储备的下降。在完全金属通货下和在混合通货下一样，银行存款、汇票和所有信贷形式都可能影响价格。而且，在完全金属通货下，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可能改变金块储备，但不会改变价格。如果维持兑换，纸币过度发行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管制纸币发行的法律。收支逆差是一个暂时现象，它可以自行矫正。例如，在农业歉收过去之后，一个好的收成就会随之而来。
（二）回流法则
银行学派继承了真实票据学说，并将它发展为“回流法则”。按照这个规律，银行券发行过度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可能的，因为银行券将会很快回到发行者手里以偿还贷款。
银行学派强调货币当局不应任意增加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量，而只能随非银行公众的需求相应增加，图克对纸币与银行券之间这一关键差异作了如下解释：“不仅在于规定它们数量上的自由兑换界限，而且在于发行方式”（图克，1844，第70-71页；富拉顿，1844，第3章；威尔逊，1859，第48、51-52、57-58页）。与此相反，通货学派完全把“货币周转”与“信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上搞错了（马克思，1973，第123页）。银行券的预付并不“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只是改变了货币的“构成”，允许掌握在公众手中的一种金融资产代替另一种金融资产。超额的银行券以存款形态或金块需求的方式返回银行（图克，1844，第60页；威尔逊，1859，第58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5篇）。回流法则认为，经济自由兑换不仅依靠银行券同铸币兑换的法定权利来保证，而且通过保持预付贷款的银行券与到期返回银行的银行券之间的平衡来保证。假如，贷款发放发生于代表现实或（在一定时限内）潜在价值量的商业票据，那么，“在长期内，回流和发行将总是互相平衡的”（富拉顿，1844，第64-67页；马克思，1973，第131页）。
银行学派没有想象能够靠货币手段消除经济周期，而是发展了一套新的准则。依靠这些准则，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和准备金管理来影响“信用状态”（图克，1844，第124页；富拉顿，1844，第164页；马克思，1867，第3卷，第447页）。在古典分析的框架内，正是银行学派逐步走向建立一套现代货币管理的基本原理。
三、自由银行学派
自由银行学派基本观点是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自我调节的货币（纸币）发行机制，反对英格兰银行对纸币发行的垄断；认为过度的纸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即经济波动）只适用于英格兰银行纸币，正是英格兰银行扩大和最终收缩它的纸币发行引发了价格波动：最初银行的行动降低利率，最后提高利率，因为可贷资金供给最初上升而后下降。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它能够造成这种波动，而在竞争的银行体制中则不可能发生。自由银行学派的理论依据同样来自真实票据学说。
四、《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
虽然通货学派的影响导致了《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的产生。该法案结束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新银行的纸币发行权，而英格兰银行被划分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和纸币发行有关，它的资产主要是黄金储备，而它的负债主要是流通中的银行纸币；银行部的资产主要由贴现的汇票和政府证券构成。英格兰银行获准1400万英镑的信用发行，超过部分要以100%的黄金或白银作后盾，而且以白银作后盾的发行不得超过发行总值的20%；在1844年发行纸币的其他银行（共有72家），发行额不得超过它们在这个法令通过前12周内的平均流通量。因此，该法意味着，银行纸币的数量随着它的储备量的变化而变化，并与其保持一致。
但《1844年银行特许法案》所制定的关于货币管理的规则并不能成功防范货币危机。正如图克（1844，第15章）所批评的，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发行部与银行部是一种愚蠢和危险的方法。如果一场危机将要形成时，银行部必然会面临票据贴现与借款的巨大压力，而它此时必然没有足够的储备来这样去做；与此同时，发行部一定会持有大量的储藏黄金。在1847年后期，仅银行法案通过的短暂的三年，一场危机就开始出现。与图克所预料的一样，银行部无力处理危机，仅仅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足以在伦敦的商人中制造恐慌，政府被迫终止该法，但英国在1848年还是经历了一场全面的商业危机。
五、“通货—银行”论战：小结
通货学派、银行学派和自由银行学派的争论是一场持续的论战，那时没有一个观点是普遍接受的。这些学派的学说在当代也能找到支持者，特别是自由银行学派的观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被一些新的拥护者复活了，在80年代成为主流经济学的设计货币制度和货币政策之滥觞。另一方面，虽然有关19世纪所有争议的问题的论战还在继续，但这些学派思想的后继者对货币金融体系的不断演进已有着不同的社会哲学。特别是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性质的认识已打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烙印，成为货币发行是否应受“货币主义”的规则控制，还是由中央银行的相机抉择的争论，或者如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是内生货币供给抑或外生货币供给的争论。因此，在19世纪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阐明这场论战中各方的分歧和逻辑，对澄清这场争论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与其说这场争论是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争论，不如说这是在特定的货币金融体制即在金本位体制下的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的分歧，或者说金本位体制下中央银行与内生货币供给的关系的认识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基于对货币性质的不同认识或不同的货币流通理论的分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源于李嘉图的货币的数量论与货币价值论的矛盾。
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分歧首先来自对货币定义的不同。在关于金本位论战期间，流通媒介是由金银铸币、英格兰银行纸币和国家（指伦敦以外地区）银行纸币组成，而汇票和银行存款在批发交易中是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通货学派（包括金本位主义者）将“通货” 定义为金银铸币、纸币（银行券）等流通媒介上（李嘉图，第3卷；诺曼，1833，第23、50页；麦克库洛赫，1850，第146-147页；参见科里，1987；奥布赖恩，1987等）；银行学派对货币理解比较宽广，体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图克对通货原理的支持者指出，“货币”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是金银铸币和纸币（银行券），还包括支票、汇票、结算单据以及任何形式的可以作为流通媒介组成部分的、在日常交易中发挥货币功能的信用票据（图克，1848；参见皮威蒂，1987）。“几乎不存在可以对信用进行归类的形式，在该形式中，信用经常被要求执行货币的功能；无论这种形式是银行纸币，还是汇票，或者银行支票，该过程在每一个实质特征方面都是相同的，结果也相同。”（富拉顿，1844，第64页）。银行学派看到了可用支票的银行存款取代纸币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因此，纸币发行与黄金准备的关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调节银行业的活动。通货学派的支持者虽然也意识到银行存款能被用来作为购买力，但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纸币（Bank note）发行的数量决定银行存款的数量。正如汉森（1983，中译本第174页）所指出的，“到头来却正相反，正确的还是：纸币发行的规模决定于银行存款水平”。因此，纸币发行的规模与其说是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如果认为合乎需要的限制货币数量，唯一可以起作用的方法首先是由银行来限制信用膨胀（同上，第173页）。但毫无疑问，扩展中的经济要求有弹性的通货。1844年银行特许法对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施加的严格限制，要不是钞票已很大程度地为银行存款所代替，使用支票提取存款已成为这个国家工商界使用货币的主要形式，那很有可能导致19世纪后半期价格持续下跌，还很有可能伴随对生产的严重遏制（同上，第157-158页）。
第三篇 马克思经济学
本篇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三卷分别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对“转型问题”的多次争论、以及围绕“剑桥资本争论”而展开的包括马克思分配理论在内的各经济体系有关价值与分配理论的争论。从而表明，马克思提出这一著名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利润率变动所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这一点正是新古典的症结所在、即联系到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加总悖论；同时指出，也正是在这种转型的意义上，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这里的核心在于假定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它是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从而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由此也就表明，马克思从价值和剩余价值角度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或者说马克思的转型问题本身，对于讨论总量关系及其变动问题至关重要。
第六章 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以此为基础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以往所有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如前所述，以“社会剩余”概念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派所遵循的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剩余分析传统；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在秉承斯密、李嘉图这一核心分析传统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在该传统下，剩余产品的分配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其中代表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而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了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矛盾的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基础，而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在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的阐述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这样看来，虽然都是属于古典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理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又从根本上并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就像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所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有助于一个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建立，而马克思所要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到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
价值理论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一般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其中肯定“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则是这一理论继承的核心。然而，对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派所论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今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被严格划分成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完全是现代新古典理论的萌芽地，如他们对斯密理论的所谓生产成本价值论的解释，以及李嘉图曾预期边际生产率分析是主要的地租决定因素和由此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影响，都导致了这种观点的形成，而且这种观点还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占有绝大多数；但另一方面，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则始终坚持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剩余传统和社会关系分析的基本思想。不过，对于这两种理解上的混乱，霍华德和金则肯定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属于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古典经济学家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先驱。” 所以说，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学派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剩余分析传统，但马克思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在古典经济学或李嘉图的体系中加入社会学，而是要澄清李嘉图的理论体系。
据前所述，李嘉图1815年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得出了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但这个结论却完全依赖于投入和产出都是谷物的单一部门假定；之后，李嘉图将其扩展为一个更接近于实际的异质品模型、即一个两部门模型，但这个两部门所表明的简单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与其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仍然是类似的，因为它需要一个不同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完全相同的假定。一旦放弃了这个假定，则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或工资率）之间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从而使得价值与劳动量之间不再成比例、价值和收入分配也不再相互独立；也就是说，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其谷物模型的推论，因为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如边际地租的引入）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变动，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李嘉图的矛盾”。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逻辑混乱。他认为，李嘉图分析上的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正像罗宾逊夫人所说，“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关于收入分配的许多思想的要旨，但是他断定李嘉图分析的问题不对头。要分析剩余产品的来源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剩余产品的来源不能单从技术关系方面进行探索。” 所以，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与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做法，从而建立了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生产关系，或更进一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在《资本论》三卷中，与李嘉图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以，与李嘉图的论述相反，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或者说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并不能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如“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表明的，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 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会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在他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依据资本积累过程中投资同消费的关系，为今天所谓的发展理论打下了基础。他考察了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产品分配中的工资份额两方面的影响。他依据资本家出售商品来实现他从中榨取的利润的必要性，探讨了有效需求问题：他把这个概念同研究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危机联系在一起，他的分析用了大量历史调查材料来说明，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导致它的自行毁灭。”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明确表述了这一点，即：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一直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所以他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关系。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商品经济的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主要观点来自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相互结合的真正主要的纽带是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从而作为交换者）所结成的关系，这就为用经济关系中的人来代替社会的人开辟了道路。米克指出，虽然《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包括历史上商品生产的整个体系，但马克思所特别注意的却是分析商品生产的某种特定形式——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就马克思的方法来说，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贯穿这一整个时期的、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研究它的一般抽象的形式。所以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分析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概括地表明它在一切商品生产社会中如何‘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形式）’。” 其实，根据英国经济学者霍奇森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页上就清楚地表明，他只打算对一个特殊的社会进行分析研究，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依据一个实际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
因而米克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探求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经济关系这一简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旧制度而发生的改变。比如说，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关系，“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 其实，从《资本论》三卷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正是从正在发展中的生产者间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的，但不论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马克思那里都必须表明，“一定（形式）的生产决定一定（形式）的消费、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 而在这种论证中，劳动价值学说显然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按照米克的说法，实际上它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的一种特殊讲法”，在马克思那里也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即阐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价值法则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同时米克也指出，马克思作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生，究竟怎样限制了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所能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本来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商品生产的整个时期一直都存在），都是通过使商品交换比率成为物化劳动比率的函数而对交换关系发生作用的 。但是，一旦由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由此马克思才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就是在于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显然，这一点与前面斯密所区分的两种不同社会由不同的劳动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关系是一致的。首先，在简单商品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占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进行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即：C—M—C（商品—货币—商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商品生产关系，因为简单商品生产一般是由独立的小生产者进行的，因此并不雇用工资劳动者、而只是‘为买而卖’，如小自耕农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卖谷物是为了购买衣服，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出卖衣服也只是为了购买谷物。但是，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现在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以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开始只属于某一些人，而生产劳动则由另一些人来完成，这样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函数形式发生了改变，即交换比率与物化劳动比率开始具有一种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流通公式，也就是：M—C—M’（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显然这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它体现了资本家雇用劳动生产正是为了获取增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此明确区分了劳动过程在两种不同生产条件下的情况，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它只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了更多价值的价值。显然，这也就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征。按照印度籍经济学家考斯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其目的在于生产是为了交换（production-for-exchange）、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production-for-direct use）。这一点也就明显地区分了商品生产的体系。” 在此，也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赫（Shaikh, A.）所说，“能够把产品（只是为了生产）转化成商品（为了卖和卖的交换）的，是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而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则就可以组织围绕生产和交换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劳动）。” 这样，商品生产就必然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所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货币流通公式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的增殖，而资本家也就是使用货币来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的。米克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首要的任务也就是分析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
这样一来，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各种经济范畴就必然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抽象在理论上的表现。 例如在马克思那里，价值首先就是一种社会中人与人生产关系的表现，因为市场上作为个人交换客体的货物所体现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货物的各个生产者间的关系的表现，所以说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与价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也只与抽象劳动相关、而不与技术相联系；进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就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这一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得到的结论，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在一个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都服从和服务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总量上的经济关系则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技术无关。根据考斯塔的说法，“马克思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而新古典学派却使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后者指的是人与自然、技术之间的关系，而前者描述的则是‘人与人在组织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但事实上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解释和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生产并不能定义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
如前所述，新古典理论始终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之上，其理论的核心就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因而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完全从这套技术关系的分析入手。例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曾就此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如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完全抛弃了生产和分配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研究的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如鲁宾逊）是怎样在创造实际收入和享受闲暇之间分配其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各种经济理论工作都被主要看作是概念的构想和联结过程，而这些概念的特定社会内容则已被抽掉了”。 在这里，斯威齐举了一个“工资”的例子，他认为这个独特的概念存在于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之中，通过考察它的含义也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新古典脱离社会关系的技术分析是何性质了。他指出，工资这一名词本是从日常用语中借用而来，指的是雇主每隔一个短时期所赋予雇用工人的货币总额，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体现的是一种资本家与雇用劳动工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中，这一社会内容已被抽象掉、并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以价值形式或实物形式表现的产品，并起源于一般生产过程的人类劳动，这样，鲁宾逊、独立手工业者、小自耕农，就都和资本家工厂的劳动者一样挣得这个意义上的工资。“换言之，‘工资’变成经济生活中一个通用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某一特定社会历史性是有关的范畴。…… 但是隐藏在这个形式后面的，却是一种从生产率定理推导出来的东西，它是全无社会内容的；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轻易地和自然而然地把工资看成是‘真正的’或‘实质上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并且把表现在现实的工资支付上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看成是偶然的、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东西。” 斯威齐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其他中心概念，如地租、利息、利润、资本等作类似的考察，也就可以得出大体相同的结果，即：“在每种情况下，概念都是从日常用语中借用得来的，社会内容则被抽去，而由此得出的一般范畴，则无差别地适用于各种经济制度。” 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就用这个方法避开了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系统的探索，而这些社会关系显然是人们普遍认为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是深嵌在日常经济生活之中的。因此，斯威齐否定了这种抛弃社会关系的纯粹技术分析，他认为“另辟一条研究经济问题途经的，就是一条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系的途经。”
这样看来，其实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者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如果说我们目前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就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而如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产生于经济制度或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从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实际上，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的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似乎是最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并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这里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统计变量完全作为技术关系中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而这些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实物量值是完全无关的，而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它的博弈规则、或经济制度的运行，而不是联系到技术或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排除掉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制度的框架、而仅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其逻辑体系的矛盾；而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也正是来自于此。所以，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问题，就必须改变其理论假设而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正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所在。
二、劳动价值论
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所论证的性质，常常是国内外一些学者解释和讨论的焦点，而经济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误解。一方面，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新剑桥学者们都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比如现实中存在的都是价格和利润、如斯拉法的模型所表示的，所以抛开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价格与利润问题；而马克思却要绕一个圈子，把价值与剩余价值作为讨论价格与利润的基础，并由此导致了转型问题的逻辑矛盾。因而，他们都认为“价值理论是多余的”（斯蒂德曼，1977），或者说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而另一方面、一个更大的误解则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并从价值逐步引向生产价格的马克思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即所有的问题最终都集中于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认为马克思所要解释的就是现实中的相对价格决定问题或作为讨论相对价格的基础。然而，当经济学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也不得不开始对上述解释马克思的观念加以反思；而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中关于价值与分配理论的逻辑悖论正是与上述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典学派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斯密把价值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的计量；而这种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并不是像新古典所解释的与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供求等同的因素。这里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于，就新古典以技术关系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而言，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格的变形或转型，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如何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单位，而这种价值量是一种特殊的总量关系，它并不表示任何技术上或实物上的计量，而是要表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这样，它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就表示一种交换的“公平价格”，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则表示资本主义竞争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分配理论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
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区分，表明价值只取决于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关系无关。首先，马克思整个价值理论的论述起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随即，马克思认为可以分别从值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商品，也就是说，“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 其中对于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 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 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并不直接体现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先把它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外。按照斯威齐的说法，这是由于马克思始终“坚持一个严格的要求，即经济学范畴必须是社会范畴，也就是代表人与人关系的范畴。”
这样，如果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唯一特征也就表现为彼此互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对此，考斯塔曾强调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必然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因此，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不过这里，称之为交换价值的这个表面上物与物之间、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外观。对此，霍奇森也指出，这里的“商品是一种为了交换而生产出来的货物或者劳务，这种交换就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制度。” 换句话说，商品的交换就是各个生产者劳动产物的一种交换，所以表现在交换价值形式上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的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且，由于各个商品间的交换必然要求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里面，这样一来，这种“共同的东西”自然就成为了劳动。斯威齐指出，正是这个对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分析、而不是什么成见或伦理原则，使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实体；换句话说，是一切经济范畴都必须表现社会关系这个要求，直接地把马克思引到劳动、即引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上来”。
所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有两个方面，一个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应，另一个与该商品的价值相对应。现在，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加以舍象， 那它就只是作为一个价值存在，即：“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的耗费。…… 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 在这里，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这个抽象劳动，是一个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其实，抽象劳动之所以抽象，它的意义也就在于，一切使这种劳动有别于他种劳动的特点都被撇开了。简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抽象劳动等于“劳动一般”，它就是一切人类劳动活动所共有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则认为他与斯密、李嘉图都是一致的，就像斯威齐所说，“马克思是以古典学派有关劳动的一个基本概念为起点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又把这种表述加以发挥，并以其独创的、精辟的风格来用它分析社会关系。” 所以，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也只有在商品生产社会里，各个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才有这样的表现，即他的劳动“与所有其他人的劳动相等”，也就是简化为抽象劳动。因此，米克也在此指出，“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概念，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即经济过程应当从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来分析。” 同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把一切劳动归结一个同名数，从而使得各个劳动单位都可以相互比较、相互替代、相加相减，并最后汇总为一个社会总额的形式。斯威齐指出，这并不是马克思随意武断地抽象，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实质”的一种抽象。总之，“把所有劳动都还原为抽象劳动”，这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一定时间上劳动所可能采取的特殊形态背后，有一个总的社会劳动力，它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而且其大小和发展最终还决定着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所规定的。
随后，在分析了抽象劳动这种价值的质以后，马克思在价值的量的计量中引入了劳动时间。在这里，尽管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和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关系都作了论述，但马克思同样也把技术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其中，马克思首先秉承了古典学派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不过这里，马克思也否定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 这是因为，形成价值实体从而决定价值量的劳动并不是个别劳动，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即“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作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由此可见，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不过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个概念，仅仅是同所完成的劳动数量有关，而丝毫不涉及使用价值或效用。
但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在这里，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变化，即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将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因而每磅棉纱所吸收的工人的劳动减少了，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因此，“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 即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该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不过须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这里的“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因而具体地说，是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力与部门内单个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马克思通过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对劳动的概念加以定义所得出的原理，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当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低于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时，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而获得按劳动时间计算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创造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自于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在这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抽象掉了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差别，所以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换句话说，“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他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
对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商品”的一页脚注中批评了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他说，“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古典学者在这种价值概念上出现的混乱，导致了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 马克思明确表示，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按照斯威齐的说法，“在交换价值问题上，既有如亚当·斯密所见到的产品数量关系；又有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另一种关系，即隐藏在数量关系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而斯威齐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伟大创见，就在于他认识到了隐藏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本质。
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决定价值的理论，一直被人们误解为是要解释相对价格，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比如，许多学者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都要提到“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则转型为生产价格（参见米克，1963）。而且，“甚至一些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也都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都是一个相对价格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分析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依赖于相对价格。” 也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要讨论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要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以此为据，则对这种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的正确解释就应该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获得全部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则产生剩余价值或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显然这与前面斯密的有关两种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劳动概念的表述是一致的。其实，对劳动价值论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始自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1848）中对古典经济学的误解和错误地应用，随后由“边际革命”所产生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又把其研究的重点转向相对价格理论，从而经济学家们也就使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步入了新古典理论设下的陷阱。
然而，上述认识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如前所述，马克思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经济分析的基础开始就是根本不同的。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须要有相对价格作为表示稀缺性的指数；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其《资本论》三卷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再现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相比之下，马克思对于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3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1卷中有所涉及，其中在第1章讨论过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在第2章转向交换价值形式的讨论时讨论过交换价格，从“20码麻布＝1件上衣”的成立是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其目的在于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就能够通过货币交易而得到了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这种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定理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而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或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就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理论或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其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之上。所以，作为《资本论》一卷中第一篇的“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的“货币转化为资本”，都是构成马克思后面分析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正像新古典教科书把效用理论或稀缺性作为其讨论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总量关系，而不是相对价格的决定。
不过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在从《资本论》的第1章“商品”过渡到第2章“交换过程”时，马克思发现，社会组织形式和其所依据的社会关系之间常常有一种模糊和颠倒的关系存在，而这一点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所以马克思在此引入了他的著名的有关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就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学说的核心。“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进而，马克思指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按照经济学者拿颇列尼（Napoleoni, C.）的说法，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表述也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表示，即社会关系不再是直接的表现、而是要经由物的媒介。而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是一种在物的媒介下的关系时，也就是说，当社会关系成为一种独立于个人的物的联系时，个人交换的实现也就成为相互之间抽象劳动交换的表现。” 不过，对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物体化”带来的影响，斯威齐则认为，它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的经济思想：第一，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范畴——价值、地租、工资、利润、利息等等——看作仿佛是一般经济生活所不可避免的范畴。这样一来，这种手法也就掩盖了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重大差别，助长了一种非历史的和无益的分类法，从而产生使人误解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判断。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然而根据斯威齐的研究，“近代经济学一贯走这条路子，这就是它屈从于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拜物教的最好证明。” 第二，赋予物体以独立力量的说法，最清楚地莫过于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力和资本的传统分类法，它认为这三者均可以为它的主人“生产”一笔收入。显而易见，这种结果来自于新古典学者用所谓的一般商品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真实阶级性质的掩盖。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每个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拥有某种东西可以出售的单纯商品所有者出现——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如此。作为商品所有者，他们都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间的关系不是人格身份制度里的主仆关系，而是“自由平等的人与人间的契约关系”。这样一来，对于原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工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由于他自己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而一直被迫按照生产资料垄断者所制定的条件从事劳动；正相反，这里的商品世界仿佛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其中工人的劳动力是工人让渡于资本家的，而只要别人付出实价工人就会出卖它，交易似乎也就具备公平的条件。显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外观而已，那些把资本主义方式视为天然和永恒的人，也就是把外观当作社会关系的真正表现来接受的。在这里，斯威齐指出，实际上“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法律的历史相对性，正如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看出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质一样。……所以拜物教学说的含义，远超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寻常界限。”
三、货币经济和资本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因其技术分析一直是支配人们思想的主导范式而被应用于所有经验问题的研究。不过，正像凯恩斯后来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中的货币经济、而只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其技术关系的讨论只涉及生产的一般、而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关系下生产的特殊性或社会关系，从而也无法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性质和货币量值与以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可以从凯恩斯“货币的生产理论”中得到启示，即凯恩斯所表明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区别，或货币利息率与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区别。在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曾试图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起来，但新古典理论却抛弃了凯恩斯的革命性见解，不但完全将其嫁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之中，还把货币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对待，这即成为后来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仅是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所以，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如前所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斯拉法的模型曾使用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来表示这个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中的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 那么，这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是否与货币有关呢？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经济的本质。但是，如何从本质上把握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呢？这里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非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体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交换的基础看，它来自于劳动价值论中不同商品相交换所依据的一个同质的东西——劳动，而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表示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其次，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买卖双方必须拥有货币以签订契约来保证交易的进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契约性质的存在，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所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约的能力或支配能力。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使得在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得以维系，而且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即货币的增殖，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又都是围绕着资本家要求取得这个货币利润的生产目的来进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关系。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远远超过了古典与新古典的分析。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就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显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如前所述，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而货币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G—W—G′”的流通公式，这种流通形态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也就是说，“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 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构成资本家的收入，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 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对此，斯威齐精辟地指出，“正统经济学家们（即新古典学者）几乎普遍地认为，作为生产的一种动机，剩余价值的取得是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所引起的；人们只需拿上述这段话和这个观点相对照，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正统派政治经济学相隔离的鸿沟是多么的深。”
通过上述价值形态到货币形态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货币决不仅仅是一种‘面纱’。不仅如此，货币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财富的一般的物质代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各种劳动活动的一切产品的形式，换句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同时，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得到的，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货币为导向的，是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进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货币理论与其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强调了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它将与只具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而马克思这样表述货币的性质也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按照霍奇森的解释，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货币和劳动力分别作为一种商品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货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工资劳动，就没有货币。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各种劳动就是通过货币交换而同一化和具体表现为货币的。
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是与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相联系的，即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预付，而且这种预付的资本并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只是一笔货币，同时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为了利润而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它表现为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所以，当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时，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的劳动的工资所进行的一种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当然，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即资本家预付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组织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这样，作为总量关系的货币就成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资本家（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仅仅在于总量的货币价值、而与技术无关。据前所述，这种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是一种预付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剩余理论；不过，到了马克思那里，他在强调预付资本的基础上，同时也认为这个资本还代表着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而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 在这里，考斯塔曾就此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中，已可以看到生产的社会涵义。也就是说，资本不仅仅是实物生产的工具，因为据此，资本也就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从而是非历史的。所以，资本在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它使得资本家能够雇用劳动工人生产出剩余价值。虽然马克思很清楚地强调了这种技术上的生产方式，但他更强调的是它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框架下的含义。换句话说，除非劳动者拥有生产方式，否则它们并不会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 因此，就像布哈德瑞（Bhaduri, A.）所说，“这就强调了‘资本’对分配理论的重要作用，即：作为一种能够通过剥削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就是剩余价值和资本家收入的一个源泉。这样，作为一个在马克思意义上所分类的概念，‘资本’也就是：（1）一个生产的工具——是一个纯粹的实物目标（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2）一个能够产生资本家收入的代表所有权的社会关系（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如果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拿走，则其所有的特征也就全都消失了。” 对此，经济学家亨特（Hunt, E. K.）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介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以物质的东西（生产方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它以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形式给予资本家剥削的权力，而同时这个剩余价值又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也是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预付的。这样，这个作为预付的资本就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还要得到利润，并至少要得到与自己的量成比例的一份利润。所以，这里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就使得每个资本都要求按照它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分享这份权力，显然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曾对此指出，“或许，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剩余价值、价值的增殖）可能源于生产领域之外，那时它实质上代表了价值的转移（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的就是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后来剩余价值理论有关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中，独立地确定了一个表明总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中所获取的统一的利润率。而且，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上述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显然，这与斯密的“支配的劳动”是类似的），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所以，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个利润率必定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的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是一种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由此，则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模型，都不可能脱离开货币和货币利息率。
显然，马克思对上述货币经济的强调恰恰弥补了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不足。相比之下，在洛克、休谟和斯密、李嘉图的传统中，经济学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相对价格被认为是在所谓实际的或者非货币的领域内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货币是一种“面纱”，仅仅是系统中的一种润滑剂和一种交易的媒介； 而在旧货币数量论那里，货币也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如果经济中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同比例上升，因而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也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数值的大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做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一样。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即货币是不重要的。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此，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即现代货币数量论。但正如唐·帕廷金（Dan Patinkin，1965）所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相对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仍然是附加的和无用的，所以货币论和价值论仍然是经济学说的“两张皮”。比如，在货币论方面，从货币数量的变动去看价格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面”；在价值论方面，由马歇尔所建立的边际效用、边际成本的价值论，从生产方面的实物经济出发、或从对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出发，去探讨价格、产量、分配、进而是最佳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结构等问题，即所谓的“实物面”。二者各执一端，都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也根本就是不一致的。
相反，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将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当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样的总量问题时，需要的是一个有关货币经济制度的“完整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应该属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范畴，而并非一个与之相分离的货币论的范畴，因此他说：“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 。所以，他试图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方法(dichotomy)，以建立一种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的货币价值理论。实际上，凯恩斯革命正是由“纯粹的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开始，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及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的。 如前所述，凯恩斯使用类似于斯密“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示的工资单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前面的公式：E=N w，其中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N代表就业量。因为这里的E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这里的工资单位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因而是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这样，凯恩斯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
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凯恩斯在这里所使用的工资单位w，完全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终生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的“价值的不变标准”。而且，由于它同时联系到了货币与劳动、即对劳动货币化的表示，所以显然又是比斯拉法仅从价格体系中推导出来、却无法与劳动相联系而得出的“标准商品”更为合适。这样，凯恩斯就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而运用的这个工资单位w，解决了困扰古典学派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一个难题。同时，凯恩斯也强调了货币作为“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对此，著名学者迪拉德（Dillard, D.）曾经指出，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即通常所说的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就是“古典”经济学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之金融经济的性质，而凯恩斯则与其相反，他正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经济性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而突出了其货币经济的本质。 显然，从这一点来看，凯恩斯与同样强调了货币关系重要性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解上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理论加总中的实物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一种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中著名的一章（凯恩斯，1936年，第17章）里 ，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own rates of interest）来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一点与古典学派对统一利润率的强调显然是一致的。凯恩斯不仅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而且强调了宏观经济分配中利润的决定仅仅取决于对货币利息率的依赖。由此，通过给定这个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即可以决定货币供给和收入流量，从而得到现实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价总的统计资料）。显然，这些现实统计中由货币价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一种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并不是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表示的与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与技术完全无关。在这里，货币数量论显然就是错误的。因为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数量将决定价值总量，而货币数量论却完全否认存在着一种货币价值总量和由总量所表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分配关系；因为在货币数量论中，名义量值或价值总量只取决于货币数量，而货币数量又完全是外生的，显然，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名义量值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即货币是“中性”的。然而一旦存在着总量的关系，名义价值总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这种总量关系。我们在前面讨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时已经表述了这种总量关系，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同时资本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那么，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利润率必然是货币利息率，即当企业（资本家）计算的资本预付并不是实物的资本品和生活资料、而是货币价值时，这个利润率就将是一个货币增殖的比率。这样，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就可以表述为，如果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必须等于这个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由此看来，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资料仅仅依附于生产函数、而只是研究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与现实中的货币经济是并不一致的。它不但偏离了凯恩斯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向，而且也抛弃了市场经济或马克思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特殊性。
剩余价值理论
一、资本主义竞争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涉及到社会、伦理、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这些都联系到社会关系。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它社会制度的区别之一，则是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关系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质的主要表现就是其特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而这种竞争和资本积累则联系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比如，在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中，生产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市场供求的“竞争”形成各种要素按照其边际产品或稀缺性决定的价格，进而决定其收入分配。对此，马克思认为，新古典理论所说的这些情况只是生产在技术上的一般形式；而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是通过资本雇用劳动实现的。所以，这里存在着资本家，他用一笔价值形式的货币资本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其目的在于获得价值的增殖或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是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产品的售价要高于其成本，从而获得作为利润的一笔增加的货币。当然，如果按照主流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则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利息（利润）就变成来自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也就是由于消费的时间偏好（节欲或等待）所至，从而使得这种新古典技术上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无关。
对于马克思和新古典的上述两种相对立的有关资本的概念和利润来源的解释，在后来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曾经涉及到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而这里要提出的是，如果抛开新古典观念的桎梏，仅就现实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资本概念来讲，那么它究竟是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说的只是生产要素或机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消费的时间偏好来讲，新古典理论的节欲和等待意味着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但资本积累的事实则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所使用的和统计中的资本是一种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相一致的货币预付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的增殖利润不断地、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这与新古典理论的实物资本概念显然相去甚远。如前所述，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利润概念是极为现实的，即资本是一种预付和为了获取利润，从商人的贱买贵卖、到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通过出售产品赚取增殖货币这些最普遍的事实中，都可以表明这种价值资本的存在、并适合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同时，马克思采用剩余价值概念来说明利润的来源，其意义或与现实的联系正是在于说明，利润是一个价值单位、而不是实物。
现实中，利润的来源问题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竞争，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竞争是由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在某个市场上达到均衡价格的过程，它描述了一个市场结构，但其意义只在于资源的配置，比如给定特定的严格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能够按照社会最优要求配置经济资源。 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其竞争的假定也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例如，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竞争，而完全竞争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完全的信息；但在这种假设下，真正的竞争就没有了存在的余地，因为它排除了作为人们社会关系基础的市场竞争。这样，按照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将无偿地告诉他人；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正是基于不同人的不同信息，所以当某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时，他决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除非按照竞争的市场价格来交换以从中获利。所以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法律制度所建立的竞争制度是这样一种博弈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发明和应用新知识的人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像斯威齐所说，“取得成功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在于通过积累；拒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则有破产的危险。” 同时，对于商品交换的重要一点是，这种交换建立在人们的财产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平等的契约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这种商品交换或契约又是不平等的，因为它建立在人们不同的信息或技术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竞争是以技术或信息的垄断为基础的。显然，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并不能相容，相反，它是由马克思来阐述的。也就是说，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的竞争概念。 在此，竞争被视为是一种类似比赛的游戏规则，其功能在于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它能够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仍然是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须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只在某个时点和某些一般人之间的配置。在这里，这种竞争意义上的配置过程对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马克思也正是使用这一竞争概念，把他的抽象劳动价值转化成具体的市场价格的。
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中，资本不仅是劳动生产的、而且是雇佣劳动生产的，即资本品的生产不是由付出的劳动、而是由劳动力的价值计算成本的，所以在采用抽象的价值理论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定理之后，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阐述了他的竞争理论，即资本家争相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不在竞争中被淘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在这里，给定劳动力价值，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他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竞争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是通过对新技术的垄断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这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明市场经济的性质。
假定在一个单一产品模型中，两个生产者甲和乙生产同一种产品，假设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没有技术变动，两个生产者的体力劳动技艺存在着差别，即劳动生产率不同；按照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则，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在单位时间中所创造的价值或其收入要高于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者，即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例如，甲生产者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而比乙生产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则甲生产者单位时间可以生产10单位产品，乙生产者只能生产5单位产品，这样，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现在，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比如引入技术进步和竞争。假设甲生产者所具有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于他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或新的机器，因为存在竞争，所以甲生产者不会无偿地告诉乙（显然，如果他把新技术告诉乙，则乙生产者也将能够生产10单位产品，二者之间就没有差别了）。在这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正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即甲生产者决不会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而是要通过市场中的竞争或某种博弈的规则来交换，这种竞争是双方根据各自所掌握的信息来议价的。所以，甲生产者可以采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来购买乙生产者的劳动，比如提出一个价格或工资率来雇用乙，其工资率将介于5和10之间、假如是7单位产品；一旦确定了工资率，甲再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乙生产者也采用新的技术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使产出达到10；这样，甲支付乙10单位工资后，将得到3单位产品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产生了，甲成为资本家，乙成为雇佣工人。从这个意义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增长的。
不过，这里的前提是，甲生产者作为雇主必须为工人垫付工资，否则他将只负赢、而不负亏。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预付资本才能雇用工人，资本在这里是一种抵押或信用关系，基于资本抵押而产生的货币正是这种信用关系的集中体现。显然，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基于这种资本的信用关系，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增长。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利润并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从上面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利润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来雇用工人，并使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然而事实上，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的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指出，通过改进工作方法、延长劳动时间或对改进了的机器进行投资等技术上的进步，尽管也可以增加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获得，但正是由于对更高的利润的持续追求才使得这些技术上的改进不断发生。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源自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这就使得一切生产资料、甚至货币和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其服务。
显然在上面的例子中，作为预付的资本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劳动和生产率差异所带来的利润的获得，所需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这个作为预付的资本。在这里，资本并不是新古典学派视为与劳动并列的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首先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 所以，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即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的工资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这样，资本的价值就不再取决于它的生产力，而是取决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来生产资本（生产资料）的成本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给资本家带来的一个利润的差额。因而，马克思强调：“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只有作为预付的资本，才能成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因而也才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即利润。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作为预付的资本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同时也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博奕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这样，发明和利用新知识的人就可以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按照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将无偿告诉他人；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存在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及在此基础上的垄断。凭借这种垄断力量，一定的经济主体就有了一种能够控制交易对手、在经济上占有部分对方产品的势力或权力。因此，当某个人发现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他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除非以竞争的市场价格来交换以从中获利，这样就导致了建立在人们不同的信息或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种契约关系。但是，由于信息或知识是由个人占有的，信息的传播是通过雇用劳动和获取利润来进行的，因而每个人都参与到了一个利用自己的信息去雇用别人和获取利润的市场竞争之中。但问题是，一个人所占有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一旦失败，契约将无法保证。因此，作为博奕规则的重要一点是，雇用别人劳动的一方必须有一笔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保证他能够负责决策失败的损失，否则每个人都会去雇用别人而不对失败的后果负责，即只负盈不负亏。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博弈规则，使得私人财产的抵押在这种现实的竞争中成为极端重要的，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决策。可以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产抵押就是信用关系的基础，而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正是来自于这种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博弈规则。不过，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让资本的所有者得到技术创新的机会，而是让最有才能的企业家获得资产抵押来进行技术创新。就像斯威齐所说，“最大的剩余价值额，因而也是最大的积累力量，归属于使用最进步、最有效率的技术方法的资本家；因此，他们普遍地致力于技术改革。” 显然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将竞争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思想，则类似于马克思这里贯穿于企业改组和技术变革之中的动态的竞争概念（熊彼特，1943）。具体地讲，即认为真正的市场创新者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说，是利用一种新技术、新方法生产与老产品不同的新产品，或通过开辟供应的新来源和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重组产业等来改革生产模式，使它革命化。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风险经济、竞争经济和不断创新的经济。正是由此，才使得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而这显然正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强制力量。
这样，其中的资本也就不可能是新古典的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使得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然而，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并不适于直接充当信用工具，因为这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信息不完全问题，比如对资产的评估和资产价值在合同期的变动等等，而处理这些信息问题即使是可能的，也会付出极高的交易费用。不过，现实中货币的使用和商业银行的作用则正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即商业银行就是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机构来创造这种信用关系的，这一点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中得到证明，其中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将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只是基于资产抵押、而并不考虑技术关系。因为现实中，不仅商业银行的信贷人员不需要和不可能了解技术，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商业银行人员了解技术和知道某个项目可以盈利，他决不会只满足获得贷款的利息，而是要直接投资而获取高额利润。在现实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并不会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增加货币供给，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说，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他们是无关的。商业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值发放贷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则是稳定货币供给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不可能与实物的技术进步相一致。当经济增长率并不与技术进步相吻合时，它将不是一个实际变量，而只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名义变量；同样，资本存量价值、投资、储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等所有由货币价格所表示的统计指标，都不是与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而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正是基于资产抵押，这种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货币创造成为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基础，因为作为商业银行抵押品的资本只是商业银行以前发行的货币，货币储蓄构成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货币投资构成以后的资本存量价值。当商业银行按照资产值的稳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将使资本存量价值与利润保持稳定的比率、即稳定的利润率，同时使所有的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变量保持稳定的比例或稳定状态，而这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
在这里，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即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马克思把资本积累归之于竞争，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有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而这一点也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则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当利润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资本积累时，我们就可以推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或剥削，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按照罗宾逊夫人的说法，因为榨取剩余产品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们并不像封建地主占有土地那样占有特定的资源，而是凭借资金支配权来控制工业活动。这样，资本家的权力就来自于金钱财富，从而货币就不再单纯是便利商品交换的媒介，财富积累本身变成了目的，而商品生产和销售也都不过是积累的手段罢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竞争性质也就是这样的，即：“每个资本家如果不愿让他的对手压倒并终于被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利。因此，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 这样，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稳定的消费函数的事实相近似），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消费的，资本家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会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一致，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同时，由于工人消费全部产品、从而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需求，而资本家的利润则用于形成永远不被消费的资本存量，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的游戏，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也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所设计的符号。而且，正是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采用货币量值、并不与特定的技术关系相联系，而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也就构成了以货币价格加总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显然这些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只不过，1870年以后兴起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个所谓的“正统派把马克思连同……整个古典学派体系全部都否定了。”
二、剩余价值论
1、剩余价值的来源与价值构成
正是建立在上述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则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阐述了他的有关资本主义利润和剥削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目的和动机，因此，对利润源泉的说明构成了马克思剩余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剩余的量度是劳动的说法，认为劳动即是价值的尺度和决定因素。然而，与简单的商品交换不同，资本主义交换建立的基础体现在，用货币（资本）交换商品之后，获得的是一笔更大的货币（资本）。这一假定似乎违反了交换的规律，因为从定义来看，交换规律表明的应该是一种均等的关系，难道有商品可以遵循不均等的交换规律么？显然，剩余价值的源泉也正是在于此。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他指出，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的是他们身体上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而工人则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交换得来的代表其劳动力的一笔货币价值。这样，这个劳动力也就成为了商品。现在，既然劳动力是一种商品，那它就必须像其他商品一样有一个价值存在。马克思指出，“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也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不过，如果从这一点来看，那么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所遵循的似乎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条件。表面看来，资本家带着货币进入市场，购买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然后，他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一定量的商品、并被抛到市场上出售。但尽管这样，资本家在结束时还是比开始时拥有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价值或剩余价值被创造出来了。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显然，问题出在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上。如前所述，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它们的，这就是说，他把这一笔钱付给工人，作为工资它相当于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定这个价值是4个小时劳动的产物，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即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的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个小时，这样剩余价值也就是4小时，即8 – 4 = 4。也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工人被迫做超出其必要劳动量的更多的工作，因此剩余也就产生了。所以事实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相当于工人生产基本品必要劳动量的价值（4小时的劳动时间），但收回来的却是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量在内的价值（工人工作8个小时）。所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是一种在社会劳动的量上并不均等的交换，其中资本家雇用工人，只是因为他们生产价值的能力超过其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多出来的4个小时）就由资本家盗取，而这个剩余的大小则由工人必须劳动的全部工作时数与生产他们生活必需品所用工作时数的差额来决定。因此，在资本家用货币预付资本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时，正是由于他所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而为资本家带来了剩余价值、即利润，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未支付的劳动（unpaid labor）”。
这一点其实正是前面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强调的，即货币代表一般的价值形式、而与使用价值或技术无关。当资本家采用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投入一笔货币，但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时，资本家再按照劳动的价值出售商品，就将得到剩余价值或增加的货币。这种以货币形式或价值形式进行的交换与物物交换是完全不同的，它表明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利润的源泉是对劳动力的使用，这样，借助于在价值基础上形成的价格中介，剩余价值也就采取了利润的货币形式，即利润是劳动创造出来、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就像考斯塔所总结的，“这也就可以清楚地表达马克思所一贯坚持的观点：利润的源泉在于占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因而可以迫使雇佣工人进行剩余劳动。”
在这里，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如果按照社会关系来理解剩余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就来自于生产中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她举例说，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成果的方式对一切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早期封建经济中，农奴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为地主劳动，于是地主直接得到农奴超过他们需要用来养活自己那一部分的劳动剩余产品的好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却都被工资和价格的表面现象掩盖住了，就好像工资和价格是在市场上自由议价中决定的一样。但罗宾逊夫人接着指出，正是马克思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秘密。如前所述，马克思首先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下述理论，即商品系统是按照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的，而这个理论也就意味着，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从这一点推论，由于一切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的，那么劳动这宗商品（马克思把它叫做“劳动力”）也必须按照它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劳动价值是生产维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于是劳动也就具有了生产大于它本身价值的独特性质。这样，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就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
这样一来，如果商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量实行等价交换，那么工资也就可以直接衡量生产工人为维持生存而购买的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即劳动力的价值v），而利润作为工人所增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也同样可以直接衡量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m。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v表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必要劳动的量，用m表示剩余价值（劳动），那么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率m’ = m / v，就代表剩余价值率、即马克思的剥削率，也就会直接反映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之中。在这里，罗宾逊夫人认为，这个作为马克思分析体系基础的剥削率并不是形而上学，它是整个经济中净利对工资的比率。比如，马克思把剥削率说成是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对他们的工资所体现的劳动的比率。也就是说，工人在工作日里，花一部分时间为自己生产（生产用于消费的货物，作为工资），其余时间则为资本家劳动，这样，这个剥削率也就可以表示为，工人一天工作日中未支付劳动的部分a’与已支付劳动的部分a之间的比率，也就是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即（a’ / a）。对此，罗宾逊夫人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工作日的划分是描述全部工业净产量划分为工资和利润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描述事物的方法对于剥削概念是适当的，而且即使是“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已不再等同于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但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剥削率概念还是照样恰当的。” 因此，假定工作日是8个小时，4个小时是必要的劳动，那么在8 – 4 = 4个小时的剩余劳动产品为拥有货币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所吞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剥削率也就是：4小时 / 4小时 = 100%。同时，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都采取价值的形式，所以，如果假定工人在1个小时内生产1美元的价值，那么其剩余价值率也就是：4美元 / 4美元 = 100%。当然，这个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在数值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有关这两个比率之间所存在的一点区别，则正如斯威齐所说，“要紧的是记住，前者（即剩余价值率）是更一般的概念，适用于一切剥削社会，而后者（即剥削率）只适用于资本主义。”
不过，对于这个剩余价值率的大小，马克思认为它直接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工作日的长度，计入实际工资的商品量，以及劳动生产率。其中，第一个因素确定了需要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时间，第二和第三因素共同决定在这个时间中有多少要算作必要劳动，而这三个因素同时又各自成为种种力量所交织的焦点。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率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降低实际工资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最后通过三者的某种结合来加以提高。其中，如果是延长工作日的长度，马克思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降低实际工资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这便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看到，这里的剩余价值总是与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相联系。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体而言，工人们的生产活动就可以看成是一定的劳动时间总量。不过，也正是由于不同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加在一起这个事实，使得它们在某种方式下的质上的不同可以转化为某种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量、即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状态，从而可以用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而不是技术上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变量。例如，除了剥削率（m / v）之外，马克思还定义了其他两个重要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c / v）和利润率m / (c + v) 。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比率、包括利润率在内，都是用价值、也就是劳动时间来表示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他抽象掉了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这样，工人创造的价值被分割成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体现的就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工人的剥削关系，而这与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无关，它只是表明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比如，在劳动时间总量L中，一定部分v代表着工人阶级生产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另一部分剩余劳动时间总量m就构成了生产该商品时物化在其中的剩余价值。如果工作日在所有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则每个工人在一个既定时期（如一年）就会增加同样价值量的产品；同时，如果所有部门一定工作形式的工资率也是相同的，则每个工人就能够买到其生活资料中的同等份额；这样，一个统一的工资率就代表着一定量的抽象劳动时间（如一天中工作的4小时），这是每个工人必定要投入以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很清楚，如果一个工作日的长度（如8小时）在所有部门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个工人将提供等量的剩余劳动时间（如8 – 4 = 4个小时）。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门中剩余价值率将必然是相等的。在这里，斯威齐指出，他认为马克思几乎是始终根据一个简单化的假定来处理问题的，即剩余价值率在一切产业部门和每个产业部门的一切企业中都是相等的。斯威齐认为，这个假定隐含着某些条件，比如第一，必须有一支同质的、可以转移的和流动的劳动力。而且只有具备这个条件，也就像马克思所说，“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 第二，每个产业和每个产业内的一切企业，它所使用的劳动量必须刚好是现有条件下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没有一个生产者是以过分高或过分低的技术水平来经营的。如果这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有些生产者就会依这个未满足的程度而得到比社会平均数更高（或更低）的剩余价值率，而且这些差异也不会为劳工在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转移与流动所消除。
所以说，剩余价值率均等的条件最终分析起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高度抽象的基础上的。只要假定劳动是同质的，也就意味着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同时一个社会的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的价值）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而且，工人也确是不断地从低工资部门转入高工资部门，而生产者也确是力图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因此可以说，这个假定不过是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想化。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因而会引起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但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和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任何商品，其价值都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门。其中，第一部分仅表示生产方式的价值、例如机器和原材料，这些代表着“储存的劳动（stored up labor）”或“死劳动（dead labor）”，其不变的意义在于“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 ，因此被称为“不变资本”，以符号c表示。第二部分就是补偿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活劳动”，它由工资基金来表示，也就是说，由维持工人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值决定；同时，它在一定意义上要经历一个价值的变化过程，因为“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 ，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又被称为“可变资本”，以符号v表示。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以符号m表示。这样，一个商品的总价值W也就可以按下式列出，即：
W = c + v + m
不过，对于这个公式的应用范围，斯威齐认为，它不只限于单个商品的价值分析，而且也可直接加以引申，从而包括一个企业或任何一群企业、乃至于包括整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一年）的产量。对此，斯威齐作了两个简单的注释：第一，必须注意，上列公式实际上是现代股份公司的收益表的简式。总价值W等于销售总收入，不变资本c等于原料开支加折旧，可变资本v等于工资和薪金的指出，而剩余价值m等于可以当作利息和红利来分配或用于企业再投资的收入。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它和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实际会计范畴相吻合，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价值理论的地方。第二，如果把这个公式引申到包括整个经济社会，那么它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的体系，以便处理通常所谓国民收入的东西。
其实，对于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与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作一个对比。其中，（v + m）也就是国民收入，并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但总产出（c + v + m）与GDP是不同的，马克思的总产出中包括全部资本存量的价值，而GDP中所包括的则只是资本存量中折旧的部分。 就像斯威齐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收入概念同大多数现代研究者所用的收入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若用总量来表示，当现代理论家谈到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时，他们通常是指包括（v + m）、以及c里面代表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而把c的其余部分剔除在外；而他们所谓国民纯收入（net national income），则仅指（v + m）部分，它包括所有对个人的支付、再加上工商业的公积金。 不过，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按照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价值领域，收入（v + m）作为全部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对于其中的不变资本c，马克思是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的，这种定义由于排除了资本的异质性，从而使其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在一起，这样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按价值计算的利润率。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体系了，不过却并没有人真正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马克思批评了斯密仅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劳动这个定义就被看作是包含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以及生产剩余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包含着“两个相互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 第二个环节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即为资本而劳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样，劳动也就转化为资本，并且由“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的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也就是一个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劳动量大得多的一个量值。由此，劳动与资本交换即被看作是商品生产的生产劳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它给商品生产的生产劳动打上了区别于其他劳动的印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指出，商品社会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
如前所述，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货币必须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货币能否转化为资本，关键在于货币经过流通能否带来剩余价值、即发生增殖。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或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进行的是一种市场交换，即工人在生产中消耗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而资本家用货币资本以预付工资的形式购买劳动力，在生产中使用或消耗它以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在交换之后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与交换之前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之间必定有一个差额、即增殖。所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凡是与资本相交换、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由这样的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应该计入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之中。换句话说，只要由生产劳动所得的国民收入通过了市场交换，只要它们经由了货币交易、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增殖，那么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就都是要统计的。也就是说，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就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来使货币增殖，从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考虑GDP的统计也可以发现，现实中以货币价值计量的GDP总量的测量与实物是无关的，因为GDP的定义并不是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而只是其货币价值的总和，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GDP中加入统计的实际上就只是货币的交易值，换句话说，只是货币交易值的加总减去重复计算的部分、即新增加的货币交易值；相反，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这样，GDP的计算将不与实物产出相关或不直接相关，同时也正是这种性质才使得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现实中，这种货币交易和获取利润的GDP的统计对于讨论宏观经济也是重要的，如凯恩斯所表明的收入-支出模型，其收入与支出之所以相等，正是因为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双方的交易，卖出者得到收入，购买者则是支出，同一笔交易必然使收入和支出相等。但这种收入-支出等式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该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或获取利润，而与实物的产出无关。由此可以得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实际GDP”。相反，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国民收入核算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物量的统计，从而可以用物价指数区分开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以得到实物的计量。然而，这种实物量的计量在现实的异质品模型中却是不可能得到的。显然，真正决定GDP的因素并不是生产函数和实物统计，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即企业以货币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资本的收益率，而与技术和实物是完全无关的。
2、马克思的利润率决定和转型问题
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继承了用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概念，但他同时也将其应用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倾向于使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但问题是，统一的利润率能否仍然可以使商品的价格和它的劳动价值相等；换句话说，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说法将如何应用到用货币表示的价格的决定上去？如前所述，马克思首先区分了由生产工具构成的“不变资本c”和由工资构成的“可变资本v”，从而避免了李嘉图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资本的比例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而带来的失误。所以，前面李嘉图的利润率公式r = ( Y – W ) / W = S / W也就可以被下式取代，即：
r = = =
在这里，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q称作为资本的有机构成（c / v）。 不过，对资本家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比率则是利润率r，即剩余价值m对全部预付资本（c + v）的比率。同时，由于c是生产资料必需的劳动，所以它与“可变资本v”（李嘉图的w）和“剩余价值m”（李嘉图的Y-W）并列。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这个公式中，利润率的计算取决于剥削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小（这里的资本有机构成c / v与前面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一致 ）。所以，如果用数学术语来讲，那么利润率r也就是剩余价值率m’和资本有机构成q的一个函数，即：r = f（c，v，m）= f（m’，q）。
不过，关于利润率这个比率的公式，斯威齐则认为有两个需要说明的地方。 简单地说，第一，当剩余价值被直接等同于利润时，也就是假定无须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地主。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中已详细论述过地租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假定先不考虑地租。对此，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经解释了这一做法，他说，“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地产= 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 但显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就完全地弃地租问题而不顾。对此，米克也曾指出，由于马克思主要考察的是劳资关系的经济方面，并且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关系“决定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所以他就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关系（如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留待后面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特别关心的是揭示那些决定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收入分配的规律， 而为了更加突出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这一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暂时先撇开了地租问题。第二，这个公式所表示的，严格地说，是按照生产一定商品所实际耗用的资本来计算的利润率。实际上，资本家通常是根据他在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全部投资来计算利润率的；但是，全部投资通常并不等于一年内用掉的资本，因为全部投资的各个不同要素，其周转时间是大不相同的。例如，一座厂房建筑物可用50年，一台机器可用10年，而工资的支出则是每3个月就归还资本家一次。为了简化理论的说明，并且使利润率公式和年利润率这个常用概念相一致，马克思就假定，所有资本都是以一年（或者为了分析起见而选定任何一个时间单位）为周转期。这就是意味着生产过程需要一年，也就是年初买来的原料、机器和劳动力到年末就用完，同时也意味着产品即时卖出，并收回一切开支、外加剩余价值。这一点也正如布劳格指出的，如果假定所有周转时间为一年、即tc = tv = 1，则马克思的利润率r也就是：
r = =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就忽视了有关周转期差异的问题，正如他没有忽视地租问题一样；相反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专门用来处理因资本各因素的周转期有别而引起的复杂问题的。但在这里，为了限制讨论的范围、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利润率决定的基本要素方面，所以在此保留了上述假定。
对于马克思《资本论》3卷的内部逻辑结构，考斯塔认为它遵循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在第1卷，马克思把资本的本质视为一个抽象的总量，它表明运用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这是一种总量的社会关系；在第2卷，马克思描述了资本的内部运动，从而表明资本的运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其实，马克思对前面价值的分析已经表明，价值是一套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示，不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如商品拜物教）表现为物与物之间交换价值的关系；进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则表明，利润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普通生产要素的收入，相反它是一种剩余劳动的收入，即资本剥削劳动的结果。总的来说，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分析中，由于资本都被视为是一个总量的实体，因此假定商品以劳动价值来交换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第3卷中，考斯塔认为，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多数资本（many capitals）”存在的具体形式。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的理论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条件，但同时它也提出了令前两卷的结果似乎出现矛盾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因为多数资本的存在，使得各个资本不断为取得最大利润率而导致相互之间的竞争，最终在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形成一个长期的统一利润率。但如果现实就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即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相同，那么结果必然是，商品不再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交换，相反而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来交换。这就是著名的“转型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也是马克思在第3卷所试图证明的，即生产价格来自、或者说由价值转型而来，同时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型而来；换句话说，转型问题试图表明：生产价格和利润确实分别与价值和剩余价值密切相关（而不是像斯蒂德曼所说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多余的），同时前两卷的结论也仍然有效。总之，考斯塔认为，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表明的是，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比其表面现象看上去要更为复杂，但却仍然可以通过掀开伪装的面纱来揭露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本质。因此，这并不是马克思在第3卷改变了他原先在第1、2卷的立场而产生的问题（如庞巴维克的抨击）；相反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首先运用抽象的和简单化的模型把结论展示出来，进而一点点放松假定，再考虑一个与现实更相符合的模型来验证最初的结论。 在这里，如果用图示来说明前面有关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推论过程，也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交换价值 货币形式M 资本K
社会分工 （价值形式） 剩余价值m
马克思： 资本主义
（《资本论》） 私有制 商品交换 使用价值（价值实体） 利润
价 值W（价值量） 生产价格P
统一的利润率r
图 3-1 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如前所述，在《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简单劳动量。根据这一假定，马克思在第1卷的初步分析也就是，商品实际上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就是说，在适当的竞争条件下，可以自由再生产的各种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同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简单劳动量成正比；但随即马克思认识到，当现实处于出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商品的交换就不再是靠价值、而是靠生产价格来完成的，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旦平均利润形成，由于所有个别的利润率都将多少自动调节与之一致，价值也就转化为了价格。对此，多布曾经指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原本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之上，即：商品交换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的。然而，到了《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所建立的基础就不再是价值、而是偏离了价值的生产价格。” 当然，这些价格都是建立在生产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反映了竞争资本之间的统一利润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旦产生，它很快就影响到简单商品生产时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其中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扩展与加强，它促进了平均利润率、以及生产价格的形成。“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这意味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资本有机构成不等，均衡的交换比率就会与物化劳动的比率脱节，所以现在的商品就倾向于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它们在古典意义上的“自然价格”）出卖了。但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在这里依然是起作用的。这就是，交换关系根本上还是决定于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尽管简单商品生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变形了的”，而商品实际上也不再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对此，米克肯定地指出，“就历史的发展讲是如此，就逻辑的发展讲也是如此。”
因此，马克思在转型问题的分析中，首先阐述了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过程、以及具体的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过程。他明确地断定，“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认为，这个区别对于揭示资本主义所掩盖的真实而复杂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 也就是说，对资本家而言，利润率就是他的总资本（c + v）的收益，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他就是用资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来解释利润（剩余价值）的，这样，如果一个新的价值被创造出来，那么它必定也是被称为资本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这一类似新古典的结果。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 这个原因跟简单。剩余价值率（m / v）清楚地表明，作为劳动力被剥削的结果，剩余价值只是起源于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而利润率却表示，剩余的概念来自于使用总资本（c + v）的结果，而这似乎也就意味着总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过马克思已着重指出，剩余价值的创造仅仅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表面上的总资本的结果，所以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唯一可能的稳定来源，仍然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样，通过转型问题，马克思明确地表明利润是由剩余价值的量决定的。他指出，“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抽象过程中，假定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剩余价值率。显然，这时除非各个生产领域的资本都是同样的构成，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除非他们的有机构成均相等，否则交换比率事实上不会倾向等于物化劳动的比率，从而必然会导致价值形态的利润率不等；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也就暗含地假定了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或利润率不等。然而，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却是有机构成的高低不等和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否则资本会不断地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最终必然导致统一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会自动地趋向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而这个统一利润率也正是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基础。但是，统一的利润率的存在又要求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如果有机构成不同的话，就不能保证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不能保证商品的货币相对价格和劳动价值保持比例关系，因为这个统一的利润率要影响到商品的相对货币价格，这显然也是李嘉图所遇到的困难。而米克则认为，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则卖得的价格就必须包括折旧与原料c、工资v和剩余价值m，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可能的来源，它完全由可变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创造出来。但同时也必须假定，所有生产部门的一般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数量、即剩余价值率是一样的；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也必须是相同的。非常明显，这两个等量不可能同时存在，除非我们还做第三个假定，即：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问题是，由于不同的商品涉及到不相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就会使得商品按价值进行交换与相同的利润率之间出现矛盾。如果按照劳动时间实行等价交换，必然意味着一个行业内的资本家所得剩余价值等于他们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但倘若资本有机构成在各行业不同，则随着某一行业有机构成的高低，该行业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表现为相对于所使用资本或低或高的利润率、即各部门利润率是不相等的，但这种情况在竞争趋于一致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提出商品不按价值、而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以确保在资本有机构成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仍然能使各部门利润率相等。这样，马克思通过把商品的劳动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型为利润的方式，也就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 他先计算出一般利润率为：
r = ∑ mi / ∑ ( ci + vi )
一旦给出一般利润率，他认为生产价格即是：
P = ( 1 + r ) ( ci + vi )
由于这个价格仅仅是转换了的价值，而利润则是重新分配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这里有两个总量关系始终成立，即“生产所有不同领域的利润总和因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同时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其价值的总和。” 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机构成不同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就不是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而是倾向于按照生产价格出售，而平均利润率则是来自于剩余价值。所以说，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价格，——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 在这里，马克思坚持生产价格必须从第1卷的商品价值分析推算出来，否则就不可能表明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服从于价值规律的。
如前所述，依据劳动价值学说，如果商品价格同它们的价值成比例，那么一切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在纯产品的货币价值中就会占一样的份额，即净利对工资额的比率对一切商品来说都一样。所以，只要采用这样的技术，使资本的货币价值对所使用的劳动的比率在一切工业中都相同，则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是一律的。因而，马克思假定利润率是统一的，这样，特定商品的价格相对它们的劳动价值是大些或小些，就要看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也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是高于还是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数而定，而这种价格模式也就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显然，剥削率决定着总利润量，而生产价格则把总利润这样进行分配，以使资本的利润率均等起来；这样，商品价格就不再是恰同劳动价值成比例，而是按照一种有规则的方式（如生产价格的形式）同劳动价值相联系。在这里，考斯塔指出，马克思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型问题并不是一种数学上的难题，相反它构成了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说，它说明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的水平上，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最终还是剥削的结果。 就像马克思所说，“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 = m / C ，……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
可以看到，在对于上述转型问题的分析中，其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的确定了一个一般利润率。“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大的平均率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使得简单商品交换中的“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的劳动”，进而使得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才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这个一般利润率来自于资本主义总量的经济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始终存在着来自于资本家可以按照预付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统一收益率的这样一种一般利润率。这样，由这个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总量，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以及工资率、利润率等各种宏观指标的存在，都不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分配理论的修正，其本意也正在于此，即要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
三、转型问题的相关内容
1、从马克思的转型到新古典的加总悖论
上述讨论对于理解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自俄国学者博特基维茨（1907）提出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存在逻辑错误以来，经济学界围绕转型问题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1971）和新李嘉图主义者（如斯蒂德曼，1977）、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米克，1963）都把这一问题集中在相对价格的研究上。即使在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发表之后，新剑桥学派在运用这一著作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展开攻击时，也并没有注意到斯拉法模型在异质品加总和总量理论上的意义可以把马克思的转型作为解决总量问题的一种方法；相反，而是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作为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等同的问题来对待，以至要抛弃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研究方法。显然，作为马克思转型问题的基本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的问题，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所以，当我们把转型问题作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对于解决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逻辑悖论和表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转型问题来自于异质品的加总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异质品模型，当其中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不变资本投入也按照生产价格来计量时，马克思关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将不能保持。在这里，这种转型问题的逻辑悖论也可以采用资本理论争论或斯拉法的模型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当不变资本c也采用生产价格计量时，给定（v + m）的总量，由于利润率r等于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比率、即r = m /（c + v），而收入分配（即v: m）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利润率，这样，利润率的变动就会使总产出的价值随着利润率而发生变动，而同时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并不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使两个总量无法相等。显然，保持两个总量相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变资本价值并不随着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否则，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条件下才能够使两个总量相等。 因此，转型问题的结论也就类似于剑桥资本争论中有关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即其命题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这里，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变换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c / v），即通过假设L = v / w或v = L w（在这里，v = W，W为工资基金，w为工资率）。正如斯拉法所揭示的，在各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到相对价格，进而影响由相对价格加总的资本总量；而利润率与资本总量的价值又是同时决定的，或者说，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利润率的总资本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与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在马克思的转型和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问题中都存在着一个困难，即一旦在利润率影响到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资本总量（以及收入总量）的随之变动将导致其自身无法测量；所以，如果不存在利润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则两种理论都存在着明确的总量测量和总量关系。但问题是，这两种理论对总量的计量方法是根本不同的，例如新古典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来测量总资本和利润率，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总量的测量和意义归之于社会关系。显然，如果要讨论总量的测量问题，就必须要说明这种总量关系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即社会关系还是技术关系，或者如一些学者所归纳的斯拉法或新剑桥学派的命题、即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同时决定总量。因此，一旦我们能够表明这种总量的性质，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其实，在新古典异质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收入的加总是没有必要的，更不可能得到一种表示实物的总量指标；而且，不同的资本品也是根本不能加总的，从而并不能得到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却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示这种总量的分配关系。例如在价值领域，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作为总量的测量，给定必要劳动时间，则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决定的剩余价值；而在价格领域，采用生产价格测量总量的基础与价值领域是相同的，利润依然是一种“不被支付的劳动”。所以对转型问题来说，由于包含从用劳动时间测量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率的过程，故两个总量相等的关键在于资本的测量，而这种资本测量问题也就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在异质品模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里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新古典理论由于资本加总问题所引起的逻辑悖论。首先以一个企业为例。在著名的新古典生产函数Y＝F（L, K）中，Y、L 、K分别代表该企业的单一产出、劳动力和资本， 其中资本是一个给定的生产要素，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其计量单位使用实物数量来表示和不考虑生产成本。假定厂商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相对价格。这样，由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边际生产力与产品价格之乘积的边际原理，即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是一致的，完全由技术关系决定。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也就是：
工资率：w = P (F /L )；利润率：r = P (F /K )
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 ，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 ，则产品总构成为：
PQ = L MPL + K MPK，或者Y = w L + r K
显然，这种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所表明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完全取决于所用生产函数的技术，而无论是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使参与该生产过程的要素，根据这一边际生产力原理得到自己贡献的份额，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无关。
可以看到，在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中，工资率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当然，这里的资本是用实物计量和不考虑生产成本。与劳动的工资和土地的地租相同，利润率作为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是租金，因而与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无关。这样，这里就存在着一系列微观生产函数，而且在每个单一产品的模型中，由于不存在异质资本品价值计量的矛盾和可以保持资本-劳动比率的一致性，从而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其中只有一种资本品和只能用实物单位来测量。其实，建立在技术关系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理论，其核心也就是要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以仅就根据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指导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言，只需要新古典的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而建立在微观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自然也是成立的，其资源配置只需要表明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根本不需要总量。然而，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更接近于现实的多种异质品模型，也就是说，一旦把用于单个企业微观层次要素配置的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中的分配份额决定理论时，用来说明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合理性就是不确定的，因为除了劳动和土地可以人为地假定同质外，首先就是需要在宏观层次上有一个同质的总量资本概念。但是，在新古典的理论中，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却只能使用微观生产函数，且每一种资本品都将有自己的生产函数和自己的收益率，并不存在同质的总资本和总量资本品的资本化的价格——即一个统一的资本利润率。所以，只采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资本以获得总量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根本无法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讨论整个宏观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而事实上这样一个“总量资本”、及其边际生产率也是根本无法表示的。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这种异质资本品的度量离不开利润率，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本身也就是一个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从而把各种资本品加总为一个总量资本就是没有意义的。
显然，这里的问题出在“资本”的定义上。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而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其各种构成并不是同质的，它们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资拼凑成一个生产要素，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对此，罗宾逊夫人明确指出，“当面临在工业产品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这一任务时，新古典主义将发生困难（即使在绝对的宁静状态下），这是由于它在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对资金由运用能力这个意义上的‘资本’，未能做出区别。” 而且在现实经济中，资本总是由异质的资本品构成、并具有不能用于实现所有目的的特点，所以也只有在保持资本品这一面貌的情况下，设法用某种总量来代表资本品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如果承认资本品的异质性、并允许它们用于不同生产目的的前提存在，那么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内，仅应用其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是无法真正解决这一加总问题的。
对此，英国学者海韦尔·琼斯（Jones, .）也曾就这一新古典的资本问题作过论述。他指出，“在经济学中，很少有哪一种概念像资本存量那样一直受到许多不同的解释并引起长时间的争论。” 琼斯举例说，比如在简单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一个使用各种类型资本设备的厂商1，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生产一种或多种产品。如果把不同机器编为1至n号码，该厂商资本设备就可列表为：
[ K11，K12，K13，… K1n ] （1）
其中K1n代表厂商1所用第n类设备的数量。进而假定经济中有大量厂商——例如m个，则整个经济资本存量就可用由其所拥有资本设备数量组成的方阵表示：
K11，K12，K13，K14，… K1n
K21，K22，K23，K24，… K2n
K31，K32，K33，K34，… K3n
…………
Km1，Km2，Km3，Km4，…Kmn （2）
这里，Kmn代表厂商m所使用的第n类资本设备量。琼斯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任何一种办法使这种代表资本量的方式简单化一些，将此资本存量当作一个单一的总量呢？” 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可以用一个简略办法把每一类型的各物品相加在一起——即把那些技术上同一的东西相加，以产生出整个经济的单一资本物品矢量，如：[ K1，K2，K3，… Kn ]，其中Ki是全部m个厂商所使用的第i类技术上同一的机器总量（i = 1，2，… n）。但是，琼斯随即否定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应当注意，即使厂商1所使用的i类机器在技术上与厂商2所使用的i类机器一样，但从收益流量的角度看，它们在经济意义方面可能有其区别，而从资本家心目中的利润流量、即他们所预期在各经营时期能得到的利润来看，同样可能有区别。……为了论证起见，如果我们承认各类型的资本货物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相同的话，……我们仍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绝境，因为n个异质资本货物中的每一个基本上都各不相同。” 可以看到，琼斯表明的是，即使这里的“资本”不是作为生产要素、而是作为资本设备出现，新古典的“资本”同样没有加总成为一个总资本概念的绝对理由。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资本”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对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作为资本家的一笔预付的货币，其雇用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笔价值的增殖、即获得利润，所以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且，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维系下，各种竞争资本对利润的争相追逐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而在这种资本主义竞争的作用下，价值也最终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显然，正是在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的意义上，资本才得以加总为一个表示总量社会关系的总价值资本。但是，如果脱离了这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如果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则资本的生产能力就会像新古典那样被视为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或物质的属性、而与社会生产关系无关。这样，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诸如“资本”、“劳动力”这些要素经过神秘的转换即产生了某种输出，整个生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或超社会的过程，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就消失了，其中所谓的资本也就变成了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的东西。 不过，一旦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的资本及分配理论也就脱离了现实，没有了实际意义。
不过这里也可假定，从单一产品模型扩展为一个存在着两种不同产品的异质品模型。比如一种是小麦，另一种是燕麦，它们都可用于资本品（如种子）和用于消费，用于资本品的技术关系由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但两种产品在同一时间中所带来的边际产品或边际生产率不同（当然还可假设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是相同的，但人们对于两种产品的偏好、从而有时间的相对价格或期货价格不同）。这样，两种产品在一定时间中各自的利息率或“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取决于两种产品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斯拉法，1932；凯恩斯，1936）。如果给定人们对两种产品消费的时间偏好，那么这两种产品用作资本品的时际均衡模型将获得。但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因为小麦和燕麦都有自己的利息率，而且这两个利息率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取决于两种产品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采用新古典的方法能否真正实现加总。比如，可以采用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所得到的相对价格来进行加总，这里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货币或价值尺度、即定义这种商品的价格为1，然后加总其它商品的价格而得到“货币”价值总量，而这种货币价值总量取决于货币单位或价值尺度的选择。显然，这里的相对价格完全是由部门之间技术上的交换关系决定的；但问题是，这种加总方法所得到的总量显然也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同样不能表示异质品的实物总产出。如前所述，就新古典理论所要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来讲，加总的这个总量是没有意义的，它所需要的只是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不过，也可以假设一种方法来求解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 即采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来加总各种异质品。 在上述模型中，因为各种资本品不是同质的或不存在各种资本品的资本化价格，从而不能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和获得总量。当然，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假定任意选择其中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来作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以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消费偏好；而另外一种商品的利息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对该特殊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贴现而得到其价格，由此也就可以得到一种总量。比如，可以把小麦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燕麦的收益率，从而获得燕麦的“资本化的价格”。这就是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也就是公式：
K ＝ R / r
（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r为利息率）
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比如可以通过小麦和燕麦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燕麦与小麦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燕麦的收益率等于小麦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小麦的自己的利息率或在一定时期中的边际产品为5%，燕麦的边际产品为10％，那么，可以通过使燕麦的价格为小麦的50％，则按小麦价格计算的燕麦的收益率就将与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相等；同样，也可以把燕麦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小麦的价格是燕麦的2倍时，它们的收益率也是均等的。这样，各种资本品按照这种贴现价格计算的收益率就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一般利息率，可以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从而采用不同的商品作为一般利息率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利息率和按这一利息率计算的宏观变量（如增长率、收入、资本存量价值、储蓄和投资等等）；特别是当脱离了稳定状态时，由于这种特殊商品本身的生产率会发生变动，从而不可能用于价值标准而与现实相一致。所以，根据上述推论，这种所选择的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一般均衡模型（时际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换句话说，就新古典理论所阐述的技术问题而言，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各种宏观变量，因为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会存在着一套宏观总量。无疑，人们在决定消费的时间偏好时要考虑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决定积累率，但这种选择只能是根据人们对所有产品或各种不同产品的偏好（包括时间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包括时间在内的生产函数）来进行选择，而决不是根据一般利息率，因此这里根本就没有一般利息率和所有其它宏观变量存在的余地。
实际上，前面所讨论的这个一般利息率和宏观变量，只是为了分析需要而臆造的；或者说，如果我们非要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到宏观变量和一般利息率，当然也可以在人们根据微观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进行选择后，再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货币变量，但这种作法在新古典模型中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由宏观变量表示的相对价格，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正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一样，它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也就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而且，这种通过任意选定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得到的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完全不同于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规律而得到的平均利润率，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因此，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其每一种要素的收益率都是自己的收益率；这样，通过求解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的要素分配额，就只能适用于单一产品模型、而无法立足于异质品模型。所以，也就不需要用一种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个表明技术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
可以看到，上述“自己的利息率”的加总方法，其实是一个“统一利润率”的方法。如前所述，这种统一利润率方法的意义实际上是由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阐述的，即由统一利润率所加总的宏观变量在于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现实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总量，根本不是用于实物量的加总或财富的统计，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总量）利润的生产目的，这正是前面所阐述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所在。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和对劳动的支配，在竞争中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尺度和统一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资本家（企业家）在竞争中获得标志其成功和社会地位的符号也需要一种同质的价值尺度，即利润量与资本积累量也必须是同质的单位。正是上述两点产生了资本家或企业家完全以货币量值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性，并使这些成本-收益计算的变量加总成宏观变量，包括资本、收入、工资、利润等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变量。显然，所有这些宏观变与相对价格和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都是无关的，这是马克思的转型问题的意义所在。
2、斯拉法体系与加总问题
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曾因引发极为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而闻名于世。一般认为，该作品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对象而为批判当时流行的边际（新古典）分析方法提供了主要基础；另一个是他重新采用古典经济学的剩余分析方法而掀起了对古典分析传统的复归。尤其是对于后一方面，很多学者都认为，斯拉法的模型不仅指出了一条研究经济问题的新途径，而且准确地阐明了将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方式，从而使得后人可以用“古典经济学”这个名词把三者都概括进去。 其中，斯拉法著作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通过长期对李嘉图著作的研究，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而这种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的意义就在于，斯拉法把表明社会关系的一个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加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从而引出了一直被称为“新古典神话”的总量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逻辑悖论。这样，通过斯拉法的著作，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来表明前面所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要求回到古典传统”的斯拉法体系的构建，源自于他希望解决“不变的价值尺度”给李嘉图带来的困扰。按照李嘉图的解释，这个“尺度”不会受到由于分配变量的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过据前所述，李嘉图并没有找到这个标准；但斯拉法却通过其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方程体系，试图用一种“标准复合商品”来解决李嘉图的难题。所以，斯拉法的分析是从特定的正在使用中的生产制度开始的，其中的商品就像他的著作标题所表明的、都是通过商品资料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讲，斯拉法的这部经典著作，在论述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决定时主要分了四种情况，即：维持生存的生产、具有剩余的生产、联合生产、和具有两种以上原始要素（如劳动、土地等）的生产。其实，整个模型所表述的，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用消费后的净产出剩余（即超过再生产同样水平产出所需的那部分产出量）进行投资的行为分析，而这种分析受制于维持统一的工资率w和维持用于各类投资资本的统一的利润率r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的定价条件，其核心则是分析分配变量（w和r）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总之，斯拉法体系由一系列线性生产方程组成，它要求的条件为：(1)给定每种商品的产量；(2)整个经济中资本的利润率一致；(3)实际工资率w（或资本的利润率r）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给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统一的资本收益率（利润率）概念，或进一步把“自然价格”定义为产生于统一利润率、并被产业间资本流动平均化的静态均衡价格，一直以来，它们都是古典分析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在这里也是斯拉法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其实在斯拉法的论述中，其多部门的模型完全可以视为是李嘉图单一产品谷物模型的扩展，而斯拉法对其生产模型的论述，也正是要试图表明对李嘉图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难题的一种求解，同时它也联系到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
首先，斯拉法采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若以A表示投入的技术系数矩阵，P表示价格的列向量，则“为维持生存的生产”也就可以表示为：
A P = P （1）
可以认为，这个公式所表示的异质品模型只是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扩展，同时这种线性生产方程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投入-产出模型在技术关系上也是相同的。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A，不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利润率，将有一套由部门间的交换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换句话说，“这里有唯一的一套交换价值，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员，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这些价值直接产生于生产方法。” 不过，与瓦尔拉斯模型不同的是，这里也有一个投入-产出系数的选择，即斯拉法为了构造一个标准体系而对投入-产出系数作了特殊的选择；而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其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的稀缺性来进行的，由此决定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同时斯拉法也指出，边际方法的使用并不会改变模型的性质，即这种投入-产出系数的选择完全可以一般化，从而可以适用于任何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模型。所以，在这种仅为维持生存的经济（其中的全部产品都只由工人获得和消费掉）中，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方法，而与收入分配的变动无关。
可以看到，在上述模型所表明的生产体系中，不仅生产没有剩余，而且原始的生产要素“劳动”也被生存“必需品”取代；但是，一旦该经济体系开始产生剩余、且作为原始生产要素的劳动也必须独立于生产体系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经济所生产的，多于为更新所需要的最低数量，有一种可以分配的剩余，这个体系就会自相矛盾。” 所以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进一步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在经济中存在着剩余。这样，这个“具有剩余的生产”也可以表示为：
（1 + r）A P = P （2）
不过，这里却并不存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因为如果要假设各个部门具有统一的利润率，则剩余分配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同时进行；相反在这里，商品的相对价格依然只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与收入分配无关。换句话说，其中的利润率r只是产出对投入的一个价值比率，并不是类似于古典经济传统中的统一利润率的概念。而且，这里的劳动投入是作为基本产品的实物消费品来表示的，因而劳动投入与工资直接作为生产的技术过程、或者说收入分配已经用实物工资篮子给定了，从而相对价格只取决于生产的技术关系，而与收入分配无关。所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剩余、还是没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斯拉法都还未涉及到收入分配变量和相对价格的变动问题，尤其是还没有引入劳动量L和工资率w。同时，由于各个部门劳动投入与非劳动投入（资本品的投入）的比例不同，这样，各个部门剩余的分配或按照相对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也就是有差别的。
如上所述，由于可以把斯拉法的模型作为一般的表明技术关系的投入-产出模型来理解，所以也可直接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解释斯拉法的第二个模型。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各种投入的要素或资本品是异质的，每一种要素或资本品都有表明其稀缺性和由人们时间偏好决定“自己的利息率”（或利润率）的性质；同时，劳动也有自己的边际产品，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都是通过模型中表明稀缺性的要素的相对价格来表示。这样，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品投入并不同质，所以各种生产要素自己的利息率也就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这里并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因此，由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剩余，就只是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时间偏好。其实，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的问题，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伊特韦尔，1992），这里只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例如，在前面新古典的生产函数Y = F(K, L)中，资本K和劳动L代表两种生产要素，从而它们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者说它们的收益率或利息率是不统一的，所以就新古典理论所要反映的技术关系来讲，根本谈不到统一的利润率问题。现在，我们把生产函数换成以两种资本品投入的形式，即：Y = F（K1，K2），这两种资本品K1和K2是异质的，从而它们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自己的利息率。不过，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来讲，这两种资本品仍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所以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在这种资本的概念上产生了逻辑混乱。
然而事实上，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并不是来自于生产函数在技术关系上的任何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这样，就需要在前面斯拉法给定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r。不过，斯拉法的这一做法，是建立在他对“基本商品”与“非基本商品”加以区分的基础上的。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斯拉法发现了“剩余出现的一个结果。以前，所有商品的地位是相同的，每种商品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资料；其结果是，每种商品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其他商品的生产，并且每种商品在价格的决定中都发生作用。但是，现在出现新类‘奢侈’产品，它在生产其他产品中，既不作为生产工具之用，也不作为生存用品之用。” 为此，斯拉法提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他指出，“标准在于一种商品是否参见（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所有商品的生产。那些参加所有商品生产的商品，我们将名之为基本产品，那些不参加的商品，名之为非基本产品。” 由于这个“非基本产品”并不参加其他商品的生产，所以在生产技术方程组中去掉它也不会影响整个方程组的解。
在此基础上，斯拉法把工人的“生存必需品”、即生存工资列为基本产品， 从而不能在方程体系中去掉。但同时，斯拉法也认为，“在每天的生存同品之外，工资可以包括一部分剩余产品”。 也就是说，劳动参加了剩余的分配，所以工资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剩余，由此引出“剩余工资”的概念，即：全部工资 = 生存工资 + 剩余工资。其中剩余工资部分是可变的，而生存工资即生存必需品部分则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出现。不过，由于通常都是将工资视为一个整体，所以斯拉法“遵从通常习惯，把全部工资当作是可变的”。这样，所有的工资都将以投入劳动量L和劳动价格w乘积的形式（w L）出现于生产技术方程的左边。但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它必然会把消费的必需品贬入非基本产品的深渊”，从而“在方程左方的生产资料中不再出现”。所以，必需品将从生产技术方程中去掉，用“表明每一生产部门使用的劳动数量，以代替对应的生存用品数量”，即：
La + Lb + … + Lk = 1
其中，La，Lb，…，Lk是在生产部门中生产A，B，…，K产品分别使用的年劳动量，并且斯拉法也规定它们是社会全部年劳动量的各个部分，所以社会年劳动量等于一。这样，斯拉法也就在方程组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变量（工资率w和利润率r）和投入的劳动量L。由此，在这个劳动要素独立以后所得到的具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由于资本投入也要从相应的收入分配中获得利息，即这里的资本是参与收入分配的，所以斯拉法的第三个公式也就是：
（1 + r）A P + w L = P （3）
这个公式是斯拉法模型的核心 ，该式清楚地表明，收入分配的变量（r或w）与相对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个模型，斯拉法也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在异质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r的假设，则资本品的价值将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即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可能独立于收入分配，利润率与资本的价值是同时决定的。就像斯拉法所说，“因为剩余（或利润）必须按照每一生产部门间垫支的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而在两种异种物品总量之间的这一比例（换言之，即利润率），在我们知道商品价格之前是不能决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剩余的分配推迟到价格决定之后，因为我们就要说明，在求出利润率之前价格是不能决定的。结果是，剩余分配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结构同时进行。” 这时，只要任意给出一个利润率（或工资率），就会有一套相应的相对价格，即“在包括零数在内的一切工资数值，也有和统一利润率同时满足生产资料更新条件的一套价格：那就是说，总有一套p的正数价格。” 因此，在生产技术方法既定的条件下，统一的利润率r便成为影响商品相对价格的关键因素，而“当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是统一的，并且利润率只取决于工资水平的时候，一般来说，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是因各生产部门的不同而不同的，并且主要取决于各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情况。” 这样一来，生产的技术关系就成为不同部门所具有的不同的劳动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从而问题的核心也就在于资本价值的测量问题。斯拉法认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古典经济学家对工资与利润对立关系的说明，同时它也涉及到新古典的基本命题。因为在多重技术选择条件下，资本价值的计量就会出现“再转换”和“资本倒转”问题、即资本数量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从而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
在这里，与新古典理论始终假定不变规模报酬不同，斯拉法并没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收益规律”并不是从一个统一的成本分析中推导出来的；相反，在斯拉法那里，对递增收益的讨论是同积累的分析、特别是同斯密对市场扩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斯拉法就表明，无论是递增收益还是递减收益，都是同决定一个行业供给曲线的完全竞争假设并不协调的。如斯拉法在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前言中也曾指出，“这本书专门研究一个经济体系的那些性质，它们不取决于生产规模和‘要素’比例的改变。” 在这里，这种不考虑任何需求方面的情况，也使得一些人将其等同于不变规模收益率的假设，但其实只是一种误解。仔细阅读斯拉法的分析就会发现，不考虑产出变化和投入变化间的任何关系，或者价格和商品数量间的关系，对于其方程的求解都是必须的，从而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的决定（给定工资）也是必须的。显然，这就同新古典理论形成了对照。在新古典理论中，价格的决定完全依赖于供给和需求间已知的函数关系；而在斯拉法的分析中，若商品的数量变了，那么生产条件的任何随后的变化都将导致价格的变化。所以，斯拉法的理论描述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长期均衡下的技术、产出构成和分配的状况，由于其中剩余产品的存在、并且剩余产品要在利润、工资、甚至地租之间分配，因而收入分配的变动就会导致相对价格也发生变动，从而并不能保证新古典单一技术与利润率的单调变动关系。这样，斯拉法就对新古典的价格和利润理论作了决定性批判。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变化和随之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间的这些关系，“不能同任何一种独立于分配和价格而测定其数量的资本概念相协调”，从而导致了生产技术选择的变化，即由于分配是变化的，所以生产方法的转换将不遵循任何特定的模式；换言之，竞争的技术选择并不是按任一特定的技术次序形成的。由此，也就驳斥了新古典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因为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并不是利润率的一个反函数，这也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为“非替代原理”。显然，在新古典理论中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原理存在的余地，因为按供求决定的要素投入和相对产出，必然将分配与对商品的需求连结起来。所以，这个原理更自然地将是符合一种古典分析方法，其中价格反映成本，分配通过其他力量决定而不是通过供求。
另外，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其中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资本品也只是实物单位而根本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计量，更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且，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也绝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它宏观变量。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因为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正是这些总量，而统一的利润率也是现实竞争规律的最终结果，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解释这些现实，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分析套用到了这些宏观总量上，但事实是这些宏观总量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不仅异质的资本品不能加总，异质的消费品也不能加总为一个同质的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例如目前，人们熟知的反映实物产出变动的实际GDP指标，只不过是新古典理论创造的教条或神话；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以货币量值来表示的，所以这样计算的GDP及其它宏观经济变量，也就与生产函数或技术是无关的，而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才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就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所以利润率的变动将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
其实，如果不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斯拉法的模型也就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所表述的内容。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单一产品模型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稀缺性来选择投入-产出系数的，由此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就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同时，由于资本品是异质的、从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但是，由于一方面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所讨论的只是生产的一般，它完全排除了特定经济制度下所决定的各种总量关系；另一方面，更为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只能是包括各种产品在内的异质品模型，而不可能永远是新古典的单一产品模型。所以，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并不能真正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经济关系。为此，斯拉法加入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一致的利润率。这样，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这样，在斯拉法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模型中，由于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出总量都将保持不变比例（即抽象掉了技术关系），这样利润率和收入分配（r与w）的任何变动，都只是影响总量的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显然，这也就表明了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无关的，而这样的逻辑分析才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
按照上述推论，则前述李嘉图将单一产品谷物模型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两部门模型来计量总量的做法，是导致其逻辑矛盾的根源。因为这种实物的投入-产出所表示的技术关系，虽然可以在表面上解决总量的计量问题，但却容易把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即总产出似乎可以从实物上加以计量。当然，如果总产出可以由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决定，则古典剩余理论将无存身之地，因为这样决定的利润就必然会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联系到资本的生产率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如李嘉图把利润率的下降归之于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将利润归之于剩余、并以此来体现的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不过，如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新古典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还是成立的，只是不能扩展到现实的异质品模型；同样，古典学派的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也是成立的，且同样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如李嘉图的矛盾），所以这一逻辑悖论至今仍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难题，而新剑桥学派（和新李嘉图主义）则按照李嘉图的方法来理解斯拉法的著作，把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作为李嘉图谷物模型的扩展，从而提出的命题是相对价格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一命题显然仍旧没有脱离李嘉图的困境，而且有可能也正是导致资本理论逻辑悖论不能得到澄清的根源。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当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后，是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还是总量发生变动？从形式上看，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后，收入分配的变动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但作为斯拉法模型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并不会发生变动，换句话说，作为部门间交换比例的“相对价格”并不会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总资本与总收入的比例或“宏观变量”，而这些宏观变量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这一点是容易证明的，即利润率为收入中利润对总资本的比率，给定技术条件或生产方程和工资率，利润率的变动将只是使总资本和总收入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不会影响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和出现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
现在，采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把前面的模型一般化，并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把它扩展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投入-产出系数可由新古典的偏好和边际生产力决定，加入时间或储蓄与投资也就可以构成“时际均衡模型”（有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利息率也可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但在异质品模型中，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对应于每一种产品自己的利息率，所以这里不存在统一的利息率和任何宏观总量。在这一模型中，再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这种一般的生产模型就发生了重要变化，即这种变化不只是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总量关系。斯拉法在讨论这一模型时实际上已经把问题集中到这一点上，即收入分配的变动将使资本价值发生变动，因为斯拉法所针对的正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但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完全忽视了总量，所以并没有讨论这种统一的利润率，从而也就不存在任何总量。在这里，对斯拉法著作的正确解释是，斯拉法论证了异质品模型中总量加总的逻辑，即在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可以得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关系。如前所述，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矛盾在于，该理论并不能把它的单一产品模型的结论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并在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的实物统计分析加总套用到了现实中的宏观总量上，但由于抛却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而只用技术分析，也就导致了其严重的逻辑矛盾。
3、从斯拉法体系到转型问题的解释
如前所述，斯拉法的第三个模型表明，收入分配变量（r或w）与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斯拉法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分配的变化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如何才能排除相对价格变动的干扰而在纯粹技术状态下考察分配问题呢？这也正是李嘉图长期致力于解决的寻找不变价值尺度的问题，而斯拉法所要探寻的也是这样一种逻辑，即一旦澄清了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变动关系，则古典剩余理论就将获得逻辑上的一致性，由此也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基础。显然，在前面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相对价格变动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异质品模型中，由于价格会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模糊了分配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在这里，斯拉法的分析方法是，根据矩阵 ( 1 + r ) A P + w L = P ，“规定工资（w）的连续数值，从一到零；这些数值表示国民收入的不同部分。目的是要在生产方法仍然不变的假定下，观察工资变动对于利润率和各种商品价格的影响。” 首先，当利润率r = 0时，w = 1表示最大工资率，也就是全部国民收入都用于支付工资，根据斯拉法的“次体系”就可以发现，这时的相对价格P是同其劳动成本w L成比例的。斯拉法认为，“实际上，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开始时的线性方程体系，不同之处在于现在明确地表明劳动数量，而不用生存必需品数量来表示（注：这也就是斯拉法“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的方法 ）。在这种工资水平时，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就是说，和直接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
不过，斯拉法接着又指出，“在其他的工资水平时，价值就不会真正遵从一种简单的规则。如从全部国民收入归于劳动的情形出发，我们设想工资减低了，一种利润率将因而产生。” 这也就是r > 0，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工资率w就从零数开始逐步上升，而稳定状态的利润率r将逐步下降，产品的相对价格P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般都将脱离有关劳动成本、而随着r（或w）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只有在一切行业生产资料对劳动（K / L）保持相同比例、也就是单一产品模型的特殊情况下，对各种水平的r（w）来说，价格才会与劳动价值成正比，即相对价格会对收入分配保持不变；而到了异质品模型、也就是现实的经济体系中，各个部门劳动和生产资料比例的不相等几乎是普遍的事实，因此，分配的变动（即工资和利润率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使得选择不同的利润率而带来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转问题。因此，斯拉法明确指出，“工资变动造成相对价格变动的关键，在于不同生产部门中使用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比例不相等。显然，如果在所有生产部门中这种比例是相同的，那么不同生产部门中生产资料的商品组成是如何多种多样，都不会产生价格改变。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工资的同等削减，都可以产生恰好同样多的、足以按照相同的比率支付生产资料的利润，而无须扰乱现存价格。” 也就是说，除非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相同，否则分配变量的变动必定会影响到相对价格。
不仅如此，在第三章“劳动对生产资料的比例”的一页角注中，斯拉法也提出了与这一现象伴随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他指出，“在这些‘比例’中，生产资料必须用它们的价值来计量，但是由于价值可以随着工资的改变而改变，产生了这一问题：是用哪些价值来计量呢？回答是，就规定这些比例的相等或不相等而言，所有可能的各套价值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实际上，如同我们所见到的，如果所有生产部门中的这些比例都是相等的，价值、因而比例，并不随着工资的改变而改变。从这点推知，如果在对应一种工资水平的一套价值时这些比例不相等，那么它们在任何其他套价值时也不能相等，因此，它们在所有价值时都是不相等的。” 换句话说，斯拉法同时也发现，在不同部门资本-劳动比率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还会涉及到价值的计量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斯拉法后来的结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正是在于他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价格体系方法，证明了资本品与资本结构的不同一性（即不同部门K / L不同）会随着利润率r和单位工资w的变化而出现“价格运动几上几下的复杂模式”；反过来，这种现象又会以一种单调的方法引起一般与利润率无关的“资本量K”的价值的变动。显然，前述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就是这样来源于异质品生产模型的一般特性，而后来的新剑桥学派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批判新古典的分配理论的。
从上述推论中可以看到，随着工资率的逐步上升，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d w / d r < 0），不过同时相对价格的变动却要复杂的多。因为一般而言，商品的相对价格要用另外一种商品作为标准来表示；但问题是，随着分配的变动，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用另外一种商品作为标准（这种商品是任意选择的）来表示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必要性，使对于伴随分配改变而来的价格变动的研究复杂起来。任何特殊的价格变动，究竟是起于被计量的商品的特殊性，还是起于计量标准的特殊性，无法说定。” 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斯拉法认为，如果有这样一种生产部门，其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比例处于一种临界值或平衡值（即相当于社会品均资本有机构成），那么该部门产品价值就不会再受分配变动的影响，从而它便可以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商品相对价格随分配变化而发生的变动。显然，在该比例的生产部门中，这个利润率也就是统一的利润率。
由此斯拉法提出，假设有一个生产体系，其中各种产品作为投入的相互比例与作为产出的相互比例均相同，而对于这种按照多种组合起来的商品，斯拉法指出，“将称这种类型的混合物为标准合成商品，或者简短点，成为标准商品；而称采取这种比例生产标准商品的这些方程（或者这些生产部门）为标准体系。” 在这里，依据前面对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的划分准则，斯拉法的这个“标准合成商品（standard composite commodity）”只由其中的基本商品构成，它们一起以“标准比率”进入生产，而这个标准比率与其进入自身生产过程的比率相同。这样，在这个体系中，“各个组成商品乘以它们的价格，不会影响结果。两个总量的价值的比率，不可避免地总是等于它们的几个组成部门的数量的比率。一旦商品乘以价格，如果各个价格以各种发散的方式变动，也不会扰乱这种比率。因此，在这种标准体系中，无论纯产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如何变动，并且无论由此而产生的价格如何变动，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会仍然相同。” 也就是说，即使在与生产技术完全无关的工资的变化改变了利润率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不影响用标准商品来衡量的相对价格，因为“特定的比例，例如标准比例，可以使一个体系成为透明体，使隐藏的东西能够显露出来，但是它们不会改变体系的数学性质。” 从而，这种变化在改变价格形式时就能够同样地改变衡量尺度，而斯拉法所使用的“标准合成商品”也正是由以相同比例结合的产品组成的，它自然也就可以提供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解决困扰李嘉图的难题。
这样，在这个标准体系中，由标准商品的净产出进入工资的比例就可决定整个经济的利润率，从而使得经济中的实际净产出也就成为一个价值标准，即等式：
P ( I – A ) y = 1 （y：总产出向量）
同时，就标准体系而言，如果R是标准比率或最高利润率，w是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部分，则斯拉法在该体系中的利润率公式也就是：
r = R ( 1 – w ) （R：最大化利润率）
在这里，也正是通过这个标准体系，斯拉法获得了一个像李嘉图谷物模型那样的工资与利润的线性关系，从而实现了李嘉图企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想法。 这样，由上式所表述的实际工资率-利润率曲线（w-r曲线），也就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如图所示：
工资率w
wmax
w-r曲线
O rmax = R 利润率r
图3-2 用标准商品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工资-利润曲线）
而且斯拉法认为，这种“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直线关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有效，只要工资是用标准商品来表示的。相同的利润率，在标准体系中是作为商品的数量之间的比率得出的，在实际体系中则是由价值总量的比率得出。”
伊特韦尔指出，在斯拉法这里，对于任何技术矩阵A都存在有一个标准商品x，当以标准纯产品作为价值标准时，该标准商品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对应关系；而且不论价格如何，这种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显然，这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在工资与利润之中确定收入的分配，在逻辑上居于价格之先、并独立于价格。此外，它也揭示了剩余的来源，从而在方法上免除了由于价格计算而造成的模棱两可的情况。同时，伊特韦尔也认为，这一结论并不取决于有关矩阵A的各分量固定性的任何假设，由于相对于生产规模或技术进步的收益是可变的，即使矩阵A的各分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在每一时刻也都存在着某一唯一的x。 由此，斯拉法也就成功地在其投入-产出向量的矩阵中加入了一个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现在假定标准纯产品分为工资和利润，注意它们的份额，如同全部一样，总是由标准商品组成：由此而得出的利润率对于这个体系的标准比率的比例，会和所分配的利润份额对于全部纯产品的比例相同。因此，在标准体系中，利润率是作为商品的数量之间的一种比率而出现的，不论它们的价格如何。” 其实，在这个表明剩余生产的标准体系中，价格标准选择的任意性并不会影响到生产系统的方程特征，因而斯拉法选择使扣除用作投入的基本产品价格总额后的余额等于1来作为价格标准，而这个单位1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转移到商品价格中的生产资料成本后的总额，也就是工资总额和利润总额之和，显然它要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进行分割。也就是说，斯拉法这里的“剩余（即纯产品）”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参与分配的 ，工人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润，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又是按照统一的或均等的利润率分配。这样，在体系中加入的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所代表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在分配利益上的一种对立关系，这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强调都是一致的。事实上，斯拉法所关心的，也正是由这个统一利润率的加入而带来的在整个特定经济体系中，利润率和技术、相对价格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古典式的均衡，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全部要求是，整个体系应有一个统一的工资和统一的利润率。” 这样，在这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的引入下，斯拉法指出，“作为一种比率的利润率，具有独立于任何价格的意义，并且在价格决定之前很可以被‘给定’。”
与此类似，在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传统中，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也正是根据统一的利润率而在产业间资本流动平均化的一个均衡价格，它代表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古典一般均衡；而在这里，在斯拉法所假定的这个标准体系中，这个统一利润率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概念，只不过斯拉法假定它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类似单一产品的模型中（如标准体系）所加入的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同样，在马克思的价值转型中，一般利润率r的意义也是十分明确的。如前所述，这个利润率是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全社会预付资本中进行分配的一个分配比率，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家使用预付资本雇佣劳动工人不断进行生产和积累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即一个不断增殖的货币利润。可以看到，在斯拉法的分析中，正像古典传统和马克思的分析一样，决定生产价格（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自然价格”）的均衡条件，仅仅是各个部门在统一利润率的假定下必须获得的平均利润；也就是说，斯拉法体系和达尔文的套利原则一样均要求一个各行业或各部门的相等的利润率。 而且，这一假定及其对生产的自然成本（即为获得一种既定的生产量所必需的各种生产手段的数量）的考虑，已足以确定各个分配变量之间的关系、利润和工资的关系、以及生产价格的量。就像谢福尔德所说，“斯拉法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在分配给定的条件下，从古典结构中找到了确定相对价格的方式。” 因此，斯拉法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古典分析传统的复归，它与新古典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并不能相容。
现在，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重新讨论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如前所述，前面推论表明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在异质品模型中作为宏观总量的资本和收入正是取决于上述这个统一的利润率，因为总资本与收入都是在社会经济关系的意义上经由该统一利润率进行加总的，即资本的价格或宏观总量与一般利息率是同时决定。这样，如果真正按照斯拉法思想来研究马克思，则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用以计量加总这些总量的同质的劳动时间，就具有不变的价值标准的特点。所以，如果“转型”是把价值转化为单一产品的价格模型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模型（即全社会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无疑“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是必然成立的，这一点已为多数学者证明；然而，一旦脱离了各部门具有相同资本构成的假设，则两个总量就有可能不再同时相等。显然，这里的关键也就是前面斯拉法的模型表明的，即在于利润率的变动所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转型过程中，其用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或抽象劳动时间）计算的成本价格和剩余价值总量，都包含着一种对资本价值的计算和用这种计算表示的工资（或剩余价值）对资本的比率。当各部门资本构成相同时，这种比率（或收入分配）是不变的，从而用劳动价值计量的资本价值也就不变；但是，当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用价值计量）不同时，再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来计算成本价格，就会使资本的价值量发生变动，而资本价值量的变动又将使总产品（国民收入）的价值也发生变动。比如，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r =（Y - W）/ K、或r =（Y-V）/（c + v）=m /（c + v），其中用劳动时间给定的总价值（c + v + m）中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在生产价格模型中总是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而并不能由过去的劳动时间完全给定。同时，由于假定剩余价值率（m / v）是一个常数，而剩余价值率又总是大于利润率m /（c + v），因而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价值体系到价格体系的转变就必然会带来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的不相等；这样，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也就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在异质品模型或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无法成立。
不过对于这一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则明确指出，“如果像批评马克思的人所千篇一律做的那样，由这个事实便断言价值理论必须抛弃，并另觅新的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那是完全不正确的。” 相反，斯威齐认为，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型”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产业资本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现象的一种处理方法。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头两卷所假设的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先始终不考虑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即假定这些差别不存在，从而对这样一个制度的运行加以考察，其中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是起作用的；然后在第3卷中，马克思抛弃了这个假定，从而明确提出了在资本有机构成不等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从价值到价格的变化问题。在这里，斯威齐也举例指出，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情况在现实中是较为特殊的，比如“在某一个产业内的各个企业之间，资本的有机构成无疑有均等的趋势；但是，在使用着极不相同的方法、生产者完全不同的产品的各个产业之间，则没有这种趋势存在。例如，显然无法使钢铁业和衣着业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趋于一致。” 所以，马克思在对假定没有这一构成差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分析以后，立即就撇开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假定，再看看早先得出的结果会出现何种问题、以及需要再作何种程度的“修正”。不过斯威齐认为，对于由此引起的修正，从马克思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则仅有次要的性质。所以他说，“马克思对后面这个命题所作的证明，在某些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如果换一个充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要指出，他的方法和结论都是正确的。” 不过，既然现实中的多数情况是有机构成不等，那么马克思何必还要再走这样一种处理问题的程序、而不直接用价格体系来分析问题呢？在这里，斯威齐列举了20世纪初期俄国著名学者博特基维茨曾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说过的一段话，即“价值规律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事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由一个或一系列的因素所决定的，而这因素不但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实质，它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在一切生产领域中都是一样的，那么，价值规律就会直接地制约着商品的交换，而无碍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不必在决定生产的规模、方向和技术等问题上，用任何别的动机来代替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 显然，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简明理由。也就是说，先前对有机构成均等的假定涉及到对现实世界里确实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审慎舍象，而转型问题的出现，则是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实际趋势所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上述转型问题的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意义；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首先可以看到，正如前面评论斯拉法的著作那样，马克思的转型从一个全新角度提出了新古典的加总问题。在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中，试图从技术关系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总资本和总收入概念，并盲目地根据现实中存在的竞争条件，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这些总量与统一的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换句话说，异质的资本品（或异质的生产要素）和异质的消费品产出在技术关系上是不可能加总的，统一的利润率也是不需要的，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只需要相对价格和自己的利息率。在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新古典异质品模型、即两个部门具有不同资本-劳动比率的模型中，当在其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的假设后，劳动或工资率实际上已经被资本化了，即采用统一的利润率与资本品加总在一起作为总投入，从而工资率也就作为这种加总的总产出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然而，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分析则能够明确地表明，这些总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转型问题中，马克思采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概念，作为社会关系的表现本身是同质的、或者说是可以加总的，即这里不仅可以把异质的资本品进行加总，而且可以把资本品和劳动投入用价值概念加总在一起构成总资本，其逻辑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和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虽然在逻辑上是类似的，即都是产生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的相互作用；但就所提出问题的角度看，则新古典理论完全是从错误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从而使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问题的逻辑至今无法理清，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却能够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真正的关系，即这一问题只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和解决。
关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利润）只是来自于可变资本、而与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无关，这一点不仅遭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如庞巴维克的观点被许多新古典学者所强调，从而构成两种资本理论争论的焦点），而且许多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也难以理解。如斯蒂德曼也曾“按照斯拉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使得马克思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用价格模型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是对斯拉法著作的误解。前面已经详细分析了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意义，也就是说，价值与价格是不同的，价值作为表现人们社会关系的总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价格却联系到技术关系上的交换比例。由于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分配问题，从而剩余价值与价值相联系，都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李嘉图寻找不变价值尺度的问题，正是联系到异质品模型中利润量和利润率的测量；所以如果重新表述李嘉图的问题，也就是当技术发生变动时，利润率的变动如何用一种价值单位来测量。而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概念及转型问题的提出，对于回答李嘉图的这一问题是重要的，即价值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和技术变动，利润量和利润率只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马克思也正是采用了这种利润率概念来表示利润率下降的含义。给定作为国民收入的总价值，剩余价值率表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而利润率则是剩余价值对包括资本存量在内的总资本的比率；那么，给定剩余价值率，则利润率将取决于资本积累的数量，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它只取决于价值计量上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而价值和剩余价值正是这种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的计量。这正是马克思转型问题的意义所在。
所以，斯拉法通过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的构造提出了他对转型问题的求解，即通过一个标准体系把异质品模型转化为单一产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相等的模型，从而使资本品投入的价值不随利润率变动，而这一模型与在转型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把代表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作为“中数”的解法是相似的。实际上，这里也可采用前面“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或“收益现值法”使斯拉法的标准体系一般化；或如斯拉法已经表明的，先给定技术上的生产方程，然后通过给定一个外生的统一利润率，就可以得到价格模型。显然，由于统一的利润率是外生的，从而只要所选择的这个外生的利润率能够使价格计量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等于价值计量的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c / v），则两个总量将是相等的。在这里，自然也可以把这种利润率称作为是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它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比如卡尔多的著名的“程式化事实”）。
第八章 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目前，关于分配理论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争论。从根本上讲，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分配理论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其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而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为了对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分配提供一种计量，并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将其概括为一个简单图示：
总劳动
（总产出 = c + v + m）
死劳动 活劳动
（生产方式 = c） （净产品 = v + m）
支付的劳动 未支付的劳动
（v） （剩余产品 = m）
地 租 利 润
利息 企 业
利润率
图 5-5 马克思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霍华德和金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工资和剩余价值、也即“支付的劳动”与“未支付的劳动”（paid and unpaid labor）之间的区别。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资本家可以通过预付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同时，正是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存在，使得雇佣工人被迫做出超过其必要劳动量（4小时）更多的工作（8小时），因此剩余（8 – 4 = 4小时）也就产生了，从而为资本家带来了一个增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未支付的劳动”。当然，如果其中进一步引入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则这个剩余产品就要包括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在内。不过，不论是地租、还是利润，其剩余价值的性质则总是与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相联系，从而可以用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而不是技术上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总量。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他抽象掉了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所以工人创造的价值被分割成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体现的正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工人的一种剥削，从而表明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正像霍华德和金所说，上述分配表中的“这种分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在其他生产方式下就毫无意义了。”
在这里，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也曾指出，马克思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划分为“支付的劳动”和“未支付的劳动”两部分，其实指的也就是将整个经济划分为两种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自然会联系到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其中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此，布劳格举了一个有关利润理论的例子。比如，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一开始都假定，既定的偏好、生产函数、要素禀赋和所有权分配，这些都被视为是经济理论范围外固有的因素、即外生变量。在这些基础之上，他们发展了一个根据所用各种要素贡献来分配的要素价格理论，其中包括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管理因素等在内。这样，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中，该体系就能够产生一个均衡的工资率和利息率；而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也有可能会留下剩余作为利润分配给企业。但最终，对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解释都是一种个人的分配过程，而不涉及总的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相反，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中，他一开始就引入了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和不拥有该所有权的区别，也就是说把个人的收入分配直接纳入到了社会阶级意义上的总量收入分配关系之中。这样，考虑到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则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就不仅仅是根据各要素的情况独立给定的；相反，它要通过强调所有权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任何别的普通的交换经济区别开来。布劳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历史现象，从而也才能清楚地表明利润只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其中，对于包含在利润之内的一部分利息，布劳格更是明确指出，“一般来说，不论是边际生产力论、还是时间偏好理论，所有的利息理论都必须解释资本家、地主对剩余价值的获得，因为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雇佣劳动工人并不拥有任何生产方式的所有权。” 他认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表明如何判断利息或利润，而是要表明如何来公正地判别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的所有权为何就等价于对劳动工人的雇佣权力。“庸俗经济学家”一般都把资本视为与劳动和土地对等的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则把资本视为一种能够把价值转化为产品的生产方式、即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他否认了利息是资本家参与个人生产活动所得报酬的说法；相反，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利息也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所以它才同样作为一种总量来表示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经济关系。
然而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所研究的则只是其所假定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其中没有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这个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逻辑支持就是，这里只存在着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的相对价格，而且唯有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因此，由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在这里是绝不能影响这种由资源有效配置所决定的相对价格的，或者说，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只能是竞争的供求所决定的相对价格。而且，这种相对价格甚至可以作为厂商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比如厂商必须根据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利息率和工资率来进行两种要素的替代，当利息率和工资率不能反映其边际产品时，资源的有效配置将被扭曲。这样，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也就只能以退而求其次的形式成为其中的一种再分配，如政府根据社会公平或其它“福利经济学”原则，通过征税和补贴等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来调节社会关系。这样，表面看来，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也就似乎与现实经济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相比之下，则前面斯拉法模型所表明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共同决定、以及马克思的由社会关系决定收入分配的理论，似乎都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同一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实际上，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下，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转型”的相对价格与新古典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并不相同。如前所述，厂商并不是根据新古典理论的原则把稀缺要素的相对价格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依据；相反，而是根据已经转型后的货币价值的要素价格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从而使得转型后的相对价格并不会影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必须注意的是，由这种“转型”所决定的工资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中作为要素稀缺性价格的工资率与利息率的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这里，工资率与利息率都是一种宏观概念，即通过反映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的工资与利润关系、而对应于总劳动和总资本，但在新古典理论中却并不存在这种总劳动、特别是总资本的概念。比如在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中，总资本概念不仅包括各种异质的资本品，而且包括异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所有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专利、商标和其它为厂商所垄断的技术，而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生产要素都是用货币量值表示的，并要求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但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却无法套用在这种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概念上。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的分配理论中，仅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因为只是实物单位的资本品，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加总计量；而且，在舍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古典理论中，各种异质的资本品也是根本无法加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虽然上述新古典关于稀缺要素价格的理论在指导资源配置方面是可行的，但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却会使这种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或转型；相反，在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相对价格的转型只是影响宏观变量、却并不改变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是一致的。
显然，这也就涉及到相对价格（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表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则存在许多概念上的混乱。如新剑桥学者经常表述的命题是，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是分离的；或如帕西内蒂所表述的，收入分配问题争论的关键在于，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或相对价格的外生的利润率（帕西内蒂，1988），显然前面的论述已对此给予了肯定。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收入分配和相对价格与资源配置并不是分离的、而是从属于资源配置。如前所述，在新古典传统中，各种产要素的价格和商品价格同时决定于产量，其收入分配理论只是一种要素价格理论，所有要素的报酬与之在生产中提供的服务基本对称。所以，只要总产出可以由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决定，则古典剩余传统中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就完全脱离了新古典供求传统的要素价格理论，从而对利润决定的探讨只会联系到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的时间偏好，而不再是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反，在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古典剩余传统的核心是分配变量的决定先于相对价格的决定，即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动。例如，其中的利润本质上是一个“剩余”、即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从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都从属于这种经济关系。这样，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也才能被统一于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相对价格和总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和表示分配、但同时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关系是统一的，而同时作为总量计量的价值和分配与相对价格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在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它表示的是一种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而并不是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其中只有差别的利润率存在）。这正是目前古典与新古典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现在，也可以从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争论出发来讨论上述问题。比如，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言，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质劳动”的问题，即当劳动不同质时，按照资源配置的要求，必须对不同质的劳动分别给予一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这一指数显然不同于由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不过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所特有的分析方法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比如对于这种异质的劳动，完全可以赋予它一个稀缺的指数，但这只是一种市场价格、而并不决定总量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价值。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或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存在着交换关系，那么这种稀缺指数意义上的价格就必须“还原”为价值，即“还原”为完全按照劳动时间来计量、从而实行按劳分配。 理解这一点似乎是困难的，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过，一旦把问题转向资本主义经济时，上述逻辑推论就变得明显了。因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旦引入资本主义的特定经济关系，则各种劳动就不再是异质的了，其中所有不同的异质的资本品、土地、以及劳动等生产要素都将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得到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而同时，这种分配关系与异质劳动的加总在含义上也是相同的，即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的价值与分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总量决定的，即这种价值总量来自于统一利润率的加总。比如，斯拉法曾用“联合生产”的方法讨论了固定资本和土地加总问题。其中，异质固定资本的使用一般存在着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采用统一的利润率，则这种投入-产出价值的变动就会使得各个资本品的价格同时发生变动。同样，也可以把这种关系应用到土地上，如各个异质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劳动由预付工资（即资本）雇用，各个地块技术上的级差收益被事先给定。但是，当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把产出和投入都用价值来测量时，原有土地的级差顺序将被改变，因为投入的资本品和劳动的价格也改变了。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其中加入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的利润率。其实，斯拉法的上述方法也可以视为目前所使用的收益现值法，通过这种收益现值法，则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和土地就可以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同时这个资本量会随着收入分配或利润率的变化而改变。不过，这种总资本和作为收益现值法加总成总量的利息率（货币利息率）的变动，却并不会影响到资源配置，因为厂商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会把这种总量排除掉，而只按照原有的投入-产出关系来配置资源。
例如，现实中的货币利息率是由中央银行调节的，这种利率的调节不仅变动幅度大、而且通常变动频率也较高，所以厂商显然并不是根据这种利息率的变动来改变资本与劳动替代关系的。如美国中央银行近年来大幅度降低利率和日本央行采用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各厂商却并没有改变其生产方法；但这种利率的变化却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只不过这种分配关系的变化并不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变动。同样，当一个经济从原有的“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关系后（如我国的经济改革），技术上的资源配置并不会改变，但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土地价格和地租的大幅度提高。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是分离的，即这种收入分配是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而不是按照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价格计量，而计量的前提是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或总量资本和雇佣劳动。而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明确表明，地租和作为生息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和来自于剩余劳动；同时，马克思对级差地租的分析，则表明了这种级差地租并不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如前面李嘉图的理论所表明的），而是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统一的利润率。因此，马克思的分析与斯拉法的联合生产模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里的结论就是，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存在着总量资本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在逻辑上就是一致的，而新古典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应用到宏观总量的逻辑推导则是有矛盾的。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突出地表现在“按贡献分配”上。其实如果按照上述分析，则按贡献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区别就在于，异质劳动和非劳动要素是否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获得收入。但是，就工资与利润（利息）对劳动与总量资本的分配来讲，这种按照相对价格的收入分配并不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而是其边际产品的价值。当然，这种按贡献分配也会使资本获得收入，但这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并不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是取决于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然而在现实的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却经常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关系的描述产生误解，如把新古典和马克思的两种分配理论均用“蛋糕理论”加以描述。 其中，对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言，这个蛋糕的分配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或边际产品；而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来说，则是给定一个蛋糕，如果资本家的份额增加则工人的份额必将减少，借用布劳格的解释，也就是把整个收入在工资劳动者（wages earners）与所有权拥有者（property owners）间作最基本的划分、即分蛋糕的理论。 但是按照前面的分析，这种蛋糕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误解。其一，就马克思的价值计量看，这里根本不存在新古典实物产品的蛋糕，当然也不存在生产蛋糕的边际生产力；其二，当采用古典学派消费函数的假设，即假定资本家不消费、全部产品为工人消费，则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表示其社会地位的资本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才从事生产。而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一问题。
第七章 马克思的古典一般均衡
通过前两篇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的讨论，本篇指出由此而确立的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而且应当取代主流新古典理论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来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同时认为，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表明的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价值或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指导资源有效配置，这是现实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与资源配置方式；相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只是表明了生产的技术关系，是假定没有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从而并不能真正表明现实的竞争关系和资源配置问题。
本章通过对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的确立及其稳定性的讨论表明，这种以古典剩余传统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为分析基础的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在体系上根本不同于存在着一系列逻辑悖论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其中，稳定状态的统一利润率假设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完全可以联系到现实国民收入的计量和特定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从而取代主流新古典理论来作为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第一节 古典一般均衡的确立
如前所述，古典学派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来表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后来的李嘉图与斯密一样也是通过统一利润率规律和资本在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均衡的实现机制。然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由此而确立并位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在提出了配置资源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同时，却盗用了古典学派“统一的利润率”假设，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取代了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一直被视为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证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古典一般均衡则始终只是被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雏形而存在。这一现象作为新古典的教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由于新古典的各种逻辑矛盾被一一揭示出来，才开始引起经济学者们对新古典理论的种种结论产生质疑，从而希图能够在争论中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比如一些新剑桥学者曾提议把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种范式（瓦尔什和格瑞姆，1980），但由于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并没有被说明，所以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性质和均衡机制的区别至今无法理清。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阐述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过程中，就曾讨论过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方面由于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的1894年，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转向了新古典理论的各种命题，所以除了著名的“转型问题”之外，马克思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系统阐述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而后来60年代斯拉法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也由于前面所提到的难题而搁浅；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目前经济学界难以解决的难题、以及受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以至许多新剑桥学派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在解释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时也转入了新古典的轨迹。因此在这里，按照前面的分析来重新阐述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就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按价值（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者说，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任何总量和按照总量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当然也不存在总量形式的竞争，如古典-马克思理论中以同质的资本为获取利润（统一的利润率）而进行的资本转投。用新古典理论的概念讲，也就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套利机制，即不过是一种存在着各种实物产品的差别利息率的均衡。所以，这也正是前面使用“盗用”一词的含义所在，也就是新古典学者把单一产品模型的结论直接套用在现实异质品模型中，并盲目地在其中加入了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同时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难以区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区别；不过正如前面表明的，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与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套利机制是并不协调的。因此，按照后凯恩斯学者伊特韦尔的说法，这里的关键就是统一利润率的问题，即“对新古典理论的进一步批判需要考虑价值和分配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重建古典理论也需要一般均衡分析，那就是，需要一种对‘贯穿于生产的不同阶段的利润扩散过程和贯穿于一国的一切行业的正常利润水平形成过程’的分析。”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由斯拉法的模型所表述的，当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后，所有相对价格的比例将被改变；或者说，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生产方程、而且取决于利润率，因为利润率的变动将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那么，这种由（统一的或宏观的）利润率的变动所决定的相对价格的变形会不会影响资源配置呢？也就是说，如果原有的技术关系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相对价格对于资源配置是最优的，那么加入统一利润率后形成的相对价格会不会仍然是反映稀缺性和最优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即利润率的变动能否影响到相对价格？然而，这一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人们头脑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新古典的教条，即厂商就是根据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决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和替代的。但是，这一教条并不真正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厂商或企业并不是使用新古典模型中只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并按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相对价格来组织生产的；相反，而是使用古典经济传统中预付的货币资本、并按照前面已经用统一利润率加总得出的价值形式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从而使得这一资本主义成本-收益计算的原则并不是使要素的实物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在这里，也可以采用新古典教科书中对这种要素价格等于要素边际产品的阐述来说明这一问题。比如厂商在雇用工人时支付了100元的工资，那么这个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就必须超过100元，否则资本家是不会雇用他的，这种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说明似乎是无误的，但对于新古典理论来讲却不然。因为上述例子中的100元货币价值与实物的边际产品只有在新古典假定的货币理论下才是等同的，而如果这个货币所表示的价值或相对价格是由统一的利润率加总而来、并已经被“资本化”了，那么再把表示总量的货币价格仅仅等同于实物，就将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关系。相反，这种由统一利润率而实现的货币资本的加总，是由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建立在剩余传统上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来完成的。
正如前面表明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厂商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各自价格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但如前所述，这一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在应用于宏观经济理论时却带来了其资本分配理论的一系列逻辑混乱，因而并不适合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于这一问题，这里仍然采用古典学派单一产品的模型加以推论和证明。如在李嘉图的谷物模型中：
r = ( Yt ( Yt-1 ) / Yt-1 =（L( ( Lw）/ Lw =（( / w）( 1 （1）
这一公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在这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当土地收益的递减带来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时，必然也会导致利润率的变动；而当李嘉图把这一谷物模型扩展为一个两部门模型（如农业和制造业）时，由于其中农业部门的利润率仍然决定整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所以上述结论仍然有效。当然，如果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或谷物是唯一的基本品，则李嘉图的推论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一条件下，给定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则总产出将是明确的，从而在给定资本总量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份额和变动也就可以确定了，它类似于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不过如前所述，这个结论却依赖于工人把其全部工资都花费于谷物的假定。也就是说，如果这里不假定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比如劳动工人在工资消费中也包含有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如棉布），而工业部门（或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同时也是生产性的部门，那么即使给定了农产品的需求，也并不能决定一般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不能再代表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依据其变动来衡量总产出了。
当然，如果假定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有相同的资本构成，或者说像农业部门一样也没有生产资料、即资本只是用于雇佣劳动力，那么当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时，整个经济的利润率就会随之下降，因为除非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以抵消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否则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总是要下降的。显然，如果假定工业部门的技术条件不变，则李嘉图关于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的变动关系仍然成立。但这一推论正是对前面简单答案的否定，因为现实中工业部门必然有一部分资本要用于生产资料。这样，如果要说明上述问题，这里就需要加入前面简单模型所抽象掉的重要因素——即生产资料（或不同的生产时期）。显然，如果加入这一假设，那么就必须扩展先前的模型。比如修改其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而假定谷物（资本）除预付雇佣劳动工资W = w L外，还可用作资本品K（如种子），则上一年的谷物资本Yt-1 = w L就成为Yt-1= w L + K。这样，利润率的公式也就是：
r = ( Yt ( Yt-1 ) / Yt-1 = ( L( ( ( Lw + K ) ( / ( Lw + K ) = L( /（Lw + K）( 1 （2）
比较（1）式与（2）式，显然这里的利润率r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和工资率w，也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ｒ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所以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也就是说，这里的资本K与劳动L之间涉及到由相互替代而带来的如何把资本在劳动与种子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其中，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Y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预付工资W = w L，另一部分用于购买种子K（或机器）、即Y = wL + K。可以看到，这个“种子K”与前面马克思公式中的“不变资本c”是相似的，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批评“斯密教条”的关键。由此，只有在资本家预付资本中加入这一购买机器（或种子）的资本部分，整个模型才是完整的，它符合资本家运用预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为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而是一个更为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模型。
那么在此，资本家又是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呢？显然，这里还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在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关系。但在这里，仅给定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是没有意义的，所需要的只是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K/L表示为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函数，即：
( = F ( K / L ) （3）
为了对比的需要，同样也可以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0，则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L也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是递减的。
同时，由于模型中的总资本或总投入Yt-1是给定的和没有固定资本，从而总产出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率的最大化，这样利润率r将等于产出增长率g、即r = g。不过，与新古典理论假设不同的是，这里的劳动投入和种子的数量都不是给定的，因而产出和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种子与劳动的替代问题。但这种替代在技术上讲完全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决定这种替代的并不是新古典的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是实际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上述模型中，假设工资率w是给定的，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任何一点、即0＜w＜σ。这样，当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时，就可以通过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该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MPL = w (1 + r) （4）
MPK = 1 + r （5）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原则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1加上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 这里的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为，使每一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用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样，由此得到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也就是：
w = MPL / ( 1 + r ) （6）
r = ( MPL / w ) ( 1 （7）
显然，这里完全不是由新古典边际原理所得到的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品，如劳动的工资率等于劳动边际产品w = MPL、谷物的利润率等于谷物边际产品r = MPK（其中的工资率或利润率是给定的） ；相反，由于上述模型中的资本不只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这样，资本家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既雇用劳动又购买资本品，就使得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
可以看到，这一模型与新古典学派之间有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是采用了古典学派斯密的“支配劳动”的假设，即工资是由资本家预付的，这就使得总资本必然由种子和工资两部分共同构成、而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资本要素；其二是种子的数量也并不像新古典那样是完全给定的生产要素，而是在现实经济中由资本家根据工资率进行选择的结果。不过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模型决不是简单地把古典与新古典模型综合在一起，而是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这个重要假设包含在内，它表明：作为一笔预付的货币，资本代表着一种支配的劳动、从而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获取统一的利润率。这样，这里的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就不再是新古典的种子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而是资本家用于种子与雇用劳动工资支出的统一的利润率，从而联系到资本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由此，也将彻底改变纯粹技术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正是使用这个预先给定的货币资本、根据统一的利润率来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的，这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也就是使每一单位货币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K或雇用劳动L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由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就不再是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要用其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总量的统一利润率，以此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关系。
因此，正是上述这种统一利润率的厂商最大化决策原则，构成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如前所述，古典学派所研究的是生产的商品，是“长期”的社会再生产，所以要把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作为重力的中心。其中，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也就是资本投入乘以统一利润率的价格。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不一致时，就会导致各部门之间利润率的不同，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必然会向高利润率的部门流入，而这种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达到均衡的状态。与此类似，在马克思那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动、如从原始社会转换到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简单商品交换中的“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的劳动”，进而使得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才能够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显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确定了一个一般利润率，而这个一般利润率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总量的经济关系。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始终存在着这个由资本家按照预付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所获取的统一收益率、即一般利润率。如此，由这个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各种总量，都不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而只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体现着一种稳定的均衡。
依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描述，这里假定一个只有谷物C和钢材S两种商品的经济。沿用马克思的公式，假定r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c与v分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则有：
r = m /（c + v） （1）
所以：m = r（c + v）。令P表示价格，由此可得：
P = v + c + m = v + c + r（c + v）=（c + v）（1 + r） （2）
则谷物与钢材的价格就分别是：
PC =（c C + v C）（1 + r）
PS =（c S + v S）（1 + r） （3）
可以看到，由上述（3）式可决定PC和PS，r的水平则取决于方程式（1）；马克思认为“转型”后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所以这里的价格将按照自然产品来决定。
但是，正如前面有关马克思转型问题的争论所表明的，在这里，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转型”只转换了产出品的价格，而投入品的价值却没有同时作转换，因而该转型过程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其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也应当用生产价格、而不使用价值来表示。如果由此而修改上面的简单例子，假定可变资本由谷物组成，不变资本由钢材组成，价格PC和PS分别指包含一个劳动年的各商品数量的价格，则有：
PC =（c C PS + v C PC）（1 + r）
PS =（c S PS + v S PC）（1 + r） （4）
只要用PC除（4）式，该式也就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即相对价格PS / PC。不过，根据后凯恩斯学者盖尔加尼的研究，他认为一旦（4）式成立，根据（1）式决定的利润率再代入其中时，两式就会互相矛盾。所以为克服这种矛盾，则利润率就要留待（4）式自己决定；也就是说，这里必须有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者的描述，则（2）式为：
P = w L + w L r = w L（1 + r） （5）
以（5）式与（2）式相比，如果这里的工资基金W = w L相当于可变资本v，剩余w L r相当于剩余价值m，则其中显然是少了一项、即不变资本c，此即马克思所称的“斯密教条”。所以，如果在上式中加入这一不变资本c，则有：
P = w L + A P + w L r = w L（1 + r）+ A P （6）
显然，（6）式与（2）式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当资本家使用预付的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以获取统一利润率r的剩余时，必然会存在一个用以表明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以该式也就表明，实际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的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比如，以产出的规模和构成、再生产的条件和实际工资为既定资料，就可表明：（1）在一个仅能再生产自身的经济中，相对价格由生产条件决定；（2）在一个能生产超过再生产需要以上的实物剩余经济中，相对价格由基本商品的生产条件以及剩余分配的方式决定。在后一种情形中，如果剩余作为一种利润率分配，则这些既定资料就会决定相对价格，但同时却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存在，从而达到均衡。显然，这也是力求恢复剩余经济传统的斯拉法体系所要表明的。
再回到上面的例子。假定不变资本只由一种商品构成，并假定实际工资率是统一的，因而所有行业的可变资本类似于由同样的综合“工资品”构成，对此也就可以使用一个价格，从组成“工资品”商品的价格中求得最终价格。现在，对任何数量k的商品a，b，…，k，将其推广至整个体系。假定一年内生产a产品需要La数量的工人，以及不变资本量Aa，Ba，…，Ka，这些不变资本相应地由商品a，b，…，k构成。所以，在一年中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a需要的劳动总量（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为：
A = La + Aa + Ba + … + Ka
类似的，Lb，Ab，Bb，… Kb，B；Lk，Ak，Bk，… Kk。其中，Kk为生产商品b，…，k所需要的劳动量；w为生产出现已知实际工资率必需的劳动量；a，b，…，g 为构成一个单位“工资品”的工资商品（数目为g）所包含的劳动量，选定为计量单位。则有：
[（AaPa + BaPb + … + KaPk）+ Law]（1 + r）= A Pa
[（AbPa + BbPb + … + KbPk）+ Lbw]（1 + r）= B Pb
………………
[（AkPa + BkPb + … + KkPk）+ Lkw]（1 + r）= K Pk
a Pa + b Pb + … + g Pg = 1 （7）
在上式中，（7）式共有（k + 1）个方程，而其中的未知数也是（k + 1）个，即：利润率r和k个生产价格Pa，Pb，…，Pk，因而此方程式将是有解的（对其有解及其解的性质，可参见盖尔加尼，1984）。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实际上也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简单的“图画”，即：已知产品分成工资和利润，则这种产品在工资之上的剩余将按资本的数额进行比例分配，从而决定利润率。这样，利润率对于实际工资率的依赖性就可一目了然，从而使得与这种基本关系相联系的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就相应地显现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由（6）式到（7）式所表明的内容，实际上也非常类似于前面斯拉法体系中的第三个公式，即：
P =（1 + r）A P + w L （8）
其中，P为价格向量，w为统一的事后工资率，r为给定的统一利润率。不过，（8）式与（7）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生产资料中包括了按照各个商品所表示的工资，即斯拉法体系的w被假定为统一在事后支付的工资率；而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那里，工资作为一种预付是在事前支付的。正如前面所表述的，同样继承了古典剩余传统的马克思是始终假定工人不消费、只由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产品，而斯拉法则在假定工资为事后支付的条件下，认为剩余产品要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同时进行分配。但在这里，斯拉法的价值与分配分析的既定资料，实际上同李嘉图和马克思提出的所分析的既定资料是一致的，只是马克思未把实际工资视为既定，因而斯拉法的分析结果本身也就是对其论断的一种证明，只不过求解的方程式不同。所以，只要将斯拉法所用的符号代入（7）式，也就会发现，如果用生产价格计量马克思的（1）式与（3）式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则斯拉法方程式的含义和马克思并无二至。
如前所述，在斯拉法包含剩余的生产体系中，如果假定存在n种商品和生产它们的n种方法，且每种方法生产一种商品。设aij为用来生产一个单位商品i所需的商品j的数量，Li为用来生产一单位商品i所需的劳动量，即：A = [ aij ]，L = （L1，L2，…，Ln）。则有：
商品j直接参加商品i的生产，当且仅当：aij 〉0；
商品j直接或间接参加商品i的生产，当且仅当存在序列i1，…，i2，使aij 〉0；
显然在此，斯拉法也就区分了基本品与非基本品，其中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商品生产的商品为前者，而不具有这个性质的则是后者。在此基础上，斯拉法假定至少有一种基本品存在：
A 21 ≥ 0
（A 31，A 32）≥ 0
…………
（A S1，A S2，…，A S，S-1）≥ 0 （9）
这样，如果进一步把向量P和L划分为：P =（P1T，P2T，…，PST）T，L = （L1T，L2T，…，LST）T，这里的Pn和Ln是与Ann同维的子向量。于是，（8）式可扩展为：
P1 =（1 + r）A11 P1 + w L1
P2 =（1 + r）[A21 P1 + A22 P2] + w L2
………………
PS =（1 + r）[AS1 P1 + AS2 P2 + … + ASS PS] + w LS （10）
因为假定不等式（9）式成立，则由方程式（10）也就可以表明，即使生产方法发生变化，基本品的价格也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证了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可得r = R（1 - w）。如前所述，这里的R表示最大利润率，即当利润率等于零时有一个最大化工资，当工资等于零时也就有一个最大利润率；也就是说，在斯拉法的这个标准体系中，就任一给定的工资值来说，必然会有一个唯一的利润率（和相联系的价格）与之对应，反之亦然。
正如前面表明的，斯拉法随后放弃了实际工资既定的假设，从而使得分析自由度的引入开始以同任一特定的工资值（以计数单位表示）相联系的利润率的轨迹来表述。这样，为使（10）式表示的模型最终有解，或者需要实际工资既定（即实际工资在利润率和正常价格决定之外决定），或者需要利润率既定、即外生给定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这样，（10）式也就等价于上面的（7）式。而且由上可知，这里根本的一点在于，（7）式恰恰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运用劳动价值论时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答案。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特征性前提，即在实际工资和社会产品已定条件下对利润率和相对价格的决定将不受影响；由此，利润作为一个剩余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分配的各种经济力量也就得到了保持。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它联系着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斯拉法等前后几百年间的古典剩余经济的分析传统，从而标志着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而决非一个在差别实物利息率下仅描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论中，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所阐述的只是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这种技术关系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新古典学者也强调了这一点，即无论社会的经济组织如何，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都需要这种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指数。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表明的，即任何社会都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如前所述，恰恰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描述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明确指出，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或资源有效配置，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中，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价值的形式，而且这种价值的形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目的，由此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关系和按照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价值形式在前面的斯拉法模型也已经给予了说明，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只是一种斯拉法的生产方程，其投入-产出系数由新古典的偏好、要素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由此得到反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但与此不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则在这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且正是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异质品才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同时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的形式或工具。因为在实际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正是通过采用这些价值形式所形成的为获取利润的竞争或资本家的套利，来实现技术上的相对价格或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节 古典一般均衡的意义及其稳定性
如前所述，自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开始，经济理论就已经使用了后来所说的“长期方法”来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即市场经济内各种生产、分配和积累如何发生的问题。按照魁奈和斯密的观点，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斯密更是认为，竞争必然会趋向于确定一致的“自然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比率；这样，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致时，各部门的利润率也就会和整个经济中普遍取得的利润率相一致，从而达到均衡状态。在这里，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是推动这一均衡实现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剩余传统的这一分析方法，但马克思的分析显然更为彻底也更为深刻。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将这种“长期方法”应用在了最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利润率上。在他那里，利润率首先表明的是一种剩余与价值资本的对应关系、而并不涉及新古典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就有可能将对决定平均利润率因素的总量研究与对分配变量和商品价格之间的技术相联系的研究彻底分离。在这种情形下，统一资本收益率的状况限定了商品价格和利率两者达到长期均衡的位置，因而当特殊行业中出现意外利润收益或损失时，竞争的力量就会启动一个重力的作用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处于长期均衡位置的统一的利润率。半个世纪以后，标明要回归古典传统的斯拉法，又通过假定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更加明确了这种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然而，随着1870年“边际革命”的兴起，新古典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却明显地扭转和改变了古典传统的分析方法。比如，与古典理论强调通过将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先于并独立于价格来揭示剩余来源的方法不同，这种新古典理论同时决定了价格、产出和分配，即所有这些变量（包括利润率）的自然和均衡价值都取决于其他变量，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它与新古典的要素资源配置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此确立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然而，正像著名学者罗宾斯所说，“这种一般均衡分析决不能同真正长久的均衡相混淆，因为后者必须允许有充足的时间让各种要素禀赋在人口统计因素和储蓄倾向的影响下发生变动，以至于经济达到稳定的或稳定增长的状态。” 显然，罗宾斯教授这里所认为的是，类似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并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长久均衡的状态。正如前面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这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总是受到很多不现实的假定条件的约束。比如：当存在资本品供给价格基础上的统一利润率时所作的均衡尝试，并不能要求各种不同资本禀赋之间的比例作为已知数；而只能通过改变相对的资本禀赋，才能将不同资本品各自的边际产值纳入到与各自生产成本相一致的统一比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关于资本的传统新古典观点始终把“资本”视为生产的单一要素，似乎无需改变“数量”就能改变其“形式”、即体现为异质资本品的不同向量，从而使其“形式（即构成）”可以被留待均衡条件去决定。但如此一来，这个特定要素最终则必须按价值量衡量，因为在均衡状态下，不同资本品所得到的收益是与它们的价值成比例的。因此在新古典结构中，对同质的“资本”要素价值量的论证就是逻辑上必需的，即这种论证是通过“生产要素”供求均衡而又不抛弃传统的长期均衡方法来阐明分配的尝试所必须的。但是，新古典理论自身的逻辑悖论使之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论证，从而成为60年代“剑桥资本争论”所批判的目标。在争论中，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的上述观点均是不能成立的，比如瓦尔拉斯原是想决定长期均衡，不过当他同时也想相应地保持统一利润率的条件时，却发现这一条件与新古典的实物资本要素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当他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已知数时，其模型一般来说则是无解的。所以，“应用新古典理论的既定资料——个人偏好、技术、禀赋的大小和分配——不能确定正常的长期利润率和与之相联系的价格。”
这样，在瓦尔拉斯以后，一些新古典学者如希克斯、德布鲁等人，也曾着手修改瓦尔拉斯的某些前提假设，以试图完善其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比如他们保存了瓦尔拉斯把资本禀赋视为既定向量的论述，但为了避免瓦尔拉斯的前后不一致，同时也不得不放弃了其供给价格基础上的统一利润率的条件。其中，现存的资本品被视为自然资源；商品是有期限的，即未来商品的价格与目前可得到的商品的价格不同；假定存在完全的期货市场（参见德布鲁，1959），或者通过在已知数中引入预期（参见希克斯，1939），从而达到一种暂时均衡。但在这里，帕尼科与彼得里（Panico, C. and Petri, F.）两位学者则明确指出，“必须强调对资本的这类研究，也仍然同长期分析方法所要求的均衡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 所以两位学者认为，真正能够表明长期均衡的分析方法，应当试图说明那些经济状态具有常规的重心作用，对这种状态的偶然背离则会产生把经济带回到这种状态的力量；而且，通过比较与变化前后相对应的长期位置，还可以研究经济的变动轨迹。显然，修改过前提假设的新古典一般均衡仍然不能具有这种作用，因为它们所依赖的一些未知数因对均衡的任何偶然背离而发生变化（如异质的资本品禀赋、期货市场的不完全、预期等）；这样，由这种背离所产生的力量，将不能把经济活动再带回到同样的均衡状态。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稳定性问题就只能退而求助于设想一个短期调节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排除在均衡达到之前实施非均衡的生产决策。不过，这种新均衡概念的引入，加之对以前均衡概念区别的忽略、和前后概念均使用相同术语，从而也就构成了目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必然存在着的各种混乱的根源。就像布劳格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方法论》中所描述的，虽然哈恩发现（1973年，第324页）“一般均衡的研究者相信，他有了从可能的地方走向描述性理论的起点”，而且近十年来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断修正，也逐步弱化了它的公理而把它的基本条件进行了一般化（温特劳布，1977），但这并没能使我们向描述性理论靠近一点点。总之，很难支持相关的结论，即认为一般均衡研究框架普遍是“理论上的十分严密和理论应用上的零零落落”的结合。
实际上，从上一节单一产品模型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确地表明异质品模型的性质和资本理论的逻辑争论。显然，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并不在于异质品模型，而是来自于其在异质品模型中使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所作的价值加总，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入进来而不能保持其纯粹技术关系的假设。正如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所表明的，只要存在一种给定的总量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其利润最大化就是按照MPL = w (1 + r)和MPK = 1 + r 这两个式子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原则进行的，而不再是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把这一点用于异质品模型，则只要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就成为古典学派的“预付资本”概念，由此也就导致了新古典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总量资本的逻辑悖论。显然，这与马克思使用抽象劳动时间所表示的总资本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前面斯拉法的模型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并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时，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由于都被“资本化”为一种总资本而比例于利润，这就与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保持一致。所以，新古典理论将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与要素分配混淆在了一起；相反，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或者说，技术关系仅决定相对价格、而与总量关系无关，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关系。
在这里，强调这种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或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分离，对于解释前面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或技术选择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分为两个步骤：其一，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决；其二，在其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总量的利润率和工资率。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并不能到达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如前面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1加总量的利润率。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或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在这里，对于这一问题的证明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而同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实也就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贴现”，当二者相抵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相同的。由此可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完全独立于只取决于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所以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无关的。这样看来，新古典理论就其本身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而其逻辑悖论正是来自于其中不明确地加入了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比如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与统一利润率的不一致。
与此相反，在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中，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并不是来自于生产函数在技术关系上的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才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在这里，正像上一节由马克思转型后的剩余方程式而确立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前面斯拉法模型所表明的，先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生产方程，然后通过给定一个外生统一利润率r，就可以得到价格模型，从而表明这种用以得到宏观总量的利润率的性质来自于古典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显然，这里的统一利润率是外生给定的，因而也可将其称作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那么，这种“外生”将如何给定呢？斯拉法曾经提到这种利润率可以由货币利息率决定，即“作为一种比率的利润率，……它可以从生产体系以外决定，特别是可以为货币利息率水平所决定。” 其实，后来凯恩斯也正是由此得到启发，在《通论》中专设了一章（第17章）来讨论“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以作为他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斯拉法提出利润率决定于生产体系之外、特别是由货币利率决定的看法，基本上也同“给定”实际工资的古典方法相对称。因为对于古典学者来说，实际工资由社会和历史的力量决定，从而可以同相对价格和利润率的决定分开加以分析；同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竞争的现实经济中，利润率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货币利率，正是由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国家决定的。这一点也会使人想起凯恩斯的一段话，即“利率是一个高度常规的现象，而不是一个高度心理现象”。 所以这里的结论是，决定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由这种货币利息率所决定的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它来自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货币与资本的性质。
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时，这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自然就会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1958年，新剑桥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依据多年的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它们是：（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每个工人所使用的资本量、即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是稳定的；（6）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显著不同。 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是如此的具有规则性。以美国为例，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 尽管有波动、但大体上却是稳定的，显然它与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这里的问题正是出在价值计算上。事实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物品能够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的，即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资本家雇佣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结论也应当是明显的，即这些统计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显然，上述程式化事实来自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即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则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将保持不变，而这些程式化事实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然而，新古典理论所阐述的资源配置原理却只是一般的技术分析，所以并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利用价值概念所讨论的利润率下降、以及由此涉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关经济波动等现象的说明则是有效的。对此，就连始终反对马克思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坦承，“马克思是第一个表述稳定状态均衡的行列连贯的人。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不朽的贡献。” 由此也可以表明，马克思和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到，上述分析其实也就表明了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一个区别，而这种区别就在于各自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不同。其中，新古典理论通过稀缺性价格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来调节资源配置，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则是通过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来调节，即存在着一种总量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从而可以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表现这种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关系。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由宏观变量的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中只是调节而并不决定资源配置，决定资源配置的依然还是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也就是说，新古典的指导稀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在单一产品经济中是有效的，只要这种相对价格能够表示现实中的技术关系。实际上，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就曾经使用过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一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一词时所引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含义，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看到，其中第一种含义所表示的价值是指竞争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而第二种含义则联系到市场需求，表明价值是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或资源配置决定。不过实质上，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统一的，二者共同决定着现实中的相对价格。 也就是说，也可以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格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必须通过统一的利润率，转化为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所以，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反映技术关系的供求同样也可以通过总量意义上的价值表现出来，并且还可与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相一致。因此，通过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决定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而这种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供求变化也会通过资本转投来调节，最终达到的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同时也就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均衡。
由此可见，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关系，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只是反映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而根本不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所以说，新古典理论在性质上更适合于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型，如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正是在这种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展开的。 但在这一问题上，很多学者似乎都被新古典理论迷惑了，即人们一直把这种表示新古典资源最优配置的供求均衡作为一种唯一的均衡和对现实市场经济的描述，以至剑桥资本争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都难以澄清。比如一些学者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描述为一种成本理论，即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而古典理论中的相对价格则反映成本，但这种表述极易引起混乱，因为它同时也就无法与马歇尔的成本概念相区别；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评新古典理论时，也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均衡概念，如有的学者提出当新古典理论的供求相等时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显然，在新古典理论中，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是由偏好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当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抛弃了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或马克思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强调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均衡时，却会遇到如何解释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到资源配置问题，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再次转向了新古典理论，从而引起了其逻辑上的混乱。在这里，由上述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明确表明，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按照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总量价值或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能够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或者说它正是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方式；与此相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只是生产的技术关系，是假定在没有资本主义竞争下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从而并不能真正表明现实中的竞争和资源配置。
第八章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上述价值、分配理论的微观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即一个排除掉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从而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 在马克思的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其核心是要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同时，对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一系列的分析，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廊中，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的说明，则始终是归之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或其一般均衡理论，这使得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量社会关系的描述、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都被主流经济学1870年的“边际革命”淹没了。
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对新古典关于经济活动水平和资本分析结论的各种不满，也直接促成了另一些学者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凯恩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经济学说史上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在这部书中，凯恩斯批评了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只有一种固有的充分就业倾向的新古典派结论；相反，在《通论》的引言中，凯恩斯说明自己所关心的并不只是暂时性分析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涉及到在经济体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更基本的经济力量。因而，他要以新的理论来取代新古典关于产出水平的长期理论。其中，尽管凯恩斯也假定经济中存在既定的固定资本品结构，从而有可能引起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短期理论；但同时凯恩斯也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主要是打算解释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就业水平围绕着一个中间或平均的位置波动、而在其他时期则围绕另外不同位置波动的原因。显然，这就必然涉及到“特定历史时期”和“平均的或正常的位置”的概念；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一种在方式上类似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理论的长期理论。
此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暗示了一种强调有效需求作用对积累的分析，比如在固定资本品结构进行调整的增长中，经济所遵循的稳势受到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在这里，凯恩斯所假定的固定资本结构调整是为了取得统一利润率的可能性，也使得人们把《通论》视为一种长期理论。凯恩斯认识到，有效需求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这促使他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问题。其中，他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却并没有真正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所以最终，《通论》中仍然保持了新古典传统的成分，如接受可从中推出存在充分就业利率水平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从而使得人们认为，凯恩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可视为是市场力量尚未充分发挥效力的一种情况。 正如德鲁克教授所说，“凯恩斯毕竟不曾抛弃过古典经济学（注：这里指凯恩斯所试图推翻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中任何一条原理，他甚至保留了‘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储蓄总是等于投资；不过它变成了一个‘特例’。” 所以说，凯恩斯并没有真正推翻传统经济学的萨伊定律，而不过是说明了该定义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殊情况。
然而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有关企业以货币总量来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必然要联系到前面马克思和古典学派的有关价值决定问题，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中也就缺少一种相应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来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由此，一些后来的学者们，如萨缪尔森等人就把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传统与经由希克斯重新塑造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人为地套用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也称“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这样，该学派也就在与凯恩斯长期分析方法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综合”的新古典价值、分配和产出水平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一经济理论却是一个同时存在两种既有关联、又相矛盾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将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则侧重于分析经济总量，根据其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的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这样，整个体系就是相互矛盾的，从而并不能够真正用于解决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上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涉及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为了使其理论具有一般性，哈罗德（1939）和多马（1946）曾试图在这一分析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采用在投入之间缺乏替代性的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体系增长的内在不稳定性。这样，哈罗德从保证劳动完全雇佣的角度出发，多马从凯恩斯理论动态化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基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经济增长模型。两者的结论是相似的，即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从而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但是，由于使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相等的资本系数、储蓄率和劳动增长率等是事先相互独立确定的，而实际经济活动既不可能保证三者始终处于理想的比例关系，又不可能使其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难以实现的。这样，当出现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就不再具有自稳定性了。也就是说，它不但不具有自行纠正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偏离的机制，而且还有将其偏离效应不断积累的机制，因而对现实经济增长问题也就不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
通过对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固定资本系数假定的修正，索洛（1956）和斯旺（1956） 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1956年，索洛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献中 ，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其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放松这一假定后，索洛创立了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了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不过，这一结论却完全排除了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而只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这也就是索洛的“技术余值”。一般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基于如下一般假设：（1）技术水平持续不变；（2）生产函数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3）储蓄率外生；（4）劳动供给外生，并以固定速率增长。在此基础上，索洛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某种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如果将其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起来，也就产生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然而，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增长核算的研究却表明，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增长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换句话说，索洛并不能断定在除去其他投入所做贡献以后剩余下来的部分该如何处理，所以就将其作为一种“余值”用技术进步来解释。 索洛指出，以1909-1949年期间的美国为例，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左右的产出增长，而另外%的产出增长应归于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Residual），从而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 然而，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置于增长过程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却否认经济分析可以说明技术进步过程。这是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总产出由劳动和资本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没有剩余用来补偿技术进步；这样，技术进步就是外生的，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技术进步。当然，一种解释是把这一技术进步看作由政府通过支持基础研究而提供的公共商品，毫无疑问，战后美国经济的情况可以为这种观点提供一些佐证；但是，如果用此来说明战前美国经济或者其它国家就有些勉强，而且即使在战后的美国，私人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显然是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
根据美国学者琼斯的研究，新古典关于技术进步的上述表述本身即带有致命的弱点。他指出，“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由于用了硬‘塞进’总量生产函数的一项来说明，就包括了一切移动生产函数的要素，而却排斥了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 对此，琼斯列举了一个打字员的简单例子。假定一个打字员通常1小时打2000个字，如果其产出增加到每小时3000个字，那么按照索洛模型，则这个产出的增长就可完全归于“技术进步”。但实际上，这每小时产出的增加也可能会由许多根本不同的原因引起，如：（1）打字机被一架性能更好的机器更新；（2）随着经验的丰富、或者由于业余时间的勤学苦练，打字员的速度提高了；（3）打字机的字盘经过了改换，等等。由此可见，虽然所起的作用相同，但原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其中：原因（1）包含有一项假设由雇主支付的、新的资本设备；原因（2）使用了打字员的闲暇时间；而原因（3）现存机器的改换也假设由雇主所支付。也就是说，在这些原因的背后，实际上已经隐藏了诸如资本投入的增加、雇主与员工之间劳资关系的变动等内容。由此，琼斯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就是，“很明显，对于千差万别的各种作用和影响，用技术进步这一术语来包罗一切，就会掩盖了经济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特征。” 在这里，对于技术进步可以在概念上不受资本积累的影响、因而是一个外生比率的新古典思想，同时也受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的猛烈抨击。他指出，“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资本，不可避免地需要引入先进技术，这就又需要某一种‘发明’；另一方面，大多数技术创新要求每个人使用更多的资本——更精密的设备或更大的机械动力。…… 由此可知，在沿着知识状态已确定的‘生产函数的’运动与因知识状态的变动而导致的‘生产函数的’移动，这两者之间任何一种线条分明或截然的划分都是武断的和人为的。” 所以，卡尔多认为，技术进步必然要依赖于资本积累率和经济体系内的任何其他变量、如经济关系的变动等因素，而不单单只是生产函数上的技术关系。
另外，生产函数的新古典性质也造成了索洛模型对经济长期增长解释力的匮乏。依据上述理论，在缺乏技术连续进步的情况下，该模型的一个预测将必然是人均增长最终停止。这个类似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引入土地收益递减原理而得出的预测，正是来源于其新古典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但这一结论显然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已观察到的正的人均增长率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或更长，却并没有任何明显迹象表明这些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在这里，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人均资本K/L更少的经济（相对于其长期人均资本而言）趋于有更高的回报率r和更高的增长率g——导出了索洛模型的另一个性质，即：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换句话说，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要快于高收入国家。但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却并不能证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结论，比如在1960-1989这30年间，低收入国家增长率最低，高收入国家次之，而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最高；而且，世界贸易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在欠发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也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斯密和马克思所强调的“收益递增”，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正是在于其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
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上述种种缺陷显然是视而不见；相反，却在其始终无视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则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了。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资本被视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而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即完全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总量的生产函数，主流经济学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其在理论套用中所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 这样看来，逻辑不相一致的新古典理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像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所总结的，“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1971，第160-2页；诺德豪斯，1973）。”
而且，这种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所强调的货币经济分析、以及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根本不能融合的。1953年，罗宾逊夫人提出了“资本加总”问题，同时以斯拉法的著作（1960）为导火线，从而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这使得新古典理论的众多矛盾与悖论被一一揭示出来，而这种纯理论的争论则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如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解释。如前所述，1958年卡尔多提出的几个程式化事实和随后的经验研究都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统计资料均显示，长期经济具有着相当大的稳定性，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在长期都将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然而，这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并不相容，但为了使得新古典的稳定增长成为可能，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就试图用特殊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形式来解释这些事实。但问题是，这种解释并不能够与经验相吻合，因为技术进步显然是会随着时间加速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等技术革命，已经使技术进步呈现出爆炸性的趋势，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保持大约3%的长期趋势，这显然不能只用生产函数上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另外，再来看“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这里并不存在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可以说不论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将与面包加总在一起，作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所以结论应当是明显的，即这些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不仅不能解释技术进步，同时这些由货币量值计量的程式化事实与技术也是无关的，而只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而且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才使得各种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的增长理论也就必然包含了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社会关系等各种深层次的内容，而实际的经济增长恰恰也正是由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在这里，根据古典经济学派与马克思的假设，即工人没有储蓄，资本家阶级不消费、利润全部用于积累，或者假设一个社会的储蓄等于剩余价值， 那么，由于长期社会消费倾向稳定，从而无论是工资所得还是资本与土地所得用于消费的比例也是稳定的，由此产生的积累与利润总额也是相等的，即经济增长速度就将等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平均利润率或自然利息率，这也就是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所强调的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的利润率。正是由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它代表的经济增长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以预付为代表的资本对平均利润的索取，从而与生产技术的选择及其进步速度无关。虽然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分析得出经济增长率也具有下降趋势的结论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一致，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具有各种阻碍这种趋势的力量，当这些阻碍的利润率下降的力量大于促进的力量时，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也会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根据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净利润率应该等于零；显然，这种分配或假设与资本主义性质是不相符的，因为这样就无法产生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没有企业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实际上，长期经济增长由平均利润率决定这种情况也就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不是由各种技术性因素决定。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而这种矛盾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得到解决。因为异质的生产资料或异质的资本品，之所以能够被加总为同质的东西而进行比较，只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关系，即不管预付货币对应的具体对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它们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利润率，从而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将等于其各自生产成本加上这个统一的利润率。虽然从实物形式看，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对这些实物（或不变价格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以实物（由于产品间的异质性从而无法表示）、而是以货币支付为代表的有效需求来表示的。这样，在货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不管以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带来的实际产品如何增长，以货币或资本主义性质表示的经济增长都将是稳定的；而且，也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各种实物性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劳动价格作为参照对象），并且其下降速度与技术进步速度成正比。显然正是这种原因，才会导致技术进步的速度虽然越来越快，但以货币或价值表示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保持相对稳定。这种情况表明，在封闭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无关、而只与资本积累有关，但平均利润率的稳定又决定了积累增长率的相对稳定，所以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是由技术进步决定，同时技术进步的原因还应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或一般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即技术进步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内生的。这是因为，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平均利润率规律，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有效需求，而且也决定了对每种产品的有效需求。比如围绕利益分配所展开的资本家之间的各种激烈竞争，会促使他们不断进行各种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分工创新，以使自己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其结果虽然使部分领先者得到了超额利润，但整个资本家阶级却并不因此而增加利润。所以说，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等各种创新活动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内生的。在这方面，显然马克思对内生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分析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相反，新古典学者们都是在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仅就若干个主要变量的关系作技术分析，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增长了。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也可以把这一点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一个基本假设联系起来。这个假设就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而这种储蓄完全以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表示，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储蓄。显然，这种资本积累的分析更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函数的性质，即这种“消费函数”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而只是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机。在这种消费函数的假设下，马克思利用价值形式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这一问题则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Ⅱ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Ⅰ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就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就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把这种价值模型转化为生产价格模型，从而讨论了随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这里不同于李嘉图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因为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而纯粹产生于价值计算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即随着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剩余价值量不变时，或者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就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来讨论经济周期问题的，同时他也是最早系统地采用两个部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资将消费全部产品，那么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就可以得到利润率。假设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的比例，以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而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计量。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从而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将有效需求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夫人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她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新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罗宾逊，1956；卡尔多，1958；帕西内蒂，1962）。其实，罗宾逊夫人的模型也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就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但是，罗宾逊夫人和其他新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能把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是表示实物产出和受技术变动影响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新剑桥学派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依然缺少价值理论的基础。
与此相反，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则明确表明了各种价值总量的计量与货币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的货币体系，因为资本主义中利润与工资的分配比例、利润率的大小、实际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等，都决定于资本家的货币预付，所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性质及其供给变化，也就成为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枢纽。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现以前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本质反映的是商品交换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货币只是衡量不同商品间相对价格或交换比例的工具，即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而被用作一般的价值尺度，这样，只要相对价格不变，则货币量的绝对量及其内在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从而才会出现“观念”的货币；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量的变化成为决定一切的核心 ，这使得货币量值就成为资本家进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获取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剩余价值，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的规律性，也正是来自于这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利润率，而这一点正是前面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由此，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中，各种宏观经济波动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而进行；同时，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则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在这里，资本显然并不是一种新古典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这样，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均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这里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可能是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恰恰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它并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的价值分配理论。同时，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则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以社会关系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已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这是因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正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则是紧密相联的。
如前所述，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有关企业以货币总量来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必然要联系到马克思和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决定的问题。这样，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剩余价值的大小、及其在分配中所占比例由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货币量决定这一点出发，必然就会得到一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是由资本家阶级的支出水平（即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之和）所决定的。由此，则比例结构的失调和非均衡之所以会导致总量性的不平衡，或者说有效需求会时而大于、时而小于总供给，其原因正在于它将影响到利润的实现，而利润的实现程度则会影响资本家阶级的预付资本大小，从而决定有效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都是由其预期收入决定的，而利润的实现程度则是由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的比例状况决定的。所以，虽然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是资本家阶级的支出或货币量的预付问题，但其核心却是预期利润的实现问题，而这种利润的实现则受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的限制。显然，从这一点来看，则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比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更为深刻的。虽然两者都认识到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核心是利润问题，但凯恩斯却将其建立在心理基础上，从而有效需求总是小于总供给的情况就造成了若无政府干预、则资本主义必然时常处于萧条之中的局面，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处于扩张与衰退的交替之中并不一致；相反，马克思对现代宏观经济周期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有效需求理论的推论，则不仅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衰退，而且也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与繁荣。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并不像凯恩斯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内部矛盾，而只是直接以总供求关系式作为基础来分析有效需求问题；相反，马克思是将有效需求隐含在对资本主义内部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斗争等深层问题的分析中，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从他关于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支出预付、再生产公式的均衡条件、以及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实质等内容，得出有效需求问题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受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调节，技术进步、分工等都是内生的，因而在供给不言而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要矛盾就是有效需求问题，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分配关系、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高低、总产品的实现、再生产运动的方向等，实际上都是由资本主义有效需求决定的，因而“有效需求”问题必然就成为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分析的核心问题。 同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层涵义去揭示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从而使得他的理论比仅仅围绕总供求各因素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新古典学者，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以，建立在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基础上的宏观理论，作为一种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宏观经济体系，它不仅能够分析资本主义的供给运动，而且也建立了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科学的有效需求理论；与此相反，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则并不能够真正表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这里，就像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所评论的，“即使不抛弃（新古典）一般均衡解释，就象它现在这样，认为它为对经济制度的运行作出重要解释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出发点这种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一般均衡框架的主要特性是在毫不考虑关于实际经济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的情况下，对纯粹逻辑问题作没完没了的形式化，而考虑关于实际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我们认为仍然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显然在此，就是新古典学派的著名学者马克·布劳格也不得不坦承，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含有真正符合实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经验内容”。为此，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后一章“结论”中，布劳格通过列举多数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遭遇尴尬境况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曾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已经充斥了街谈巷议，甚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的自我批评。比如德鲁克教授就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从而点出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作为一个体系所面临的危机。所以，在引用了一些主流学者对其新古典理论自身的检讨之后，布劳格总结道，“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可以看到，布劳格已清楚地认识到，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根本无法经得起实际经验的考察，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证伪的，这样其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依据显然也就靠不住了。
综上所述，古典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在明确表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阐述中，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计量、分配和各个总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并用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由此，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所阐述的以统一利润率价值表示的总量，正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统计变量，而其阐述的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相反，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把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统计量，完全作为实物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而依附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它对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抛弃致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始终带有根本性的错误。由此结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只有这一理论能够确切联系到真实宏观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变动与有效需求问题。
第四篇 新古典理论
一般认为，最早的新古典学者是这样一些经济学家， 即在19世纪下半叶利用“边际革命”的概念——即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个别商品和生产要素在竞争市场的价格形成， 和集中于可能存在的一组将会保证使该经济在所有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相等的价格上。 英国学者琼斯认为，对这样一种“新古典”理论“可能的现代解释”在于，“它指的是这么一种经济理论的主干，该理论或者通过一般的、‘理性的’、极大化和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或者通过利用特殊的理论和概念——如以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工资、或以完全竞争和所有价格具有完全可变性的思想来具体地体现19世纪新古典学派的某些中心思想。” 然而就是这些新古典的中心思想与概念，到了20世纪中期，在由新剑桥学派发起的与新古典综合派间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所提出的对新古典神话教条的批判中，却不断以悖论和矛盾的形式被公诸于众，并使得这场争论一直延续至今。“两个剑桥之间就‘资本’的概念、经济增长过程和技术变化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争论，争论的激烈有时甚至到了刻毒的程度，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很少见的。” 用哈考特的话来说，“重要的问题——如增长、分配、积累，事实上我们这一行的所有古典难题，如果不说是著名的难题的话——均得到了讨论。”
新古典的资本理论是由边际生产力论（克拉克）、一般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和奥地利资本理论（庞巴维克）三个分支组成的，虽然这三种理论都以技术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但它们所采用的假设和逻辑推论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争论，这就需要对它们分别进行讨论。
边际革命
第一节 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19世纪70年代，由杰文斯（1871）、门格尔（1871）和瓦尔拉斯（1874）各自独立地发表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经济学著作，这就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边际革命” 。边际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这场“革命”的最初效果并没有象“马克思主义革命”那样波澜壮阔，直到19世纪末，新一代经济学家才采用边际主义的新“范式”（按照库恩的语言）指导他们的工作。这些经济学家是庞巴维克（1888）和维塞尔（1889）发展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把边际效用论扩展到资本理论和分配论；帕累托（1906）发展了洛桑学派的思想，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并用此论证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间，埃奇沃思、马歇尔 、.克拉克、威克斯蒂德、魏克塞尔等相继提出了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特别是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在边际理论中成本和价格间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种广为接受的解决办法，即确立了由相同原理确定的关系：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产成本组成部分的价值取决于相似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事实上马歇尔在《原理》中提出的是一种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成本组成部分价值的新的一元化理论，即供求规律。用马歇尔（1890）的话来说，就是：“当‘边际效用和成本并不决定价值，而和价值一样受一般供求关系的支配’时，‘生产成本原则’和‘最终效用’原则是供求万能法则的组成部分。”马歇尔支配了英语世界的经济学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到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坎布斯，1987）。
但边际主义和它倡导的公理化的逻辑分析方法迅速取代古典经济学、并牢固占据统治地位（期间只有凯恩斯经济学对它提出了挑战），却是不争的事实。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固然与其历史背景、社会哲学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柳欣，1994，第7页），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非公理化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中的一些矛盾，也是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产品的价格是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自然”报酬率推导出来的，它们依次由三种分离的理论来解释：地租是边际耕作成本的级差剩余决定；工资由再生产劳动力的长期成本决定；而资本利润率被看作是一种剩余。因此解释土地和资本的价值的原理与解释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而边际主义的“新经济学”却提出了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新的一元论（参见布劳格，1985，第298页）。此外，古典经济学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老大难问题也依然没有解决。斯密曾用水和钻石的自相矛盾情形来说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水无疑很有用，然而它的交换价值却很小；另一方面，钻石并非生活必需品，其交换价值却很大。商品如果要用来交换的话，显然必须有用，但有用却不能决定交换价值。斯密甚至暗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负相关的（参见J。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5页）。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相联系的。其背景是由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教科书培养起来的一代经济学家在学院经济学的讲台上发动了一场“边际革命”。他们把机械力学的均衡原理和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以建立比较严密的公理化逻辑分析体系。瓦尔拉斯认为：“这种经济学纯理论是在所有方面都类似于物理—数学科学的一种科学”（《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1985）。它是按照牛顿所创立的古典力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1984）。
这种公理化的逻辑演绎体系是从某些前提假设出发建立起来的。首先他们认为前提假设应具有公理化的性质，即是被人们普遍感觉到或被经验证实 （门格尔，《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在这点上，他们批评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过于狭窄，而不具有普遍性。如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批评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钻石和水何者价值更大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违反经验的，如生存工资假设，正是基于这一点。新古典理论完全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命题，他们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用资源配置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新古典理论的这一套假设和命题使其能够采用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和物理学的均衡分析，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逻辑分析体系。这就使新古典理论比古典经济学更显得具有逻辑一致性，从而取代后者而成为正统经济学。
然而，这种新古典理论对古典理论的取代意味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即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转向了纯粹的技术分析，作为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分析完全被相对价格的分析所取代，所遗留的总量问题和货币理论则完全为货币数量论所支配。
第二节 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方法
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市场价格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的经济著作，但是这一术语本身直到较晚的时候才出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一术语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加，但只是偶尔经常使用，而且，在古典理论中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与现代经济学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古典经济学中，正如本篇第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古典理论并没有把需求放在与供给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供给与需求最常见的表述是“卖者与卖者的数量的比例”。需求表现为与供给曲线相重合的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古典理论中的需求和供给并非价格的函数。相反，新古典理论以供求分析为主要方法，供给与需求是两条相互独立、对称决定的曲线。无论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还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中，供给和需求都是最重要的一对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能够迅速取代古典理论并统治经济学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是与其历史背景、社会哲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这种理论适应了经济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需要。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以外，经济理论的演变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价值与分配理论受到猛烈抨击，它被认为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缺乏协调。虽然从长期来看，在竞争性经济中，成本与价格往往是相一致的，但是，这仅限于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体系或再生产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可再生产商品的价格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被认为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如果更多的经济商品，主要是不可再生产的商品也进入到研究范围以内，显然以成本决定为特征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时遇到了困难，最为典型就是“水与钻石”的交换价值问题。
为了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建立协调一致的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被逐渐的放弃了，使用价值（或者效用）与供求关系被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来。19世纪70年代初期杰文斯（W. S.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门格尔（C.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及瓦尔拉（Walras）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都对这种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中，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广泛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因此，又称为边际主义经济学（Marginalist Economics）。但是，最初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是一种需求理论，只能够解释数量一定的商品的价格，而无法解释可再生产商品的价格，因为这些商品明显的受到生产成本的约束。因此，这一理论在成本与价格之间仍是难以协调的。这种情况直至19世纪末期马歇尔著作发表才得到解决。 马歇尔用相同的原理对称的确定价格与成本，价格决定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产成本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决定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种解决成本与价格关系的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显然马歇尔的理论并不是要在古典生产成本理论与新古典边际效用理论之间对价格与成本的关系进行调和，而是建立了一种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成本各部分价值的一元理论，即供求分析，这是一种替代，而不是一种调和。
新古典理论获得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以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解决了不可再生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且提出了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以代替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与分配理论。但是对于边际生产力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远未像边际效用理论那样取得一致的意见。关键在于对于资本这一最重要的概念的定义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从庞巴维克、克拉克到瓦尔拉和马歇尔等众多边际理论的创建者，都公开宣称自己与别人意见相左。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情况几乎令人哭笑不得，关于资本的不同定义使每个人都犯同样的错误，而与作者提议的概念毫不相干。虽然这些分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资本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也反应了理论本身必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为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剑桥资本争论埋下了伏笔。斯拉伐1960年的著作将边际理论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当不仅劳动和土地生产商品，而且，资本也生产商品时，“在生产方法不变情形下，相对价格变动方向的逆转，和作为独立于分配和价格的一个可以计量的数量的任何资本概念，不能调和。” 正如希克斯所说，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主要新颖之处在于他们的经济学基础是建立在交换上，而不是建立在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 因此，除非我们忽略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认为某些纯粹的交换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价值，否则，边际理论似乎无法令人信服。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改进以后，边际理论仍然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面临相同的问题，即价格和成本之间缺乏协调。
新古典理论最重要的思想都来自于三个分支，即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资本边际生产论和奥地利的迂回生产方法，虽然三者之间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供求分析是共同使用的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并且与古典剩余分析有着本质的区别。剩余概念在新古典的利润理论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与古典剩余分析方法相比，新古典供求分析有以下特征：
首先，新古典分析方法以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作为分析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建立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是从现实中抽象的方法，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虽然在他们的分析中经常闪耀着光辉的思想，但是，缺乏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却难以保证其推论的逻辑一致性，在对一些基本的经济范畴缺乏严密的定义和逻辑论证，这也是古典理论为新古典理论所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自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对经济学家是一种鼓舞，他们把机械力学的均衡原理和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以建立起相对严格的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致力于使经济理论由一种艺术转变为一门日益严密的科学，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当代的现实生活，追求那些更基本和更耐久的知识。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现实中抽象，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从头脑中抽象；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均衡概念和数理逻辑的应用。 新古典理论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用资源配置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与资本积累。新古典的这一套假设和命题能够使其采用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和均衡分析，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逻辑分析体系，使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比古典经济学显得更有逻辑一致性。
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严密的逻辑分析，但是仅有公理化的逻辑分析体系并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样的逻辑体系能够用于解释现实或者作为解释现实的基础，必须以来自于现实的前提假设为基础。在设定前提假设方面，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中采取人工控制的方法创造出相同或相似的条件，而在经济学中只能依靠理论抽象来建立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现实中进行抽象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建立适应数理分析的逻辑体系，必须往前更进一步。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人和稀缺性的前提假设是可感觉并为经验所验证的，但是新古典的前提假设只有在完全竞争静态均衡的辅助假设才能成立。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仅仅把市场机制限定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这本身已经包含了人们之间利益协调的假设。但是，现实中的竞争是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生产者的竞争更是如此，目的是要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不是利益的协调和实现均衡。正是因为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新古典理论才能够达到逻辑的优美和体系的完整。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必然加入其他与之冲突的假设，这会引起逻辑体系的混乱和矛盾。
其次，新古典供求分析方法中各种变量是对称决定的。
与古典经济学分阶段的分析方法不同，新古典供求分析中各种变量是同时、对称的决定的。从研究方法上，古典经济学将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而新古典经济学从研究个体的行为出发，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些个体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整个经济的本质被视为协调各种利益的市场机制。虽然在这样的经济中也存在着雇佣劳动，但并未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商品的交换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每个经济个体都同时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职能，两种职能都具有特殊的偏好或目标。作为消费者，他们根据各自的偏好，在预算约束内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商品。预算约束是由他们拥有的要素禀赋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这里的禀赋既包括劳动也包括对企业的所有权，后者能够给他们带来分红收入。消费者的要素禀赋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作为生产者，他们根据技术选择投入与产出的组合，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即收入与产出之间的差额。因此，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要受到技术的约束。在这里，所有选择都被假定为是自立的。
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和生产者的生产计划构成了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计划包含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和要素的供给，而生产者的计划包含了对要素的需求和对商品的供给。因此，所有的行为都被包含到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中。在新古典分析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是有这样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当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或者说所有经济个体的计划在各自的预算约束或技术约束条件下得到满足时，经济就实现了新古典意义上的均衡。与古典剩余分析方法一样，均衡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变动的最终状态，因而成为分析的重点。如果有些经济个体的计划不一致，或者说所有的计划并没有同时实现，部分经济个体就会改变他们的计划，从而改变商品或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直到所有的供求都达到平衡，没有任何经济个体有改变他们计划的激励，则经济达到了均衡状态。但是，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这样的供求相等的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古典均衡所强调的统一律规则。正如Garegnani表明的那样，使用异质资本品进行生产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当实现新古典所谓的供求均衡时，不能够满足统一利润率原则。
第三，新古典分析中利润率是由资本的技术属性决定。
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中，不同分支的利润决定理论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些理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利润率是由资本的技术属性决定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的反映，所讨论的技术关系只是生产的一般，是在任何经济关系下都适用的技术关系，而不是特定社会关系下的技术关系。因此，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只要不用双手去捕鱼，而是先去做一张网，然后再去用网捕鱼，增加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密集度，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靠近，这显然是错误的。新古典分析传统在利润率决定过程中采用这种高度抽象的方法，抽象掉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基于利益关系的冲突，仅仅剩下了技术关系，这成了新古典分析的唯一对象。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是由无数原子状态的理性的经济人组成的，并没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明显区别，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劳动而成为工人，也都可以通过“节俭”或者“节欲”，把收入超出支出的部分投入生产而成为资本家，利润率决定的重心局限在考察单个经济人的心理和行为方面，而抽象掉了经济主体的阶级特征，从而也就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集团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不重要。与此相联系，他们必然要采用纯技术分析的方法，即单纯的用客观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去说明利润的来源和决定以及与利润相关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无视或根本排除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新古典传统在利润率决定理论中放弃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无视经济范畴与变量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单纯强调对技术关系的考察和分析，这使得新古典传统分析在表述形式上有与自然科学相趋同的特点，并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畴。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但是，同时这种抽象也切断了经济理论与政治和特定社会制度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被看作是一种技术性的或物质的属性，而与社会关系无关。整个生产被当作一种自然的或纯粹技术的过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从分析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同时，既然资本脱离了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利润也就变成了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的东西，它似乎存在于所有的历史时代，利润分配给资本所有者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既定事实。
第三节 供求均衡
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市场价格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的经济著作，但是这一术语本身直到较晚的时候才出现。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一术语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加，但只是偶尔经常使用，而且，在古典理论中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与现代经济学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古典经济学中，正如本篇第一章所表明的那样，古典理论并没有把需求放在与供给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供给与需求最常见的表述是“卖者与卖者的数量的比例”。需求表现为与供给曲线相重合的点，而且最重要的是，古典理论中的需求和供给并非价格的函数。相反，新古典理论以供求分析为主要方法，供给与需求是两条相互独立、对称决定的曲线。无论在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还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中，供给和需求都是最重要的一对概念。
新古典经济学能够迅速取代古典理论并统治经济学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是与其历史背景、社会哲学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这种理论适应了经济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需要。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以外，经济理论的演变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价值与分配理论受到猛烈抨击，它被认为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缺乏协调。虽然从长期来看，在竞争性经济中，成本与价格往往是相一致的，但是，这仅限于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体系或再生产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研究的重点在于解释可再生产商品的价格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被认为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如果更多的经济商品，主要是不可再生产的商品也进入到研究范围以内，显然以成本决定为特征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时遇到了困难，最为典型就是“水与钻石”的交换价值问题。
为了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成本和价格之间建立协调一致的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被逐渐的放弃了，使用价值（或者效用）与供求关系被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建立起来。19世纪70年代初期杰文斯（W. S.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门格尔（C. Menger）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以及瓦尔拉（Walras）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都对这种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中，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广泛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因此，又称为边际主义经济学（Marginalist Economics）。但是，最初提出的边际效用理论是一种需求理论，只能够解释数量一定的商品的价格，而无法解释可再生产商品的价格，因为这些商品明显的受到生产成本的约束。因此，这一理论在成本与价格之间仍是难以协调的。这种情况直至19世纪末期马歇尔著作发表才得到解决。 马歇尔用相同的原理对称的确定价格与成本，价格决定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生产成本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决定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这种解决成本与价格关系的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显然马歇尔的理论并不是要在古典生产成本理论与新古典边际效用理论之间对价格与成本的关系进行调和，而是建立了一种同时决定价格和生产成本各部分价值的一元理论，即供求分析，这是一种替代，而不是一种调和。
新古典理论获得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以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解决了不可再生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且提出了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以代替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与分配理论。但是对于边际生产力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远未像边际效用理论那样取得一致的意见。关键在于对于资本这一最重要的概念的定义出现了重大的分歧，从庞巴维克、克拉克到瓦尔拉和马歇尔等众多边际理论的创建者，都公开宣称自己与别人意见相左。庞巴维克认为这种情况几乎令人哭笑不得，关于资本的不同定义使每个人都犯同样的错误，而与作者提议的概念毫不相干。虽然这些分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作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资本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也反应了理论本身必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为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剑桥资本争论埋下了伏笔。斯拉伐1960年的著作将边际理论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当不仅劳动和土地生产商品，而且，资本也生产商品时，“在生产方法不变情形下，相对价格变动方向的逆转，和作为独立于分配和价格的一个可以计量的数量的任何资本概念，不能调和。” 正如希克斯所说，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主要新颖之处在于他们的经济学基础是建立在交换上，而不是建立在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上。 因此，除非我们忽略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且认为某些纯粹的交换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价值，否则，边际理论似乎无法令人信服。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改进以后，边际理论仍然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面临相同的问题，即价格和成本之间缺乏协调。
新古典理论最重要的思想都来自于三个分支，即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资本边际生产论和奥地利的迂回生产方法，虽然三者之间分析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供求分析是共同使用的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并且与古典剩余分析有着本质的区别。剩余概念在新古典的利润理论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出来。与古典剩余分析方法相比，新古典供求分析有以下特征：
首先，新古典分析方法以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作为分析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建立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是从现实中抽象的方法，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最迫切的现实问题。虽然在他们的分析中经常闪耀着光辉的思想，但是，缺乏公理化的逻辑体系却难以保证其推论的逻辑一致性，在对一些基本的经济范畴缺乏严密的定义和逻辑论证，这也是古典理论为新古典理论所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自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对经济学家是一种鼓舞，他们把机械力学的均衡原理和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以建立起相对严格的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致力于使经济理论由一种艺术转变为一门日益严密的科学，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当代的现实生活，追求那些更基本和更耐久的知识。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现实中抽象，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是从头脑中抽象；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新古典经济学家抽象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均衡概念和数理逻辑的应用。 新古典理论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稀缺的商品”来取代古典学派的“生产的商品”，用交换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用资源配置来取代古典经济学的再生产与资本积累。新古典的这一套假设和命题能够使其采用当时自然科学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和均衡分析，从而建立起一套系统的逻辑分析体系，使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比古典经济学显得更有逻辑一致性。
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严密的逻辑分析，但是仅有公理化的逻辑分析体系并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样的逻辑体系能够用于解释现实或者作为解释现实的基础，必须以来自于现实的前提假设为基础。在设定前提假设方面，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中采取人工控制的方法创造出相同或相似的条件，而在经济学中只能依靠理论抽象来建立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现实中进行抽象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能够建立适应数理分析的逻辑体系，必须往前更进一步。新古典理论关于经济人和稀缺性的前提假设是可感觉并为经验所验证的，但是新古典的前提假设只有在完全竞争静态均衡的辅助假设才能成立。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命题是，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仅仅把市场机制限定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这本身已经包含了人们之间利益协调的假设。但是，现实中的竞争是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生产者的竞争更是如此，目的是要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不是利益的协调和实现均衡。正是因为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新古典理论才能够达到逻辑的优美和体系的完整。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解释现实问题时必然加入其他与之冲突的假设，这会引起逻辑体系的混乱和矛盾。
其次，新古典供求分析方法中各种变量是对称决定的。
与古典经济学分阶段的分析方法不同，新古典供求分析中各种变量是同时、对称的决定的。从研究方法上，古典经济学将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而新古典经济学从研究个体的行为出发，将分析的重点放在这些个体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进行资源配置的。整个经济的本质被视为协调各种利益的市场机制。虽然在这样的经济中也存在着雇佣劳动，但并未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商品的交换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每个经济个体都同时具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职能，两种职能都具有特殊的偏好或目标。作为消费者，他们根据各自的偏好，在预算约束内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商品。预算约束是由他们拥有的要素禀赋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这里的禀赋既包括劳动也包括对企业的所有权，后者能够给他们带来分红收入。消费者的要素禀赋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作为生产者，他们根据技术选择投入与产出的组合，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即收入与产出之间的差额。因此，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要受到技术的约束。在这里，所有选择都被假定为是自立的。
消费者的消费计划和生产者的生产计划构成了需求和供给。消费者的计划包含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和要素的供给，而生产者的计划包含了对要素的需求和对商品的供给。因此，所有的行为都被包含到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中。在新古典分析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是有这样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当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时，或者说所有经济个体的计划在各自的预算约束或技术约束条件下得到满足时，经济就实现了新古典意义上的均衡。与古典剩余分析方法一样，均衡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变动的最终状态，因而成为分析的重点。如果有些经济个体的计划不一致，或者说所有的计划并没有同时实现，部分经济个体就会改变他们的计划，从而改变商品或要素的供给和需求，直到所有的供求都达到平衡，没有任何经济个体有改变他们计划的激励，则经济达到了均衡状态。但是，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意识到这样的供求相等的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能够实现古典均衡所强调的统一律规则。正如Garegnani表明的那样，使用异质资本品进行生产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当实现新古典所谓的供求均衡时，不能够满足统一利润率原则。
第三，新古典分析中利润率是由资本的技术属性决定。
在新古典分析方法中，不同分支的利润决定理论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是，这些理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利润率是由资本的技术属性决定的，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的反映，所讨论的技术关系只是生产的一般，是在任何经济关系下都适用的技术关系，而不是特定社会关系下的技术关系。因此，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关系并没有什么区别，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只要不用双手去捕鱼，而是先去做一张网，然后再去用网捕鱼，增加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密集度，就是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靠近，这显然是错误的。新古典分析传统在利润率决定过程中采用这种高度抽象的方法，抽象掉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基于利益关系的冲突，仅仅剩下了技术关系，这成了新古典分析的唯一对象。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是由无数原子状态的理性的经济人组成的，并没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明显区别，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劳动而成为工人，也都可以通过“节俭”或者“节欲”，把收入超出支出的部分投入生产而成为资本家，利润率决定的重心局限在考察单个经济人的心理和行为方面，而抽象掉了经济主体的阶级特征，从而也就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集团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不重要。与此相联系，他们必然要采用纯技术分析的方法，即单纯的用客观经济运行中的物质技术关系去说明利润的来源和决定以及与利润相关的经济增长问题，而无视或根本排除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新古典传统在利润率决定理论中放弃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无视经济范畴与变量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单纯强调对技术关系的考察和分析，这使得新古典传统分析在表述形式上有与自然科学相趋同的特点，并强调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畴。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但是，同时这种抽象也切断了经济理论与政治和特定社会制度的联系。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被看作是一种技术性的或物质的属性，而与社会关系无关。整个生产被当作一种自然的或纯粹技术的过程，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从分析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同时，既然资本脱离了所处的社会环境，那么利润也就变成了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的东西，它似乎存在于所有的历史时代，利润分配给资本所有者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既定事实。
第四节 剑桥资本争论
一、“剑桥资本争论”简述
“剑桥资本争论”来自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即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教授萨缪尔森、索洛、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斯拉法、及意大利学者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两个学派在战后50-60年代及以后，分别就资本、分配、增长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展开了激烈争论。一般认为，前者是将凯恩斯经济学与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即新古典综合派，它秉承的是新古典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后者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1776年以来的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即新剑桥学派，它秉承的是古典剩余经济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如所有权与经济制度）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因此，“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所作争论的当代表现、即两个剑桥与两个传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从历史上看，资本理论一直是产生经济学争论的主要根源。至少从工业革命时期以来，就已经揭示了物质资本品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价值资本作为转让利润权的财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成为人类社会的特征。但是，资本理论为什么一直具有这样的争论呢？新古典学者索洛曾经指出，这个领域中的论争主要产生于两个原因：即这一论题本身的困难和人们思想意识的联想（索洛，1963）。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分配理论中，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了归其所有者的收入——利润，这一思想似乎解释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有用”和“公平合理”的问题。 但如果放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教科书的范围内，则必定会遇到一些有关资本的主要问题，即现实世界中不同种类资本品的存在，是否会使仅包括单一的、易适应资本品的简单新古典结论仍然有效呢？
可以看到，在前面的新古典理论中，资本概念 一直都是被假定具有两种作用：第一，当资本和雇用的劳动存量（或劳动服务的流量）一起置于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时，它可以用来解释将来产出的流量；第二，正如前面模型中一样，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说明或决定了利润率和每一劳动者的利润。然而，正像英国学者琼斯所描述的，几乎所有新剑桥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能够找到任何可以使不同种类资本总合、从而满足上述两个新古典要求的单位。也就是说，他们非常怀疑使用其中包含了“总量资本”的总量生产函数，并以此来解释产出流量、相对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在争论中，他们指出，经济中各资本的存量是各种不同的机械的集合，而不是同质的具有购买力的资金的集合；因此，虽然“劳动”和“土地”明显地可用它们自己的技术单位进行度量，但资本的存量却无法用其自己的技术单位计算价值；因为资本的估价必须以某一特定利率为先在条件，而这就意味着，除非作循环推理，否则，利率就不可能由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所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也就根本不可能解释利率的决定。具体到不同的新剑桥学者，如斯拉法就试图采用李嘉图的方法来避免出现任何总体资本数量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他的方法中“不但很难找见一个要素的边际产品（或者换一种说法，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干脆在那里就找不见。” 对此，琼斯认为斯拉法的著作第一次明确叙述了一种能够表明“新古典寓言”不正确的方法。其他一些新剑桥学者、如卡尔多，也对总量生产函数、总量资本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表示怀疑，但他更强调了“测度”（资本的）困难，因为“测度的可能性取决于为什么目的而要求测度” ；同时，钱珀努恩（Champernowne, .）则认为，脱离不变的静态范围之后，“生产函数将不会保持不变、而是蜿蜒而行，而且一旦我们打算利用它，它就以一种损害了的表达方式来对待我们。” 在这里，钱珀努恩建立资本链指数的尝试一度被视为是有助于揭示简单新古典概念致命弱点的核心方法。
不过一般认为，对新古典生产函数和总资本概念进行最坚决批判的是罗宾逊夫人，这场现代争论可追溯到她发表于1953年的著名论文《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用哈考特的话来说，这篇论文“对经济理论的状况和某些经济理论家的状况进行了若干特殊的指控。” 该论文包含了一些与批评有关的线索，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断是：用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仅就只存在单一混合商品而言，采用形如Y = F（K，L）的生产函数，给定资本-劳动比（K/L），则断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该函数的斜率等于或决定利润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存在许多各种各样、但必须加总起来的异质资本品，那么“该曲线就不能建立、其斜率也无从测度，除非准备确定的价格在事前就已知道”。 对此，罗宾逊夫人指出，“如果我们不努力设法解救出混杂在生产函数中的常识因素，就必须抛弃这种生产函数。” 为此，她曾建议利用反映不同资本设备项目的不同酝酿期的既定利率，按照生产不同种类资本品所要求的劳动时间来测度资本数量。正如哈考特评论的，“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起作用的生产动因，用这种测度法对资本进行测度具有直觉上的吸引力。” 在此基础上，罗宾逊夫人建立起一种“拟生产函数（Pseudo production function）”，即把人均产出表示为人均资本量的函数、并加入资本品的生产时期t ；由于考虑到利润率对资本量的影响，所以这一生产函数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有着重要区别。 显然，如果给定这种含有按劳动时间测度资本的生产函数，则“劳动的工资率和单位资本的收入在竞争条件下就不同于产出对所用资本和劳动量的偏导数。” 也就是说，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并不能与罗宾逊夫人的资本测度标准相容。对此，新古典一般的回答是退却到单一而多用途的资本商品这种假想的世界中，其中索洛的反应就主要是证明“非常狭窄的一组情况”，即在这种情况中利用具有劳动和“一般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是合理的。
这里按照新古典做法，比较两种不同稳定状态的“新古典寓言”， 即：
y E D r
f（k）
B
·
A
O k1 k2 k O k
（a） （b）
w w
V
⊿w
⊿r T w-r曲线
O k O r
（d）
图 5-1 从新古典的集约生产函数到w-r曲线
如图所示，生产函数由传统的人均（或集约）生产函数构成，假定k1和k2分别与两种不同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K/L）有关，k1代表一个包含高水平的人均产出、资本和消费的稳定增长状态，而k2代表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图（a），在低（K/L）的稳定状态k1中，利润率等于AE线的斜率，而在较高（K/L）的另一稳定状态k2中，利润率等于BD线的斜率，显然与资本密集的稳定状态k2有关的利润率低于欠资本密集的稳定状态k1中的利润率；图（b），表示了利润率与稳定状态的（K/L）之间的反向关系，在资本密集的稳定状态k2中的工资率等于OB的距离——它显然大于欠资本密集的稳定状态k1中的工资率（以OA量度）；图（c），表示了工资率与（K/L）之间的正向关系，较高的（K/L）与较低的利润率r相关，又与较高的工资率w相关，所以就意味着，工资率和利润率之间为逆向关系；图（d），W-r曲线为向下倾斜的曲线。在这里，W-r曲线在有关资本概念问题的争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萨缪尔森称之为“要素价格边界”。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已暗含假定w-r曲线上任何一点的斜率都等于总的资本-劳动比，它在新古典分析中形成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特殊组合。
一般来讲，单一产品模型与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不变、即各部门资本构成（c/v）均等的特征相一致；此时，整个社会可被设想为一个单独部门或平均有机构成部门，其中r的变动被w的同比变动吸收、从而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所以在选择不同技术时，资本与劳动之间必然有稳定的连续替代，使得r与（K/L）之间可以保持稳定的反向单调关系。这就意味着，如果相等的资本密集性假定得以满足，那么工资率w与利润率r之间就是一种单调逆向关系、即线性w-r曲线，该曲线上每一点的（K/L）都相同，即：
工资率
w
w-r曲线
O r 利润率
图 5-2 线性工资-利润曲线
如图所示，图中w-r曲线是一条线性直线。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在不存在特殊假定、即资本-劳动比（K/L）均等的条件下，与某种特定技术有关的工资边界就可能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也就是说，只要两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或资本-劳动比不同，当收入分配发生变动后就会影响到资本存量的价值，从而不能用以前的资本存量价值与目前流量中的利润去计算利润率，这一点也就联系到了前面的“威克塞尔效应”；同时，这种威克塞尔效应还可以用李嘉图-哈耶克效应、斯拉法的技术再转折、以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来表示。所以，正是在新剑桥学者不断对新古典论证过程提出存在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折等一系列逻辑悖论的基础上，使得新古典的信条——以“替代原理”为基础的r与（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了极大冲击，从而令其边际生产力的收入分配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无法适用于异质品模型。
假定商品由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存在规模报酬不变和欧拉定理，由上述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可知，在工资边界上每一点所暗含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任何组合均会使下式成立，即：
Y = r K + w L （1）
即总产品Y恰好被耗尽。以L除以（1）式，得到：
q = w + r k （2）
这里的y = Y / L，k = K / L。对（2）式求导，可得：
d q = d w + r d k + k d r （3）
对（3）式同除以d q ，得：1 = d w / d q + r ( d k / d q ) + k ( d r / d q ) （4）
可以看到，在（4）式中，只有d w / d q + k ( d r / d q ) = 0、即－d w / d r = k时，才会有r ( d k / d q ) = 1、即r = d q / d k成立。也就是说，只有w-r曲线上每一点的斜率－d w / d r = k = K / L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才会等于利润率r。显然，d w / d r = －k恰恰指的就是线性的w-r曲线，而这就要求w-r曲线是线性直线才可保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成立。然而，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w-r曲线为线性与（K/L）的始终不变是一致的，这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才会成立 ；而一旦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脱离各部门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不变这一平均有机构成的前提，其结果就会发生变化，这将意味着w-r曲线呈现非线性的形式；而这种非线性的w-r曲线在多重可供选择的技术条件下，随着利润率r的变动，就必然会发生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从而使得投入比例变化的方向不可能再明显地同所谓的“要素价格”的变化相关。这样，新古典学派根据供求原理对分配所作解释的中心部分、即建立在替代原理基础上的r与（K / 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便因此而显得不完全。既然r与K/L之间失去了变动一致的规律性，则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就会因失去必要的依据、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原先新古典简单化（simpliste）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 ，一种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唯一地与相对要素价格相联系的，具体说，就是利息率的下降或工资率的上升，将必然提高经济的平均资本-劳动比率。然而事实上，就像剑桥学者们在争论中所表明的，“不管我们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作怎样的解释，也不可能表明利率的下降将总是按同一方向改变目前最有利可图的所有适用技术的等级，以至于提高经济的总的资本密集程度。这是由于双重转换或再转换现象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在严格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信息完全、连续调整、微观生产函数平滑可微、以及利润最大化行为下，也可能发生。据说转换现象破坏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如果在利率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则就必须放弃用经济中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解释利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显然正是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而且，事实上我们还必须摈弃把资本需求当作利率的反函数的一切观念。”
面对新剑桥学者的责难，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其196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代用生产函数（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 ，试图用新的方法来论证新古典传统理论的命题具有一般的合理性，即打算“证明如何通过处理，使得某些相当复杂的异质资本模型与从简单生成的生产函数中推得的结论一样，从而可以确切地预言这些模型将如何运行。” 这一想法实际上也就是要表明，在萨缪尔森称作一种商品世界的“新古典虚构神话”中的一些主要命题，等同于由某种包含许多不同特殊资本品的模型所产生的结论。那么，这一论点能否经得起彻底地考察呢？可以参见下图：
w w
a a
b b
c
d
w-r曲线 包络工资边界
O r﹡ a b r O a b c d r
（b）
图 5-3 两种技术的w-r曲线与多种技术的包络工资边界
如图所示，图（a）表明存在两种可能技术a和b的情况，这里有一个技术选择的问题，对小于r﹡的利润率而言，竞争将保证只有技术a会被使用，因为这个范围对任何给定的工资率来说，技术a将比技术b提供较高的利润率；相反，在利润率大于r﹡的任何一点上，技术b更能获利；而在r﹡位置上，两种技术一样有利。容易看出，这个简单的、包括两种不同资本品的两种技术经济，所产生的结果与单一产品模型的“新古典寓言”是一样的。图（b）说明存在四种不同的技术，按萨缪尔森的话来说，“均衡只可能处在所有直线的东北面或‘包络’上”， 所以图中的粗线就被称为“总的要素价格边界”，是w-r关系的外包络。在这里，上述新古典的命题、如资本存量与利润率之间的反向关系等依然成立。
但问题是，存在a和b两种不同技术的工资边界，也可能是如下图所示：
wa 技术a
wb
w1 P 技术b
w2 ·Q
O r1 r2 rb ra
图 5-4 技术再转折问题
图中，对低于r1的利润率来说，较为有利的技术a会被采用；对于处在r1和r2之间的利润率来说，技术b又由于较为有利而被采用；但对高于 r2的利润率来说，技术a再次成为较为有利的技术。也就是说，适应于较低利润率（0 < r < r1）和较高利润率（r2 < r）的同一生产技术a，在高于r1的利润率（r1 < r2）处，将“转换”到技术b；而在高于r2的利润率上，又会重新回复或“再转换”到曾经在中间利润率上因无利可图而被放弃的技术a，这种现象——即被称为“技术的再转换”或“双重转换”——显然使人们对“新古典寓言”的普遍正确性产生了重大怀疑，因为这一现象与该寓言本身所依据的一个根本假定——即高利润率r始终与包含较低资本-劳动比（K/L）水平的技术相联系 ——是矛盾的。
也就是说，萨缪尔森的论证始终严格地依据各部门资本-劳动比（K/L）均等的条件，一旦撤销这一假定，则工资-利润之间的关系就会呈现如图所示的非线性形式，这意味着一个生产过程的劳动和中间投入的比例都不同于另一个生产过程中的相应比例。这样，工资-利润的边界特征就可能使工资-利润曲线的相交点超过一个，从而引起多次转换的可能性；在同样情况下，它也就表现为利润率和人均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逆向单调形式。如此一来，则新古典由均等资本-劳动比得出的全部论证都将归于失效，从而使得该模型在本质上并没有超出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范围。对此，就连新古典著名学者希克斯也不得不承认，“自从李嘉图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在搜捕的假想的动物”——它能够“确定可能与利润率下降相一致的技术变动方向”——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猎物，因而在一种商品世界的简单模型之外，这种探索似乎总是不成功的。 换句话说，如果每种技术的个别工资边界具有多种曲率的话，人们只要有一点直觉就能认识到“总的要素价格边界”不再具有萨缪尔森模型原有的性质；既然要素价格边界的斜率不再能测度该经济总的资本-劳动比，则要作出关于资本密集性的明确表述也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逆向资本密度增加使得人们对传统资本理论的基本原则产生了重大疑虑，特别像利率是生产要素资本的价格、以及利息可以由实际偏好来解释这类观点，都显得站不住脚了，由此也就引发了与之紧密相关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在众多相关的文献中，一般认为技术再转换的可能性是由琼·罗宾逊、钱珀努恩和斯拉法首先认识到的，一旦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现象并不反常、而且还可能出现于整个经济时，再转换的存在也就足以使几乎所有的“新古典寓言”无效了。 这样，萨缪尔森模型的这种看似无关宗旨的变化，在失去假定情况下就可能完全破坏了“新古典寓言”的结论与异质资本品模型结论之间的确切关系。
这里可以看到，联系到前面马克思对“转型问题”的提出及其解释，则上述由技术再转折所引起的新古典加总悖论，与转型的意义其实是一致的，它们都基于这一事实、即萨缪尔森的这个特殊假定实际上也就等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1、2卷中使用的为避免在第3卷中碰到“转型问题”而作出的“相同资本有机构成”的假定。然而正像前面的论述表明的，马克思对转型的提出从全新的角度指出了新古典“神话”的错误、即一直作为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加总悖论。在马克思的转型过程中，当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时，各种比率（或收入分配）不变、从而用劳动价值计量的资本价值也不变；在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各部门有机构成不同时，采用统一利润率r来计算成本价格就会使资本价值量c发生变动，从而使总价值（c + v + m）也发生变动，因而价值体系到价格体系的转变就会带来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的不等。这样，马克思对转型的提出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关键在于利润率的变动所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而这一点也正是新古典的症结所在；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如萨缪尔森和索洛等人，却始终不能正视这一问题的根源，相反却总是打算用各种变形了的生产函数 来修修补补，以期掩盖悖论。
然而，以技术关系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其资源配置只需要相对价格的指导而不需任何总量，所以，对于新古典用变相的总量生产函数在解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各种总量概念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质资本品和异质消费品产出，在技术关系上就是根本不能加总的。这样，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与新古典的悖论虽然在逻辑上类似，但就提出问题的思路来看，则新古典理论由于遵从错误的角度，使得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等问题并不能给出满意地解释，从而作为剑桥资本争论的焦点而存留至今；但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却能够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的关系、即这一问题只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说明和解决，其中的关键在于统一利润率的假定。换句话说，只要所选择的这个外生利润率能够使价格计量的资本-劳动比率等于价值计量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两个总量就是相等的。这个利润率也就是现实中的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它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由此表明，马克思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或者说马克思的转型问题本身，对于讨论总量关系及其变动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第十章 边际生产力论
第一节 边际生产力理论
在新古典理论的三个分支中，边际生产力理论正式的将资本定义为一种与土地和劳动相同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价格直接与各自的稀缺性相联系，并由这种生产要素的供求所决定。因此，在这种分析方法中，利润率作为资本要素的价格，是由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当资本变得更加稀缺时，利润率相应的上升。克拉克、希克斯、索洛和萨缪尔森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和报酬递减，其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中，在土地上一次次的增加一定比例的劳动和资本，农业产品在不断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在不断下降，直至最后增加的产值等于最后投入的资本和劳动的费用。克拉克认为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劳动和资本是一种综合性的生产要素，这一生产要素得到的报酬等于它的边际产品，而土地得到剩余部分，即总产出与其他要素报酬的差额。克拉克将李嘉图的这一理论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得出了要素报酬决定的一般性原则，即所有可变要素得到的报酬都等于它的边际产品，而固定要素投入得到剩余部分。既然在理论分析中，每种要素的投入数量都可以被视为是可变的或者固定的，因此，边际生产力原则应当作为所有要素报酬决定的一般性原则。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要素都将以各自的边际生产力为基础获得各自的报酬。 克拉克首次在本质上提出了边际生产力原理的现代模式，虽然以前的作者在某些方面应用过这一理论，但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原则充分的普遍性。 当然其中也包括资本这一要素。在均衡状态下，利润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并在资本这一要素更加稀缺时上升，而包括工资在内的其他要素价格将会下降。
边际生产力论的这些命题要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完整的理论，还必须以边际生产力为基础，发展相应的分配理论，并使其与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相一致。这意味着按照每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要素报酬的总额，应当与全部产出相等。这一任务是由威克斯蒂德在19世纪末期完成的。 他证明了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要素报酬，这将正好耗尽全部产出。威克斯蒂德的证明相当于再一次独立的发现齐次函数的欧拉定理部分。
希克斯的著作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分析增添了新的分析工具。 在此之前，边际生产力论主要是一种要素价格理论，希克斯正式的引入了替代弹性的概念，用来分析要素报酬份额的变化。这常常使用加总的生产函数的形式，包括资本总量和劳动总量。希克斯试图分析在这样的一种生产函数中，要素报酬的分配是如何变动的。正是在这一分析的过程中，希克斯对技术进步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区分。根据希克斯的分析，要素之间收入分配的比例将取决于要素的相对投入数量、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的类型。希克斯的分析为边际生产力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是对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
索洛将增长问题引入到边际生产力的分析框架中。 索洛假定产出的是一种具有完全的延展性（malleable）的产品，既能用于消费也可以用于投资。每一生产时期结束后，需要决定产出在下一时期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因此不会影响下一时期的经济过程，这保证了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稳定过程。资本与劳动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定，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将会收敛到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以索洛的分析为基础，增长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为基础，各种增长路径和分配变化以及有关技术进步的类型、资本的供给和初始资源禀赋对于增长的影响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的发展是与增长理论相对应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主要用于解释和度量经济增长的源泉。
但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也并非没有疑问。在边际生产力的分析框架中，形成一个准确的资本概念是极为重要的，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为此付出了努力，但是，遗憾的是，并没有取得有效的成果。缺乏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资本概念是边际生产力论的一个重要的缺陷，也是新剑桥学派对边际生产力理论展开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罗宾逊夫人不无讽刺的指出：“生产函数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误导的工具。学习经济理论的学生被教导写下生产函数的公式，其中L是劳动的数量，C是资本的数量，O商品的产出。他被教导假定所有的工人都是相同的，可以以单位小时劳动来衡量L，他又被教导选定产出的单位涉及某些指数问题，然后就急急忙忙的被引入下一个问题，以期望他忘记问资本的单位是如何测量的”。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夫人提出了资本测量问题。在此之前，虽然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综合指标，可以将异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的资本总量，但这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细节，并不影响边际生产力的根本性结论。但是罗宾逊夫人充分地说明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合适的计量方法，边际生产力或者说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从根本上讲无法定义的。从那时起，两要素形式的分析被认为是简化了的比喻，它对于建立直观的观点有用，但不能用于实际。如何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资本总量，成为边际生产力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按照资本品的价格将异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资本总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加总方法，也是实际中使用的方法。但是问题不在于加总本身，而在于按照这种加总方法得出的总量必须适用于边际生产力理论。这意味着加总的结果必须使得利润率是资本稀缺性的反向函数，并且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但是，按照价格来加总异质的资本品，由此得到的总量与按照资本供求决定利润率的理论是不一致的。在新古典理论中，供给与需求代表了最优化行为的经济主体在对商品选择时做出的计划，并由这些供给和需求决定其他的内生变量。因此，供给和需求的决定应当独立于内生变量。但是，以价格计量的资本总量并不能总是独立于它要决定的内生变量，即利润率。实际上，边际生产力论要求资本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的价格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变化，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这会出现对资本值的重新估价，资本的价格需要工资率和利润率确定以后才能知道，因此，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这样，边际生产力论在应用于资本和利润率时就出现了循环论证，即利润率需要按照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而资本本身又取决于利润率。
早在19世纪90年代，威克塞尔就已经意识到了，除非在极端限制性的条件下，否则资本的价值不是衡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总资本存量的合适指标。 当利润率发生变化时，按照异质的资本品加总的总资本存量可以上升、下降或者不变，这种效应后来被称为“威克塞尔效应”（Wicksell Effects）。威克塞尔效应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在拥有n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品的现实经济中，资本存量值V可以表示为：
（）
其中，是以某种价值标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确定的第i种资本品的价格，是这种资本品的数量。在这个公式中，P和K都与利润率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当利润率发生变动时，资本存量V也会发生变动。这可以表示为下式：
（）
由公式（）可以看出，威克塞尔效应是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之和。价格威克塞尔效应是指由于利润率影响到资本品的价格，从而对资本品重新估价，这对应于上式右端的第一部分。上式右端的第二部分是实际威克塞尔效应，是指利润率的变动将调整资本品的数量，实际威克塞尔效应是是数量调整的价格加权之和。公式（）说明，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资本价值也在变动，资本价值的变动是通过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和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两条途径实现的。随着利润率的变动，作为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资本价值可能上升、下降或者不变。由于资本价值不独立于利润率，因此，边际生产理论决定利润率存在着循环论证。
为了解决资本加总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与罗宾逊夫人几乎同名的一篇文章中，英国经济学家钱伯瑙恩（Chaperone）提出了一种计量资本的链指数方法。 链指数方法是在社会所有技术状态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即技术光谱，Technique Spectrum）中，将处于最大利润均衡点或技术转折点上相邻两种技术的资本按照一定的指数排列起来，从而消除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假定一个经济包括四种可供选择的技术（A、B、C、D），随着利润率的变化，最优技术将按照相应的顺序依次转移。在A至B、B至C、C至D的技术转折点上，利润率分别为，对应的资本量分别为20（Ａ）：27（Ｂ）：２５（Ｂ）：３６（Ｃ）：３３（Ｃ）：４９（Ｄ）。27（Ｂ）和２５（Ｂ）代表了技术Ｂ在利润率和下的资本价值量，而３６（Ｃ）和３３（Ｃ）代表了技术Ｃ在利润率和下的资本价值量。其中Ｂ和Ｃ两种技术在不同转折点发生的变化体现了利润率对于资本量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可以采用链指数的方法，即以第一个转折点为基准，让同一技术的资本量恒定不变，而将各种技术的资本量连续环比，由此可以得到四种技术在利润率下的资本存量，即２０：２７：３８．８８：５７．７３。其中，。钱伯瑙恩认为，当技术无限多时，由链指数计算出资本值，并由此得到总量的生产函数将呈圆滑形状，避免了函数曲线的间断，可以用来说明分配问题。这样也就避免了资本计量的非连续性问题。但是，钱伯瑙恩的链指数方法，并没有使资本量的决定独立于利润率，在他的链指数中，作为基数的资本量仍然是以已知的利润率为前提的。因此，他虽然消除了利润率变化对于同一技术的资本量的影响，但是整个资本量依赖于利润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意味着钱伯瑙恩的链指数并不能解决边际生产力理论中的循环论证问题。
寻找一种适合于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资本总量，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着。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克拉克的著作。 克拉克对资本与资本品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它明确承认存在着各种异质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即资本品，他同时又强调在全社会范围内，还存在着投入资本品的、以货币计量的、有生产效益的财富总量，即资本，这种资本也是一种物质实体。在资本品被逐渐消耗掉的同时，资本相应的转移到其他资本品中。索洛和斯旺对资本概念的定义可以被认为是对克拉克资本概念的发展和重新表述。 他们认为，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可以抽象掉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全部产品的错综复杂的物质特性和技术特性，而假定在一个经济世界中仅仅投入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即劳动以及一种抽象掉物质形态差别的同质产品。这种同质产品被索洛称之为万能产品（all-purpose commodities），斯旺称之为组合玩具（meccano sets）。这种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完全的可塑性，它可以既不花费时间也不花费成本，顺利地由消费品转化为资本品，或者由一种资本品形态转化为另一种资本品形态。这意味着资本可以以某种物质单位来统计计量，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也不必受到现有物质技术条件的约束，可以调整到任意合适的水平。正是根据这样的假定，边际生产力理论和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到论证。但是，这是一种单一商品模型，它并没有解决资本的加总问题，而是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为了将分析引入到异质品模型，并解决新剑桥学派提出的资本反常现象，从而论证新古典传统命题的一般有效性，萨缪尔森提出了“替代生产函数”（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 在替代生产函数的分析中，萨缪尔森放弃了同质产品或同质资本品的假定，将异质资本品以及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特性引入到理论分析中，承认一种生产技术可以包含多个生产过程，并使用多种具体物质技术性能不同的资本品，但是规定了在每个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系数固定不变，并且在所有部门这一比例都是相同的。实际上，正是各部门资本与劳动比例相同的假定，使萨缪尔森得出了不存在资本反常现象的结论。
萨缪尔森简单的将经济分为两个生产部门，即机器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各部门按照固定的比例投入资本品和劳动。令和代表机器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系数，和代表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系数，和代表机器和消费品的价格，在抽象掉折旧的情况下，得到下列生产方程组：
若以消费品作为价值标准，令，上述方程组可以表述为：
由此可以得到工资与利润率的关系式：
由于萨缪尔森假定各部门之间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例，因此，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呈反向的线性关系，即
正如斯拉伐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工资与利润率呈线性关系时，利润率将不会对资本值产生影响，也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或资本倒流这样的资本反常现象。但是，替代生产函数之所以有这样良好的性质，完全是由于萨缪尔森作出的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相同的特殊假定，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替代生产函数与单一商品模型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为了消除利润率和资本计量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索洛提出了投资收益率（rate of return）的概念来代替利润率。 索洛指出，资本理论争论不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即经济学家对于如何从意识形态方面论证利润的合理性存在着分歧；其二在于资本理论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即资本及使用资本进行生产的经济具有诸多方面的特征，各派经济学家往往强调部分特征，从而造成了观点的差异。至于第一点，可以通过区分资本的收入和资本家的收入，来消除意识形态对于分析的影响。至于第二点，需要重新规定资本理论的适当范围和分析方法。索洛认为，无论多么复杂的模型，投资收益率总能等于社会因追加一笔由储蓄转化而来的资本所获得收益。以投资收益率作为资本理论的中心可以避免各种无谓的争论，并论证新古典理论的有效性。
索洛的投资收益率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当前储蓄增量和未来消费增量之间关系的纯技术分析，回避资本理论的各种争论问题，并为边际生产力理论提供新的论证。但是，索洛的投资收益率回避了很多问题，包括相对价格的决定，如果不存在相对价格决定问题，那么，投资收益率理论将仅仅是一种单一产品模型，是总量生产函数的另一种形式。与单一产品模型一样，这种理论仅仅是回避了资本加总这一问题，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从边际生产理论的发展来看，按照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资本的供求决定利润率，需要预先确定资本的数量，是否能从异质的资本品得到一个合适的总量引发了对资本加总问题的大量争议，从钱伯瑙恩的链指数到索洛和斯旺的万能产品，再到萨缪尔森的替代生产函数和索洛提出的投资收益率的概念，这些经济学家都边际生产力论的辩护只取得非常有限的成功。多数的辩护最终都放弃了异质的资本品概念，使用单一商品模型及其变形，但是，资本加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由于总量资本的概念存在着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更多的投入到使用异质品模型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
第二节 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微观经济学的传统结论说明，获得最大利润的企业家将会一直使用生产要素（例如资本或劳动）到其边际收益产量等于价格这一点。如果把它译为宏观经济学的言词，这也就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即在竞争条件下，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率将在整体上等于这类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同时每单位资本的实际租用费也将在整体上等于这些资本总量的边际产量。这种理论是19世纪最后25年由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发展起来的， 一系列的作者——美国的.克拉克、英国的马歇尔和威克斯蒂德、瑞士的瓦尔拉斯、以及瑞典的威克塞尔等，都结合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提出了这类理论，而其产生的时间又异常地接近。 在它们存在的百余年间，围绕着这个理论所进行的激烈争论，不仅来自与这种理论有关的内容，同时还来自它的某些倡导者、特别是克拉克的一些思想。在琼斯看来，这些人总是想要沉迷于那种被斯蒂格勒称之为“天真的生产力伦理学”的学说中，即认为自由竞争能够产生“公正”的工资和收入的分配。 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也就是：“如果自然规律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那么，从事任何生产职能所应当分配到的收入量，都将以它实际所生产的成果来衡量。换句话说，自由竞争倾向于将劳动所生产的部分给予劳动者，将资本所生产的部分给予资本家，而将调和职能所生产的部分给予企业家。”
如前所述，新古典学派抛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仅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抽取其中的“边际”因素，直接应用到包括土地在内的每一种要素上面，如资本、劳动、以及后来的管理、技术等等，从而形成了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在此，新古典的这种“嫁接”功能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克拉克。克拉克正是在把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扩展到工资和利润理论的过程中，通过集中研究在既定资源之下物物交换中的边际效用和需求，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主要使用边际分析法，借助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假设，通过把要素组合方式、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三个方面相联系来说明要素价格的决定。其中，市场供求因素和要素之间的技术关系（如生产函数）是决定要素价格的关键条件。简单地说，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指的是：在竞争均衡下，产品价值决定于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工资和利息也就各决定于其边际生产力，如工资收入已定则利息为其余额，如利息收入已定则工资为其余额；一个企业的情况如此，全社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克拉克认为，这种分配的原因在于，由于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共同创造了财富，也就要求共同参与财富的分配。正像商品价格受边际效用规律支配一样，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利润率与工资率的决定也将遵循边际规律，即它们分别是由资本与劳动的最后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其中，克拉克强调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即在劳动量不变时连续追加一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增量，而这个“资本创造产品的能力，就是利息的根据”。 不过，由于这里采用的是抽象资本概念，故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可以不受资本品物质形态的限制而自由调整，尽管在这种比例改变的背后隐含着资本形式的变化。
在这里，克拉克摒弃了古典剩余传统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所有权制度的关注。他否定斯密的“有了地主和雇主，才有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即斯密引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带来的由“实体劳动”到“支配的劳动”的转变）”；相反他认为，“在近代生活里和在原始生活里，工资和劳动的产品大体上接近于保持一致，而劳动的产品提供了在短时期内工资围绕着它变动的标准。” 也就是说，在克拉克那里，原始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工人所有’，只能说产业的全部产品归于那个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的独立的人所有。无论在什么地方，实际的经济不会原始到绝对不使用资本的地步；什么地方有了资本，产业的一部分产品就是由资本所产生的。在‘原始状态’下，几乎不可能说一个人的产品有多少仅仅是由劳动得来的。但是，劳动的全部产品和产业的全部产品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产业，就有劳动和资本的合作。” 由此，收入分配问题、即主要是对劳动者而言的工资和对资本家而言的利润，就都成了各投入要素的价格，其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工会问题、公司权力结构、总需求状态、政府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政策等等所有这些看来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因素，就都被新古典理论想方设法地推给了“社会学”；而新古典理论则仅仅用技术、消费者偏好和给定的要素供给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工资和利润。但事实上，就像布劳格所强调的，在这里，“‘阶级斗争’对于分配份额、甚至工资和利润率的确定，作用极大。”
长期以来，这种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一直居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而为人们广泛接受。经过马歇尔等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如今新古典理论已经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似乎所有现实问题都可以用其理论推理得到合理解释。用现代术语来说，新古典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物品的定价和生产要素的定价系由共同的原则支配，即主要是由最大化目标的经济行为者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决定，这其实也正是其分配理论研究的切入点。 但对分配理论所构成的基础则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如一些人把边际生产率视为基本特征，另一些人认为总量生产函数（或如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数）为基本特征，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新古典分配理论是一般均衡论。但不论形式如何，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新古典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一套技术关系；通过这套技术关系，加入资源稀缺性、要素和产品的可替代性、厂商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假设，运用边际原理即可推论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分配理论都是以微观企业为基础来说明收入分配问题的，其经典形式也就形如生产函数Y＝F（L, K），其中Y、L 、K分别代表该企业的单一产出、劳动力和资本。
如前所述，假定厂商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其技术关系是由新古典生产函数所描述的，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相对价格。这样，由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边际生产力与产品价格之乘积的边际原理，即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是一致的，完全由技术关系决定。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也就是：工资率：w = P (F /L )；利润率：r = P (F /K )。
如果满足新古典条件，假定各种生产要素具有连续替代性，竞争充分、并具有一种特殊性质（线性和齐次），也就意味着总产品完全耗尽、即新古典欧拉定理：
K MPK + L MPL = Y
其中，资本的价格、即实际利润率r，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MPK；而劳动的价格、即实际工资率w，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MPL。
显然，这种新古典分配论表明，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完全取决于所用生产函数的技术，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无关；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这个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分配理论。对此，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曾经指出，所谓“分配理论”应当是关于个人的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是总收入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分配比率问题的相关理论，但上述边际生产力论却只是一个并不与收入份额的分配相关的要素定价理论，即“在要素供给既定的前提下，一种所谓的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所以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拟分配理论（a theory of pseudo-distribution）”。 由此布劳格认为，在这一理论中，“就厂商而言，说要素价格‘决定’边际产量比说边际产量‘决定’要素价格更切合实际”，因为虽然“要素价格‘度量’边际产量，而‘决定’要素价格的却没有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这么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所以，“选择‘边际生产力’作为一种主要决定因素，它好象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用这样的新古典生产力理论解释分配以及与分配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了（如总量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等资本争论中的问题）。
早在1972年，著名学者哈考特曾针对新古典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归纳出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劳动的比率（Y/L）之间固定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r（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工资率w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P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 一般认为，这种归纳比较符合斯蒂格勒对新古典理论的重新表述。其中，第4个命题所表述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思想，作为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基础上的；而前三个命题的实际含义也就是利率与资本深化之间的反向关系，即r与（K/L）反向变动。这一反向单调关系一直被新古典学者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律而备受推崇。其原因在于，他们普遍认为，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可替代性可以推出这个关系。因为随着r的下降，资本便会替代别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土地等，从而使资本的数量相对于劳动数量会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r与（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
然而如前所述，这种由生产函数所表述的新古典分配理论，所表明的只是单一产品模型中有关微观企业主体的分配问题，其核心是要表明用以配置资源的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不需要总量。但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新古典又通过构建总量生产函数的形式将其应用于宏观经济的分配理论，即试图从宏观角度仍然采用边际生产力来说明要素收入分配和工资率、利润率决定问题。然而，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更接近于现实的多种异质品模型，也即一旦把用于单个企业微观层次要素配置的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中的分配份额决定理论时，用来说明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分配问题之合理性就是不确定的，因为除了劳动和土地可以人为地假定同质外，在宏观层次上是否有一个同质的总量资本概念是不清楚的 ，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联系到前面马克思转型问题而揭示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所固有的加总悖论。而且，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中对资本的度量也是离不开利润率的，但这一理论本身同时又是一个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 ；同时，边际生产力理论的一个条件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即利润率和资本量成呈负相关，但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的问题却根本不能保证这个条件成立，这也就是20世纪50、60年代有关“剑桥资本争论”的主要内容（详细论述见后）。因此，就这种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性质而言，正如经济学家哈恩所指出的：“一种分配理论如果利用永久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我就称它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 对于回答为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这种理论并不是举手便能解决的。问题是因我们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感兴趣而提出的，而社会阶级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变量…… 一方面，新古典的实践者还忍不住使这种理论对社会性问题作出简单回答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深受这种问题不恰当的模型影响……其中特别粗陋的地方其逻辑基础已经受到批评。”
这里也涉及到一个对上述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上所述，新古典传统的核心命题之一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利润率，也就是表明资本的价值（价格）和利润率是相互决定的，但瑞典学者威克塞尔却发现这个命题并不是永远成立、即著名的“威克塞尔效应（Wicksell Effects）”。 其实，这一效应与前面李嘉图“对不变价值尺度的寻找”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所反映的都是分配因素对相对价格的影响问题，即分配的变化将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重新调整、进而对资本值的重新估价。英国学者伯梅斯特（Burmeister, E.）曾经使用数学语言对这一“威克塞尔效应”作出过详细表述。
伯梅斯特指出，在拥有n种不同类型资本品的现实模型中，资本存量价值为：
V =
其中Pi 是以某种价值标准来确定的第i种资本品K的价格。 如果把注意力限制在可供选择的两种稳定状态比较上，那么在没有联合生产、规模收益不变的经济中，V就是利率r的一个函数，威克塞尔效应也就是资本存量值从一种稳定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变化，即：dV/dr 。不过，也正是在分析社会资本变动所带来的影响中，威克塞尔发现资本供给的增加不仅影响新资本的价格，也将影响到现存资本财货的估价（即工资增高和利率降低的净影响将增高现存资本财货的价值），而这种价格的差异同时又会使社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发生与利率不一致的现象，即所谓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如果用微分表示，也就是：
= + （1）
价格威克塞尔效应 实际威克塞尔效应
> 0 一般 < 0 或者 > 0
< 0 一般 < 0 或者 < 0
由（1）式可知，“威克塞尔效应”实际上是由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共同组成，前者即价格威克塞尔效应是指由于新价格出现而对库存资本品的重新估价、即上式右边第一项，后者即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则是指不同资本品物质数量变化的价格加权之和、即上式右边第二项。该式表明，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资本存量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动，而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动正是通过两种威克塞尔效应实现的。
其中，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一般都为负值、即 < 0 ，也就是价格变动使社会资本边际生产率稍低于利率、而不是像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所描述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等于利率的情况，所以被称为是“正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 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是大于0、还是小于0，则是有变化的，由此则会影响到总的威克塞尔效应。对此，伯梅斯特认为，（1）式在下述条件下也有可能成立，即：当总威克塞尔效应为正时（dV/dr > 0），对于某些i的资本品来说，特定的资本存量会随着（dKi / d r > 0）而增加。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并非对所有i来说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只有一种资本品（n = 1）的新古典模型中，实际威克塞尔效应才会是负的。 进而，由（1）式给出的总威克塞尔效应也就是负的，从而得出新古典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资本存量价值与利润率为反向的变动关系。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实际威克塞尔效应的符号由于独立于价值标准的选择，所以为正为负是不清楚的、从而也就不能够保证总威克塞尔效应始终为负了。
其实，两个剑桥学派在资本理论上争论的核心命题也就涉及到这一威克塞尔效应。比如，假定利率高于（低于）劳动增长率，那么稳定状态下利率的下降（上升）是否必然意味着人均稳定状态消费的上升（下降）？显然，在一种资本品的单一模型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换句话说，也就是当且仅当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为负时，这一回答才是肯定的。 从而，伯梅斯特使用严谨的数学语言证明了一种负的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必然是资本指数K和一种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F（K）存在的充要条件；如果失去这一条件，则新古典的所有其他理论命题都可能有悖论存在。对此，就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对于非常特定的技术来说，利率等于总产出值对总资本值的导数这一命题才会成立——正如威克塞尔针对酿酒技术提出的作为利率与该导数之间差异的“威克塞尔效应”，“这对于纠正过度简化的新古典式比喻，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由上面的推论也可以看到，威克塞尔效应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矛盾还表现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需要一个和利润率没有任何关系的资本量值，而威克塞尔效应则明显否定了这一点。因为这里，利润率的决定需要知道资本价值，而资本的价值又会受到利润率的影响，所以当考察社会总资本增加（减少）时，由于新旧资本的竞争可能就会导致工资与地租上升、即资本价值上升和利润率下降，也就导致了资本边际产品与利润率的脱节。鉴于此，其本人并没有放弃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威克塞尔，在提出著名的“威克塞尔效应”以后也明确指出，边际生产力理论对于资本而言，仅仅适用于个别企业、而并不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总量分配关系。
第十一章 奥地利学派
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形成始于1871年门格尔发表《经济学原理》，此后，两位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Bëhm-Bawerk）和维塞尔(Wieser)成为这种新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以及门格尔本人发表了一本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从此，奥地利学派成为一个公认的实体。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而是后面的形容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在决定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说所主张的那样，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成本共同决定，而是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由消费者行为单独决定的。这成为以后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基础。 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在于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资本和利息理论。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庞巴维克将很多的精力用于阐明资本的本质。庞巴维克认为资本的这种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这样的框架下，才能够完全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够理解商品价值、资本密集度、利润以及生产的时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对生产的时间结构的强调被认为是奥地利资本理论的核心特征。正是因为强调这一点，维克塞尔和哈耶克的分析被认为具有奥地利学派的特征，而希克斯将自己对资本理论的分析贴上了“新奥地利”（Neo-Austrian）的标签。
庞巴维克相信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并没有理解资本的本质。在最典型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中，资本是一种“资本品”（Capital Goods）的概念，即具有各种物质形态的、能够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这被庞巴维克视为一种肤浅的观点。庞巴维克否认资本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在他看来，只有两种原始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和土地 ，所有其他的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都是这两种要素的产物。“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以能控制这些自然力，乃是通过我们生产资源中的另一部分，我们自己的人力。我们拿出自己的劳力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同自然作用结合起来。所以在生产中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两种（只有两种）根本的生产力——自然和劳动——的结果。这是在生产理论中最确定不移的见解之一。人们有着大量随手可用的自然作用，可以把自己的人力和它结合起来。自然界自己起的作用，以及人和它一起起的作用——这是各种财货产生的双重来源，也是它们能产生的唯一来源。第三种基本来源是没有插足之地的。” 因此，他的视线超越了资本品，而将资本品化为有时期的（dated）劳动和土地投入。
因此，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只有劳动和土地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庞巴维克为了简化他的分析，抽象掉了土地并把劳动视为同质的，其他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也经常遵循这种方法。资本品是在生产消费品的过程中，使用原始要素生产并作为中间投入的产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间接的或迂回的生产，之所以采用这种迂回的方法，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比直接生产能够提供更多的消费品。
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跨期性质，奥地利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了几种特定的模型。最常见的模型是单一部门模型，生产唯一一种最终产出，可以被视为一种同质的消费品。但是存在着多种技术或者生产过程可以生产这种产出，每种生产过程都包括在各个时期，投入一系列的原始要素。模型根据投入和产出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
（1）流量投入-流量产出模型（flow input-flow output）
最一般的模型是流量投入-流量产出模型（flow input-flow output）。在这一模型中，原始要素被投入到各个时期，产出也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假定一个这样的生产过程具有期，这可以用公式（）表示：
（）
时期0被视为当前时期，下标代表期之前；（）代表在时期时的劳动投入，（）代表在时期时的消费品产出，一些或者可能为零，这样的生产过程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资本品，只是资本品没有被显著的表示出来。比如投入劳动要素，生产中间产品，其他时期的劳动投入（）可以利用这一中间产品，在其他时期生产消费品。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要素投入和产出并不是在真实的时间内投入真正的要素，而是代表了当前的一种技术。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和是当前技术的恰当的表示形式。
（2）点投入-流量产出模型（point input-flow output）
点投入-流量产出模型是流量投入-流量产出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一模型中不存在流量的要素投入，而是在某一期投入，并在以后各期生产出消费品。点投入-流量产出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
（3）流量投入-点产出模型（flow input- point output）
流量投入-流量产出模型的另一种特殊形式是流量投入-点产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要素投入发生在各个不同时期，但只在单一的最终时期生产出消费品。流量投入-点产出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
（4）点投入-点产出模型（point input-point output）
点投入-点产出模型是一种最特殊的形式，在这一模型中，要素投入和消费品的产出都只发生某个单一时期。点投入-点产出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为：
（）
最早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等人都将他们的分析集中于后两种模型，他们也意识到了除此之外还有更一般的模型，然而他们相信对于后两种模型的分析结论同样适用于更一般的模型。但是点产出模型与流量产出模型相比，两者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在点产出模型中，固定资本是被排除在正式的分析之外的。在单一产品模型中，固定资本意味着要素投入在不同的时期生产出最终的产出，而点产出模型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
奥地利资本和利润理论在以时间为基础的框架中展开的，它着重于分析时间结构与价值、时间结构与资本密集度、时间结构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生产过程是按照它们的迂回程度不同在技术效率上进行比较的。在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中，单位原始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但是消费品的增加服从边际递减规律。“生产过程的延长会引起增产，而增产量到了某一点通常就要减退”。 因此，如何定义迂回程度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庞巴维克使用平均生产时期（average period of production）来衡量生产的迂回程度。假定生产过程持续了个时期，一个流量投入-点产出的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公式（）。是最终产出生产之前的时期投入的劳动数量，代表一单位的最终产出，平均生产时期可以定义为：
（）
在点投入-点产出的情况下，平均生产时期与生产时期的长度相等。在公式（）中，分子是以时间为权重加重的劳动投入的数量，分母是没有加权的劳动投入。因此，代表的平均时期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在最终产出之前平均所需要经历的时间。
庞巴维克坚持认为迂回程度和资本密集度是直接相关的，因此，他使用既作为迂回程度的衡量，也作为资本密集度的衡量。但是，这意味着在他的分析中使用的单利而不是复利的概念。如果利润是按照单利计算的，那么当资本按照工资单位衡量时，等于资本劳动比率。在竞争条件下，产出的均衡值等于包括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其中，生产成本等于：
（）
是工资率，是利润率，资本家需要花费的工资等于：
（）
因此，全部利润等于（）与（）的差额，即
（）
以代表资本值，应当等于利润与利润率的比值，以（）式表示的利润除以利润率，则得到的表达式，即
（）
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资本值可以表示为：
则资本劳动比与平均生产时期相等，即
庞巴维克将资本划分为生产资本与获利资本，生产资本与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的概念相类似，生产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数量。获利资本的概念与储蓄或者生活基金类似，强调资本的获利性质。庞巴维克的利息决定理论有以下特点：第一，根据庞巴维克的观点，利息来自于获利资本，而与生产资本无关，但是庞巴维克的利息决定理论实际上却与迂回生产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第二，庞巴维克假定经济中生活基金总量为一常数，这与古典学派的假定相同，但是，在庞巴维克利息决定理论中，均衡状态下的工资并非由社会、历史等外生因素决定，而是与利息变量同时由模型内生决定。 除此之外，庞巴维克在利息率的决定过程中，还假定了以下条件 ：第一，存在着大量的具有不同迂回程度的生产过程，每个生产过程都具有相同的产出，并能够用一组在产出之前有时期的劳动投入来表示；第二，增加的迂回程度遵循报酬递减规律；第三，存在着给定的由同质的劳动者构成的劳动力总量；第四，存在着竞争和最大化行为，但利润率是以单利形式存在。均衡的工资和利润率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劳动供求相等，二是按照采用的生产过程投入劳动，能够使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均衡条件下获得的利润率与迂回程度的边际产品相关。在连续投入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以下过程得出均衡的利润率和工资水平。
由于迂回程度与生产时期直接相关，而这里的生产时期应当为平均的生产时期，并非由劳动投入至产出结束的绝对生产时期。假定绝对生产时期为T，单位时期内劳动投入为L(t)，则在连续投入的情况下，平均生产时期可以表述为
（）
即按照时间加权的劳动数量与没有加权的劳动数量之比，在这里，不同时期的劳动投入成为该时期在平均生产时期中所占比例的权数。
如果劳动的投入是均匀的，则平均生产时期为
＝＝＝ （）
这说明劳动均匀投入时，平均生产时期是绝对生产时期的。庞巴维克在推导均衡的利息率时，采用了劳动均匀投入的假设。假定经济中生活基金总量为F，工人人数为L，劳动在各时期均匀投入，平均生产时期是绝对生产时期T的。假定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每个人的年产品产值为P（T），根据边际生产力论的观点，，。给定工资率w，资本家将选择最适宜的迂回程度和生产方式，使得利润（利息）R达到最大，因为资本家投入的资本总量，即生活基金总量F为一常数，因此，利润（利息）最大时，利润率（利息率）r也达到最大。
给定工资率w时，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人数为N，
（）
求解最优的迂回程度T，
（）
（）
二阶条件
（）
所以，当时，得到最优的迂回程度T。但是，在这样的迂回程度和工资率条件下决定的就业人数N并不一定等于全部工人人数，因此，不能保证劳动市场的均衡。当N大于L时，对劳动的需求大于供给，工资将上升；当N小于L时，对劳动需求小于供给，工资将下降。只有在N与L相等时，劳动市场从而整个经济才能达到均衡。此时，
，因此，，代入公式（3）得到，
EMBED （）
经过变形化为
（）
由公式（5）决定的T为利润化最大条件下的迂回程度，将T代入（3），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的利润（利息），利润率（利息率）也同时得到决定。
令，
，，，易知，>0，当其充分大时，，又因为，，因此，此时有唯一的T值满足条件。此时，利润率（利息率）与工资率得到同时决定。
庞巴维克的利息决定理论与一般的边际生产力论略有不同，如典型的威克斯蒂德（）的要素边际效用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由于采用了迂回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以及假定经济中生活基金总量和工人人数不变，因此，利息率与工资率的决定是同一过程。工人得到的工资总额为生活基金的总量，而利润率（利息率）为利润与工资总额之比，这又与古典经济学资本（预付）和利润率（利息率）的理论有些相同。
庞巴维克使用平均生产时期作为生产过程的时间结构和资本密度的指数，但是，这只有在单利条件下才成立，但是单利与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定相矛盾。在复利条件下，产出的均衡值应当表示为公式（）
（）
工资支出仍然表示为（），即
（）
总利润等于两式的差额，即
（）
资本存量的价值等于（）与利润率的比值，即
（）
以工资单位衡量资本存量的价值，可以由（）和（）得到资本劳动比率，表示为下式：
（）
由此可见，在复利条件下，资本劳动比是利润率的函数，而在单利条件下，资本劳动比是独立于利润率的，它等于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即平均生产时期。但是，这一区别的意义并不大。资本密集程度和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在分析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本密集度是测度生产手段与原始要素比例的指标，而迂回程度是测度生产的时间结构的指标。
以后的经济学家较少的采用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方法，这并非是发现了这一理论有重大的缺陷，而是由于很难准确的概括这一理论的含义。比如，庞巴维克强调的资本具有的时间性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如何应用这一性质促进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十分清楚。哈耶克的著作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尝试，但是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结论。 战后对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发展作出最重要的贡献的是希克斯。
希克斯长期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使奥地利的经济理论动态化，从而发展出具有一定特色的新奥地利经济理论。希克斯的经济思想经过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从新古典生产函数转变到暂时均衡理论，再转变到稳定状态增长理论，最后形成新奥地利的经济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在其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希克斯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希克斯发展了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 ，投入与产出不再是点，而是流量，希克斯称之为川流（Stream），川流可以用现行利率贴现成现值。生产过程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净现值，因此最重要的如何选择能使现值最大化的生产过程。此时，两个时间的产出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贴现值的比例；任何两个时间的投入之间的边际替代率也等于它们贴现值的比例；投入与产出的边际转换率等于它们贴现值的比率。生产过程的选择受到利率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更为重要。由于利润率的下降会引起贴现率从而贴现值升高，这将促使企业用较远期的剩余川流去替代较近期的剩余川流，从而使其生产计划发生“倾斜”，即投入更集中于近期，产出更集中于远期。为了用一种指数来衡量生产过程的这种倾斜，希克斯提出了一种新的“平均时期”的概念。设贴现率为，未来价值川流为（x0、x1、x2……xn）。平均时期等于
显然，这里的平均时期是川流所发生的各个时期按其贴现值加权的平均数。运用这一概念来衡量上述生产计划的倾斜，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利率的降低导致远期剩余对于近期剩余的替代，因此必然延长生产的平均时期。希克斯认为，他用新的方法重新验证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一般命题，并克服了庞巴维克的生产平均时期采用单利计算的缺点。但是，后来希克斯自己也承认，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一理论太过于静态化了。暂时均衡理论本质上属于单一时期的理论，它的注意力实际上局限于一星期，而对于一星期向另一星期的变动过程则未能提供有效的说明。
希克斯设计了一种两部门均衡增长模型，并用这一模型研究总量增长和部门结构的变动，并说明工资与利润率的变化情况。 假设整个经济分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两个部门，是谷物的价格，是资本品的价格，是工资率，是资本品的所得，即准租金，为利润率，是消费品生产中的资本系数，是消费品生产中的劳动系数，为资本品生产中的资本系数，为资本品生产中的劳动系数，为消费品产量，是资本品产量，是劳动总量，是资本存量，为增长率。则在均衡条件下，价格方程组可以表示为：
（）
如果省略折旧，则有，代入上式，可得
再根据消费品的价格方程，可以得到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即
以消费品价格作为计量单位，上式可以化为
上式可以化简为：
（）
由上式所表示的工资-利润线被希克斯用来考查存在多种技术的情况下，有关技术选择的问题。 对公式（）两端对利润率求导，可以得到工资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即，
根据公式（），可以在w-r坐标平面上描绘由特定的技术系数（、、、）决定的一条工资-利润线，其基本形状是自左向右向下倾斜，具体的凹凸性则根据两部门的技术系数比例而定。如果两个部门的技术系数比例相同，即，工资-利润线呈线性，而当和，该曲线分别凸向原点和凹向原点。当存在多种技术时，各种代表不同的技术工资-利润线在坐标平面上形成一条自左至右向下倾斜的工资-利润边界，根据这一边界可以选择最优的技术。一般情况下，随着利润率提高或者工资率降低，技术选择将沿着边界线向下滑行，这被认为是向更资本密集技术的转移，但是，如果出现两部门技术系数的比例不相同的情况，则有可能出现资本倒流或者技术再转折等资本反常现象。如图所示，虽然进行比较的三种技术既有直线也有曲线，但是并没有出现资本反常现象，而在图中，由直线和凸向原点的曲线所代表的技术都出现了资本反常现象，即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这种技术被放弃，而利润率再提高到某一点时，这种被放弃的技术又重新得到使用。但希克斯仅仅把这种情况作为一种例外。
图 正常情况下的工资-利润边界
图 出现了资本反常现象的工资-利润边界
希克斯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对技术再转折进行分析，力图说明技术再转折发生的条件以及技术再转折的不重要性。假设每一种技术都是先在建设期均匀的投入某种劳动量来生产设备，然后在生产期均匀的投入不同的劳动量，并均匀的生产出一单位最终产品。每一种技术都可以由四个参数来描述，即建设期m和生产期n，建设期的投入系数和生产期的投入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希克斯的每种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
建设期
生产期
投入
产出
0
1
因此，每种技术的效率方程可以表示为：
（）
如果有两种技术，它们的时期参数相同，同为m和n，而投入系数不同，其一为和，另一种为和。由两个效率方程联立，可以得到公式（），即
（）
从而可以得到唯一的工资率，进而得到唯一的利润率，这意味着，如果两种技术的时期参数相同时，尽管投入系数不同，但是不会出现技术再转折。那么，如果时期参数不相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希克斯集中考察了建设期不同的情况。为了分析的简化，可以令两个技术的使用期n无限大，从而将产出期的时期特征转化为，则效率方程可以表述为
经过化简，可以得到
假设两种不同的技术，技术参数分别为、、、和、、、，将它们的效率方程联立可以得到
如果令，即后者的技术建设期较短，令=1，则有
上式左右两端都是利润率r的函数，由此可以在利润率和效率函数的坐标图上得到一条直线和一条曲线，如图所示。由于，左端的曲线呈凹性，并通过原点。由图可知，只有当时，直线才与曲线相交两次，意味着两种技术的效率曲线相交两次，从而出现了技术再转折现象。但是，意味着在产出期，第一种技术比第二种技术投入了更少的劳动，而根据假定，前者的建设期又比后者短，因此，除非后者的建设成本极低，以至于可以抵消它的使用成本，否则，从前一种技术转移到后一种技术是无利可图的，因此，它们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再转折。在希克斯看来，这种情况就好像刃锋一样，很少可能发生，因此，技术再转折本身意义并不大。
但是，希克斯指出，虽然技术再转折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它背后反映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技术再转折在时期结构相同时不会发生，而在时期结构不同时将会出现哪？这是因为，在前一种场合，由于两种技术的时间模式相同，其差别将仅仅体现在各自投入系数比例的不同上，因此，技术变化总是表现为建设期的投入与产出期的投入之间的替代。例如，当工资提高或利润率降低时，将在建设期投入更多的劳动，而在较近的产出期投入更少的劳动，反之则反是，这自然不会产生技术再转折问题。但是，如果两种技术的时间模式也不相同，那么当工资或利润率发生变化时，不同的技术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投入上，也体现在时间模式上，这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替代，即投入之间的替代和生产时期之间的替代。一个方面的正的效应可能会产生另一个方面的负的效应，因此，在工资或利润率发生变化时，总的效应变动的方向是不确定的，这就产生了技术再转折的可能性。
以上的分析说明，任何的生产技术不能仅仅依靠某种单一的参数来描述，必须综合运用投入系数和产出系数来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庞巴维克强调技术差别在于生产过程的时间模式不同，因此，技术的替代表现为生产时期长度的变化，而其他的新古典传统强调技术差别在于投入系数比例的不同，从而技术的替代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因此，这些理论都具有片面性。希克斯的分析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图 以效率函数表示的资本反常现象
由上述所谓“价值利息理论”，庞巴维克进而讨论了利率的决定问题。他认为，就像在一般价格交易中那样，这里有一个主观估价的结果，所以要讨论的决定因素就是买主与卖主主观估价的广度和深度。不过引入时间过程以后，作为对现在物品的一种贴水价格，庞巴维克将利率确定在对现在物品之供求相互平衡的水平上；这里所谓“现在物品”，也就是经济在一定时期可供利用的维持生活基金的总量。假定其需求完全来自劳动者方面，而企业主代表供给方面，则全部供应和需求将在同一个包括全社会的市场内相遇，换句话说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单地看作是工资收入者和资本家间的问题” 。为更容易计算利率起见，庞巴维克假定工资决定在最低生活线上固定的一点，即“维持基金用一个固定的一定的量——一个社会中积累的财富存量作为出发点。” 这样，比如每增加一百镑资本，就可以简单地再把生产过程延长一些，而生产过程的每一次延长都保证产品的增多；但在资本主义工业相当发达的场合下，过程每一次延长后，产品增加量都比前一次延长时要逐步减小，直到产品的增加不能补偿过程延长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庞巴维克的利率决定规律就表述为：“利率是由最后一次延长的生产期的剩余收益所决定的。这几乎和屠能的著名规律完全相一致，他的规律说，利率决定于‘最后投入的一批资本’的生产率”，即“利率将由生产期的最后一次延长来决定”。 可以看到，在上述模型中，庞巴维克把利率视为其时际交换价格结构的一个属性，而不是当作某种事物的特定价格，如货币增殖能力和等待的报酬等。
然而，就像格拉斯科在为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一书写作的“英译者序”中所说，“这里最大的困难乃是，工资不是一个固定量。劳力对雇主的价值决定于预期的产品，这种产品决定于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决定于生产过程的长短，因之，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出发点。” 不过格拉斯科也指出，庞巴维克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又采用了另一种不从工资得到固定点的方法来解决。也就是说，假定现有的供应市场的目前商品量，将买光全部现有的劳力；这样，当财富和工人的比例有了改变时，只要缩短或延长生产期就可以了。如果接受这个假定，那么在任何时候劳动力都会买光现有的“工资基金”，这就使得利率将按照价格形成的一般方式来决定。比如生产期将被延长，直到一个单位的资本的边际运用达到时为止，也就是直到生产时期延长所得到的产品的增加抵不过生产过程的生产率的较少为止。所以，这里得到的供求均衡之含义也就是，通过竞争对工资的调节作用将使经济在某一特定的生产迂回程度上，出现全部劳动者把维持生活基金总量买光的局面，而该特定的生产迂回程度所具有的盈利率便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到，虽然庞巴维克曾在利息起源的三个原因上极力标榜他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然而在利率的决定问题上，他显然又是回到了类似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理论上，如用最后的边际效用来决定他引入时间过程后的资本利息。 这样看来，虽然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在概念和技术分析上与边际生产力论有所不同，但在结论上却与新古典理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理论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把利润的来源归之于生产的技术关系，并且只由这种技术关系决定着收入分配，而丝毫没有论及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对此，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曾经指出，利息作为一种分配的份额（a distribution share）和利息作为一个必须支付的成本（a necessary cost payment）之间的区别，是马克思的利息理论与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之间的差别。布劳格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把资本视为一种能够把价值转化为产品的生产方式、即主要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庞巴维克与新古典的理论一样都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根据庞巴维克的解释，“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和土地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段（the passage of time）以后各自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工人们也收到了他们将来所要收获产品的全部现在的价值，只不过该价值在当前通行的利率上是贬值的，但在将来未贬值时的利率水平上则必然是产出超过现在已贬值的价值。这样，利息理论的任务也就是表明为什么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劳动产品的价值之间会有一个差别存在。但是不论如何，这种商品的未来价值之所以会有在今天贬值的可能性，则只是由于工人们缺少经济储备能力，从而使其没有货币来支付当前商品的一个贴水额，因此利息就成为了一个分配的份额。同时，在庞巴维克那里，利息也是一种支配一个团体在一段时间内收入分配流的价格，从而用来指导资源在当前与未来不同时间段之间的配置。这样，庞巴维克的利息就成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出现的现象，即使荒岛上的鲁宾逊也是可以取得利息的。布劳格指出，这正是庞巴维克的一种辩护性解释，即利息是一个一般的经济类别，从而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
而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这一点又成为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学所作批评的要旨（如前述转型问题的争论中对马克思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抨击）。他认为，马克思把资本的利息（利润）问题、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动问题放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来考虑，是马克思对利息一般性的否定。无疑，庞巴维克在这里颠倒了是非。他始终看不到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经济关系对收入分配变化所必然存在的影响，从而犯了一个与他曾经严格反对的新古典边际理论同样的错误。而且，他对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忽视，也可从其对经济力量在市场上作用的讨论看出来。比如他认为，从短期看经济力量可以造成经济偏离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状态，但在长期中这种状态会占优势；也就是说，在庞巴维克那里，长期的经济状态只是取决于各种既定的经济因素、而不是处于特定社会制度的框架下。显然，他在这里再次忽视了经济力量的变化可能改变经济因素运行的环境。 由此，庞巴维克从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利率的存在并非由于剥削。因为按照他的上述方法，只有生产是瞬间完成之时工人才能得到全部劳动产品；而只要生产是迂回的，则工人们在其参加生产的产品价值中所得份额的现值，就必然比生产是瞬间完成之时为低，从而就必须要对拥有资本品的资本家支付该迂回生产方法的报酬、即利率。同时，劳动力这一因素仅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上不断再生产，所以它既未受资本的剥削，也未生产出什么剩余。然而，如果劳动真像庞巴维克所说无助于价值的增殖、也未受资本的剥削，那么长期以来真实工资的不时波动又将如何解释呢？显然，庞巴维克忽视了工资率的决定问题，就好像它是固定不变的，从而也就根本不用涉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品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问题，这无疑也就成为其理论体系的另一重要缺陷。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为了引进和利用“平均生产时期”的概念，庞巴维克对上面的利率决定还有一个假设条件，即作为资本报酬的利润（利息），在不同资本所有者之间始终是按照一个单利规则（a simple rate of interest）进行分配，从而能够使到期尚未最终销售的消费品进行支付的利润本身，不会进一步再次引起利润收入。也就是说，“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交换（这是利息的来源），只是一般物品交换的一个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形成服从于一般经济交换中支配价格形成的这些规律。……这里我们的任务只是：指出那些影响双方相互评价的具体情况——在目前的例子中，就是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的交换——这个例子说明物品的当前价格是聚集在市场的一些主观评价的合成结果。” 这样，庞巴维克就在其单一产品的模型中排除了复利收入的情况。他认为，由于其中引入了生产的时间结构和异质的消费品偏好，所以迂回程度和资本密度是直接联系的，从而可以使用平均生产时期T同时作为迂回程度和资本密度的测量。比如可把含较长生产时期的生产方法视为更加资本密集的方式，或者也可具体假定一个时际的生产函数，该函数对一单位产出而言具有上述生产时期的性质，而且呈现递减、非均匀收益。这样，当资本用工资单位或斯密的“支配的劳动”测量时，T就等于资本-劳动比率，这种资本密度的测量本身也就暗含着使用单利而不是复利来计算利润。 换句话说，这里的劳动一方面要测量原始的要素投入量，另一方面也要用来测量劳动投入的时间产出——资本，这种情况只有在单利条件下才能实现。
所以，如果每个连续层投入的劳动不计复利、而以单利形式出现，则由（2）式的产出方程转化以后可进一步表示为：
Ya = = w L1(1+r) + w L2(1+2r) + … + w Ln(1+tr) （3）
w是工资率，Li是在第i期投入的劳动量，则总工资为：W = （4）
因此，利润 = 产出 － 预付工资，令r表示利润率，即：
= － = r w （5）
如果K表示利润率为r时的资本价值，即K = R / r, 则：K = w （6）
用（6）式除以（4）式，则可以得到资本密度为：
= w / = T （7）
也就是说，当用工资单位衡量资本K时，资本-劳动比率就等于平均生产时期T。显然，这里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利润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即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动不会影响到平均生产时期的计算、即不影响技术的选择，所以资本的度量与利润率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采用复利计算，产出如（2）式所示、总工资仍为（4）式，则利润就成为：
= － （8）
则： K =（－ ）／ｒ （9）
这样，得到的资本密度为：
=（－ ）／ｒ=／ｒ－１／ｒ
如果进一步假定每期投入的劳动量均相等、都为L，则：
= －= ≠ T （10）
显然，这里的资本-劳动比率并不等于平均生产时期T。因为在这种复利计算的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率成为利润率的一个函数，即资本的度量不能脱离开利润率的变动而单独决定，从而使得庞巴维克最终经过还原的资本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资本度量的逻辑问题上。其实，早在论述有关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的“威克塞尔效应”时，威克塞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即庞巴维克只是用单利来计算平均生产时期而固有的缺陷。那么，出现这一问题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何意义呢？
可以看到，上述对平均生产时期的表述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定义，它取决于庞巴维克在推论中所加入的一系列假设条件。庞巴维克认为，均衡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给定劳动的供给等于需求，二是假定在使用各种有时期的劳动的生产过程中要使利润最大化。这样，在均衡条件下的利润率将联系到迂回的边际产品。所以在庞巴维克的理论中，均衡是一种静止状态，即在每一时期经济都可以简单地再生产自身，总产出和技术条件都不变。由此，在一个重复的简单再生产经济中，根据其假定，工资基金或每人消费水平越高，必须采用更迂回的生产方法，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就意味着更多的劳动用于中间产品——资本品的生产；假定迂回程度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即可推出更高的每人消费水平将有更低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当国民生存基金较低时，利润率将是高的，即资本密度与利润率呈反向变动关系。显然，庞巴维克的这一推论依赖于其静止状态、即单利条件的假设。
在前面克拉克的单一产品模型中，资本可以解释为一种给定的实物量，利息是资本的边际实物产品，这里既没有价值计算，也没有时间；而在庞巴维克的单一产品模型中，利息是劳动与时间的边际产品，利息率又是用时间来计量的，因此必须给予资本一个价值单位。如前所述，庞巴维克正是用“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来解决这个矛盾的。但是，当他把资本还原为各个时期的劳动、从而使得过去一单位劳动与现在一单位劳动相同时，这一点与其积蓄的劳动或迂回生产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假设却是相矛盾的。为此，庞巴维克选择了用工资单位作为测量资本的尺度。在这里，工资单位一方面用以测度原始要素投入量，另一方面又用来计算劳动投入的时间产出指数——资本，从而只有用单利计算才能使其具有意义；一旦采用复利计算就必然会导致循环推论，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劳动投入的时间指数。 比如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时期概念采用单利进行计算，从而使之与工资率或利率无关，这样，其资本-劳动比率或资本密度就只是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对原始要素比率的指数。然而同时，由于迂回程度是劳动投入时间结构的指数，所以继续采用单利就根本无法测度这种时间结构。而且，由于工资单位是由特定时期消费品产出量或中间产品（资本品）与消费品的产出构成所决定，这就导致了单一产品模型的破坏，因为这里的利率已经不再是劳动投入时间的指数，显然异质品的结构被引了进来，这就背离了庞巴维克最初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庞巴维克在测度资本价值时采用工资单位来表明资本的技术性质，这就把收入分配关系与技术关系混淆在了一起，即：一方面，资本是用劳动投入的时间结构来表示，利率由这种劳动投入的时间结构与产出的关系决定；另一方面，测量这种劳动投入的工资基金本身就是资本，从而利率或收入分配又将决定劳动投入的时间结构，从而导致了复利计算中的不一致。而且，也正是这一点最终引起了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逻辑混乱。正像上面所表述的，他用时间结构来表示异质资本品的技术性质，却试图把各种异质资本放在没有复利计算的静态均衡框架下去加总和测量，就必然会出现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他引入了收入分配，用工资单位去测量资本的价值和表明资本的技术性质，但反过来由于又用资本的技术性质去决定利率和收入分配，从而使其理论陷入了循环推论之中。对此，萨缪尔森（1966）和斯蒂德曼（1972）两位学者也都曾提到过上述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庞巴维克衡量迂回性具有平均的性质，这便一定会使原始生产要素具有各个时间轮廓，从而产生相同的平均生产时期。这样，当计算资本的投资数量时，在用已投资的资本数量相除得到平均生产时期之前，如果加上利率的话，则平均生产时期便成了利率的函数，从而使利率不再是唯一的了，由于具有再转换的功能、也就成了复利的情况。因而，如果要给生产方法不同程度的迂回性概念下个准确含义的话，那么它必须不是平均的，而是同涉及生产过程的技术特征有关的绝对计量尺度；而且，也必须能够表明，更迂回的生产方法肯定会使每单位原始投入有更高水平的产出。显然，这些都是重要假设，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则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方法概念只能在直觉上吸引人，但从分析角度看却是无用的。
第二节 时际均衡分析
将均衡的概念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均衡分析一直是经济理论鼓吹自己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基础，但是，尽管经济学家不断的使用这个概念，随着理论的演变，与竞争和资本概念一样，均衡的意义和作用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 在古典传统中，均衡的概念与统一的利润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新古典理论中，随着均衡概念的变化，无论在暂时均衡还是时际均衡中，均衡并不意味着各种不同的资本获得相同的收益率，均衡中存在的差别利息率是一种更普遍的情况。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均衡状态，根据对经典力学的类比，均衡可以表示为不同力量的平衡，比如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供给与需求相等；它还可以表示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不存在内生的变化倾向，这常常与静止状态或稳定状态联系在一起；它还可以被认为是任何特定的经济过程趋向的结果。均衡概念最初应用于经济理论，正是最后一种观点的反应。在古典传统中，均衡是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所有的经济变量不断的向这一引力中心趋近。作为引力中心的是商品的“自然价格”，构成自然价格的是按照“自然率”支付的工资和利润，因此，统一的利润率在古典均衡概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然价格与投资不同的生产线上的资本获得相同的收益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新古典由供给和需求相等来描述的均衡是完全不同的。
马歇尔对古典的均衡概念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他明确地提出了临时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的概念及其条件。 其中，供求长期均衡的概念与古典均衡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前两个概念则或多或少的受到过去事件的影响，也受到间歇性和短暂性因素的影响。马歇尔使用的均衡概念，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把古典分析中认为偏离长期正常均衡的状态，明确地定义为不同的“均衡”概念。在以后新古典理论的发展中，沿着相同的方向，均衡概念的意义和地位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为了在经济分析中引入时间因素，希克斯提出了时际均衡（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的概念，并由阿罗和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发展和完善。 在这种概念下，均衡的条件与古典传统中的自然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时际均衡的目标在于确定不同时期各种商品的市场出清价格，这意味着不仅相同的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而且，资本存量不需要按照它的供求价格形成统一的利润率。在最基本的分析中，假设时间可以划分为无限的离散日期序列，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在时期0开放，并且存在着完全的期货市场，商品的规格不仅涉及所交货物或服务的物理特性，还包括交货的地点和环境。希克斯将其称之为“期货经济”。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所有交易者的决策是在时期0通过期货市场达成的，虽然实际的生产和交易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完成的，但是，显然这种框架在本质上与时间是无关的。但是，正如罗宾逊批评的那样，这种时间只是一种逻辑时间（logic time），而不是一种历史时间。
在实际经济中，交易和市场随时间顺序而发生是明显的观测事实，这是因为在现实经济中人们作出决策时，对未来的偏好和技术并没有完全的预期，也不存在完全的期货市场。交易者在任何时刻形成的预期是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信息所决定的，特别是由经济的现在状态和过去状态所确定的。虽然交易者没有对未来的完全预期，但是仍然需要在当期作出立刻行动的决策，这时形成的是一种暂时均衡（temporary equilibrium）。在暂时均衡的条件下，偏好、禀赋和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资本品作为禀赋的一部分，其存量结构并不一定适合由偏好和技术决定的产出结构，因此，这里存在着差别的利润率而不是统一的利润率。那么，在由暂时均衡序列构成的时际均衡中，资本的存量和价格都可以不断地得到调整，是否可以形成统一的利润率？
通过在传统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引入时间因素，可以建立起时际一般均衡的分析体系，从而将经济理论纳入到一般均衡的思想体系中去。在时际一般均衡分析中，时间具有重要的地位，时际均衡理论的出发点是时点均衡，即标准的无时间因素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也就是瓦尔拉一般均衡。这一理论舍弃了经济运行的时间纬度，假定经济中的各种交易活动同时发生于某一时点或很短的时期，并迅速达到均衡状态。在这种均衡中，商品是没有纬度的，利润率在时点均衡中代表着各种资本品的相对稀缺程度。时际一般均衡扩展了瓦尔拉一般均衡种商品的外延，在不同时期上相同的商品都被认为是不同的商品，都有自己的价格，同时把均衡分析从一个时期扩展到不同的时期之间，建立起一种包含时间因素的均衡体系。
伯利斯认为从时际均衡的角度研究经济理论是一种理想的方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大量的资本品或生产工具，也就是经济活动具有很高程度的迂回性，在投入与产出或者生产与消费之间都要经历很长的时期。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耗费时间的经济，资本的本质是时间。时间因素在利润率决定中占据核心地位。由此可见，时际均衡理论只不过是静态一般均衡理论的扩展，是均衡分析与时间系列分析结合的产物。
时际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时际均衡价格体系。时际均衡中的商品都存在时间纬度，也就是说商品的交货期成为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经济主体而言，在时际经济中，每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将不仅仅实现一个时期内的均衡和最优化，而且要着眼于从目前到将来一段时期内的整个时间系列中的均衡和最优化。因此，他们通常要在现在根据未来的预期做出决策，预先对于自己在将来若干时期内的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这就是时际经济计划，包括时际消费计划和时际生产计划。这些计划将要受到经济主体关于未来价格预期的制约，同时它们也会对时际价格关系产生影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价格预期通过决策计划建立起一套均衡的价格体系，这就是时际均衡价格体系。在这一价格体系下，整个经济将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状态。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计划期长度为T星期，每个星期中所交易的物品有n种，则所交易的商品总共有种，也就具有种价格。如果我们用（；）代表第i种商品在第t星期的价格，那么均衡价格体系可以表示为矩阵形式：
选取任意一种商品的价格，比如第一星期时的商品1的价格作为计量标准，那么上述均衡价格体系可以表示为
商品自己的利息率（own rates of interest）对于分析时际均衡中的相对价格和利息率是一种方便的工具。自己的利息率的概念是由斯拉伐1932年评论哈耶克的著作《价格与生产》时提出来的，由凯恩斯在《通论》著名的第十七章中命名。 伯利斯正是引入自己的利息率的概念，来分析时际均衡价格体系。假定一个经济人决定现在用一单位的商品i换取未来某一时期的若干同种商品，那么在时际均衡的条件下，可以得到未来t星期时同种商品的数量为，而（）代表了在t个星期中让渡一单位商品i所带来的同种商品的增加量，因此，如果用代表当前时期商品i在t星期时的自己的利息率，那么，可以得到，
由此可以推论任一种商品在t至t+s星期的任意期间，自己的利息率可以表示为
从这一公式来看，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既是该物品在不同时际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又反映了该物品价格在不同时际之间的递减比率。所以，自己的利息率与商品的时际价格具有密切关系。两种商品如果在某一时间长度内其相对价格保持不变，则它们的自己利息率也将保持不变。根据自己利息率的这种性质，可以将它带入到时际均衡价格体系中，用它来表示时际价格体系。商品1从第1星期到t星期的自己的利息率为
因此，可以得出商品1在第t星期的价格，并且假定商品1在第一星期的价格为价值标准，所以
由此可以得到用商品1表示的商品i在各时期的价格（），它可以表示为商品i与商品1的相对价格与以商品1自己的利息率为贴现率的贴现因素两部分的乘积。如果商品的相对价格在时际中保持不变，则价格的变化完全取决于贴现因素，由于在任何星期中的自己利息率都是相等的，因此，很明显各种商品的价格将按照同一比率递减。
， （）
更进一步，如果任何两个相邻星期的自己利息率都相同，那么商品价格在不同时际的递减率也将相同，这时可以将自己的利息率定义为通常意义上的利息率。自己利息率的引进清楚地显示了商品时际均衡价格的内在联系与变动规律，它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人们的时间偏好和时际技术。
但是，由上面的论述得出通常意义上的利息率，是由于一个特定的假设条件，即商品的相对价格在不同的时期保持不变，这是一很特殊的假定，它要求偏好和技术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期的影响可以相互抵消，这显然与实际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作为更一般的假定，商品的相对价格在不同时期应当是可以变化的。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假定经济中有三种物质属性不同的商品，包含三个不同时期，因此，存在着9个时际均衡价格，均以现值表示，以商品1在第1时期作为价值标准，如表4-1。
表4-1 商品时际均衡价格的现值
商品
时期
1
2
3
1
1
2
4
2
4
3
8
14
20
根据自己的利息率的定义，商品在两个不同时期和的利息率可以表示为：
根据这一定义，可以得到三种商品在不同时期的自己的利息率，这可以表示为表4-2。在这些自己的利息率中，同一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不同的商品在同一时期的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而且有些自己的利息率是负值。这与那种特殊的情况相比，即自己的利息率在两个相邻的时期都相同，并且不同时期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同，显然是一种更一般的情况。在不同时期自己的利息率的变化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利息率经常随着时间变化。不同商品之间自己利息率的比较，同样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这是因为由于偏好和生产技术的变化导致不同时期的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如果相对价格保持稳定不变，那么商品之间自己的利息率的比较也会随时间保持稳定。至于出现负的自己的利息率，凯恩斯在《通论》中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根据凯恩斯的分析，不同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些资产可以帮助生产过程或为消费者提供服务，从而有产出；二是因时间消逝而蒙受耗损，从而引起开支；三是资产持有者随意处置其资产的灵活性。 由于这里的分析并不涉及货币的因素，因此，可以不考虑第三个因素，就前两种因素而言，当因时间导致的商品的开支大于产出时，就会出现负的自己的利息率。 以上的分析表明表4-2所示的自己的利息率的各种变化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表4-2 不同时期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
但是，商品自己的利息率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可以通过持有自己的利息率最高的商品而获利。在第1时期和第2时期之间，商品2具有最高的自己的利息率。在第1时期投入1单位的商品2，在第2时期将获得2单位的商品2，而第1时期投入1单位的商品1，在第2时期只能获得单位的商品1。但是，如果在第1时期以1单位的商品1与商品2交换，可以得到单位的商品2，在第1时期投入单位的商品2，在第2时期将获得单位的商品2，在第2时期将单位的商品2与商品 1交换，将获得单位的商品1，这与在第1时期投入1单位的商品1获得收益是完全相同的。同样的道理，用商品1交换自己的利息率为负值的商品3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在时际均衡时不同的商品不一定能够形成统一的利润率，实际上，只有在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各个时期保持不变时才能形成统一的利润率，但是，偏好和技术的变动并不能保证这一点。
由于在新古典的分析中，均衡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均衡不再像古典传统中那样，是由统一律原则规定的引力中心，而是转变为市场出清，即由经济主体生产与消费计划完全一致所规定的供求相等原则。无论是在暂时均衡还是时际均衡条件下，市场出清或者供求相等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商品具有相同的收益率，即统一的利润率并不是新古典实现均衡的条件。从根本上来讲，古典传统将社会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竞争和套利机制的存在，在均衡状态下必然形成统一的利润率，而在新古典传统中，由偏好和技术表示的物质关系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外生给定的偏好和技术决定了不同商品之间的差别的利润率是一种更普遍的情况。
第三节 新奥地利学派的发展
在以上对新古典利润理论讨论的过程中，以竞争性均衡以及不存在不确定性作为假设前提，因此，这里的利润是与利息相同的概念。当放松这些假定时，经济主体获得的利润可能会低于或高于按照普遍的利息率获得收入，这便产生了纯利润（pure profit）。在瓦尔拉时际均衡理论（the theory of Walrasian intertemporal equilibrium）中，如果经济主体对于未来可获得的技术、偏好和资源禀赋具有完全的预期，那么，在所有商品的各个时期的市场上将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所有的交易在期初即可完成。但是，在实际经济中，这些假设条件是不具备的，比如不存在完全的预期和全部的期货市场，因此，交易是按照时序持续完成的（sequential）。希克斯引入了暂时均衡（temporary equilibrium）的概念。 假定存在着很多时期，在每一时期的开始市场开放，其中包括有限数量的期货市场。由于并非所有的期货市场都存在，因此，经济主体不得不估计某些未来价格以便进行当期的交易。根据这些预期，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当这些市场上的供求达到平衡时，经济就达到了一种暂时均衡的状态。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里，作为交易结果的契约得到执行。在下一个时期的开始，市场重新开放，新的交易发生。在第一个时期形成的预期是否正确，这取决于第一个时期各种经济活动的结果与第二个时期开始时的市场状况。预期由此得到修正，并且第二个时期的价格也将反映这些新的预期。在第三个时期开始时，市场再次重新开放，由此经济按照一个暂时均衡的序列不断进行下去。
在一个暂时均衡的理论框架下，可以引入对纯利润的分析。基本的思路是首先构建一个不存在纯利润的模型，分析使纯利润不存在的那些假定条件，而后改变这些条件，以找到形成纯利润的最重要的因素。熊彼特强调创新的作用，而奈特强调不确定性的影响，他们在理论分析中都使用了类似的方法。
在暂时均衡序列中，经济主体能够完全准确的预期市场出清的价格。熊彼特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说明这种状态，在这一模型中，偏好、技术与资产分布等决定经济结构的要素都将持续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经济主体将这样的结构的经济含义融合进他们的预期程序中。当这样的结构稳定不变时，经济主体将会充分的利用所有有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从而使得准确的预测成为一种常规（routinised）。在这样的环境下，纯利润将保持为零。熊彼特将这种理性预期下形成的暂时均衡序列成为“循环流动”（the circular flow）。这被他视为一种零利润下的稳定状态。在熊彼特看来，最重要的不是要保持这种稳定状态，而是结构的改变。当结构发生变化时，进行准确的预期的条件就不存在了，纯利润将会出现。他将有关的结构变动称之为创新，其中包括引入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技术、开发新的市场、为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供给找到新的来源以及发展新的产业组织形式。
创新来自于企业家的活动，他们具有更强的想象力、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改变了经济结构并打破了原来的常规。纯利润来自于成功的创新行为在一开始获得的市场垄断力量。第一个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家将会获得垄断地位并使价格超过生产成本以获取纯利润。由于他们获得垄断力量是暂时的，因此，纯利润也必然是暂时的。一旦获取正的纯利润的可能性被其他经济主体获知，创新的企业家的行为将被模仿，从而垄断力量和纯利润都将消失。消失的速度取决于效仿这样的行为存在的障碍。
创新还可以为其他部门创造纯利润，这取决于最初的创新的性质。当然由此获得的利润也是暂时的，因为当企业家意识到获取纯利润的可能性存在的时候将会重新分配他们的资源，从而消除这种纯利润。对应于应用创新的部门，其他的部门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将会导致这些部门发生亏损，这个过程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纯利润可以按照两种方式计算，即收入流量和资本利得，它们之间的分布状况却决于创新发生的组织状况。熊彼特通常将其视为纯利润在企业家和为企业家的行为提供资金的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熊彼特将创新和调整的过程视为连续的预期均衡之间的中断。他为了研究这种暂时性中断的本质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形式。创新将会产生复杂的经济周期。在每个周期的经济复苏阶段，将会形成新的理性预期的均衡状态，这会导致大量新的创新行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必然是周期性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家行为将会发生变化。一方面人们所熟悉的日常事务之外的事情，现在比以前容易做了，而且创新本身也成了常事，技术进步已经越来越成为训练有素的专家队伍的事业，他们使技术变革成为可预见的进程；另一方面，诸如个性和意志力等特征已很少作为与经济、社会变化相适应的环境的因素。最终，当所有的创新都沦为例行公事的时候，资本主义将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熊彼特的纯利润理论以结构变动的概念为基础。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具有偏好、技术和资产分布的稳定结构的资本主义经济将会使纯利润为零，产生非零的纯利润的结构变动被视为创新。但是，似乎未被预料到的结构变动而不仅仅是结构变动导致的纯利润的产生。实际上，熊彼特本人也暗示不确定性应当被作为纯利润产生的基础。 但是，明确了不确定性与纯利润之间的关系的是奈特。
虽然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奈特使用了与熊彼特相同的分析方法。奈特着重研究的是，在暂时均衡序列中，完全的预期是如何排除了纯利润的存在的。与熊彼特不同，他强调的不是状态环境的变化，而是将产生纯利润的可能性归于不确定状态下经济主体本质上只具有有限的预测能力。奈特的研究将纯利润与不确定性的具体形式联系起来。他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而正是不确定性能够获得非零的纯利润。如果风险是不确定性的唯一形式，那么这种状况与具有完全预期（perfect foresight）的状况是相似的，从而不会产生纯利润。奈特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关键在于，不确定的结果是否可以用客观的概率分布来表述。如果结果可以表述为这样的概率分布，那么这种情况被视为一种风险，如果结果不能用客观的概率分布来描述，那么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性。在第一种情况下，不确定性是可以估计和度量的，而后者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未来的结果进行粗略的主观估计。在具有风险的状况下，有足够的资料来计算概率分布，所有理性的行为主体都将其作为未来结果的一个合理的估计，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分布是客观的。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没有形成相同的估计的基础，对于未来结果的估计只能是主观的，并且不同的主体之间的估计有差异。
在只包含风险的不确定的状况下，纯利润将为零，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准确地估计出平均值，随着相同实例的增加，作出错误估计的概率将趋近于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保险机构化解。但是，对于那些从本质上来讲绝对不可预测的事物造成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够由保险机构消除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正是反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区别。类似于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发展起来以应对风险，而不确定性的问题由企业家来解决。因此，奈特将收入分为两种，一种是契约收入（contractual income），包括利息、工资和租金，一种是纯利润，这被作为一种剩余。企业家就是那些有能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作为估计，并有信心按照自己的估计行动的人。以他们的估计为基础，企业家与其他经济主体签订契约，并保证他们的收入。超过成本的收入部分将作为纯利润，这取决于企业家在行动开始时预期的准确程度。当然企业家获得纯利润既可能是收入流量也可以是资本利得。
奈特对于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分是清晰而明确的，但是，同样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不确定性本身不足以排除所有的保险行为，也不足以产生非零的纯利润。由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发展的或有商品理论表明了这一点。 而且，如果存在着道德风险，即使能够客观的估计一些未来结果的概率分布，一些经济活动也不一定能够被保险。或有商品是对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通过扩展商品的定义，使得时际均衡理论可以包含一些不确定的结果，其中也包含了由奈特定义的不确定性。与不存在不确定性的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相比，所有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只是扩展了对商品的定义。在这样一个经济中，尽管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时际均衡将会使纯利润为零。在这里，承担不确定性的成本的不再是企业家或生产者，而是对未来状况进行估计的消费者。在均衡状态下，生产者的利润与不确定的状况是无关的，因为他们的合同即包括了投入的或有状况也包括了产出的或有状况，最大化行为和竞争将会使纯利润为零，这和确定性状况的时际均衡结果是完全相同的。消费者的效用将会依赖于哪种状况发生，能够更好的估计的消费者将会受益，而估计错误的将会受损。但是，这种消费者效用和福利的差别不应当理解为奈特所论述的纯利润的概念。
除了创新和不确定性以外，市场统治力（market power）作为纯利润产生的原因也为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统治力与纯利润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对于竞争性市场和市场统治力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使得各种观点更加混乱。在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中，行为主体将价格视为参数，当经济偏离均衡状态时，并不是由行为主体改变价格，而是由假想的拍卖者（auctioneer）改变价格，使需求过多的商品价格提高，使供给过多的商品价格下降。在每个市场上，净需求或净供给的数量越大，价格变化也就越大。但是，这种机制在现实中大多数市场中都是不存在的，改变价格的是行为主体而不是拍卖者。这就使得这样的市场很难保持瓦尔拉一般均衡中竞争的定义，即相同的商品在任何时刻，所有行为主体都面临相同的价格。其他的一些竞争概念同样不是非常的精确，很难准确地描述偏离竞争的状态，也就难以清晰的说明市场统治力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当放弃行为主体完全了解价格的假定时，更是如此。这使得构建描述非竞争性市场的模型成为可能。
将创新、不确定性和市场统治力这样的概念引入到原来的新古典分析中，丰富了新古典的利润决定理论。这些概念的引入使用了相似的分析方法，即为了解释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现象，在原来的分析框架下，改变了原来理论的假设条件，加入新的更现实的假设条件，从而解释纯利润的产生。
第十二章 一般均衡理论
第一节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奥地利模型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本概念，但是技术再转折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资本反常现象，而边际生产力论需要一个总量资本的概念，这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资本加总问题以及面临资本计量与利润率之间的循环论证。放弃总量资本的概念，转向使用异质资本品的一般均衡模型，成为新古典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由瓦尔拉最初建立，并由德布鲁、阿罗和哈恩等人发展完善的一般均衡理论，逐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由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为新古典理论作出了最成功的辩护。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于采用数学方法证明一般均衡体系中具有经济意义的解的性质，即解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这忽略了瓦尔拉最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的问题。瓦尔拉用资本形成方程体系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资本品的生产以及资本积累问题，如果忽略了这部分内容，那么一般均衡体系从本质上来讲只能说明一个纯粹的交换经济的特征，而不能说明使用资本品进行生产的经济体系的特征，而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特征。然而，在一个异质品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各部门之间形成的是差别的利润率，在引入统一的利润率这一概念以后，将不会产生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解，即在这样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具有逻辑的不一致性。
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瓦尔拉用一个交换与生产方程体系来描述一个资本主义经济。 采用瓦尔拉在原文中使用一些表述，代表一个经济中一年生产和需求的m种消费品（A、B、…、M）的数量；代表n种要素提供的年生产性使用的数量，这些要素被分为三类，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代表消费品和生产要素提供的年服务的价格，商品A作为价值单位，令其价格等于1。
在瓦尔拉《要义》中，以固定生产系数的经济体系作为论证的基础，生产m种消费品（A、B、…、M）的固定生产系数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在竞争性均衡条件下，可以用（）-（）四个方程组来表述整个经济的生产和交换，即：
（）
（）
（）
（）
在方程组（）中，消费品生产和需求的数量由相对价格决定，而相对价格决定于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这里的相对价格不仅包括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包括生产要素提供的年服务的相对价格。方程组（）表示消费品的价格与生产成本相等。方程组（）表示要素提供的年服务需求与供给相等。方程组（）表示要素提供的年服务的供给是各种相对价格的函数。根据瓦尔拉的论证，在方程组（）-（）中存在着（2m+2n-1）个未知数，包括（m+n-1）个消费品和要素年服务的价格以及（m+n）个消费品和要素年服务的数量。由于在（2m+2n）个方程中任何一个方程都可以由所有其他方程推论而得，因此，在这一方程体系中包括了（2m+2n-1）个独立的方程，与未知数的个数相等。在其他一些辅助的假设条件下，这样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可以得出具有经济意义的解。 这些辅助的假设条件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忽略这些方程具有多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均衡解的，假定在上述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唯一的具有经济意义的解，这可以使分析简化，但不影响对主要问题的说明。
很明显，上述方程体系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实际上考察的是一个不使用资本品的经济，在那样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生产性服务都由劳动和自然资源提供，而不能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为了能够讨论可以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瓦尔拉引入了“资本形成”方程，用来决定资本品的产出和净收益率（rate of net of income）。
首先，瓦尔拉资本品K年服务的总价格和相应的净价格。净价格等于资本品年服务总价格减去资本品价格的一个的比例，比如每年的摊销或者折旧。由资本品K获得的年收益率可以表示为：
（）
（）式表明，瓦尔拉假定在竞争的条件下，所有异质的资本品获得相同的收益率。假设存在种这样的资本品（），价格分别为，每年由于折旧或者摊销耗费的费用占资本品价格的比例为，根据以上条件和（）可以得到以下方程组：
（）
在均衡的条件下，资本品的价格将会等于它们的供给价格，这可以用方程组（）表示：
（）
将（）代入到（）中将会发现，资本品的供给价格中包含着统一的收益率。每年生产的种资本品（）的数量可以表示为。全部资本品产出的价值应当等于经济中年储蓄的总额，这可以用年总收入超过在消费品上的支出来表示。总储蓄可以表示为均衡条件下价格体系的函数：
（）
由于引入了资本品的生产，表示要素提供的年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方程组（）也必须相应修改，以包含资本品的生产：
（）
在方程（）、（）和（）中出现的个未知数，即资本品的价格（）可以消掉，从而使瓦尔拉的资本形成方程重新表述为更简洁的形式：
（）
（）
按照上述的表述，瓦尔拉的资本形成理论在原来的方程组中引入了(1+)个新的未知数（个资本品的产出数量以及收益率），并增加了(1+)个新的方程，即（）和（）。新的一般均衡体系由方程组（）、（）、（）、（）、（）和（）组成，含有（2m+2n+）个未知数和独立的方程。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得到具有经济意义的解。问题在于方程组（），其中的未知数包括净收益率和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为了便于理解生产性服务的价格在这些方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先假定一种特殊的情况，即个人的偏好恰好使得经济中的总储蓄为零。根据（），这将使得资本品产出数量均为零，因为没有任何资本品的产出可以是负数。这将使得方程组（）恢复到（），并根据（）-（）决定消费品和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相对价格和数量，如同不存在资本形成方程组时一样。但是，这时的一般均衡体系中仍保留了个方程，即方程组（），但是只有一个未知数，即净收益率。因此，在消费者的偏好使得总储蓄恰好为零时，加入了资本形成方程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不一致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由于消费品的需求条件和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条件足以确定资本品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以及其他土地和劳动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价格，因此，也就决定了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由此决定的资本品价格才能与由方程组（）决定的、以统一的收益率为基础的资本品价格完全相同。这种不一致性的经济含义是很清楚的。为了决定价格与产出，瓦尔拉将经济中的资本存量视为外生给定的。我们无法期望外生给定的资本品的构成与由消费者偏好决定最适合生产的资本品的构成相一致。比如，布和谷物是经济中仅有的两种消费品，分别使用织布机和拖拉机生产，在织布机和拖拉机数量是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说两者的比例与由消费者对布和谷物两种消费品的需求偏好所决定的两种生产资料的比例相同，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偶然才发生的事情。两种资本品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分别相等，这会要求相对过剩的资本品提供的服务价格下降，从而这种资本品的收益率下降，而另一种资本品的收益率上升，这将导致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
总储蓄为零的情况与更一般情况相比，差别仅在于资本品的产出是否为零。当总储蓄和资本品的产出不为零时，方程组（）是否可能与一般均衡体系的其他部分同时得到满足？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当且仅当资本品产出的相对比例使得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与由方程组（）相一致时，一般均衡体系才存在有经济意义的解。因此，整个体系的一致性依赖于由当前资本品产出结构所决定的生产性服务的价格。
为了分析总储蓄不为零的一般情况，先定义一个子体系，它包括（）、（）、（）、（）、（）以及方程组（）中的一个方程，不妨设为方程组（）中的第一个方程，即资本品K的价格方程。在这样的子体系中，我们加入一组任意给定的资本品产出的原始比例，它由()个方程组成，表示为方程组（）
（）
这样，被子体系排除在外的方程组（）的其他方程可以重新表述为（），并且含有与资本品种类同样多的()个收益率：
（）
给定由（）决定的资本品的初始比例，在子体系中，包含了（2m+2n+1）个独立的方程和（2m+2n+1）个独立的未知数，即（m+n-1）个消费品和要素服务的相对价格、净收益率i、（m+n）个消费品和要素服务的数量以及资本品K的产出数量。与以前的假定相同，我们假设这样的体系存在着有经济意义唯一解。将要素服务的价格带入到方程组（），可以获得()个不同的收益率。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调整资本品产出的结构，即由方程组（）表示的，从而调整要素服务的价格，使得由方程组（）所有的收益率（）相等并等于由子体系决定的资本品K的收益率i。只有实现这样的结果，加入了资本形成方程组的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才能得到具有经济意义的解，即具有内在一致性。
资本品原始比例的变动对于由子体系决定的要素服务价格的影响，决定于生产各种资本品时投入的要素服务的比例。如果这些比例恰好相同，那么原始要素比例的变化将不会影响要素服务的价格，因此，也不会改变资本品收益率不均衡的状况，整个体系也存在着不一致性。如果生产资本品时投入的要素服务的比例不同，在这种更一般的情况下，调整资本品原始比例将会改变要素服务的价格。在产出数量增加的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以较高比例投入的要素服务的价格会上升，而产出下降的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以较高比例投入的要素服务的价格会下降。比如，我们提高而保持其他比例不变，则产出增加而其他资本品产出下降。然后比较与其他资本品（不妨称为X，它由构成）的每个生产系数。生产投入系数相对较高的要素价格将上升，而生产投入系数相对较低的要素价格将下降。
在一个竞争性经济中，当各种资本品的收益率不同时，资本品产出的比例将会得到调整。资本品的收益率的调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通过各种资本品提供的年服务的价格，也就是由方程组（）左端表示的资本品的需求价格，来影响资本品的收益率。这种途径既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不同资本品之间收益率的差异。当具有更高收益率的资本品更多的用于生产收益率较高的资本品，而较少的用于生产收益率较低的资本品，收益率之间的差异将会增加。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来影响资本品的收益率，这由方程组（）的左端来表示。具有更高的初始收益率的资本品产出将会相对增加，供给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这将会缩小收益率之间的差异。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般情况下，即同时使用多种资本品，并且经济中的总储蓄不为零，即各种资本品的产出不为零，资本品相对产出的变化是否能够改变他们的相对成本，以获得统一的收益率。答案是否定的。除非要素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否则，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对于相对产出的变化是不敏感的。初始收益率之间的差异程度取决于资本存量的数据，而一旦某种资本品的产出下降到零，那么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停止了，进一步缩小不同资本品收益率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整个体系也就无解。在以上的讨论中，均假定了固定生产系数，但是结论可以很容易的扩展到可变投入系数的情况。在可变投入系数的假定下，将会增加获得具有经济意义的解的难度，因为要素服务之间的替代更加容易，从而使要素服务价格对于资本品产出数量的变动更加不敏感。
这一结论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正如上面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瓦尔拉将经济体系中可用的异质的资本品存量视为既定的资料，那么，我们就不能期待这样的资本存量结构与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由消费者偏好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产出结构相一致。如果瓦尔拉没有将资本品的产出结构作为未知量引入方程体系，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的内在不一致性可能还不为人们所知。直到《纯粹经济学要义》第四版时，瓦尔拉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不一致性，承认没有理由确信，储蓄的数量能够满足新的固定资本品的生产，而这些资本品的结构恰好满足方程组（）。
因此，瓦尔拉最初的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的这种不一致性表明，不能够像劳动和土地那样，将每种异质的资本品作为一种单独的要素，这种做法将会与投资者追求最高利润率的行为相冲突。在新古典供求框架下，要避免这种矛盾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资本视为一种要素，其实物构成由均衡条件来决定，这意味着资本在形式发生变化时数量保持不变。另一种方法是放弃传统的均衡的观念，即允许存在着各种异质的资本存量，其收益率各不相同。显然，第一种方法又将会遇到资本计量的问题，而第二种方法将会引起均衡概念的变化，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第二节 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
从19世纪中叶甚至更早的时代以来，均衡概念就已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随后，微分数学方法的逐渐引进提供了与流行于物理和数学中的均衡概念——如处于静态的多个物体的均衡和彼此相反的力量的平衡——明显类似的思想。琼斯认为，在经济理论中所采用的均衡观念，作为研究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基点，在一般条件下是指用来表示那种没有变动倾向的经济结构；同时，如果从原来位置的任何移动都会产生一种趋向于将该系统又移回原处的力量，则这种均衡就是稳定的。 根据包含市场多少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能否对其他市场造成影响，均衡理论有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之分。其中，后者只分析一个经济的某个具体部分，而这个经济的其余部分对此部分的影响保持不变，即总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这被称为局部均衡分析，一般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是这一分析方法的集大成者；而前者所描述的，则是当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的状态，即一般均衡分析，这一理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效用学派或新古典经济学派独立发展的，特别是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中采用的分析模式，更被视为该分析方法“最有效的途径”，按照熊彼特的说法，“经济均衡理论是瓦尔拉斯的不朽贡献”， 同时新古典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仍然是这一理论的基础，所以又称之为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
1、包含交换和生产的一般均衡模型
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内容，198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布鲁教授在其授奖演说中曾经总结说，“瓦尔拉斯在1874-1877年间建立数学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按照主体人在商品市场上相互作用达到均衡这样一种理论，来解释价格向量和一个在经济中可观察到的不同主体人之间的行为。所以，在这样一个均衡中，每个生产者在其生产集合中相对于价格向量使其利润最大化；每一个消费者在其预算约束下于消费集中满足其偏好，预算约束则用其拥有向量的值和在生产者利润中的分配比例来确定；并且，对于每一种商品，总需求等于总供给。” 概括地讲，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在存在无穷多商品种类的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商品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按照瓦尔拉斯在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的序言所说，其目的就是要“不断获得下列成就”：（1）通过交换理论确定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价格；（2）通过生产理论确定原料和生产服务的价格；（3）通过资本形成理论确定固定资本品的价格；（4）通过流通理论确定流通资本品的价格。 可以看到，对瓦尔拉斯来说，所谓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运用数理方法，从交换、生产、资本形成和货币流通四个方面来确定各个市场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那么，在这种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各个市场上的均衡价格究竟是如何确定、即怎样达到一般均衡的状态呢？如上所述，瓦尔拉斯的分析从构筑一个简单的纯粹交易经济模型开始，其中没有生产活动、没有资本（只是作为生产要素被引入）、从而也没有货币的存在，一切交易都是非货币性的、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如果要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则每个消费-交易者（企业家）在既定条件下也都必须实现最大可得满足（利润），同时在所有市场上的供求也都是相等的。这样，问题就归结为：在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系中，怎样才能在没有引入货币的条件下达到这种状态？显然这是较为困难的，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一个交换经济中，除非所有供求都会偶然地相互对应和一致，否则通过物物交换而使所有单个交易者得到满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瓦尔拉斯则通过采用著名的卖者喊价机制（tàtonnement，即“摸索”之义）来试图解决这一难题。 简单地讲，该过程可描述为：假设所有单个消费-交易者和企业家在一个大厅内相遇，由于所有人都被假定为竞争价格的接受者，所以也可在此假定存在一个能够随意喊价的拍卖商。根据每一次报价，那些市场参与者将随即按照瓦尔拉斯定价规则办事，即价格将随着市场对这种商品求过于供超过部分的信号、朝同一方向变动。既然偏好不变，则最初的供求函数以及这个系统的均衡价值就不会受交易者非均衡行为的影响。这样，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的孤立市场中，卖者的喊价过程就会达到一定的价格与数量、成为市场供求方程式的解，这些方程式决定于交易者最初需求函数和最初持有的资产，而每种商品的均衡数量也就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换。同时，由于各个市场并不是孤立的，所以瓦尔拉斯断定，在第m个市场通过沿着同一方向重复m - 1个市场的逐次调整，将使价格按供求规律逐一变化、从而越来越接近于一般均衡。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示这一卖者喊价机制、并在交换经济中加入生产性服务，则可以将其表述为一个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总方程体系。这里首先定义以下变量：
Fb，Fc，Fd，… Ft，Fp，Fk：表示m种商品和n种要素的生产函数；
Da，Db，Dc，Dd … ；pa，pb，pc，pd …：表示一年中生产m种消费品的数量与价格；
Ot，Op，Ok …；pt，pp，pk …：表示n种生产性服务、即要素年供给的数量与价格；
at，ap，ak …；bt，bp，bk …：表示生产系数，即投入m种产品（与下标a，b，c，…对应）的每个单位生产中所需投入n种要素（与下标t，p，k，…对应）的量。按照瓦尔拉斯的定义，这里的投入系数一开始即被假定为固定不变，所以说每个带有该生产系数的方程其实也就是一种固定生产要素比例的微观生产函数，即每一种资本品相对于生产特定的产品都有各自的技术性能，从而也就是在给定技术的基础上讨论均衡。
这样，从经济总量方面来看，则包含生产过程在内的一般市场均衡体系将由下面四套方程组来规定和表示：
（1）商品的需求方程组（m个方程）：
Db = Fb（pb，pc，pd … pt，pp，pk…）
Dc = Fc（pb，pc，pd … pt，pp，pk…）
Dd = Fd（pb，pc，pd … pt，pp，pk…）
………… （1）
Da = Ot pt + Op pp + Ok pk + … －（Db pb + Dc pc + Dd pd + …）
（2）商品的供给方程组（m个方程）：
1 = at pt + ap pp + ak pk + …
pb = bt pt + bp pp + bk pk + …
pc = ct pt + cp pp + ck pk + …
pd = dt pt + dp pp + dk pk + …
………… （2）
（3）生产性服务、即要素的需求方程组（n个方程）：
Ot = at Da + bt Db + ct Dc + dt Dd + …
Op = ap Da + bp Db + cp Dc + dp Dd + …
Ok = ak Da + bk Db + ck Dc + dk Dd + …
………… （3）
（4）生产性服务、即要素的供给方程组（n个方程）：
Ot = Ft（pb，pc，pd … pt，pp，pk…）
Op = Fp（pb，pc，pd … pt，pp，pk…）
Ok = Fk（pb，pc，pd … pt，pp，pk…）
………… （4）
其中，方程式（1）给出了一年中生产和需求的消费品数量，假定消费者偏好等因素不变，从消费者均衡条件中可得到相对价格系统的函数方程、即供给和需求的相等可以确定价格系统，等式左边是作为价格函数的需求数量，右边即是价格函数的生产数量；方程式（2）表明了产品的售价相等于在其制造中所使用的生产服务的价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可以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报酬，其中商品a被视为价格标准；方程式（3）表明了有效供给量相等于所耗费的生产服务量（即生产性服务的就业量），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假定生产技术状况不变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模型，即通过方程可将每一部门的产量与投入要素量相联系，而且如果该方程组中所有等号都成立，则表明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或要素闲置；方程式（4）给出了每年为满足生产性服务需求而供给的生产性服务的数量，该年供给数量是消费者均衡条件中所获得的相对价格的函数，等式左边可视为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数量，等式右边即是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数量，该供给量也是相对价格的函数，从而方程式（3）与方程式（4）是对应的。
这样，上面的方程式体系总计有2 m + 2 n个方程，但其中相互独立、或线性无关的方程只有2 m + 2 n - 1个。根据瓦尔拉斯定律，所有方程之间要满足这样一个约束条件、即社会总收入等于社会总支出，也就是对所有价格而言的所有商品超额总需求为零，即：
∑ P i E ij = 0 （i从1至m）
其中，E ij 被定义为第i个消费者对第j种商品的超额需求（Excess Demand），Pi为该商品的价格，此式即为瓦尔拉斯定律。由于事先假定消费偏好不变、即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上为零次齐次，所以消费者的超额需求函数也为零次齐次，即如果所有价格按相同比例提高或降低、该超额需求将保持不变，从而上述2 m + 2 n个方程可缩减为2 m + 2 n - 1个方程。这样，当处于全面均衡状态时，就会剩下2 m + 2 n - 1个方程来确定2 m + 2 n - 1个未知数，即：（1）服务供给的n个总量；（2）这类服务的n个价格；（3）产品需求的m个总量；（4）这类产品以第m种产品计的m - 1个价格。由于独立方程数目与未知数数目相同，所以瓦尔拉斯认为该体系是有解的；也就是说，每个部门产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以及所有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给量都将同时被决定，此即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
2、引入资本的一般均衡模型
不过，上述一般均衡体系的讨论只涉及到生产性服务要素的年供给、即流动资本，并不包括资本存量、即固定资本，显然这是不全面的。为此，瓦尔拉斯又通过“资本形成——即从服务到资本品的转变”方程，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引入了耐用资本品。按照后凯恩斯学者伊特韦尔的研究，瓦尔拉斯的做法是在上述不含资本品的生产方程体系中引入4个新的变量，即：资本品价格Pk，资本品需要的数量Dk，净收入率i，及储蓄的总价值E（从价值标准的角度来看）。 首先，在瓦尔拉斯那里，一切土地资本T、人力资本P和人造资本品K都是资本、即广义资本品，因而后一类产品被称为狭义资本品，这是瓦尔拉斯在此引入的主要变量。令Pk，Pk’，Pk’’…分别表示l种狭义资本品K，K’，K’’的价格，以pt…pp…pk，pk’，pk’’…为服务类型T…P…K，K’，K’’的价格，分别以kt…kp…kk，kk’，kk’’…k’t…k’p…k’k，k’k’，k’k’’，…k’’t…k’’p…k’’k，k’’k’，k’’k’’…为投入生产的各种服务的量，则可得出下面l个方程：
ktpt + … + kppp + … + kkpk + kk’pk’ + kk’’pk’’ + … = Pk
k’tpt + … + k’ppp + … + k’kpk + k’k’pk’ + k’k’’pk’’ + … = Pk’
k’’tpt + … + k’’ppp + … + k’’kpk + k’’k’pk’ + k’’k’’pk’’ + … = Pk’’
………… （5）
该方程体系表明，在均衡之时资本品的生产成本等于其价格。
但与一般消费品不同的是，资本品既是产出、也是投入，故价格又要受其所提供生产服务价值的制约，即还可表示为其未来收入在寿命年间所提供服务净值的资本化或贴现值。由于瓦尔拉斯定义净收入为每单位资本品中不含折旧费j与保险费v（这两者均按年以百分率计入资本品价格）的服务租费pk、即：= pk -（j + v）Pk，则净收入率i也就是净收入与资本品价值Pk之比，即：
i = / Pk = [pk - （j + v）Pk] / Pk
在这里，瓦尔拉斯强调说，“资本的实质在于产生收入，收入的实质在于直接间接的来自资本”， 所以，资本化的收入或资本品的价格也就表示为：
Pk = / i = pk /（i + j + v）
根据上式，可以建立对应于l种资本品的l个价格方程组成的体系：
Pk = k / i = pk /（i + jk + vk）
Pk’ = k’ / i = pk’ /（i + jk’ + vk’）
Pk’’ = k’’ / i = pk’’ /（i + jk’’ + vk’’）
………… （6）
该体系表明，在均衡条件下所有资本品的净利润率都相等。
在上述新增方程的基础上，瓦尔拉斯进一步引入了储蓄与投资的关系。比如他用一个假想商品E的需求结果来表示储蓄量，其中单位储蓄量以比率i产生永久净收入，从而商品E的单位价格为：Pe = 1 / i ；而储蓄总量则源于在商品E的单位量与其他商品单位量之间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选择，所以加总后E的总需求为：
De = Fe（pt…pp…pk，pk’，pk’’…pb，pc，pd…pe） （7）
在这里，如果将所有E的需求量乘以相应价格后加总，那么从价值标准的角度看，储蓄的总供给S也就是总价值E，即：
Se = E = De Pe = Fe（pt…pp…pk，pk’，pk’’…pb，pc，pd…i）
这是从收入内扣除而加到资本上去的、从而构成正储蓄，这样储蓄就可表示为利率和所有其它价格的函数。同时，瓦尔拉斯强调，在均衡条件下所需新增资本品的价值额（即资本品的需求）将等于储蓄值E（即资本品的供给），也就是：
Dk Pk + Dk’ Pk’ + Dk’’ Pk’’ + … = E （8）
上式表明，处于竞争均衡状态时将有投资等于储蓄、或资本品总供求的均等。
由此，瓦尔拉斯的资本形成方程体系就可表示为由（5）、（6）、（7）、（8）这2 l + 2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系，来共同确定2 l + 2个新加的未知量（Pk、Dk、E、i）。瓦尔拉斯认为，这里只需消去Pk，Pk’，Pk’’ …和E，就可以把2 l + 2个方程缩减为l + 1个方程，因而整个方程体系就是有解的。不仅如此，瓦尔拉斯也指出，如果把这些新方程和新变量附加于前面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方程组，则对于后者的解并无本质影响，从而形成一个扩大的生产一般均衡体系。
然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像瓦尔拉斯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在此正是由于资本形成方程的引入，进而导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内在不一致性。这里的关键，在于利润率的决定问题。按照前述克拉克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品的价格即利润率就等于其边际产量；在这里，瓦尔拉斯将这一利润率引入到一般均衡体系，希望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来考察与该利润率相关的各个经济变量之间普遍存在着的相互依赖性与相互制约性，从而试图将新古典供求分析的传统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然而，瓦尔拉斯的资本形成方程与其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体系之间却是存在矛盾的。比如，根据（5）式和（6）式，并假定j = v = 0，则应该可以得到下式：
Pk = pk / i = ktpt + … + kppp + … + kkpk + …
Pk’ = pk’ / i = k’tpt + … + k’ppp + … + k’kpk + …
Pk’’ = pk’’ / i = k’’tpt + … + k’’ppp + … + k’’kpk + …
………… （9）
该方程体系表明，在均衡条件下所有资本品的净利润率都将等于由各资本品的生产成本所确定的各自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价格。
然而，（9）式的左右两边可能并不相等；也就是说，等式左边——同一般利润率相适合的资本品服务的收益贴现值或由其收益决定的价格，与等式右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由其内在成本决定的价格，二者之间不一定相一致，并且这种不一致也将很难为各部门之间的调整过程所消除。而实际上，这种不一致性恰恰也就反映了将实际资本品纳入一般均衡体系所遇到的问题，即新古典的一般均衡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异质的实物资本品与统一的利润率之间是矛盾的。那么，这种不一致性的经济意义该如何说明呢？其实，就现实经济的一般情况而言，不同资本品部门的生产所利用的生产性服务比率自然是不同的，所以异质资本品的产出构成也就不一定一致、而且还会经常变动；这样，如果这些产出构成的变动引起了服务存量需求的变动，则就可能会改变新增资本品的生产成本、并改变其供给价格，从而使这个统一的利润率不再统一。也就是说，在瓦尔拉斯加入资本形成的一般均衡体系中，资本存量的结构并不会恰好与消费者偏好所要求的消费品生产结构完全一致。举例来讲，在新古典异质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一般都视“资本”为经济中的一组异质的、并可供利用的资本存量，比如经济中存在两种消费品——谷物和棉布 ，并假定收割机用于收获谷物、织布机用于织布，按照不变的产出结构比率，则使用收割机与织布机的比率就必须和需要生产的谷物与棉布的比率相互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出恰好符合消费者偏好比率的谷物和棉布，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显然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如果两种资本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等，就会使相对过多的资本品服务的价格下降，令其回报率降低、并低于与另一种资本品（指相对较少的资本品）年服务价格相匹配的资本回报率，因而两种不同的资本品并不能出现统一的回报率（利润率）。而且，一旦脱离不变投入系数的最初假定，这种利润率的差异还会更加明显。所以，在瓦尔拉斯所假定的资本是一组异质、可供利用的资本品的经济中，在给定生产技术的条件下，不同的资本品存量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同资本品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只能存在与异质资本品存量相一致的差别利息率。
当然，也可以假定（9）式成立、即左右两边完全相等，根据前面的资本形成方程体系，当达到均衡时全部资本品的净收入率相同、从而假定i是统一的，由此得到下面的矩阵：
A pk i = pk
故有： 0 = [I - A] pk
其中，= 1 / i，矩阵系数A是非负、且不可分解的，所以只有特征根i 的一个值对应着正特征向量pk，所有其他i 对应的特征向量都含有负价格、从而在经济学上无意义。因此，i就只能有一个值，并且也只有一个关于资本品服务租费的向量pk，此点与存在一个对所有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都适合的统一i相一致。然而正是在这里，伊特韦尔明确指出，此时恰恰也就是整个体系只包含一种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情况，而（7）式也就成为仅是这一种资本品的需求函数。这样，在价格结构上，就无须再附加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净收入率应该是统一的这一限制——因为只有一种资本品是生产出来的，那么便只能有一个净收入率的值了。因此，加入资本形成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必定有解的唯一情况就是，只有一种资本品是生产出来的，即条件（9）式只在有一个等式时才能成立，显然这只能是一种单一产品的模型。然而，在单一部门的新古典理论中，由于只有一种商品，所有的资本和劳动都用来生产这种产品，从而经济学的配置问题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同部门的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中，对于任何给定的价格集，不同资本品的每种类型必然都有一个超过其生产成本的具体的差别收益率，显然这又与统一净收入率i的存在是矛盾的。
因此，这里的症结就在于，如果要使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有解，则这个体系必然是一个单一产品的模型、即产生一个同质的简单资本；但若同时要保证新古典运用相对价格指导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意义，则又必须假定最初的投入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即异质资本品，那又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回报率（利润率），即二者之间不一致。这其实也就联系到了前面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利润率决定的边际原理与资本计量之间存在着循环论证，因为统一收益率（利润率）的变动，会使资本数量发生变化（异质资本品及联合生产的情况最为明显），而资本数量与利息率在新古典理论中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再利用产量对资本求导即边际生产力的观点得出资本的价格（即利润率），就必然会产生循环论证；二是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矛盾，因为随着统一利息率的变动，同一资本品的实物数量表现为不同的资本价值数量，或者不同技术下的资本品价值可能随着利息率的变动而发生交叉的变动关系。这样，由于统一利息率的计算，就会使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不可避免，从而使得利息率和人均资本量K/L（即技术选择）之间再无所谓单调逆相关可言，也就是后来“剑桥资本争论”的主要内容（参见下文）。按照伊特韦尔的说法，一旦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加入资本形成的方程，也就产生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同质流量的一般储蓄与资本品存量异质性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个矛盾可以由将资本品禀赋表示为单一数量——它们的价值——来克服，但这样就又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因此，正像伊特韦尔所说，“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主导分析中，曾经将‘一般储蓄’的概念和资本品的价值决定某种统一的净收入率的分析植入这种理论框架，但他的这一努力已被证明是失败的。”
3、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矛盾
如前所述，统一利润率的假定首先在作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中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新古典用以指导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是建立在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基础上、即Y = F（K，L），从而每种要素都有一套由各自稀缺性决定的边际生产力表示的相对价格，如资本的价格即利润率r等于其边际产量MPK 、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率w等于其边际产量MPL；如果把这两种要素表示为两种异质资本品K1和K2 、即Y = F（K1、K2），则它们同样将有各自的稀缺性及边际产品MPK1和MPK2，从而形成不同的差别利润率。显然，这里不会有统一的利润率，因为不同的异质资本品因不同构成和不同度量单位的存在而不可能直接加总在一起，从而并不能得到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一个代表着加总后的总资本存量价值的一般利润率。以这种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各消费者手中持有的是给定要素、并在给定技术下生产各种产品，而且生产集合是凸性的 、规模收益不变，从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以达到均衡状态。 这样，在均衡条件下就会存在一组相对价格，使得各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和要素的边际转换率完全相等。所以，这里仍然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而只有各种资本品的微观生产函数，从而各资本品的边际产品只是各自的实物生产率，而不是以其价格计算的货币价值生产率。因此，这里不存在按照各种资本品价值计算的统一利润率，即各种资本品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其资本品的价值之比是不统一的；这样，也就不存在资本品的生产成本问题，资本-劳动比率或资本-产出比率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也可人为地把各种资本品的价格相加，由此获得一个总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但这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显然并不能称为利率，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资本总量，所以只能称之为资本的“服务流量”，它不过是一种租金。所以，如果资本品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假设为完全给定和不可再生，那么这里将不会有统一利润率存在，因为在这一前提下，表明人们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统一利润率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不具有任何意义。
然而，在加入了资本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资本不仅是一种完全给定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可以再生产的、即一种生产的商品。而当资本品一旦成为生产的商品、并且其价格可以用货币（可以任选一种商品作中数）来表示时，也就会出现下述问题，即各种资本品作为生产的商品、是不是需要保持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呢？无疑，只有当各种资本品具有统一的利润率和生产能够获得用货币计算的统一利润率时，那些资本品才会被按照以前的各种实物形态再生产出来；反之，如果凭借以货币价值计算的资本品的占有所获得的边际产品价值不相等、即利润率是不统一的，那么利润率低的资本品将不会被再生产出来，从而多市场的一般均衡体系将是无法构建的。由此，对于最终要达到的一般均衡状态来说，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完全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一旦资本成为生产的商品，则劳动与资本的性质就与新古典理论最初的假定不同了，这里的资本将成为过去生产要素的积蓄或一种积累的劳动，从而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将资本还原为有时期劳动的做法。不过如此一来，这里就将存在着资本品的生产成本（如用于购买活劳动和生产资料）、以表明付出的劳动即真实成本；同时，资本品作为过去劳动的产品、其价值也将与付出的劳动相联系，从而资本品的成本与价格都是存在、并需要计量的。显然，这里无论是劳动、还是生产资料都不是给定的，它们的价格与新古典的机会成本已完全不同；这样，利润就将成为一种剩余，用以表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从而使得资本-劳动比率等概念具有了意义（如用于表明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性质和效率等）。但是，瓦尔拉斯显然并没有考虑资本的这种性质，而依然把资本视为给定的生产要素，即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资本的这种性质被完全排除掉了，从而资本就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利率而进行测量的数量（如庞巴维克用平均生产时期测量资本数量），使得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等概念都以已知的资本数量为前提。但这里的问题是，一旦把资本作为生产的商品、或当资本数量可以增加时，就必须采用价值标准来计量，这就需要预先知道或给定按价值计算的资本数量与其边际产品的数量；而且，一旦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的商品，一般均衡理论关于技术不变的假定和把收入分配的利益关系排除在技术分析之外的假设将不再能够维持。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特例的边际生产力论并不能扩展到存在异质品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使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的内在不一致性不得不凸现出来。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威克塞尔。如前所述，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需要一个和利润率没有任何关系的资本量值，但威克塞尔效应却明显否定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边际生产力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也就是说，就单一产品模型来说，新古典的逻辑是优美的，只是一旦脱离单一产品的假设而进入较为现实的异质品模型时，新古典理论就遇到了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在单一产品模型（或同要素比例模型）中，利率能够明确地表明资本的实物生产率，由于不存在相对价格问题，资本品的价值和数量是不变和一致的，从而利率的变动直接联系到所用资本数量的变动；而在一般均衡的异质品模型中，由于资本的相对价格或用价值表示的数量是变动的，从而利率并不只是使用资本的成本，利率的变动还会影响到资本的价格或以价值计算的资本的数量。由此可见，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边际生产力论不可能扩展到异质资本品模型，一旦加入异质的资本品必然会导致循环推论，这正是新古典理论中存在逻辑矛盾的根源。实际上，产生这些悖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在分配是否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影响资本存量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也就是说在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的问题上有了不同看法，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深化则是解决新古典悖论的关键所在。
按照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理论需要解决的两个困难是：一方面，要根据独立于收入分配的方式来表达资本禀赋的数量；另一方面，资本存量的状态又要根据特定产出量所使用的不同生产方法进行调整。瓦尔拉斯利用一般均衡来处理异质资本品的方法是，令不同的资本品采取一组异质实物资本的组成形式、并以此来定义最初的资本禀赋，从而也就不需要知道资本品的数量和把各种异质资本品加总，各种资本品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是统一的、即存在着差别利息率；但是，这种异质资本存量的表述，和完全竞争条件下达到一般均衡时必然要形成均等收益率的观点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瓦尔拉斯的最初体系中又孕育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一个不同的均衡概念，这个均衡将不受相等的统一收益率的限制，即不同资本品将导致不同的资本收益率——也就是差别收益率；另一方面，又会导致一个不同的资本概念、即出现一个简单的资本要素，这个资本可以改变其存在的形式却不能改变其总量，每一单位这样的资本要素都会获得相同的统一收益率。而由威克塞尔效应所揭示的新古典理论的矛盾、或如斯拉法的著作所表明的，假设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并按照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把资本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则资本数量的测量是不可能脱离开利润率或收入分配的，这也是资本理论争论的核心。这样，新古典传统的技术分析与古典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的矛盾，也就在于两种均衡的差别利息率和统一利息率之间的矛盾。
显然，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中的差别利息率是由资本在生产技术因素方面的自然差别导致的，它有别于、甚至完全不同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由统一利润率代表的古典一般均衡。在古典均衡这里，统一利润率的存在是由资本获利动机的社会因素导致，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为获取利润的竞争而在统一利润率驱使下所达到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在各产业每种生产活动中都保持一致的统一均衡状态。就统一利润率的均衡来讲，这一概念所表示的是一种总量的社会关系而与技术无关，它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分析框架紧密相联。如前所述，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而言，当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而采用雇佣劳动时，资本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生产要素，而是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即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资本家使用这笔预付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从而存在着一种“自然利润率”；在这个统一的自然利润率作用下，也就必然存在着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偏好与生产力）的价值资本，它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来表示而是同质的。这样，在这种统一利润率原则的支配下，资本家为获取更高利润而在相互之间进行的竞争，就会使得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不断转投流动，从而形成统一利润率的“重力中心”以实现均衡。显然，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各部门获得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即一种古典意义上的一般均衡，它与新古典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在新古典各种要素的初始分配和服务的技术特征给定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变动只取决于由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决定的要素价格，从而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资本和统一的利润率概念 ，也就不可能存在统一利润率的古典均衡。
同时，与这一古典均衡概念保持一致的，正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关系，即人们（资本家）寻找未来实现赢利机会的过程。这种竞争过程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即不断为获取利润以进行资本积累的生产目的，从而体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多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劳动、以至获得更多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显然，这一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假定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自由竞争概念是并不相同的。当生产处于瓦尔拉斯的均衡状态时，企业家一般是既得不到利润也受不到亏损的；换句话说，瓦尔拉斯的模型甚至假定处于平衡状态时企业家可以从中抽去，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生产服务是互相直接交换的，而不是先换成产品、再换成生产服务，从而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具体讲，瓦尔拉斯是将企业家与资本家相区分，由企业家从资本家那里借来资本，从工人那里买来劳动，从地主那里租来土地；然后，经过生产再把产品分别卖给资本家、工人和地主。这样，市场就分割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因而是企业家把各个市场连接起来以实现均衡。但作为一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价格接受者；由此，均衡的结果也就是每种产品的价格等于要素成本即生产费用。这样，如果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而产生利润，那么竞争者就会增加，迫使价格下降或生产费用上升而使利润减少，以至价格最终等于生产费用。此时，企业家获得相当于自己工资的报酬、而利润为零。也就是说，在达到生产的均衡状态时企业家不赚不赔，此即瓦尔拉斯的“零值利润企业家”的概念，这与他一直否认均衡状态下企业家正利润的存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独立的决策者拥有正常的利润函数，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且给定所面临情形的完全信息，则根据新古典理论，他除了生产唯一的产出水平、或者放弃经营外，就无所事事了。所以，在新古典的完全竞争中，没有中间决策机制，没有信息搜寻，也没有处理遗漏和不确定性的法则，对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问题都被简化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即只是在不赢不亏中寻找其最佳的行动方案。
显然，上述竞争状态下的资本家概念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为获取增殖的货币利润而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本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重要的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状态下，不同资本品的差别利息率形成的均衡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均衡、也可称之为短期一般均衡，因为它没有稳定的机制来保证这一均衡的长期存在性，比如瓦尔拉斯所假定的卖者喊价机制。 该均衡似乎也可以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概念进行简单类推，由于是短期，所以没有时间调整企业计划以适应现有经济条件。但问题是，瓦尔拉斯的最初方程体系已经排除了所有资本品数量调整的可能，不仅构成马歇尔短期概念的固定资本不能调整，循环资本本身也不能调整；这样，这种均衡概念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状态，即该经济中经济主体的所有最大化行为都已停止，从而不会再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当然，瓦尔拉斯自己相信，他已经证明现实世界的竞争市场会如何通过调整或“摸索”的过程实现均衡。但是，就像布劳格所说，在瓦尔拉斯的调整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至今为止远不可能表明，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是独立于所采取的趋向均衡的途径，或者说是独立于对所有可能途径的选择。因此，“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如果不选择一条一旦采取便必定会趋向均衡的途径，是很难实现的。” 不过正如新剑桥学派指出的，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其均衡概念只是指出清的市场、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其模型只是短期的市场均衡而不能表明长期均衡，因为在长期均衡中必然要求达到一个统一的利润率。与此相反，在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统一的自然利润率是外生给定的，它与由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稳定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一致，因而也可把这种利润率称作是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或如斯拉法表明的，先给定技术上的生产方程，然后通过给定一个外生的统一利润率，就可得到包含统一利润率的价格模型。这样，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则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从而使得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也将保持不变；而这些程式化事实所描述的，则正是构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
当然，一旦避开了资本总量的测量，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依然是成立的，比如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有时间的一般均衡”、即“时际均衡”分析，就为新古典理论在这一问题上开辟了新的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时际均衡分析的方法只是将承认均衡价格体系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观点纳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从而用时际价格来替代利息率、以此避开了资本计量和技术再转折等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就像美国学者索洛（Solow, .）所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利息率理论，而不是资本理论。…… 把问题集中在收益率上能够澄清思想，而当集中在‘时间’、‘资本’、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或‘资本产出比率’上时则导致了混乱。” 显然，索洛对资本问题的上述说明正是要试图逃避新古典资本理论的主要问题。不过，一旦避开了资本总量、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等概念，则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之上的新古典命题和新古典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也都将失去根基。
第十三章 早期新古典货币和信用周期理论
本章所考察的早期的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指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前的传统货币数量论及其发展形式——即信用周期理论。这一时期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两分法。新古典经济学将影响市场经济活动的因素区分为“真实”力量和“货币”力量，“真实”力量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要素”的物品收入，而“货币”力量则决定了一般物价水平。“真实”力量有建立均衡（包括充分就业在内）的强大趋势，而“货币理论”只是分析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偏离充分就业”一类现象（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294页）。
第一节 新古典货币数量论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参见樊纲，1991，第9页）。这是以完全竞争静态均衡为特征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而凯恩斯之前的宏观经济学，则是受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支配。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不仅仅是关于货币购买力或货币价值如何变动的理论，更主要是一个关于M如何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MV，并通过MV影响一般物价水平P和产出水平T的理论。虽然一般认为欧文·费雪（1911）第一个对货币数量论做了系统阐述 ，但货币数量论实际上有3个不同的版本（参见布劳格，1985）：一是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1911）中系统化的交易方法；二是由马歇尔、瓦尔拉斯 、魏克塞尔、庇古发展的现金余额方法；三是与罗伯特森和青年凯恩斯联系在一起、并在庇古 的《产业波动》（1927）一书中详尽阐述了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概念而登峰造极的收入方法。
按照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174-175页），新古典货币理论是按照交易方程式或现金余额方程式组织起来的思想体系。新古典方程式的明显不足在于，它们未能显示利率的作用，从而不能适用于分析利率的整个理论体系；同样它也不能用于证明古典学派关于货币量变动不影响利率的主张。对此，我们称之为传统货币数量论。而收入说的货币数量论则从货币收入—支出分析出发，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将收入—支出分析方法进一步转化为储蓄—投资分析，进而又提出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从此出发论述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就将货币的间接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进一步引出货币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其中，魏克塞尔可以说是货币数量论向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转折点。而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大辩论中，收入说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代表是罗伯特森（1926）和凯恩斯（1930）。对此，我们将其看作新古典货币数量论或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发展形式，专门进行讨论。
一、费雪的现金交易说
交易方程是由西蒙.纽科姆（Simon Newcomb，1885）用公式表示，并由费雪（1911）加以推广的：
MV=PT
方程式是一个恒等式，式中M代表货币存量；V为货币的流通速度，即单位美元存量每年转手的次数的平均数；P为该式有关的货币交易中的平均价格水平；T代表这些交易的每一年的物质流量。考虑到交易的非单一性，费雪又写出MV=ΣpiQi 。式中pi、Qi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T和Qi是对所有包括清偿货币、中间产品和劳务以及最终产品和劳务、过去生产的商品以及新生产的商品、金融资产以及产品在内的交易的衡量。相应的流通速度也是综合性的。
费雪区分了两种交易媒介即通货和活期存款的数量M和M’，以及它们各自的流通速度V和V’：即MV+M’V’=PT。体现了作为交换媒介的银行存款在通货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过去的实践仅仅把政府发行的通货计算为货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它看作为健全货币或基础货币，而且认为银行的作用在于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而不是增加货币存量。
如何从交换方程中得出货币数量论？费雪认为，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实际量T是外生的；流通速度取决于制度和习惯，它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其他变量；通货供给即用通常的术语来说货币基础，在通货和银行准备金之间的划分是稳定的，并且不依赖于方程中的变量；银行是完全“贷足”，因而存款M’是准备金的稳定的乘数，它取决于银行的谨慎态度和规章制度；外生的通货供给本身的变化是冲击的主要根源。在上述情况下既定的情况下，它使价格水平P发生同比例的变动 。费雪相信，市场体系会不依赖货币因素而独立地达到商品生产的一定水平，该水平由可得资源和技术水平决定。于是，唯一可自由调整的变量就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费雪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复活了古典学派的假设：货币因素至少在长期内不影响经济活动。这就是新古典两分法的含义。
二、剑桥现金余额说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分析货币的媒介商品交换的作用有两个角度：一是代表“一般购买力”；二是用作购买力的暂时栖身。货币的前一方面作用在交易说中得到了强调；货币的后一方面作用则在现金余额说中得到了强调。它是由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1923）、庇古（1917）等发展的。马歇尔（1923，中译本第43页）认为，交易方程式的缺陷是“并未指明控制通货流速的原因；为了揭露这一原因，我们必须看看该国人们选择以通货形式保留在手边的购买力的量”。因此，剑桥经济学家探询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和持有货币的动机。那么人们或企业愿意持有多少货币作为购买力的暂时栖身呢？马歇尔、庇古认为这有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人们对持有货币加以权衡利弊、得失而作出决定，“货币保持在手里不产生收入，所以每个人多少是自动和本能地权衡利弊，即把增加持有货币的利益来对比将这增加的货币用于商品的消费（如购买一件外衣或一架钢琴）所得到的直接满足，或在一些企业中用于厂房设备或股票投资所得到的货币收入。这样，一国所保持的货币总值不会比它的成员所愿意持有的现成购买力低得或高得很多。”（马歇尔，1923，第38-39页）这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庇古（1917，第45-46页）更明确地运用了这种边际分析，他认为人们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或以货币的形式保持在手里会有一定的安排，“使得他们的收入的最后一个单位用于生产或用于持有货币都会产生同一数量的满足”。二是人们的“价格预期”是决定收入中货币保有比例的另一个因素。“对总的商品价格将会下降的预期，加强了人们持有货币的愿望；预期价格上涨则产生相反的结果”（庇古，1917，第48页）。因此，若用k来表示人们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占名义国民收入的比重，剑桥货币需求函数为：
Md = kPQ
Md是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是货币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也称现金余额；PQ是名义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即有形货币加支票户存款）的供应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因此Ms是外生的。由于k是可以看作常数，而产量或实际国民收入Q是由生产技术和消费或家庭的偏好决定的 ，可以看作是货币领域之外的常数。因此一般价格水平P只能由M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了货币数量论的结论：货币数量的变化在长期内不会产生真实效应，却能决定物价水平。
虽然交易分析方法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的货币数量论结论是相同的，但在货币的定义、变量和分析技术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并影响了后来货币理论发展的分歧和争论。
第一，交易分析方法把货币定义为债务清偿中凡是用作交换媒介的东西；现金余额说还很适用于诸如不能用支票转让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样的购买力的暂时栖身。
第二，交易分析方法导致对支付过程有关的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强调：例如银行体系的发展、达成交易的财务和经济的安排、通讯和交通运输的速度等；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导致对影响货币作为资产而使用的那些变量的强调：即因持有货币而不是持有其他资产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未来不稳定性等，从而奠定了关于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基础（参见布劳格1985，第635—636页；弗里德曼，1987）。
第三，交易分析方法注重流通中的货币量，是用“飞翔的货币(money on the wing)”即货币流通速度来表述货币数量论，是一种流量分析方法；而现金余额分析方法是用“栖息的货币(money sitting)”即现金余额来说明货币存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存量分析方法。
第四，费雪的交易分析方法是总量分析的，它关心的是整个经济为了实现一定交易量而需要的货币量；而剑桥的现金余额方法是微观分析或边际分析，它关心的是假定必须实现交易的情况下个体愿意持有的货币量。
三、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性质
布劳格（1985，第633页）认为，把货币数量方程，MV=PT，转变为货币数量论，至少需要3个至关重要的假设：（1）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必须是从MV到PT；（2）当M变化时，V和T必须是不变的，也就是说，所有V和T的变化必须归结为非货币因素的变化，比如银行业的创新活动，新的支付习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的增长等等；（3）名义货币的存量必须是外生决定的，即独立于公众对货币余额的需求，在金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金矿的产量和国际收支平衡，在可兑换或不可兑换纸币本位制下它取决于中央银行对狭义的“高能货币”基础的控制，因为商业银行体系发行的支票和银行券或多或少与中央银行创造的高能货币基础有着严格的联系。
这样，就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表述：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动只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动。哈里斯（1981，第4章）称之为“原始货币数量论”。
这种严格形式的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职能定义为一种交易媒介，并假定人们只关心其现金余额的当期购买力，即人们希望在经济的实际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持有一个不变的实际现金余额数量M/P，因此为了维持现金余额不变，价格水平必须按照名义货币供给等比例变动。等比例定理意味着一种均衡状况，因此它暗含着当货币变动时出现失衡时，在M和P之间有一个动态的调整过程。这种调整机制早在古典货币理论中已区分为两种不同的M到P的传导机制：即最早由康替龙和休谟阐述的“直接机制”以及由桑顿（1802）阐明并被李嘉图（《黄金的高价》）引用“间接机制”。直接机制相信在实际和合意的真实余额之间的失衡将刺激支出而最终导致价格与货币的注入量等比例变动；另一方面，间接机制相信在没有市场利息率下降的情况下额外的现金不可能被注入到经济中，只有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支出，从而对价格产生向上的压力直到利息率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因此，等比定理不是关于短期均衡结果而是关于长期均衡结果的定理。在长期均衡中，货币是中性的，即名义货币供给的变动不会对真实经济变量，例如对产出、就业和资源配置产生影响；而从短期向长期均衡过渡期间，货币变动能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清楚的影响。
哈里斯则认为，货币数量论者不仅论述了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利率的决定，货币供给理论以及货币需求理论这样一些问题，并且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因此他认为应该把货币数量论作为一种思想框架。弗里德曼（1956）指出：“货币数量论是一个使人想起一般方法的术语，而不是一个定义完整的理论的标签。”
货币数量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清晰特征的阶段：（1）休谟清楚地掌握货币的长期中性和短期非中性的区别，并且对后者倾注了几乎和前者一样的关注。（2）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货币变动的非中性效应菜单，但是当他们在反击他们的重商主义前辈的原始通货膨胀主义的时候，又一贯地淡化它们的重要性。鉴于休谟承认爬行的通货膨胀具有正的产出和就业效应，李嘉图和穆勒避免提出任何有关货币注入可以产生有利的真实效应的建议；在他们看来，货币数量论实质上等于纯粹而简单的等比定理。（3）在1870-1930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从李嘉图和穆勒采用的严格形式的货币数量论立场上后退，这一时期的货币数量论的典型特征就是收入分析方法的发展。
四、货币数量论的收入方法
货币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从名义收入而非货币总量出发分析货币收入变动对各种不同的商品价格从而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过程，其特点是由货币收入—支出分析出发，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提出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将收入—支出方法进一步转化为投资—储蓄分析，从此出发探讨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就将货币量的间接作用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引出货币量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虽然早在康替龙1755年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中有了收入说的萌芽，一般认为图克（1844）提出了货币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的基本命题。魏克塞尔（1898）和霍特里（1913）的著作强调“货币收入总和”，强调它是如何变化的，这是马歇尔现金余额方程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深化，成为迈向分析收入、储蓄和投资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现金余额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庇古在其1927年出版的《产业波动》中也转而采用收入分析方法，而凯恩斯则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对收入说作了充分的分析和阐述。此后，熊彼特、阿夫塔里昂和哈耶克等人也采用了收入分析方法。实际上，至少自詹姆斯.安格尔（1936）的著作以来，货币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按照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来表示货币数量方程：MV=Py’（参见弗里德曼，1987a）。
货币数量论的交易说和收入说对于货币的作用认识，涉及到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交易说而言，关于货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对于收入说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是货币的持有。这种差异在关于货币数量方程的剑桥现金余额说中甚至更为明显（庇古，1917）。确实，收入说也许可以最恰当地看成费雪学说和剑桥学说的中间站（参见弗里德曼，1987）。
事实上，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显著特点是对短期问题和失衡情况下V的不稳定性，而不是长期的货币对价格的同比例性。即使在费雪的《货币的购买力》这本被认为对严格数量论典型描述的著作里，也包含了“过渡时期”的相当内容的分析，在过渡时期T和V是变动的。这些过渡时期被假设平均长达10年。费雪毕其余生写了关于应对过渡期的周期波动的货币建议。魏克塞尔，正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集中关注“累积过程”问题，而累积过程本质上是短期的、失衡现象。同样地，马歇尔货币理论的追随者，例如庇古、罗伯特森、拉文顿和青年凯恩斯，他们关于货币问题的论文和著作中的大量篇幅是论述工业波动中货币的作用，当然庇古和罗伯特森都写了关于商业周期问题的专著。集中于短期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货币数量论者之间，比如.西蒙，更加明显。所有这些作者的共同特点是在货币和价格的长期均衡关系中缺失利息率，他们主要关注如何通过适当的货币行动以稳定价格水平的短期政策问题。
简言之，在凯恩斯之前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在货币数量论的全盛期，它不再是曾经认识的那样——一种主要关于货币价值或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原因的理论——而是一种M如何影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MV、并通过MV，影响价格水平P和 产出水平T的理论。
第二节 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
魏克塞尔对货币分析的贡献最主要反映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和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讲义II》之中。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是属于现金余额说的范围（参见帕廷金，1965；布劳格，1985） 还是收入分析方法（如林维星：《货币数量论之研究》）至今存有争议。魏克塞尔（1898）不仅使用了现金余额概念，而且从货币持有量的角度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
一、魏克塞尔与货币数量论
哈里斯（1981）认为，在凯恩斯主义之前，魏克塞尔以最完美的形式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不能否认，在一定情况下，数量论是可能正确的，不论怎样，它带有高度的真理。”（魏克塞尔，1898，中译本第31页）。他进一步指出，“但切勿这样设想，以为货币的现有存量或个人余额的数量，可用来作为商品价格的直接尺度，从而决定其水平。”（同上）实际上，魏克塞尔提出了（在一个充分就业经济中）以实际余额效应和物品市场的失衡为基础来解释货币数量论背后的机制，这就是通过余额效应起作用的“直接机制”。弗里德曼在其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仍然强调这种机制的作用。在《利息与价格》第5章中，魏克塞尔是这样来阐述货币数量论的：
“现在让我们假定，由于某种原因，商品的价格上涨了，货币的存量没有变动，或者货币的存量减少了，而价格暂时没有变动。这样，与价格的新水平相比，现金余额就逐渐显得太少了。因此我要设法扩大我的现金余额。要做到这一点——关于借贷等等的可能性，这里不谈——只有减少我对货物或劳务的需求，或增加我自己的商品的供给。或两者并进。商品的一切别的所有者和消费者，情形也都是这样。由于商品需求普遍减低，供给普遍增加，势必使一切价格不断低落。只有当价格跌落到使现金余额认为已经达到足够的水平时，跌势才会停止（就上面前一个情况说，这时的价格当已跌到原来水平）。”（1898，中译本第32-33页）
在这段引文中，魏克塞尔假设货币存量不变，而且不考虑银行体系。
因此，魏克塞尔认为，“这个理论（指货币数量论——引者注）对其主题做了真实的阐明，那种方式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但不幸的是只是基于同实践很少关系、有些方面简直全然没有关系的假定。”（同上，第33页）其错误就在于其“其他情况若相等”的假设与现实不符：“但是那些必须设想为‘相等’的‘事项’中，有些却是在整个经济学中最脆弱的，最无从捉摸的因素——特别是货币的流通速度，事实上所有别的因素都可以或多或少归因于它。”
魏克塞尔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批驳来自于引入信用制度的分析。在“纯现金经济”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把信用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整个情况将完全改观，将立即会失去数量论的凭借。（在简单的信用经济下——引者注）信用的作用，只是象一个强有力的滑车，加速了货币的流通。”（同上，第48页）；特别是在“发达的信用经济”或有组织的信用经济下，“流通的速度在实际上或实质上提高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流通的速度已经能够或多或少随心所欲地增加了。”（同上，第51页）。在这里魏克塞尔实际上考察的是有银行体系运行的经济，他所有的货币定义仍和桑顿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是黄金而不是银行存款，因此，可把银行存款的变动看成是黄金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由于在发达的信用经济中，保持个人现金余额的做法几乎已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活期、定期存款以及货币交易中的各种手段；银行的现金只占其储户存款的一小部分，这表明，魏克塞尔的货币数量论是为基于部分准备金的银行体系而建立的，无疑突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从个人货币支出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货币流通的局限，并反映了“当时货币体系即将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将使货币体系朝着魏克塞尔所看到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参见希克斯，1977，中译本第69页）。
二、间接机制的分析
魏克塞尔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对通过利息率联系货币和价格的“间接机制”的详尽阐述 。间接机制是魏克塞尔在《利息与价格》中讨论的唯一机制，而且它也是累积过程的中心。累积过程是通过利率（包括货币利率和正常利率）的变化对储蓄和投资等间接机制的影响，去分析价格总水平的变动。
累积过程是以对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或正常利率之间的关系分析为其出发点的。货币利率是指信贷市场上事实上的利率或市场利率；自然利率被定义为投资者利用银行贷款而获得的预期利润，即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上的资本收益率；正常利率定义为保证投资者借贷资本需求与贷款人储蓄或借贷资本供给均等的某种货币利率水平，这种利率与自然利率相对应。魏克赛尔在阐述累积过程的性质时写道：“货币利率首先取决于货币的过量或稀缺。那么，它又如何最终由实际资本的过量或稀缺决定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两种利率的差别对价格施加着影响。当货币利率过低时所有价格上升。从而货币需求增加，以及由于对现金持有额的更大需要，供给减少。其结果是利率很快回到其正常水平，它与自然利率重新相等。”（1898，中译本第87-89页）
对于魏克赛尔的间接机制的累积过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分析：假设由于直接机制的作用从外国购买者那里得到黄金的个人把黄金存在银行里，从而银行现金储备的水平增加，结果它们就希望扩大它们的贷款和银行存款的供给。它们只有通过降低贷款利息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货币利率较低时，投资者发现用借款来购买投资品比以前有利了：银行的利率低于魏克塞尔所说的“自然利率”，即物质资本存量的边际收益率。这种对投资品的需求引起了物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魏克塞尔还认为，这种情况会由于消费的乘数效应而加强），结果导致价格上升。因此，货币供给增加通过间接机制（相应地通过直接机制）引起了价格的上升。
但是间接机制的累积过程不是不稳定的发散过程。正如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377-378页）所指出的，魏克塞尔假定这一累积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稳定因素，其功能是使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长期一致：价格的上升使得银行计划的贷款供给恢复到它原有的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格上升使得私人部门用于支付工资和其他费用的现金需求（黄金）增加了。因此银行的现金储备耗尽，而且随着现金储备水平的下降，银行想要提供的贷款也减少了，结果使得银行利率恢复到原来水平，以便维持他的储备。利率又等于“自然利率”，对投资品和其他物品的过度需求消失，价格也不再上升了。
只有在纯信贷经济或内生货币经济时，累积过程才是爆发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货币都采取了银行存款的形式，而且银行也不持有黄金或其他现金形式的储备。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长期地使它们的利率低于“自然利率”，而且也不会受到任何储备损失的限制。
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与古典经济学家（例如桑顿、李嘉图和穆勒）的间接机制分析相类似。它最接近于吉芬所作的分析，因为两者都强调了，引起这个过程得以决定利率和使利率恢复到原有水平的因素是影响银行存款与存款供给的储备耗尽；另一方面，由桑顿和李嘉图所提出的间接机制是通过价格上升对银行信贷需求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因为在任何一种既定利率时，投资品价格的上升都会增加信贷需求。正如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59页）所指出的，“重要之处在于，魏克塞尔的著作是长期以来货币数量论传统的总结——而且，魏克塞尔也清楚地说明他的著作是对货币数量论的精练与捍卫。这种传统并没有背离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看法。”
三、对“两分法”的突破
魏克塞尔对货币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即对古典“两分法”的突破。
首先，魏克塞尔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从基于马歇尔学派的局部均衡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向总供求研究方法，以分析价格总水平的长期变化。“任何一种名副其实的货币理论都必须能说明，为什么在给定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名义需求会超过或低于商品的供给。”（《讲义》II，第160页）。早在《利息与价格》（1898）中，魏克塞尔已着重指出，既然单个商品价格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则一般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必然同样是这个道理 。基于“一般价格水平的提高是由于总的需求和总的供给对比下的提高”这一论点，魏克塞尔直觉地感到宜于将这两个方面分为两类：一方面是消费品的供给和资本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是拟消耗的收入和拟储蓄的收入。通过这四个因素间关系的研究，使他对价格变动的特性，比以前的数量论分析价格水平变动所得的结果，有了更深刻的观察，而数量论对这种总量价格变动特征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问题，却是置之不顾的（参见俄林：“《利息与价格》绪言”，参见魏克赛尔1898，英译本1936，中译本第9页）。
其次，魏克塞尔将价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的另一尝试是想证明维持价格水平不变的利率和在价格与分配理论中的决定的利率，两者是一致的，后者或称作自然利率，即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或称作正常利率，即使新资本的需求恰好和同时发生的储蓄相抵时的利率。魏克塞尔同意，在均衡条件下，价值理论决定相对价格，而货币数量理论决定价格的绝对水平。由于古典的两分法实际上是对均衡条件的比较，魏克塞尔并没有对它提出挑战。然而，在非均衡现象的累积过程中，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通过利率与正常利率之间的差别联系起来，这种差别决定了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是价格水平本身。所以，累积过程首先是对价格总水平变化，而不是产出和就业变化的分析。魏克塞尔认为，即使在累积过程期间，这种实际体制仍存在于静态均衡之中。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价格总水平上升，形成实际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下降的被迫储蓄并形成一种累积过程。只有当银行系统由于准备金的减少而提高市场利率，以使其与自然利率相一致时，才能使自愿储蓄与投资保持平衡并使物价保持稳定。由此，魏克塞尔推论出自然利率的三方面内容：（1）自然利率相当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利率；（2）自然利率是使储蓄与投资相一致的利率；（3）自然利率是使货币保持中立，即既不使物价上涨，也不使物价下跌的利率。
魏克塞尔理论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说明在存在储蓄投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是否会增长。由于投资会带来增加的产出，如果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使储蓄与投资相等，则银行系统不需要增加货币供给，而当货币供给不变时，由于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必然会使价格总水平下降。也就是说，魏克塞尔自然利率的第三方面与前两个相矛盾。正是因为这点，魏克塞尔得出价格与利率变动反方向变动这种与现实经验相反的结论，并由此推论出货币膨胀过程带来被迫储蓄（即实际工资率下降）和银行准备金减少（即银行并不扩大货币供给）的错误结论。导致这种理论矛盾的根源在于，魏克塞尔对自然利率前两个假定承袭了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从而不能阐明动态非均衡条件下的有效需求问题，即一定的储蓄投资需要有更大的投资（通过增加的产出）来保证投资的利润率或有效需求，从而利率不可能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不是储蓄等于投资。
四、内生货币思想
货币利率水平最终取决于正常利率，但货币利率首先是由银行根据货币借贷市场情况自行决定的一个单独变量。在银行家指定货币利率这个前提下，货币供应被认为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因此，自然利率的变化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化，从而产生失调现象，而自然利率是通过私人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得以被动维持的。（魏克塞尔）“商品价格的波动不是由黄金产量的变化所引致的（假定这里是金本位货币），这种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贷款利率没有很快地充分适应……实际利率的变化”（《讲义2》205）。货币数量论认为，价格水平的变化是和货币数量的变化直接相联系的和成比例的。但这种理论既没有考虑受银行信贷所影响的价格水平弹性，也没有考虑货币数量与个人收入分配决策和企业生产决策之间的联系（即储蓄和投资的关系）。魏克塞尔在他的假说中纠正了这种缺陷：当不存在中央银行所无法控制的某些扰乱（例如，大量黄金的流入与流出、内部现金枯竭、用中央银行贷款弥补的巨额政府赤字、不可兑换纸币的强制性发行、生产力或商品供给发生突然的和大幅度的变化）时，价格波动起源于银行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持续性差异，实际利率指的是新生产资本品的预期利润率。因此，与简单的货币数量论相反，魏克塞尔的分析表明：货币数量使其自身去适应价格水平的运动，这种货币数量对价格水平的适应会影响收入的分配和投资与储蓄的配置。
在魏克塞尔分析的纯粹信用经济中，“由于现金保有和贷款业务以及汇票、纸币、支票和清算方法的使用都集中在银行手里的结果，那些阻遏着在理想上完美的货币流动性的种种实际障碍，正在逐渐扫除。货币正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流动，货币供给，越来越倾向于能够适应需求水平……于是已不再可能将货币的供给同它的需求划分开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量。不论向银行所要求货币数额是多少，那就是银行能够贷出的数额（只要借户的担保是适当的）……这样就由需求本身提供了‘货币的供给’。”（魏克塞尔，1898，中译本第89-90页）这样，正如俄林所说的，魏克塞尔凭借他的纯粹信用经济的假设，顺利摆脱了“困扰着货币理论的‘货币数量’这一概念的纠缠”，货币在发达的银行制度下全部为信用所替代，而“货币是唯一为了借贷而有真正需要的东西，它的量是有伸缩性的。货币的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同需求所形成的任何形势相适应，在充分发展的信用制度下，这种适应而且是完美无缺的。”（1898，中译本第110页）。因此，魏克塞尔无疑继承了银行学派尤其是图克的内生论。
第三节 信用周期理论
在凯恩斯《通论》问世之前，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为什么反复地经历趋势性波动的问题是经济（或商业）周期理论所要解释的。它是独立于古典和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发展的，也就是说，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是分离的。在古典和新古典的主流理论中，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力量会自动趋向一种均衡（即重力中心），而分歧只是来自于对于围绕这样一种（均衡）重心的短期波动的解释中，如货币和信贷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在古典主流经济学中，上至19世纪金银本位主义代表人物李嘉图，以及桑顿，下到通货学派的代表认物奥弗斯通和穆勒，认为货币和信贷在商业周期的外源性解释中，都起到了重要但又独立的作用；沿着同一思路，在边际主义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在瓦尔拉斯、马歇尔、杰文斯那里，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与价值理论依然是分离的。20世纪20、30年代信用周期理论的发展，将新古典的边际主义价值论和货币理论结合在一起，“将周期性现象纳入到经济均衡理论体系中”成为可能（哈耶克，1929，第33页）。希克斯（1977）甚至认为这是一次“货币理论的革命”。
信用周期理论发展的背景是对货币数量的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强调（图克，1844；魏克塞尔，1898；霍特里，1913）、同期货币利息理论的发展，1914-1918年通货膨胀和一次大战后的周期性波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具有反复上下波动的经济周期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信用周期，即交替的信贷膨胀和信贷收缩）。
一、霍特里：商业周期波动的货币分析
霍特里（1879-1975）基本上是一位货币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货币数量论和商业周期方面。希克斯认为，“有关货币理论革命的往事，要从霍特里讲起”，“这位经济学家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货币理论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7，中译本第124页）。“对那些仅仅读过《通论》及追随《通论》的著作而获得‘新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来说，‘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货币的不稳定性）是典型的凯恩斯的教义。并且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是凯恩斯的特有的教义。与霍特里的《通货与信用》的第一章相比（这一章用了一个挑逗性的标题：《没有货币的信用》），凯恩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表述的更好些。”（同上，第124-125页）。
首先，在货币理论方面，霍特里是最早强调信用货币而不是金属法定货币（“硬币”）的首要地位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在《通货和信用》（1919）中，他直接从纯信用体制开始分析不稳定的基本原因，在这个体制里，交换媒介只不过是一种债务（或信用），银行家就是债务商；他接着又借引入“硬币”来修改这个体系，但他认为现金（硬币）和信用是可互相交换的购买力，而所有的购买力实际上都以信用形式存在，都可以还原为可被清偿的信用形式，而信用包含了银行在需要时支付货币的义务。
其次，他在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以收入为基础是研究方法，即数量论的收入分析方法，导致更紧密地把货币理论与产出理论结合起来。在霍特里（1919，第130页）看来，货币收入决定支出，支出决定需求，而需求决定价格。他在《通货与信贷》的序言中概括了他的货币理论的目的：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货币数量论，科学地论述通货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单靠货币数量论本身是不够的，它导向一种基于我称之为消费者收入和消费者支出的论述方法——那就是说，个人收入的总和与个人支出的总和。”（1919，第5页）
霍特里要导出的一种货币数量论主要涉及货币（在更广泛意义上包括信用）供给与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的关系。霍特里认为，经济行为者个人持有的“未花费的边际”或总的货币余额由消费者的余额和商人的余额构成，而商人的余额是相对稳定的。消费者余额是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而投资（储蓄的结果）被计入消费者支出，因而消费者余额仅有累积的现金余额（包括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货币）所构成。因此，霍特里的方法是以收入为基础的“货币数量论”，而不是传统的货币数量价格论。与剑桥说的“收入”的区别是，霍特里更多强调的是对名义余额的需求而不是实际余额的需求。
第三，霍特里的商业周期理论属于货币驱动型的。霍特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来自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我相信，形成商业循环的波动的周期特征完全来源于货币因素”（1928，第175页）；“存在某个货币和信贷的波动是商业循环的充分必要条件”（1927，转引自帅勇2002，第143页）。
那么货币和信贷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循环的周期性特征的呢？霍特里借助于他的消费者收入和支出的概念的分析。他指出，在经济向下波动期间，货币余额的下降要比它们在向上波动期间的增加更迅速。这是由于随着收入下降，消费者将动用他们的货币余额以维持他们的支出。由于消费支出的变化对商人会产生影响，因此就有个进一步调整的问题。考虑一下向上波动的情况：消费者支出的增长将增加商人的名义收入，并降低他们的实际存货。商人们发现他们的余额已经增加，可以从工厂主那里定购更多的存货或减少他们的银行负债。当他们发现不能足够迅速地增加存货时，价格就趋于上涨。“价格上涨，当它出现时，常常是由经济活动造成的；这是生产不能与需求同步的标志”（1928，第156页）。在霍特里的理论中，存货起着关键的作用。商人的存货被视为有较高的利率弹性，因为持有这些存货依靠借入的资金（基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分析），固定资产的投资也是有利率弹性的。因此，利率上升势必导致降低的存货需求和降低新投资水平，从而减少对信用的需求。如果利率上升本身是信用供给减少的结果，在借款方面可能存在某些数量限制。为了降低存货，商人们会停止向工厂主签订新的定货合同。这将导致产出水平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对信用的需求以及收入和需求水平。为了加速存货的缩减过程，商人们可以降低价格以便刺激销售。因此，产出、信用和价格都有累积下降的趋势，一直到银行发觉有超额的准备金，而且认为降低利率和扩张信用是有利的时候为止。在霍特里看来，宏观经济非均衡（瓦尔拉斯非均衡）是根据货币的非均衡来说明的。
“只有在均衡时，即信用和流通货币的数量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价值与信用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才由个人所考虑的适合其收入的购买力余额的选择所决定。事实上，实际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是很少或许从来没有发生过的。”（1919，第64页）
由此，霍特里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货币（和信用）方面，尤其是短期利率（作为一种调节手段，长期利率是相对无力的，因为它对投资的影响比较迟缓；这是因为，在霍特里看来，制定投资决策的依据是马歇尔的资本边际生产力概念）。他不仅将银行利率看成是所有反周期政策的关键因素，而且将其变动看成是周期性变动的唯一解释。在这里他和凯恩斯的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需要政策，而且一直认为这种政策手段就是利息率，或者说“信贷条件”，且这种利率直接或间接地由中央银行来决定。但这是何种利息率呢？接下去的分析，他们就产生了歧义：霍特里认为银行的贷款条件对贸易和工业活动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要花更多的钱来支付信用借贷，商人们就会设法减少存货，故乐于少买多卖。凯恩斯从一开始（1930）就否定了霍特里的上述看法，他用另一个由长期利率来发挥作用的机制代替了霍特里的银行贷款条件。银行贷款条件的变化影响的是长期利率，即影响商业能够增加长期资本的条件，只有通过这个迂回的途径，银行借款条件的变化才会影响工业活动（参见希克斯，1977，中译本第126-127页）。凯恩斯对霍特里评论道：“可是无论银行贷款利率是5%，还是6%，它对商人心理的影响与它对制造商心理的影响几乎差别不大。对商人来说，更有影响的是他们所经营的商品的现在和未来的销售率，以及他们对未来的价格变动所作的预期”（1930，上卷，第195页，中译本第165页）。
第四，霍特里试图将货币理论与产出理论结合起来。在霍特里看来，制定投资决策的依据是马歇尔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理论，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所使用的资本的边际收益在每个行业中将被均等化。根据这种情况，霍特里把“每年节余的劳动与根据原始成本耗费的劳动的比率，视为使用资本的物质特征”，视为利息的“自然利率”。在货币稳定和缺乏银行系统的情况下，这个自然利率等于市场利率或利润率，如同标准的资本边际效率分析那样。但是货币条件的变化将引起价格从而利润的变化；因此市场利率将朝着与价格运动相同的方向背离自然利率。
由于引入银行系统，实际利率将取决于银行的行为，尤其是准备金状况。因此，利率将背离利润率。把资本的物质收益、利润率和银行的余额状况联系起来，有一个三方面的均衡的条件
N = p = r
其中N是自然利率，即资本的物质收益，p是利润率，即货币形式得到的利润率，而r表示利率，即市场利率。货币供给增加将导致价格上涨和可贷资金的增加。这样，N<p, 同时银行会发觉有超额准备金。因此，为了刺激借款，利率势必要低于原来的水平，即p>r。一般说来，这是扩张性的，需求、投资和产出都将趋于增加——但也已经播下了最终衰退的种子。上升的价格和较低的利率将刺激厂商过度的投资，因为预期收益(p)大于实际所获得的收益(N)。而在周期向下波动的情况下，N>p，且p<r。（参见比格，1987，中译本第2卷，第653页）这样霍特里和魏克塞尔一样，把自然利率同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均衡以及价格水平的稳定性联系起来。
二、哈耶克
哈耶克货币周期理论的核心是建立在奥地利传统和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最先为米塞斯（1912）和卡塞尔（1918）所扩充）之上的生产时间结构的扭曲。哈耶克将“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差异与强制储蓄中的变易性联系起来，并将其看作是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哈耶克的“超额信贷”理论（即超过自愿储蓄率的货币信贷膨胀）认为，两种利率的差异是由新造出的货币引起的。由“延伸的市场利率”所造成的借贷资本的增加，使得投资超过了自愿储蓄，即一种累积的膨胀结果。投资的这种增加改变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使之有利于前者。资本品增加的结果扭曲了生产时间结构。在后一阶段，较高的要素收入使对消费品的需求上涨，它通过增加从银行帐户的提款将使市场利率提高，最终使得一些投资无利可图。然后，在周期中发生的转折造成了生产结构向另一方向的变化，这一次有利于消费品。显然，危机是由过度投资造成的，也就是由希望购买市场上涌现的资本品的愿望的减退而造成的。这种由信贷膨胀所引起的过程的颠倒（如在大部分信贷周期理论中那样），在市场利率赶上价格时确实会发生，而由于银行或迟或早将碰上因准备金所决定的信贷规模的限制，这一过程无法爆发（费雪至少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已注意到银行体系的这种稳定性倾向，参见费雪，1911）。
因此，哈耶克分析逻辑：新造出的货币—→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异—→借贷资本增加—→投资超过自愿储蓄—→投资的增加改变了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使之有利于资本品—→扭曲了生产的时间结构—→在后一阶段，较高的要素收入使对消费品的需求上涨—→银行存款市场利率提高—→投资无利可图—→生产结构向有利于消费品方向转化。
因此，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哈耶克的信贷周期理论标志着对前已出现的信贷周期理论的一个真正的突破（参见布赖德尔，1987）。货币理论不再是“一般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因为相对价格可受货币影响而改变，而魏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则被放弃了。对哈耶克来说，商业周期理论家的特殊任务，就是分析经济在“连续时期中的短期状况（哈耶克1941，第23页）。对于周期采用这样一种”时际均衡”分析方法，不仅标志着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宣告了信贷周期理论的形成。
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新的“时际均衡”分析方法预示着对传统框架、即古典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的抛弃，在传统框架中周期（被定义为短期非均衡）被看成是对在分散经济中起作用的那些系统和持久的力量所决定的长期均衡条件的暂时背离。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从长期来看是由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自然利率”，不再是这一体系所趋向的标准。事实上，它具有这样一种“时际均衡”的性质，即不仅同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同的时点上有所不同，而且资本存量也不会在其供给价格上产生统一的“自然利率”。另一方面，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则将研究努力的方向从这一问题上扭转到研究一个时点上产出的决定问题；直到6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以及随后出现的理性预期和非瓦尔拉斯均衡，这一思想体系才返回到理论方面来。
哈耶克对传统货币数量论和信贷周期理论的另一个贡献被认为是区分了“货币中性”和“哈耶克中性”的情形。部分地出于作为将他自己的货币观点与更多人的观点相对比的一种手段，哈耶克提出了“中性货币”的概念。根据定义，中性货币是这样一个货币体系的特征，在这个体系中，货币虽然便利了经济活动的协调，但它本身从不是导致不协调的根源；而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只要货币价值（用一般物价水平来计量）保持不变，货币便是中性的，这样，经济活动的增加便要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按比例增加。而哈耶克则认为，货币中性要求不存在“注入效应”，即当货币数量增加时，新货币被用某种具体方式注入，它暂时扰乱了相对价格，从而引起价格体系传递了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虚假信息。奥地利学派认为，哈耶克与传统“货币中性”观念相区别的“注入效应”的分析，对于20世纪20年代繁荣时期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参见加里森、科兹纳，1987）。这一时期的美国的货币增长率大致等于实际经济的增长率，这一情况导致了一个几乎不变的价格水平；由于不存在通货膨胀，被大多数货币经济学家看作是货币稳定的信号（第一种含义中性）。而哈耶克关于尽管价格水平稳定，货币通过注入信贷市场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不适当配置这一相反的断言（哈耶克，1925），就成为他关于由货币引致的繁荣最终将导致萧条这一预测的基础。
在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中，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直接派生于他自己的资本和货币理论。哈耶克论证道，由于无视生产的时际结构，特别是各个生产阶段的时际补充性，凯恩斯未能辨明能够实现时际协调的市场过程：“凯恩斯先生的总量掩盖了最基本的变化机制”（哈耶克，1931，第227页）。由于将分析的焦点从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转移到作为流动资产的货币，凯恩斯未能看到通过信贷市场注入新创造的货币（指早期）或将它直接支出在公共项目上的政策所引起的危害。
三、强制储蓄说
强制储蓄说，即货币数量的增加以某些个人的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对资本积累有利，但是，这些个人不是自愿储蓄，并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该学说在19世纪早期已出现 ，但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信用和经济周期分析中再一次成为重要的理论。
强制储蓄和信用周期理论分析的结合，产生于魏克塞尔（1907）简要提及的观点，即在累积过程中，提高价格可能强迫靠固定货币收入生存的人们减少他们的消费，即它可能导致能产生新的实际资本的“非自愿储蓄”。米塞斯（1912）和后来的哈耶克（1929）发展了魏克塞尔的分析，并且在所谓的周期性变动的“过度投资”论中，用强制储蓄解释高涨。即由于货币利率太低所造成的信用超限度，和随之而来的累积过程，导致了生产的垂直结构的扭曲；生产者物品的生产超过消费者物品的生产，因为生产资料从后者那里被转移到前者那里。实际资本的增加因为强制储蓄而发生，强制储蓄通过价格上升的速度快于工资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某些收入的刚性而起作用。消费者被强制性储蓄发生在他们的消费之前，以便将储蓄的货币给予企业家，后者接收额外的货币，支配它们用于额外资本品生产的资源。然后，借助于膨胀性的信用扩张和强制储蓄达不到实际资本的永久性增加这是可能的，并且在高涨期间所建立的新资本必定在下降期间被破坏。因此，强制储蓄说实际暗含着一些基本的前提：一、充分就业；二、储蓄等于投资；三、可贷资金的概念。
罗伯特森在《银行业政策和价格水平》（1926）一文中，对不同形式的储蓄或“缺乏”作出了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引入了“自动缺乏”的概念（指强制储蓄）：在计划消费上的自愿减少，当由于新创造的货币被加入到用于日常在市场上买卖商品的货币流而造成价格水平提高时，它就会出现。
强制储蓄论的部分内容，随着凯恩斯《货币论》（1930）的出版以及随后他与哈耶克和罗伯特森的争论被进一步加以研究。按照凯恩斯的观点，罗伯特森没有明确的自愿储蓄的定义，他的定义与对于收入的混乱使用有关，并且它意味着对强制储蓄含义的一个欠缺的看法。凯恩斯把储蓄定义为收入或正常成本与消费者支出之间的差额，它不同于投资，因为储蓄和投资是由不同的经济行为者所作出的决策，意外利润和损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数字。当投资超过储蓄，并且购买力被伴随的通货膨胀所重新分配时，强制储蓄或自动缺乏存在：一方面，它表示消费者继续享受而不得不支付的货币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它也表示由企业家意外利润所提供的额外投资。因此，凯恩斯并不怀疑通过购买力的再分配使得净投资增加出现的事实，但认为它不是非自愿的行为。凯恩斯（1930）对强制储蓄说的冷淡和其基本方程式的纯静态性质，招致了罗伯特森和哈耶克的尖锐批评。虽然他们的立场不同（哈耶克认为“强制储蓄”是信贷周期理论的渣滓），但都认为凯恩斯的信贷周期分析不过是企图找出维持货币均衡的适当的银行政策。特别是，对于前者来说，凯恩斯的信贷周期学说缺乏适当的连续稳定性分析（时期分析方法），而对于后者来说，则缺乏与资本理论的明确结合（时际均衡分析方法）。
与此同时，林达尔在《利率和价格水平》（1930）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分析。在高涨的累积过程期间，上升着的价格不得不改变对那些具有很强储蓄刺激者有利的分配，直到社会上总的储蓄对应于实际投资值，这一点基本上由利率所决定。这种储蓄主要是自愿性的，因为单个人自由地消费他愿意消费的数量，并且唯一的限制是他自己信用上的可靠性。凯恩斯在《通论》中持有相同的观点：这种储蓄形式与个人自愿地储蓄他所储蓄的数量，完全一致的而不考虑他或他人可能进行投资的数量，因为没有一个人可能被迫持有额外的货币（对应于新的银行信用），除非他慎重地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而不是其他财富。林达尔把强制储蓄保留在个人因为不能得到信用而不得不限制收入之外的计划消费的可能性之中（被定义为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资本品资本价值的利率），其中，消费者得不到信用的事实可以通过关于借贷的附属担保品的银行规则而被加以解释，即他处于一个不完全资本市场中。
汉松认为，（1987b）一旦林达尔“事前”和“事后”的概念被引入，所有这些关于强制储蓄问题的争论都能加以解决。货币利率的下降导致计划的和实现的投资超过储蓄（与计划的收入有关），并且，随后的价格增加会意味着企业家事后的收入较高，这与凯恩斯《货币论》中意外利润的概念是相同的。这种未被预期到的意外收入在该期不会被花费，它会提供额外的必要的储蓄，因为事后投资必须等于事后储蓄。林达尔把它表示为“无意储蓄”，并且他发现，“强制储蓄”是一个不恰当的术语。
概括地说，在信用周期理论的早期，对于新的信用注入甚至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通过价格水平的增加也可能导致一个额外的至少是暂时的投资，在这方面存在着一致性的意见。但是争论时期晚近的文献，例如，林达尔和凯恩斯，都不认为额外的储蓄是强制性的。同时，几乎他们都发现：依靠信用膨胀作为增加资本积累的手段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公平的。关于强制储蓄的争论，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后，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很快消失了。
四、信用周期争论：小结
在信用周期理论的发展中，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卡塞尔、哈耶克、熊彼特和阿夫特林，以及当时英国主流经济学——剑桥学派的成员们，如凯恩斯、罗伯特森、庇古、霍特里，美国的费雪和米切尔都明确地或含蓄地使用了由瓦尔拉斯、门格尔、马歇尔和杰文斯所共同确立的同样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由两个基本命题组成：一方面，在投资量和利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即向下倾斜的投资需求曲线），同时另一方面，尽管有短期“摩擦”，仍假定利率对于投资决策和充分就业下的储蓄之间的分离有足够的敏感性。这一论点的核心，首先在魏克塞尔的累积过程中被明确地阐述，即短期内市场利率围绕自然利率波动，而自然利率则由资本的长期供给和需求所决定，而对作为股本的资本，这种供给和需求，则又保证了计划的投资和充分就业下的储蓄之间的平衡。信贷周期理论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对各种短期力量的分析。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认为我们讲的是一种（关于周期的）货币理论，其倡导者们之不同仅仅在于一个问题：银行贷款利率主要作用于‘持久资本’呢（凯恩斯，罗伯特森、哈耶克），还是要经过批发商行的存货（霍特里）？”（参见熊彼特，1954，第1121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Keynes, J. M.），当代经济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创新者。在经济学界，凯恩斯最初以对货币理论的重大贡献而崭露头角，是一个以传统的货币学家起家，然后转而建立非传统的就业、产量一般理论为主攻方向的经济学家；是一个最初信奉萨伊定律、歌颂自由放任的自有资本主义、然后转而倡导政府干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货币改革论》（1923年）、《货币论》（1930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以下简称《通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货币思想发展三步曲的标志：从由剑桥大学他的师辈们那里继承来的货币数量论传统；到其后对这个理论及其应用所作的详尽说明和为使它动态化而作的不懈努力；最后，直至那本掀起革命的书（正如克莱因在他1947年的著作中恰如其分地表述的）。这本书使得货币理论得以更新，为货币理论向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这个理论在此后几十年间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步骤。
第一节 凯恩斯革命
一、凯恩斯革命
《通论》无疑是经济学上的一次革命（克莱因，1947），与之相对照的新古典理论 只是这个新经济学的特例（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7页）。那么，《通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体现在哪里呢？一般认为：
首先，凯恩斯提出了一个社会总产量和总就业决定的理论，即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该书“着重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和总就业量改变。”（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2页）
第二，这是货币经济的总产量和总就业的理论。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的个量分析方法的区别不是核心的，因为，新古典的微观分析也可以“加总”为宏观经济学。“但当我们进而讨论何者决定社会全体之产量及就业量时，我们需要一个关于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之全盘理论。”（见凯恩斯1936，中译本1983，P253）。因此区别的关键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实物经济的理论，其中没有货币，或货币只是“润滑剂”或“面纱”。凯恩斯写道：“以庇古教授为例。在他绝大部分著作中，庇古教授仍相信，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象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同上，P21）。凯恩斯进而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部门和真实部门的“两分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在讨论所谓价值论时，总说物价决定于供需状况。讨论所谓货币与物价论时。代之而起的，是说决定物价者乃是货币之数量”（同上，第252页）；他又写道“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同上，P352）。因此，凯恩斯经济学在理论上的革命性是试图提出一个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货币经济的“全盘理论”。
第三，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干预。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写道，“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1936，中译本第3页）。凯恩斯极力避免的旧思路是与19世纪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传统相联系的自由放任。古典经济学家虽有少数例外，但总的认为政府失灵，在稀缺但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只有垄断力量或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事务才会阻碍价格机制实现最大的国民产出。与这一正统观念相反，《通论》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凯恩斯清楚、坚定地指出，在总的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方面没有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导至社会最优状态。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命题
在凯恩斯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分析”只是建立在货币数量论或魏克塞尔、奥地利资本理论基础上的贸易周期理论或信用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分庭抗礼的完整的新古典宏观模型的建立只是在《通论》建立后才着手进行，主要是对一个经济（假设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真实产出水平（Y）、真实工资（W/P）、真实利息率（r）以及名义工资（W）、价格水平（P）的决定作出一种解释。它有三个组成部分：（1）关于就业和产量决定的新古典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2）萨伊定律和新古典利息理论；（3）货币数量论。其中，前两个部分解释了模型中的实际变量的均衡值是如何在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上被排他地决定的（第2部分解释了真实利率的决定）；第（3）部分解释了体系中的名义变量是如何被决定的。因此，在（古典和）新古典模型中存在着两分法，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所以，模型中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的均衡值。由于实际变量对货币数量的变化不起反应，（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数量是中性的。
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主要是对萨伊定律、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和利息理论的批判，而对作为就业和产量决定的基础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即边际生产力理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是模糊的，例如凯恩斯认为“价格论只是我们通论之附属品”（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31页）。凯恩斯在《通论》序言指出《货币论》与《通论》的关系时写道：“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2页）。这里，价值论仅仅是供求的一般原理或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换言之，凯恩斯把马歇尔供求原理应用于总量分析（以及短期分析方法），求出全部均衡下的商品价格水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就是供求原理中“求”的方面；他所提出的水平价格还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报酬率和总生产量，就是“供”的方面。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所提出的“价值论”除了保留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交互反应”决定的短期均衡的特点以外，暗含着不同于新古典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在《货币论》（1930），凯恩斯提出了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和“效率工资单位”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建立货币经济的总量理论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这种新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是什么呢？凯恩斯却是含糊不清的。也正因为如此，凯恩斯自己为《通论》的新古典解释打开了后门。
三、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货币数量论的批判
凯恩斯在《通论》要建立一个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参见克雷格尔，1987）来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货币数量论。根据前面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论是分离的，或者说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货币不过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中的面纱或润滑剂。因此，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或货币只是真实经济的干扰因素。
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是实物经济的一种理论，其要旨是在排除货币因素（在这里，货币是扰动因素也被排除，只是在涉及经济周期即价格和产出、就业的波动时，才将货币的“扰动”性质引入进来）的情况下，给定资源和消费的时际偏好的情况下（即排除技术变动）来求极值（即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决定，或收入分配）。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这正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同时它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这就是由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所精确描述和严格证明的。同时，一般均衡理论家兰格等也证明了作为新古典市场定律的萨伊定律与瓦尔拉斯定律的同一性。萨伊定律最初只是描述物物交换经济的情况，即排除了货币的作用或货币只在其中瞬间起作用。而货币与一般均衡理论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内是没有货币存在的余地的，即不能表明货币同时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的职能。无论是“预留现金”模型或交迭世代模型，以及分散化经济中考虑货币与一般均衡的关系均不能有效说明货币两种属性的同时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发展形式，即寻找货币的微观基础，均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直至“新货币经济学”主张“取消货币”。更是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一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只是描述实物经济的生产和交换理论。这些，实际上已经由新古典经济学，包括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和边际效用理论、奥地利资本理论、新古典储蓄和利息理论、萨伊定律的基本前提假设所规定了的：即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无货币幻觉、充分就业以及稳定预期，等等。正是在此严格的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的以上各个分支理论，在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下，可以在数学上予以严格的、形式上优美的证明。在此基础上，然后才“引进”货币，讨论货币对真实经济的短期干扰（即经济周期）或长期的货币中性命题。
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清楚地洞察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事实不符”的特点，他要否定新古典的就业与产量决定理论（这方面凯恩斯是不彻底的，或有漏洞）、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以及新古典利息理论，试图建立一个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联系的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以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分离的两分法，以及没有货币的新古典实物经济理论。现在，旧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凯恩斯要告诉他的经济学同行们，他要建立一个货币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货币起到关键作用，“宏观经济”中所有的变量均为货币量值或名义变量。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他的与总就业和总产量相联系的货币和利息理论（或有效需求和货币利息理论）。
那么，什么是货币经济呢？表面上看，货币在生产和交换中起作用的经济，即货币不仅仅是交换媒介、价值储藏，而且还是组织生产的手段。凯恩斯在序言中写道：“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2页）
那么，凯恩斯在《通论》中，要阐述一种什么样的货币理论呢？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以及新古典利息理论。即《通论》试图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分法，以建立一种“生产的货币理论”，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凯恩斯提出，利息率并不是调节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或储蓄与投资，而是调节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虽然投资或资本边际效率依赖于利息率，但利息率并不是资本的价格或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是来自于货币的灵活偏好，利息是人们放弃货币的灵活偏好的报酬。按照货币数量论，货币利息率只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时间偏好的货币形式，即表现实物的储蓄与投资（实物资本品的供给与需求）或消费的时间偏好（费雪，1930年）。凯恩斯则表明，这里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凯恩斯，1936，第17章）。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最重要一点是，货币联系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原因是由于持久性资产的存在（凯恩斯，1936，中译本第 250－251页）。货币联系到过去（现在）是因为资本存量的价值是变动的；货币联系到未来是因为投资和过去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对未来利润流量的预期。在讨论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时，凯恩斯提到了资产抵押，如果我们把货币供给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依赖于资产抵押，从而使货币根植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持久性资产存量与未来的收入流量，并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可以把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理论，即根植于新的价值、分配理论的货币理论或一种新的一般均衡理论。
第一节 《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
《货币改革论》是凯恩斯将他1922年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商业副刊《欧洲之重建》上的一组文章压缩改写成书的。它是凯恩斯早年的一部重要著作，被不少西方学者看作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货币改革论》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主要政策建议是通过管理通货来稳定物价。在谈到货币数量论时，凯恩斯强调：“这个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它和事实相吻合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这个理论来源于这种事实：是有价值的商品而不是货币自身有效用，货币的效用是由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的效用派生出来的。设是公众持有的货币，是公众需要在货币形式上持有的消费单位，每一消费单位的价格是，则有，“只要保持不变，和就一同升降；就是说，纸币通货的数量增加或减少，价格水平就按同一比例提高或降低。”
凯恩斯特别申明，他在这里表达的货币数量论遵从的是庇古教授在1917年11月号的《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的表述和马歇尔在《货币、信用和商业》一书中的表述，而不是遵从费雪的分析。同时，凯恩斯认为人们对货币数量论存在有误解和不正确的表述，这就是进一步假定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凯恩斯解释道，这个假定“在长期”也许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长期对当前的事情产生了误导。我们在长期都要死去。” 在短期内，从实际经验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可以引起的变化。
在谈到货币政策目标时，凯恩斯认为在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物价稳定比较容易实现。因为在某些限制条件下，一国通货与他国通货之间的汇率由国内价格水平与国外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除非国内和国外这两个价格水平都能保持稳定，否则汇率就不可能稳定。由于国外价格水平的变化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汇率的稳定将受到国外因素的牵制。而价格不稳定，一方面会引起收入和财富作有利于某些阶级而不利于另一些阶级的再分配，另一方面会对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人们预期物价将要下跌，就不会有足够多的冒险者愿意使自己处于投机的“多头”地位，这就是说，企业主将会畏缩不前，不敢参与漫长的生产过程，从事于货币事先支出而事后收回的长期垫支活动，由此会引起失业。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们对价格趋势的一种预期相当普遍的话，其结果将具有累积作用。企业界如果预期价格将要上涨，并且以此为依据采取行动，这一事实本身就会造成价格的一时上涨，如果这种预期被证实，就会进一步强化原来的预期。当预期价格将要下跌时，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因此，一个比较微弱的起因也许会引起一个很大的波动。”
根据以上分析，凯恩斯认为主要目标应是稳定物价或稳定币值，价格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各有其不利之处。“引起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会对个人和阶级，尤其是对取息者（renters）会造成不公正的后果；因此对储蓄是不利的。引起物价下跌的通货紧缩，会引起企业主限制生产（为了避免损失），因而它对劳动者和企业来说都是一种促退因素，并且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稳定物价或稳定币值呢？凯恩斯主张实行通货管理。他认为货币和货币制度的演变已经使今日的情况与19世纪不同了，不能再对货币价值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货币的演化使我们进入了管理通货势在必然的阶段” ；“在纸币和银行信用流行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逃脱‘管理’通货”。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对通货实行管理呢？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最后一章提出的建议是：英格兰银行应当担当起调节金价的责任，就像它调节贴现率时一直在做的那样。他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调节”，而不是“钉住不动”。英格兰银行应当对黄金定一个买入价格和卖出价格，这个价格可能长期不变，但不能永远不变。银行的金价可以与银行的贴现率同时公布，黄金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可比战前的差额稍大一些。除了调节黄金的即期买入价和卖出价以及调节贴现率以外，英格兰银行还可以对黄金的远期价格进行调节。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可以运用三种政策手段——贴现率、黄金的现货价格和黄金的期货价格对通货实行管理，从而达到稳定币值和稳定物价的目的。由于金本位制本质上是一种自动机制，它排斥通货的人为管理。于是凯恩斯把这种货币制度斥之为“过了时的教条”，“粗俗的遗风”。 而“拥护这种古老本位制的人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现在背离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有多么遥远。”
从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凯恩斯对货币数量论的态度也是在不断转换的。《货币改革论》中对它备加推崇；《货币论》中则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修改，改换为“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开始强调货币的价值；而到《通论》，则抱反对态度，换成了“物价的一般理论”。因此，从凯恩斯早期在的《货币改革论》的政策建议中，他仍旧以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恢复经济的均衡和繁荣。而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改造，使货币流转的分析完全排除了利率对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消费的时间偏好的作用，只是调节货币供求，从而凯恩斯对利率调节货币供求的分析不同于传统理论。
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中主要论述了当时困扰着欧洲的一些紧迫问题：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和由此而来的汇率失衡。显然，这本书是为主要关心现行政策的一般读者撰写而成的。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出版后不到一年便动手撰写《货币论》，这本书转而特地为主要关注货币理论最新发展的专业人员撰写的。《货币论》写于1924年7月，脱稿于1930年9月14日，历时6年2个月，1930年10月31日该书出版。
凯恩斯一生著作颇丰。就字数来说，《货币论》是他部头最大的一本著作，而从传统的学术观点来看，《货币论》确实是凯恩斯最为抱雄心壮志和最有建树的一本著作。凯恩斯写作《货币论》用了六年时间精心完成，其目的在于阐述一种独立于实物经济的货币经济理论。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尝试把货币论和价值论结合在一起，用来说明货币价值和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这部书分为“货币的纯理论”和“货币的应用理论”上、下两卷的著作。
凯恩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分析的基本问题是：“信用周期”和标志着这个周期特性的就业与产出的波动。凯恩斯认为，超过资本正常报酬的部分才是利润，而利润成为经济的动力。因为利润的存在，促使企业会增加各自的产出，从而增加它们对作为投入的各种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若在亏损时情况就相反。利润是一单位产出的“需求价格”（即市场价格）及其“供给价格”（即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 于是，对产出周期波动的研究就归结为对引起价格和成本不同变化的各种原因的研究。凯恩斯不满足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这种理论确定的只是一些恒等式，说明的只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其主要缺陷是缺少一种动态分析。他试图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改造，提出一种研究货币理论基本问题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描述静态均衡的性质，而且也能用来描述不均衡的性质，并找出一个货币体系由一种均衡状态移动到另一种均衡状态的动态规律”。这种动态的货币分析方法在《通论》中被表述为货币均衡。这种新方法就是下面将要提及的《货币论》的核心——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而上述那些变化正是凯恩斯试图用他的“基本方程”作严密分析的对象。
在表述他的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之前，凯恩斯批判了传统货币数量论，写道：“货币理论的基本问题不单是要确定一些恒等式和静态方程式来说明有关货币周转量和为取得货币而进行贸易的商品周转量之间的关系等等。”他接着提出：“这种理论的真正任务是从动的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并以一种方式来分析所牵涉的各种不同因素，以便说明决定物价水准的因果过程以及从一个平衡位域转移到另一个平衡位域的程序。” 他接着强调到，他的货币理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传统货币数量论所能应用的本位“既不是劳动支配力本位，也不是购买力本位，而是另一种多少带一些武断性的本位；也就是说，要不然是现金交易本位，便是现金差额本位，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而我们寻求的是真正结果必然是前两种本位。” 可以说，这不仅是凯恩斯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根本所在，而且也是建立基本方程式的出发点。
的确，作为一位货币经济学家，凯恩斯不仅要把货币加入到生产中，而且要把生产加入到他的“华尔街”的感觉中，因而很少受传统的价值、分配理论的限制。《货币论》主要讨论经济波动问题，它联系到传统的信用周期理论，如霍曲莱的纯信用周期理论，“但在为《货币论》制定他的基本方程式时，他却无心地提供了一个和数量论对立的理论，一个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 由此，他把他自己从货币数量论中解脱出来的事实，使他得以自由地从事《通论》的论述。《货币论》中，凯恩斯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信条——萨伊定律，而萨伊定律正是支持数量论的必要条件。但是，凯恩斯的总需求概念，以及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区分，使他能够推演出就业不足时均衡的理论。当商品市场出清时，劳动市场可以仍然没有出清，这是由于失业者没有有效的手段可用来向企业家发出信号表示他们是有利的。的确，即使他们能发出信号，仍然不可能雇佣他们，因为没有机制来保证计划投资能吸收和充分就业相当的储蓄。
一、货币本质和货币价值论
由于《货币论》是一部货币理论的著作，凯恩斯在一开篇就提出了货币性质的问题，凯恩斯货币的基本概念即为“计算货币“。正如他开宗明义地写道：“计算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的原始概念。” 凯恩斯解释说：“由于债务和价目首先必须用计算货币表示，所以货币的性质是从它与计算货币的关系中得来的。”显然，凯恩斯对于货币性质的理解不同于传统货币经济学家，但又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传统货币数量论者看来，凯恩斯实际上不是从商品经济的矛盾和价值形态的发展去引出货币，而从单位计算去引出货币；也就是不从货币本体去引出货币符号，而从货币符号去引出货币本体，看来完全是本末倒置，但这却是凯恩斯《货币论》和基本方程式的基础。
对于货币的性质和功能，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把货币归为价值尺度、交易手段、贮藏手段和延期支付的手段。凯恩斯与以前的货币理论家是不同的，他从“计算货币”开始这个概念导致两种货币形态：一种是用于计算的货币所表现的契约与凭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债务凭证逐渐用于结算交易而成为货币本体的替代物，后来成为“银行货币”。另一种是相应于计算货币，通过其交付而用以履行契约或债务的货币，成为“国家货币”的货币本体。这两种货币相辅而行，而银行货币占较大比例。虽然凯恩斯对货币的分类显得有点复杂，但是货币已经在这里表现出了其最本质的性质，即债务。这是因为，一旦货币被看作债务，那么就会存在为此需要付出的利息，从而利息的概念是合理的。这将联系到银行的存款和贷款流程。从经验上看，只有有了存款银行才会发放贷款，但必须要问存款是从何处来的？实际上按照货币内生性的观点，银行必须现有一笔因抵押产生的贷款才会有存款，如此才会有存贷的发生。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写道：“货币是银行先发出的贷款，然后存起来形成的。”这点其实正是内生货币供给的根源，尽管凯恩斯对于这点并没有清晰地表述出来。
凯恩斯接着写道，通过货币的交付而使债务契约与价格契约得以清偿，并以货币形态去储存一般购买力，从而引入了货币价值问题。对于货币的价值问题，凯恩斯认为人们保存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在于它的购买力。所谓货币购买力是指货币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它的购买力是由货币所能购买的“综合商品”的价格来量度的。这就形成价格水平，其变动用物价指数表示。这与国民收入的测量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实中，对于物价水平和经济总量即的测量并不存在任何疑问。其实不然。凯恩斯早在《货币论》中就提出，中所表述的成份是不能加总的，除非经济处于稳定、同比例的增长状态。也就是说，只有价格、产量等变量不涉及任何权数时加总才是可能的。此外，对于异质品，加总是根本不能进行的，除非存在一个合理的用于加总的指数。然而，直到二十世纪70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加总和指数的计算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哈恩的难题中所表明的。本书的最后将提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的办法。
总之，《货币论》当然是一本货币理论的专著，而凯恩斯把下面将要提及的基本方程式，其中的宏观变量就是看作整个货币流转中的货币量值来加以讨论，凯恩斯把这些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货币的基本方程式”，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只是货币量值而不联系到“实物”。这样，凯恩斯可以通过讨论货币的流转过程来确定这些宏观变量，在这一点是与传统的货币分析方法不同的。
二、货币金融体系的思想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提出了由银行和中央银行组成的货币金融体系。凯恩斯称“往下所讨论的是充分发展和正在营业的现代银行”，为了处理收付银行之间的债权（银行票据），各银行设立有票据交换所，各行在日常清付中都接受对某个选定银行的债权；这一银行有时称为银行家的银行，一般就是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就是钞票发行当局，那么只要中央银行能控制其钞票发行与存款总量，会员银行的准备基金总量使在其控制之下。这时凯恩斯说，中央银行便成了整个乐队的指挥，速度由它决定，并开创性的提出了“银行货币的‘创造’”。认为银行是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货币创造过程。所有的存款都可以说是由持有存款的银行“创造”的。但银行存款肯定并不限于必须由存款者主动交纳现金或支票才能创造成的存款。银行主动造成存款的可能性服从着一定的法则与限制。它必须与共他银行保持同一步调，其存款创造的步调是由他们的准备基金（存款准备金）的总量支配的。
在货币论的政策建议中，通过讨论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一致，投资和储蓄的相等，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的一致问题，建议实行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管理，通过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从而达到价格稳定和经济均衡的目标。罗宾逊夫人评价说，凯恩斯在此书中“关心的只是严格地限于一般物价水平”。《货币论》以物价稳定为轴心，对影响物价波动的各种因素进行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和分析。
三、基本方程式
《货币论》的主题有二，一是探讨实际支配物价水平变化的动态力量，二是探讨物价稳定的方法和途径。凯恩斯首先指出了“加总问题”，即要把异质产品加总为同质的总量，只能采用同质的劳动单位或货币单位。由此必须重新定义一些“宏观变量”来讨论价格水平和货币价值的决定。使用这些宏观变量，凯恩斯建立了他的基本方程式，以表明由储蓄和投资的变动所导致的成本和利润的变动，并由此联系到两个部门的价格决定。凯恩斯的结论是通过他建立的两个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得到的；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民收入核算等式，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让我们来看基本方程式。
在这里，是一个社会在单位时间内的总货币收入或报酬，是新投资的生产成本，则等于本期消费品产品的生产成本。假设是储蓄量（个人货币收入和他对本期消费所作的货币支出之间的差额），所以等于本期收入中花费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又设是单位时间内的总产出量，是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与劳务的数量，是投资的净增量。在这种假设下。
设表示消费品的物价水平，则就是本期的消费支出，便是新投资的生产成本。根据“社会对消费品的支出等于其收入与储蓄的差额”的关系，凯恩斯建立了第一个基本方程式：
即 （）
设是单位人类劳动的报酬率（则为货币的劳动支配力），是单位产品的报酬率，是效率系数，这样W＝W1×e。由此可以把上式改为：
（）
这表明消费平物价水平的决定，可以看出，它是由生产成本和随着新投资的成本减去本期储蓄的余额组成的。按照方程（）和（），凯恩斯表明：“因此，上述第一项所决定的物价水准，由于产品在投资品和消费品之间的分配不一定等于收入在储蓄于消费支出方面的分配而不能成立。……消费品的物价水准和投资品的物价水准完全无关。只要知道效率报酬水准以及新投资品成本（不是售价）与储蓄量之间的差额，消费品的物价水准就可以完全不涉及投资品的物价水准而明确的得出来的。” 从这一点，凯恩斯得出推论，认为货币购买力的稳定性条件涉及两个条件，一是生产成本必须稳定，而是新投资的成本必须等于本期储蓄量。
假设新投资品的价格是给定的，用来表示，是全部产品的物价水平，而是新投资的价值。
于是就可以得到
EMBED （）
这是第二个基本方程式，这个方程式表明社会总产品价格水平的决定。如前，我们可以把方程式改写成为：
（）
方程（）和（）表示，价格稳定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这里，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是由不同的方法决定的，其关键因素是储蓄与投资。当储蓄与投资不等，将会产生利润差额。凯恩斯引入利润差额使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
设为消费品部门的利润量，为投资品部门的利润量，为总利润，可以得到：
（）
因此， （）
（）
以上方程表明，消费品部门的利润等于新投资的成本减储蓄，资本品部门的利润等于投资减去投资的成本，总利润等于投资减储蓄。还可以推论出下面的方程：
（）
（）
方程（）和（）表明，消费品的价格等于消费品部门的成本加利润，总价格水平等于总成本加总利润。
上述基本方程式是一组恒等式，类似于《通论》中的收入－支出等式，虽然它们并不能直接表明货币价值的决定，但却表明了一种新的研究货币价值决定的方法。首先，一个基本定理是，如果给定产出数量和支出量或用于购买这一产出量的总支出价值，价格将被唯一的决定，即货币价值和价格水平可以由总量的收入支出来决定。这也是一种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方法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特例，即供给和需求都是给定的。给定生产成本，一旦价格被决定了，利润将被决定。用总产出价值除以总产出，将得到价格水平。这是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那么，一旦确定了决定总支出的因素，就可以讨论货币价值的决定。
第二，凯恩斯使用这种方法来讨论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和两个部门的价格决定。当涉及到货币，或储蓄不等于投资时，两个部门的货币价值将由不同的因素所决定。消费品部门的价格取决于收入减储蓄的差额，投资品部门的价格由新投资的货币额所决定，即“公众的‘空头’状况未能由银行体系所创造的存款得到满足的过剩量”。 这样，就把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连接起来了。
第三，公众的“空头”状况取决于利息率和股票的价格或收益，使用与前面部门价格决定相同的方法，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众储蓄中用于购买股票的货币额，如果给定收入（储蓄）水平和股票数量，股票价格将被决定。这样，在某些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包括股票价格的货币价值决定的“刹那图”。
第四，基本方程式的一个重要性能是利润的动态性质，利润量决定着经济的扩张和收缩，从而这个刹那图并不是稳定的。当储蓄不等于投资而使利润为正值时，厂商的投资需求将增加，而且企业家将提高要素的报酬率，从而消费和投资部门的供给与需求会改变。这个变动将涉及到基本方程式所暗含的理论或均衡是否是稳定的，但凯恩斯并没有从实际部门的角度来讨论均衡的决定，而是使用魏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概念，来讨论货币的供求均衡与实际部门的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显然，按照基本方程式的流量关系，我们可以得到“寡妇的坛子”和“达奈得的水槽”的累积型经济波动模型，但这并不能说明波动的中心和转折点。换句话说，基本方程式尚不能构成一种新的价值理论或均衡理论，虽然它涉及到决定这种新理论的方法。凯恩斯的方法是通过讨论货币部门的均衡来表明一种新的均衡理论，由于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只有货币部门达到均衡，实际部门才能获得均衡。反过来说，这正是凯恩斯为什么要否定货币数量论的原因，即这里存在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它联系到货币。
第五，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把数量方程作为他的基本方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自然利息率是使储蓄等于投资时的利息率，它表明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那么货币利息率不等于自然利息率将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变动，或联系到储蓄与投资的不等。正值的利润差额将使货币利息率超过自然利息率而导致货币供给超出均衡水平，从而造成经济波动。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储蓄与投资、货币供给和需求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按照魏克赛尔和哈耶克，当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投资将超过自愿储蓄或“生产时期”的延长超过了自愿的时间偏好，投资的增加引起投资品价格的上升，进而引起消费品价格的上升，由此导致被迫储蓄。在这一过程中，银行的货币供给将适应货币需求，从而引起一个累积过程，只有当作为银行准备金的储蓄减少而使银行提高利息率时，这一过程才会结束。因此，实际部门（储蓄与投资）与货币部门是通过“可贷基金”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依然是分离的，换句话说，当储蓄与投资由货币供求相连接时，货币利息率偏离自然利息率而使储蓄与投资不等会反应到货币部门，但利息率并不调节货币的供求，而是反应货币储蓄与货币投资数量。虽然货币利息率的变动会影响价格水平，但货币利息率只是自然利息率的“货币利息率”，从而与“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决定的价值无关。
从形式上看，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主要是讨论的是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实际上它是通过基本方程式表述总量关系中的利率调整（市场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的变化），影响投资率的变化，引起储蓄与投资水平之间的差距；而导致的物价水平的波动又引起的利润差额，以及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并提出了中央银行如何利用足够的权力去控制价格水平，消除经济周期的波动，使价格臻于经济均衡的稳定境界。其中，利润的变化是重要的。正如克瑞格尔所说的，利润的变动是研究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对于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如瑞典学派俄林认为，凯恩斯只是重新表述了瑞典学派的观点，而没有增加新的东西。从基本方程式的形式上看，凯恩斯的方法似乎是相当传统的，即类似于瑞典学派的魏克赛尔（Wicksell）、林达尔、哈耶克以及熊彼特、罗博特森（Robertson）、庇古（Pigou）等人关于经济周期的分析所使用的两个部门模型，但凯恩斯的分析与这些经济学家是有根本区别的。以魏克赛尔、哈耶克为代表的瑞典学派其理论基础是生产函数和货币数量论，而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则完全抛弃了生产函数的分析，其价格水平理论也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完全是基于货币量值计量的利润差额，并且把这种生产结构直接联系到货币流转（储蓄）和股票市场（投资）。
由于在许多的经济思想史和货币理论史著作中，都认为凯恩斯的《货币论》和其中的基本方程式只不过是对货币数量论的一种表述，但这一结论是对比凯恩斯《通论》中的灵活偏好理论而言的。这是因为，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讨论这种货币流转显然不是为了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动，而是要说明经济波动问题。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讨论价格水平的意义主要在于把货币领域引入到经济波动的分析中，但不同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分析，凯恩斯不仅把储蓄与投资完全作为货币量值，以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又反过来讨论股票价格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这是凯恩斯把货币作为一种存量来表述其灵活偏好理论的意义所在。这样，利息率所调节的并不是实物的储蓄与投资，而是货币的供求，通过调节货币供求来调节名义收入流量与反映资本存量价值的股票价格的比例。这使凯恩斯的货币和利率理论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然而，这一点并不为众人认识到。例如，帕廷金认为，凯恩斯利用利息和价格之间和互为因果关系，提出了一个有关货币数量论的变化引发价格水平变化的动态分析。由此提出的某些概念，为后来的《通论》中的论述进行了铺垫。 这些认识是有偏差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魏克赛尔最早提出了信用周期理论，其主要推论是，这里存在着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自然利息率，同时，在信贷市场上有一个由货币供求所决定的市场利息率，由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变动，会使自然利息率不等于市场利息率，从而引发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和价格水平的变动，而价格水平的变动则形成“被迫储蓄”，而使实际储蓄与投资与自然利息率所决定的投资不等，并引起累积过程的经济波动。哈耶克把魏克赛尔扩展为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的生产结构分析，即当市场利息率不等于自然利息率时，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变动，当市场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将引起“被迫储蓄”和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导致两个部门的周期性经济波动。
对于这些在凯恩斯之前提出的周期理论存在的问题，正是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批评的“两分法”，即货币领域与实际领域被截然分开。实际领域存在着一个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自然利息率，货币领域则是由货币供求所决定的市场利息率，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周期中的经济高涨总是开始于市场利息率小于自然利息率呢？另一个值得提出的疑问是“被迫储蓄”的概念，这种被迫储蓄完全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即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消费品的价格水平上升，这使实际消费减少而使实际的储蓄增加。这里在理论上的疑问是，厂商和消费者是以名义变量还是实际变量作为决策的基础，如果他们看重的是实际变量，则这种货币幻觉必然被理性预期所调整而不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另一个问题是，从经济周期的经验来看，资本品价格的波动要远高于消费品价格，是否这里也存在着“被迫消费”呢？当然，这种两分法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厂商需要货币和商业银行提供货币，如商业银行怎样根据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变动来改变货币供应量，并使自然利息率等于市场利息率呢？当商业银行根本不知道自然利息率时又怎样保证使市场利息率总是围绕自然利息率波动而保持价格水平不变呢？
凯恩斯基本方程式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两分法”的思路，决定经济波动的并不是实际领域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变动，而是企业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差额，如凯恩斯明确地把零利润作为均衡的条件，来讨论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稳定性问题。基本方程式采用储蓄、投资和工资率等宏观变量来表明企业的成本结构，因而从这些宏观变量的变动中即可得到企业的利润差额。这样，凯恩斯就可以抛弃基于边际生产力利息论和“可贷基金”的数量理论，把利润作为投资的动机直接联系到收入和支出，以表明他的“寡妇的坛子”和“节俭的悖论”。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使凯恩斯能够在《通论》中得到他的收入－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差额，而不是生产函数，即通过货币的收入与支出来表示企业的成本与利润，从而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即可得到稳定的均衡和经济波动的结论。
虽然凯恩斯在基本方程式中通过效率系数区分出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但这一点并不能得出凯恩斯使用了生产函数的结论。一方面是凯恩斯特别强调加总问题，这是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产出的含义。另一方面，就利润差额来讲，凯恩斯使用价格水平的变动就联系到了利润。就价格决定的方式来讲，凯恩斯的分析是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
凯恩斯在基本方程式中，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作为《货币论》的货币理论的研究重点——直接把投资与储蓄联系在一起。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充当了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这种关系起初并不被用来分析产出的变化，而是用来分析价格的变化（这与《通论》大相径庭）。 同时，凯恩斯在讨论产出的变化中，把这些变化归为来自价格的变化。
虽然凯恩斯认识到他的两个方程是恒等式，但他仍旧认为这两个恒等式有助于区分各种因果关系。 在论述中他又提出，起关键作用的因果关系与利率有关，这样，如果从一个均衡状态出发，假如一个利率的降低，这将引起投资的增加和储蓄的减少，这就造成前者大于后者，结果产生利润。而利率的下降，本身就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不仅仅是利率降低最初所引起的货币数量论增加的结果。 相反，利率的提高将导致价格的下降。
凯恩斯进一步分析了有关投资和储蓄决定因素的问题。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引诱力由企业的业主预期从当前投资所获得的未来收入与他得到生产资金所必须的支付的利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换句话就是说，资本品的价值决定于资本品未来收入资本化的利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越高，资本品的价值就越低。另一方面，储蓄率则可为高利率所刺激而为低利率所抑制。因此，其他条件不便，利率上升必然使投资率降低，而储蓄率则相对提高，这就使得两个基本方程式的第二项都为负，从而使两种物价水平都趋于下降。”
此外，《货币论》中包含了在《通论》中发展成为流动性偏好理论的一些重要特色。但《货币论》没有恰当地分析“流动性升值”这个概念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货币的需求与利率之间对应地函数关系。另一方面，他对存量和流量则作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就财产存量而言，个人必须对他的资产构成做出抉择；而对于收入流量来说，个人要决定的则是将其中的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即增加他的财产。
既然投资和储蓄二者的水平都由利率来调节，因而可以控制利率的机构就是稳定物价水平的力量。凯恩斯正是把银行体系看作是实现经济均衡的最终力量，他对银行体系在稳定物价水平从而稳定经济方面抱有坚定的信念。凯恩斯写道：“使货币购买力达到均衡的条件就是银行体系调节信贷利率，使投资的价值等于储蓄。” “银行体系通过改变银行信用体系的价格和数量能够支配投资的价值。” 因此，凯恩斯认为，“繁荣与萧条只不过是银行体系的信用条件偏离均衡状态而发生波动的结果。”
可以说，凯恩斯已经找到了物价水平变动的实际方式的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货币价值）“根据当前投资的成本是小于还是大于储蓄而在这一均衡水平上下摆动”。 他认为，不论物价水平是围绕一个稳定的均衡水平上下摆动，还是从一个均衡状态移动到另一个均衡状态，这个线索同样有效。
四、稳定状态与经济波动
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提出，决定经济波动的并不是实际领域的资本边际生产力的变动，而是企业的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差额，如凯恩斯提出的均衡状态的条件：一、利润等于零；二、储蓄等于投资；三、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当这三个条件都满足时，物价水平与生产成本相符，不过这种平衡只是产量不变时的瞬间图。并且明确地把零利润作为均衡的条件，来讨论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稳定性问题。利润这种实体的基本性质在于他具有零值是当前实际经济货币购买力的平衡的条件，一般说来每一个走向新的平衡物价水平的变化都是利润偏离零所肇始的。
凯恩斯首先分析了货币变动对物价的影响，过程是这样的：货币数量——银行的准备金——扩大的银行贷款——新增贷款形成的营业存款——刺激投资品的生产——新投资价值的增加，即增加——最终使物价变化。
其次分析了投资对物价的影响，在他看来这种影响不能与货币分开，“因为其实货币因素所引起的扰动很快会在投资方面造成一些波动，同时我们也将看到，投资因素所引起的扰动同样可能使货币因素发生改变”。二者相互作用但又有区别：货币扰动是由供给造成的而投资扰动是由需求造成的，货币扰动代表物价的长期波动，即从一个状态变化到另一个稳定状态，而投资的扰动是一种短期波动，即围绕着稳定状态的长期趋势而产生的上下波动，是由利润变化导致的。基本方程式采用储蓄、投资和工资率等宏观变量来表明企业的成本结构，因而从这些宏观变量的变动中即可得到企业的利润差额。
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使凯恩斯能够在《通论》中得到他的收入－支出模型，收入－支出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差额，而不是生产函数，即通过货币的收入与支出来表示企业的成本与利润，从而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即可得到稳定的均衡和经济波动的结论。
五、工业流通与金融流通
在凯恩斯之前，货币数量论的典型代表是由费雪和罗博特森表述的可贷基金理论，这一理论把货币流转依附于实物流转。费雪把货币储蓄作为实物资本的代表，从而投资则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贷款来进行，这样在货币市场（商业银行）上就形成了可贷基金，这使利率可以同时调节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消费的时间偏好和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求。而凯恩斯对货币流转的分析完全排除了利率对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消费的时间偏好的作用，只是调节货币供求，正是这一点，使凯恩斯对利率调节货币供求的分析不同于传统“贮藏”理论（即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如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所表述的。
首先，凯恩斯区分了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工业流通决定国民收入的名义变量，金融流通决定股票价格，利率则在于调节二者的比例；这里，由于金融资产的引入（股票、债券、储蓄存款等）产生了资产选择。假设全部流通中的货币被分为两部分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则一部分用于工业流通的可被看为国民核算中的收入帐户，这个收入流量决定着社会产出与价格水平，表示为；另一部分用于金融流通的可被看为资本帐户，决定着影响社会产出生产成本和进行资产选择的资本存量，表示为；至此，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就会改变为：
这时，一个重要的区别出现了，货币在这两个领域是分开运行的，这种形式上的区分使得凯恩斯这一分析方法产生了质的差别，传统理论把货币经济蒙在实物经济上的两分法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运用存量与流量分析产出和价格的货币理论，清晰地解释了商品市场两个部门的价格波动与货币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关系；凯恩斯说，由于公众的‘空头’状况取决于利息率和股票的价格或收益，使用与前面部门价格决定相同的方法，股票的价格取决于公众储蓄中用于购买股票的货币额，如果给定收入（储蓄）水平和股票数量，股票价格将被决定。反之，一旦决定了金融流通的货币量，则可以确定名义国民收入变量。这样，在某些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到名义国民收入和股票价格同时决定的“刹那图”。
显然，对于这样一个“刹那图”，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价格水平的决定，即货币在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比例只是决定价格水平而与实际变量无关。但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讨论这种货币流转显然不是为了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动，而是要说明经济波动问题。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凯恩斯讨论价格水平的意义主要在于把货币领域引入到经济波动的分析中，但不同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分析，凯恩斯不仅把储蓄与投资完全作为货币量值，以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又反过来讨论股票价格变动对投资的影响，这是凯恩斯把货币作为一种存量来表述其灵活偏好理论的意义所在。这样，利息率所调节的并不是实物的储蓄与投资，而是货币的供求，通过调节货币供求来调节名义收入流量与反映资本存量价值的股票价格的比例。这使凯恩斯的货币和利率理论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和可贷基金理论。
按照凯恩斯的分析，价格水平与收入是不能分离的，因为货币收入的变动意味着名义收入的变动，换句话说，这里并不存在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强调了这一点，这也联系到关于《货币论》的争论。哈耶克也持有这个论点，在两个部门模型中，价格水平的变动会影响总量和两个部门的结构。但对于哈耶克（以及魏克赛尔和罗博特森）来讲，价格水平的变动会导致“被迫储蓄”，从而会联系到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一旦收入以及储蓄和投资被作为名义变量而不同于作为实际变量的就业，凯恩斯的理论将明显地区别于哈耶克等人的理论，即，这里并不存在实物计算的资本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而仅仅存在企业家观念上的货币成本和利润。
以上即为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表述的基本思想。凯恩斯曾经对《货币论》给予厚望，但此书出版以后，众多批评认为，一方面，“基本方程”实际上只是在步人后尘；另一方面，这本书只解释了那些引起产出增减的因素，但没有解释是什么决定某一时期地实际产出水平。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抛弃了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论用一些恒等式和静态方程来说明货币流通量和商品交易量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从动态方面来研究这一关系。凯恩斯还认为，货币数量论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从货币总量出发来分析物价水平变动，而没有对物价水平实际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他“主张抛弃从货币总量出发而不问用途的传统方法，改而从社会的报酬或货币收入流量以及把它们划分为两个部分出发”。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把社会收入划分为生产消费品上的支出和生产投资品所获得收入，社会支出划分为消费品上的支出和储蓄。当产品用生产成本来衡量时，如果总产品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的分配比例与总支出在本期消费和本期储蓄之间的分配比例相同的话，消费品的物价水平就会偏离其生产成本，从而使利润不为零；而利润不为零又会引起产量变动和物价水平的变动。卡恩认为，凯恩斯的这些分析已经包含了支出（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上的支出）流量决定产出、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思想，虽然《货币论》更多关心的是物价水平而不是产出和就业水平。他认为这是凯恩斯对货币数量论的抛弃，是《货币论》的最大创新。
而我们认为，凯恩斯的《货币论》中的基本方程式和其货币分析所表述的独立于生产函数的货币数量关系，基本方程式的贡献和意义完全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识到的。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第三节 从《货币论》到《通论》
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是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这两部著作看成是凯恩斯货币思想的巨大转变。例如，帕廷金写道：“虽然我把凯恩斯阐释货币理论的三本书称为三步曲，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这些区别不仅在实质上，也在形式上和研究的目的上。” 而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读者看来，也许会觉得是观点改变，迷离无所适从。这种困难，并不因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词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将在下文中指出。二书间之关系，可以简述如下：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
凯恩斯在对货币本质上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并把货币理论推至社会总产量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毫无疑问，凯恩斯的《通论》应该被看作一部独立的著作，因为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然而，当凯恩斯的《通论》被嫁接在新古典的微观基础之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总量关系的理论被解释为生产函数基础上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或瓦尔拉斯非均衡，重新表述凯恩斯《货币论》和从《货币论》到《通论》的思想发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例如，按照非瓦尔拉斯均衡的解释，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放弃了价格调整而转向数量调整，收入变动来自于价格刚性。 这个解释是与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即凯恩斯理论中的宏观变量只不过是由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供求所构成的，而可以采用微观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而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些宏观变量的价值理论基础。这样，《货币论》就仅仅是凯恩斯思想史的一部著作。正是因为这种解释，应该特别强调凯恩斯的《通论》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而是《货币论》的继续或补充。换句话说，最好能够把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作为一本书，因为在凯恩斯的《通论》中暗含着一种价值理论，即《货币论》中的两个部门模型的“基本方程式”和其货币分析所表述的独立于生产函数的货币总量关系。
凯恩斯对《货币论》与《通论》的关系进一步作了简单说明：
“该书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以别于刹那图，倒非不完全，非常模糊。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和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
凯恩斯的这个说明对于理解《通论》虽然是过于简单了，但还是可以比较明确地表明其含义，即《货币论》所阐述的是这些宏观总量的基础，而《通论》则在于表明“基本方程式”的动态过程，以阐述一种稳定的均衡和经济周期的波动过程。为了简便，《通论》中完全省略了对《货币论》中“基本方程式”的理论说明，但凯恩斯却使用了基本方程式以及两个部门模型的概念直接讨论这些总量，特别使用它批评哈耶克和庇古（参阅《通论》第3、4章，第14、19章附录）。实际上，经济学家在解释他的《通论》中的总量和货币理论时很少考虑这些重要细节，原因就在于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价值理论，以至于他的总量理论离开了以前的基础变得越加模糊。因此，《通论》和《货币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凯恩斯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其中独立于生产函数的总量理论必然是它的基础。
几十年来，基本方程式在《货币论》中的位置以及《货币论》的结构一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基本命题理解为商品市场两个部门的价格波动与货币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容易理解了。事实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作用是经济周期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至今尚没有给予充分的讨论，或者说，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和货币数量论不可能用于讨论这一问题。因此，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正是为这一目的设计的，以表明其基本方程式中的宏观总量不是依赖于生产函数和时间偏好，而是联系到货币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可以和股票价格波动相联系的总量理论，即利润差额和产出波动会与货币和金融市场的波动相互反应。这一问题在《通论》中依然是一个核心命题，这涉及到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及两者的结合。在《通论》中，凯恩斯正是要把基本方程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凯恩斯使用消费函数和资本边际效率以及预期表明人们的行为，使用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并使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联系起来，由此建立起一种包括资本存量和货币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
而且，《货币论》出版后遇到了哈耶克、罗博特森、庇古以及瑞典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如前面所表明的，与传统的理论相对比，基本方程式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基本方程式作为两个部门模型的恒等式本身并不能表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但它作为一种思考方法对于建立新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不受传统理论的限制，即给定一个定义式的恒等式，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自变量和因变量以表明因果关系。基本方程式扩展了数量方程式到两个部门模型，来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凯恩斯使用它表明了一个由利润引发的动态过程，但他并没有能够构筑一个完整的模型来说明他的移动均衡，并进而说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其主要缺陷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这一模型并没有考虑成本和资本品价格的变动；其二是，它不能构成一个一般均衡理论，这里缺少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之间的明确的联系。对比传统理论，基本方程式没有能够明确表明人们的行为假设以说明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说明均衡的变动和它的稳定性。
这些问题不仅对于《货币论》是重要的，对于《通论》也是如此，这涉及到全部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如果凯恩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凯恩斯经济学将仅仅是新古典理论的非均衡分析或非瓦尔拉斯均衡。实际上，对《货币论》的批评正是把凯恩斯的分析考虑为传统理论的短期和非均衡分析。目前的新古典综合模型正是这种方法，从而缺少“宏观”变量的“微观基础”。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新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综合的批评是与三十年代对《货币论》的批评相同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凯恩斯的《通论》正是要回答这些批评，并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从《货币论》到《通论》期间，凯恩斯和他的“小组”讨论了这些批评和问题。虽然《通论》主要集中在失业问题上，但它依然是一部高度争论性的理论著作。一方面，对比《货币论》，《通论》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均衡或失业均衡理论，另一方面，它还是一种包括货币部门和资本存量的一般均衡理论。更进一步，凯恩斯试图找出传统理论的基础加以批评，这些基础即萨伊定律、奥地利资本理论和庇古的失业论或“刚性工资失业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中正是要把基本方程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凯恩斯使用消费函数和资本边际效率以及预期表明人们的行为，使用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并使货币部门和实际部门联系起来，由此建立起一种包括资本存量和货币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其中重要的是涉及货币（资本存量）的价值决定和把收入作为一个变量。
第四节 《通论》中的重要思想
在《货币论》遭到众多批评之后，凯恩斯开始着手去写一部新书。这本书最终发展成《通论》。这本书和《货币论》一样是写给经济学专业人士看的，但是较《货币论》已经浅显了许多。《通论》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它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开始。
一、凯恩斯革命
自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多年以来，各个流派经济学家对凯恩斯观点的评价汹涌如潮，形形色色。英国劳伦斯·克莱因在1947年出版的《凯恩斯革命》一书中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之所以被看作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因为他提出的理论和当时流行的经济思想截然不同。萨缪尔森在评述凯恩斯的理论时提到：“《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糕、组织得很差劲的书……它很难适用于课堂使用。它是自大的，脾气坏的，好争论的。……它充满了重要而实无价值的发现或混乱……其中凯恩斯体系模糊地显现出来，好像作者几乎不清楚它的存在或其特性。……当最终完成时，发现其分析是清晰的，并且是新的。简而言之，它是一部天才的杰作……因其模糊性和争议性，将会长期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 熊彼特则鲜明地指出：“正如经济过程理论一样，货币理论的概念作为整体已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全形成了。” 而卢卡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主要批评者——认为该书“草率成书”以至“无法卒读”。莱荣霍夫德认为，凯恩斯在最高的“纯理论”水平上，是一个“理论的江湖骗子，他把其琐屑的处理隐藏在一些不相关的主题的讨论中”。施瓦茨在著作中提到：“因而变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和我们可创造的所有可决模型都不同于凯恩斯自己的观点。”
虽然经济学界有关于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至今仍存在激烈的争论。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反对萨缪尔森的观点：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是“20世纪经济科学中最重大的事件”或宏观经济学是他的创造。反对者们则认为凯恩斯犯了一些基本的错误。 凯恩斯主义者本身也被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通论》的政策含义相当保守。 另一类认为凯恩斯的著作代表着对主流派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革命性背离。 《通论》对宏观经济学的政策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这一点勿庸置疑。凯恩斯本质上是在马歇尔的剑桥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应用经济学家，在那里，经济学的吸引力在于它能把世界变得更好。但对凯恩斯来说，写《通论》花费了“长时间的斗争以逃避思想和表达的习惯模式”。凯恩斯极力避免的旧思路是与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传统相联系的自由放任。继斯密之后，政治经济学倾向于自由放任。古典经济学家虽有少数例外，但总的认为政府失灵。在他们的观念中，政府应将其活动限制在追求一个平和的、竞争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公民可以尽可能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在稀缺但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只有垄断力量或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事务才会阻碍价格机制实现最大的、国民产出。与这一正统观念相反，凯恩斯著作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他清楚地、坚定地指出，在总的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方面没有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导至社会最优状态。
由于《通论》难于被人理解和接受，仅是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很快接受了这些新观点，而超过50岁的经济学家总的来说都没有受到凯恩斯的影响。《通论》“打动了大多数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就像突然发生的一场致命的疾病第一次袭击并杀伤了与外界隔绝的南海岛民部落的大部分一样”。 然而，四十年以后，随着新一代经济学家的出现，经济学界又一次出现转折，这时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了大多数年轻的经济学家，以至于凯恩斯主义濒临灭绝。
凯恩斯的《通论》成为一场经济学革命的开端，的确，正如汉森所说的，“自1936年以来出版发行的经济学杂志或连续出版物，几乎没有不受凯恩斯概念与思想影响的，或几乎没有不与凯恩斯概念与思想紧密相联的”。 仅从这点来讲，凯恩斯的贡献几乎超过了以往多数经济学家。
二、作为“异端”的凯恩斯思想
凯恩斯革命在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在理论上凯恩斯反萨伊定律。从前的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学派以“萨伊定律”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就能够达到均衡，能够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状态，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萨伊定律就是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需求是供给的函数。凯恩斯从理论上推翻了这种观点，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从而抛弃“储蓄会自动地转化为投资”的传统观点，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存在自动调节的性质，因而没有充分就业的可能，往往是小于充分就业的状况。由于三大规律（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的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产生大规模失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自由放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国家要参预经济调节。所以，有人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又回到重商主义那里去了，因为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奖励出口，这和重商主义是相同的。具体说来，凯恩斯提出了如下三个最重要政策：（1）政府预算的平衡应联系经济中的需求状况来加以评价（传统经济学总强调财政预算平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存在大规模失业的时候，那么预算应增加赤字，而不是降低赤字。（2）降低实际工资或货币工资不会必然创造更多就业（这是传统经济学积极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而可能招致相反效果。（3）货币政策如不借助财政措施，则不可能终止大规模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至60年代期间，凯恩斯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已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
三、货币的核心地位
假如我们从凯恩斯的支持者或反对者所写的许多关于《通论》的文章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认为《通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考察了市场体系的“非均衡”行为。当然，对于它的支持者来说，《通论》看来不仅提供了经济学家或马歇尔所认为的对某一特定变化的暂时效应的分析，而且也提供了一种基本原理，即认为这些效应在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且，众多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的整个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上，即通过收入（产出）水平的变动，那些不协调的投资和储蓄决策可以趋于一致。这一过程决定了总的就业水平——凯恩斯把它称之为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的这一观点与当时的传统观点不同，传统观点认为，储蓄和投资决策的相互一致是通过价格的调整而达到的。或者用当时马歇尔关于局部均衡框架的语言来说，是通过利率的变动而达到的。但是，通过重新分析储蓄和投资，凯恩斯学说立刻提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在早期理论中可以说是被同时解决的——即储蓄水平、投资量和利率的决定问题。凯恩斯用边际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这三个概念，充实了他所创造的理论框架。可以说，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很少有经济学家认识到居于《通论》核心地位——货币的重要意义。
关于货币，凯恩斯写道：“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连系这一点产生的。……只要有任何持久性资产之存在，这种资产就会有货币属性，就会引起货币经济所特有的许多问题。” 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连系着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或过去与未来。对于持久性资产，它们的价值只能用一系列利息率来表示，由于存在着竞争，从而并不存在与这些资产的实物生产率相一致的价值。另一方面，资本存量的价值还取决于收入流量，即它们的利润率或收益率，因而联系到收入分配。当所有的存量和流量的价值都用货币单位来表示时，货币价值和价格水平的变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每一货币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将影响货币价值，进而影响产出和就业。这样，问题就成为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是如何决定的和货币数量的变动怎样影响货币价值。
然而，凯恩斯《通论》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他对货币理论和货币经济的认识，因为试图否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涉及到过去和未来，而且联系到经济学的基础——价值和分配理论。凯恩斯在《通论》的前言中写道：“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而且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的理论，只是这个通论的一个特例而已。”
货币借助于预期行为的参与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为一部宏观经济学的巨著，《通论》的出版之所以被学术界誉为“凯恩斯革命”之说，其寓意最重要的就是在对萨伊定律的彻底否定和对货币数量论的彻底否定。凯恩斯在《通论》的原序中指出：“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际，尚在其次。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为使经济学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考虑其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不能不有许多争辩。”这里，所指的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假定”，都是以供给自创需求、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为出发点的。凯恩斯指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使充分就业只是一种特例，预期成为经济行为主体行为动机与抉择的重要依据。而货币是影响经济行为主体预期心理的重要因素，因而能够在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货币的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货币经济的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见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正是借助于对经事行为主体预期行为的影响，货币对经济体系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熊彼特用他犀利的眼光给予了高度评价，“正如经济过程理论一样，货币理论的概念作为整体已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完全形成了。”
四、宏观总量货币理论体系的创立
在《通论》中，凯恩斯严厉地批评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相对价格理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宏观总量理论，从而奠定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基础。在方法上，凯恩斯回到了重商主义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开创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即总量分析。他关心经济中的总量（总产量或国民收入总量、总消费、总投资、总就业等）行为活动，特别是总支出（投资支出、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所产生的收入效应；他强调，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是投资部分。只有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增加了，才能刺激生产，增加生产。为使就业、收入理论和利息、货币、消费、储蓄与投资理论纳入宏观理论结构，在方法论上，凯恩斯还将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于一体，从而克服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过程中运用的“两分法”的不一致性。凯恩斯自己说，“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 这就是说，凯恩斯已经彻底抛弃了货币面纱观，而将货币分析与产量分析融为一体。将物价论的货币理论推进到生产的货币理论，建立了以国民收入理论为中心的就业论，使研究总量与生产资源配置的价值理论与研究一般物价水平的货币理论结合起来。
第五节 定义和观念
一、基本单位的选择
凯恩斯认为，传统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中通常使用的单位，如马歇尔、庇古给出的国民所得、真实资本的数量和一般物价水平并不能严格地用于分析。因此，凯恩斯认为，能够用于讨论国民收入核算的指标或能用于加总的指标只有两个，即货币量和就业量。因此，在《通论》的开篇，即给出了他的使用的几个主要单位概念。
在讨论就业理论时，凯恩斯采用两种数量，即货币值量（quantities of money-value）和就业量，并定义“衡量就业量之单位，我们称之为劳力单位（labor-unit）；一劳力单位所得之货币工资，称之为工资单位（wage-unit）”。 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等式表示出来：，为工资支出，为工资单位，为就业量。为了概念使用的统一性，凯恩斯假设劳动供给是齐次性的，从而剔除了工人的技能上的区别。而把报酬相等、效率不等这一点劳动供给的不齐性包括在资本设备里面，看成是资本设备的性能。工资单位显然是绝对齐性的。在凯恩斯看来，只有单独分析单个厂商的时候有必要使用特殊的单位，否则讨论整个经济体系的行为时，只采用货币和劳动力两个单位就可以了，而且避免了许多麻烦。
二、预期与就业
所有产品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消费者，而从生产者付出成本把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到消费者购买产品一般需要很长时间。因此，生产者无法确切地知道消费者愿意付出多少购买商品。生产者和投资者只能作一下预期。为了分析方便，凯恩斯把生产者的预期按照生产和投资决策分为短期和长期预期。短期预期是从生产者在生产产品一开始就对该产品的出厂售价格进行预期；长期预期则为生产和投资者在购买资本设备以后对未来报酬的预期。生产中，各种长短预期是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一种预期状态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那么这种预期对于就业量的影响，已经充分发挥了，即在这种预期状态下就业相对于预期已经稳定。这种就业量即与长期预期状态相应的长期就业水平。凯恩斯讨论这些问题的要旨在于说明，“可见任何时间之就业量，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决定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决定于过去某段时间以内的学多预期状态。虽然如此，过去预期之尚未充分展开其影响者，已定形（embodied）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而雇主在作今日之决策时，必须参酌今日之资本设备；而且，过去的预期，只有己定形于今日之资本设备中，始能影响今日之决策。所以说今日之就业量，乃参酌今日之资本设备，依据今日之预期而决定的”。
三、两部门模型
从西斯蒙第、马尔萨斯最早讨论经济波动和有效需求问题，到马克思、魏克塞尔、哈耶克和凯恩斯对经济波动和周期的研究都是采用两个部门模型，只是到了主流经济学时代才淡化了两个部门模型的使用。这种两个部门模型对于产出、价格和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从理论观点和政策观点来看，只有当存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时，才会出现有经济理论的意义。但是，常常是有着大量商品和服务的经济系统由于太复杂而难于进行有效的分析并推导出有实际应用的结论。因此，两部门模型能够凸现复杂实际世界中经济的基本要素。
典型的两部门模型研究其中存在两个生产性部门的经济，这两个部门通常由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部门组成的。凯恩斯在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的分析中，就使用了消费品部门和投资品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即通过讨论各种条件下货币流转和商品周转的不同情况，来讨论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和两个部门的价格决定。当涉及到货币，或储蓄不等于投资时，两个部门的价格将由不同的因素所决定。消费品部门的价格取决于收入减储蓄的差额，投资品部门的价格由新投资的货币额所决定，即“公众的‘空头’状况未能由银行体系所创造的存款得到满足的过剩量”。 这样，就把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连接起来了。
假设有资本品和消费品两个部门，所有的消费品是同质的，所有的资本品也是同质的，但资本品和消费品是不同质的。这里还存在资本存量，虽然资本存量的价值来自于投资，但投资所购买的只是资本品。假设企业投资只购买资本品，由此认为资本存量的升值是通过资本品体现出来的。这里排除金融资产的交易只是一种简化，我们先不讨论金融部门和金融资产的交易。这样，每一期生产和销售的资本品将成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当然，投资除购买资本品外，还有一部分用于雇佣劳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资本品价值对消费品价值的比例和收入流量对资本存量的比例，利润率是利润流量对资本存量的比率。
为了使模型简化，我们沿用前面假设的全部工资都用于消费而不储蓄，全部利润和利息收入都用于储蓄而不消费。这样，在每一时期，如果市场是出清的，全部工资将等于消费品的总价值，资本品的总价值等于投资或折旧、利息和利润。只要给出投资和消费的货币值，就可以决定两个部门各自的产值。当采用两个部门模型，需要把总产出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部分，收入为两部分的加总。同样，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也要分为两部分，而且存在着两个部门各自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总供给函数分别由两个部门企业的成本函数构成，资本存量价值为企业的固定成本，工资为企业的可变成本。总需求中的投资用于购买资本品而构成对资本品部门的需求，工资的消费构成对消费品部门的需求。这里所要表述的核心命题是：工资既是成本，又同时决定需求。让我们在上述两个部门模型假设的基础上来讨论产出、价格与就业的决定。
四、存量与流量
存量和流量在货币理论中，主要适用于经济模型：存量是只能在一定时点上衡量的变量，而流量则是在一定时期衡量的变量。对于经济学来讲，存量与流量的关系是更突出的，当一种新的因素被不明确地加入到模型中，其理论中原有的对存量或流量的定义将不能再被保持，如原有的模型是一个存量模型，当新的变量或因素被加进后，这个变量或原有的某个变量会成为流量。因此必须对模型中的假设重作定义，从而使存量和流量保持一致以消除逻辑矛盾。
新古典综合宏观模型保留了新古典资本理论把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分离的做法，使投资的变动并不影响资本存量的价值。例如在希克斯的模型中，给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收入，同时收入的变动又影响货币需求。然而实际上任何一项投资都会影响到资本存量价值，进而影响货币的投机需求（而不只是交易需求），这会改变原有的货币均衡（即曲线）。另一方面，如果货币需求涉及到投资，利率将不仅由资产选择所决定，而且涉及投资流量，投资的货币需求会影响利息率。这两个方面都会使曲线的移动影响到曲线，而排除资本存量分析是导致模型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短期均衡分析的最重要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存量和流量的同时均衡，凯恩斯对收入流量（储蓄和投资）的分析涉及到资本存量。在凯恩斯如果排除掉资本存量，我们可以采用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和前面讨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分析收入决定以及收入分配。在这方面，把凯恩斯的总供求分析和基本方程式以及剑桥增长和分配模型结合在一起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问题的复杂性来自于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每一收入流量的变动都会影响资本存量价值，进而影响投资，而投资的变动又会影响收入流量。当投资和总供求函数依赖于资本存量，收入分配以及就业和收入水平将不能单独由流量均衡所决定。实际上，除非假设给定资本存量的价值和利润率，讨论由价值单位表示的流量均衡是不清楚的或没有意义的。当然，由于技术变动和垄断竞争，所有的流量都涉及到过去和未来，从而不可能排除资本存量来讨论流量均衡。这一点正是凯恩斯的《通论》所分析的要点，对于理解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极为关键的。
五、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
现代货币主义者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十分重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别。这里，所谓的名义变量是指按照货币单位计算的经济变量之值，实际变量是指按实物单位计算的经济变量之值，二者之间的媒介是价格。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概念上的区分，是与“两分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两分法”是新古典经济学划分经济理论的传统方法，即研究商品需求函数的价值理论和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货币理论截然分开根据两分法，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时，将绝对价格水平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完全分开。其理论基础是商品需求函数不具有货币幻觉，即它对绝对价格水平的变动不发生任何反映。这也被称为“齐次定理”。从而，货币的存在使得宏观经济变量区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成为可能。相应地，经济分析中的变量也被分为两类，其一是“实际变量”，即利率和实际货币量的均衡值；其二为“货币变量”，即绝对价格水平的均衡值。在新古典经济学者看来，经济学中名义量值的变动（名义量值的变动既可能是由于数量的变动而引起，也可能是由于货币价格的变动引起）和仅仅是数量的变动是有区别的：货币价格的变动被称为是实际价值的变动。为了使实际价值的概念有实用的内容和使不同的物品相加的问题，从而实际价值被定义为名义价值除以货币价格或绝对价格水平。 这一传统造成目前居于宏观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学派所描述的是一种实物经济，其中的货币只是由货币数量论决定的“面纱”而与实物领域截然分开。这一理论的突出特征是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所有变量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部分，其实际变量是由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或生产函数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货币则只决定名义变量。尽管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如帕廷金否定了新古典的货币价格与货币价值的“不合理的两分法”，提出了“会计价格”和“货币价格”之间“合理的两分法”，但是其根本缺陷仍是以其实际变量和实际余额效应为基础的分析。
凯恩斯《通论》一书的革命性在于力图阐述一种货币经济理论，以对立于新古典理论的实物经济，其中并不存在货币变量（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截然分离的“两分法”。凯恩斯在《通论》一开始就说明实际（真实）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别。新古典学派在经济分析中考察的是实际工资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而在凯恩斯看来，实际工资远不如货币工资能够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况。因为，劳工所要求的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货币工资，并不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真实工资。 而且，如果新古典学派中的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而非货币工资的函数，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函数将随着每一次的价格变动而变动。显然，这与他们的充分就业的假设是不合的。
新古典理论中的两分法，也可以表述为货币数量论与排除货币的生产函数的两分法。这中两分法是被凯恩斯反对的。凯恩斯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些变量揉和在一起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那样割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按照这一思路，凯恩斯理论中所使用的与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相一致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流量等所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加总的统计资料）将只是货币量值，而与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无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以及效用偏好）。
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依然按照瓦尔拉斯均衡的方法把经济划分为可以截然分离的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个部分，当假设存在按照效用和要素生产率决定的实际变量，则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统计资料所表示的总量所表示的将是实际变量，货币量值只是附加在实际变量上的货币价格或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与这种实物经济相对应的是货币数量论的两分法和外生的货币供给，用以解释名义变量，即名义变量只是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这种实物经济分析方法长期统治着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导致了宏观经济理论的逻辑混乱，其对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
六、总量与货币
凯恩斯试图打破总量理论与货币理论的“两分法”传统，把总量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的理论。 而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存在着对货币价值论的歧视，即认为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货币本身并无价值。这样，传统经济理论所揭示的是一种物物交换的经济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而无价值的货币就与有价值的商品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正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使总量理论与货币理论处于两分的局面，并难以在逻辑上统一。
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赋予货币以资产的性质，即货币可以看为一种具有价值贮藏作用的资产，且货币像其他非货币资产一样本身有自己的利息率。然后提出了货币的边际效率理论，试图使货币真正融入实际经济中，从而取消了货币的价值论歧视。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理论，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起着战略性作用。进一步，凯恩斯不是要说明货币作为资产一般的性质，而是要说明在各种资产中货币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对货币经济活动的影响。货币的利息率起到了这种作用。
实际上货币的利息率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起着特殊的的作用，给定预期状态利率起着非货币资产一般价格水平指数的作用，利率的变化是流动性商品与非流动性商品的价值比例的变化。通过各种资产之间利率的比较，货币的利率起着限制其他资产存量的作用，通过货币的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比较，投资、消费和就业等总量关系就被确定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认为他的“移动均衡理论虽必须以货币经济为依据，但还是一个价值论或分配论，而不是一个单单的货币论”。 凯恩斯认为他的宏观理论不仅是总量理论，而且是货币理论，表明了货币经济中的总量和货币之间的关系。
第六节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新古典综合和新剑桥学派
一、凯恩斯经济学取代新古典理论
二十世纪30年代，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取代了古典学派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正如凯恩斯所表明的，与现实中的货币经济不同，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这一理论在逻辑上是优美的或无可挑剔的，但这只限于其抽象的命题而不是对现实的解释，当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现实时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由罗宾逊和斯拉法所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中，当新古典学派试图解释总量生产函数时遇到了逻辑悖论，即新古典理论只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有效，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或者说无法在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来保持新古典理论生产函数和收入分配的命题。
新古典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其货币理论，由于现实中货币的存在是至关重要和无可否认的，瓦尔拉斯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得不在其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但正如帕廷金（1965）所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价值与货币数量论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是附加的和无用的，而这正是新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和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的真正含义。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发表，根本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首次建立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标志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试图否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涉及到过去和未来，而且联系到经济学的基础——价值和分配理论；正是要否定新古典理论这种货币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而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然而，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见解，即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的结合，而把其嫁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货币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复杂争论难以理出头绪。
二、新古典综合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错误解释
在凯恩斯体系被确定为新的正统理论以后，帕廷金等一些经济学家就越来越把它作为总的一般均衡体系（aggregate general-equilibrium system）的一种特殊形态来加以阐述。这一体系有四个市场——商品、货币、劳动与证券市场，而重点则在非流动资产变量而不是货币的变量方面。用联立方程式来表现凯恩斯经济学是在凯恩斯革命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之间进行辩论中逐渐形成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革命性质。凯恩斯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这种所谓古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的观点的综合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而这段时期的教科书着重依据希克斯（1937）对《通论》的解释以及莫迪利安尼（1944）、帕廷金（1956）和托宾（1958）对这种解释的修正。萨缪尔森的畅销教材使上述观点的综合大众化，并对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产生了影响。1955年，萨谬尔逊在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引入“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以作为这种古典观点和凯恩斯主义观点的综合成为经济分析的标准方法。这一体系是以价格的伸缩性、价格预期有单位弹性和不存在“货币幻觉”作为前提假定；并且在分析上把利率和实际财富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同时货币需求函数具有更为一般的形式，使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成为利率和国民总生产水平的函数。
然而，这一综合否定了凯恩斯的某些重要贡献，特别是不承认凯恩斯已经创立了一种比之古典学派更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例如，某些赞同这一综合的人承认凯恩斯已将某些有用的概念介绍到宏观经济学中，但他们论称，从纯理论观点来看，凯恩斯的研究方法只不过在现有的理论结构上加上少数现实假定而已。虽然这些假定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更加透彻，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一个普遍意义的理论的标志。然而，新古典综合派声称，他们已建立了一种具有完全普遍性的宏观模式，只要借助某些假定，就可以用它来证明古典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命题；如果采用另一组不同的假定，又可以证明凯恩斯的结论。因此，这两种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只是所做出的假定不同而已。而且，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假定更具有限制性、缺少普遍性。
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解释为一种瓦尔拉斯非均衡或非瓦尔拉斯均衡。这样，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或新古典的应用经济学，重新纳入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的体系之中，这就使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分配理论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消失了。从希克斯、汉森的模型，到克莱因、萨缪尔森和莫迪利安尼50－60年代的发展，1956年，索洛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这一结论完全排除了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例如，资本被作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1962年，克洛尔发表了《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的论文，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为瓦尔拉斯均衡。
凯恩斯的新理论和作为它的特例的新古典理论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瓦尔拉斯非均衡或非瓦尔拉斯均衡，这样，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或新古典的应用经济学。这就使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分配理论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消失了。帕廷金写道：“《通论》的一个基本贡献是，第一次有效地实际应用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实际应用’，指的不是实证研究（虽然《通论》确实推动了实证研究的工作），而是把瓦尔拉斯具有几个未知数的几个联立方程的公式化模型还原为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通过这种模型，可以得出现实世界的真正联系。” 帕廷金所指的这个现实的模型正是模型或瓦尔拉斯均衡的数量调整，似乎只要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现实的假设，例如，刚性的货币工资，消费函数和货币的投机需求，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将成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而且，事实上这正是目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表明的。在主流经济学各个流派中，虽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有着激烈的争论，但他们都遵循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共同的基础，其区别只是加入不同的假设去解释现实，例如，刚性价格，利息弹性和预期等等。凯恩斯的特例在这里被倒转了。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特例”的解释。凯恩斯把新古典理论比作欧几里德几何，当它被用于解释现实的非欧几里德世界，两条平行线将相交和导致逻辑矛盾。因此，凯恩斯要使用现实的假设建立一个非欧几里德理论，即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瓦尔拉斯均衡或非瓦尔拉斯均衡，而是一种新的均衡理论，瓦尔拉斯均衡只是这个新的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 换句话说，如果排除一些现实的假设，凯恩斯的理论可以还原到瓦尔拉斯均衡，但不可能在瓦尔拉斯均衡基础上加入现实的假设以解释现实，因为加入的假设是与瓦尔拉斯均衡原有的假设相矛盾的，这将导致逻辑错误。
在《通论》发表之后到60年代，经济学家基本接受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建立的收入－支出模型和模型被作为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并被广泛地应用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然而在理论上，这种宏观经济学却缺乏“微观基础”，以至在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以货币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开始重建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微观基础即是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之上。在目前主流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中，总量生产函数已经取代了或改造了收入－支出模型的货币分析，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完全采用技术关系的分析来解释实际变量，在货币理论上则以货币幻觉取代了模型，这样就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上。凯恩斯革命已经荡然无存了。
自凯恩斯的《通论》发表后，对《通论》的解释一直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理论的区别何在。希克斯、汉森、克莱因、萨缪尔森、莫迪利安尼等老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弗里德曼）在建立宏观经济学时都强调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特征和货币的特性，但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效用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从而使他们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都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痕迹，虽然许多人（特别是希克斯）都对凯恩斯所提出的货币的特殊性质带有同感，但从根本上却认为这个经济在本质上是“技术的”，如这些经济学家对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分从没有提出过疑义，也正是他们对这些统计变量给以生产函数的解释，在他们的著作中，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关系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难题。
然而，对于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熏陶出来的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坚持从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体系。1955年，索洛通过加入技术进步，把生产函数的分析引入对实际经验的解释。1956年，帕廷金采用实际余额相应在瓦尔拉斯模型中明确地区分开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从而用瓦尔拉斯模型把经济区分为实际领域和货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实际领域与货币领域的相互影响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当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问题被“解决”后，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明确地按照这样两条线索了建立经济学体系。其一是通过实际均衡分析来讨论储蓄与投资问题，其典型是在宏观经济学中引入拉母西模型来讨论时间偏好。其二是由克洛尔（1962年）、莱荣霍夫德（1967年）以及贝纳西（1982年）所引入的非均衡或非瓦尔拉斯均衡，来解释经济波动问题。加之弗里德曼的货币幻觉和卢卡斯所引入理性预期假说，从而表明失业只是来自于刚性工资与价格、来自于不完全的信息和预期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的契约等等。这样，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教科书把上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和各种对现实问题的解释综合起来，在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体系。然而，这一体系中，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和有效需求被彻底的抛弃了。
毫无疑问，凯恩斯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然而，凯恩斯并没有找到一个中心使他的许多现实的假设有机地联系起来，或者说，这个新的理论不仅涉及到过去和未来或不确定性，而且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新的均衡理论的基础。
三、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
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以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试图以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而与凯恩斯、卡莱茨基的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从50年代到80年代，新剑桥学派在理论上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53年，罗宾逊对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提出批评，揭开了剑桥资本争论的序幕，并在1956年提出了以利润率和收入分配为核心的剑桥增长模型，与索洛提出的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抗衡。斯拉法（1960年）《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发表，不仅提出了技术再转折这一剑桥资本争论的核心命题，而且对于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摩尔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提出了一系列与新古典理论相对立的命题，如内生的货币供给。然而，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带有致命的缺陷，或者说其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即技术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虽然帕西内蒂曾明确表示过，斯拉法理论的核心是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技术关系的利润率，但这一命题并没有被得到证明，以至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出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无法彻底澄清，而这种逻辑悖论也同样存在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中。这种理论体系中的缺陷使其无法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导致这种缺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根植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观念，即经济分析不能排除表示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关系，收入分配和阶级斗争也产生于实物产品的所有权。新剑桥学派虽然强调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关系，但他们并不能把技术排除在外，其所要表述的是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如罗宾逊所表述的剑桥增长模型完全把收入分配和利润率作为均衡的核心，但她在表述经济波动时却强调技术关系（技术变动）所导致的不确定性。1958年，卡尔多发现了与新古典理论完全对立的经验事实，即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这些经验事实与剑桥增长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即使如此，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够彻底抛弃技术关系来解释这些事实。正是由于理论基础上的缺陷，使新剑桥学派（后凯恩斯主义）不能建立起能与新古典理论相抗衡的理论体系。
总之，上文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与新古典理论和后凯恩斯理论进行了对照，主要揭示并指出了新古典理论形成的核心思想和主要的逻辑悖论。不难看出，所有理论争论和解释宏观经济领域现实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是否存在着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是否依赖于生产函数。凯恩斯的思想发展正是“长期挣扎着”要摆脱这种“实物经济”的传统，而试图建立一种独立于实物（技术）关系的“货币经济”理论。实际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完全无关，但马克思的抽象体系至今也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凯恩斯则不然，他完全采用现实统计中的变量来表述他的货币理论，在完全不考虑生产函数的条件下在这些宏观变量之间建立起一个理论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并不完整，但可以明确地说，凯恩斯所建立的体系与生产函数（以及消费偏好和时间偏好）的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凯恩斯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他所要做的，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从而替代新古典的实物的生产函数。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争论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十五章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要是为了说明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需要表明的是，它不是研究国民收入和就业的一般决定问题，而是研究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性问题。而且，凯恩斯试图通过他的有效需求理论表明这样一种事实，决定产出和就业的是用货币量值表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货币均衡，而不是企业要素投入的技术选择，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货币关系。在凯恩斯看来，传统的经济学并没有一个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它只研究如何把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以及在此过程中各种资源相对报酬的决定；传统理论之所以不研究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根本原因是信奉“萨伊定律”。因此，它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从批判萨伊定律展开的。
第一节 有效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经济学思想史发展中，有效需求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它们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但是却表明了产出的供给与需求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为凯恩斯有效需求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意义。本节将对重商主义者以来的经济学流派的有效需求观点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一、重商主义者的有效需求
重商学派是随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一同兴旺起来的，因此出口能为国家带来财富，成为重商学派的重要观点之一。因为，在国际金融制度得到高度发展以前，由于信用的缺失，金属货币无形之中成为财富的象征，那些对外收支发生赤字的国家，必须用现金来弥补这个差额，当时国际间唯一可以接受的现金形式是金银，因此贵金属外流是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征兆，可以造成一国的国库空虚。他们由此认为，贸易收支赤字一般地说对生产是不利的，赤字有压低有效需求的影响，这是重商主义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认识。他们认为，进口意味着有供给而没有需求，国内的收入花在进口货物上面，而购进它们却没有在国内提供收入；另一方面，出口货物意味着有需求而没有供给来抵消它，生产出口货物取得的收入大部分花在国内市场，从而提高国内的需求。重商主义者还认为，出超倾向于膨胀国内经济，而入超则倾向于压缩国内经济。 因此，对贸易差额的关注，使得重商主义者坚信，应该用保护措施来制止进口。
詹姆斯·斯图亚特在176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书中斯图亚特也像重商主义者一样关心有效需求问题。他说，政府支出，即使花在军需品上，也会提供就业，不过他宁愿提倡和平建设：许多人十分愿意捐献一千镑来修饰一座教堂，而不愿捐献一先令来建造威斯敏斯特大桥或罗什福尔港；其实，随便做哪一桩，穷人都同样可以靠它过活。因此，耗费巨大的公共工程是给穷人挣饭吃和发展工业的一种手段，这不会损害朴素的生活方式。
从上述重商主义者有关有效需求的观点来看，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重商主义者对有效需求的认识只限于由于对外贸易而引起的国内实际消费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人们对有效需求最初的认识。
二、古典学派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最早讨论供给和需求对整个产出的决定因素是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之间有关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可能性的争论，后来以萨伊的市场定律这一说法而为人所知。的确，凯恩斯理论旨在取代萨伊定律，虽然有效需求出现在他批判货币数量学说的论著《货币论》中，以及强调在最初被他称作为“货币经济学”中应用这一概念，都说明有效需求也应该看作是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对立的。凯恩斯把从斯密和李嘉图到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都归入“古典主义”一类，虽然他们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相互独立，但是他们对整个产出的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却完全相同。
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总需求函数可置勿论，——这是李嘉图经济学之基本观念。百余年以来，我们所领教的经济学，都是以此观念为基础。李嘉图认为有效需求不会不足，马尔萨斯虽曾强烈反对，但是没有用，因为后者只能诉诸于日常观察中得来的事实，而不能清楚说明：为何，以及如何，有效需求会不足或过余；他不能提出另外一个学说。李嘉图完全征服了英国，恰如异教裁判所征服了西班牙。他的学说，不仅为金融界、政治家与学术界所接受，而且争辩从此终止；别的观点完全销声匿迹，不再有人讨论。马尔萨斯不能解决的有效需求这一个大疑难，从此不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口在马歇尔、艾其沃思以及庇古教授手中，经典学派理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在三氏著作中，对于有效需求，竟未提及只字……有效需求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盏赛尔（Silvio Gesell）或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这些不入流社会中。”
（一）斯密的“有效需求”
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古典学派继承了以阶级为依据经济结构的观念，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发表，为新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又一种分析；重商时代留下的从贸易中获得的大量财富和从海外掠夺的金银财物提供了工业革命的丰厚资本。同时，贸易渠道以及殖民地的拓展开辟了广大的市场，在这些市场里，同时供应着用来加工制造的廉价原材料；从这时起，“重商主义政策的狭隘防御性质变成了财富增长的障碍，有效需求不再是关系重大的事情了”。
斯密把“有效需求”定义为“愿意支付商品自然价值的人的需求，或愿意支付将商品运来而必须支付的租金、劳动及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求。” 斯密认为，如果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少于有效需求量，该商品的需求者“就不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数量。一些需求者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不想与其他买主一起限制需求的满足。于是，在需求者之间立即展开了竞争，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地高于自然价格”。 相反，“若进入市场地商品数量多于有效需求量，……市场价格会或多或少地低于自然价格。”而“若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正好满足有效需求而无剩余，市场价格就自然会趋同于自然价格。”
因此，斯密把“有效需求”定义为对符合自认价格的任一商品的需求。这是一个长期概念，因为它与允许种种工资、租金及利润按其自然水平的价格有关系，而且当所有产业的生产力得到充分调整以及利润率统一时，这个价格仍保持不变。
可见，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是用来论述供需之间的调整过程。这意味着，各分配变量及所有自然价格的预先决定都与各产业的既定有效需求水平相联系。因此，在斯密看来，有效需求概念不仅涉及特定产业，也同样涉及整个经济，它既是“微观经济”概念，也是“宏观经济”概念。斯密使用的“有效需求”概念，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我们将在下面介绍新古典经济学对有效需求的概念与论述。）。因为后者认为有效需求的研究，应该阐述竞争如何使自然价格得以被遵守，但这并未构成自然价格由何决定的理论，但斯密从未提出过任何商品的需求函数。 斯密的有效需求理论“要求在每一价格－数量交点之间有特殊的安排。……这一理论认为，这些交点并不是对。‘正常’供给水平的偶然而有暂时偏离的结果，而是因事态反复重演而很可能出现的确定点。” 但是，斯密的“有效需求”概念似乎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概念，它联系着古典主义价格及分配理论，以及古典主义的产出理论。在影响需求构成的诸多因素中，斯密的论著中提到的有两类因素，一是客观因素，如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各阶级间的收入分配；二是主观因素，它们受习惯、社会准则和时尚的影响。
（二）萨伊的解释
让·巴蒂斯特·萨伊，所著《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发表于1803年。整个著作的分析基于以下两个主旨。一个是对人们认为的重商主义者混淆货币与财富这种观点的反驳；另一个是具有浓厚的重农主义思想，把生产循环流通过程是商品交换而不是商品同货币交换的观念。在《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版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他说产品的需求量是由产品的生产量所决定的，所以“总的来说需求量总是等于生产总量”。
从历史上看，萨伊定律形成于产业革命之后，当时出现了两种令人震惊的新的经济现象，即生产的极大增长和经济周期性地无法保证产品销路和就业，这使得一些人担心生产的增长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限度——如果超过这一限度，产品就无法全部售完。至少，有些人担心，除非采取某些政策措施保证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产品，否则不可能自然地、自动地形成足够的购买力来吸收工业经济日益增长的产出。
萨伊定律旨在消除这些担心，它指出产品的生产会自己创造出与这部分产品同值的购买力：供给会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但这一定律并非一经提出就完全成熟，它花了好几年时间，经历了最终几乎把19世纪早期所有著名经济学家都卷入过去的许多次争论才逐步形成的。在不断争论和完善的过程中，它的一些定义也在起着变化。但总的来说，萨伊定律从许多方面都是一种重要的学说，因为它指出了依靠生产获得的收入是否足以用来购买产品，最终并不仅仅受产出规模的限制，从而揭示出那种普遍经常产生的认为经济增长必与某些不可逾越的限制发生冲突的担心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凯恩斯革命不仅否定了萨伊定律，而且提出了一个更为精密的总量均衡学说。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萨伊定律“相当于这样的命题，即不存在充分就业的障碍”。
对于萨伊定律，古典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就意味着，既然商品只能用其他商品来购买，或者说，如果商品是按正确的组合生产出来，一切商品都可以卖掉，因为一切生产都是旨在购买。在斯密的理论中，“足以实现商品进入市场”的需求称作“愿意按商品的自然价格支付者的”“有效需求”，但这一思想说的是特定商品的自然价格同市场背离，以及价格趋向于自然价值的过程。萨伊在论述“商品处置”问题时采取了斯密的立场。为反驳“只要即期需求并存在产品市场，产品总会充裕”的观点，萨伊定律争辩道，“正是生产开发了对产品的需求……如果是生产决定购买力，需求就不会不足”。 而且，“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用货币——我们用采购买消费品的流通手段——来购买这些东西。我们首先必须出售我们的产品来购买货币本身”。 后继者如李嘉图、穆勒等人都坚守了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是传统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条，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本身就否定了萨伊定律的科学性。而且，接受了萨伊定律，就意味着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政策就是多余的。在古典模型中我们早已看到，节制现期消费的决策等同于增加未来消费的决策。这一决策包含这样一层意思：资源需要被转移到投资品的生产上去，而投资品则是生产未来消费品所必需的。在古典模型中，储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支出。储蓄的增加通过利率调整自动转化成投资支出的增加。
（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观
对于萨伊有关“商品处置”的观点，马尔萨斯持反对观点，这体现了他的有效需求观。他认为，“由于对现有产品缺乏适当的分配，再生产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最主要的问题是，它（现有产品）在有关各方之间的分配方式能否导致对未来产品的最有效需求。”
马尔萨斯根据他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提出每人平均产量随着劳动对土地的比率提高而下降的观点，极力去维护地主绅士们的利益，有效需求理论也是为地主利益进行辩解的。马尔萨斯认为资本家为扩大生产而进行的不断积累可能证明是失败的，这将导致生产过剩，这种过剩产品会由于没有需求而出卖不掉。不会“过剩”吗，一般货物生产不会过多以致人们没有钱来购买它们吗?唯一的补救办法是维持地主的收入，他们把地租花在奢侈品消费上面从而保持有效需求的水平。
（四）李嘉图
根据萨伊定律，李嘉图坚决反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见解，认为“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按照合理价格出售，而不会发生一般过剩情形”。而“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部不会不能得到使用。任何人从事生产那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都是为了购买……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生产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的买的，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
李嘉图认识到，就整个经济而言，总供给被认为与总需求相等，总产量或有效需求只受工资基金——可以用来雇佣工人的资本数量——的限制。由于李嘉图取得对马尔萨斯的胜利，有效需求问题就被埋葬了，新古典学派认为没有理由使它复活。在瓦尔拉斯体系里，“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保证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会卖掉。当一特定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时，不论价格多么低，它的价格要下降到零，变成免费的货物。这条规则也适用于劳动。过去任何一个时候，在均衡状态下，当工资等于零时，一定有相当多的工人相继死去，使今天剩下来的人相当稀少，从而获得可以维持生活的工资。
以上即为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对有效需求的论述。他们之间也进行了关于产出的需求与供给的长期论争。最后的结果，仍旧是萨伊定律统治了整个古典经济学的需求观念。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与货币数量无关的古典主义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即持有货币是为了花费。 就是说，货币最多只会造成暂时的普遍供过于求；从长远来看，“理性的”人是不会做出持币不花选择的。
三、新古典理论中的有效需求
与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需求曲线表示的概念“要求在每一个价格——数量焦点之间有特殊的安排……这一理论（指新古典理论）认为，这些交点并不是对‘正常’供给水平的偶然而暂时偏离的结果，而是因事态反复重演而很可能出现的确定点”。 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需求概念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假定每个经济主体都能购买或销售其需求或供给的任意数量的商品。在此假定下，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主体为实现最佳交易而向“市场”（即向交易主体）发出的信号。而市场中的有效需求就是，经济主体在考虑了其他市场的约束之后能最大化其效用的交易。
同时，由于古典经济学在价值学说中没有足够重视需求的作用，从而激发了边际革命。但是，边际革命没有将其分析扩及整个产出长期或短期的需求。对取代古典理论的主观价值论所提出来的个别均衡的强调，确实使得分别探讨总供给和总需求成为多余。凯恩斯评价说：“在经济学界经过1/4个世纪的最热烈的讨论以后，对于整个产出和供给的理论，即这种就业理论才销声匿迹了。” 然而，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消失的是争论，而不是萨伊定律。凯恩斯认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中，如果消费者是受收入制约的效用最大化，那么，任何商品的过量供给都是因为其价格超过了其边际效用。同样，如果生产者是受成本制约的利润极大化，以单位产品产出价格较低的生产投入品作替代，那么，任何资源的过量供给都是因为其价格超过了它的边际生产率。市场竞争会导致相应的价格调整，消除过量供给。由于任何一种商品或资源都不可能卖不出去或不被使用，因此，人们自然会将这种分析扩大为总体分析，以摒弃不对普遍供过于求进行深入分析的可能性。
供求背离的原因并不是信任危机造成的窖藏货币，而是竞争性市场中有关价格自动调整暂时受阻。因此，凯恩斯的同代人虽然建立了新的边际价值理论，他们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充分就业是由暂时的非持久性造成的，从长远来看这些因素是会消除的。
四、马克思的有效需求观
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实际上是他的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一个有效需求如何实现并增加的问题。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政治学说或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理论，其鲜明的特征就是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对立性。他们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对立的两大阶级：前者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后者除了劳动力可以出卖以外一无所有。因此，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马克思经济学因此遭到排斥，很少有人研究马克思的有效需求问题。
同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阶级斗争往往被理解为决定“实物”的分配，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给定一个蛋糕，资本家多了，工人就少了，但这种解释并不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真正含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并非是与工人阶级完全对立的，他的经济分析基础正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人们社会关系的本质可以用价值与剩余价值来代表，资本家所获得的财富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但这种剥削或剩余价值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讨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后，在其再生产理论中沿袭古典学派的理论，使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假设，即假设资本家不消费或资本家把利润的大部分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如果采用这种极端简化的假设，可以得出推论：工人消费所有的产品，从而资本家所得到的财富只是一种价值符号，用来表示他的成功和社会地位，或使其转化为资本来支配劳动，这种价值符号与实物的“蛋糕”是无关的，而且这种价值符号也不可能与技术上的生产函数相联系，而只能来自于社会关系。由此还可以推论，工资、利润和剩余价值这些概念也不是联系到实物或技术关系，而是联系到社会关系。 实际上，马克思正是延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技术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是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扩大再生产不同于简单再生产情况的是剩余价值不是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而是“事实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 ”这就是说，总剩余价值，从而总利润无论是全部作为消费收入花掉，还是作为投资和消费两部分花掉，最终投入流通领域的支出总要以利润的形式回到他们的手中。
马克思用两部类表述了他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表明第一部类生产的全部产品价值中就包含着其生产性投资部分和资本家消费部分。交换以后资本家得到相当于原有规模的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而且，和， ，这就表明资本家生产了相当于原来数额的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
在扩大再生产情况下交换后的结果就不同了。根据公式，和，即第一部类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包含第一部类资本家扩大再生产投资基金和消费基金；和，可知，第二部类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包含了本部类资本家扩大再生产全部技资基金和消费基金。因此，资本家的支出或投资支出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支出越多收入就越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有效需求问题。
古典主义传统分析的特征是历史、制度、经济诸多因素的结合，而马克思对需求的分析延续了古典主义的传统，强调客观因素，即全部剩余价值对工资的比例，以及从利润、利息、地租、税收中分离出剩余价值的比例。 马克思还指出，分析需求要区分两种需求，一种是消费者的需求，一种是厂商的需求，厂商要求获得生产资料，以便满足他所谓市场对商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取决于“不同阶级的实际社会需要以及各阶级可获得的收入”。 后来人们发现，马克思的这种方法与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方法之间有着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 这点我们将在下文提及。
五、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
琼·罗宾逊在评价卡莱茨基的思想来源的时候说：“卡莱茨基学习的唯一经济学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因此，在卡莱茨基的著作中，马克思的影响无处不在。
1933年，卡莱茨基发表了《经济周期概论》一书，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是需求决定体系的理论。在这本书中，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其核心是成本与利润的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该书以及在1932－1935年发表的论文，都留下了卡莱茨基先于凯恩斯发现了的、现被称为凯恩斯理论的精髓。卡莱茨基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的分析来自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它在意义上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分析是接近的。
卡莱茨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和长期变化的理论要点如下：他将国民收入区分为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一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积极决定因素（例如支出、出口盈余、预算赤字等），二是比较消极地随产出和就业而变化的部分（如工人的消费）。 投资不仅有一个收入效应，而且也有一个生产能力效应。由于投资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增加，限制了进一步的投资决定，从而也限制了有效需求和产出。卡莱茨基说：“投资的不幸，在于它因为有用而引起危机。许多人无疑将会认为这种说法不合理，可是不合理的并不是这一说法，而是它的本题——资本主义经济。”
卡莱茨基借助于一个经过修改的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来说明他的方法。卡莱茨基假定有三个垂直一体化的部门：生产投资品的部门1；生产资本家消费品的部门2；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3。在这里，和（1、2、3）分别表示三个部门扣除折旧后的利润总额和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部门3的资本家把价值的工资商品卖给生产它们的工人，仍然有一个工资商品的剩余存在，其价值等于。另一方面，部门1和部门2的工人得到的工资总额为，它们不能在本部门内消费。这样，工资商品市场均衡需要这样的条件才能实现：。
资本家决定他们的投资和消费量，并在两个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给定的情况下，也决定工资总额，因此，来自部门3以外的对工资商品的需求也是固定的。该需求必须由超出以上的工资商品的生产来满足，这个超出部分的价值等于部门3的利润。所以，在部门3中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给定的情况下，这一部门的产出也就被决定了。
如果有效需求增加，现有的闲置生产能力可以被投入经济运行之中，那么投资增加有可能引起消费增加。卡莱茨基假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能力通常是利用不足的，而投资则是决定有效需求的主要因素。
为了说明资本家的消费对有效需求的影响，我们来对卡莱茨基的上述分析作一简化。卡莱茨基的两个部门流量分析中的利润决定公式为。假设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和利润由于储蓄而不消费，则利润等于投资，投资越高，利润越高。这一公式可以从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理解，即在一个流量模型中，工人的工资构成全部成本，而总支出或企业的总收益则由消费和投资构成，从而投资将等于利润（）。现在加入资本家的消费，公式成为： ，假设工人的工资用于消费（），则资本家的利润将等于资本家的投资加资本家的消费（），因为成本依然只是工资，而销售额则增加了资本家的消费，由此得到卡莱茨基的名言，“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由此可以推论，资本家消费的越多，利润越高。在两个部门模型中，投资和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将使利润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会加大固定成本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里重要的不是利润量，而是利润率。
卡莱茨基根据对有效需求的研究，终身都致力于投资理论的推演，并使之成为积累的内生函数。它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增长形式的关键。 在这个形式中，“长期趋势（应当）仅仅是一长串短期状况的一个缓慢变化的构成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但是，卡莱茨基的模型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但却乏长期的增长却是不稳定的。在卡莱茨基的模型中，由于只考虑流量，其成本只是工资，当考虑到资本存量，则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会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又会增加成本。因此，当投资不能以累积的比率提高时，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而投资的累积型增加又会加剧有效需求的不足。由此可以推论，这种两个部门模型的稳定状态，必然是两个部门的稳定增长和保持不变的比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必然表现为两个部门比例的周期性变动。假设长期稳定的消费倾向，则在稳定状态条件下，资本家的消费倾向越高，消费品部门的货币价值越高，而不会影响利润率和收入分配以及用价值计算的资本－产出比率。因此，卡莱茨基的模型只适合于短期和经济周期的分析，不适合于长期分析。本书将在下面讨论卡莱茨基与凯恩斯经济学的实质区别。
六、新剑桥学派对有效需求的发展
后凯恩斯的一个分支——新剑桥学派是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开始的。这个研究路线“也是行经马克思，然后又通过卡莱茨基为解决实现问题而对马克思的再生产体系所作的调整，以达到琼·罗宾逊和她的追随者们”。 正如琼·罗宾逊曾指出的，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提供理论基础的是卡莱茨基而不是凯恩斯。
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以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试图以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而与凯恩斯、卡莱茨基的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罗宾逊在3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宏观”经济学。在她1942年发表的《论马克思经济学》一书中，把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她在1953年提出的总量生产函数问题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其结论是，新古典理论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适用于异质品模型，即新古典理论对于现实的异质品模型的解释或其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这一点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罗宾逊并没有把这种“微观分析”的突破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
1956年，罗宾逊提出了著名的剑桥增长模型，以利润率为核心阐述资本积累的长期趋势和稳定状态；1958年，卡尔多所提出的程式化事实实际上是对这种稳定状态的证明，但他们都没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原因在于根植于头脑中的技术分析。在《资本积累》和《现代经济学导论》中，罗宾逊建立了一种稳定状态模型以表明稳定的利润率作为保持均衡的条件，并且用她建立的两部类动态模型说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资本总量和生产技术的关系，企业家预期行为和经济竞争程度关系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及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和“中性”的、倾向性的技术进步的影响。 然而，与她的均衡分析对立，她强调技术变动所导致的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难以达到稳定状态的均衡。也就是说，罗宾逊所表明的不能达到均衡的那些条件与她的稳定状态模型的条件是不同的。
实际上，罗宾逊所表明的均衡与技术完全无关，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长期均衡是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因为在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种存量－流量模型中，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是相互作用的。当在卡莱茨基的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即可以得到剑桥增长模型， 其稳定状态是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保持不变，且工资与利润的比例不变，从而利润率不变，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部门的比例也必然是不变的。这种剑桥增长模型正是我们所要阐述的稳定状态模型，一旦两个部门的比例脱离了稳定状态，必然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由此产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正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核心所在。
第二节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帕廷金在评论凯恩斯《通论》的主要观点时写道，凯恩斯自己认为最早使用资本边际效率这个概念的是欧文·费雪。流动性偏好理论虽然由凯恩斯首创，但它的基本特征早在《货币论》中就已提到。这就只剩下有效需求来作为《通论》最早提出的富有特色的分析和中心思想了。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萨伊定律不同，它要揭示一套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是供给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决定供给。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货币经济关系而不是实物经济关系，在这套总量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货币因素，“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货币经济的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 所以凯恩斯要建立一个就业和国民收入决定的货币理论。
下面，我们来讨论凯恩斯《通论》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理论，有效需求则是这种总量供求理论的核心，由此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货币均衡理论。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准确地说，有效需求是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术语，表示改变总产出和总就业规模的决定力量。按照凯恩斯，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是一个均衡点，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将决定产出和就业。
在凯恩斯1934年写给卡恩（Kahn）的信中，他“对什么是有效需求下了个精确的定义”。 若为产出水平，为这一产出的边际主要生产成本，为预期销售价格，“即有效需求”。“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这一古典主义学说认为，等于，它不考虑的价值，“因此有效需求不能限制就业，而就业必然取决于工资品产业的边际产品与就业的边际反效用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后来据此指出，“古典主义”的两个假设在充分就业方面限制了。相反，“在我的理论中，对于的全部价值来说，，而厂商必须选择一种合适的的价值，否则价格就不会等于主要边际成本。”这是一切的真正出发点。
因此，要点是的不同水平对价格与成本差异的影响，即对厂商利润的影响。大概在同一时期，凯恩斯在给斯拉法的信中又提到了这一问题。凯恩斯注意到一种非单式的边际消费倾向，它说明对任何来说，，而且他还提出了一条“普遍原理，即扩大产出会使市场供过于求，除非适合于公众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也同步增长；而减少产出将为生产者带来意外利润，除非投资也适量地同步减少”。在时的的水平，取决于投资水平和消费倾向。而随厂商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而变动的投资率将决定。
在《通论》的初稿中，凯恩斯是这样说的：“有效需求是由两个因素共同组成的，它们分别基于希望消费什么和希望对什么进行投资。”因此，有效需求理论除了需要解释消费量是基于消费倾向这一点外，还需要解释投资水平的变化。鉴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关于利率会使投资与充分就业储蓄保持平衡的观点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凯恩斯发现，这一“缺陷主要是由于古典主义理论没有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利率理论”。
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在《通论》对有效需求的阐释。凯恩斯先定义了总需求：“由某特定就业量所产生的总所得（即原素成本加利润），为该就业量之收益。在雇主心目中，每一就业量有一最低预期收益，若低于此数，便不值得提供该就业量；此最低预期收益，可称为该就业量所产产物之总供给价格。——令为雇用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与N之关系，可写作，称之为总供给函数。同样，令为雇主们预期由雇用人所能获得之收益，与之关系可写作，称之为总需求函数。”在凯恩斯看来，企业家的总收入是由要素成本加利润构成，这个总收入也是企业产品的卖价。在每一种就业量下企业都有关于产品的预期最低卖价，如果卖价低于这个最低数值，企业就不会提供相应的就业量，而这个最低卖价就是相应就业量下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即诱使企业提供相应就业量的产品的最低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应的是总需求价格，即在一定就业量下社会购买商品时愿意支付的价格。
利润在有效需求的决定中起着核心作用，凯恩斯写道：“今设当取某特定值时，预期收益大于总供给价格，即大于，则雇主们见有利可图，必欲加雇工人；必要时不惜抬高价格，竞购生产原素；直至之值，使与相等而后止。故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之点，盖在此点，雇主们之预期利润达到最大量。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 按照凯恩斯，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是一个均衡点，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将决定产出和就业。可以用下图表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图 1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图中的代表总供给曲线，；代表总需求曲线，。两者相交于点，为供求相等的均衡点。在该点，整个社会的企业家由于雇用的劳动者而期望得到的产品的卖价正好等于整个社会提供的就业量所必须得到的最低卖价，此时企业家得到正常利润。在点左方的就业量下，由于，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这种状态不能持久，就业增加从而使就业量向移动。处于点右方的就业量之下，企业家会蒙受亏损，因为，但这种状态也不会持久，因为企业为了消除亏损会减少就业量，使它缩小到。只有在点，企业家所预期得到的产品的卖价才正好等于整个社会所要求得到的最低值。在此时达到的产品价格就是有效需求。在后来解释所得的概念时，凯恩斯再一次提到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收益，——包括其他生产原素之所得（亦即雇主之原素成本）在内。总需求函数乃表示二者之间之关系：一方面是各种假想的就业量，另一方面是由此假想的就业量所产产品之预期收益。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二种情况，恰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 也就是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重在强调企业利润预期（或预期的货币收益）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决定作用。企业家对于利润的最大化决策，正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关系，由此决定的需求才是“有效”的需求。
对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还可以看作是从厂商的成本函数中导出的一个比例关系。采用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并用图表示如下。
图 2 厂商的短期成本函数
在图中，表示固定成本曲线，表示总成本曲线，这条曲线是由固定成本加上可变成本得到的。一个假定是，在短期中厂商进行生产只能是变动雇佣的工人。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可变成本即劳动力的增加必然带来产出的增加。因而，形成一条向上的斜线。可变成本即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如果预期利润增加，厂商肯定会增雇劳动力，而固定成本不变，由此导致可变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上升。同时，货币工资的增加必然会增加消费，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增加或增加有效需求。所以，货币工资在固定成本中的比例，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二、与萨伊定律的区别
萨伊恒等式则意味着所分析的是实物交换经济，“齐次性假定”与萨伊恒等式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萨伊定律中，由于企业生产商品只是为了交换等价的商品，因此企业只是完成投入－产出关系的工具，由于货币在这个过程中不扮演实质角色，因此从社会总体看，产出和就业决定于总供给，它们是要素投入的函数。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做了特殊的假定，即在所有的值上，和都相等。当总供给由于的增加而增加时，总需求会与之做出相同的增加，换句话说，总需求价格永远与总供给价格相等。这意味着有效需求不具有唯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一系列的无穷多个均衡值，这在图中表现为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重合。
图 3 萨伊定律
他认为，萨伊定律意味着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就业量的扩大，直到整个产量的供给不具有弹性，即充分就业为止。所以他说“故萨伊定律所谓：不论产量在什么水准，总产量之总需求价格恒等于其总供给价格，实际上等于说，社会上无阻挠充分就业之力量。”
在凯恩斯看来，萨伊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货币经济的一个特例。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明确说明了萨伊定律适用的环境以及货币与就业的关系。在他的早期模型中一个社会有两个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资本资产）的企业家（他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工人支付工资）和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 工人就业的程度依赖于企业家的货币计算，企业家要估计他生产物质商品并从事销售的货币收入是否超过原料、工资成本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成本。在这里企业经营中彻头彻尾用的是货币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支配着货币经济的决策。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他要解决为什么在货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而在非货币经济中却没有呢？在他的模型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货币经济是打着货币、企业家和货币工资（money-wage）标签的经济；而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则是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 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 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并不单单是一种复杂化的合作经济，它是以不同的准则为基础，适合于不同目标的另一种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认为要理解这种经济，需要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仅仅对传统经济学加以修正，那么无论进行多大的修正都无济于事。
凯恩斯把合作经济称为企业家中性或货币中性的经济，他认为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古典模型是货币经济或企业家经济的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工人受雇于企业并获得货币收入，但却是在特定的安排下进行的，即：在这种安排下，要素收入的货币交换价值总是在总量上等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 economy）中当前产出应该属于要素份额的比例。
这样，货币在古典模型中只是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全部当前产出的方便的手段，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产出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并不是只要产出的边际效用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工人就被雇用。而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存在一种组织（或协调）上的失败阻止工人去从事生产活动，这种失败源于企业要求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收益要超过用于工人的工资成本。而新古典模型遵循萨伊定律，排除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
在凯恩斯看来，有效需求的波动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经济中的产出在货币经济中可能是无利润的。除了有小的骚动以外，在合作经济中有效需求是不存在波动的，产出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在企业家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决定就业的根本因素，” 因此凯恩斯认为他主要应关注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这样有效需求理论成为凯恩斯理论模型的基石。
三、有效需求取代萨伊定律
凯恩斯写作《通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反驳萨伊定律提供理论支持，这是马尔萨斯在一个世纪以前努力去做而没有成功的。在凯恩斯模型中，产出和就业由有效需求决定，劳动市场的运作不能确保充分就业。利率是在货币市场上决定的，而不是由储蓄和投资决策决定的。投资的边际效率的变化通过乘数效应引起真实产出的变化，而且最终通过收入的变化，储蓄调整至与投资相等。因此，在凯恩斯模型中，任何计划投资和计划储蓄之间的不平衡都会导致数量调整而不是利率的调整。当受到负的需求冲击时，古典模型需要通过工资和物价的弹性来调整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凯恩斯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内在错误，从而有效地反驳了萨伊定律。在凯恩斯就业不足的均衡中，需求创造供给。
凯恩斯所关心的不是阻碍供求达到平衡的原因，而是“整个产出的供求均衡问题，即有效需求问题……若有人想揭示产出和就业的数量，他所探寻的必定是这一均衡点。”古典经济学家以假设储蓄等于投资或开支来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主义理论则认定萨伊定律“一点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此，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必须取代萨伊定律。
为达到这一目标，凯恩斯提出了两个与古典主义立场不同的观点。第一，他假定工资超过了生活维持费用，因此，用于消费品的开支不包括全部要素收入。如凯恩斯的消费心理定律所示，这意味着，当产出增加，总支出和生产要素成本之间的缺口也随之扩大。因此，除非扩大投资支出以填补缺口，否则厂商就会遭受损失。
凯恩斯的第二个不同观点是不同意如下假设，即合理性会促使厂商将其全部储蓄用于生产投资。若投资可能带来损失，或者利率的变化会改变资本价值，那么，不投资就能确保未来获得更大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货币就可能是“合理的”。而且，在货币经济中不能保证货币收益的最大化会导致生产能力或对劳动需求的最大化。
在《通论》的初稿中，凯恩斯是这样说的：“有效需求是由两个因素共同组成的，它们分别基于希望消费什么和希望对什么进行投资。”因此，有效需求理论除了需要解释消费量是基于消费倾向这一点外，还需要解释投资水平的变化。鉴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关于利率会使投资与充分就业储蓄保持平衡的观点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凯恩斯发现，这一“缺陷主要是由于古典主义理论没有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利率理论。”
而且，凯恩斯致力于创建一种与他称之为货币生产经济中的有效需求理论相一致的利息理论。《货币论》曾经以与企业家生产决策相关的居民消费决策来阐述价格变化。若这两种决策不一致，投资就会背离储蓄，消费品价格也会改变意外利润和亏损。投资品价格却不同，它取决于公众在持有银行存款或证券方面决策的信心不足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上面提到，马克思分析需求的方法与凯恩斯的分析有很大的相似性。在《通论》的第八、九两章中，凯恩斯在考察影响总消费诸因素时所做的分析未涉及决定价格和分配的因素，而且几乎没有注意所需消费品之间可以替换，似乎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消费总额分别取决于收入总额、客观环境（如利率）以及主观因素，“包括人类的心理特征、社会实践和制度” ，除非遇到非常环境或革命，这些主观因素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改变的，而且有必要“用历史研究或比较一种社会制度与另一种不同类型制度的方法”来考虑这些主观因素。 谈到利率时，凯恩斯断定它对消费的影响“是极值得怀疑的，……（它的影响）复杂而不确定，因为它受制于互为抵触的种种倾向……利率的重大变化会大大改变社会习惯，从而影响主观花费倾向，尽管很难说清这一倾向会朝什么方向发展，除非根据实际经验来判断。”
因此，和古典主义传统一样，凯恩斯评价上述因素的实际影响的依据是上述历史环境，并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力度和作用方向上可能是不确定的。经济、制度、社会诸因素的结合，也被用来分析主观因素的影响，其影响力将根据下列因素有很大的不同：制度、我们假设的经济社会组织、民族习惯、教育、惯例、宗教、现行道德、目前的希望、过去的期望、资本设备的规模及技术、主要的财富分配方式以及现有生活水准。
然而，凯恩斯在《通论》中分析投资时，替换原则和边际收益递减原则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对这一点，凯恩斯说过：“我完全接受有关这一问题的一般理论”， 而“我的观点与马歇尔完全相同”。 但是，除了这个古典主义的因素外，凯恩斯还提到了一些影响投资的其他因素，如现行的和预期的有效需求水平。 这些因素可能来自私营或公营经济部门，并且可能影响他所谓“长期预期状态”。因而，《通论》对投资的分析可能提出了一些在古典主义传统框架中发展一种需求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观点之一是“长期预期状态通常是不变的”， 因为诸如制度环境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预期状态，而且还会和维持资本货的效率的因素一起“抵消”长期预期状态的波动。根据这种看法，政府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产业和金融关系、产业关系、竞争的历史以及技术变革都可被视为影响长期预期状态的有关因素。 另一个基本观点是“长期预期状态”可能会有“短期变化”，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投资者在两种转化期的反应，即从一种长期预期状态，其“长期就业水平明显符合”得到充分调整的生产能力 ，向另一种与其相一致的新的长期状态转化。凯恩斯在《通论》第五章中叙述了这一转化过程， 他得出结论说，“只要预期发生一点变化，就足以在做出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产生与周期性变动相同的波动”。 这就指出，对需求和产出的作长期分析，它可能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分析结合起来进行。
第三节 有效需求与货币
一、有效需求与货币数量论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关系的一种庸俗理论。在二十世纪30年代之前，它是经济学中最流行、最有权威的货币学说。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论点是，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价值（即货币的购买力）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其中主要是产量）不变时，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多，商品的价格水平就越高，从而单位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即货币的价值愈小。对货币数量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对货币数量论采取公式化的表述，主要有现金交易说和现金余额说。1911年，欧文·费雪在他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交易方程式，系统阐述了他的货币数量学说，公式为，、、和分别表示货币总量、货币流通速度、物价总水平和商品及劳务的平均价格。根据他的交易方程，物价总水平取决于其他三个因素。费雪的方程式又被称作交易方程式。马歇尔除了重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外，更强调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并认为物价水平取决于全社会的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对比关系，它与货币需求成反比，与货币供给成正比。根据这一“现金余额说”，马歇尔的嫡传弟子庇古在1917年11月发表的《货币的价值》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剑桥方程式”：。其中，、、分别表示货币的价值、人们手中的货币量与名义总财富的比例和一国的实际总财富。假设实际产量不变，名义产量的大小就决定于物价水平的高低；假定货币需求不变，则货币供应量越多，价格水平越低，反之则反是。这就是典型的货币数量论。而对于实际产量不变的假设合理性，传统的经济学家则使用了萨伊定律进行阐述。可见，货币数量论与萨伊定律连同自由放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凯恩斯革命的爆发，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发起了挑战。在古典模型中，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什么真实影响，因为货币是中性的。既然真实产出数量已经预先由竞争性的劳动市场和萨伊定律所决定了，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只能影响一般价格水平。因而，讨论微观如单个商品产量和价格决定及资源配置的实际经济分析，就与在假定实际产量不变时讨论货币数量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关系的货币分析完全分离了。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经济学，必然要反对这种分离，而且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一开始就是与货币分析融为一体的。凯恩斯认为，离开货币分析，对于真实经济活动的分析就寸步难行。在《通论》中，凯恩斯采用的都是用货币表示的名义变量——不是如传统的经济学那样使用实物单位——从而把真实经济分析纳入货币分析之中，由此进而分析整个货币经济的特征。
凯恩斯首先抛弃了萨伊定律和古典的劳动市场模型，不再认为真实产出被预先决定于充分就业水平上。在《通论》的第二十一章，凯恩斯讨论了多种可能性。如果总供给曲线具有完全弹性，由货币数量增长而带来的有效需求的变化将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不会影响价格水平，直至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然而，通常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加“一部分用在增加就业量，一部分用在提高价格水平”。 这样，如果货币扩张，就有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同时上升。一旦与充分就业一致的总产出得以实现，凯恩斯承认“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凯恩斯模型中另一个复杂之处是货币数量的变化与有效需求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利率、投资和乘数大小的作用来决定。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旦凯恩斯引入了灵活偏好理论，货币需求函数就可能不可预期地移动，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这说明的变化有可能被相反的变化所抵消。由于在方程中，不再假定和是不变的了，显然，货币数量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或的变化。货币中性不再能得以保证了。
二、有效需求与货币
凯恩斯经济学实际上是一个货币的宏观经济学，也就是说，货币是整个凯恩斯经济体系的基本观念。几乎所有的概念，如收入、储蓄和投资都是名义量值或货币量值的，这些名义变量将直接联系到有效需求。
首先，货币收入作为一个名义变量以区别于就业或实物产出，对于凯恩斯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效需求的核心是利润率问题。可以说，《通论》的第二篇正是要表明这一问题。在《货币论》中，凯恩斯指出了“加总”问题，而在《通论》中则特别强调收入和其它名义变量的定义问题。在凯恩斯看来，收入、储蓄和投资是不能作为实际变量的，其原因不仅在于实物产品是异质的和不能加总，而且因为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和预期联系到持久性资产或资本存量，换句话说，当资本存量和利润率被涉及，收入流量（包括投资、消费、储蓄和利润）将成为与资本存量价值相对应的货币流量。在讨论资本边际效率时，凯恩斯写道：“资本之边际效率，不仅定于资本之现在收益，亦定于资本之未来收益，失察此点，最易对资本之边际效率之意义与重要性发生误解。要明白这点，最好说明：如果在人们预期之中，或由于劳力成本（即工资单位）之改变，或由于新发明新技术之引入，未来生产成本将有改变时，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受什么影响。今日所产机器之产物，在该机器寿命以内，须与以后所产机器之产物相竞争；而以后问世的机器，或由于劳力成本减低，或由于生产技术改良，故即使其产物之价格，较今日为低，亦值得生产。不仅如此，其数量亦必增大，其产物之价格亦必下降。以后产物之价格即将减低，则届时雇主由新旧机器设备所可得之利润（以货币计算）亦将减低。”
凯恩斯的这段话对于资本和收入的加总和测量问题也是重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这涉及到过去和未来。正是由于这种困难，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二篇明确地把实际变量（就业）与名义变量（收入、储蓄、投资）区分开来。对于名义变量，与《货币论》相同，凯恩斯是使用企业家的观念来定义各种名义变量，这与他的短期分析是一致的。凯恩斯引入了使用者成本来说明企业家如何计算成本、利润和收入，因为这里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其它资本测量方面的困难， 这些问题在传统理论中完全被排除了。另一方面，凯恩斯提出了“工资单位”作为价值标准来连接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就业），当我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被雇佣的劳动和货币作为联系过去与未来的手段，凯恩斯的工资单位作为测量单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关于工资单位，凯恩斯认为它联系到长期的价格水平 ，而不是一个实物单位。特别是在短期，货币工资是作为企业的成本而联系到其它变量的。凯恩斯的工资单位应该被视为斯密的“支配的劳动”和斯拉法的“标准商品”。 然而，帕廷金把凯恩斯的工资单位与45(线的收入－支出模型连在一起，这与凯恩斯的观点是不协调的。 关键在于，在《通论》中存在着一种新的价值理论以及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总供给曲线。
一旦收入（以及消费、储蓄和投资）被考虑作为货币量值，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理论的重要变化出现了，即收入并不是给定的，而是一个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变量，这对于否定萨伊定律是重要的，即这里只存在需求约束而没有供给约束， 从而并不存在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对产出和就业的决策并不取决于要素的机会成本，而是货币成本和利润，只要需求价格是足够高或（工资）成本足够低而使资本家获得利润，供给将能够无限增加。这种均衡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例如，在短期，如果需求是给定的，厂商将根据利润最大化决定产出和就业，而收入的变动将使供给和需求均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里收入变动并不是数量调整和数量约束，而是作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差额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这正是凯恩斯把供给和需求作为一个整体并联系到过去与未来，“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 由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充分就业的定义。
在新古典综合模型中，这里存在一个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它联系到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从而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收入水平只是由供给约束所决定，而需求是由数量调节的。在45(线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存在着一个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从而只要调整需求，经济将会趋近充分就业，其中长期总供给曲线不受影响。然而，当需求变动时，总供给不可能保持不变，因为需求的变动必然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从而影响总供给。
按照需求约束，这里并不存在一个对应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即使所有的劳动都在工作，也可能不是充分就业，因为还存在着没有被利用的资源——新技术，这会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反应。这个定义的意义可以用经验事实来说明，当一种新的技术被发明后（例如汽车），可能在它被所有的人利用之前就出现失业。显然，对于一些人来讲，这里存在着潜在的需求而没有能力购买。可能需要几个经济周期，这种新的产品才能被所有的人利用。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劳动可能是接近充分就业的，但根据经验事实，这时的部门结构往往是不合理的，即相对于货币工资来讲，这里有过多的汽车（消费品）生产线，从而会导致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在这个例子中，只要资本存量价值和工资率能够作完全可变的调整，经济是能够走向充分就业的，然而，这种调整却是通过企业破产、收入下降和大规模的失业进行的。当然，如果局限在短期分析，劳动的充分就业可以被作为充分就业的概念。
凯恩斯的货币工资概念对于批评传统的就业理论是重要的，但这一概念经常被人们所误解。凯恩斯认为，传统的就业理论依赖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假设，但企业家雇佣劳动只是根据货币工资率，而货币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变动方向往往是相反的，即使使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边际负效用的假设，由于货币工资的存在，充分就业也不能被保证。 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新古典储蓄和利息理论的基础是给定的收入水平。在时际均衡模型中，当技术被给定，消费和储蓄会按照时间偏好进行选择，从而决定利息率。对此，凯恩斯指出，这个利息决定理论中缺少一个方程，即它假设了给定的收入。 新古典综合派在解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消费函数时依然坚持给定收入的假设，即给定一个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当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时，在收入和消费之间会有一个缺口，从而需要用投资（和其它支出）来弥补。这样，有效需求就成为一个数量调整问题，不管是消费还是投资支出的变动都不会影响既定的收入水平，所以消费和投资支出以及政府支出对有效需求的作用是相同的。按照这个解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只是用收入变动来取代新古典的利息率调整以均等储蓄与投资，而且收入调整也仅仅是数量调整。 这个解释与凯恩斯的企业家经济和收入决定理论是完全不协调的。一旦收入不是给定的而是一个变量，这个解释将成为循环推论，因为除非预先给定收入，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将是不知道的。另一方面，收入也不能在消费和投资支出决定之前而被决定。在收入变动的条件下，只有引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利润率，收入水平才能被决定。
在讨论有效需求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时，凯恩斯写道：“当时 我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与储蓄之差额改变，则产量亦随之改变，前者为后者之原动力。我现在的新说，虽然我自以为比较正确，比较有启发性，实在只是旧说之自然演进。如果用我《货币论》中所用语言表达，则我的新说是：设以前的就业量与产量为已知，又设雇主预期，投资减储蓄之差额将增加，则雇主将增加其就业量和产量。旧说与新说都想指出，就业量乃决定于雇主所预期的有效需求；《货币论》中所谓投资减储蓄之差额扩大，亦即有效需求增加之一种指示。”
作为《货币论》的继续，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分析绝没有排除利润，而是把收入或产出变动加入到他在《货币论》中的企业家经济和利润差额的分析。这个分析并不能用瑞典学派的“事前”和“事后”分析或计划储蓄与实现的储蓄来取代，不管是被迫储蓄还是储蓄－投资等式，都将缺少一个表示利润（利润率）的方程，从而使收入不能被决定。
不难发现，一旦排除了利润，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将成为萨伊定律的另一种说法，如收入－支出模型所显示的，当消费倾向等于1或通过政府来扩大总支出，有效需求问题就被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于贮藏或没有被支出的货币。当我们结合《货币论》和《通论》，有效需求的含义将是，当储蓄等于投资而使利润差额消失，企业家将把产出和就业减至零，而在收入－支出模型或萨伊定律中则将出现充分就业。这一点对于讨论储蓄和投资是极为重要的。
总之，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资本边际效率是一个货币价值量，而不是一个实物量，这个货币价值量的特征是它决定于企业对未来的收益预期，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通过影响企业预期的货币收益来影响资本的边际效率，进而通过资本边际效率与利率的比较决定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以及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凯恩斯是要通过资本边际效率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动态的货币关系，并构建动态均衡的货币理论。
正是其独特的投资理论使货币以实质的方式进入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之中，也使他的就业理论成了货币理论。这一点正是凯恩斯的《通论》所分析的要点，也是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理论的主要区别。
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卡莱茨基1933年采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阐述了有效需求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早于凯恩斯的，他的有效需求分析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卡莱茨基抓住了关键的两个要点，即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和社会再生产。从而卡莱茨基的再生产方公式更明确地表明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含义 ；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垄断竞争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这两点使卡莱茨基的理论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然而，类似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来表述利润的，即利润来自于社会关系，是一种按价值计量的剩余。这种采用“价值理论”表述的有效需求问题难以揭示出现实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而且，卡莱茨基的公式过于简化，其中许多重要的因素被抽象掉了，特别是排除了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导致卡莱茨基不能把分析集中在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上，从而使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仅仅联系到资本积累而不涉及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这对于讨论现实的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使他的再生产理论与垄断理论相分离。对于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罗宾逊曾“惊奇地”把二者结合，一方面，她的增长模型是卡莱茨基式的抽象，另一方面，她对存量与流量的复杂关系则使用凯恩斯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来表达，但她的这种结合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协调。
三、对有效需求均衡观念的解释
从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在经济学中第一次使用“均衡”的名词开始到现在，均衡分析（加上它派生出来的不均衡分析）一直是经济理论得以鼓吹自己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基础。然而，尽管二百多年来经济学家不断使用这个概念，“均衡”概念的涵义和意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说，均衡概念的引入，标志经济学科本身奠定了基础，因为均衡概念的出现明显地把以后的文献同斯密和重农主义者时代以前占主宰地位的许多对个别问题的分析区分开来，“均衡”也就获得了经济体系的吸引中心的地位。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后，对凯恩斯经济学中均衡概念的讨论非常激烈。均衡的概念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此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凯恩斯有效需求的涵义和见解。关于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的争论不仅涉及到均衡概念本身或短期和长期均衡的划分，而且涉及到凯恩斯经济学是否根植于新古典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理论。 如果凯恩斯的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的价值分配理论，对凯恩斯的均衡概念将有两种解释。一种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克洛尔Clower，莱荣霍夫德Lijonhufvd），其中新古典的完全信息的假设被修改了，即一个没有拍卖者的瓦尔拉斯世界，在长期它将不趋近于瓦尔拉斯均衡。另一种是瓦尔拉斯非均衡（帕廷金），这里存在着价格刚性或处于均衡的调整过程中，换句话说，它的基本趋向依然是瓦尔拉斯均衡。对于上述这两种均衡，人们并不是容易明确区分的。例如，帕廷金试图使用非均衡概念来表明一种动态分析。
（一）克劳尔－莱荣霍夫德的非均衡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均衡概念解释的第一种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其中，新古典的完全信息的假设被修改了，即一个没有拍卖者的瓦尔拉斯世界，如果存在着工资和价格刚性或其它阻碍价格调整的因素，在长期它将不趋近于瓦尔拉斯均衡，即出现失业均衡或短缺均衡。
克劳尔在其富于创造性的论文中最先攻击了对凯恩斯的标准表述，他把《通论》作为对瓦尔拉斯定律和萨伊定律驳斥的重新解释为一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克劳尔证明，一旦我们放弃瓦尔拉斯的“拍卖者”的假设（他无代价地和不断地传播联结所有市场的必要信息）成立，瓦尔拉斯定律便消失，他会用称为“凯恩斯定律”或“克劳尔定律”来取而代之。瓦尔拉斯定律声称在均衡状态所有市场的超额需求之和等于零；即，如果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劳动力的超额供给（非自愿失业），在产品市场上存在物品的超额需求，“拍卖者”会从事寻找和传递新的工资和价格的工作以使两个市场出清，然而由于没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拍卖者存在，失业工人对物品的“名义需求”（如果他们卖出他们想卖出的劳动力，在现存价格下他们能买到多少）不是“有效需求”，而是他们受收入限制能够买到的少于其“名义需求”。市场体系反映的正是有效需求。瓦尔拉斯定律必须“由更一般的条件来取代，按现行市场价格衡量，所有市场的超额需求至多等于零。” 由此充分就业只是一个特例，而古典理论只是凯恩斯的通论的特例。随后，莱荣霍夫德批判了收入－支出模型，详尽阐述了“凯恩斯经济学”。他们的理论被称作非均衡凯恩斯主义，因为该理论认为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信息和协调不足带来的非均衡问题。克洛尔－莱荣霍夫德的重新解释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矛头是针对着瓦尔拉斯的。而新古典综合未能认识到，凯恩斯理论的逻辑基础是摒弃瓦尔拉斯体系的那一关键协调人，即拍卖人。只有按此思路才能理解凯恩斯的理论贡献。也就是说，要理解凯恩斯在《通论》中所取得的巨大智力成就，既得探究瓦尔拉斯的旧世界，又得探究凯恩斯那壮丽的新世界，并认识到两者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框架赋予了拍卖者以关键性作用，拍卖者通过卖者喊价机制可保证所有市场都实现最优交易。在这个领域里，瓦尔拉斯的拍卖者不会允许在非均衡的价格下发生这种错误的交易，卖者喊价或摸索过程会使真实工资在劳动市场上下降，使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上升，直至确立均衡价格，从而确立市场出清数量。
正如克洛尔和莱荣霍夫德两人都认识到的，要使瓦尔拉斯世界转变为凯恩斯的世界，所要做的只是去除瓦尔拉斯的拍卖者，从而抛弃上述平稳运行的卖者喊价机制，即“凯恩斯从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中去除的唯一东西就是那个解围之神——即那个拍卖者，该拍卖者被假定免费提供完美协调所有交易者当前和未来活动所需的全部信息”。凯恩斯的使命是破除拍卖者的神话，以突出实际经济中获取信息和进行协调的困难。新古典综合派则力图使虚构的拍卖者恢复以往的辉煌，完全歪曲凯恩斯逃离古典学派的意图。
一旦进入凯恩斯的世界，便会涌现大量相关问题。由于没有了拍卖者，经济当事人不得不成为价格制定者，以前阻止发生次优交易的控制机制不再起作用，因为现在可以确立非均衡价格。在这样的领域里，市场的短端将决定有效交易，长端则表示配给程度。克劳尔由此建立了一个二元决定假说，并且自认为“凯恩斯要么在心底里有二元决策假说，要么《通论》的论述大都是理论上的胡说八道”。
莱荣霍夫德详述了克洛尔提出的主题，建立了“凯恩斯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综合派瓦尔拉斯式的凯恩斯主义。与克洛尔一样，他认为新古典综合派误解了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他认为，凯恩斯认识到了在分散化的资本主义内部很难找到适当的市场出清价格向量。在凯恩斯的世界中，最初是通过数量而不是通过价格对经济遭受的冲击做出反应。若没有瓦尔拉斯的拍卖者，关键问题便集中在控制机制上，与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有关。他继而发展了克劳尔的见解，认为凯恩斯偏离古典学派的地方只是去除了拍卖者，但继承了许多微观理论构件。而失衡问题只出现在真正的货币经济中，因为在这种世界中是用商品交换货币和用货币交换商品，等等。
（二）帕廷金的瓦尔拉斯非均衡
凯恩斯均衡解释的第二种是瓦尔拉斯非均衡。帕廷金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实际上是一个产出理论，这个产出理论主要关心的是解释不充分就业时的均衡，而不是产出的剧烈波动。他进一步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失业均衡”，应该理解为马歇尔所指的短期均衡。这种均衡是在暂时假定货币工资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旦凯恩斯在作为全书高潮的第19章放弃这个假定，进一步去分析货币工资率降低对经济的影响，并且去表明这样一种下降不会必然导致就业量的增加，更不必说去建立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时，这样一种短期均衡就不再提及。因此，严格说来，《通论》是一种失业情况下的非均衡理论。它只是瓦尔拉斯均衡的短期调整的阶段，如失业的存在只是调整过程中的阶段，它的基本趋向依然是瓦尔拉斯均衡。
然而，当原有理论的一些假设被修改，例如价格刚性被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它的稳定均衡将不同于原有的理论。如果我们定义不完全信息和刚性价格模型作为非瓦尔拉斯均衡，它的非均衡分析是它的动态调整过程，如果用它讨论经济周期，它将不趋近于瓦尔拉斯均衡。使用这样的定义，可以区分新古典综合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即刚性价格并不是阻碍经济趋向瓦尔拉斯均衡的主要因素，如卢卡斯的经济周期模型所表明的，作为经济波动的中心是瓦尔拉斯均衡而不能使用刚性价格的假设。因此，这里似乎涉及短期和长期的复杂争论，但问题并不在于短期和长期的划分，而在于不同的理论或不同的假设。就短期分析而言，由于假设资本设备是给定的，它必然是一种非均衡分析，同样，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基于长期均衡的短期分析。当然，这里涉及到复杂的经济周期分析。
四、货币均衡
货币均衡的概念，不是凯恩斯的首创。货币均衡概念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部分。该理论最早由克努特·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二十世纪30年代，则由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和贡纳尔·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作了修正和改进。魏克赛尔的方法是将货币价值分析同货币价格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最初尝试。在魏克赛尔－林达尔－缪尔达尔的理论结构中，货币均衡思想得名于缪尔达尔的提出，被用来分析货币经济中使某些事物得以相等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保证了在稳定物价水平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的实现；也被用来分析它们不能实现的含义，亦即货币非均衡的后果。在这一分析中，货币均衡概念不仅是一件理论工具，而且是经济政策的一项运行目标。
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分析不同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实物经济的分析方法。魏克赛尔在他的均衡理论中引进了货币分析，这种货币因素对均衡的实现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将这种均衡称为货币均衡。当货币均衡实现时，商品的需求与商品的供给相等，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魏克赛尔反对那种认为货币只是一种商品，而价格的变动只是商品供求不相符合的结果的观点，他认为问题在于对商品的货币需求，而货币理论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对商品的货币需求怎样能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供给；另外，储蓄量等于投资量。魏克赛尔认为，应当将总供求和总需求分解为对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对生产资料的供给和需求，四者的均衡建立了总量理论与货币理论或者说是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联系。
对于货币均衡实现的条件，魏克赛尔认为是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相等。所谓实际利息率，是指在提供信贷时实际存在的利息率。对于自然利息率，他的定义很含混，但实际上是指使用货币贷款时所预期获得的利润率。实际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这两个概念是魏克赛尔从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中借用来的，其目的是要说明利息率同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企图在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范围内加以说明。根据庞巴维克的理论中实际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的区分，认为当实际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即预期利润率时，资本家有利可图，于是增加借款，扩大投资，增加生产，结果利润和工资均趋于上升，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而使物价上涨。反之亦然。当实际利息率等于自然利息率即预期利润率时，增减投资既不增加利润，也不减少利润，于是投资不增亦不减，生产和收入保持不变，因而物价稳定，出现均衡状态。
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实质上是实际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二者围绕均衡状态波动的过程。魏克赛尔认为，由于利息率的变动而引起的物价向上向下两种变动过程均带有累积的性质。当实际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投资、生产、收入、物价向上运动时，资本家因投资前景良好，不断地增加借款，扩大投资，使生产和物价日益上升。对于这种累积过程是否会永远地持续下去，魏克赛尔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存在着利息率这一制动器。当投资、物价向上运动时，银行存款日趋减少，当储蓄额低于投资需求量时，银行便会提高实际利息率，缩小实际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这时，资本家投资的动力便趋于减少，从而降低了投资物价向上运动的速率。随着实际利息率越来越接近于自然利息率，生产、价格向上运动的速率日益衰减，越来越接近于均衡状态。
我们这里所要表明的是，凯恩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是基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是由供需平衡决定的瓦尔拉斯实物均衡；也不同于魏克赛尔的累积过程中的货币均衡，其实质是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二者波动导致的货币均衡。作为一种货币均衡理论，其均衡必然是一种在货币经济中以货币性质描述的供给和需求的重力的中心或稳定的均衡，而不是非均衡，当然也不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凯恩斯使用了马歇尔的方法，即区分几个不同的时期。按照凯恩斯的思路，我们将首先讨论短期均衡。由于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中不仅存在着收入流量，而且存在着由预期和货币理论表示的资本存量，所以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均衡。使用凯恩斯的货币均衡分析，拓展了凯恩斯的移动均衡分析，在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的同时均衡的货币经济中，可以扩展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到长期或经济周期分析，这对于讨论经济产出问题也是有效的。在一个存量和流量同时存在的模型中，货币均衡分析成为非常关键的方法，特别是对于讨论经济周期问题。就凯恩斯讨论的失业和经济周期而言，这里存在一种长期均衡作为经济波动的中心，虽然他在《通论》中没有特别讨论长期均衡问题。需要提到的是，就均衡概念而言，经济周期似乎是一种非均衡，然而，如果这里存在着规则的波动，它就能被描述为一种稳定状态，虽然在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在每一个短期，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会存在一种暂时均衡，例如，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可以视为短期均衡。总之，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类似于马歇尔，只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货币均衡分析来讨论经济周期。关键是在每一个短期，均衡并不是由新古典的原理所决定的，其价值、分配理论和波动的中心完全不同于瓦尔拉斯和非瓦尔拉斯均衡。
五、利润对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虽然都认为它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中心理论，但是却误认为有效需求理论是一个受人们的心理状态支配的主动因素，并把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归为三个所谓的“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与流动性偏好规律。然而，凯恩斯的论述并非如此浅显，他的有效需求与利润和货币等因素是紧密相联、相互影响的。
有效需求所决定的收入变动是《通论》的核心，但它并不能用新古典综合的收入－支出模型和数量调整来解释。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利润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克雷盖尔在评论凯恩斯给卡恩的一封信时写道：“要点是（产出）的不同水平对价格和成本差异的影响，即对厂商利润的影响。” 一旦利润被引入，总供给和总需求所涉及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需求曲线则需要给予更多的讨论。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卡莱茨基用马克思经济学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也是一个（短期）均衡点，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将决定产出和就业。在短期，给定技术和厂房设备以及工资率，如果总需求函数被给定或被企业家所预期，企业家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就业水平。如果一个更高的总需求水平被预期，企业家将以更高的价格（工资率）竞争生产要素来扩大生产。假设在短期厂房设备是给定的，从而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工资成本是主要的可变成本，随着就业的增加，总供给曲线将是向上倾斜的。但对于总需求曲线则需要给予更多的讨论。
图 4 凯恩斯的就业与总供求
在上图中，总供给函数由曲线所表示，即产出是就业或要素成本（包括正常利润）的函数。总需求曲线表明总支出（或储蓄加投资支出），表示收入，均衡点决定就业，这个图经常被用作各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新古典综合的“收入－支出模型”，如果总供给曲线是一条45(线，总需求曲线由消费函数和投资支出所决定，均衡意味着收入和支出的相等。帕廷金根据模型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出了修改，认为总需求曲线与45(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状态下的实际产出处于一个可能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不平衡导致产出的一个变化而不是价格的变化，而且也意味着产出的变化（从而收入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力量。这就是说，如果经济在产出较低的一个水平上出现总供给过剩的话，产出——从而收入就会减少，这将导致供给的减少大于需求的减少，最终使得经济达到均衡状态。使用凯恩斯的“工资单位”，可以获得实际产出（即，是实物产出，是工资单位），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将是一条45(线。这个解释表明均衡来自于数量调整。 其中，利润并不是决定均衡的重要因素。
在后凯恩斯模型中的解释，总供给曲线可以由工资成本和利润加成构成，给定预期的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就业将取决于需求曲线上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那一点。使用这一分析，我们来讨论需求函数的决定。假设企业的可变成本完全由工资组成，同时假设全部消费支出等于工资收入，给定投资，则总需求曲线取决于工资率和就业数量（如果假设充分就业，则总需求取决于工资率）。这样，即使假设可变的工资率，当工资率下降使总供给曲线移动时，总需求曲线会随着移动，从而并不会增加就业。 让我们使用图7和图8来讨论后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推论。
图 5 货币工资率决定的总需求与企业利润加成决定的总供给
在图7中，假设工资率是不变的，工资成本曲线将是一条直线其低于总供给曲线，总供给曲线基于企业的利润加成。同时，工资成本曲线将等于消费支出，给定外生的投资数量，总需求曲线（与工资成本曲线平行）将被决定。如果我们假设投资和利润加成被给定，则总需求和就业取决于工资率，从而随着工资率的下降，总需求曲线将向下移动。这个图还可以表明，价格水平取决于货币工资率。 按照这一分析，失业来自于过低的工资率，从而只要提高工资率，失业将被消除。这个命题可能是反感觉的，显然它来自于特殊的假设，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对于理论研究却是极为重要的。
现在离开抽象的逻辑推论，来看凯恩斯讨论短期均衡时所使用的现实的假设。例如，由于假设给定的厂房设备，如果假设工资率会随着就业的增加而提高，特别是当接近充分就业时会提高得更快，这会使总供给函数成为逐渐变陡的曲线，总需求函数也将是一条逐渐变陡的曲线，如图8所表示的。
图 6 凯恩斯短期总供求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现实的假设，如涉及到预期的使用者成本，等等。作为短期分析，其要点是存在着给定的资本设备，如马歇尔的短期供求分析，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当给定价格，产出（就业）将被决定。凯恩斯所要做的，一方面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即价格水平取决于总支出，另一方面，凯恩斯要使用更为现实的假设来讨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决定。我们的上述分析所强调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联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工资同时作为成本和决定需求。
第十六章 货币和利息率
凯恩斯的《货币论》是第一本专门讲述货币性质和作用的理论专著；凯恩斯在《通论》中的主旨即为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经济的分析基础。因此，货币及货币利息率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传统的利率理论
一、古典理论的利息理论
关于利率理论，约翰·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是这样表述的，即它的出发点是“利率基本上和始终地取决于用于借贷的实际资本供给和需求的相对数量”，相应地，“利率的波动取决于贷款需求或供给的变动”。而且，这个观点也表述了许多作者的思想，如在他之前的休姆、桑顿和李嘉图，在他之后的西奇威克、马歇尔、庇古、魏克赛尔和费雪。
在凯恩斯看来，古典理论是通过神秘的途径使利率决定等于投资的水平上。 古典文献中并没有清晰地试图区分储蓄和信贷供给，以及投资和贷款需求。进一步来说，如果存在储蓄恒等于贷出，投资恒等于借入，就意味着萨伊恒等式成立，从而所分析的都是实物经济。在决定信贷市场利率时，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总是强调该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至关重要的相互依赖性。这也是魏克赛尔“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划分的实际意义。该理论认为，“货币利率”是指信贷市场事实上的利率。“自然利率”并非市场利率，二是投资者在商品市场上的资本收益率。只有两种利率相等时，才能出现均衡；反之，二者的差异会自动地产生出使二者相等的均衡力量。也就是说，如果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人们增加借款并用来增加投资品的需求是有利可图的；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这会导致商品市场上的膨胀缺口，推动价格上升，这又会反馈到债券市场引起利率上升。
对其深刻含义给予最准确、最深刻理解的是魏克赛尔的著名论断，他在指出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解决该问题的著名的“积累过程”的性质时说：“货币利率首先取决于货币的过量或稀缺。那么，它又如何最终由实际资本的过量或稀缺决定的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二种利率的差别对价格施加影响。当货币利率过低时所有价格上升，从而货币贷款需求增加，以及由于对现金持有额的更大需要，供给减少。其结果时利率很快回到其正常水平，它与自然利率重新相等。” 因此，魏克赛尔的“积累过程”并非像后来几乎所有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稳定的发散过程，而是稳定的均衡过程，其功能是使货币和自然利率长期一致。这并非是无足轻重的辩解。因为一般公认的对魏克赛尔的解释完全忽视了他所关心的中心问题，从而忽视了他为理解古典利息理论的中心论题而提供的重要钥匙。
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在上述框架中分析了货币量增加的效应。货币增加只能通过影响信贷市场供给或需求函数来影响利率。他们认为，货币供给增加通常是通过银行系统注入经济，并导致贷款供给增加，从而利率下降。对此，帕廷金所提出的一点疑惑是，“若货币增量根本未用于商品市场，那么利率将不受影响”，即使上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利率下降的过程来看，帕廷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的；长期来看，利率一般将回到其原来的均衡水平”。
货币增加后利率的短期可变性和长期不变性的区别，联系到商品市场价格上升对信贷市场利率的作用。对于休谟、桑顿、李嘉图、穆勒和费雪来说，这种效应是通过信贷市场需求起作用的：货币增加使投资品价格上升，从而提高了资助投资所必需的借款规模。这样，贷款需求开始超过期初增加的供给。对于马歇尔来说，贷款需求增加是由于价格上升刺激了“企业界的信心”。对于吉芬和魏克赛尔来说，这种反应是通过市场供给完成的：价格上升引起内在挤压，它使银行准备金减少，迫使它们提高利率或降低信贷供给。这正是魏克赛尔“积累过程”稳定性所依赖的。所有上述这些经济学家的共同观点是，货币增加使利率下降的同时还使价格上升；而后一运动最终一定引起前者反向运动。
商品和信贷市场的相互作用都论证了古典学派的观点，即从与短期不同的长期来看，货币增加对贷款需求和供给有对称的效应，从而使利率不变。或从商品市场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增加并不改变经济的实际特征，特别是它不会改变资本边际生产率，从而不改变自然利率。也就是说，货币增加使任何投资项目的货币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货币价值同比例增加，因此利润率，从而长期均衡利率不变。
二、新古典的利率说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利息既为市场上使用资本所付之代价，故利息常趋于一均衡点，使得该市场在该利率下对资本之总需求量，恰等于在该利率下资本之总供给量。”在马歇尔看来，由于利率只适用于借贷交易，因此对于资本品的描述，马歇尔主张只能是为了购买新旧资本投资品中为所借贷来的货币支付的使用代价。
对于马歇尔利息是“等待”的报酬的说法，庇古认为，“等待”是把现在可以立即消费的东西暂时延期不消费，于是本来即将毁灭的资源变为生产工具。所以，“等待”的单位其实是一种特定量的资源如机器或劳动力，即当前的投资单位，而等待的报酬就是地租。对于利息率的决定问题，庇古在其《工业变动》中写道，由于利率是由真实资本的供给决定的，因此，利率的决定并不在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然而，对于中央银行的作用，庇古是这样解释的，即认为当银行制造更多信用时，实际上是在为工商界向公众强迫征课实物，从而扩大真实资本的供给和促使真实利率的下降。
从以上不难看出，马歇尔和庇古所讨论的利率并非是货币经济中的利率，而只是存在于实物经济中的借贷关系，尽管他们的讨论还涉及了货币的使用和银行的存在。这说明，利率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单一的，远不如实际中资本的边际效率变动对于投资的影响大。对于他们的讨论，凯恩斯是积极反对的，他正是要从货币的角度出发，讨论货币经济中的利息率的决定问题。
第二节 凯恩斯的灵活偏好理论
在凯恩斯提出灵活偏好之前，对货币需求分析动机归于市场利率的变化和决定问题，这种分析把对货币市场运行和利率变化方式的描述结合在一起。而之前人们假定对货币的需求出自两个理由，一是来自居民部门为了“收入的周转”的需要，即居民为了维持日常消费支出而以现金形式持有一部分收入。对中央银行货币的第二个需求的第二个来源被假定为银行部门，它需要流动的储备，以便向储户支付和满足对不同期限的银行贷款的需要。自斯密以来，对货币需求的这种分析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基本观点在由庇古的《货币的价值》一文和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中所提出的“剑桥方程”里依然得到反映。
凯恩斯利率理论的目的就在于说明：“虽然有种种力量使得投资量涨落，以保持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利率之均等，但资本之边际效率本身却并不就是通行利率。”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乃表示借款者愿付之代价，而利率则表示贷款者所要求之代价”， 而且二者常常不等。因此，有必要对利率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
凯恩斯首先批判了传统的利率理论，即认为“利率乃资本之边际效率表与心理上的储蓄倾向二者交互影响之结果……所谓储蓄之需求，乃一特定利率下所有之新投资，而在该利率下储蓄之供给，则定于社会之储蓄倾向；所谓通行利率，乃决定于储蓄供需相等之点。” 实际上，储蓄的供给与需求并不能决定利率，由此这种学说是不成立的。与传统的利息理论把利率看作是由实物市场储蓄与投资的均衡所决定不同，凯恩斯认为，利息是一种纯货币现象，是放弃灵活偏好的报酬。因而，利率并非决定于实物市场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而是决定于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货币的供给是一种货币政策变量，是由政府当局可控制的量，因而，这一理论的分析重点转入对货币需求即所谓灵活偏好的分析。
一、灵活偏好的含义
所谓灵活性，即一种资产变现的能力。显然，货币是最具有灵活性的一种资产，持有货币能够给人们提供周转灵活的方便，满足三个动机的需要。因此，放弃货币的灵活性是应该得到一定报酬的。这个报酬就是利息。它形成于人们对货币收入所做出的两个抉择，即时间偏好抉择与灵活偏好抉择。前者决定收入中以多少用于储蓄，后者决定储蓄以何种形式存在。
凯恩斯指出，人们在得到货币收入以后，必须首先决定收入中的几成用于目前消费，几成用于未来消费即储蓄，这就是所谓的时间偏好抉择。换句话说，时间偏好抉择决定收入用于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关系。而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消费与储蓄占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对社会的投资进而对社会的总需求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凯恩斯认为，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会逐渐减少，而储蓄占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在做出上述抉择以后，凯恩斯认为人们还须作另一个抉择，即“他到底以何种方式，持有他从当前所得或过去储蓄中保留下来的对于未来消费之支配权。用即期的、流动的方式（例如货币或其相等品）呢？还是愿意把这即期支配权，放弃一些时候（定期或不定期），听任未来市场情况决定……换句话说，他的灵活偏好之程度如何?”凯恩斯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一人之灵活偏好”，也就是“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有多少资源（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该人愿意用货币形式来保持。”因此，所谓灵活偏好之程度如何，也就是储蓄形式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货币）与其他生息资产（债券）之间的分配比例问题。前者能满足所有者周转灵活的需要，但没有利息收入；后者能给所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但却失去了周转灵活的方便。人们在决定了收入中以多少用于储蓄以后，还必须就上述两种储蓄形式进行抉择，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偏好抉择。
凯恩斯进一步说：“一人之灵活偏好，可以用表格表示，表中列出：在各种不同环境下，有多少资源（用货币或工资单位计算）该人愿意用货币形式来保持。”因此，所谓利率，即“在一特定时期以内，放弃周转灵活性之报酬”。 同时，“盖利率只是一个比例，其分母为一特定量货币，其分子乃在一特定时期中，放弃对此货币之控制权，换取债票（debt），能够得到的报酬。” 或者说，“利率乃是一种‘价格’，使得公众愿意用现金形式来持有之财富，恰等于现有现金量”。
而凯恩斯所谓灵活偏好者，是指一种函数关系；利率不变时，这一函数关系就决定了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量。凯恩斯给出公式：“令代表利率，代表货币量，代表灵活偏好函数，则有。” 这就是“货币数量与经济机构发生关系之处，亦即发生关系之理由”。
与凯恩斯讨论资本的边际效率时相似，利率的决定仍然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这样的预期对灵活偏好产生重要影响。在此预期之下，灵活偏好——即货币数量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顺滑曲线（smooth curve）来表示：利率下降时，货币需求量增大。凯恩斯认为，原因在于：“第一，若利率降低，其他情形不变，则灵活偏好之起于交易动机者，将随利率之下降而吸纳较多货币。盖利率下降可使国民所得增加，若国民所得增加，则为交易方便起见，交易动机所需之货币量总得随所得之增加而增加——虽然增加比例不一定相同；同时，保持充分现款以取得此种方便之代价（即利息之损失），亦因利率之降低而减少。除非我们用工资单位而不用货币来衡量灵活偏好，否则当利率降低，就业量增大，以致工资率——即工资单位之货币价值——上涨时，交易动机所需之货币亦增加。第二，利率每降低一次，可以使得有些人对利率前途之看法与市场一般看法不同，故此种人愿意增加其货币持有量。”可见预期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之大。
二、灵活偏好的决定
对于灵活偏好的来源，凯恩斯认为灵活偏好起因于三个动机，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
（一）交易动机
产生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函数基本上与剑桥学派货币数量论者提出的需求函数相同，它强调货币需求的动机为“以各个人或业务上作当前交易之用”，其重心仍为货币的交易手段职能。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包括个人的收入动机与企业的业务动机。对个人来讲，收入是定期取得的，而花费则是经常的。为了日常支付的需要，人们必须保存一定量的货币在手边。这部分对货币的需求即为起因于“收入动机”，完全是为了度过从收入到支出这一段时间。收入动机的强度决定于人们收入的大小以及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快慢。对企业来讲，其收支活动也是不完全一致的，为了支付日常的成本开支，企业也需要在手边保存一定量随时可支用的货币以弥补收支的差额，这部分对货币的需求即为起因于“业务动机”，完全是为了度过从支出成本到收入货款这一段时间，或商人用以度过从进货至售货这一段时间。业务动机的强度决定于人们收入的大小以及货币周转速度的快慢。
凯恩斯认为，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或周转速度的快慢，取决于银行界以及工商界的组织状况、社会习惯、收入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办法以及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这些因素都不会有重大的变化，因而，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或周转速度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常数，但在一种短期均衡状态下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可以说是几乎不变的，因而起因于交易动机而对货币的需求则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大小。
（二）预防动机
产生于预防动机而对货币的需求则看重货币的储藏手段职能。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需求的预防动机也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为了预防一些未曾预料到的、不确定的支出机会，人们必须保存一定量的货币在手边，以预防意外事故或紧急情况，应付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投资机会等；另一层意思是：“预防动机，即想保障一部分资源在未来的现金价值”，完全着眼于货币对未来债务偿付的保值作用。在这里，凯恩斯已经开始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来对待了。他说：“货币这种资产，若以货币本身作计算单位，其价值不变，若负债亦以货币作计算单位，则持有货币便于偿付未来债务。”
起因于预防动机对货币的需求，与起因于交易动机对货币的需求一样，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大小。凯恩斯说：“在正常情况下，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预防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致定于经济体系之荣枯以及货币收入之大小。”“灵活偏好之起于交易动机与预防动机者，其所吸收的现金数量，对利率改变本身（即不计利率改变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反应不太灵敏。”当然，说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并不是完全否定利率对交易需求、预防需求的影响。凯恩斯也承认，取得现款的难易程度、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也影响这部分的货币需求。所谓取得现款的难易程度，是指实际需要时取得现款的可靠性与所花费的代价；所谓持有现金的相对成本，是指保存现款而牺牲的用货币购置其他生息资产所能取得的利息收入。显然，利率的高低将使人们尽可能将持有的现款限定在一个最佳的数量范围之内。凯恩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通论》里他对交易需求与预防需求的研究，则完全排除了利率的作用。
（三）投机动机
产生于投机动机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从货币的储藏手段出发的，完全把货币作为一种财富保存的资产来对待。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所谓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就是根据对利率变化的预期而持有货币。他说：“货币需求之用以满足投机动机者，则常随利率之改变而改变。”货币投机者“相信自己对未来的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因此，通俗地讲，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也就是人们通过赌利率行情变化而对货币的一种需求。
凯恩斯假设，经济体系中只存在两种金融资产：货币与债券。货币，是一种最具有流动性（而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但不能带来货币利率的资产；而债券，则是指没有偿还的政府债务，它的票面利率是固定的，但是它的市场价格则是变化的，因而，其市场利率也是变化的。凯恩斯理论体系中没有考虑股票等其他生息资产，他是把这些作为债券的完全替代品而存在的，因而，事实上凯恩斯体系中的债券意指那些流动性不如货币但却能给持有者带来收益的各种生息资产。凯恩斯对货币投机需求的分析就是要说明各经济行为主体为什么要在他们的全部资产中持有货币？是什么变量决定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债券形式）持有资产的比例？
凯恩斯指出，由于利率的升降会引起债券价格的跌涨，使债券的持有者要么蒙受损失，要么取得收益。人们正是在对未来利率行情预期的基础上，权衡持有债券的利弊而决定对货币的需求与否，决定是以债券还是以货币作为自己财富的存在形式。因此，未来利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导致未来债券价格的不确定性，这是引起人们对货币投机需求的主要原因。凡预期市场利率会下降、债券价格会上涨的人都会用现款买进债券，待债券价格上涨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以得利。相反，凡预期市场利率会上升、债券价格会下跌的人都会卖出债券保存现款，以备日后当债券价格下跌后再买进。所以，所谓不确定性，并不是人们不能预期未来利率应在什么水平上，而是说各人对未来利率变动的看法不一致。假如人人的预期一致，则根据同一预期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因而，就不存在有人会因预期正确而获利的情况了。
显然，为满足投机动机而对货币的需求完全取决于利率的高低，随利率变化而反方向变化。凯恩斯还进一步解释说，决定人们对货币投机需求的利率水平不是利率的绝对水平，而是目前利率与安全利率间的差异。所谓安全利率，是人们预期的在期末目前利率所能达到的正常水平，因此，安全利率因人而异。若认为正常利率高于目前利率，则预期利率会上升；若认为正常利率低于目前利率，则预期利率会下跌。人们正是根据自己心目中对所谓正常利率的估计与目前利率水平之间的差别程度，来决定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与否的。
由于利率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由于对未来利率变动水平预期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利率经常变动，对货币需求的第三个动机——投资动机——在凯恩斯的《通论》中起到了中心作用。
三、灵活偏好理论的意义
灵活偏好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抛弃了货币纯粹作为交易媒介的观点，第一次将货币作为与各种生息资产并列的一种资产来研究。尽管凯恩斯对预防需求与投机需求的解释有些含混不清，但是他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利率的波动会使财富所有者所持有的获利资产价值发生波动，各经济行为主体从将来未定的支付需要出发（预防动机），或从将来的投资机会出发（投机动机），都必须权衡自己所持财产之风险与报酬率，而决定货币与各种生息资产在自己财富总数中的比例。换句话说，灵活偏好抉择，就是以何种形式持有既定量财产的决策，它决定有多大比例的财产将以货币的形式持有。显然，无论是以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预防行为为基础，还是以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投机行为为基础，其灵活偏好都是以生息资产的有利性、不确定性与财产持有者厌恶风险为前提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灵活偏好论成为以后资产选择理论的学说渊源。
灵活偏好论第一次提出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问题，强调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这也是它对货币理论的一大贡献。如果说对的研究还继承了剑桥学派传统的话，对闲置余额的研究则是对传统货币理论只注重货币需求与货币收入关系的一种反叛。强调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明确指出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比，这就为凯恩斯“管理通货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货币需求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不是货币金融当局所能直接左右的；而利率则是一种由货币当局可以自由掌握的政策变量。既然货币需求具有利率弹性，这就使货币金融当局通过调节利率水平高低间接控制货币需求成为可能，利率也才成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主要指标，在收入支出说的理论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于流动性陷阱与古典区域所代表的产业周期特殊阶段情况的分析否定了货币供求互为独立的观点。凯恩斯借助于利率，阐明了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货币需求变化对货币供给的数量效果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会下跌，但是，在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供给无论怎么增加，都会被灵活偏好所吸收，而使利率无法降低，从而造成中央银行企图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降低利率并刺激投资的政策完全无效；反之，在所谓古典区域阶段，出现通货恐慌，人人都要逃避通货。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利率有所降低，否则货币供给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是无效的。产业周期的这两种特殊阶段为凯恩斯学派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成为模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三节 灵活偏好理论的争论和发展
凯恩斯提出的灵活性偏好理论引发了对利息和货币理论各个方面的很多争论。这些争论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评价凯恩斯本人的贡献：他是否真的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边际主义有关理论的新利息理论。凯恩斯在《通论》以及预备性的著作中表明，他尽力证明占统治地位的原有理论中存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并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赞成以历史和常规因素为基础的货币的利率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是以对投资需求和储蓄供给函数为基础而决定利率的“自然水平”，这一理论在凯恩斯的《货币论》中仍被采用，只不过是和灵活偏好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到了《通论》，凯恩斯已经摒弃了“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货币论》中，灵活偏好是用来说明利率的变动是如何发生的，而在《通论》中则被用于分析决定利率水平的理论。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自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货币理论的研究被极大地扩展了。货币被看作是人们所选择的许多资产的最优组合中的一种成份，并由此分析对该资产的分析。凯恩斯理论强调的是资产存量之间的最优关系，而新古典理论强调的是货币存量和计划支出流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新古典理论很少关注人们对所持资产形式嗜好或资产选择的变动对于利率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凯恩斯之后的希克斯的模型、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弗里德曼的包含资产的货币需求理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凯恩斯的灵活偏好理论，把货币分析扩展到存量领域。然而，当存在着一个实际领域或实际的新古典教条时，这种把货币扩展到存量分析的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旦加入了资本存量，资产的收益将只联系到名义变量，这与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货币数量论是不协调的。例如，当生产率变动而引起实物产出变动时，是否所有按货币价值计算的资产的收益率都要发生变动？显然这种变动是及其复杂的。
一、帕廷金的分析：实际余额与货币中性
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而使货币在长期保持中性。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首先假设单一产品，从而回避了加总问题。例如，帕廷金对瓦尔拉斯均衡的齐次性假设与货币数量论不协调的证明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帕廷金的做法是放弃齐次性假设，以便获得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
帕廷金是在《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年）一书中提出这一问题的。帕廷金证明，在一个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根据瓦尔拉斯定理，只要有一个市场存在着过度供给，必然有另一个市场存在着过度需求。如果用货币表示相对价格，可以在种商品里任意找一种并把它定义为货币，就会发现货币是不能表示价格总水平的。而对于货币数量论的表述，货币的水平增加一倍，价格水平会增加一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里，任意指定一种商品作为货币，那么，这个商品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一倍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商品的供给会大于需求，在货币市场上会出现一个供大于求的现象。但是并没有一个其他市场上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因为按照瓦尔拉斯定理，只要有一个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必然会有另一个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帕廷金得到的结论是：货币数量论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是不协调的。
然而，货币数量论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帕廷金为了协调这种困难却引入了实际余额效应，用实际余额把货币的相对价格与价格水平的功能分开。但这也排除了瓦尔拉斯的齐次性假设，这样货币就不再是相对价格的一部分了。对于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实物资本和产出，只要通过名义变量的变动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保持同比例的变动即可得到货币数量论或货币中性的结论。这种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实际余额效应也能够被用于讨论非均衡或数量调整而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加入不完全的信息以及时间调整的假设到瓦尔拉斯模型，货币能被作为支付手段和财富的储藏手段，从而存在相对价格被扭曲的可能性，或价格刚性会反映在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上，由此导致非均衡或非充分就业均衡。
联系到前面的讨论，我们把这一命题简化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被迫储蓄”，这里意味着联系到价格水平的货币价值被扭曲；其二是“实际余额效应”，对此我们可以作更广泛的理解，即现代资产选择理论所表明的货币联系到所有资产存量的价格和它们的流动性，如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 在弗里德曼的模型中，货币可以理解为中性的，即它仅仅是一个名义变量，储蓄、投资和消费决策只依赖于相对价格或瓦尔拉斯均衡，然而，当相对价格被不完全的信息扭曲了而导致非均衡，货币的储藏将出现，由此改变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供给，从而实际余额效应通过各种利率的变动会调节货币价值（包括存量）到均衡或调节经济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货币还可以认为在短期是非中性的，当货币价值被不完全的信息或价格刚性所扭曲，货币作为支付和储藏手段可能使实际余额效应不能有效地发生作用或成为一种特殊的实际余额效应（如凯恩斯效应），这将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变动。这里货币中性和非中性可能不是矛盾的，如弗里德曼的“货币重要”和哈耶克的“货币非中性”。应该提到，这种分析是可以与内生的货币供给相协调的，例如，内生的货币供给可以认为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从而是实际余额效应的结果。这样，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仅仅是这个模型的一个特例，如凯恩斯效应仅仅是实际余额效应的一个特例，因此，失业仅仅来自于刚性价格和利息率的假设。新古典综合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主义）以及新奥地利学派之间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正是基于这个模型。
二、模型和存量与流量分析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被如此说明的：给定货币供给，由于预期和不确定性，货币的投机需求将影响利息率，即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在货币市场需要利息率去均等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而利息率的变动会影响投资和就业。当存在灵活偏好陷阱时，或实际余额效应不起作用时，失业均衡将被保持。这个分析是由模型所表明的。
在希克斯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文中，主要是评价对比了凯恩斯的利率理论和所谓“古典”的利率理论，研究了利率决定中货币因素和实物因素的影响，并从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加以说明。希克斯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概括为三个等式：，，。希克斯认为，凯恩斯抛开古典利率理论中的生产率、节俭等因素，只强调货币供求对利率的影响有失偏颇，所以不是“一般的理论”。因此，希克斯提出了自己对古典和凯恩斯理论的缺陷、不足弥补后的理论，即，，。希克斯认为，要强调“投机动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要强调利率同货币需求间的函数关系，但也不应该忽视“交易动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主张在货币需求（流动偏好）函数中引进收入因素，建立起货币需求与收入之间的函数关系。这就是模型中的说明。
虽然这一分析涉及到投资与就业，但完全抛弃了有效需求分析而成为纯粹的货币供求理论。如前面所表明的，这个框架可以讨论存量与流量的联系，这正是预期和不确定性或不完全的信息所要讨论的内容。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弗里德曼的对全部存量和流量的货币需求理论、理性预期主义对所有不确定性和预期的分析、庇古效应和哈耶克效应所表明的价格水平和资本存量价值以及消费函数之间关系的分析，都表明了这个框架能够包括资本市场或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分析。然而，在这个框架中，货币非中性仅仅来自于不确定性，或者说，货币并不能使资本和财富联系起来，因而它不能表明存量和流量均衡的特征或不能表明过去与未来以及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因此，除非假设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价格刚性和货币幻觉，失业将被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所排除，即失业以及凯恩斯效应仅仅来自于不确定性和各种刚性。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争论仅仅在于各种不同的刚性及不确定性和预期的性质和特征，其中不同的实际余额效应对于不同的刚性的分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要瓦尔拉斯均衡或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被保持，这将是唯一的逻辑推论。然而，凯恩斯对于货币的分析与瓦尔拉斯均衡和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前面已经提到，凯恩斯的短期均衡分析的最重要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存量和流量的同时均衡，凯恩斯对收入流量（储蓄和投资）的分析涉及到资本存量。如果排除掉资本存量，我们可以采用凯恩斯的基本方程式和前面讨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分析总量和收入决定以及收入分配。在这方面，把凯恩斯的总供求分析和基本方程式以及剑桥增长和分配模型结合在一起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问题的复杂性来自于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每一收入流量的变动都会影响资本存量价值，进而影响投资，而投资的变动又会影响收入流量。当投资和总供求函数依赖于资本存量，总量和收入分配以及就业和收入水平将不能单独由流量均衡所决定。实际上，除非假设给定资本存量的价值和利润率，讨论由价值单位表示的流量均衡是不清楚的或没有意义的。当然，由于技术变动和垄断竞争，所有的流量都涉及到过去和未来，从而不可能排除资本存量来讨论流量均衡。这一点正是凯恩斯的《通论》所分析的要点，这也是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理论的主要区别（罗宾逊惊奇地把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对于理解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极为关键的。
关于货币，凯恩斯写道：“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连系这一点产生的。……只要有任何持久性资产之存在，这种资产就会有货币属性，就会引起货币经济所特有的许多问题。” 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联系着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或过去与未来。对于持久性资产，从而并不存在与这些资产的实物生产率相一致的货币价值。它们的价值需要用未来的收益或利息率来表示，但另一方面，资本存量的价值还取决于收入流量，这种收入流量不仅决定当前的收益，而且影响货币供求，从而通过影响利率而影响资本存量价值。
实际上，这一问题自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一直是货币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但这些争论只是全部货币理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在目前的货币理论争论中缺少另一种“货币价值”理论，因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不确定性、预期、过去和未来或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并不能表明货币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当缺少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凯恩斯效应和新古典的实际余额效应就难以明确地加以区分，内生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非中性也不能摧毁新古典理论的基础，因为任何反对新古典理论的推论都可以被归咎于不完全性或工资、价格刚性。货币的性质联系到特定的价值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这里需要一种与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货币理论，如前面我们反复强调的，问题的关键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实物量，从而货币价值并不是这些实物量的价格水平，货币价值完全独立于实物产出，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与生产函数和实物产出无关。
希克斯的货币需求分析的目的，是在一种不同于马歇尔的方法里将凯恩斯的思想结合进来，用这一方法以使用短期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理论的一种新的表述为基础。利率与其他分配变量、总量和经济活动水平，是在一个用来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所有这些市场的供求同时达到均衡为特点的分析中决定的。储蓄与投资决定的均衡是与货币供求的均衡同时达到的。由于运用了“瓦尔拉斯定律”，利率由货币市场决定和由储蓄和投资市场决定这两种看法可以被认为是等同的。希克斯的著作对这方面的文献有巨大影响。它为被称作“新古典综合”的对凯恩斯著作的解释和有名的结构的广泛运用开辟了道路。实际上，正如关于利率的论战所表明的，正统的“凯恩斯经济学”是源于这一线索的发展，而不是来自凯恩斯本人。
三、货币需求分析
我们来分析凯恩斯的货币需求。首先，凯恩斯把货币引入了存量分析，即货币是一种资产，货币的价值在于它的流动性，表示货币价值的利息率正是来自于人们放弃货币流动性的报酬，而与实物的边际生产力无关。显然，凯恩斯的这种货币和利息是与边际生产力论和货币数量论相对立的。按照货币数量论，货币只是表示实际变量而本身不具有价值。那么，是否可以把这种货币利息率作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的名义量值呢，即按照前面所阐述的可贷基金理论，由时间偏好和资本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实物利息率是可以由货币利息率来表示的，而货币的价值或灵活偏好可以解释为非均衡时的现象，比如货币的投机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货币贮藏等。当然，还可以构筑更复杂的存量与流量模型并表明货币只是其中的名义量值，如弗里德曼的存量与流量模型。但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收入流量作为资本存量的收益只是一种货币值而完全独立于实物产出，则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就不能成立了。而凯恩斯所要阐述的正是这一点，即作为利息的收入流量只是货币值并联系到资产的货币值。
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需求，凯恩斯使用了一个股票市场的例子来表明货币的投机需求和货币需求函数。 然而，如果仅仅考虑这个简化，那将会出现循环推论，因为货币的投机需求依赖于预期的利息率，从而利息率并不能由货币的投机需求所决定。这个例子不仅为刚性或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而且也使新古典的资本边际生产力论混了进来。当我们把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分析仅仅作为《通论》第四篇的一部分来考虑，对这个例子的传统解释将是不恰当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所要表明的是货币与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这联系到资本边际效率和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由资本边际效率与投资和收入的变动，将使货币联系到资本存量和收入（投资）流量，其中利息率正是收入流量（利息）对资本存量的比率，这一点正是凯恩斯批评传统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基础。
实际上，凯恩斯在《通论》13章中对收入流量与资本存量的关系作了许多的说明。在1937年的两篇文章中，凯恩斯使用融资动机这一概念来表明这个问题。 值得提到的是，凯恩斯在《通论》中讨论资本边际效率时已经直接涉及到了货币的融资动机， 特别在讨论预期时，凯恩斯提到了竞争的市场结构对不同的资产和货币的影响。 让我们根据这种新的理解来重新表述货币需求。
假设全部财富能够被化简为两部分：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它们的价值不仅是由货币单位来表示的，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量，即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表述的，产业流通决定收入流量和金融流通决定资产价值。如果我们假设一种稳定状态，即存量对流量的比率是不变的，则利率将表示收入流量对资本存量的比率。可以借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公式，工资部分为人力资本的收入，利息为货币资本（存款）的收入，利润为股票的收入，这样就得到各种资产的收益率或利率。新古典理论把这种收入分配解释为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品，但这种收入分配并不取决于生产函数，而是取决于有效需求和货币金融体系。
沿着《货币论》的思路，凯恩斯把产业流通作为货币的交易需求，但重点放在了表示金融流通的货币的投机需求上，表明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债券的价格，而利息率则调节货币划分为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这样，模型就需要重新解释，即流入交易需求的货币将决定收入流量，而不是反过来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物产出决定交易需求的货币或货币需求，因为按照目前对模型的解释，我们除非假定一个生产函数，否则无法得到价格水平和实际产出的划分。而投机需求所决定的利息率的变动将调解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而调节投资和收入流量。如前所述，凯恩斯十分强调利率对资产价值的调节，即凯恩斯所表述的资本边际效率投资理论。这样，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可以把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并通过资本边际效率来表明纯粹货币量值的收益率而不需要生产函数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通过模型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正统的凯恩斯主义文献不再强调凯恩斯的观点：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不稳定的原因，是对未来的利率水平预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质。在一般均衡分析中，对货币需求市场的一体化要求，决定货币供求函数的数据必须像决定其他市场中供求函数的数据一样的稳定。而放弃凯恩斯的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不稳定这个观点是通过两条途径达到的。第一，逐步放弃预期的正常利率值这一概念。第二，将不稳定问题由理论转到经验方面。
在《价值与资本》中（1939年），希克斯已沿着第一条途径前进了。在他之后，莫迪利亚尼伯提出利率未来的风险是增加的、它不取决于人们特定预期的观点，从而得到一个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因此，一般来说，当利率高时风险小，而利率降低时风险大。但是，对利率未来值的特定预期却相反可能问题的时风险大，利率低时风险小。最后，托宾怀着使凯恩斯分析中对不确定性的研究更为精确的目的，通过提出在数据中包含未来利率水平的主观概率分布，在诸多因素中并不较多考虑利率的任何变化，从而得出货币需求函数。根据这一分析，可以通过增加一个假定，获得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这个假定对经纪人所获得的任何新的信息不会改变主观上的概率分布。在这里，对货币需求的这一分析引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们到底为什么要持有货币，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应该持有多少货币。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这两个问题得到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詹姆斯·托宾得出了著名的“平方根法则”，如果时间区间拉长，市场波动的幅度将会扩大，它以数学公式来表示：“波动幅度与时间区间长短的平方根成正比例关系”。如果股价变动幅度和时间的平方根成比例关系，那么就与分子随机碰撞理论的结论相一致。麦柯维茨因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还获得了199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一理论正是沿着希克斯的思路前进的。
四、其他有关评价
凯恩斯写作《通论》时曾与一批接近他的经济学家就《通论》的论证作讨论。这些人意识到，凯恩斯只是在《通论》这本书中把《货币论》里所指出的灵活偏好分析变成一种新利率理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赞同。像凯恩斯一样在马歇尔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罗伯逊则捍卫边际主义理论，认为凯恩斯在《通论》中夸大了货币因素的作用。罗伯逊认为，在讨论长期中的“平均”利率决定时，取消“生产率和节俭因素”使这种利率“预期的正常价值”无法得到解释。他不能同意与利率未来的值有关的“共同看法”应由随着历史时期而变化的因素决定的观点，而主张由一组能够影响不同历史时期进程的一组明确因素决定。罗伯逊说道，如果我们问“什么最终决定财富持有者对将来的利率为什么与今天的不一样这一题做出判断，我们肯定要直接回过头去看生产率节俭这样的基本现象”。
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罗伯逊将凯恩斯的论点转换成一个以“流量”概念为基础的不同的分析结构。“市场利率”和“平均利率”的决定是从可贷基金方面着手分析，以说明在两种情况下（尤其在长期情况下）投资需求函数和储蓄的供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这个讨论中，罗伯逊也指出需要额外的资金为新的投资融通资金。论战的主要问题是，凯恩斯的理论是否使平均利率的决定悬而未决；可贷基金方法中的投机动机、储蓄和投资的作用以及融资动机。
帕廷金在《货币、利息与价格》中评论凯恩斯的利息理论时写道：“凯恩斯利息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利率必然作用于流动性、边际决策以及储蓄和投资的边际关系，并因此产生出货币需求量与利率的反向依赖关系。在瓦尔拉斯、魏克赛尔、费雪和拉文顿等人把它归结为预防动机；凯恩斯虽然承认这种影响，但主要是把它归结为投机动机……凯恩斯则把它作为货币理论的核心。” 而且，帕廷金认为，凯恩斯在讨论货币理论时并没有系统地阐述投机需求中存在货币幻觉和失业状态下价格及工资刚性的假定，但是凯恩斯在论述其货币理论中却使用了这些假定。例如，凯恩斯认为，除非利率较低，否则投机需求不能吸收货币供给增量；当价格水平上升时，即使利率不变，也不会出现这种吸收。在《通论》中，凯恩斯明确假定工资或价格水平上升，他解释了这种上升对交易和预防需求的影响，同时他忽略了它对投机需求的影响。“据我所知，这种重要的忽略也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以及非凯恩斯主义）文献的特点。” 帕廷金接着写道：“凯恩斯货币理论涉及到流动性偏好移动和公开市场业务产生的货币变动时，其结论不取决于上述假定。同时，我们很难只用这些条件解释凯恩斯的理论：因为这样它的结论也不取决于凯恩斯非常强调的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函数。”
最后，帕廷金在总结《通论》的贡献时指出，“《通论》的基调使人们认为凯恩斯是以其流动性偏好理论向古典和新古典货币理论挑战。但是，若针对后一理论的挑战是基于后者自身的充分就业和价格柔性的基础，则凯恩斯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除非假定货币投机需求中存在货币幻觉……由于凯恩斯从未公开指明他的投机需求不取决于价格水平，尤其是他从未试图说明该假定中隐含着的货币幻觉……当校正了以上假定之后，凯恩斯理论便必须放弃它所断言的古典和新古典货币理论中存在基本的逻辑性错误的证明。” 由此，帕廷金认为，凯恩斯证明的只是古典和新古典理论中的几处空白，其投机动机和利率差别的分析、货币需求对利率的依赖、流动性偏好在货币与债券之间的移动影响利率等分析，正是凯恩斯填补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空白。以上帕廷金对凯恩斯利息理论的评价，无不是围绕其货币分析的前提假定进行的。
琼·罗宾逊等后凯恩斯主义学派都赞成由对未来利率水平预期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货币投机需求的不稳定性，以及有必要拒绝新古典理论，理由是这种理论要么在分析上不一致，要么是以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假定为基础，而这种假定忽略了这些市场的不同组织和运营方法。这些分析有助于形成一种打破“货币”和“实际”变量之间传统因果联系的对货币问题的论述。在这种论述中，一定时期里金融市场的组织方法等制度因素起中心的作用。这些分析使得有赞成以历史和传统因素为基础的决定利率的货币方法，由此而支持罗宾逊的主张，他们与正统的边际主义方法相反，也考虑货币因素对经济活动水平及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影响。
第四节 自己的利息率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模型中，利息率起着关键的作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在批评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利息理论，即纯粹货币的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率与货币市场的供求决定由什么因素决定？而当货币供求相等时，利息率由什么因素决定呢？凯恩斯表明，这种利息率并不是来自于节俭或资本的生产力，而完全是一个货币现象，它来自于货币的灵活偏好，利息是人们放弃货币灵活偏好的报酬，利息率的决定联系到社会关系。在《通论》第十七章中，凯恩斯专门讨论了这种独立于技术关系的货币与利息率的特性，凯恩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其二是与之相联系的货币经济的制度因素，由此使货币和利息率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以此来表明货币经济的基础。
一件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own rate of interest）这个概念，是斯拉法1925年在评论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时提出来的，但并未予以命名。费雪1930年在《利息理论》一书中提到，“所以在理论上，有多少种价值不同的商品，也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利率（以实物表示）”（原文加着重号）。 斯拉法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这一概念，凯恩斯由此得到启发，在《通论》中专设了一章（第17章）来讨论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用以分析货币的作用。
凯恩斯首先提出了货币利率的概念，即“所谓货币利率只是把一笔在将来（例如一年以后）交付的货币减去该笔货币之现在价格，以此差数为分子，以现在价格为分母，化成百分比而己。这样说来，似乎每一种资本资产都有货币利率之类似物。” 也就是说，在加入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每一种产品都有一个自己的利息率或期货价格。因此，所谓自己的利息率就是这种商品自己的期货价格。假设未来有一个和供给价格联系在一起的变化，自己的利息率由此把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用公式表明为：
任何一种商品都存在自己的利息率，然而，对于什么作为衡量其他物品利息率的标准呢？凯恩斯认为，由于货币本身的利率不容易下降，而且要有新的资本资产产生，其边际效率必须达到本身利率的最大，所以货币的利息率应该是“利率之王”，可以“支配其他利率”的利率。
对于货币的这种特性，凯恩斯又进一步分析了货币和其他资产不同之处。首先，在生产中大部分资产不管是否用于生产或相对价值是否改变，其价值都会引起成本开支，而且这种资产需要有保藏费；其次，资产持有者可以任意处置资产，而且有一种潜在的便利性或潜在的安全性。货币这种资产不仅需要极少的保藏费，而且还有灵活升值空间。最重要的是，由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皆等于零，则货币利息率最适合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能在异质品模型中扮演一般计量单位的角色。 所以货币自己的利息率是最适合作一般价值标准的。
为了证明以上命题——即货币利率是唯一重要的利率，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的三种特性：“第一种特征是：不论在长时期中或短时期中，若仅就私人企业着想，而不问金融当局之行动，则货币之生产弹性等于零，至少很小”， 即货币的生产弹性小且不容易生产，当货币的价格（用工资单位计算）提高时，雇主们不能随意用其所雇劳力，转而增加货币之生产。“货币之第二个特征乃是：货币之替换弹性等于零，或几乎等于零。” 这就是说，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涨时，人们没有倾向要用其他因素来替代货币。即是有这种情况，除非货币这种商品同时可做工艺之用。显然，这样的范围非常小。第三种特征就是，“货币有若干特征，使其可以满足灵活偏好，故在某些（常常会发生的）场合，尤其是当利率已经降到某种水准时，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
由于货币的这三种特性，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而且，根据货币的这些特性，凯恩斯提出了使用货币政策的方法，即“设资本之边际效率不变，灵活偏好不变，则唯一救济办法，只有增加货币数量，或——在理论上是一样的——让货币之价值提高，使一特定量货币所能提供的货币劳役（money-services）增加。”
接着，凯恩斯又提出了货币利息率提高对其他商品生产的影响，他写道：“因为货币利率决定其他商品之本身利率所能下降之程度，故投资之从事于生产其他商品者受到阻碍；但因根据假定，货币不能生产，故投资之从事于生产货币者未能扩充。而且，货币需求之起于投机动机者弹性甚大，故当需求情况稍为改变时，也许不能使货币利率改变甚大；同时，因为货币之生产（除非当局采取行动）无弹性，故亦不能让自然力量从供给方面来压低利率。至于一平常商品则不然。人们对平常商品之持有量极少伸缩性，故需求方面稍为有改变时，可使其本身利率骤涨骤落；同时，该商品又有生产弹性，故其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都以该商品本身计算）之差不能太大。故在其他商品，若听其自然，‘自然力量’（即通常市场力量）便可使其本身利率减低，一直到达到充分就业为止——已经达到充分就业以后，则一般商品皆具有货币经常具有的特征，即供给无弹性。故设无货币，又设无其他商品具有货币之特征，则各种利率只有在充分就业下，方才达到均衡。”
接下来，凯恩斯联系到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时写道：“……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们要造空中楼阁——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然而，“黄金之供给缺乏弹性……正因为有这种特征，所以困难丛生。” 最后，凯恩斯得出结论：“设消费倾向不变，则当所有各种资产之本身利率之最大者，等于所有各种资产之边际效率之最大者时，投资量即不能再增加。” 这里所指的“各种资产之边际效率之最大者”可以理解为作为资产的货币，即一旦货币利息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效率，投资便不能增加，从而有效需求就不会增加。这也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核心之一。
凯恩斯的货币自己的利息率的特性联系到货币的性质，即在货币经济中，所有的契约都是用货币来规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工资单位，这使得货币和货币利息率成为计量单位，货币的灵活偏好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即当工资单位和其它资产的价值变动时，只有作为计量单位的货币的价值不变，从而也只有货币能够充当交易媒介的手段，这种货币作为一般的计量单位和交易媒介是与货币契约、特别是工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货币的流动偏好并不是依赖于不确定性和心理因素，而在根本上是依赖于实际货币经济制度。
在讨论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时，凯恩斯提到了资产抵押。 按照前面的分析，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可以联系到信用关系，因此，资产抵押作为主要的信用关系应该被作为货币的生产和替代弹性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信用货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货币信用需要资产抵押，货币供给将受到限制，在资产价值变动的条件下，没有其它的商品能够取代货币。对于凯恩斯来讲，更重要的是货币利息率是作为测量资本边际效率或资本存量价值的标准，由此使资本存量价值通过投资与收入变动结合起来。
这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的货币利息率理论理解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很少被涉及。在新古典的实物经济模型中是没有货币利息率存在的余地的，因为货币在模型中只是表示货币价值而没有独立的意义和作用。显然，凯恩斯的货币利息率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利润率的概念是相近的，即由社会关系所决定而独立于技术关系，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率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把这种由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利息率（利润率）与货币联系起来并放在货币经济中来讨论，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是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其基础就在于这种“货币价值理论”，或者说，这种货币价值理论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础或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由此可以明确地表明，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一种非均衡理论或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而是对立于新古典技术分析的另一种均衡理论。
这种独立的货币利息率对于利润和利息理论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新古典理论把利息作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时间偏好，但这种基于技术关系的理论是无法与现实中的资本积累相一致的，即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稳定的储蓄率和不断提高的资本－劳动比率。凯恩斯批评了这种基于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即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资本积累意味着生产时期的延长，而在技术上根本就没有这种趋势。熊彼特用非均衡来解释利润和利息，他非常强调信用货币，这是与他的资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即资本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原始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的权力，这种资本是由信用货币提供的，把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相结合，熊彼特建立了一种动态模型，其中利润和利息来自于创新。 然而，熊彼特的模型只是一种流量模型而忽视了资本存量，他把利润归之于非均衡而不能区分货币与资本和利息率与利润率，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货币价值的资本的积累，货币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货币、利息和利润并不是奥地利学派实物模型的非均衡过程，而是完全独立于生产要素、迂回生产的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表述利润的，即利润来自于社会关系，是一种按价值计量的剩余。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中作为均衡的“重力的中心”是利润率，由外生给定的利润率调节经济的波动。然而，这种按价值计量的资本和利润与按货币计量的关系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关系也没有给予清楚的表述。如马克思特别强调货币的作用，他在《资本论》一卷中表述价值理论时，其货币与价值是等价的，但在《资本论》三卷中讨论现实问题时，马克思把货币与资本、利息率和利润率区别开来，他把利息率的产生归之于“借贷资本”而作为利润率的一部分。 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中不仅存在着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利息率，而资本的利润率也并不是按抽象的价值来表示的，而是用货币来表示的，从而这种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利息率与利润率的关系需要给以说明，即是采用抽象的价值，还是货币价值，而货币价值则联系到构成整个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马克思，卡莱茨基1933年采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阐述了有效需求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早于凯恩斯的，他的有效需求分析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重要特征，然而，这种采用“价值理论”表述的有效需求问题难以揭示出现实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如卡莱茨基不能把分析集中在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上，从而使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仅仅联系到资本积累而不涉及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这对于讨论现实的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局限性。
应该提到，最早提出自己的利息率概念的是斯拉法， 凯恩斯把这一概念作为他的利息理论的基础。 斯拉法在1960年重新提出了这一命题作为他的价值理论的假说，即他的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可能是由货币利息率所决定的。 斯拉法的货币利息率决定利润率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解释这一命题可以把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作用这一假说的逻辑推论。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投资绝不被储蓄所限制而只受到金融约束，或者说，金融约束表明了垄断竞争。另一方面，当投资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根据货币价值，这种竞争将通过资产抵押联系到金融约束，因此，基于自己的利息率的分析，长期中的利润率（可以用股票收益率来表示）也只是一种利息率，从而与货币利息率相联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中，储蓄者与投资者、食利者与企业家或资本家与企业家是不同的，家庭储蓄的利息收入与资本家的利润收入也是不同的，这里存在着由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进行的技术创新，从而资本只是一种抵押，利息率只能是利润率的一部分。 当资本存量的意义在于作为抵押资产，而投资来自于货币，利息率与利润率将是完全不同的。利润来自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所追求的是利润差额，而不是利润率，但是，“自然利润率”却成为企业家投资的标准。当企业家使用别人的资本作为抵押进行投资和经营时，一种正常的利润率将成为资产抵押者的要求，从而成为企业家确定投资和经营的目标。重要的是，当企业的利润增加了，通过金融市场，资本存量的价值或股票价格会发生变动，由此使稳定的利润率得以保持，这里存在着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当联系存量与流量的是货币供求和货币利息率，那么，自然利润率将依赖于货币利息率，当然是通过金融市场中货币利息率和股票收益率的相互反应。就斯拉法的命题而言，货币利息率决定利润率所表明的是一种金融约束，在此基础上加入股票所有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假设，即投资的最低的收益率和利润最大化，将会得到长期的自然利润率。
这样，就短期分析而言，我们并不需要自然利润率的假设，企业家的投资只是基于资本边际效率，即以利润最大化或利润差额为基础，同时，表示金融约束的利息率的变动将调节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投资的供求。
这种货币利息率的意义就在于调节存量与流量的均衡。当我们从存量与流量的均衡来考虑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凯恩斯用收入变动取代了传统的利息率变动作为储蓄和投资的调节机制并不意味着数量调整，因为收入流量相对于资本存量依然是一种货币价值，即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比率，从而可以表明存量－流量模型的动态调整过程，在这里，利率并不是联结资本的生产率（投资）和时间偏好（储蓄），而是联结货币供求。投资并不是来自储蓄而是货币供给，换句话说，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即是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但不是联系到新古典的可贷基金理论，而是联系到资本存量和它的价值变动，利息率调节投资也是通过调节资本存量价值而改变资本的边际效率。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作为《通论》第四篇投资引诱的一部分紧密地联系到资本的边际效率，它的核心是资本价值量的变动，并且涉及到收入流量（投资、储蓄和消费）与就业。换句话说，如果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通论》的其它部分分离开来，就不可能理解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重要位置，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仅仅联系到不确定性的灵活偏好理论。实际上，凯恩斯把他的货币理论作为一种价值理论或价值理论的基础，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正是通过货币和利息率，凯恩斯把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结合起来。如果这个利息理论并不是表明非均衡和价格刚性，它将表明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和新的均衡理论。
第五节 货币理论争论和凯恩斯的贡献
本书以上对凯恩斯经济学分析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涉及了凯恩斯有关货币性质和作用的分析。这是因为，在货币经济中，货币和货币理论是最重要的问题。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的贡献之大也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经济学说中，货币理论涉及的问题和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是及其复杂的。这里，只能沿着前面的思路，对本书所涉及的主要货币争论或三个基本问题作一简单叙述。从而，将会更清楚的理解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的贡献。
一、两分法
主流经济学存在实际领域和货币领域的划分：实际领域由生产函数的实物量值决定实际变量，而货币领域则决定实物量值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变量。这种两分法构成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我们在前面已经对这一基础提出了批评，而货币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与这种两分法有关。
按照传统的两分法，货币的作用只是为了便利交易，因而货币首先是要表示货币价值，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货币单位的选择。当然，就货币的作用而言，价格水平是不必要的或不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是为了便利交易。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用其中任意的一种商品来作为计价尺度，用以表示其它商品的相对价格。这种商品货币的性能就在于，由于它本身具有价值，从而只能表示相对价格，而不能表示价格水平。这是因为，只有这种商品本身的价值变动了，“价格水平”才会变动，但这种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动其实是相对价格的变动。
然而，在阐述货币表示货币价值以便利交易这个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货币与价格总水平的关系，这正是两分法中的关键问题。既然实际领域和货币领域可以分开，货币就没有别的作用而只是为了表示价格总水平。这样，在实际领域必须有一种实物，这种实物会涉及总量的测量问题，即这种实物究竟是总量，还是一篮子商品，或是单一产品，还是异质品。单一产品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如果是一个稳定状态，也没有相对价格问题。当然稳定状态增长是一个特殊的异质品模型，其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可以把它理解为单一产品模型。真正要对待的是一个异质品模型，怎么去表示一个价格总水平。如果把单一产品模型等同于一个稳定状态，那么会发现，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不存在相对价格问题，货币不需要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而在一个异质品模型中，我们又不能得到这个总量。这样，当采用两分法时，价格水平与货币价值的矛盾就出现了。货币不可能同时执行两个职能，即表现货币价值和表现总量。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重要的是相对价格，而不需要考虑任何总量。如果货币既表示相对价格，又表示总量，就会出现帕廷金所表明的不协调，即当采用实际余额效应分离出总量与相对价格，那就必须要表明总量存在的意义，如果这种总量的存在具有意义，又必须把货币分割开，即货币要表示相对价格，本身就不能表示总量。
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据以分析经济的体系是货币数量论，这一学说的价格水平学说也把货币联系到总量，而且货币不仅联系到价格水平，而且还联系到“相对价格”，只不过这里的相对价格不是微观商品的交换比例，而是宏观总量的比例。然而，只有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表示相对价格，相反，如果没有价值就只能表示价格水平或总量。按照凯恩斯的灵活偏好和资产选择理论，货币本身是作为一种资产或资产的比例来处理的。一旦和其他资产存在比例关系，货币就有价值，而不只是表示价格总水平。实际上，货币本身就是资产。正如凯恩斯的灵活偏好理论中所说的，当凯恩斯的实际余额效应增加时，人们不是去购买商品，而是去购买其他资产，从而影响的是利息率而不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在模型，全部货币供给被分为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但即使给定实际，也无法确定价格水平——除非确定用于投资需求的货币量。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悖论：如果货币本身有价值，就不能表示价格总水平而只能表示货币价值。
由于两分法的存在而对于宏观经济变量中对于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的划分，凯恩斯是强烈反对的。凯恩斯正是要把价值和货币理论联系起来，由此货币作为具有价值的商品表示货币价值。而对于名义的加总，凯恩斯的货币自己的利息率无意中提供了一个加总的方法。
此外，值得提到的是魏克赛尔。瑞典学派的创始人魏克赛尔首先向货币面纱提出挑战，指出货币作为经济的内生因素，对经济有积极作用。他抛弃了使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截然分开的两分法传统，在其货币经济理论即累积过程的基础上，否定萨伊定律。他的跟随者在凯恩斯革命时代，将他的累积过程思想发展成为货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琼·罗宾逊认为，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中，“经济活动的变动被看作是受投资支出的变化和消费品购入数量的变化支配的。物价水平同银行政策毫不相干，它决定于货币工资率，于是旧的两分法被打破了，‘货币理论’产量分析合二为一。”
二、存量还是流量
货币是存量还是流量？这一问题在货币理论中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争论。对于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派：一是费雪和罗伯特森为代表的以流量分析为核心的可贷基金理论；一是凯恩斯的存量分析为基础的流动偏好理论。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是与前面的问题连在一起的。按照货币数量论的表述，货币是一个流量，主要用于媒介交易，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是其典型的表述；而作为流动偏好的存量分析，则强调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意义和货币与其它资产的关系以及资产的流动性。
货币的流量分析是货币数量论的典型分析方法。比较系统地表述这种流量理论的是费雪，费雪在《利息理论》（1930年）一书中，采用了可贷基金理论来表述储蓄和投资的货币过程，在这种可贷基金理论中，生产函数被作为基础，可以用一个跨时期模型来表述可贷基金理论。假设单一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用于消费，又可以用于储蓄或投资，这里存在着实物资本的边际产品，实物资本来自于人们的储蓄或延期消费。在这个时期模型里加入货币，储蓄就是把不消费的实物以货币形式存到银行，然后再由银行把货币贷给投资者，货币所表述的只是实物的变动。在这个实物变动过程中，如果货币供应量正好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品，在下一个时期，可以得到一个不变的物价水平。这里的货币供求只是表示实物的供求，储蓄和投资只不过是经过了一个银行的中介。按照可贷基金理论所表述的货币数量论，这里的资本存量价值只是实物资本的货币价格或名义变量，货币通过可贷基金媒介于储蓄与投资，即可以表示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从而不需要专门讨论存量。
自凯恩斯建立了以存量分析为特征的流动偏好理论，经济学家开始注重存量分析。上面已经提到的希克斯的模型和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是这种存量分析的代表。其特点是：货币是一个固定的存量，和其它的资产通过利息率发生联系。这种流动偏好理论所要表明的是资产的流动性，利息率完全产生于这种流动性而与边际生产力无关。但在主流经济学中，这种存量分析被嫁接在生产函数之上，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分为名义和实际，那么怎样解释货币的交易功能和收入流量呢？希克斯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联系起来，其中凯恩斯效应取代了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这就是说，给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利息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收入，同时收入的变动又影响货币需求。然而，这一模型完全排除了资本存量和它的价值决定的分析，从而导致了模型的不稳定性。
帕廷金的货币市场中，货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存量而不是流量。在《货币、利息于价格》一书中，帕廷金把凯恩斯的流动性等式表述为，凯恩斯的货币投机需求是债券市场的一种反映：它表明持有的货币量是持有债券的直接替代物。因此，上式中关于这种需求不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的假定是关于债券需求也有这种不依赖性的对应面。也就是说，凯恩斯关于货币投机需求中存在着货币幻觉的假定。 显然，帕廷金加入了所谓的货币幻觉，用于分析凯恩斯货币量增加效应。一部分增加的货币供给将用于购买债券，这一过程将持续到这种购买已经使利率压缩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由此产生的投机需求增加加上价格上升引起的交易需求增加足以吸收的全部新增货币。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虽然也是一种流量分析，但是其特征是引入了凯恩斯的存量分析或“资产选择”，而且关键在于其稳定状态的假设。按照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是所有各种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的函数，收入流量只是财富存量的收益或贴现值，考虑到所有存量和流量的持久收入使货币需求函数相当稳定。由于价格水平的变动涉及到存量和流量的比例关系，一旦出现货币幻觉，货币需求会变得不稳定，由此影响产出和就业或名义收入。另一方面，财富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将调整名义收入使之与持久收入相一致，其最终结果仅仅是价格水平的变动，因而，凯恩斯效应只是来自于货币幻觉或存量与流量比例的扭曲。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的批评对于表明实际余额效应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按照模型，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动将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货币需求和利息率，然后影响价格水平，其中价格水平和宏观的比例关系的变化并不改变原有的货币需求函数。而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名义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影响货币需求，因为它会改变存量与流量的比例，换句话说，凯恩斯效应能够起作用仅仅是因为货币幻觉，从而货币需求的变动所产生的实际余额效应将通过存量和持久收入的调整恢复原有的均衡。尽管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依然是一种货币数量论，但是它包含了资本存量和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即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但是，他把这种存量与流量同时均衡的基础建立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之上，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外生的货币供给，这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虽然弗里德曼在其理论中加入稳定状态的假设可以使其解释现实问题，可是他根本不能说明这种稳定状态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稳定状态产生于内生的货币供给，而根本不存在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按照我们的分析，资本的存量与收入的流量分析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将在下文的货币量值生产函数的建立中体现这一点。
三、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
外生的货币供给是新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即货币数量以及利息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如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息率，在实践中往往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的内生性。
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讨论涉及到凯恩斯关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以及他的整个货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对立关键不在于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而一旦不存在这种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不存在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则货币量值将独立于任何技术关系，所有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变量将独立于技术关系而被决定，由于所有的名义变量的决定都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基础。
显然，内生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单独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许多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论述，如托宾、格利和肖、麦金农等都对货币的内生性进行过讨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其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中的货币供给也具有内生的性质；作为新古典综合的主要代表人之一，帕廷金尽管在货币分析中加入了实际余额效应，但是他仍是赞同货币内生性的。 尽管如此，它们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对立的。因为这些讨论在本质上依然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因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只能影响价格水平，即使加入凯恩斯效应或被迫储蓄等，货币只是对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的扰动，即在短期影响产出与就业，长期将只影响价格水平，这种新古典货币理论或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是难以被打破的。同样，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讨论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争论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货币的非中性也只能是短期的，长期就只能影响价格水平。
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表明金融市场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理论被建立和发展起来，这种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正是要把货币与资本存量的价值联系起来，以表明收入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由此可以把货币理论的分析扩展到金融市场。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凯恩斯的“货币价值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而代之以货币数量论的两分法，这使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失去了基础。凯恩斯灵活偏好货币理论的要点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存量市场是不可分离的，通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当货币连接起存量和流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仅表明货币需求的变动，而且同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另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自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经验。应该提到，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作为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这种信用关系是与政府和中央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信用关系或“资产抵押”的角色，是货币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对于讨论现实的金融市场是重要的，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同样，对于中央银行控制利率也是如此，虽然这对货币供求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和名义变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关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都存在着误解。而长期中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决定，特别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各种变量比例的决定，正是我们所表述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的核心所在。
第七节 关于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
信用货币、银行作为企业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 然而，这一货币理论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此引发出一些问题。其一是，这种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和投机需求理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不能被说明，如果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被放弃，又如何等待凯恩斯的其它理论（如利息理论）和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例如，戴维森认为，凯恩斯货币利息理论主要依赖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但当货币供给成为内生的，不仅流动偏好、而且整个货币理论将失去基础。其二是，什么是内生的货币供给的限制，如果货币供给不受约束而完全反应企业的货币需求，银行又怎能作为企业，因为企业（银行）的产出总是被限制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信用货币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时，存量和流量的联系往往被忽视，而这是内生货币理论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货币作为一种信用关系来自于特定的垄断竞争的博弈规则，即货币信用是一种履行契约的方式，以使每一个人能够对他的决策负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履行他的契约，货币将是不重要的，但这却是极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即使存在着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保证合同的履行，因为竞争是以个人头脑中的信息为基础的，它是与失败或破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法律制度只能保证企业破产后的清算，而不是保证签约者是否有能力履行契约。因此，不完全的信息和不确定性不仅联系到技术变动，而且联系到垄断竞争。正是由于这种博弈规则，资产抵押成为极端重要的，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决策。可以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产抵押是信用关系的基础。从某种角度讲，如果所有的契约都以充分的资产抵押为基础，每个人的错误决策将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因为他的损失可以由他的资产来抵偿。然而，建立这样完善的制度是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垄断竞争的博弈规则，因为竞争的基础是每个人头脑中新的技术和知识，而不是“资本”，它必须保证得到新技术的人能够具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资本的支配权力来自于它能够作为抵押以保证合同的履行，但资本绝不是具有生产力和作为竞争的基础。当然，怎样使具有新技术的人能够支配资源（雇用劳动来使用地技术）和怎样保证契约的履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问题涉及整个市场经济制度，如产业组织问题。货币和银行只是整个信用关系或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而资产抵押是这个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方面。
如果信用关系是基于资产抵押，任何资产都可能成为货币。然而，由于技术变动和垄断竞争，资产与货币是不同的，除了货币，所有资产的价值都是变动的，这一点来自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竞争的标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的价值是不变的，而是说货币可以在任何时间为人们所接受，换句话说，货币是最流动性的资产或货币交易是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货币的这一特性对于“投机需求”或市场经济的博弈规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使银行成为一个生产或创造货币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同，银行（私人或商业银行）必须使用它的资产作为抵押以获得信誉，但又不同于其他企业，银行本身就是创造信用的企业，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关系扩大它的信用，例如，银行实际上是把居民的储蓄存款作为它的抵押，虽然储蓄存款来自于银行基于它的资产抵押而产生的信誉，这样，银行就创造了信用关系或货币。由于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将转化为存款，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然而，另一方面，当银行使用存款作为它的抵押资产而发行贷款会产生极大的风险，从而银行会控制它自己的货币创造，如对不同流动性的资产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贷款。银行的贷款是对企业投资活动的担保，一旦企业的投资失败，银行将损失它的贷款，但银行又不可能知道企业投资的详细计划，因为这与博弈规则是相悖的，因此银行减少贷款风险的唯一方法是抵押贷款。例如，银行根据它对不同资产价值和它们的价格变动（当然还包括投资项目）的估计确定贷款对抵押资产的比例。这样，银行的货币创造就与资产抵押联系在一起，即银行的货币供给取决于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价值和它们的价值变动，企业可以通过资产抵押获得增加的货币进行投资。
抵押贷款仅仅是一种经验中的常识，但这对于货币理论却是极端重要的，它是信用货币和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基础，可以说银行的抵押贷款是内生货币供给的充分体现。由于任何资产（当然，还有其他信用关系）都可以通过银行的贴现转化为货币，只要贴现率是完全可变的或足够低，这会使主流经济学如何定义现实中什么是基础货币遇到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内生的货币供给决非不受限制，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约束不仅来自于“可贷基金”，如储蓄存款作为银行的抵押，而且依赖于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价值。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一点，即银行的货币供给涉及到资本存量。当我们考虑到现实的金融市场，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金融市场正是资本存量市场，而银行则是金融市场的主要角色，从而银行的活动必然涉及资本存量。另一方面，银行的货币供给又涉及收入流量，如储蓄存款和投资引起的收入变动。因而，银行的货币供给将同时连接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
虽然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将转化为存款，但银行的贷款总是以存款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对于每一家银行来讲，它必须先有存款后才能再贷款。这就会涉及到可贷基金理论。传统的可贷基金理论依附于新古典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和货币数量论， 即货币的借贷只是实际储蓄和投资的货币形式。但当银行具有创造货币的能力时，这会导致储蓄和投资的分离。按照魏克赛尔的理论，由于货币中介于储蓄和投资，当市场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投资将超过储蓄和引起价格水平的提高，由此产生被迫储蓄。但当货币储蓄小于货币投资，银行的可贷基金将减少，这会影响银行的准备金或“基础货币”，从而使银行提高利率和减少贷款，使市场利息率重新等于自然利息率，当然，这一过程会导致包括价格水平在内的经济波动。目前的可贷基金理论更多地依附于凯恩斯经济学，实际上它已经摆脱了给定的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讨论现实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然而，当这一理论的基础或供给需求的决定没有被表明，它只能依附于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按照前面对货币供给的分析，银行的货币供给来自于储蓄存款，但这并不同于新古典的可贷基金理论，其理由是，最初的储蓄存款只是银行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银行的全部货币供给包括派生存款或派生储蓄，因而需要说明的是派生存款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储蓄存款只是银行的资产抵押或准备金，而并不是直接的货币供给，银行的货币供给联系到货币需求或货币价值。假设储蓄是收入的函数，那么银行的储蓄存款取决于收入变动，而收入变动又取决于投资，当投资取决于利润率，利润率又是收入（利润）流量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例，那么，除非表明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利润）流量的变动，货币的供求或可贷基金是不可能说明的。因而，如果这里存在一种不同的相对价格理论，银行的派生存款或派生储蓄决不是“被迫储蓄”或不能新古典的被迫储蓄和实际余额效应来说明。
按照前面的分析，假设不存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函数可以用下面的方程来表示：
假设消费倾向是稳定的，货币供给可以作为收入和资本存量价值的函数。如果假设一种稳定状态，即投资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价值的增长率以及资本产出比率是不变的，银行的货币供给将与收入增长率相协调。在这个例子中，储蓄的货币量可以作为基础货币，资本存量的价值决定货币乘数。这里存在着保证货币内生供给的机制，即收入的增长将使基础货币增加，收入的增长率来自于基于作为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的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时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使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其中，基础货币来自于银行贷款。这种货币供给与不变的利润率也是协调的，按照卡莱茨基的分析，如果要使利润率随着投资的增加而保持不变，货币供给的增加必须与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价格水平保持稳定的条件。然而，这种稳定状态仅仅是一种思想实验，我们需要放弃所有稳定状态的假设来讨论现实的过程。
使用比较静态分析，由于储蓄作为收入的函数和银行的抵押，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变动将影响银行的货币供给。应该提到的是，在全部货币收入中，用于消费的货币（交易需求）与用于储蓄的货币是不同的，储蓄作为银行的抵押不仅使储蓄不同于投资，而且影响信用条件或货币的流通速度或基础货币量。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存量作为抵押贷款的基础，资本存量的价值变动将影响货币供给。这一模型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如前面所表明的，最重要的是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而资本存量价值不仅涉及的利润流量或收益率，而且涉及利息率，而利息率则是由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的，正是通过利息率，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表明了利息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以及收入流量的关系，即资本资产的预期收入流量必须用利息率来贴现，从而资产的价值将取决于贴现的收益和它的重置成本。显然，这会涉及到利润和利润率，从而涉及收入和收入分配，特别是，这里还涉及到收入的计算问题，即收入的计算不仅是两个部门宏观的比例关系和产出的加总，而且涉及到资本资产的折旧和资本存量的价值，因而只有预先知道利息率，收入才能被计算，或者说，利息率的变动会使收入发生变动。这里，我们假设当利息率和预期的利息率被给定，收入和资本存量的价值将被决定。这样，货币供给将依赖于利息率，即：
或：
在方程中，按照凯恩斯消费函数的假设，储蓄取决于收入，所以，利息率对收入的影响来自于利息率对资本价值的间接影响。根据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我们可以得到当利息率提高，资本存量的价值将下降，所以资本存量的价值与货币供给是正相关的，或资本存量价值与利息率是负相关的。
当考虑内生的货币供给和把银行作为一个企业，我们需要关于银行行为的假设。由于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以及利息率的变动，这里涉及到预期，所以我们假设，银行家的行为与企业家相同，即他们决策主要按照现行价格和他们的预期将反应微观比例的变动（特别是涉及到作为抵押贷款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例如，在衰退时期，当资本存量价值下降，银行家将预期价格（资本价值）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将降低贷款对资产抵押价值（用现行价格计算）的比率，即货币供给将减少。
以上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讨论涉及到凯恩斯关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以及他的整个货币理论，可以说，上述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有较大的不同，但二者的分歧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即货币数量以及利息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批评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即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息率，在实践中是失败的，这一点与货币的内生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其他货币理论的对立主要不在于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换句话说，如果凯恩斯没有提供一种新的价值理论或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效应将无法与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区分开。同样，各种货币理论也都可以用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说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其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但它是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相对立的。在货币理论史上一直存在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完全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内生的货币供给仅仅被作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正是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表明金融市场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理论被建立和发展起来，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以及目前的资产选择理论正是要把货币与资本存量的价值联系起来，以表明收入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变动。一旦货币数量论被打破，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将成为内生的货币供给，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是由预期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所决定的，由此可以把货币理论的分析扩展到金融市场。然而，凯恩斯的新的货币总量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这使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失去了基础。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要点是，这里并不存在一种与总量相分离的货币理论，或者说，货币市场与资本存量市场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和货币需求理论是一种宏观的比例关系理论，通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当货币连接起存量和流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仅表明货币需求的变动，而且同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另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自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经验。应该提到，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作为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这种信用关系是与政府和中央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现实中是最重要的信用关系或“资产抵押”或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对于讨论现实的金融市场是重要的，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同样，对于中央银行控制利率也是如此，虽然这对货币供求和货币价值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和货币价值。
然而，凯恩斯的给定货币供给的假设和理论被完全误解了。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不仅没有资本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没有明确的资本市场，货币需求仅仅反映不确定性，或者说，资本市场和它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决定完全留给了瓦尔拉斯均衡，从而货币理论并不涉及资本存量价值的决定和变动。当总量的比例关系分析为货币需求分析所取代，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和贴现率的变动将产生什么影响是不清楚的。一旦总量理论被基于瓦尔拉斯均衡，其结论只能是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失业只能归咎于刚性价格。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和贴现率的变动将影响货币价值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而导致主流经济学货币政策的失败。正是由于货币与资本的混淆，一个明确的货币供给理论是必要的。前面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分析正是要提供一种基于货币供求分析的资本存量的价格理论，由于资本存量价值联系到收入流量，因而货币的供求将连接存量与流量。
第十八章 主流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
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即新古典综合派）、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迭代模型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凯恩斯的灵活偏好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以及追随者的则是“存量”分析。从早期的希克斯等人的凯恩斯模型（IS-LM分析），中间经帕廷金的瓦尔拉斯式的解释和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一直到华莱士的迭代模型。所有这些变体都遵照凯恩斯的观点，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作为一项资产，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认为货币理论是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一个分支（参见梅尔•科恩，1989）。
第一节 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
一、希克斯：IS-LM分析
1936年，在凯恩斯《通论》出版后数月后，希克斯为当年9月在牛津大学经济计量学年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经济学”》（1937）的论文中提出了IS-LM模型 ，运用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建立一种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对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利息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 。
在IS-LM模型中，IS表示计划的投资和计划的储蓄，LM表示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希克斯将凯恩斯理论用三个联立方程式来表示：
M = L( i, Y )
I = I( i )
I=S(Y)
其中M = L( i, Y )方程式概括了凯恩斯的货币和利息理论，即当人们为了持有货币而发生的货币总需求L等于现期的货币供给M时达于货币领域的均衡状态。货币供给视为外生变量，由政府控制；货币需求是收入和利息率两者的函数。希克斯认为，把I = I( i ) 和I=S(Y)这两个方程式合在一起，得出收入和利息率的另外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以表现商品领域中的均衡状态。由此，希克斯得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表明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利息率和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同时决定的，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是通过利息率联系在一起的。希克斯（1937）写道：“收入和利息率同时决定于LL和IS的交点。它们是同时决定的，正象现代供求理论中价格和产量是同时决定的一样。就这方面来说，凯恩斯先生的创新和边际学派学者们的创新确实是非常相似的。”。希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的和在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
因此，正是从希克斯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经济学”》一文开始，“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开始形成 。在美国，莫迪利亚尼（1944）对该模型进行了详尽阐述，汉森（1949、1953）则加以普及推广，此外克莱因（1947）、萨缪尔森（1948）对凯恩斯著作的这种解释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希克斯认为IS-LM模型有两个前提，即货币工资不变和只适用于凯恩斯所指的短期分析。在IS-LM模型的基础上，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嫁接了古典的劳动市场模型，从而表明在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完全的伸缩性的下，可以达到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换言之，IS-LM模型存在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归因于该体系特别是两种关键价格、即货币工资和利率存在的“刚性”。因此，古典学派模型只是一个特例；当市场不存在“不完全性”时，使用凯恩斯的理论同样能够说明市场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可能性。这样，通过良好的凯恩斯效应，（新）古典学派的货币领域与实际领域的两分法复活了，货币再次成为中性的了。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之是在于调整过程的不同，即通过凯恩斯效应还是通过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由此，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分析了凯恩斯效应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即存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两个特例的情况下，即使价格和工资率具有完全的伸缩性，也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总之，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均衡的IS-LM模型表明，概括地说，货币工资和物价的降低，除非能通过凯恩斯效应 增加总需求，否则将无法恢复充分就业。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情况下，总需求不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只有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提高总需求水平才能消除持续存在的非自愿失业。由此，凯恩斯不能提供一种有关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坚实的“一般理论”，它只是依赖于两种极限或特殊情况的“特殊理论”（参见莫迪里安尼，1944）。
二、帕廷金：对IS-LM模型的修正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刚性”，经济有可能停留在持续的非自愿失业状态中；所谓的“刚性”可以是刚性货币工资、灵活偏好陷阱或投资陷阱（无利息弹性的投资）等情况。与此相对照，帕廷金（1948、1956）认为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现象（即来自于货币幻觉），即使在货币工资和物价具有完全弹性时也会普遍存在失业。帕廷金将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或庇古效应 引入由劳动、商品、债券和货币四物品市场组成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分别分析了财富存量变化对各市场需求函数的影响，从而使凯恩斯模型在实质上看来更象新古典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和新古典货币数量论。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假设随后总需求有所减少。总需求减少会导致出现一个失衡时期，在这一时期，物价和货币工资往往会下降。帕廷金假设货币工资和物价以相同速度下降，即出现平衡的通货紧缩。结果，不是把就业水平的下降与实际工资的上升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总“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厂商会被迫脱离其劳动需求曲线。不过，在帕廷金看来，这种失衡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因为随着货币工资和物价的下降，会借助于货币余额的价值产生一种“直接效应”，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恢复充分就业。这种特殊形式的作用于支出的财富效应，被称作“实际余额”效应。帕廷金认为，这种实际余额效应最早是由庇古提出（参见帕廷金1948）。
鉴于《通论》对经济学界的巨大冲击力，在剑桥货币数量论的范围内，庇古也如此。为了说明凯恩斯关于非充分就业均衡可能性是一个有限的结论，庇古提出了一种消费函数理论，在他的模型中，把消费看作实际财富的函数（也取决于收入）。实际财富影响消费的理论即是著名的庇古效应理论，庇古在1941年、1943年、1947年的几篇论文中形成了这一理论。概括地说，庇古效应说的是，如果货币被人们当作他们全部财富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物价的下跌而使实际货币余额增加时，会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的财富增加了；为了重新获得以前保持的最优财富存量，他们将储蓄的更少和消费的更多。庇古效应的目的在于表明，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不可能是一种稳定均衡。他认为，只要货币工资和物价是灵活的，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就不会停留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中。约翰逊（1964）简洁地概括了庇古效应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凯恩斯学派认为就业不足均衡不依赖于工资刚性的假设，庇古效应给予了这种论点决定性的一击，证明它不能不依赖于这种假设。”（转引自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29页）。虽然经验证据表明，庇古效应的力量是很弱的 ，“即便采取最为乐观的看法，也很难看出真实余额效应对于短期宏观经济分析有什么数量上的意义”（参见斯蒂格勒茨，1992）。但庇古效应把货币作为财富的组成部分这一前提假定和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假设是一致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庇古把它称之为一个“纯理论的操练”。庇古正是使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和逻辑，重新证实了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庇古效应的提出被认为是新古典理论的一次胜利，对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决定性的一击。
三、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小结
总之，前面的分析表明，如果货币工资和物价是灵活的，则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在理论上便可以通过庇古效应或财富效应自动调整，达到充分就业，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预言。一般认为，从纯分析性的理论看，庇古打赢了这场智力之战，奠定了新古典理论的胜局。但正统凯恩斯主义者仍认为自己赢得了政策论战的胜利，因为通过庇古效应的调整过程太慢了，需要采取干预性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确保教为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种一致观点，即所谓“新古典综合”，此种观点把《通论》看作是一种更为一般的新古典理论的特殊情况（即货币工资向下刚性阻碍了新古典学派所说的向充分就业的自动调整），同时认为需要运用凯恩斯学派的干预性政策来确保较为迅速地恢复充分就业。60年代中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抗新古典综合，认为它贬低了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他们重新解释了《通论》，力图重新确认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这些经济学家的一部分，沿着帕廷金（1965）分析，即非自愿失业可存在于弹性工资和价格的完全竞争经济中，帕廷金对市场吸收和矫正冲击的速度的侧重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价格和工资的弹性程度转移到协调问题上。这条路线的后继者有克洛尔（1965）和莱琼霍夫德（1968），他们发展了一种与瓦尔拉斯路线一致的修正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即瓦尔拉斯非均衡，以解决在没有虚构的“拍卖者”的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的信息和协调问题。克洛尔和莱琼霍夫德攻击的是收入—支出模型，即IS-LM模型，实际上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瓦尔拉斯式凯恩斯主义。后来，莱琼霍夫德（1976）本人也承认凯恩斯革命实际上是针对马歇尔和庇古盘踞的剑桥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盘踞的维也纳，而他和克洛尔的目的则是通过批判肃清渗入到凯恩斯理论中的瓦尔拉斯成分以重新确立凯恩斯的启示（转引自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41页）。希克斯（1967a，P7）也已不满意于自己用IS-LM模型对古典理论所作的描述，承认他未能“完全正确地理解前人”。
四、对IS-LM模型的批评
希克斯的IS-LM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联系起来，其中凯恩斯效应取代了货币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即给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利息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收入，同时收入的变动又影响货币需求。然而，这一模型完全排除了资本存量和它的价值决定的分析，导致了模型的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货币需求或资产选择涉及到财富或资本存量，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将影响财富存量，进而影响货币的投机需求（而不只是交易需求），这会改变原有的货币均衡（即LM曲线）；另一方面，如果货币需求涉及到投资，即融资动机，利息率将不仅由财富的资产选择所决定，而且涉及投资流量，如前所表明的，投资的货币需求会影响利息率。这两个方面都会使IS曲线的移动影响到LM曲线（参见戴维森1994，奇克1982）。而排除资本存量和他们的相对价格分析是导致IS-LM模型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但更复杂的问题是资本存量的相对价格是如何决定的，或什么是资本存量价值决定的基础。这个问题是资产选择理论以及实际余额效应所必须回答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瓦尔拉斯均衡是没有时间的。在新古典综合宏观模型中，生产函数是以给定的资本存量为基础的，其假设是投资流量的变动并不会资本存量的数量和价值，这一点被称之为短期均衡；但它的长期均衡并不能从短期均衡中推论出来，换言之，这一理论并没有说明如何把投资流量与资本存量相加在一起。这里存在着魏克塞尔效应和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新古典综合的宏观模型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
对IS-LM模型的第一个批评是该模型同时包含了存量和流量。LM曲线代表着一种存量均衡，即在某一时期之初货币和债券的既定存量与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量相等，或通过利率的调整使两者相等；IS曲线代表着一种流量均衡，即期末储蓄和投资流量相等，或通过真实收入的调整使两者相等 。IS-LM模型的最终均衡不是持久的或模型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当储蓄是正的时，意味着一段时间内财富存量的增加，这将导致LM曲线向右移动，而移动后的位置依赖于债券存量。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必须为IS-LM模型选择一个相当特殊的时间概念，即这个时间必须长到真实收入和利率的调整能够充分实现，同时又必须短到存量的变动可以忽略不计是合理的（奇克，1973，托宾，1980，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
对IS-LM模型的另一个批评来自非均衡理论家，他们强调《通论》的本质是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的飘忽不定的波动，因此不断改变的预期使两条曲线难以稳定，“模型中留下的不确定性太少了”，看不见凯恩斯的跨时协调的失败（莱琼霍夫德，1987）。希克斯（1977）也承认 ，“我必须说的是那个图式现在对我来说已很少受欢迎，我想它在许多其他人那里一直更受欢迎。它使《通论》成为均衡经济学。”（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第96页注23）。
对新古典综合广泛沿用的IS-LM模型的第三个批评来自戴维森（1978）。关于货币的需求，除了《通论》提出的三个动机之外，凯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可供选择的利率理论》的文章中提出第四个动机，即筹资动机。这个动机的意思是，企业在计划投资并决定投资（此时投资还没有开始），它首先需要筹措资金，因而产生对货币的需求，特别是决定增加投资时—而这是经常发生的—必然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这个需求的增加有别于前述三个动机所产生的对货币的需求。戴维森认为，正是由于筹资动机，使得IS-LM模型中的IS曲线与LM曲线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任何计划的社会总需求的增加，都使得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与此同时，LM曲线也跟着向右方移动。两者的相互依赖，证明了IS-LM模型是个错误的模型，因为要使这个模型能够成立，两者必须彼此独立，这个模型才能有解，才能决定i和Y的值。
第二节 托宾的q理论: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货币理论的（新古典）微观基础：资产选择理论
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提出了持有货币的三个动机：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与投机动机。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人们可以持有能带来利息（例如债券）的资产时，他们却愿意持有货币。”凯恩斯（1936）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断言存在着“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条件，把货币作为持有财产的工具的灵活偏好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必要条件是不确定性的存在”。凯恩斯在回答这一问题是指出债券的获利性具有不确定性，并假设财产所有者不喜欢风险。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这种对风险的厌恶被解释为凯恩斯谨慎需求的基础；虽然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取决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在主流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中，投机动机在逻辑上并不依赖于不确定的作用，也并不要求以风险厌恶为前提，它仅仅要求，无论风险如何，个人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的财产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从而，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导出了个人货币需求理论 。具体地说，个人货币需求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人们的目的是既要使他们财产收益最大化，又要使他们财产的风险最小化。
这种关于行为的假设是货币理论的资产选择方法的基础。正是由马科威茨（1952）和托宾（1958）发展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多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需求函数，从而确立了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从而为新古典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的联系确立了微观基础。在新古典的两分法中，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是分离的，实际变量可以从个人最大化行为导出，而货币的需求却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即习惯或需要导出。例如，剑桥的k或货币的流通速度v，均不是最大化行为。因此，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通过将价值理论的平常工具应用于货币需求，从而克服了方法论上的两分法（见费尔德尔和霍姆博格，1987，P153）。
在资产选择分析基本模型中，投机需求、交易需求和谨慎需求的利率弹性成为问题关键（如鲍莫尔（1952）和托宾（1956）阐述了交易需求，并证明在某些合理的假设之下，它取决于利率；托宾（1958、1965）仔细分析了关于投机动机和预防动机的一种观点），因此，关于上述三种货币需求分析的差别，也仅取决于关于模型的特殊假设。也就是说，持有货币的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与由于利率的变化而改变理想的货币余额实际上并没有不同，相反，它们都基于同样的动机：即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其区别也仅仅在于满足这些动机的机会不同：即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预期的性质与确定性的差别。从而，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核心即关于预期和不确定性的分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新古典的风险和收益分析，或者说货币需求理论成为研究既定财富在不确定条件下（风险）的各种资产的配置问题。这种货币需求理论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分析方法，已成为现代货币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 。
二、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凯恩斯主义传统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值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离一直是理论难题。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中，瓦尔拉斯（1874-77）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再将生产和资本积累当作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予以引入。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他的体系的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确实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在瓦尔拉斯之后，希克斯（1935）建议简化货币理论，让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希克斯认为，“边际效用分析不是别的，它只是一种一般的选择理论”，而且，人们的确在对其持有的货币量进行选择，所以，可以将货币理论纳入价值理论中。帕廷金（1965）的著作将这一传统推到了极端。他将瓦尔拉斯的货币“所能提供的服务”解释为对“违约困境”的避免。在帕廷金看来，货币和一般均衡框架的结合是通过实际余额效应，从而使名义量值和真实量值一起被决定，并比较精确地表述货币在短期和长期都是中性的观点。这种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将货币理论融入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即“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传统”（参见豪伊特，1987，V3，中译本第552-557页）。
托宾（1961）提出融入货币的价值理论框架作为研究货币理论的外部考察方法的基础；他在1969年发表的《货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方法》中，阐述了将货币需求理论的凯恩斯主义资产选择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的相结合的观点。这就是他的著名的“q理论”。
托宾的方法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立经济个体、经济部门和整个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模型，在一个资本帐户的模型中探讨资产负债表中所显示的各种资产和负债菜单、决定各种资产的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以及资产价格和利息率这些相互联系的市场行为。由于托宾采用的是针对资本帐户存量的分析，因此可以避开一切流量变量。在此基础上，托宾试图完成希克斯的“简化方法”在一般均衡体系中的延伸。他将收入帐户的各种变量视为“试验性”的外生变量，即在产出、收入以及其他流量变量视为既定的条件下，研究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托宾认为，收入流量可被看作是暂时固定的外生变量，是不受资产市场价格变动的过去资料，从而“支出决策和资产配置决策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财富积累的决策与资产配置的决策是可以分别处理的”。托宾的这个假定直接对应于希克斯的将货币市场从商品市场中分离出来的LM曲线。将资本帐户从经济中的生产和收入帐户中分离出来只是第一步，他承认，“这是一种为了方便的简化，而不是现实”（参见托宾，1969）。
在托宾建立的封闭经济的资本帐户结构中，行代表资产或负债，包括货币和实物资本形式；列代表各个经济部门，例如公众、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等。每一行之和为整个经济中该种资产的净外生供给，每一列的总和等于一个部门持有的净财富。托宾认为，一切货币问题可以通过这套资产市场联立方程式的数学演算来解决。
托宾的q理论涉及到资本边际效率和相对价格的关系。这一理论可以用下面的方程来表述：
W=M/P+B/P+qk ()
q=R/r=Pm/P ()
方程（）和（）表示，作为一个整体的私人部门的财富（W）是由（中央银行）货币（M）、（政府）债券（B）和股票或实物资本的存量（K）所组成的，资本存量（股票或实物资本品）的价值是由相对价格（q）所决定的。q是实物资本品对消费品的价值比率，它可以用来表明实物资本的实际价值，q还可以用资本边际效率R对利息率r（即资本的供给价格或实物资本的收益率）的比率来决定（即q=R/r），或资本品的市场价格（Pm）对它的生产成本（P）的比率来决定（即q= Pm/ P），如方程（）所表明的。在均衡条件下（即q=1）单位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应该是相等的，这是由于同质的收入假设；当q不等于1时，投资将发生变动，由此带来金融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参见托宾，1980）。
托宾后来对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结合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的题为《宏观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与金融》（1982）演说辞中指出，“1969年，在描述多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运用了自己现在反对的、不合理的两分法 。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和‘IS’轨迹。我现在承认，这种浓缩常常是难以达到的。”托宾认为，“对实物资本和总财富的存量而言，这种原谅可以忍受，但不平衡的政府赤字、货币操作和外部不平衡会相当快地改变相应的资产存量。一个其解会产生流量但却完全忽略这一结果的模型，可能被怀疑是遗漏了即使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的重要现象，继而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给予不完全的、甚至是误导的分析。”托宾指出，虽然凯恩斯—希克斯方法的主要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应该是一个时间片段的连续动态分析方法。
第三节 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
在20世纪30—50年代期间，凯恩斯主义思想至少在学术界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传统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暗淡无光，但至少是相形见拙了 。在60年代起，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又大大复兴了，但这种兴趣集中在货币数量论的现代表述上，而这种表述的最初主要发展体现在弗里德曼（1956、1959）的两篇文章中。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思想被称为“货币主义” ，以对照于凯恩斯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力图对被凯恩斯主义革命侵占的宏观经济分析重新确立货币数量论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或名义收入变化的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而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强调真实扰动（尤其是投资和自主消费）是货币收入波动（主要表现为真实收入变化）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通论》意味着，在失业状态（此种状态会延续很长时间）下，收入速度（V）会非常不稳定，会被动地适应独立出现的货币供应（M）或货币收入（PY）的一切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被视为较不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出现流动性陷阱和投资陷阱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货币无关紧要，因为货币政策在影响经济活动方面会完全失效。在出现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供应的增加会被收入速度的相反变化完全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会按不变的利率和收入水平完全被闲置余额或投机余额所吸纳；在出现投资陷阱的情况下，由于投资完全没有利息弹性，货币供应的增加也对真实收入水平无任何影响。货币供应之所以无力影响真实收入，是因为投资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当货币需求相对于不变的收入水平而言增加时，收入速度会下降。因此，不难证明，在凯恩斯所说的货币无关紧要的两种极端情况下，自主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的任何增加都会导致简单凯恩斯交叉或45度模型的完全乘数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数量理论关系（MV=PY）依然有效，但正统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关系从实施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是无用的。
二、货币数量论首先是货币需求理论
正是在上述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背景之下，弗里德曼（1956）力图在经济学界维护和重新确立芝加哥大学讲授的货币数量论的“口述传统”，即宏观经济分析的数量论分析方法。虽然传统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供应和一般价格水平的一套理论，但弗里德曼（1956）最初却把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为货币需求理论，而不是一种产出理论、一般价格水平理论或货币收入理论。他认为，“对于经济中最终的财富持有者来说，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对于生产性企业来说，货币是一种资本品，是生产性服务的一个来源，这些生产性服务与其他生产性服务结合起来共同生产出企业所出售的产品。所以，货币需求理论是资本理论中的一个特殊议题，从而，它具有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特质：它连接了资本市场的两端，一是资本的供给，一是资本的需求……而利率反映了财富这一存量与收入这一流量的相互关系，所以，如果以Y代表收入的总流量，且以r代表利率的话，那么，总财富则为W=Y/r”（参见弗里德曼，1956，载利尤伯编，1987，中译本第362-363页）。
弗里德曼假设，对货币的需求（象对任何其他的特定资产的需求）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服务流，这种需求主要依赖于三个因素：（1）财富约束，此种约束决定了可持有的最大货币量；（2）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价格和收益而言，货币的收益率情况；（3）财富持有者的兴趣和偏好。全部财富在各种资产间的分配情况，取决于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这些资产不仅包括货币（M）和债券（B），而且包括股票（E）和实物商品（G），以及人力资本（H）。
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简化形式可以写为：
Md/P = f ( Yp , r , Pe ; u )
其中，Md代表名义货币余额需求；P代表一般价格水平； Yp代表持久收入，用以代替财富，即收入约束；r代表金融资产的收益率； Pe代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u代表个人偏好。这种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富水平越高、其他资产收益率越低、预期通货膨胀率越低，则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则反是。在均衡情况下，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分配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收益率相等原则；当边际收益率不相等时，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人便会在不同资产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因此，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是新古典主义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 。资产组合的调整过程对于货币主义者所说明的传导机制至关重要。弗里德曼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即打破了新古典的两分法 ，正是通过这种机制，货币存量的变化才会对真实部门产生影响。弗里德曼认为，“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周期波动中，把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来，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更为有用得多。”（弗里德曼，1959，第151页）。考察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产生的作用，便可说明这一点。假设在初始均衡状态下，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是这样分配的，以致边际收益率相等。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以后，公众持有的货币量将增加。因为随着任何资产持有量的增加，该资产的边际收益率都会降低，所以货币的边际收益率将下降。随着超额货币余额被换成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如耐用消费品），货币余额的价格将被抬高，直至重新确立资产组合均衡，此时人们将再次自愿地持有所有资产，边际收益率将再次相等。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分析相对照的是，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各种各样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替代物，但却没有哪一种资产或哪一组资产可认为是货币的近似替代物。所强调的资产和相关支出的种类要广泛得多，因而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刺激可对总支出产生强烈得多和直接得多的影响。
这种调整机制还可以通过引入“货币幻觉”的假设来进行说明。假设在初始均衡状态下，公众的资产组合是既定的，即公众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是既定的；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新发的债券后，货币供应量随之增加。如果存在“货币幻觉”，即公众感觉到其持有的实际货币量大于愿意持有的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假定各项资产原有数量不变，则各项资产的价格便上涨，直至由于价格上涨抵消了新增的货币供应量，使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余额回复到人们愿意持有的量为止（即实际余额效应）；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意愿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这样便吸收了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这样，通过价格或产量的变化，或者是两者同时变化，通过资产组合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参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
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受到了帕廷金（1969、1972）的批评。帕廷金（1969）认为，弗里德曼的理论不是纯正的货币数量论，只不过是伪造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帕廷金的理由：一是弗里德曼象凯恩斯一样，但同传统的数量论理论家不同，用资产组合选择分析来解释货币需求；二是他的分析是一种存量分析，而非流量分析，这同样与凯恩斯的做法并无二致，因此应把弗里德曼的重新表述视为凯恩斯主义分析的扩展。实际上，弗里德曼在1972年的《对批评的评论》中，在纯货币需求理论的范围内，同意了帕廷金的观点（参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177页注释19）。在给《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1968b）写的关于“货币数量论”条目中，弗里德曼承认自己的“重新表述”深受凯恩斯灵活偏好分析的影响，并大量使用了“灵活性”一词；同时他也指出，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分析比传统货币数量论更加重视当前利率的作用，他批评传统货币数量论以货币存量与支出流量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去研究货币调整过程，几乎完全忽略了以货币存量与其他资产存量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基础的凯恩斯分析法。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分析方法与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之间仍有三个值得强调的主要区别：首先，可以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分析看作是他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在分析一种特定资产方面的应用；其次，他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视为一潜在的重要变量，将其引入了货币需求函数；第三，他断言，货币需求是由数量有限的变量组成的稳定函数。特别是第三点，它是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如果货币需求是稳定的，那么收入速度也将是稳定的，也就是说，若货币需求函数中数量有限的变量哪一个发生变化，收入速度的变化将是可以预测的。弗里德曼（1968b，第434页）把货币数量论看作“这样一条经验规律，即所需实际余额的变化往往是缓慢而逐渐发生的，往往是先前供应量变化引发的事件造成的。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名义余额供应量的大幅度变化却可以而且常常与需求的变化无关。结论是，物价或名义收入的大幅度变化几乎总是名义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
三、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争论
布劳格（1980，中译本第239页）写道，“现在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与货币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争论的第一个基本命题是货币存量变化的重要性问题，即是否应把货币存量的变化视为解释货币收入变化的最主要因素。这场争论于1970年达到了顶点，该年弗里德曼为了回答批评者发表了《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参见弗里德曼1970a，1972；托宾，1972a）。在该文发表之前，货币主义没有明确的、正式的、前后一致的理论结构的表述。在打开货币主义的“黑箱”供人们作理论考察时，弗里德曼试图证明，“经济学家之间的基本分歧是经验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他的理论表述到头来证明是广义的IS-LM模型，这种模型把货币主义分析方法放入了主流位置。按照托宾（1981）的说法，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核心问题都是经济对货币刺激的供给反应。把这种刺激区分为价格和数量，被弗里德曼称作“遗漏方程”。在托宾看来，弗里德曼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本质上说并非不同于折衷主义的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工资/价格/产量方法”（托宾，1981，第36页）。
争论的第二个基本命题是围绕菲利普斯曲线涉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统凯恩斯主义者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把产量和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和物价上涨理论联系在一起，并把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为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替关系，此种关系为政府提供了各种可能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组合供其作“相机抉择”（例如，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弗里德曼（1968a）和费尔普斯（1967）分别独立地对这种稳定关系理论提出质疑，他们都否认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永久（长期）替代关系。弗里德曼区分了名义量值和真实量值，通过引入自然失业率概念，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扩展了基本的菲利普斯模型，把预期通货膨胀率当作决定货币工资率的一个附加变量。弗里德曼认为虽然由于“货币幻觉”的原因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长期没有货币幻觉，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再有替代关系，因此在自然失业率水平，劳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通货膨胀被完全预计到了，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弗里德曼的分析帮助调和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货币长期中性的论点，同时又允许货币在短期内发挥实际作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任何力图将失业长期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努力，都将导致加速通货膨胀，都将要求有关当局不断提高货币扩张速度。虽然在70年代早期关于是否可能存在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问题，在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引起了很大争论，但到70年代中期和后期，大多数主流凯恩斯主义者已逐渐承认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不过，关于经济在受到干扰后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复归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仍有许多争论。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的争论表明，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质”的差别，不如说是“量”的差别。这种争论促使货币主义思想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正在综合为一个整体。正如莫迪利亚尼（1977）所指出的，“实际上，主要的货币主义者和主要的非货币主义者之间并没有重大的分析上的意见分歧。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这样说过，‘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分子’ ，而我可以准备换个说法，‘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如果把货币主义的含义定为在决定生产量和物价中，货币存量起着主要作用的话。确实在这个意义上，始终是货币主义者的名单是极广的，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我自己，如我的1944年和1963年论文中所表明的那样”。
第四节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期间，在对货币主义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框架批评的基础上，诞生了“理性预期革命”或“理性预期学派”，虽然它曾经被称为“第2号货币主义”（参见托宾，1981），现在已成论的是它是与正统货币主义不同的学派，虽然它吸收了货币主义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参见胡佛，1984）。这种宏观经济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即建立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微观基础上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现在一般称之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其主要贡献者是小罗伯特•卢卡斯，其他还包括托马斯•萨金特、罗伯特•巴罗、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尼尔•华莱士，以及帕特里克•明福特等。
一、新古典模型的基础
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础的是三个核心假说：（1）理性预期假说（马思，1961）；（2）持续市场出清假说；以及（3）总供给假说（卢卡斯和拉平，1969；卢卡斯，1972、1973）。
理性预期假说最早来自马思（1961）有关微观经济学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马思认为“因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的有根据的预言，所以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马思的思想在大约10年后才被卢卡斯、萨金特以及其他主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吸收到他们的宏观经济模型中。理性预期假说多年来以多种形式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可概括为弱和强两种形式的假说。弱假说的主要含义是，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言或预期时，理性经济行为人心目中会找到该变量的一些决定因素，他会最有效地利用关于这些决定因素的所有公开获知的信息。换言之，预期被认为是由单个经济行为人按照效用最大化行为理性地形成的。例如，在经济行为人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如果行为人认为通货膨胀率是由货币扩张率决定的，那么他们就会充分利用有关货币扩张率的所有可公开获知的信息以形成对为了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理性预期的强假说形式是由马思（1961）的文章所表述的，即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与这些变量的真正或客观数学条件期望相一致。新古典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采纳并引入其宏观经济模型之中的正是马思的强假说形式。在经济行为人的通货膨胀预期例子上，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为了形成关于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行为人需要考虑什么是“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型；行为人因为信息不完全在预测时会有错误（即卢卡斯的“货币失察”模型的情况），然而这种预测错误与关于通货膨胀预期形成时的信息集合没有关系。通过理性预期，行为人对经济变量的预期平均来说将是正确的，或者说等于它们的真实价值。另外该假说隐含着行为人将不会形成系统性误差（有偏差）的预期，如果预期有系统性误差，行为人就会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并改变他们形成预期的方式，如此就排除了系统性错误。换言之，理性预期是最准确和最有效的预期形成方式。
经济中所有市场会持续出清这是新古典学派的第二个核心假说，这一假说与瓦尔拉斯传统一脉相承的。即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有观察到的结果都被看作是“市场出清的”，而且经济行为人按照他们觉察到的价格作出最优的供求反应的结果，结果经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处于持续均衡状态。因此新古典模型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是构成新古典分析基础的最关键的假说。
有关总供给假说，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文献里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有关总供给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两个正统的假设：一是工人和厂商作出理性的决策反映他们的最大化行为；二是工人或厂商的劳动或产量的供给取决于相对价格。第一种有关总供给的新古典观点来自卢卡斯和拉平（1969）有关劳动供给的假设的跨期替代模型。这种分析中劳动供给被假设为工人对所觉察的真实工资的当时变化作出更多工作（更少闲暇）或更少工作（更多闲暇）的反应，用目前闲暇替代未来闲暇或相反的替代行为反应即为跨期替代。在跨期替代模型里，用工人的“自愿”选择来解释就业的变化，这里工人改变劳动供给是对所觉察的真实工资的当时变化作出的反应。第二种有关总供给的新古典观点来自于卢卡斯（1972、1973）的著作。这种分析方法的重点放在商品市场和厂商的需求决策上。假设厂商知道自己产品的目前价格，而对别的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了解在时间上滞后，厂商就面临“信号提取”问题，即必须区分相对价格的变化和绝对价格的变化。在前者的情况下，厂商应该理性地增加自己的产量，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供给作出反应。实际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越大，生产者提出正确的信号就越困难，从而对任何既定价格变化的供给反应就可能越小。从劳动和商品供给出发对单个经济行为人行为所做的分析，导出了卢卡斯“货币失察”供给函数：
Y - Yn = α（P – Pe）
即产量（Y）对其自然水平（Yn）的偏离仅仅是对实际价格水平（P）对其预期值（ Pe）的偏离的反应，也就是对没有预期到的失察的价格水平上升的反应，或者是对实际通货膨胀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偏离的反应：
实际上，货币失察供给函数的这个形式等于重述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当通货膨胀预期完全正确也就是没有价格失察时，产量和就业才会在其自然率水平上。
二、均衡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周期现象与经济均衡理论体系的结合
哈耶克（1933）认为，“商业周期理论的最大难题”是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把周期现象结合到经济均衡理论体系中去，而二者明显有抵触”。凯恩斯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转移到某一时点上的产量水平上，而不是经济随时间的动态演变；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周期似乎是非均衡现象。“无需借助非均衡概念来解释宏观经济总量以及价格运动，这是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参见胡佛，1988）。卢卡斯(1975、1977）证明了对总量不稳定有可能形成一个均衡解释，巴罗（1976、1981）进一步拓展了新古典均衡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家是根据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假说来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的。在新古典分析中，影响整个经济的未预见到的总需求冲击或“随机冲击”（主要是由于“货币失察”，即没有预见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引起）引起价格预期误差（理性地形成）并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这些误差被认为是由都拥有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的工人和厂商所引起，他们错误地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当作相对价格水平变化，从而分别改变劳动和产出供给。
与弗里德曼的劳动者被愚弄模型相比，卢卡斯模型不依赖于劳动者和厂商之间的任何信息非对称。厂商和工人都会有预期误差，对失察的普遍价格上升作出正向反应，即分别提高产出和劳动的供给。其结果是总产量和就业都暂时高于它们的自然水平。一旦经济行为人意识到相对价格没有发生变化，产出和就业将会回到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因此，理性预期假说和货币失察供给函数结合起来隐含着产量和就业会围绕它们的自然水平而随机波动。对于在经济周期中产量和就业为什么会连续数期处于其趋势值之上（高涨）或之下（低落）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增加一些辅助性假设来完成，这些假设包括滞后产量和资本品的持久耐用性，合同抑制了即时调整，以及调整成本的存在，等等。例如，在就业领域，厂商既面对雇佣工人的成本也面对解雇工人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会见和训练新雇员、支付富余人员工资等。结果在一些没有预见到的冲击后，他们的最优反应或许是一段时期里逐渐调整产量和就业水平。
三、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差别和政策分歧
理性预期假说与正统货币主义关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所使用的适应性预期的假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适应性预期假设，经济行为人对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例如通货膨胀）仅仅建立在该变量过去值的基础上。这种“回顾式”方法形成预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除非变量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否则对它形成的预期只是重复错误。例如如果失业在自然率水平之下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加速，通货膨胀预期将有向下的偏差。而根据“前瞻式”方法形成的理性预期假设下，经济行为人不会在整个时期形成系统性误差的预期，也就是说，这样的预期是无偏的。按照适应性预期的假设，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替代是可能，或者说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而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除非在货币失察的情况下，否则并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替代，或者说货币是“超中性”的。
持续市场出清假说暗含着价格可以自由地迅速调整以出清市场，因此它构成了新古典分析基础的关键，也是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模型形成鲜明对比的关键所在。在主流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包含这样一个假设，由于价格调整缓慢（价格刚性），市场可能不会出清，所以经济可能处于一种持续的非均衡状态；在货币主义的模型中所包含的假设是，价格会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调整以出清市场，虽然认为在短期内经济可能是非均衡的，货币主义认为在长期经济将自动回到自然产出率和就业率，即回到宏观经济均衡状态。
根据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假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出了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不同的政策结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政策无效”的主张 。新古典的政策无效主张首先是由萨金特和华莱士（1975、1976）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由于理性的经济行为人在形成预期时把任何已知的货币规则考虑进去，货币当局的系统性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也不能影响产量和就业，即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失察才对真实产量有影响。此外，它声称，任何通过随机或非系统性货币政策来影响产量和就业的企图将只会增大产量和就业围绕他们的自然率水平的偏差。因此，新古典学派对正统凯恩斯主义政策积极主义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并与货币主义的主张有微妙的差别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新古典政策无效主张的货币理论基础仍然是货币数量论。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厂商和工人都已经知道货币供给增加，则根据货币数量论他们也知道物价会相应地上涨，于是他们相应地调整（提高）价格和名义工资，结果真实产量并没有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四、新古典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小结
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贡献主宰了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引起了所谓“理性预期革命”，并对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有关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或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实施的争论带来了冲击。实际上，占据统治地位（1972-1982）的新古典理论是货币失察模型，它最初是由卢卡斯（1972、1973）提出的。把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以及瓦尔拉斯传统的持续市场出清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卢卡斯模型才得以严格证明：如果通货膨胀是未被预期到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如何产生。由于通货膨胀取决于货币增长率，同时由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人不可能系统地出现意外，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将是无效的。政策无效主张意味着实际变量的平均值不可能受到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动的影响，这是一个反凯恩斯主义的结论。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如巴罗、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对均衡经济周期的货币失察的解释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70年代末，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的一些弱点就明显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到了1982年该模型同时陷入了理论上的和经验上的绝境”（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282页）。这些缺陷在理论上被认为主要是使用持续市场出清和不完全信息这两个假设的结果。批评者认为，既然经济行为人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很容易获得价格总水平和货币供给的数据，这怎么能与被认为是由信息缺口造成的真实经济周期的幅度和长度相一致呢？例如，奥肯（1980）和托宾（1980b）首先指出了与信息混乱相关的假设的不合理性，因为新古典模型处于方法论上的考虑排除了粘性价格，因此对包含货币与产出之间因果关系的经济周期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西姆斯（1983）对货币与产出相互关系中货币作为诱因的怀疑给经济周期的货币解释打上更大的问号。在经验上，“预期到—未被预期到的货币争论”表明，新古典政策无效主张或者说“预期到的货币是中性的”观点缺乏经验支持。对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的批评，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从80年代初期开始对总量不稳定的新古典解释主要集中到真实冲击方面，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虽然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倡导者抛弃了解释经济周期的货币失察分析方法，但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和传导机制部分（例如调整成本）。另一方面，允许经济行为人拥有理性预期、同时结合了自然率假说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里市场并不是持续出清，价格和工资的调整是缓慢的）出现，为稳定经济的干预主义政策（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给管理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第五节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的出现是对70年代卢卡斯所阐述的凯恩斯主义的内在理论危机做出的反应，即通过重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一个将工资和价格刚性化的总供给理论，从而弥补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论缺陷和不一致。面对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修正了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两方面的影响（参见戈登，1972、1975；费尔普斯，1968、1972、1978；布林德，1979），从而将货币主义的影响吸收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80年代中期开始，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关心“以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或）价格粘性模型”（戈登，1990），着眼消除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供给方面的理论缺陷（参见斯诺登和文，1994）。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成员包括：哈佛大学的N.曼丘和L.萨默斯，麻省理工学院的O.布兰查德和S.费希尔，哥伦比亚大学的B.格林沃德和E.费尔普斯，普林斯顿大学的B.伯南克和L.鲍尔，伯克利加州大学的J.阿克洛夫、J.耶伦和D.罗默，斯坦福大学的J.斯蒂格利茨、L.霍尔和J.泰勒，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A.林德贝克等 。
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基本特征
曼丘和罗默（1991）提出可以从各种理论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来定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是该理论是否违反“古典两分法”，即货币是否是非中性的？
二是该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真实市场不完全性对于理解经济波动至关重要？
在主流经济学里，只有新凯恩斯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而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非中性来自粘性价格，而价格的这种行为可用市场不完全性来解释；70年代的非均衡凯恩斯主义模型（参见巴罗和格罗斯曼，1976）在瓦尔拉斯体系上强加了工资和价格刚性；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模型则并不认为对价格刚性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他们而言，经验证据远比理论的纯粹性重要（参见莱德勒，1992b）。
虽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参见斯诺登、文和温纳齐克，1994，中译本第351页），但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各种“不完全性”，包括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信息等；与此相对应，新凯恩斯主义的“真实”宏观世界的特征是协调失灵和宏观经济的外部性。
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共同特征在于强调市场不会持续出清，即价格不能足够快地调整以出清市场，因此，需求和（或）供给冲击将导致经济中产量和就业的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可能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有害。正如戈登（1993）所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的原因就在于衰退和萧条期间工人和厂商的不幸。工人和厂商们的行为不象是在自愿选择削减产量和劳动时间”。而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倾向于假定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托宾（1993）坚决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需要“主张或要求”名义和（或）价格刚性。托宾认为，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完全有可能加重衰退，他支持凯恩斯（1936）的直觉——在总需求冲击面前，名义工资刚性将是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凯恩斯以工人对相对工资的关注为基础对名义工资刚性的解释在“理论上无可挑剔、在经验上也现实”。这是因为任何工人团体都把名义工资的削减看作是其真实工资的相对下降，这种削减将遭到理性的工人的反对。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名义刚性是如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参见罗特姆伯格，1987）。因此在其构筑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中，继续保留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最大化原则的假设，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时引入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对于定价行为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的观点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企业是“制定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而不是完全竞争企业。
名义刚性与货币非中性
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文献中，对货币非中性（真实效应）的解释有依赖于“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刚性的解释，可以区分为对名义刚性的解释和对真实刚性的解释。所谓名义刚性，是指在出现名义需求扰动时，如果某种因素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变化的比例不同于名义需求变动的比例；所谓真实刚性，是指如果某种因素阻止了真实工资的调整，或存在着一种工资相对于另一种工资或一种价格对于另一种价格的粘性（参见戈登，1993；斯诺登等，1994）。下面的分析首先从名义工资刚性开始，阐明新凯恩斯主义者如何加固其理论结构以反对新古典经济家的攻击和货币中性的结论的。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非中性（真实效应）来自于在总需求冲击之后名义价格不能迅速调整到新的出清市场水平，而价格之所以不能降低以回归均衡，是由于货币工资（成本）不能调整。在卢卡斯、华莱士和巴罗在70年代提出的新古典模型中，任何被预计到的货币冲击的结果是名义工资和价格立即跳至其新的均衡值，因此就业和产量不变，即货币中性。在这样的世界里，系统性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费希尔（1977）、费尔普斯和泰勒（1977）则证明，在引入理性预期的模型中，只要放弃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名义冲击是能够产生真实效应的。在他们看来，新古典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市场持续出清的假设，即完全而立刻的工资和价格变动。因此，费希尔（1977）等为名义工资刚性提供了一个微观假设，即认为在发达经济中，工资不是在现货市场上决定的，而倾向于在某一时期以明确或隐含的长期合同形式确定，从而产生了名义惰性（inertia）。这些长期合同的存在可能产生充分的名义工资刚性，使得货币政策产生效果；与劳动合同的重新谈判相比，货币当局能够更频繁改变货币供应量，因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有真实效应，尽管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即使经济行为人进行了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如果货币当局对名义需求冲击的反应快于私人部门对名义工资的调整，相机干预就有了存在的理由。不变的名义工资使得货币当局能够影响真实工资率，从而影响就业和产量。在费希尔的模型中，货币的非中性不是由于未被预计到的货币失察；预计到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有真实效应，是因为有关信息在合同签订之后才能得到。
以名义工资合同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很快遭到了激烈批评（参见，巴罗，1977b）。批评者认为，折衷合同的存在性不能从稳固的微观经济学原理中得到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在在费希尔的模型中，货币扩张是通过降低真实工资来增加就业的（即真实工资出现逆周期变化），但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不能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因为真实工资表现为温和的顺周期性（曼丘，1990）。为此，新凯恩斯主义者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出发，把总需求波动引起的经济周期现象归结为名义价格刚性，即著名的是“菜单成本”理论（参见阿克洛夫和耶伦，1985a；曼丘，1985；帕金，1986）。这一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厂商的降价行为在增加销售量的同时也将使单位产品的收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对最优价格水平的任何偏离，都只会导致利润的“二阶”降低。因此，即使很小的价格调整成本也会产生显著的名义价格刚性（粘性），即名义刚性来自于被称作菜单成本的价格调整障碍或摩擦的存在。这些菜单成本包括调整价格的实物成本，比如印刷新的报价单和产品目录的成本，以及宝贵的管理时间成本，比如与供应商和用户就购买和销售进行重新谈判和协调的时间 。阿克洛夫和耶伦（1985a、1985b）的模型中，企业的惯性工资—价格行为被认为是“可能近似理性的”，在其定价过程中作出次优选择的企业可能会遭受损失，但在这种损失很可能是二阶的（很小）。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菜单成本和（或）近似理性行为的存在造成名义价格刚性，名义总需求冲击将导致产量和福利的大的波动（相关证明可参见布兰查德和清泷，1987）。因为这种波动是缺乏效率的，所以稳定性政策就是人们期望的。显然如果货币工资是刚性的（由于合同）因而边际成本曲线将是粘性的，这就加强了菜单成本造成价格刚性的效果。
真实刚性和货币非中性、劳动市场行为的微观基础
诚如前述，很小的价格调整菜单成本会产生显著的名义价格刚性（曼丘，1985）。鲍尔、曼丘和罗默（1988）、鲍尔和罗默（1990）证明，在没有真实刚性时，这个结论仅对菜单成本模型的不合理的参数值而言是成立的，如劳动力的供给有高度弹性时，上述结论才是正确的；对那些合理的参数值，小的名义摩擦只产生小的刚性。另一方面，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经济中如果所有的名义价格都是完全而且瞬时可变的，那么一个纯粹的名义冲击将不会影响真实均衡。因此，仅仅从菜单成本出发来说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名义刚性是不成功的。
鲍尔和罗默（1990）认为，虽然小的菜单成本引起大的经济周期的观点有缺陷，但是通过引入真实刚性，上述观点可以得到补救。名义刚性来自于一个给定的菜单成本或近似理性行为，菜单成本或近似理性行为都会导致真实刚性的加强，但“真实刚性并不意味着名义刚性：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名义粘性之源，那么不管真实刚性的程度有多大，面对名义价格冲击都会充分调整”。鲍尔和罗默（1990）证明了，真实刚性和名义量调整的小的摩擦结合起来，就可能导致大的名义刚性，换言之，真实价格和工资刚性将加强小的名义摩擦所造成的非中性。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对商品市场的真实价格刚性（即需求降低时企业的降价动机越弱）形成原因的分析有许多种模型。一种主要的观点是，认为垄断竞争企业的边际成本对产量变动的低敏感性和顺周期的需求弹性有助于形成真实价格刚性（对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鲍尔、曼丘和罗默，1988；戈登，1990；霍尔，1991；罗默，1993）。罗默（1993）对此问题的实质总结道：“因此如果古典的两分法失效的话，那必然是由于随着需求驱动的产量的收缩，边际成本不能迅速下降，或边际收益不能迅速下降，或两者的某种结合。”需求弹性的周期敏感度越大，边际成本的周期敏感度越小，真实价格刚性就越大。因此真实刚性的程度越大，名义冲击的真实效果越大。对真实刚性形成原因分析的其他观点还有：（1）密集（thick）市场的外部性（即策略性互补）促进了衰退时期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上升和繁荣时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下降而导致真实价格刚性（戴蒙德，1982）；（2）顾客市场模型中价格变动的需求非对称性的存在，就会产生相对价格粘性（参见费尔普斯，1985）；（3）戈登（1981、1990）的投入—产出表理论，认为“由于供应商—生产商关系的分散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单个企业都无法采取行动消除总量经济波动”（戈登，1981，第525页）。由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在需求冲击之下，一家企业就无法保证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会同时同方向等量变动。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对于特定企业来说，降价的结果可能是破产而不是有助于消除经济周期，因为任何企业既要应付局部需求冲击和总需求冲击，还要应付局部成本冲击和总成本冲击。因此，戈登的投入—产出表理论不仅能对真实价格刚性作出解释，而且还可转化为一种名义刚性理论：价格调整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对于一个在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的世界中运行的企业来说，这是最安全的行为方式。（4）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即寻求外部融资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资本成本是逆周期的，从而企业成本在衰退时期是上升的（参见伯南克和格特勒，1989；D.罗默，1993）；（5）“根据价格判断产品质量”假说，这是斯蒂格利茨（1987）提出的。即在市场上，如果顾客对所购买的产品特点具有不完全信息时，价格可能会被看作一个质量标志。根据这一假说，如果一家企业降低价格，它就会冒这样的风险：它的顾客（或潜在顾客）会认为这标志着产品质量的下降，所以企业在需求降低时不愿意降价。
诚如前述，在新古典货币模型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所有经济行为人都是价格接受者，完全而瞬时的价格和工资变动保证了劳动市场总是在瓦尔拉斯的市场出清的真实工资水平上出清。对于新古典模型采取处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方式处理劳动市场，凯恩斯主义是激烈反对的。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价格制定者占多数，出现均衡的真实工资将不同于市场出清时的真实工资 。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均衡未必意味着市场出清即需求等于供给，其包含真实工资刚性的模型在长期均衡中能够产生非自愿失业；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每个人都处于其劳动供给函数上，均衡状态下的失业是一种自然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真实工资刚性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理论：（1）效率工资理论；（2）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由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努力或效率）依赖于厂商支付其的真实工资，如果削减工资损害了生产率，引起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那么，为了保持效率，厂商宁愿支付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真实工资，而不愿轻易选择降低工资。索洛（1979）提供了效率工资模型的基本结构，在索洛模型里，由于工资以增进劳动的方式进入了企业的短期生产函数，一个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将喜欢真实工资刚性（相关证明可参见耶伦，1984）；由于削减工资将降低生产率并提高成本，因而工资粘性是符合厂商利益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和真实工资之间有正的相关性，一般都与选择或激励问题有关，效率工资理论可分为四种：（1）逆向选择模型（韦斯，1980）。在这个模型中，由于劳动市场存在不对称的信息，提供高工资的企业将吸引最好的工人。在韦斯（1980）模型中，厂商提供的工资同时影响工作申请者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工人的能力与其保留工资紧密相关，那么高工资将吸引生产率最高的工作申请者，而任何低于效率工资还愿意工作的人将被看作潜在的“次品（lemon）”。即使在现行工资下存在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厂商也不愿意降低工资，因为这可能导致生产率最高的工人自愿辞职。其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就业不足均衡。（2）劳动力流失模型（萨洛普，1979），这个模型把企业可能提供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的原因，归结为减少劳动力流失的成本。（3）偷懒模型（C.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1984）。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多数职业中劳动合同不完善或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工人可以自行决定其努力程度或产生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因此高于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的支付，可能提供一种防止工人偷懒的激励。在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效率工资的支付成为偷懒的负激励，而均衡状态下的非自愿失业是监督不完全条件下企业所面临的困难所造成的，“在不完全监督和充分就业下，工人将选择偷懒”。（4）公平模型（阿克洛夫，1982、1984；阿克洛夫和耶伦，1987、1988、1990）。阿克洛夫、耶伦等继承了索洛（1979、1980）的“社会学思路”而发展的一些模型 ，比如阿克洛夫（1982）的“投桃报李模型（gift exchange model）”，以及“公平工资努力程度假说（fair wage effort hypothesis）”模型(阿克洛夫和耶伦，1990)等。在这些模型中，关于平等和公平的“感觉”成为劳动市场上阻止企业提供低工资的一个威胁因素。因此企业面临一个“公平工资约束”，由于公平工资超过了市场出清工资，这种情况产生了非自愿失业均衡。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也试图解释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真实工资刚性会持续存在（有关这一理论的评述可参见鲍尔，1990）。这一理论于80年代由林德贝克和斯诺尔（1985、1986、1988a、1988b）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所谓局内人是指在职雇员，而局外人则是那些失业工人。在效率工资模型中，是企业决定了工资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在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中重心转移到局内人的权力，认为他们至少部分决定了工资和就业决策。这些局内人的权力来源于员工变动成本（turnover costs）,包括招募和辞退成本，如搜寻劳动市场的成本、广告和筛选成本、就工作条件谈判的成本、法定的解除就业补偿金和诉讼成本等；其他重要成本与生产有关，来自于培训新雇员的需要，以及局内人与新雇员合作或压制他们能力所带来的成本。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主流经济学中有三种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1）灵活价格、货币失察均衡经济周期模型；（2）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已成为新古典均衡理论家所推崇的主要对象；（3）强调某种成分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例如费希尔，1977；费尔普斯和.泰勒，1977；.泰勒，1980）。80年代中期所谓的“海水—淡水”两派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在粘性价格预期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之间的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承认，产生总量扰动的冲击之源可能来自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也指出，在经济中存在着一些摩擦和缺陷，它们将放大这些冲击从而导致大的真实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冲击来自何方，而在于经济如何对其作出反应（斯蒂格利茨，1993） 。
在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中，就总量波动有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也是占主流的做法是，沿着非均衡凯恩斯主义者的思路（莱琼霍夫德，1968），强调名义刚性的重要性，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协调失灵有关（鲍尔和罗默，1991；莱琼霍夫德，1992；曼丘，1994）。这类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在短期内价格和工资没有调整（菜单成本和真实刚性的共同作用），工人的工资至少在一年里处于一个特定的水平，企业通常确定自己的价格，并观察在此价格下市场的购买情况；但最终价格将开始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的水平，总需求最终将等于潜在GNP。在这类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里，货币冲击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但在长期货币是中性的。
第二条路径是追随凯恩斯（1936）和托宾（1975），认为工资和价格刚性不是主要问题，即使在工资和价格是充分灵活的，产量和就业仍然可能不稳定。因此，他们集中探讨工资和价格灵活性的潜在不稳定冲击。托宾（1975）认为，在《通论》第2章和第19章，以及《通论》第269页中，凯恩斯明确指出，他的结论（总需求不足导致的非自愿失业均衡）不取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相反，价格刚性可能大大降低总量波动的幅度。托宾对那些继续强调名义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参见托宾，1993）。沿着这种思路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模型中，尽管真实刚性很重要，但它不依赖于名义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例如，在著名的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a、1993b）模型中，假定产品市场上的厂商是风险厌恶型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市场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厂商以权益证券形式的融资受到一定约束。权益证券配额的企业只能通过部分多样化降低面临的风险。由此而来的对债务而非权益证券的新发行的依赖，增加了厂商破产的概率。尤其在萧条时期，对企业产品需求的减少使厂商更易破产。由于与价格灵活性有关的风险大于来自产量调整的风险，因此，厂商破产的概率随着产量提高而递增。厂商作出生产决策时必须考虑破产成本，所以在需求减少时，一个风险厌恶、权益融资受到约束的企业都倾向削减产量。企业净值的任何变化和企业感觉到的风险的任何变化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其结果需求引致的衰退很可能导致总供给曲线是向左移动。这些事件的结合可能使得价格水平保持不变，尽管在此模型中没有阻止价格调整的任何摩擦，但价格灵活性通过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将很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在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是相互依赖的，而“‘需求’与‘供给’冲击的两分法可能充其量是一种误导”（ 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1993b，第103页）。一些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考察了信贷配额行为（例如，贾菲和斯蒂格利茨，1990）通过提高金融中介的真实成本来放大一个经济冲击的影响，因此而来的信贷挤出（逆向选择）可能将衰退转化为萧条。伯南克（1983）据此认为，30年代的“大萧条”严重程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主要原因是经济中信贷体系的崩溃，而非货币供给的下降。
第六节 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新古典化：总的看法
诚如前述，凯恩斯《通论》（1936）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在《通论》发表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基本上接受了凯恩斯以收入-支出模型和IS-LM模型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形成了一种与“新古典研究传统”对立的“凯恩斯研究传统”。“新古典研究传统”的核心思想是主张价格机制在解决基本的配置和生产问题上的效率，而这些基本问题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凯恩斯研究传统”则强调看不见的手的缺陷，特别是在产量和就业的总水平方面的缺陷，主张通过有限的政府干预来解决。两种研究传统的对立的集中表现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阐释的市场失灵和非自愿失业这类凯恩斯主义命题，并不能与微观经济学领域的瓦尔拉斯一般竞争均衡理论“和谐”并存。在后一理论中，理性最优化个人的行动将保证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均有灵活价格出清，因此，对于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瓦尔拉斯模型而言，不可能出现对充分就业的偏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即“新古典综合” 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占支配地位，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着重依据希克斯（1937）对《通论》的解释以及莫迪利亚尼（1944）、帕廷金（1956）和托宾（1958）对这种解释的修正。萨缪尔森的畅销教科书使凯恩斯主义观点和新古典观点的综合方法的传播普及化，并对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尽管萨缪尔森和其他人试图调和这两种研究传统，一方面在其宏观经济学中保留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特征和货币的特性，另一方面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特征，从而形成一个“新古典综合”。但这样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正统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之间的融合就如油和水的融合一样。
二次大战后在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教科书熏陶出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更加坚持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宏观经济学。帕廷金（1956、1965）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变量区分为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从而把瓦尔拉斯经济区分为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来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在帕廷金之后，真实领域和货币领域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一直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帕廷金（1956）的影响下，由克洛尔（1965）、莱琼霍夫德（1968）通过引入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来解释经济波动问题。对新古典综合批评首先来自于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 。这涉及到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解释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然而，要想获得一种逻辑一致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体系）－凯恩斯体系是困难的。这一困难被希克斯所表明，即当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把货币和不确定性以及刚性价格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将会涉及到“动态”分析，由此会导致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希克斯，1985年；参见马林沃德，1986）。
对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批评来自货币主义。在弗里德曼（1956）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即所谓“名义收入的决定理论”中，把货币需求作为作为全部资产和收入的函数并联系到各种利息率，通过实际余额效应来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会影响到全部资产和收入结构的稳定，由此推论出“货币至关重要”，作为对“凯恩斯研究传统”的挑战。作为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理论，货币主义决不是恢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而是一种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的货币数量理论，其中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假设或因素被吸收和包括进来。最突出的一点，为了解释通货膨胀，他把瓦尔拉斯均衡作为实际变量而区分出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并一此来解释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影响；作为对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批判，货币主义特别强调货币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相对价格的性质，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发展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分析方法，其经验研究正是在于寻找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反例和显示货币主义观点的经验证据，以替代标准凯恩斯主义模型。在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中，工资和价格调整公式是依据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得出的，弗里德曼（1968a）发展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前者是致命的一击，证明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是建立具有内在缺陷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它并未构成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参见莱德勒，1986）。凯恩斯主义者通过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以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两方面影响，将货币主义的影响吸收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中。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作为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主要的新古典理论，是提出“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假说基础上，主张以个体最优化为行为目标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值得强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一样，决不是简单恢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它同样吸收了凯恩斯理论的一些因素。一个例子是，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中占支配地位方法是，都强调了总需求是经济波动的原动力，直到80年代中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提出，才开始强调供给方面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卢卡斯的成就）对反击主流凯恩斯主义关于总量不稳定的非均衡解释在理论上十分成功。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解释是新古典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中心环节（卢卡斯，1975、1977）。在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中，影响整个经济的未预见到的总需求冲击（主要是没有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引起价格预期误差（理性地形成）并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这些误差被认为是由拥有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的工人和厂商所引起的，他们错误地把一般价格变化当作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劳动和产品供给；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行为人意识到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产量和就业就会回到它们长期均衡（自然）水平。因此，“理性预期”命题对于对于建立一种新的新古典逻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新的因素（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加入到早期新古典模型中，其逻辑矛盾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即不能用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表述，因而基于不确定信息下人们的行为是难以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的（因为在瓦尔拉斯一般竞争均衡体系中，拍卖商的存在排除了任何价格向量下供求的不一致，或者说信息是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正是把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而恢复新古典理论的概念。这种做法对于澄清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错误是有用的，但这种把凯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把失业归之于外生扰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其对失业的解释成为没有原因的解释。
与引入非均衡概念建立新古典宏观分析体系来解释经济波动相并行的另一种路径是沿着新古典增长模型。由拉姆赛（Ramsay，1928）和索洛（1956）创立并发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引入技术进步，把新古典的实物生产函数引入对实际经验的解释，并讨论实物的储蓄、投资、时间偏好和产出增长。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三个关键假设构成：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产出增长的一个确定比率来源于每期投资；劳动供给可以按照外生确定的一个比率增长。索洛证明，这样的一个经济将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路径，产出、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的有效供给均按同一比率增长。需要强调的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一个无货币的经济模型 ，在该模型中，商品交换以及其他的交易的完成都是在没有交易媒介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经济中没有货币这种能便利交易的工具；另外，新古典模型中也不包含象货币一样名义收益率为零的资产。
拉姆赛—索洛模型为现代（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7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现象研究的重新关注集中在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的分析上，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将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从周期中分离出来，其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这个方法假设GNP的长期趋势分量是平滑的，同时围绕趋势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决定。这种方法同时被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所采用，一直到80年代早期。在它们的需求冲击模型中，都把产出对趋势的偏离解释为暂时现象。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偏离是剧烈的而且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有理由采取矫正行动；而货币主义，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由于确信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因此否认对积极的稳定政策的需要。
纳尔逊和普洛瑟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上述传统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挑战。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将货币扰动作为纯粹的暂时波动根源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从来都不会成功解释产量‘漂移（drift）’的大部分，由真实因素造成的随机变动是任何宏观经济波动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对于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含义：如果技术变动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那么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情形的产量轨迹将表现出类似经济周期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GNP波动是产量的自然趋势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也就是说，表面上象是围绕着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持久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每一次持久的生产力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趋势的经济力量和造成波动的力量没有区别。既然在增长过程中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根据索洛的研究成果将增长理论从波动分析中分离出来的传统做法是不合逻辑的。由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通过消除趋势和周期的区别，开始整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参见金等，1988a、1988b；普洛瑟，1989）。另一方面，根据货币中性假设，在新古典世界中的GNP的持久变动不可能是货币冲击的结果，因此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一定是真实冲击，由此，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认为他们发现在经济周期分析中货币理论已变得不重要了。正如古利（Cooley）所指出的，在索洛的模型基础上，若考虑到家庭是从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出发选择储蓄率，并以此替换索洛模型中储蓄不变率假设，索洛模型为经济周期的动态随机模型奠定了基础。在这个修正模型中，生产力冲击或其他真实因素的扰动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能够通过一系列传导因素影响资本积累，并进而影响产出和储蓄行为，在一些细节上与真实经济周期非常相近（参见古利，1995）。
早期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巴罗也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方向，因为早期“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随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逐步取代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的主流地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如卢卡斯和巴罗，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为经济增长分析建立更加一致的微观基础上 （参见P. 罗默，1986；卢卡斯，1988、1993；巴罗，1991）。卢卡斯认为，至少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水平上来看，经济周期已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依据他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更复杂的稳定政策以消除经济周期风险的残差量，而是提高生活标准，那么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就是远为重要（参见卢卡斯，1987，第30-31页）。
由此，“新古典研究传统”彻底替代了“凯恩斯研究传统”，即新古典的实物的相对价格分析替代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的货币经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分别以新古典真实均衡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前者秉承新古典研究传统，强调自由市场体系各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化力量，把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核心的货币特性彻底摒弃于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体系之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亡了” ；后者试图通过发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的并强调某种成分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来复兴凯恩斯主义，“相信理解经济波动不仅需要研究一般均衡的复杂性，而且应该注意大范围内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曼丘，1989）。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70年代吸收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幻觉”、“自然率假说”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还能适应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做法一脉相承，从而表明失业来自于刚性工资和价格、来自于不完全或不完整的信息，以及不完全合同和各种不确定性。在新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中（例如，霍尔和泰勒，1986），上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即所谓经验证据）综合起来，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起宏观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中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的特征和有效需求原理被彻底抛弃。
第十八章 后凯恩斯主义
按照哈考特（1987）的定义，后凯恩斯主义指一组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正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它 “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艾克纳，1979），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哈考特，1982），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正统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观点可以追溯到其创始人的贡献，即凯恩斯的货币观点、卡莱茨基的真实分析、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影响，尤其是马歇尔对凯恩斯的影响，以及贯穿于卡莱茨基和斯拉法著作中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44页）。
大致说来，后凯恩斯主义的“多种研究方法”或分支 ，主要包括：（1）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由于其成员主要分布在美国，也称作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它侧重马歇尔短期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如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克雷格尔、摩尔、奇克和S. 道、R. 罗西姆等，卡尔多是个例外，他在货币理论上持有相似的观点；（2）新李嘉图主义，也被称为“剩余学派”或斯拉法主义，它侧重马克思、斯拉法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盖尔加尼（1978、1979）、巴拉德瓦杰（1978，1983）、伊特韦尔（1979、1983）、米尔盖特（1982、1983）、帕西内蒂（1962、1974、1981），以及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等；（3）后卡莱茨基学派，它侧重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琼.罗宾逊、索耶等。另一方面，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家汤申德（1937）以及沙克尔 等，也被称为“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以及新李嘉图主义者等参与“剑桥资本争论”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除凯恩斯之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是罗宾逊、卡尔多和卡莱茨基；而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有明斯基、戴维森、克雷格尔和哈考特等。
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历史时间、不确定性和内生货币。但在它的演化和发展中，特别是与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后凯恩斯主义没有显示出必要的内在一致性、综合性和强劲性。其分歧的一个主要来源基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和剩余学派的重要不同（参见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
第一节 对《通论》的释义
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或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在于《通论》的第12章和第17章，以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就业一般理论》（1937c）。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生产的货币理论。奇克（1978）曾简明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一、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
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不确定性牢固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温特劳布，1975；N. 夏皮罗，1978；菲茨吉本斯，1988）。明斯基（1975）更是生动地指出了凯恩斯理论的这个特点，他评论道，“失去不确定性的凯恩斯，就象失去王子地位的哈姆雷特一样。”凯恩斯认识到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逻辑时间中运行的，“通过时间的运动则只能是单向的，从过去到将来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中译本第63页）。因此，今天和明天的差别是24小时，而今天与昨天的差别则是永恒的，因此经济行为主体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不可知的、但不是不可想象的未来（参见沙克尔，1967）。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不会重复的世界中，概率法则不适用，万花筒般的变化和根本不连续性是其特征，货币、传统和契约的存在因此而有了额外的重要性（参见沙克尔 ，1972、1974；戴维森，1984、1991）。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解释了投资的易变动性和货币存在的基本理由以及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波动。投资决策是建立在猜想、本能和动物精神的基础上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预期很容易挫伤是不难理解的。持有货币的决策，本身是习惯方式，使人们保持了灵活性，因此推迟了特别无知时不可逆转的决策的制定。沙克尔（1968）发展了在真正不确定条件之下决策者面临的问题。经济行为人可能面对全新的环境，即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环境，而且他们所作的决策，一旦实施，其结果就无法推翻。沙克尔（1968）用他的“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 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
拿破仑不能一百次重复滑铁卢战役，希望普鲁士人按一确定的比例来得太晚。他的战斗决策就是我称之为‘判决性实验’的东西，用判决性这个词是取抉择之意。如果他胜利了，重复在长期中是不需要的；当他失败了，重复是不可能的。
因此，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假设有关未来的知识可以在今天获得，那么不确定性环境就成为风险环境，而风险是可测、可保险的，凯恩斯和其他宏观经济家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不存在了。
二、生产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对生产的货币理论给予了极大重视，它确定了有效需求在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动。《通论》阐述了货币在历史时间内影响经济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效率、流动偏好、既定预期及货币政策和银行经营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参见克雷格尔，1987，第2卷，中译本第106-109页）。早在1932年构思《通论》的阶段，凯恩斯就意识到传统理论中缺乏生产的货币理论（参见塔希斯，1987） 。在1933年初《通论》的草稿中，凯恩斯就区分了货币经济和那些不存在货币或货币只是虚构的经济。但在定稿中，凯恩斯没有将货币的基本作用明确表示出来，但是很显然，凯恩斯所考虑的问题不会出现在非货币的瓦尔拉斯经济中的（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56页）。
在《通论》第17章中，货币作为一种占有特殊地位的资产，具有零收益，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好处超过了它的可忽略的持有成本。凯恩斯认为，货币具有两个特殊的属性：它的生产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同时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几乎等于零。这两个特性对解释有效需求的失灵起着决定作用。对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引起的对灵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货币需求的增加，不会导致在货币或其替代物的生产中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不过它将导致非货币生产及相应的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因此，凯恩斯认为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会自动成立（参见克雷格尔，1985）。
凯恩斯的这些观点被后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发展、深化，他们强调不确定性、货币工资的中心地位既作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又作为经济的稳定或不稳定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存量—流量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戴维森（1972、1978、1984）。戴维森运用《货币论》和《通论》中的马歇尔框架来分析不确定性环境下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其中马歇尔的“理性”行为人尽他们的努力做到最好。在积累理论中，他使用凯恩斯关于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理论，将投资支出的流量和资本存量联系起来。戴维森和克雷格尔（1983）使用现货和期货市场以及它们的价格的同样对比来阐明《通论》第17章的分析，认为在《通论》第17章中和积累相联系的真实力量和决定利率的货币力量走到一起了，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货币的特殊属性和基本性质（即灵活性），正是由于这个性质，非充分就业均衡才有可能。因为，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微不足道，将需求从商品转换到货币不一定创造充分就业。戴维森（1980）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1936）的货币与货币工资关系的认识，他强调货币的灵活性升水的作用，因为合同是以货币形式固定的，货币工资通常是十分稳定的。正是货币的灵活性使得工资以货币的形式而不是其他商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货币工资相对稳定的事实，为货币经济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明斯基（1975，1978，1982）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设认为是从《通论》中继承下来的，这个假设涉及一个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理论。明斯基（1975）认为，这种波动是真实因素和货币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对所承担的财务履约义务（即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一方，他们是根据其初始预期而发生的）含义作出反应时，预期的现金流量不能实现就会造成过度的真实运动。而利润流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和必要性，正是引起大量债务的原因。在明斯基看来，在债务-通货的紧缩过程中，两者是不平衡的，因为通货的紧缩将导致现金流量的减少（即价格或销量的下降）和现金履约义务（债务）的增加。因此，债务-通货紧缩过程使生产单位（企业）在融资方面更加无力，更容易破产。
三、有效需求原理
奇克认为“后凯恩斯主义分析以其观点的多样性和不断分化而著称”（参见阿马德奥，1989，奇克的《序》）。后凯恩斯主义者在有效需求问题上的分析方法就集中体现了这个说法，虽然几乎所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承认“有效需求原理”是《通论》的关键。
对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主张与时间和货币密切相关。在这里，马歇尔对《通论》的结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首先，凯恩斯深化了马歇尔的“时间”观念，“时间几乎处于每个经济问题的中心”，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人在期初和期末是不同的”（马歇尔，1920）。在这种不确定的世界里，经济行为人因不完全的信息和了解未来的不可能性，就不可避免地出错，而这种错误不可能毫无代价地消除。在经济波动时期，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资产即货币的存在，使得经济行为人推迟购买特定的可生产商品（尤其是投资品）。凯恩斯特别强调研究有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及其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动机的因素。其次，马歇尔认为对劳动力需求源于对由劳动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在总量层次上对此做了一般化，并得出劳动市场未必出清的结论。第三，《通论》中应用了许多局部均衡的方法，而不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有经济问题依次解决的办法；凯恩斯以局部均衡方法阐述一动态理论（即移动均衡分析），试图证明均衡是存在的，失业可能持续下去，凯恩斯把马歇尔向前推动了一大步，从马歇尔那里得到了其中宏观层面上的东西。第四，马歇尔虽然保留了新古典的两分法，但他削弱了它的价值理论，做法是使用供给和需求的长期力量解释长期状况和与之相关的长期正常价格；凯恩斯虽然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信条，但是在《通论》中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完全从价格的供求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与他在《货币论》中关于部门价格水平的理论，在其中货币工资水平和利润差额分别成为价格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的观点相比倒退了一大步，因此《通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是薄弱的。
在《通论》中有效需求还与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凯恩斯笔下的各种自变量，即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和银行系统的货币政策等都相互作用，决定有效需求。消费倾向表明企业家若不想亏损就必须按照收入增加时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的大小来增加投资；而货币生产经济中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则解释了，为什么与资本边际效率有关的利率的基本特性使得投资率很有可能严格按照这一缺口的大小进行调整。由于企业家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就业或实物产出最大化，所以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必然导致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凯恩斯关于就业水平限度的论述，使得任一水平，包括充分就业，都可视为稳定均衡；因此凯恩斯经济学是比经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更为一般的理论，因为在萨伊定律中只有劳动市场实现作为给定的充分就业限度的规定，才是唯一稳定均衡。此外，凯恩斯不接受小企业接受价格的观点——这些小企业总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营运的。因此他强调有效需求对企业的意义：总需求可能会自发地发生变化，因为投资不仅取决于长期预期，还取决于银行货币政策。这里的关键是银行可以在无需先有储蓄的情况下创造货币，这就逆转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新李嘉图主义者也接受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主张意愿的储蓄通过收入水平的变化而等于意愿的投资。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或应该是一个关于收入和就业的长期水平（意为持久力量作用的最后结果）的一个理论。因此，他们主张将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即由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特别是斯拉法（1960）重新表述的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以寻求一种长期均衡。与之相联系，新李嘉图主义者一直不满意凯恩斯经济学中马歇尔的影子，比如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以及新古典主义在凯恩斯的投资分析中的遗迹，这些遗迹主要是在《通论》第7章中讨论向下倾斜的资本（和投资）边际效率表、对资产的需求表（参见米尔盖特，1977）。他们认为，凯恩斯所有这些建树与后来“剑桥资本争论”中发现的资本倒转是不一致的，例如既没有假定资本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也没有假定投资边际效率表向下倾斜；更为甚者，在《通论》第17章的论证中，凯恩斯使用利息率的灵活偏好理论而使货币利息率成为关键，这是使用新古典“不完全性”的一个例子，而在长期理论中是不能作这样的使用的。新李嘉图主义者认为，凯恩斯基于灵活偏好的利息率理论并不是一种长期理论，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由于实际余额效应，在假设工资率和价格完全可变的情况下，利息率的变动会使经济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米尔盖特，1977；盖尔加尼，1978-1979）。因此，与之相对照，他们特别强调有效需求原理与利润率的联系，认为使用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假设，在有效需求的作用下（假设资本家不消费），产出和就业将被决定，古典经济学将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长期理论（参见米尔盖特，1982）。正是在这一点上，原教旨凯恩斯主义（或美国后凯恩斯主义）与新李嘉图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例如奇克（1994）指出：“只要新李嘉图主义者——或叫斯拉法主义者，或叫做任何其他什么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理论的标志都是对其长期趋势点的关注，那么在我看来，在他们与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就是不可调和的。在此问题上，我们之间差异很大，因此沟通双方将是十分困难的。当然，在斯拉法方法中有些方面与后凯恩斯主义十分相近，尤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贡献。我认为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工作极其困难 。”（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8-489页，“奇克”）。
第二节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货币的特性
在凯恩斯的《货币论》和《通论》提出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框架上，后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在货币—信用经济的框架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任何理论分析，如果不考虑货币的特殊性，以及货币在时间上赖以发生作用的金融机构，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是干枯的”（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5页）。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和历史的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正是资本主义对不确定性的反应造成了货币的特殊属性:
货币的第一个特性是财富或价值的贮藏手段。它来自于利息率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
货币的第二个特性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功能。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与货币数量论的分歧，可以从对金融资产和不动产加以区分的做法上反映出来。不动产不具有流动性，不能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也不存在很高的替代弹性。因此，货币和准货币的这种特性，才使得货币供给的收入流通速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通过金融创新，使得“一般流动性”状况，而非狭义的货币供给概念，成为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对于货币供给，不管怎样下定义，必定成为内生的了。
货币的第三个特性是它使货币债务成为可能。金融合同不同于涉及产品和投入价格的远期合同，它把债权人与债务人联系在一起。明斯基（1982）将企业、家庭和政府对融资的态度分成三种类型：套头交易（hedge）、投机(speculative)和负债(ponzi)融资。简言之，债权人放弃了以货币形式的潜在购买力以换取或许能（或不能）在将来实现的收入流量。这样产生的债务的信用状况，取决于借款人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来保证金融承诺的有效性。每一种借款人都有一种主要的现金来源，对家庭来说是工资收入，对政府来说是税收，对非金融公司，是预期总利润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而对金融公司，则“是从所拥有的合同中得到的现金”。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货币经济的稳定性，决定于这三种融资类型的混合状况和融资方法沿这一融资“光谱”移动的状况。例如，为了抑制物价的普遍上涨，中央银行把货币政策目标由控制利率（联邦基金）转向控制货币基础（非借入准备金），这就可能导致各种利率的大幅度上涨，进而导致套头交易融资转入投机融资，投机融资转入负债融资。或者如果来自体系外部的重大冲击（如石油危机）诱发了严重的衰退，即使利率不变，预期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也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由于总的支付义务超过了预期的总的现金流量，经济的整个债务结构是难以支持的。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由债务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现象的大量涌现。据此，“货币不仅仅是使需要的双重吻合（在新古典主义的物物交换经济中），不再是成交的必要条件的一种通用的配给凭证，而且是在不确定条件下为资本资产的地位融资的一种特殊债券”（ 明斯基，1982）。
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东西实质上是在确定性条件下运行的物物交换经济。如果有货币的话，货币也是事后引进的，就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哪”，或者象弗里德曼所喜欢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下来的，或者，它以作为计价物的某种商品或以金属货币的形式出现。对于货币商品来说，存在着一个货币生产函数，它对需求增长的反应取决于它的以产品计的供给弹性的性质。新古典理论并没有提出一个与经济的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货币的引入往往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理论中，货币供应量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被认为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的作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它们是静止的。而在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不确定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中情况尤为如此。不仅如此，企业家和家庭是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的。因此，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理解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是关键性的。
二、货币内生性
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假定货币供应量是中央银行外生地决定和控制的，因此，其货币供给函数，即Ms = Mo；货币供给机制只是基于基础货币（H）的机械的货币乘数（m）作用过程，即货币存量M = m *H。因此，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该如何控制、通过什么工具控制——自由准备金还是借入准备金？
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现代信用经济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他们认为，货币供给“调整自身以符合商业要求”（卡尔多，1970），即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和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在一定限度内，终将满足商业对货币的需要而不管中央银行做些什么。在其最极端的表述形式中，它是对萨伊定律的反用。某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已接近认为，由于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将会满足对于货币的需求，在货币领域，需求能够自动和充分地创造自己的供给。如果中央银行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对于货币需求的增加——这是更为可能的情况，那么，通过调动闲置货币和节约交易货币，将发生沿着流通速度曲线的运动。然而，通过金融创新的中介作用，随着利息率的上升，又将发生流通速度曲线的移动。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反对主流货币理论，“主要表现为它对货币数量论中的因果关系箭头的颠倒：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相反”（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页）。因此，他们具有与正统货币主义者所阐述的相反的货币与支出的因果关系。罗斯艾斯认为，一个充分发展了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个方面直截了当地拒绝货币数量论：（1）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于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概念；（2）拒绝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利息率（即货币需求是人均实际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稳定函数）的论点；（3）拒绝货币数量论中的由货币供应量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链的箭头。
三、历史渊源
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框架是由明斯基（1975、1978）、戴维森（1978）和罗西姆（1981）建立的。它强调货币—信贷流量从银行体系向经济中的企业部门的流动；或者同传统教科书的表述相反，因果关系是从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指向负债方，即银行首先发放信贷，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便在资产负债表的右端自动创造了活期存款。罗斯艾斯（1986）认为，“这种观点同凯恩斯的《货币论》而不是《通论》中阐述流动偏好理论的证券—资产法更为一致。”（同上）。实际上，这种货币的“内生性”观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反金块本位主义者和银行学派（见奥布赖恩，1975），他们强调“真实票据原则”（最近此观点由戴维森复兴，1989）及与数量论相反的因果关系。
米尔达尔1932年出版的《货币均衡》（1939）中清楚地复活了银行的“银行学派原则”并明确改变因果关系箭头方向。其贡献主要是认为 V是变化的，因果关系由P（或Y）指向M； 处于时间中的信贷合同是任何物价水平理论的中心，因为“信贷构成了支付手段总量的主要部分，或至少决定了流通速度”； 明确提出货币的需求函数与供给函数的相互依赖性并进而否认后者的外生性。
50年代末期起，拉德克利夫报告中“一般流动性”命题（1959）的提出、格利和肖（1960）和托宾的“新观点”（1967）被认为是内生货币思想复兴的开始（参见宁咏，1999）。拉德克利夫委员会（1959）和卡尔多在英国议会的证词表明，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能获得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格利和肖（1960） 、托宾（1967）则从反面提供材料，力图证明政府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
格利和肖的突出贡献在于揭示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格利和肖认为，战后经济情况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金融当局直接统治之外的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的急速成长，无论货币机构或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创造金融债权，它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由于货币当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从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格利，1960；格利和肖1979）。
托宾（1967）继承和发展了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格利和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区别，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使单纯的货币数量变动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可能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变动的主要因素，更不可能是唯一因素，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货币的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转向全部资产的供求上；同时，人们也从单纯重视商业银行的作用转向所有金融机构在货币供给过程中的作用。托宾认为，“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中介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同时满足两类个人或厂商的资产偏好，一类是借入方，他们不受其净财富数量限制地扩展包括存款、房地产、机器和设备在内的实物资产的规模；另一类是借出方，他们希望能够将其财富以货币价值稳定、拖欠风险小的资产形式保存起来”。对于公众来说，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从而货币的供求不仅取决于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还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成本和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对任何资产（包括对货币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一种利息率，而取决于多种利息率及其比较，也就是取决于相对利息率，即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托宾认为，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不能单纯从中央银行角度研究货币数量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货币的需求发生影响，或者说，如果要对利息率的变动发生影响，那么不能仅仅着眼于对货币数量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单纯是银行机构的任务。重要的是，应当把货币问题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考察，进而研究资本理论，研究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把货币理论的研究扩展为金融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托宾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货币乘数理论，认为这种存款创造过程描述为一个拘泥于银行准备金的机械的乘数过程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真正的存款创造过程应该是一个反映银行与其他私人单位的经济行为的内生过程。托宾考察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情况，指出这两个比率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 ，从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四、主要观点和分析结构
（一）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对于观察到的货币存量与货币收入的紧密统计关系，后凯恩斯主义把它置于复杂的银行—金融体系中，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来解释。指出，货币供给的变化先于货币收入变化的事实丝毫无助于建立货币主义者所指出的因果关系。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支出的有计划的增加如果要实现的话，就必须得到资金支持。这种“预备性的商业行为”标志着事先希望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且，只有银行创造出必须的信用数量，这些行为才能得以实施。银行部门可以主动满足或挫败私人部门的支出计划。凯恩斯在引入“融资动机”概念时就意识到这一点（见戴维森，1965），卡莱茨基在讨论经济周期时也意识到了，当时他强调建立灵活的银行系统，因为任何投资都会带来利润，从而值得为此借债。这就产生了一种产生收入的融资过程，通过此过程，计划支出通过银行信用转化为实际的支出。摩尔（1979b）将后凯恩斯主义观点总结如下：
“有证据与以下因果关系明显一致：因果链是由商业银行贷款到货币存量再到货币基础，这反过来清楚地说明了倍受注目的货币与收入的经验关系主要反映了由收入到货币的‘反因果关系’。”
（二）工资—物价定理
凯恩斯认为，关于物价上涨的原因，从长期来看，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增长是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以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错误的。戴维森从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有效需求的观点出发，认为名义工资“作为一个价格，实际进入到所有的成本函数和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函数中……名义工资的变化将改变成本函数和消费者需求函数，这将影响各种价格和总的物价水平。”（参见温特劳布，1977，第285-287页），因此，名义工资的增加既有“成本推进”作用，同时还有“需求拉动”的作用（即工资增加引起需求增加，从而使物价上涨）。温特劳布（1978）进一步把凯恩斯关于货币工资和物价的关系用“工资成本加成方程式（Wage-Cost Mark-up Formula）”来说明：
P = k W/A
其中，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k代表整个经济中单位劳动成本或总边际利润上的平均加成，W代表平均货币工资，A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温特劳布认为，除非国民收入分配中有“革命性的变化”，否则K是特别稳定的，“在经济学的所有比率中K最稳定，在美国企业总产值中多年来K≈。”这样，在考虑P的变化时可以忽视K的变化，“从因果关系来说，侧重点放在方程式P = k W/A的右边，平均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物价水平波动时起主要的作用。” （同上，第168页）因此物价上涨是由于货币工资的上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即：
p = w- a
因此，温特劳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货币数量论方程式（M=kPQ）完全对立的观点。
卡尔多（1970）也曾提出决定货币供给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货币收入变化率与工资膨胀率。于是，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起因”（索耶，1991）。这一点摩尔（1979a）也曾清楚地说明，他认为，货币供给增长使工资和价格上涨有了充分的依据，但不是原因：“后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存量内生地对信用需求的变化作出反映，并把货币工资变化率看作主要的外生变量，价格和货币存量都对它作出调整。”
（三）货币供给是工资率的函数、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
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把货币供给看作是工资率的函数。认为，工资的增加将迫使企业向银行告贷，以满足其增加了的流动资金需求；这些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充分支持下将自动地满足这种需求。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主张：对于任何给定的利息率水平（中央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业务可以决定利息率 ），货币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即对应于给定的利息率，货币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
卡尔多（1980、1981、1982）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卡尔多（1982，第24页）认为，在货币—信用经济中，任何时候货币供给量是由货币需求来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所引致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对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在任何情况下是没有控制能力的，货币需求的任何增加都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充分满足；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或水平的。明斯基（1982）、摩尔（1988a）也从中央银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出发，强调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身份。
卡尔多（1981）在为《德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系统地表达了“关于货币的凯恩斯主义看法”：
严格地说，政府或私人的支出的变化，将被反映在货币数量的变化或者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如果一个企业决定增加支出……或者是个人决定增加支出……则所增加的支出将被反映到收到款项的个人或商店的存款增加上。这是指支出的资金来自透支或新的贷款，货币供给随之自动增加，其理由很简单，即增加的支出将扩大收款人的银行存款；另一个可能性是，增加支出的资金来自支出者的闲置货币——或者是收款人用所收款项来向银行还债——这样，存款总额保持不变，但货币流通速度增加了。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意味着总支出的增加不是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或中央银行暗中或公开批准的行动的结果，这是私人决定的结果，甚至中央银行对此事先一无所知。
和商品货币不一样，信用货币的存在是由于企业或个人或政府机构向银行借钱的结果，并且信用货币由于向银行偿还债务而消失，这种消失是在收入大于支出时超出部分直接用于减少银行透支这样的制度下自动发生的。因此，和商品货币不一样，在信用货币经济中，现有的货币总量决不可能超过个人愿意持有的数量：就是这种情况把超额的货币供给存在的可能性排除了……
摩尔（1988a）进一步在温特劳布—卡尔多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理论。摩尔认为，在“利率（Y轴）—货币量（X轴）”二维坐标系中，传统的货币外生性理论将货币供给曲线表示为一条与X轴相垂直的直线，可以在货币当局的操纵下作任意的水平移动，故称之为“垂直主义”；他与此相反，认为货币供给曲线完全是一条平行于X轴的直线，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货币供给完全是适应性的，可以根据需要无限量地创造或收缩。此外，他还系统批判了数量论的“货币基础—乘数”分析方法，指出中央银行在现代复杂和国际化的金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控制基础货币，另外，货币乘数也只是一个经验意义上的比值，并不能反映创造货币的因素和货币创造的过程。在这里，摩尔引用“古德哈特定理” ，认为只要政府运用观察到的货币乘数进行调控和管理，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也会中断。另外，摩尔（1988b）用计量方法检验了真实经济变量对货币数量的影响，信贷对储蓄的重要影响，同时验证了工商企业的信贷量是由工资、原材料成本、税收支出等变量决定的，从而从经验上支持了内生货币供给的观点。
摩尔等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需要将中央银行的支持职能和控制职能分离。虽然货币供给受到政策控制，但在一个复杂的货币信用经济中，真正的控制是很难实现的，供给相当程度上是内生的（参见德赛，1987）。摩尔强调了货币当局面临的困境：要么满足交易需要（包括工资推进的压力），要么加剧失业，采用不妥协的货币紧缩政策。这一困境的产生是由于银行系统无法辨别哪些是有意识的商业行为（“真实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和哪些是由增加的货币工资（“通货膨胀票据”）引起的私人投资需求 。正如戴维森（1989）指出的：
任何能满足交易需求的健康的银行机制可能被反过来用于创造“通货膨胀票据”式的弹性货币，而不是“真实票据”；任何旨在限制银行系统发行“通货膨胀票据”的能力的政策，都同时限制其为维持充分就业提供充足的“真实票据”的能力。
（五）金融创新与货币的内生性
后凯恩斯主义者很早就认识到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认为这种创新与内生货币供给过程相一致的。明斯克（1957）就提出了金融创新将进一步缩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从而弱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的命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金融业开始大规模的金融创新，众多后凯恩斯主义者都对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例如罗斯艾斯（1986、1989）、摩尔（1986、1988b）、雷伊（L. R. Wray，1990、1992）等。摩尔（1986、1988b）、雷伊（1990、1992）等人指出了商业银行经营从传统的资产管理向负债管理的转变，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注入，减轻了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依赖性，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传统的数量控制手段的力度；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吸收存款，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发行融资工具，后者几乎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内生性的含义绝不是说中央银行是无能或被动的，必定是适应性的，而只是说中央银行的控制工具是价格而非数量”（摩尔，1988b）。这个价格即利率、汇率等，而数量是指货币存量、贷款数量、银行准备和基础货币等。
罗斯艾斯（1986、1989）则认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一般流动性命题间接提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它没有提出这个概念本身，但却反复强调了信贷结构的弹性以及因金融创新而导致的V（i）曲线的移动——这种金融创新使正统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在美国）中的公开市场处于无效状态。
五、供给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争论
综上所述，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事实上有两种较大区别的观点，相互之间开展了争论：一边是所谓的“供给主义学派”，以卡尔多和摩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因为中央银行希望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秩序，所以它就必须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货币供给是水平的，利率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故又称“水平主义”。另一边是“结构主义学派”，以温特劳布（1978，第5章）、罗斯艾斯和珀林（1991，1993）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可以对准备金的使用实施有效的数量管制。为了获得准备金，银行被迫通过发行负债来借款，如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以此来改变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在自发地寻找准备金的过程中，银行倾向于提高利率，以便能够把资产持有者吸引到流动性较差的非存款性金融工具上来，因此，尽管存在内生性，货币供给曲线在利率—货币区间仍然是向上倾斜的。
结构主义的观点即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目前在后凯恩斯主义者中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因为它表明中央银行可以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施加数量的限制。这个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罗斯艾斯（1986）强调货币流通速率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同上，第3章），货币需求的增加不需要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它们可以通过利用个人所持有的闲散资金余额、交易差额的节省和银行方面的金融创新来满足。他认为，银行不必自动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而是定量提供贷款；不应该过分强调透支，因为透支倾向于保持“未用”状态（同上，第4章）。相反，他强调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对于内生货币供给的重要性。部分地产生于利用交易资金和动员闲置资金的经济活动所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部分地由中央银行所支持的金融创新，总括起来造成了一个向上倾斜的货币供给曲线（参见罗斯艾斯，1986）。珀林（1991、1993）则强调了金融创新在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中的作用。他认为，当银行寻求准备金时，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会发生改变，如果这种改变是成功的，它会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因此银行就可以在不必提高利率的情况下找到准备金。珀林（1993）区别了两种可能性：第一，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给曲线保持水平，直到金融创新的作用消失且利率上升为止；第二，金融创新导致货币供给曲线斜率逐渐降低，趋向于水平的位置。这两种观点哪个正确基本上是个实证问题，并且取决于金融创新的成功。珀林进一步指出，准备金的自发产生不会完全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流动性危机而且金融危机也有可能出现。在珀林看来，结构主义方法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自然而然地承认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雷伊（1990，第3、6章）也持有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观点，与水平主义者例如摩尔（1988a）不同 ，他强调流动性偏好的重要性。雷伊认为，在经济扩张期间，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动越来越缺乏流动性，在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提供所要求的流动性，这使得供给曲线暂时垂直；然而如果要维持金融稳定性，中央银行最终将提供必要的储备，但却是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下提供的，因此货币供给曲线的斜率将慢慢向下倾斜。道（1996）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反对水平的货币供给曲线，其理由是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银行会系统地合理使用信贷；而随着信贷风险的逐渐增加，会迫使银行增加流动性偏好 。
概括起来说，结构主义和供给主义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央银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地确定利率。在回击珀林（1991）的批评时，摩尔（1991a，第406页）指出，“利率是一个有自主权的政策工具，它的水平取决于中央银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因此可以没有经济周期或者经济增长的一般理论” 。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断，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固定汇率和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当中央银行必须保卫它的外汇储备时，所谓的利率自主性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另一方面，如果汇率是可以浮动的，中央银行就会有相当大的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参见摩尔，1988a，第271页）。
实际上摩尔关于利率是外生性的论证是个有局限的论断，它只适合小国模型；而且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只要汇率不是无限制的浮动，中央银行独立确定利率的能力就再一次被限制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极大多数经济学都不再把准备金看作是一件应该严格控制的货币政策工具。古德哈特（1975，第6章）最先提出的关于对中央银行提供的准备金进行控制的企图将导致利率的大幅度波动的论点，即“古德哈特定律”，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从经验的角度，同样也可以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已经不再是稳定的了（参见B. 弗里德曼，1988）；最后，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影响经济的“真实”部门和“货币”部门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短期利率的观点现已得到普遍的接受（虽然假设的利率政策运行模式完全不支持摩尔的分析，但是论据表明，由于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并因此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数量的限制；在主流分析的IS-LM模型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参见伯南克和布林德，1988；B. 弗里德曼，1995；泰勒，1995）。由此，后凯恩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新古典的“新货币经济学”一起，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两个货币学派（参见斯密森，1994）。
第三节 融资动机：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在面对俄林等对凯恩斯的灵活偏好利率理论和乘数理论的批评文章中 ，凯恩斯（1937a、1937b）提出了融资动机（finance motive）的概念。这是“发生在实际投资进行之前的，对货币的暂时性需求”。它同计划的投资有关，因为在“进行投资之前”，须有相应的财务准备金（financial provision）或资金供给，它是为了“当前的投资决策所需要的。一笔预先提供的现金”，这是传统的交易货币的需求之外的一种货币需求。而与融资动机有关的计划投资是企业通过内部资金（积累的折旧基金和未分配利润）加以解决的投资的超出部分。在关于融资动机的这篇文章中（1937a ），凯恩斯强调了融资动机的重要性。“我现在认为，当初我在分析货币需求的各种源泉时，如果能更加强调这一点就好了”。
凯恩斯（1937b）的另一种解释，被竭力论证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后凯恩斯主义强调。“在企业家筹措资金的时候和实际进行投资的时刻之间，存在着一个空位期，在这个空位期，存在着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但是却不存在着它的额外供应”。凯恩斯认为这种可以称为货币资本的资金是一种“转动资金（revolving fund）”，随着投资的平稳进行，“当前的事前投资所需的新资金流量是由当前的事后投资所释放的资金流量提供的。”但是，如果事前投资大大超过事后投资流量，那么融资问题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在短期的空位期内，“资金完全是由银行提供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才使得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新投资到底能以多快速度进行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央银行决定了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量，中央银行的政策在决定投资速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从较低经济活动水平到较高经济活动水平的过渡过程中银行系统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不能充分满足对事前资金的要求，“在短期借贷市场”上就会出现壅塞，投资速度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融资动机相对应的货币具有流量货币的性质，这与《通论》的存量货币形式有较大的差别，因此罗伯特森（1940）认为，凯恩斯提出“融资动机”实际上是向可贷基金的流量货币形式妥协，认为可贷基金利率决定模型和灵活偏好利率决定模型分析是等价的。蒋硕杰（1987，第4卷，中译本第237页）对此总结道：“（融资性需求）具有投资的流量决策引起的流量特性。正如凯恩斯在他给俄林的回信中所述（1937年），融资是一种周转性资金。只要它是被用于现时支出，流动性的缺乏便会自动得到补偿，短期处于缺少流动性情况的打算也便是再度可行的，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货币循环流动观念的再次肯定，这一观念也是可贷基金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一再强调的，而凯恩斯本人却因过分强调资产现金配置中整个货币数量是人们自愿持有而最终忽视了它。”
后凯恩斯主义（比如，戴维森，1965）强调货币需求的“融资动机”，称之为“第四种货币需求”，认为在融资性需求中，货币具有资本的性质，它是生产组织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媒介或价值储藏，因此它是内生货币理论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如何在灵活偏好理论与“融资动机”进行协调问题上，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分歧。在灵活偏好理论中加入融资性需求，这意味着在存量货币中加入流量货币，这样就必然导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戴维森认为，在“融资动机”存在的情况下，IS-LM模型是不稳定的。因为由于“融资动机”的存在，投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相互联系的，IS曲线和LM曲线也是相互影响的，当融资动机导致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也随之移动（参见宁咏，2000，第64页）。有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如摩尔，1988b），认为应该抛弃灵活偏好理论 ，罗斯艾斯（1989）明确提出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摆脱IS-LM模型困境的一条出路是，把强调的重点由流动偏好理论转移到信贷货币理论和银行的作用上，即把卡莱茨基的加成定价理论应用于银行对银行信贷所索取的贷款利率。而雷伊（1992）则认为灵活偏好理论是能够与内生货币供给（即融资性需求）相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包含灵活偏好的货币需求理论，
罗斯艾斯（1989）认为，融资动机主要在经济迅速扩张并导致有计划的投资出现不同寻常的增加时才起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和长期中，融资动机终究不是货币需求的重要部分。尽管它确实存在，但它只是一种一旦所需储蓄得以实现就会消失的“临时性”需求；如果中央银行货币紧缩政策所导致的金融创新造成了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增加，如果中央银行充分满足了对货币的需求，这种“临时性”需求也会随之消失。从另一方面讲，罗斯艾斯（1989）认为凯恩斯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融资动机概念所提供的机会。他在《通论》中的流动偏好理论是他在《货币论》中对货币需求分析的倒退。流动偏好理论实质上是一个债券—货币模型，在这里，对货币的需求是一种对于可带来收入的资产的需求。然而，融资动机所强调的是对企业信贷流量的而不是对作为资产存量的需求的货币需求。它所关心的是工业部门以及通过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对利润的追逐。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最重要的不是货币需求，而是流入工业部门的信贷货币流量。但是，在分析投资过程时应注意不要夸大银行的作用。银行体系影响投资速度能力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的短期现象。正常情况下，对资本的大部分事前需求将通过公司内部融资与多余的银行流动性的某种结合而得到满足。由于计划投资得到了实现，对交易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这是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的乘数作用所造成的）需由与较高的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增加了的储蓄来满足；所不足的部分则要由中央银行，或在较高的利率水平上，要由货币的流通速度的变化——这是通过调动闲置资金或金融创新实现的—来补足。
罗斯艾斯（1986，中译本第108页）对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例如温特劳布和卡尔多把货币内生性理论作为弗里德曼的反题来发展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显然没有抓住机会对凯恩斯的一般流动性理论以及他借助债券—货币模型对这一理论所做的表述提出质疑。内生性模型可以同凯恩斯的融资动机联系起来，货币需求主要是企业部门对金融信贷的需求，而不是一般公众对资产的需求。由于坚持后者，《通论》倒退成了一个流动偏好模型。把货币需求同投资融资和资本积累问题联系起来能提供远比只限于把内生性命题作为敲打弗里德曼和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的棍子更为诱人的理论前景。他认为，在信用—货币经济中，投资有不可忽视的金融内涵。在《通论》中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应被抛弃，以便使一种从信用需求而不是资产需求角度加以阐述的理论得到发展。在这种理论中，1937年的融资动机将能得到更好的表达。
第四节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小结
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即货币数量以及利息率都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批评是重要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卡尔多，1982；戴维森，1994），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即试图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数量和利息率，在实践中是失败的，这一点与货币的内生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信用货币、银行作为企业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础（卡尔多，1982；奇克，1983；摩尔，1988a、1988b；罗斯艾斯，1989；考特瑞尔，1994等）。然而，这一货币理论的基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因此引发出一些问题。其一是，这种货币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和投机需求理论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不能被说明，如果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被放弃，又如何看待凯恩斯的其他理论（如利息理论）和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例如，戴维森认为，凯恩斯货币利息理论主要依赖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但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是以外生的货币供给为基础的，当货币供给成为内生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与货币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则没被说明；其二是，什么是内生的货币供给的限制，如果货币供给不受约束而完全反应企业的货币需求，稳定状态的货币供应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其三是，当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强调信用货币和内生的货币供给时，货币与资本存量的关系或存量与流量的联系往往被忽视，而这是内生的货币理论的关键所在。
对上述问题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表明的是，以上关于内生货币供给的讨论涉及到凯恩斯关于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假设以及他的整个货币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对立关键不是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而一旦不存在这种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不存在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则货币量值将独立于任何技术关系，所有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变量将独立于技术关系而被决定，由于所有的名义变量的决定都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基础。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分析正是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点，其所表明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只是局限在枝节问题上，比如商业银行准备金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都可以视为内生的货币供给，因而一旦存在实际变量，则内生的货币供给只能用于讨论价格水平的变动，或对实际变量的冲击与扰乱。
显然，内生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单独表明货币理论的基础，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有许多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论述，如托宾、格利和肖、麦金农等都对货币的内生性进行过讨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哈耶克的自由银行制度，其中货币供给完全是内生的，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中的货币供给也具有内生的性质，但它们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对立的。在货币理论史上一直存在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还有关于信用周期理论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涉及到货币的内生性问题，但这些争论在本质上依然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因而货币数量的变动只能影响价格水平，即使加入凯恩斯效应或被迫储蓄等，货币只是对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的扰动，即在短期影响产出与就业，长期将只影响价格水平，这种新古典货币理论或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是难以被打破的。同样，关于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讨论也是如此，只要这种争论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货币的非中性也只能是短期的，长期就只能影响价格水平。
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之后，表明金融市场货币供求的资产选择理论被建立和发展起来，这种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正是要把货币与资本存量的价值联系起来，以表明收入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由此可以把货币理论的分析扩展到金融市场。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凯恩斯的“货币价值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抛弃了，而代之以货币数量论的两分法，这使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失去了基础。一方面，凯恩斯灵活偏好货币理论的要点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存量市场是不可分离的，通过由货币供求决定的利息率使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联系起来，当货币连接起存量和流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不仅表明货币需求的变动，而且同时表明货币供给的变动。另一方面，凯恩斯所使用的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来自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经验。应该提到，前面对内生的货币供给和银行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和作为最直接的资产抵押，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这种信用关系是与政府和中央银行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信用关系或“资产抵押”的角色，是货币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假设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对于讨论现实的金融市场是重要的，从而内生的货币供给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上。同样，对于中央银行控制利率也是如此，虽然这对货币供求有很大的影响，它并不能完全决定货币供给和名义变量。由此可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关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都存在着误解。一旦实际变量被基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其结论只能是数量论的实际余额效应，失业只能归咎于刚性价格。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即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和贴现率的变动将影响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内生的货币供给而导致主流经济学货币政策的失败。但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并不能表明长期中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决定，特别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各种变量比例的决定，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表述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的核心在。
第十九章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也显示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讲，其结论完全来自于明确的假设和演绎推理，自然科学家只是基于他的成功对方法论问题发表一些议论。经济学家则不同，在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中，方法论问题经常在开篇中就被强调，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关于均衡的概念等等，最后总还要提到社会哲学，以表明作者所得出的结论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许多结论还需要计量经济学来帮助检验和应用。按照前面对方法论问题的分析，这些问题突出地表明了目前的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目前经济学的这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来自于它的脆弱的基础，即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相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或并没有表明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基础。可以说，目前经济学和的经济学方法论所有复杂争论主要来自于这一点。
可以说，支配经济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新古典理论在任何意义上讲，都可以称作目前经济学的范式。然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命题是极为狭窄的，即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就经验观察、甚至仅仅依赖于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在现实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竞争，当然，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竞争，也不同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人类的竞争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必须解释或不得不解释的主要事实和问题正是这种现实。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一种理论不管其假设是如何狭窄或不现实，只要加入现实的因素到原有的理论中都可以解释所有的现实问题，然而，这种解释方法将导致理论的逻辑错误，由此产生解释性理论在应用中的误差和概率。现在问题是，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的误差和预测的概率是否能够适合于应用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也许这个例子不很恰当，这个例子就是索洛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分析。索洛把“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加入到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假设中，从而能够使用“余值”的方法来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统计分析，索洛得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是80％（索洛，1956年，1957年）。这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索洛的分析，从索洛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种测算余值的方法正是求取误差的方法，因而其余值所表明的恰恰是新古典理论的误差，换句话说，当使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来解释现实，其误差将达到80％。当一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显然，其理论的应用性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新古典理论成为可应用的理论，从而可以使它作为一种范式来解释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来取代新古典理论时，就应用研究来讲，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是必要的，这种应用性对于形成学术团体或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重要的。然而，这里必须指出，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或它的基本解释与命题并不能支撑这样一个巨大的解释性理论的结构，新古典的各种复杂的解释性理论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解释以面对所要解释的实际问题，由此导致了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以至在新古典的概念框架中难以理清争论的头绪。因此，重新表述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它的解释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新古典理论作为经济学的范式
1、 边际革命
19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边际革命是新古典理论诞生的标志，许多经济学家还把它作为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标志（例如，斯蒂格勒 Stigler，1972年；熊彼特，1954年；参见博莱克 Black、考兹 Coats 和古德文 Goodwin，1973年）。这一点似乎联系到公理化的假设－演绎模型的使用。然而，作为新古典理论前身的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密到马克思也从没有忽视假设演绎方法的使用，而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理论分别来自于对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逻辑批评（参见柳欣，1994年）。可以说，一方面，在方法上，古典理论的基本特征与新古典理论是类似的，即使用极为简化的假设来支撑庞大的结构。古典理论的劳动价值论的假设比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更为简化，如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技术分析上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单一生产要素模型而视为新古典多种要素生产函数模型的特例。而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家所要解释的问题与新古典理论是不同的，即与人们的利益冲突相联系的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它的矛盾以及制度变革，其结论直接涉及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类似于现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也加入新的假设到其基本体系，而不管这些假设是多么不清楚和与现实的竞争的市场不协调，例如，外生给定的实际工资率假设。而且，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试图用劳动价值的概念来直接表明他们的主题，即由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其方法是，首先完全抽象掉技术关系以表明利益关系，例如，资本只是支配的劳动，然后再加入技术关系或技术变动来表明二者的相互作用。显然，这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做法，它可能导致劳动概念的混乱和逻辑错误。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克思的抽象法是为了明确地表述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把这一点作为理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为了表明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这一点可以通过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来说明，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由于直接讨论利润和相对价格而模糊了这一点。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命题是极为重要的，即相对价格和技术关系或技术选择都与剩余价值无关和由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动机所支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他的解释性理论以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半个世纪后凯恩斯的理论才表明的。对于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马克思明确地宣称使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1867年），这种辩证法与解释性理论是紧密联系的或能够表明解释性理论的特征，但按照前面对方法论的说明，它可能导致逻辑推论中的错误。例如，按照前面所表明的方法论，如果要讨论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利益关系的相互作用，必须把技术关系直接包含在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唯此才能避免逻辑错误。马克思对转型问题和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推论所产生的逻辑问题是与此有关的。但正是依赖于这种方法，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能够把极为抽象的理论与极端复杂的现实结合起来，从而能够表明他们的社会哲学和对经济政策产生强烈的影响，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新古典理论盛行的今天，古典理论所表述的社会哲学也是强有力的，因为新古典理论遗漏掉了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即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竞争，虽然要把这一点结合到经济分析中是极为困难的。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古典理论的特征。古希腊哲学家也是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他们使用简单的假设和通过哲学方法或辩证逻辑来解释极为复杂的人们当时所关心或需要解释的科学问题，这似乎更适合于波普的“猜想”，因为这些简单的假设包含这些复杂事件的因素或重要方面，如把所有的事物归之于当时的数学所表述的逻辑，当然，数学并不能表示特殊的假设。这种自然哲学一直影响自然科学，到它被现代科学所取代，即以前的猜测为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所取代。 古典理论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极端复杂的，它直接联系到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问题，而直到现在人们也难以用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来给以表述，如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从古典理论中寻求动态分析或新的均衡模型（如卡莱茨基、罗宾逊和斯拉伐）。因此，在用简单的假设来解释复杂事件的意义上，古典理论类似于新古典理论，所不同的是，古典理论使用更狭窄的假设解释更为复杂的问题（当然，这种解释方法是把狭窄的定义扩大到它的外延）。然而，古典理论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现实中最重要的和应用中最需要的。
与古典理论相比，新古典理论完全抛弃了现实经济中的复杂因素，以便能够建立起明确的假设－演绎模型，换句话说，新古典的方法是慢慢来，即先使用简化的解释仅仅讨论技术关系，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了职业经济学家的特征。边际革命正是发生在经济学教室中，如一些经济史学家所表明的，边际革命与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有关（斯蒂格勒，1972年；布劳格，1973年）。应当提到，新古典理论或边际革命所要解释的问题对于经济学是重要的，即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命题，换句话说，虽然新古典理论与古典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不同或更狭窄，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当穆勒使用古典理论的假设写出了第一部解释性理论教科书（穆勒，1848年），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学派理论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这种解释性方法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对这一体系的逻辑批判就开始了。虽然边际革命受自然科学成功的影响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的影响， 但逻辑批判和科学的连续性依然是重要的。例如，古典理论中钻石和水的悖论被边际革命的建立者作为逻辑批判的主要目标（如杰文斯，1871年），就技术关系来讲，新古典的多种要素模型和包括需求的资源配置理论显然比古典理论能够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费希尔基于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提出，古典理论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的解决意味着新古典的“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古典理论的“退步的研究纲领”（费希尔 Fisher，1986年）。显然，如果古典理论所要研究的就是钻石和水的问题，古典理论可以被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例，从而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和进步的研究纲领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如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指出的，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存在着所研究的问题的转换（如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3年）。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完全改变了古典学派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而只是把古典学派中作为次要的相对价格问题从技术关系上给予更严格的分析，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保持相对价格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例如，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古典理论的基础只有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即技术关系必须被抽象掉而使价值能够被劳动时间所测量，给定绝对劳动时间，当实际工资由“必要劳动时间”所给定，我们可以得到古典剩余理论（马克思，1867年）。显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要说明相对价格，更不是为了表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剥削问题，他所要做的是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来表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宏观变量与经济波动。如果古典理论所要表明的仅仅是剥削问题，那么它依然可以作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的一个特例（萨缪尔森，1976年）。
正是依赖于简化的假设和简化的问题，新古典理论建立起一个由假设-演绎模型所表述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类似于前面所举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即我们可以简化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得到简单事件的确定的联系，从而能够拒绝经验证伪，一方面，这一点对于学术团体的形成或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讲，新古典理论能够被考虑为经济学的一个范式，虽然它是非常简单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新古典理论排除了现实中的最重要因素，当它被作为一种范式时会禁锢人们的思想，即当人们不能理解这种范式的意义时，新古典范式对市场经济总体上的错误观念会导致对现实问题的严重的误解。
2、解释和应用
虽然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现实经济中的一个侧面，即技术关系，而且技术变动被排除在外，它依然可以作为一种范式来解释复杂的现实问题并具有应用价值，换句话说，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来取代它时，新古典理论将是一种唯一的可应用的理论，从而将影响所有的应用领域，其原因不仅在于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技术关系对于考虑现实的复杂问题是重要的，而且在于由确定的假设－演绎模型所表明的确定的知识是思考问题和进一步积累知识的基础。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仅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并把它扩展到直接应用领域，如时际均衡、国际贸易和福利经济学，从而表明依据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思考问题的意义，而且通过加入现实的假设的方法，新古典理论已经被用于解释所有的问题和作为所有经济学应用的基础。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正是马歇尔在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使新古典理论成为可应用的。类似于古典学派中穆勒的教科书，马歇尔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使用局部均衡分析，马歇尔使新古典的“寓言”成为供给和需求曲线，从而使它能够应用于不同的条件和时间。例如，马歇尔使用不同的假设区分了暂时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其中所有的现实因素都能够被包含进来，而不管这些假设和因素是否是相互矛盾的，换句话说，任何因素都可以加入到马歇尔的“十字型”供求曲线中而解释所有的经验事实。这种方法联系到前面所讨论的证实问题，每一种对现实的解释都将被考虑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证实或成功的案例，当然，这要联系到解释的应用价值，然而，如果没有一种与之相竞争的理论或解释，新古典理论的解释的应用价值是难于估价的。与证实相同，这一理论是不能被经验所证伪的，因为只要加入新的假设，这种理论是能够解释任何经验上的反例的。
显然，这种解释方法必然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从而逻辑批判对于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逻辑批判都将产生一种新的范式。1926年，斯拉伐指出了马歇尔的厂商理论中的逻辑矛盾，即递增收益的假设与完全竞争是不协调的（斯拉伐，1926年）。斯拉伐的文章导致了一场“垄断革命”（张伯伦 Chamberlin，1933年；罗宾逊，1933年），然而，这场革命并不是范式的更替，而是发展了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从而扩大了新古典理论的解释范围，即形成了新古典的系统的厂商理论以能够解释现实和在实际中被应用。显然，垄断革命对于讨论解释性理论的发展和逻辑批判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但这里不再讨论它的细节，因为这与“凯恩斯革命”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毫无疑问，凯恩斯革命改变了整个经济学，但直到今天，这场革命也没有带来一种新的范式，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成功地把凯恩斯经济学变为新古典理论的解释性理论，即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理论。当然，这里应当包括所有的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解释和命题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依赖于这种“成功”，经济学被应用到它的最重要的领域，即宏观经济管理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而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所有的应用领域问题也可以在新古典理论的原理下加以研究。无可否认，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如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教科书培育了几代经济学家，虽然在新古典教科书中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原理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严重的分离。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如凯恩斯所表明的，新古典理论仅仅是他的理论的一个特例。然而，结果被颠倒了，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例如，帕廷金，1987年，第27页）。象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凯恩斯的《通论》并不是一本很好组织的著作，但它是一本基于对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进行逻辑批判的理论著作。《通论》涉及到现实中最重要的经济波动问题，这一问题曾被魏克赛尔、屁古和哈耶克等人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其主要方法是把工资、价格刚性和货币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或奥地利模型）中，以解释失业的存在。凯恩斯一方面针对新古典（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就业和货币理论在逻辑上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则试图完全使用新的概念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显然，在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然而，必须指出，从理论的连续性来讲，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理论之间存在着“非逻辑的跳跃”，《通论》中的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缺少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没有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凯恩斯并没有使用他的解释和理论来解释传统理论所讨论的价值、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一点对于把传统理论作为他的新理论的特例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如果新古典理论是凯恩斯理论的一个特例，其合理的推论是，相对价格和分配以及资源配置将取决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但这个分析被凯恩斯省略了，以至凯恩斯所表述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还是可以应用的，这一点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作为新古典综合解释的论据。导致这一点的原因是虽然凯恩斯“长期挣扎着要摆脱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凯恩斯，1936年，第viii页），但一方面，凯恩斯并没有完全脱离马歇尔的方法，如他使用了马歇尔的短期概念，但并没有表明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这涉及到短期均衡的稳定性或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另一方面，凯恩斯用消费函数和不确定性取代了新古典理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是什么因素使人们的行为发生变动，这些并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说明。换句话说，如果把“习惯的思维模式”完全排除了，那将会导致理论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当然，所有的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解问题都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狭窄解释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凯恩斯革命是理论上的一个跳跃而使经济学联系到它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凯恩斯革命发生了60年之后，尽管经济学家做了极大的努力，这种理论上的巨大空白依然没有被填补，上述论点是容易被理解的。
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综合的研究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或必要的，即把凯恩斯经济学发展为一种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是人们理解问题的一个过程。其理由是，一方面，如目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所表明的，凯恩斯的理论没有涉及的问题可以用新古典理论来解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能够为理论提供一种逻辑的和应用的基础，从而使凯恩斯经济学能够在实际中被应用和在逻辑上进行争论和被批评。换句话说，当凯恩斯的理论由于其缺陷不能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人们可以先把它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而在实际中加以应用，并通过逻辑批判和经验经验逐步修改和完善它。这样，凯恩斯所使用的假设被作为新的因素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以解释现实和被应用，希克斯的IS－LM模型正是在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或把凯恩斯的理论变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与马歇尔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相同，IS－LM模型可以基于不同的假设对现实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 这种IS－LM模型的意义在于，它使各种解释性理论成为可争论的，例如，各派经济学家使用不同弹性的LM曲线来表明各种不同理论的假设。而且由IS和LM曲线的斜率所表示的不同的理论假设可以联系到经验检验或经验上的证实和证伪。这种IS－LM模型以及总供求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宏观分析的工具是典型的解释性理论，虽然所有的解释都基于瓦尔拉斯均衡，但当各个学派用IS－LM曲线表示不同的假设或理论，由此产生的各种解释性理论在逻辑上的和经验上的争论是有益于理论的发展的。如目前的宏观经济学上的争论所表明的，各个学派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表述他们的观点或假设和经验证据，并以此为基础来批评对方的逻辑错误，从而使解释性理论能够通过经验检验和应用来逐渐修改。
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凯恩斯的假设和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结合起来，或如何加入现实的假设到瓦尔拉斯模型中来解释现实，这一问题联系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新古典综合的发展来讲，非瓦尔拉斯均衡的阐述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涉及到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传统解释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然而，要想获得一种逻辑一致的新古典－凯恩斯体系是困难的。这一困难被希克斯所表明，当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假设把货币和不确定性以及刚性价格加入到新古典模型中，将会涉及到“动态”分析，由此会导致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逻辑矛盾（希克斯，1985年；参见马林沃德 Malinvaud，1986年）。
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正是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解释性理论，它们的发展是与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矛盾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相联系的。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主义决不是恢复最初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而同样是一种新古典理论的解释性理论，其中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假设或因素被吸收和包括进来。一方面，作为对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批判，货币主义特别强调货币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相对价格的性质，这一点不同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同货币主义也需要新的逻辑结构以作为微观基础来重新表述那些增加的因素，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和理性预期对不确定性的处理都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弗里德曼，1956年；卢卡斯，1981年）。理性预期主义的命题对于对于建立一种新的逻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新的因素被加入到最初的新古典模型中，其逻辑矛盾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即不能用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表述，因而基于不确定信息下人们的行为是难以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正是把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而恢复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或概念。虽然这种做法对于澄清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错误是有用的，但这种把凯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把失业归之于外生扰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其对失业的解释成为没有原因的解释。由于解释性理论联系到理论的应用，解释性理论之间的争论是不能与经验观察相分离的，经验研究也联系到理论争论。例如，弗里德曼的经验研究正是在于寻找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反例和显示货币主义观点的经验证据。
就经济学的应用而言，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哲学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位置突出地表明了主流宏观经济学作为解释性理论的特征，换句话说，支配经济学应用的并不是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而是不确定的概率模型和社会哲学或二者的结合。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概率模型并不能真正表明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因为这些变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而作为理论应用的比较静态分析将受到限制，这一点联系到理论的逻辑矛盾。例如，在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中，统计分析能够归纳消费函数的资料，如果能够假定其它条件不变，不论消费函数及税收乘数多么低，只要政府在经济衰退时降低税率，失业总是能够被消除的。然而，这种比较静态分析并不能被使用，因为税收（税率）是与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相互联系的，税率的提高将改变以前的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或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决定将涉及到税收，显然，如果投资是基于利润，税率的提高将减少企业的实际利润，从而减少投资和总需求。同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使用也不能假设IS－LM曲线的弹性不变。
这里特别需要提出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和它的局限性。众所周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这一点不仅来自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而更主要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用简单的假设来支撑庞大的结构。由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假设是极不现实的，而加入的现实的假设又是与其基本假设相矛盾的，这就导致了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计量经济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来估价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中如果存在多个变量，不仅这些变量是相关的，而且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自于未知的因素，或者说这些变量之间的真正联系并没有被“理论”所表明，这使得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不得不依赖于计量经济学的检验，以此来弥补理论上的缺陷，如对于某些问题可以使用概率方法获得经验的依据而能够在不知道或不确切知道事件的因果联系的条件下使理论被应用。显然，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最初理论的假设是否接近实际和所研究的实际问题的复杂性。 但这种计量检验对于多种相关变量之间的联系并不能给予确定的因果关系的说明，从而使比较静态分析受到限制，实际上，这种概率模型在应用上的有效性在于对决定因变量的主要因素的猜测，计量经济学并不能真正解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就目前的宏观经济模型而言，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分析可以提供“问题”和对理论作事后的检验，从而能够对理论争论提供经验证据，但并不能提供确切的因果关系和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而得到有效的应用。表明计量经济学的这种局限性是重要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在利用新古典的狭窄的假设或观念来讨论现实问题时往往不考虑新加入的变量之间和其与原有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试图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来证实理论，这会导致各种模型在理论上无法争论而在经验证据上却有极不相同的见解，如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30年代货币货币供给变动与大萧条的统计分析和因果关系的分析完全不同。实际上，一些建立在新古典简单假设基础上的极端复杂的解释性理论已经成为难以讨论的了，这使得经济学家只是一味地在模型中加入与其所要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变量并进行计量检验，而不再顾及各个变量之间是否相互独立，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作为新古典理论整体或逻辑一致性的一般均衡理论从未被应用过，而经济学家在使用局部均衡分析讨论实际问题时从不顾及一般均衡的逻辑，如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完全排除了相对价格这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核心问题。
正是由于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缺陷，社会哲学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比理论模型更重要，如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社会哲学似乎比理论模型或是理论模型所要推导的结论更能影响经济政策。一方面，与一般的哲学相同，社会哲学是一种特殊的解释性理论，它是基于简单的假设或理论来推论或表述极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理论模型所不能有效地说明的。另一方面，每一种社会哲学经常表明影响事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被认为对其它方面起重要作用。当理论并不能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提供确切的因果关系的解释，社会哲学对于人们的行动或解释性理论的应用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因为这里存在着对应用的迫切的要求，因为重要的是行动或应用，比如政治家们根据社会哲学来选择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解释性理论。如果存在各种对立的解释性理论，社会哲学与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不仅一个高概率值的理论模型能够支持它的社会哲学命题，而且社会哲学能够对经验观察和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启发性。简而言之，社会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能够从我们对解释性理论的推论中得到。类似于解释性理论，社会哲学对理论的作用表明了理论在应用上的缺陷，当经济理论的争论经常变为社会哲学的争论，它表明了目前的经济学是远不能使人满意的。
3、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前面的分析表明，一方面，经济学方法论并不是特殊的，逻辑批判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理论又具有特殊性，即作为范式的理论的假设相对于它所要解释和应用的问题过于狭窄。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极为复杂的争论。显然，使用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目前经济理论的争论是困难的。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些观点正是目前经济学作为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的体现。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可以被考虑为试图系统地用假设－演绎模型来表述经济理论的著作，书中特别明确地强调均衡作为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最优化）和比较静态分析的应用。然而，这种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及其应用并不是萨缪尔森的主题，主题是他的书的副标题－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因为严格的假设－演绎模型不足以“获得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的预言：比较静态方法是空洞的，除非一个与之相应的动态系统被指定和表明它的稳定性”（萨缪尔森，1948年，第262、264页；转引自布劳格，1992年，第87页）。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的命题似乎联系到他对“隐含偏好理论”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他试图寻找新古典理论中暗含的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参见布劳格，1985年，1992年）。这种方法似乎与波普的证伪主义相协调（布劳格，1992年），然而，对于萨缪尔森来讲，如他的操作主义所表明的，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应用意义，换句话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显然，这种方法联系到特殊的解释性理论，按照我们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那些暗含的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可以通过假设－演绎模型和逻辑批判的方法来表示和得到，也就是说，寻找和表明动态不稳定的因素并不是与假设－演绎模型相对立的。萨缪尔森的目的是要讨论可观察性变量和预言之间的关系，它能够表明理论的应用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逻辑批判来建立新的理论，在这方面，萨缪尔森的方法是有缺陷的，他一方面根据应用性而使用假设－演绎模型来重新表述新古典的命题，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寻找和加入新的假设或因素的方法来解释实际问题和发展理论，实际上，他是在阐述解释性理论的应用方法。
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即假设不相关命题。弗里德曼断言，理论中所使用的不现实的假设与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干的，换句话说，即使使用不现实的假设，理论依然能够发挥它的预测功能，这被萨缪尔森称之为F扭曲（弗里德曼，1953年；参见布劳格，1992年，第97页）。事实上，如果不考虑目前经济学的特征，弗里德曼的命题是难以理解的。弗里德曼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不可观测的变量，由于作为范式的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是极其狭窄的或不现实的，所以一种假说和它对解释现实问题的预言和应用涉及到不可观测的变量，也就是说，其假说和预言是基于解释性理论，其中一些因素或条件被不明确地加入到原有的理论中，如新古典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及所涉及的关系可能并不被明确的表明，因而，表明某种“社会哲学”的不现实的假设可能是重要的。弗里德曼的命题正是涉及到这种解释性理论的经验检验问题，而这一问题是难以用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的方法进行讨论的。一方面，弗里德曼强调经验检验的意义，这似乎符合证实主义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就对不可观测变量的讨论上，弗里德曼的观点更接近波普的证伪主义（参见布劳格，1992年）。实际上，如果联系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的研究，他所真正要表明的是如何使用简化的假设来提供有用的预言和被经验资料所检验，而经验资料的检验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正是表明了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即如何使理论能够被应用和基于经验检验来修改理论。
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方法作为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完全可以用逻辑批判的方法来表述，但不同于他们的方法，逻辑批判方法不仅适合于解释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而且作为更一般的方法论准则而特别强调研究纲领或范式的变更，即它不仅可以表明如何通过逻辑争论和经验检验以用新的解释性理论来取代旧的解释性理论，或使用社会哲学来更好地评价和应用解释性理论，而且它能够明确地表示出每一种新的解释性理论所包括的新的因素及与原有因素的联系，从而使那些不可观测的变量一步步地成为可观测的变量，而这种做法的目的直接在于改变原有的范式。对于目前的经济理论来讲，这种范式的改变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应用逻辑批判方法一步步地去修改理论并联系到应用问题，最终改变新古典理论的范式是完全可能的，这是目前经济学研究的最迫切任务。
第二节：对新古典研究纲领的逻辑批判的例证
1、 对逻辑批判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上的说明
均衡、稳定性和比较静态
重复前面的表述，一个理论是由一些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构成的模型，这种假设－演绎模型的稳定性和比较静态或“动态稳定性”是由它的假设或对概念的定义和逻辑一致的演绎推理来保证的。让我们用简单的供求均衡模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P P
S S
P1 E P’ S’
D D’ D
0
Q1 Q 0 Q’ Q
（图19、1） （图19、2）
（图19、1）是经常用来表示某种产品或某个市场供求均衡的图形，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由特定的供给和需求函数所决定，它们在均衡点E处相交。当然，要保持均衡的稳定性需要许多严格的假设，但由于这个图形在教科书中是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省略许多的细节。假设供给和需求函数是给定的，供给和需求数量的变动仅仅取决于价格，即S（P）＝D（P）。稳定性的证明涉及非均衡时的动态调整，例如，当价格为P1时表明供给与需求处于非均衡位置或供求不相等，按照新古典的假设，当供求不相等时价格将变动，从而调节供求到均衡点E（如果价格是刚性的而“数量”是可变的，则稳定的均衡将是P1Q1，如非瓦尔拉斯均衡所表明的）。这里的重要假设是，在均衡的调整过程中，供给和需求曲线并不变动，即“假设其它条件不变”。
当均衡的稳定性能够由假设和演绎推理来保证，我们可以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提供预言，这正是理论的意义所在。如（图19、2）所显示的，如果供给曲线不变，当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均衡价格将变动，而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变动依赖于供给和需求函数，我们可以考虑供给和需求函数中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或自变量，从而能够基于模型中外生变量的变动来预言结果，当然，其结果会是完全确定的。
在这种比较静态分析中，一个重要的逻辑规则是模型中的变量必须相互独立，否则，当一个变量变动了，其它的变量也会随着变动，从而使比较静态失效。例如，在上述模型中，供给和需求函数中的变量必须相互独立，如果需求函数中的某个变量与供给函数中的变量是相关的，当这个变量变动而使需求曲线移动时，供给曲线会随之移动，从而均衡价格将不同于预期的比较静态结果。如（图19、2）所示，当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供给曲线也会随之从S移动到S’，从而价格可能并不提高而是不变或下降。
这里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比较静态分析联系到均衡的稳定性，前面所举的例子即是萨缪尔森所说的“动态不稳定”（参见萨缪尔森，1948年），但这种动态不稳定决非来自于“动态”，而是模型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从而模型本身就不能保持均衡的稳定性，即对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式的假设并不能保持相互独立，逻辑矛盾来自于定义本身，动态不稳定产生于“考虑不周”。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帕廷金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与数量论的矛盾的分析和索洛所扩展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逻辑矛盾可以用来说明定义问题。帕廷金所指出的货币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齐次变量或与其它变量不是同质的，由此会导致动态不稳定，或帕廷金是从动态不稳定来推论出这一逻辑矛盾的，其矛盾就来自于瓦尔拉斯模型的定义，即在模型中，货币与其它商品是不同，它在瓦尔拉斯模型就根本不具有意义。在索洛的加入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当中性技术进步被假设，即Y＝F（K，L；T），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并不是齐次的关系，从而不能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或者说，如果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技术进步，将会导致模型的动态不稳定，因为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都是相关的。
存量与流量
对于比较静态分析，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区分存量与流量，如果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包含存量与流量，流量的变动将会使存量也发生变动，其比较静态分析将导致动态不稳定。例如，在希克斯的IS－LM模型中，LM曲线是由存量决定的，即它是基于给定的财富（包括货币和其它资产）存量，IS曲线则取决于投资和收入的流量关系。在这一模型中，如果储蓄和投资是变动的，财富存量的价值必然会发生变动，这会使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失效，即当投资增加而使IS曲线移动时，LM曲线会随之移动（参见费尔德尔 Felderer 和哈姆博格 Homburg，1987年）。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使用IS－LM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宏观经济理论的争论都与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的逻辑矛盾有关。
存量与流量的混淆对于逻辑错误来讲并不是特殊的，而是它的一般特征。与前面所表述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同，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一种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同样，当一个新的变量或因素被不明确地加入到模型中，它会使原有的变量不再是独立的了，换句话说，当涉及到新加入的变量，原有的变量将会随着新加入的变量的变动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都会涉及到时间，也就是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因而原有理论中对存量与流量的定义将不能再被保持。
时间和动态分析
上述讨论涉及到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即动态分析，动态分析经常联系到变量之间随着时间变化的相互作用。区分两类动态模型对于说明复杂的动态分析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一种动态模型是，在一个模型中，时间是与其它变量相似的一个变量，从而可以在模型中增加一个表示时间的方程，并通过联立方程来表示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模型中的结果或因变量取决于作为自变量的时间，虽然时间的变动会使其它自变量发生变动，但时间依然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另一种动态模型是，在模型中，当一个自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变动了，其它的自变量也会随之变动，从而作为因变量的结果并不能被任何指定的自变量所决定，除非给定时间，或者说，时间在模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从而会涉及到历史时间，它会导致模型的不稳定。
显然，按照前面的分析，第二类动态分析联系到模型中存在的逻辑矛盾，换句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动态分析是根本不存在的。就第一类动态模型来讲，它依然是一种静态模型或静态均衡，它能够应用比较静态来表示包括时间的因果关系。例如，在稳定状态增长模型中，可以把时间作为一个变量来讨论增长率与时间的关系，虽然这种讨论在稳定状态模型过于简单了。另一个复杂一些的例子是新古典的时际均衡模型，即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时间或包含储蓄与投资，这会使时间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均衡价格将取决于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由联立方程所表示的作为自变量的一组给定的资源与偏好和作为因变量的一组相对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但其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和偏好）都是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从而可以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一种生产要素的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同样，当加入时间来讨论时际均衡，时间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从而不会影响比较静态分析。包含时间的模型的这种性质来自于模型的逻辑一致性。
但在第二类“动态”模型中，时间在模型中并不是一个自变量，从而时间是不可倒转的（不可逆的），因而比较静态分析并不能被使用，不仅不能用时间作比较静态分析，而且其它的自变量因为涉及到时间也不能作比较静态分析，这一点来自于模型中的逻辑矛盾，用萨缪尔森的话说，模型是动态不稳定的。一般的讲，模型中的逻辑矛盾来自于一种新的因素被加入到原有的模型中，这会使模型动态化或成为涉及到时间的动态不稳定，即变量会随着时间而产生相互作用，从而不能表明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模型中的逻辑矛盾才导致了模型的“动态”性质，因此，如果能够重新定义模型中的变量而使其相互独立，从而消除其逻辑矛盾，第二类动态模型就可以转化为第一类动态模型或静态模型，不可逆的时间或历史时间将成为可逆的或逻辑时间。
这种动态分析的逻辑矛盾是与前面对逻辑矛盾的一般表述和对存量与流量关系的分析紧密联系的，或只是所使用的语言不同。希克斯曾使用存量和流量的分析方法来表明动态分析的逻辑问题（希克斯，1985年），对于经济学来讲，存量与流量的关系是更突出的，当一种新的因素被不明确地加入到模型中，其理论中原有的对存量或流量的定义将不能再被保持，如原有的模型是一个存量模型，当新的变量（因素）被加进后，这个变量或原有的某个变量会成为流量。因此必须对模型中的假设重新作定义，从而使存量和流量保持一致以消除逻辑矛盾。
上述对逻辑批判方法的分析可以说明萨缪尔森对比较静态和动态不稳定的分析。实际上，萨缪尔森把动态不稳定问题作为分析的中心来讨论比较静态分析，其意义在于要揭示导致新古典模型动态不稳定的因素，但萨缪尔森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即他并不打算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新的范式，而是要在对新古典动态不稳定模型的讨论中去寻找新的因素而使新古典模型能够被应用。显然，这种方法会导致复杂的或逻辑不一致的动态分析，当新古典理论的极其狭窄的假设已经成为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极大限制，这种解释性理论的方法将难以解决理论的应用性问题，如萨缪尔森所揭示的隐含偏好问题并不能放在一般均衡中求解，而只能使动态模型更为复杂。如果萨缪尔森的方法是操作主义或应用主义的，逻辑批判方法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就目前的经济学而言，它更强调范式的更替。让我们来讨论一些例证。
2、收入效应和恩格尔曲线
在对新古典需求函数的经验研究中有许多的反例，如吉芬商品。尽管存在这些反例，新古典教科书依然保持它的需求定理，即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并把这些反例作为例外来解释，如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这一问题被放在附录中（萨缪尔森，1976年）。事实上，这些反例也确实能够用特定的商品和特定的条件来解释，如劣等产品的收入弹性是低的。恩格尔曲线被作为解释这些反例的一种工具，如果在现实中存在着少许的例外，使用这种解释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教科书中保持一个一般的需求定律毕竟是重要的。但是，如经验所显示的，现实中存在着太多的这种例外，这就不能不考虑新古典的需求定律在解释这些例外时的逻辑一致性或限制。
在新古典需求理论中，收入效应对于推导需求定律是非常重要的假设，这种收入效应是与替代效应相联系的，即当某种商品的价格提高时，作为预算约束的收入将发生变动，如实际收入会随着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减少，从而减少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但对于一般均衡来讲，由于资源是给定的，因而给定的收入是一个基本假设，也就是说，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供给也是需求（魏克斯蒂德 Wicksteed，1910年；参见布劳格，1985年）。在新古典需求函数中，收入效应之所以能够与替代效应相协调而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只是来自于给定的收入的假设，即局部均衡只是一般均衡的一部分。因此，当使用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来解释现实中的反例时，给定的收入这一假设将不再能被保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收入或供给已经发生了变动，从而需求函数并不是独立于供给函数而产生逻辑不一致。这种逻辑矛盾将导致动态不稳定，即当需求曲线移动时，供给曲线会随之变动而使比较静态分析失效。
在现实中，某种商品的供给增加了而价格并不下降这一现象是随处可见的，其原因就在于收入变动了，恩格尔曲线对商品的收入弹性的分析是以收入变动为基础的。在新古典需求函数中，收入是作为需求曲线移动的一个主要变量或因素，但就一般均衡来讲，当收入变动时，供给或资源必然会发生变动。因此，（图19、2）所显示的动态不稳定对于新古典需求理论来讲并不是一个例外，如当需求曲线由于收入的变动而从D移动到D’，供给曲线必然会移动，如从S移动到S’。这一问题似乎是来自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混淆，但实际上是来自于新古典理论所要解释的事实超出了它的基本假设， 即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那些事实涉及到技术进步，而这一点被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排除在外。现实中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的存在来自于技术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劣等品和恩格尔曲线的收入弹性是不会出现的。与需求函数的分析相同，我们并不能在新古典的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下来讨论供给曲线的变动，就一般均衡而言，如果存在着技术进步，每一增加的供给将带来同等的需求，从而供给和需求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对于恩格尔曲线所揭示的商品的收入弹性问题，只有明确地加入技术进步的假设才能被讨论，即如果新古典理论要解释这些问题和使用比较静态分析作出预言，它必须明确地把技术变动作为模型中的一个变量和增加一个方程，如由技术变动所决定的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从而才能够排除逻辑矛盾。这种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在现实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至今依然被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排除在外或根本不能用新古典理论加以说明。当然，把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加入到经济分析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新古典理论的教条出发无疑会阻碍这种分析。
就新古典的技术分析而言，当它要解释现实问题时经常会遇到技术进步问题，因为技术进步是人类生产的最基本特征，换句话说，如果主要的现实问题都联系到技术进步，那么新古典理论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就不可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的解释。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表明，在现实中，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不断提高，资本产出比率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收入分配）并没有发生变动（卡尔多，1961年）。萨缪尔森解释这一问题的作法是，给劳动赋予一个效率单位，如当资本劳动比率是以前的3倍而资本产出比率不变时，那么现在的1单位劳动应视为以前的3单位劳动，这样，“每一实在的人得到他所含有的增加的效率单位的边际产品”，“由于技术变革的中性的性质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使每个人的‘效率的增加正好等于资本数量的增加’，使两种生产要素在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和以前一样”（萨缪尔森，1976年，中译本下册，第155－156页，另见索洛，1970年）。萨缪尔森的解释正是逻辑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即使用了对劳动的两个不同的定义，虽然它能够对现实作出“解释”，但这种带有严重逻辑矛盾的解释是不可能表明事物的因果关系和作出有效的预言。
3、竞争和垄断
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仅仅涉及到技术关系，从而它所讨论的领域被限制在给定的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上。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试图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现实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即作为新古典理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竞争的市场经济将获得与新古典技术关系模型完全相同的最优结果。按照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如果现实的市场经济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不同，新古典的逻辑推论将不可能保持一致性。实际上，新古典的资源配置模型的假设只是与一个理想的计划经济模型相吻合，新古典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正是排除了一切与技术关系无关的假设而设计的一种信息传递机制，从而能够保持其最初的结论。在完全竞争模型中，虽然存在着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即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完全的信息和瓦尔拉斯拍卖市场的严格的假设下，其关于人们行为的假设与其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假设别无二致，从而竞争和市场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实际上，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现实中人们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的特征。
对新古典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假设是否符合现实这一问题在方法论上产生过争论（参见布劳格，1992年），对这一假设应该说还可以考虑是一种简化和对现实的近似，但当这一假设与完全竞争连接起来时，就不再是对现实的一种近似了，也就是说，关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争论不应该与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分离。问题就在于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允许加入任何接近现实的假设且保持逻辑一致性，这一点正是导致复杂的厂商理论争论的根源。
马歇尔使用“代表性”厂商的假设以与完全竞争相协调，即假设所有的厂商在规模和技术（成本）上都是相同的，从而只是根据价格来调整产量（马歇尔，1921年；参见布劳格，1985年）。虽然这一假设与完全竞争相协调，但它并不能描述和解释现实问题，如厂商的规模是如何决定的，它也不适用讨论马歇尔的从短期均衡到长期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当马歇尔为了使他的理论更接近现实而离开了代表性厂商的假设，即假设厂商的规模是不同的和可变的，其完全竞争的假设已经不再能够保持了。如斯拉伐的逻辑批评所表明的，可变的规模收益的假设与完全竞争是不一致的（斯拉伐，1926年）。然而，30年代的垄断革命仅仅把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导致垄断的一个原因，从而在“假设其它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仅仅用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表示垄断和完全竞争的区别，从而把不同成本或规模的厂商之间的竞争和竞争过程的分析完全排除了。罗宾逊在回顾她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时认为，她在30年代对垄断竞争的分析中排除了时间和动态的竞争过程（罗宾逊，1953年），而这一点导致了垄断竞争模型的不稳定。虽然自垄断革命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寡头竞争的博弈模型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新古典厂商理论依然不能解决竞争的动态稳定性问题，从而不能使用比较静态分析对现实中的主要问题提供预言，如厂商规模的决定问题。当然，这种涉及到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与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也是不协调的。
新古典的垄断理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给定的厂商的成本和需求状态的假设，其二是忽视了厂商之间在技术、成本和规模上的差别，而这两点对于基于厂商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的竞争是极为重要的。在这方面，新古典的厂商理论遇到了严厉的批评。卡莱茨基通过对勒纳的垄断理论的逻辑批评而提出了垄断程度的概念，以表示厂商之间的成本差异和利润加成方法对价格的决定，而不完全是价格的接受者（卡莱茨基，1939年；勒纳 Lerner，1934年；参见柯瑞斯勒 Kreisler，1987年）。新熊彼特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强调技术变动和动态的竞争过程（熊彼特，1934年，1942年；哈耶克，1949年）。新马克思主义则特别强调人们的利益冲突，即资本家之间的动态竞争导致技术变革和资本集中（马克思，1867年；参见萨姆勒 Semmler，1984年）。当然，这些竞争理论是极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它与价值和分配理论的联系或建立一种新的一般均衡模型，但我们可以从前面对竞争的分析中得出两点关于现实市场经济的基本假设，其一是技术变动，其二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即竞争是基于技术进步和对新技术的垄断。新古典理论把现实经济中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排除在其基本假设之外，因而不可能在解释现实时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新古典理论并不能表明现实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实际上，新古典的基本假设和命题也是与现实的观察相对立的或是反感觉的。
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种交换经济，其中资源和技术是给定的，从而交换是基于机会成本原则。例如，斯密提出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命题在新古典理论中被解释为给定的猎人和渔夫，其资源与技术或“边际生产率”是给定的，由于偏好的不同而产生交换，产品的交换是根据各自的偏好和机会成本。然而，如果技术或总产出会随着分工和交换而变动，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推论将是错的。在现实中，分工和交换并不是基于给定的技术，而是与技术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 Young，1928年；卡尔多，1961年）。分工是人们头脑的专业化，而技术进步则是来自于人们头脑中知识的增长。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是，一方面，如果猎人和渔夫只是做同样的工作，他们两个人的头脑将只等于一个人的头脑，而分工则可以使他们各自去考虑不同的问题，从而每个人都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知识，而只是利用他的特殊的知识去生产产品，然后通过产品的交换使他们的知识为其他人所利用。另一方面，每个人还可以把他发明的知识告诉其他人或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新的知识，从而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头脑去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然而，以上描述只是现实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竞争，新技术的发明和人们对知识的利用主要来自于竞争的激励。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每个人或厂商决不会把他的技术告诉别人，只有通过利润动机和竞争，知识或信息才能被传递和利用。这一过程是通过雇佣劳动实现的，即资本家或厂商按照现行的工资率和价格雇用劳动和购买资本品，然后使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利润。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生产率将发生变动并联系到垄断竞争。现实的市场竞争正是这种技术变动和垄断竞争的相互作用。可以说，以上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是一种普通的常识和可以从任何简单的观察中得到，但这种现实在新古典理论被逻辑所否定和被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所取代之前，是决不会被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而写进教科书中的。
上述例证表明，逻辑批判不只是在于否定一种理论，而且还是一种寻找新的解释性理论和建立新的理论的方法，其中，动态稳定性对于逻辑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通过表明一种理论的动态不稳定来说明其逻辑错误，从中可以找到导致动态不稳定的因素，从而能够通过修改原有理论的假设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
第三节：走向新的范式
可以说，新古典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的基本假设并不能表明现实的市场经济的性质。然而，在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之前，新古典理论是不会被放弃的，这种新的理论必须符合拉卡托斯的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必须可以更好地解释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问题，当然还可以扩展研究的领域，否则经济学家情愿使用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加入新的因素或假设的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这种方法对于应用研究是有用的，因为这比使用没有被证明的新理论更安全。虽然这种方法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和不精确的预言或概率模型，但这种“没有理论的测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参见布劳格，1992年）。当然，这里决不是完全没有理论，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和统计分析来修改原有的理论并加以应用，通过“经验检验”的试错法使它更接近现实和被应用。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一方面，当没有一种更好的理论时，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或概率模型并不是不能应用的，如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决不是协调的，但它依然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表现其应用价值，特别是在有紧迫的应用要求时更是如此。更突出的例子是社会哲学，鼓吹自由放任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它并不提出任何精确的预言，对它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经济学家去做什么呢？但这种反理性的社会哲学却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强烈的影响。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是有它存在的基础的。
然而，寻找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极端重要的，因为新古典理论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观念对思想的支配经常使经济学家误入歧途。显然，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经济学中的许多流派都只是强调现实经济的某个因素或侧面，而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重要的是能够选择适当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简化的，以便能够比较容易建立系统的逻辑体系。从前面对逻辑批判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作为范式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即通过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来寻找新的假设和建立新的理论。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主流经济学作为范式直接联系到现实经济中的主要问题和理论的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在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中得到新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和因此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将可以直接地用于解释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现实问题，由此成为与之相竞争的理论。这种方法可以一步步地发展出新的理论，而且使理论的发展直接联系到它的应用价值。事实上，这种方法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们实际使用的，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批判只是一味地发展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则把逻辑批判的目标直接指向新古典的范式。但这些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者所遇到的正是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使逻辑批判与理论的应用结合起来和如何选取简化的假设以使一个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能够形成。让我们使用逻辑批判方法来讨论目前经济学范式之争中的两个主要争论问题来作为案例、即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
1、剑桥资本争论
对于逻辑批判方法来讲，在经济学中没有比剑桥资本争论更能表明它的意义的了，或者说剑桥资本争论是逻辑批判方法的最重要的案例。由罗宾逊（1953－1954年）和斯拉伐（1960年）的著作所引发的资本理论争论直接指向目前居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这一争论自60年代持续至今，所留给人们的是一系列的逻辑悖论（参见哈考特，1972年，库兹，1987年，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1987年）。那么，导致这些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呢?
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写道：“资本理论领域中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更为普遍的现象中的一个特殊事例。经济学家有时倾问于套用那些为较小范围的特殊问题设计出来的理论概念来探讨大范围的经济现象。‘自相矛盾’的关系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其一般化的过程往往是设想不周，而且容易把人引入岐途的，即使不说它完全没有根据的话”（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1987年，中译本，第394页)。作为假设—演绎体系的理论中的逻辑悖论，显然是由于在推理过程中修改了原有假设的定义。人们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逻辑推理错误，是因为人们要用“那些为较小范围的特殊问题设计出来的理论概念去探讨大范围的经济现象，”而这些现象是与原有理论的概念或定义完全不同的或矛盾的。对于资本理论争论来讲，新古典理论把资本定义为同质的和象土地一样是天赐的概念，这显然与现实中的“资本”是不同的，如剑桥资本争论所集中讨论的资本的异质性问题、资本是一种生产的商品、价值资本与实物资本的区别以及不同期资本品的计算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摧毁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资本争论中的辩护那样，理论与现实并不需要完全相同以保证其有效性，新古典理论只是简化了的现实写照，其基本正确性并不会因为一些枝节问题而受到损害。然而，逻辑问题绝非是不重要的，而只是在它没有解决之前，人们总是试图用原有的范式对实际问题作出解释。
在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转这一重大逻辑问题上双方经济学家都陷入了逻辑悖论之中，当然，这一逻辑悖论涉及到前面那些资本概念的争论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主要用以推导出这一逻辑悖论的由斯拉伐所设计的模型其基本假设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剑桥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资本理论逻辑矛盾的产生来自于收入分配变量，即古典学派剩余理论中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然而，就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生产函数的生产理论而言，收入分配只是生产函数所表示的技术关系的结果而不是模型中的一个变量。比如作为资本争论的主要结论是，在单一产品模型和同要素比例模型中，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是成立的，收入分配并不起作用，而异质品模型不过是单一产品模型的一个扩展，从而完全可以采用微观生产函数和一般均衡理论去解决而不会使收入分配变量加入进来。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证明的，采用时际均衡方法可以避免技术再转辙（索洛，1963年，哈恩，1975年）。而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在斯拉伐所设计的特殊异质品模型中会出现收入分配变量对相对价格和资本价值量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又是如何把收入分配变量加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去的。当这一问题没有被回答时，异质资本品的价值计算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的商品等问题是难以说清楚的。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资本品的加总问题，由此表明作为新古典生产函数基础的资本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循环推论。异质资本品的加总联系到一系列的经验问题，但这一问题对于逻辑争论来讲是过于复杂和不明确的。斯拉伐（1960年）使用一种抽象模型来显示新古典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在逻辑上是错误的，由此引发了似乎是纯粹逻辑问题的两个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斯拉伐的模型是非常简化的，只是使用了纽曼－列昂惕夫的线性分析，但它又是极端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斯拉伐所使用的假设和这些假设与新古典理论假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清楚的。如果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它是很少可能被作为一种范式支配经济学达一个世纪之久，因为一个范式的基本要求是它的逻辑一致性，从而能够每天在教室中被讲授，当然，作为新古典理论最严格的逻辑表述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数学所证明了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斯拉伐的模型与作为新古典理论“内核”的模型在基本假设上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斯拉伐是无的放矢，否则不会引起如此的大规模争论。斯拉伐所针对的正是新古典理论的主要的比较静态命题，而在这些比较静态命题中，一些不明确的假设被加入进来，由此导致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或逻辑矛盾。然而，什么因素被加入了新古典的比较静态命题中并不是容易辩明的。由此导致了极为复杂的逻辑争论。如60年代的资本争论所表明的，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把焦点放在是否新古典理论本身存在着逻辑错误上，而不能明确地针对它的解释性理论。由此导致了剑桥资本争论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是成立的，但不能推论到异质品模型（参见，哈考特，1972年；卡尔兹 Kurz，1987年；帕西内蒂和斯卡齐里 Scazeri，1987年）。虽然作为60年代争论的结果，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布劳格，1992年，第179页；萨缪尔森，1966年），实际上，这一争论远没有结束，时至今日尚未得出确定的结论。资本理论逻辑悖论的存在表明，经济学家对斯拉伐模型中的一些特殊的假设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因素是不清楚的，事实上，从60年代的争论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些因素以建立新的理论。
1963年，索洛提出了时际均衡分析来作为对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的否定，由此引出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是否存在着“统一的利润率”，但争论双方对统一利润率的概念或基本假设并不十分清楚（索洛，1963年，1967年，1970年；帕西内蒂，1969年，1970年；伊特维尔，1976年）。这一争论被联系到均衡的概念，如哈恩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由此又引发了关于均衡概念的争论（哈恩 Hahn，1982年；米尔盖特，1982年，1987年）。这些问题都联系到斯拉伐的模型和资本争论的逻辑悖论。如果仅仅局限于技术关系，萨缪尔森似乎是得到了问题的解，他把斯拉伐的线性分析与新古典的时际均衡分析联系起来，得出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分析只是斯拉伐的线性分析的过度简化和一个特例，而在时际均衡的线性分析中则可能会出现几个转辙点。萨缪尔森据此认为，斯拉伐的理论只是对新古典理论的发展（萨缪尔森，1987年）。萨缪尔森的逻辑证明对于时际均衡分析是重要的，但萨缪尔森的“转辙点”并不是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而是“资本倒转”，他实际上只是证明了在严格的时际均衡模型中可以不存在技术再转辙（参见柳欣，1994年），但这远不是剑桥资本争论的解。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涉及复杂的逻辑争论，从前面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中即可以推论，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来自于它对现实的解释，如果现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就可能是不明确地把社会关系加入到了它原有的模型中，这种社会关系即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这显然是与其基本假设相对立的。在斯拉伐的模型中，当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产品而被“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在资本家雇用劳动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其稳定状态的比较将不再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了，这一点正是统一利润率的含义，由此导致技术再转辙或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新古典资本理论的逻辑错误联系到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资本是一个存量，如果资本用价值来测量，当比较静态分析涉及到投资流量，投资流量的变动将影响资本存量的价值，即魏克赛尔效应（魏克赛尔，1901年）。这种存量和流量的不一致在一般均衡（时际均衡）中会使新古典（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稳定状态比较成为稳定状态的转换，即希克斯的Traverse，而这种稳定状态的转换实际上是技术变动（希克斯，1973年，1985年）。在稳定状态转换中，当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假设厂商用一笔货币资本雇用劳动和按照要素价格（工资率与利润率）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技术选择（要素替代），这已经不再是按照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来决定技术选择，工资率和利润率将进入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此导致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混乱。根据这一分析，萨缪尔森的结论仅仅是联系到技术关系，即通过线性分析，技术变动能够被包括在时际均衡模型中，从而使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分析成为一个特例，但这并不是斯拉伐的技术再转辙问题的答案，因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加总问题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参见柳欣，1994年）。
以上的逻辑推论或推测与前面的逻辑批判方法是相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逻辑批判能够直接联系到现实的具体问题。在资本争论中，对斯拉伐和新李嘉图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批评是，在现实中似乎缺乏技术再转辙的经验证据，因而新古典理论可以考虑为现实的一种近似（弗格森，1972年；参见布劳格，1992年）。然而，一方面，由于上述的逻辑推论完全是来自于对新古典解释性理论的逻辑批判，从而能够表明新古典理论所解释的所有经验事实都会联系到技术再转辙，因为新古典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正是加入了总量的社会关系到其模型之中，由此才导致逻辑矛盾。更进一步，当我们使用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总量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就可以消除模型中的技术再转辙或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经验事实。另一方面，斯拉伐的理论复兴了古典经济学，即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但斯拉伐的模型并没有能够表明其所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加总问题，或者说，似乎斯拉伐的模型同样表明了古典学派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即把技术关系加入到古典学派价值和分配理论中作比较静态分析时，相对价格的变动会使比较静态分析失效，这联系到关于李嘉图的“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的争论，斯拉伐的模型只是表明了这一逻辑悖论而没有真正解决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关系并不是由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而是由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有效需求决定的。
2、后凯恩斯经济学：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
后凯恩斯主义（和新李嘉图主义）作为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的理论来自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的《通论》不仅使经济学回到了最重要的现实问题上，而且他试图基于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来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只是一种“合作经济”，而凯恩斯所要讨论的则是一种“企业家经济”或“生产的货币经济”（凯恩斯，1933年）。当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理论嫁接在新古典的假设之上而使其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新古典综合理论的逻辑矛盾，并试图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他们把由斯拉伐所复兴的古典理论作为凯恩斯的长期理论的基础，把凯恩斯的产出、就业和货币理论作为短期分析，并试图发展卡莱茨基的垄断理论作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参见柯瑞格尔，1973年；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3年；艾克纳，1976年；艾克纳和柯瑞格尔，1976年）。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多地强调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并把其作为基本命题，由此导致了不能形成一种均衡理论，其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是严重脱节的。如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所表明的，这种预期和不确定性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主题，它涉及到许多不明确的和复杂的因素而难以处理，这些不明确的因素使建立明确的假设－演绎体系变得困难，而强调历史时间则对于建立均衡模型是有害的。换句话说，后凯恩斯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而使其能够成为一种范式来取代新古典理论。
不确定性、预期和历史时间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凯恩斯的著作，在《通论》中，凯恩斯使用了许多现实的假设来构建他的收入－支出模型，以便能够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来讨论产出和就业的变动，但这些假设并不是直接来自于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而主要是基于“经验观察”，从而表明过去与未来之间联系的不确定性和预期成为了讨论短期和长期的最重要的因素。虽然预期和不确定性反映了与凯恩斯的假设相联系的企业家的行为，但更重要的是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和预期所产生的特定的条件。换句话说，凯恩斯的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依赖于特殊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简单地用过去与未来的联系精确地表明。其二是，如前面对方法论的分析所表明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批判主要集中在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上，这种动态不稳定就表现为其逻辑时间成为了历史时间（罗宾逊，1980年），虽然使用历史时间来表明新古典模型的动态不稳定性的逻辑批判是重要的，但简单地把其归之于不确定性不利于建立新的理论，换句话说，在逻辑批判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只是试图表明新古典模型的不稳定性，但并没有表明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确切的原因。
这些问题主要地来自于凯恩斯在理论上的跳跃和新古典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因而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是极为困难的，如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争论所表明的，即使主流经济学已经发展了各种解释性理论，而且这些解释性理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逻辑争论和政策上的经验检验，但目前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依然是困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强调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正是表明了这种困难，这里存在着许多难以把握的未知因素，特别是对于理论的应用而言。就不确定性来讲，给定理论的应用要求，如果存在着使理论不能被有效地应用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找出导致不确定性的因素。因此，虽然强调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对于批评传统的理论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可能是有害的，因为新的理论必须是一种能够确切地表明因果关系的假设－演绎模型，而明确的假设是重要的，如果过分地强调不确定性而不能建立一种确定的理论模型和提出比较静态分析的政策建议，这种理论是难以在逻辑上加以争论和被经验所检验。在这方面，凯恩斯的方法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即，虽然在想要建立的理论模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或未知的因素，但一个确定的理论模型依然可以建立起来，或先用简化的假设以排除那些不确定性而建立模型的基础，如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实际上，后凯恩斯经济学在寻找导致不确定的因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于目前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来讲，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以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提出预言和可应用的政策纲领是极为重要的，这样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与主流经济学相竞争的理论。
前面我们从经济理论的演变系统地讨论了价值、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各种争论。通过分析和揭示这些争论的实质，对于重新阐明经济分析的基础是十分必要的。本章将在对前面分析的总结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即以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将彻底抛弃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和把国民收入合算的统计变量划分为名义量值与实际量值的两分法，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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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参见罗尔，1973。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1.
注：“重商主义体系”原文是mercantile system，后来的“重商主义”原文则是mercantilism。参见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1,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85.
马克思曾就此评论说，“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即是重商主义。”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6页。
一般认为，托马斯·孟（1571-1641）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其代表性著作为，《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商务印书馆1959年。
参见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第23章，“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4-385页。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熊彼特也曾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有所论述，他指出，“亚当·斯密不恰当地批评了重商主义从而树立了坏榜样”，所以“亚当·斯密的批评可以受到更加严厉的指控”。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35页。
马克思（1963）：《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48页。
对此，经济学家哈奇森曾经指出，“事实上，马克思关于‘重商主义者’的论述非常接近于凯恩斯，而远别于麦克库洛赫-穆勒关于前斯密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参见哈奇森（1978）：《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熊彼特（1942）：《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7章，“重商主义”文献，第500-52页。
马格努松（1933）：《重商主义经济学》（重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另外，在瑞典经济学者Heckscher 的著作《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55）中，也曾把重商主义解释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一个权力体系、保护体系、货币体系和一个总量意义上的社会的概念。参见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620.
马克思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或“货币差额论”（Balance of bargains）（参见马克思，1859，中译本1962，第137页）
早期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即所谓的重金主义（又译作硬币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期里流行的“重金主义”思想（形成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但是后者与前者的联系，只是在重视“金银”这一点上才是正确的。
斯密从攻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开始他的著名的对重商主义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财富就是货币，或者说就是金和银”（1776，第4篇，第1章）。
劳也被称为主观价值论的创造人，特别是关于货币价值方面（米塞斯，《商品范围中的货币地位》，见《当代经济理论》第2卷，1932，第320页）。他明确地否认了货币具有假想的价值的说法。他论证说，除去人们加以使用以外一切事物本身并无价值。货币商品，即便是关联到货币用途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作为货币所提供的用途，与它的其他用途或任何其他的商品的用途并没有什么两样。（见劳：《论数字与商业》，见《18世纪财政经济学家》，戴亚编，1851，第447页）由于这个理论，劳成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者。
货币主义把休谟看作前古典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他的《政治论》（1752年）中最重要的是《论货币》、《论利息》、《论商业》和《论贸易平衡》。
马克思认为，“休谟是十八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页。
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是第一个提出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价格还是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货币量这个问题的人。虽然，由于他关于价值尺度的奇怪观点、关于一般交换价值的摇摆不定的解释和重商主义的残余，他的阐述模糊不清，但他还是发现了货币的各种基本的形式规定性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见马克思，1859，中译本，第144-145页）；与特别单独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休谟相比较，斯图亚特对货币职能的分析更丰富，他讨论了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和债务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国际转移支付手段的作用。马克思对货币的功能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图亚特的著作。
这里指货币既非可以美化人们生活情趣的奢侈品，也非可供人丰衣足食的必需品。
Sewall, . (1901): The Theory of Value Before Adam Smith,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n., 3rd Series, Vol. 2, p. 3.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很多，其经济思想主要发表在《政治论》和《伦理学》两部书中。
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6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4页。
同上。
如Gordon, . (1964) 在《亚里士多德与价值理论的发展》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8, pp. 116-28) 中虽然考察了亚里士多德价值理论中的各种因素，但他却抛弃了最主要的客观因素，而只强调了其中的主观方面，并断定应把亚氏“看成是马歇尔的先驱最为合适”；Spengler, . (1955) 在《亚里士多德论经济归属及相关问题》(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21, No. 4, pp. 371-89) 中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关于主观价值、边际原则和效用递减原则的观点预见到的程度。参见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590.
“中世纪”语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约相当于公元4、5世纪至15世纪，主要用于欧洲。
参见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2-13.
Browley, M. (1963) 在《对价值理论某些十七世纪的贡献》（Economics, New Series, Vol. 30, May, PP. 122-39.）一文中，特别提到了洛克的劳动价值论观点，参见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627；而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则不仅把洛克的价值理论说成是劳动价值论，甚至还把洛克和马克思并列为劳动价值理论的代表。参见萨缪尔森（1982）：《经济学》，第11版，第596、784页。
转引自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42.
洛克（1690）：《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约翰·洛克著作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7页。
转引自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p. 18.
同上，p. 126.
参见尤卡格利亚（Roncaglia），“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5页。
配第（1662）：《赋税论》，《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8页。
同上。
参见巴拉德瓦杰（Bharadwaj），“最低生活费（Subsistence）”，《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6页。
转引自马克思（1863）：《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
配第（1662）：《赋税论》，《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5页。
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1,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111.
同上。
配第（1662）：《赋税论》，《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5页。
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p. 36.
Meek, R. (1962):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Macmillan, London, P. 19.
魁奈的《经济表》最初发表于1758年，后于1759年重印第二、三版。《经济表》不但后来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就是在当时也深受重农学派的推崇，如米拉波就认为它是人类在文字和货币之后的第三大发明，并于1760年和1766年分别发表了《附有说明的经济表》和《经济表的分析》（文后附有“经济表的图示”）作为说明。其中，《经济表的分析》及其“图示”可以说是今天理解《经济表》基础理论的最简明的文本，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谈到的都是此蓝本。参见《魁奈经济著作选集》，“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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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吉利伯特（Gillibert, G.），“古典生产理论（Production: Classical Theorie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60页。对此，新剑桥学派著名学者斯拉法在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也曾经提到，“生产和消费体系作为一种循环过程的最初图式，当然是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发现的，这种循环过程是一种单行道，从‘生产要素’到‘消费品’，和近代经济学说提出的观点形成显著的对比。”参见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93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72.
参见瓦吉（G. Vaggi），“重农学派（Physiocrat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37页。
由于许多注释者都把魁奈的经济学视为是一个纯粹的谷物模型，这样就不需要价格和价值理论；但也有其他作者强调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价格和价值，只不过魁奈并没有将其区分开来。详见后文论述。
马克思（1863）：《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页。
魁奈（1758）：《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8页。
参见瓦吉（G. Vaggi），“魁奈（Quesnay）”，《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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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巴德瓦杰（Bharadwaj），“庸俗经济学（Vulgar Economy）”，《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97页。
参见帕尼科（Carlo Panico），“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 in Adam Smith）”，《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1752年，格拉斯哥大学聘请斯密担任道德哲学讲座，讲授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部分内容。其中，第2部分“伦理学”的讲义，经过修订于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第3、4部分“法学”和“政治学”的讲义，根据斯密的一个学生在1763年听课时的笔记，后来由坎南于1896年整理出版，题为《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米克在《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称之为《格拉斯哥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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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重农学派也曾广泛运用“阶级”一词，但主要是用于解释社会的经济功能，不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阶级关系，如魁奈的《经济表》把农民称为“生产阶级”，把地主称为“土地所有者阶级”，把商人和手工业者称为“不生产阶级”；而斯密的社会经济关系分析则单独按照“等级”和“阶层”做出，所以斯密对经济关系范畴的分类直接联系到资本家、地主和手工业工人这三大基本阶级。参见福斯特（Foster）：“阶级（Clas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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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50页。
同上，第67页。
在这里，斯密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当雇主“和他们的工人发生争执时，一般总是雇主占便宜”。同上，第68页。
Harris, D. (1978):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6.
同上，p. 7.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59.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页。
同上，下卷，第325页。
在这里，斯密提到了他的著名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即“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斯密，1776年，第303页）也就是说，斯密把能够产生利润或者说可以使产出比投入有更多价值或剩余出现的劳动称为生产性劳动。按照多布的理解，马克思对这个定义是赞同的，并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定义”。参见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60.
同上，上卷，第5页。
同上，第8页。
参见吉利伯特（Gillibert, G.），“古典生产理论（Production: Classical Theorie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61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2页。
虽然斯密把劳动分工放在了开篇的位置，但在新古典理论兴起、即马歇尔之后，劳动分工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上就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地位。这里的原因在于，首先，劳动分工蕴涵了递增报酬，而递增报酬与新古典凸性假定（即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一般均衡是不相容的，认同它自然就会给瓦尔拉斯均衡以致命的打击。其次，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相对价格理论、即对给定经济结构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处理，而劳动分工显然更倾向于对经济结构变动下有关问题的探讨，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分配的变动等问题。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9页。
同上，第419页。
同上，第259页。
同上，上卷，第12页。
同上，下卷，第1页。
同上，上卷，第20页。
Dobb, . (1937):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Routledge, London, p. 39.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62.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参见巴德瓦杰（Bharadwaj, K.），“古典经济学中的工资（Wages in 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1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31.
Bharadwaj, K. (1978):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Rise to Domin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ories, Orient Longman, Calcutta, p. 841.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同上。
同上。
参见哈奇森（1978）：《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O’Brien, . (1975):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pp. 78-80.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5页。
同上，第26页。
同上。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9页。
参见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Hollander, S. (1973):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op. cit., Toronto, .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iii.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页。
同上。
Hollander, S. (1973):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op. cit., Toronto, .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6页。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同上，第44页。
同上。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和当代经济学家库兹都认为，正是由于斯密对利润所作的剩余分析，蕴含着后来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最初概念，而多布尤其强调了这种作为扣除的利润实际上更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它与马克思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参见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6.和Kurz, . (1980): Smithian themes in Piero Sraffa’s theory,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3, pp. 271-80.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5.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73.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115.
同上。
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pp. 291-325.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9.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5.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5页。
参见斯金纳（Skinner, A. S.），“斯密，亚当（Smith, Ada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2页。
马克思（1863）：《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68.
同上。
用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的公式来说，这就是M-C-M’的过程，而不是C-M-C过程。
Dobb, M. (1975): Ricardo and Adam Smith, pp. 324-35 in Skinner, ., and W. Thomas (1975): Essays on Adam Sm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pp. 291-325.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vi.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50.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4页。
Kurz, . (1980): Smithian themes in Piero Sraffa’s theory,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3, p. 279.
参见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页。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9.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页。
同上。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9 脚注。
参见盖尔加尼（Garegnani, P.），“价值和分配理论中的剩余分析法（Surplus Approach to Value and Distribut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12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36.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9页。
参见奥唐奈（O’Donnell），“实际量与名义量（Real and Nominal Quantitie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50.
不过应指出的是，斯密同时也强调了完全竞争条件下不同部门之间资本的流动最终必然会形成一个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这也就意味着达到了一种稳定的状态，即市场价格的变动最终等于自然价格时各部门的利润率均等（参见下文）。这样，也就能够保持斯密逻辑性的前后一致了。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102.
参见米尔盖特（Milgate, M.），“均衡：概念的发展（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216.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8页。
根据多布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其中有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而不在于“劳动的特定形态”，比如马克思曾举例说，“一个作家是生产劳动者的原因不在于他创造了思想，而在于该作家作品的出版能够使出版商的利润增加使然”，因此现实需要的是一个“既不是以内容也不是以结果、而是以其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定义的生产劳动”。参见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61.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9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25.
参见伊特韦尔（John Eatwell），“自然的及正常的条件（Natural and Normal Condition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42页。
米克认为，关于这一点，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的研究是最有启发性的，可参见Dobb, . (1937):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Routledge, London, pp. 8-10.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30.
Meek, . (1962):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97.
同上，p. 31.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0页。
同上，第52页。
参见斯金纳（Skinner, A. S.），“斯密，亚当（Smith, Ada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参见瓦吉（G. Vaggi），“自然价格（Natural Price）”，《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50页。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91页。
同上，下卷，第352页。
参见米尔盖特（Milgate, M.），“均衡：概念的发展（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参见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古典竞争理论（Competition: Classical Conception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4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4页。
参见伊特韦尔（John Eatwell），“古典竞争理论（Competition: Classical Conception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3页。
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2页。
同上，第50页。
同上，第51页。
参见帕尼科（Carlo Panico），“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Effectual Demand’ in Adam Smith）”，《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参见米尔盖特（Milgate, M.），“均衡：概念的发展（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56.
哈奇森（1978）：《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Garegnani, P. (1983):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wages and the role of demand schedul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relative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73, pp. 309-18.
Harcourt, . (1982): The Sraffian Contribution: An Evaluation, pp. 225-275 in Bradley, I., and . Howard (1982): Classical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London.
其实，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所认同的“其它事物均皆相同”也是这个意思。参见米尔盖特（Milgate, M.），“均衡：概念的发展（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6页。
Garegnani, P. (1976): On a change in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Brown, M., K. Sato and P. Zarembka (1976): Essays in Modern Capital Theory, North-Holland, Amsterdam.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172.
Hollander, S. (1973):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Heinemann, London, p. 44.
Howard, ., and . King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s Economics,Ⅱ,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p. 303.
同上，pp. 170.
Samuelson, . (1977): A modern theorist’s vindication of Adam Smi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pp. 42-9.
同上，p. 42.
O’Donnell, R. (1990): Adam Smith’s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p. 257.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63.
Hollander, S. (1973):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Heinemann, London, p. 1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页。
哈奇森（1978）：《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90.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84.
Hollander, . (1910): David Ricardo: a Centenary Estimat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p. 16.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38.
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0-42页。
对于李嘉图“谷物模型”所使用的抽象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是极为赞赏的，他认为，李嘉图是第一个系统地利用高度简化的假设条件和演绎推理来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分析模型的经济学家。参见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6-147页。
该方法是李嘉图在1815年《论利润》中所强调的一种分析方法，后来的新古典学派也正是由此认为其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源自于此。
1820年6月13日李嘉图至麦卡洛克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194页。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36页。
对此，经济学者门沃瑞指出，这里两个阶级即最简单的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划分，就足以反映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和高度不平等的经济权利的划分。所以，可以暂时将地租排除在外。参见Mainwaring, L.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Capitalist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
对此，新古典学派著名学者索洛曾经指出，谷物模型作为一个处理高度简单化描述的“比方”，是解决各种总合方面困难的一种有效途径，即“最普通的‘比方’形式是假定在一个经济中只生产一种单一的东西——且称之为‘谷物’。”而且索洛认为，用这种‘比方’的办法来分析经济增长，“如果它能被证明不会歪曲所分析的结论，自然是完全正确和有用的。”参见Solow, . (1970): Growth Theory: an Expo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1.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在这里，经济学者唐纳德·格登认为，由于李嘉图追随斯密，接受了斯密的商品长期价格趋于等于其生产成本的假定，所以生产中的长期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可以假定是不变的。参见Gordon, . (1959): What was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 pp. 462-72.
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86. And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39.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87.
参见德维沃（G. de Vivo），“谷物模型（Corn Mode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26页。
参见Kaldor, N. (1955-56):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 83-100; And Pasinetti, . (1960):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7, 78-98.
1814年8月5日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6卷，第108页。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1页。
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pp. 291-325.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39页。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96.
Hollander, S. (1981): Marxian economics as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3, pp. 121-55.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1.
Pasinetti, . (1960):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7, 78-98. Or Pasinetti, . (1977): 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Macmillan, London, pp. 8-18. 美国经济学者哈里斯认为，这里用数学语言对该模型的表述，将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只生产一种产品——谷物——的农业经济概念完全公式化，不过它同时也将谷物模型的各种性质清晰地呈现出来。参见哈里斯（Harris, D.），“古典增长模型（Classical Growth Model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
参见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pp. 361-362.附录。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89.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页。
1820年6月13日李嘉图至麦卡洛克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第194页。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2页。
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1页。
1814年8月5日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6卷，第117-118页。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1页。
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1页。
Dobb, M.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70.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39页。
参见Pasinetti, . (1960):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7, 78-98.；或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96-99.；或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p. 363-365.附录。
显然，如果李嘉图并不假定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比如劳动工人在工资的消费中也包含有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如棉布），那么即使给定了农产品的需求也是不能决定一般工资率或利润率的，因为这将取决于谷物的相对价格从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8.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89.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伊特韦尔指出，在此正是由于李嘉图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促使他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即只是由劳动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来决定商品的价值。参见伊特韦尔（Eatwell, J.），“《绝对的和可交换的价值》（absolute and exchangenable value）”，《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
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1页。
参见德维沃（G. de Vivo），“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7页。
同上。
同上，第8页。
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页。
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9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17页。
1816年12月2日至穆勒函，《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7卷，第100页。参见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5页。
斯拉法和多布：“剑桥编者序”，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序言第46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00. 对此，经济学者唐纳德·戈登也指出，该理论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商品交换的比率只是与它们生产时所用的劳动量成比例，当然这也包括资本品生产中所用的劳动量，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参见Gordon, . (1959): What was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9, pp. 462-72.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指出，“李嘉图开始写微观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他看出了斯密体系的基本的逻辑缺陷。然而，正如斯蒂德曼在纪念米克的论文中所表明的，……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评是经不住时代的考察的。”比如，“他毫无理由地凭斯密的‘劳动支配’的论述，就说斯密无根据地背离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确实的联系。”参见萨缪尔森（Samuelson, .），“斯拉法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4页。
哈奇森（1978）：《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Hodgskin, T. (1846): Review of the works of David Ricardo, The Economist, 28, p. 1557. 或参见金兹伯格（Ginzburg, A.），“李嘉图社会主义者（Ricardo Socialist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18页。
同上，正文第22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03-105.
Hollander, S. (1973): Ricardo’s analysis of the profit rate, 1813-15, Economica, 40, pp. 260-82.
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79.
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76.
同上，p. 77-78.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25页。
同上，第25页。
同上，第27页。
同上，第28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4.
Stigler, . (1958): Ricardo and the 93% labor theory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pp. 357-67. 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不无讽刺地写道，“在进行某些比较时，一个7%的错误也会变成一个70%或700%的错误。”参见萨缪尔森（Samuelson, .），“斯拉法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4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85.
李嘉图（1823）：《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7页。
1820年6月13日致麦克库洛赫函，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6-177页。
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06. 或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146页。
参见伍兹（woods, .），“价值的不可变标准（Invariable Standard of Value）”，《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40页。
Harris, D. (1978):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9.
Robinson, J. (1965):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p. 173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Macmillan, London.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46.
Cassels, . (1935): A reinterpretation of Ricardo on valu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9, pp. 518-32.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5页。
斯拉法指出，李嘉图在1821年出版的《原理》第三版中，在其最重要的第1章“论价值”里，加入了第6节“论不变的价值尺度”，而在第1、2版中均无此节的任何部分。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35页注释。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07.
李嘉图（1823）：《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2页。
同上，第342页。然而，对于这里的类比，罗宾逊夫人却是极为反对的。她说，“这是根据一种错误的类比。长度或重量尺度只不过是一种惯例，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惯例，它是不会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或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不断改变的。可以说，它是人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然而价值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重量和长度对孤岛上的鲁宾逊和对于本国是一样的，然而价值对于鲁宾逊却没有什么意义；当他发现一袋黄金时，用它买不到东西。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需要和它自己的技术可能性，两者都随着时间而继续不断地发生变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具有不变的价值。”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30页。
李嘉图（1823）：《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56页。
同上，第377页。
同上，第378页。
引自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p. 109-110.
参见德比沃（G. de Vivo），“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35页。
李嘉图（1823）：《绝对价值与交换价值》，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7页。
Harris, D. (1978):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9.
马克思（1863）：《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1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页。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34.
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80.
卡塞尔还举例说，李嘉图写作著名的“论价值”一章最主要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连接他的动态的分配理论提供一个特殊的逻辑上的联系。参见Cassels, . (1935): A reinterpretation of Ricardo on valu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9, pp. 518-32.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3页。
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19-420页。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7页。
在这里，之所以提出工资部分由生存工资决定，是因为李嘉图认为劳动工资具有趋向最低生存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由于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the Malthusian population），所以李嘉图认为高工资会增加人口规模，从而使得总产出减去地租以后用于消费的部分上升，从而利润就下降了；反过来，这又会影响投资诱因和对劳动的需求，从而使得工资又会逐渐调整到劳动的自然价格水平、即生存工资水平上。不过，对李嘉图来说，生存工资并不仅仅是一种天然的、在生理上决定的工资，还有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生活习惯与社会风俗，都可以成为工资决定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包含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在内。参见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39. 通过它，李嘉图才能够进一步分析工资之外的地租和利润，所以这个外生给定的生存工资概念对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是重要的。参见Caravale, G., and D. Tosato (1980): Ricardo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15.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63页。
转引自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p. 84.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55页。
同上，正文第56页。
Spiegel, . (1991):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3rd, Vol. 2,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81.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8页。
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107.
李嘉图（1815）：《论利润》，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译者序”，第6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90.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64页。
“绝对地租”是马克思的提法，马克思认为，绝对地租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租地农民必须支付给地主的一种租金，而不管所租土地的肥沃程度如何。
李嘉图（1815）：《论利润》，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页。对此，根据霍华德和金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在这里李嘉图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反对李嘉图的“地租是由价格决定的、而并不决定价格”观点，而且他也认为李嘉图排除了绝对地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参见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105.
不过，李嘉图并不知道安德森，而只是把威斯特和马尔萨斯称为地租论的首创者，但实际上安德森先于威斯特提出了这个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利用了安德森的著作。
李嘉图（1815）：《论利润》，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
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正文第59页。
罗宾逊夫人曾指出，在可接受的工人消费水平远不只包括“谷物”的现代经济中，认为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自然是不够确切的；但利润取决于生产率同实际工资的关系这条一般原理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0页。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李嘉图认为他发现了斯密的问题作在，即如果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是变动，那么在知道总产出之前，利润率和收入在两个阶级（加入地租后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就是不清楚的。
可以看到，李嘉图的这种技术退步的分析，显然是低估了技术变革作为一种强大和持续的力量在改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率方面所具有的深远影响。也就是说，李嘉图的思想还基本上局限于农业经济处于支配地位、而生产方式还没有重要变化的状况，在这种经济中，因为土地数量的有限和肥力降低的假定，农业商品生产成本的增加自然会使增长受到抑制。对此，哈里斯认为，精确地指出这种分析的局限性和不足、从而对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作出超越性分析的，是后来的马克思。参见哈里斯（Harris, D.），“古典增长模型（Classical Growth Model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8页。
对此，马克思的分析与李嘉图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霍华德和金的研究，马克思则充分考虑到了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像李嘉图所说的一种技术退步。参见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109.
显然，李嘉图这里与斯密是并不相同的。如前所述，斯密把国民财富的增长作为分析的中心，因而是以劳动分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种劳动分工所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收益递增的技术进步，其价值与分配理论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然而，李嘉图却用土地边际收益递减取代了斯密的劳动分工和收益递增，而且把这种劳动分工、收益递增和生产性劳动都排除在斯密的价值理论之外，这是在社会关系上又加入技术分析而混乱了斯密的理论基础。
在这里，罗宾逊夫人认为，生产率和不同质量土地深耕细作程度的关系是纯粹技术性的，不因人的因素而发生变化，就像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分配论所描述的那样，工人和生产资料都是分别独立的要素，但全都处于同等地位，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关系有什么差别；但同时，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即使是土地边际产品的均等也要靠下述机制来实现：即农场主同地主的商业关系以及农场主对利润的追求。所以说，如果要合理地解释现实经济，是根本不能排除社会关系、而仅靠技术分析来支撑的。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8、53页。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100.
J..M. 克拉克（1931）：《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分配”辞条，参见李嘉图（1815）：《论利润》，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前言第9页。
参见萨缪尔森（Samuelson, .），“斯拉法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4页。
Lieman, . (1976): Marginal analysis of Ricardo and Turnor, Economic Journal, 1, pp. 86-112.
Samuelson, . (1959): A modern treatment of the Ricardian Econom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3, Feb., pp. 1-35; May, pp. 217-31.
Wicksteed, . (1914):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light of the “marginal”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Economic Journal, 24, pp. 774-798.
对此，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伊特韦尔曾经沿用了帕西内蒂在一篇未发表过的论文“马克思的转型问题（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中对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两种不同分析方法所作的区别：（1）总量分析方法（the aggregative approach），其中利润率的决定——以至于整个分配决定问题——先于价格的决定；（2）共存分析方法（the simultaneous approach），其中利润率的决定和价格的决定是同时求解、相互依赖。这两种方法后来都在斯拉法的分析中出现过，不过，伊特韦尔强调了前者、即古典分析方法的作用，而斯蒂德曼则强调了后者、即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作用。参见Eatwell, J. (1975): Sraffa’s standard commodity and the rate of exploit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 pp. 543-56. 依据这一区别，凯若维尔和托萨图认为，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和斯拉法选择标准商品作为价值尺度的斯拉法体系都属于前者；而李嘉图两部门的价格模型则属于后者，由此也就带来了李嘉图两部门模型中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动和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李嘉图的矛盾”。参见Caravale, G., and D. Tosato (1980): Ricardo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45.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页。
在这里，新古典理论的资本品只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与古典学派象征资本家所有权的一笔用于预付工资基金的货币财富是完全不同的。
Caravale, G., and D. Tosato (1980): Ricardo and the Theory of Valu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p. 7.
Bradley, I., and . Howard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y, p. 13、10 in Classical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London.
Hollander, S. (1982): On the substantive identity of the Ricardian and neoclassical concep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French connection in British classicis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5, pp. 586-612.
霍兰德在其主要著作《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1979）中详细论述了他的这些看法，参见Hollander, S. (1979): The Economics of David Ricardo, Heinemann, London.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O’Brien, . (1981): Ricard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David Ricardo,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3, pp. 352-86.
Morishima, M. (1989): Ricardo’s Economics: a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3.
同上。
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night, F. (1935):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 pp. 52-70. Or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87.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63.
Howard, ., and . King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s Economics,Ⅱ,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p. 295.
瓦尔拉（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26页。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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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 and . King (1992): A History of Marxian’s Economics,Ⅱ, (1929-1990), Macmillan, London, p. 229.
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正是由于这部教科书的问世，使得“从李嘉图以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支配了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传统。”参见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页。
恩格斯：“序言”，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4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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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ley, I., and . Howard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y, p. 6 in Classical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London.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页。
Bradley, I., and . Howard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y, p. 11 in Classical and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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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1821）：《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主编（195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
Walsh, V., and H. Gram (1980):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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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pp. 291-325.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页。
参见皮维蒂（Pivetti, M.），“古典分配理论（Distribution Theories: Classic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45页。
Dobb, . (1973): Theories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ince Adam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2.
例如按照休谟的观点，货币并无内在价值，而只是一种流通手段，它同时充当货币的计算单位（休谟,1752，第33页）。这种学说“基本上等于把货币作为购买货物的凭证，而不作为一种商品”（熊彼特,1954,第313页）。一旦进入流通，货币仅仅获得一种“想象的价值”，其价值量的大小由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休谟,1752,第48页）。
劳和斯图亚特引入银行纸币的目的是通过信用发放增加国家的生产机制。而斯密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是由一些“真实的”要素来决定：劳动分工、储蓄和资本积累，这实际上是古典的“两分法”。
所谓真实汇票是“由实际债权人对实际债务人开出的汇票”；与此相对的是“虚拟”汇票，即“对于这些汇票严格说来既不存在实际的债权人，而是由银行给予贴现，也不存在实际的债权人，而只有使用货币的项目设计者”（参见斯密，1776，P239，转引自格林，1987b ）。
这一点上与后来费雪（1911）的看法相似。后凯恩斯主义者从金融制度的变化（金融创新）来论述流通速度变得易变，进而认为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了。
这里也体现了短期与长期的矛盾。短期，货币数量的增加，价格的上升，实际工资的下降，增加劳动的就业，因而总产出也是增加的，这是类似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
这个看法实际上类似庇古效应。
关于金本位的争论，即“Bullionist Controversy”，又译金块论战。英格兰的铸币改革始于1696年，并于1717年在牛顿的主持下创立了金银复本位制，但由于这种改革对银价的贬低实际上把英国置于金本位的基础上，到了18世纪的最后10年中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在此背景下，1816年英国会正式确定国家实行金本位制。“Bullionist”原意是指金银本位主义，但根据历史的真实性译作金本位主义亦可（参见莱德勒，1987a）。
莱德勒（1987a）认为，关于金本位的争论争论对货币理论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和持久重要意义的贡献。
伯赞克特（Bosanquet）的《对金块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可看作这一派的代表作。伯赞克特申辩，“银行据以发行其纸币的原则是贷款原则。每一纸币都是应某方的请求而发行，这方就欠了银行一笔债务，保证于不太远的一定时期偿还这种纸币或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纸币，并偿付按借用时期计算的利息（参见《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3卷）。）
桑顿（1802）的影响仅限于关于金本位争论的早期，其著作随后被人们遗忘。直到一个世纪后才有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1924） 重新发现，哈耶克（1939）重新出版了他的著作，并进行了热情推介，希克斯（1967）娴熟地阐述了它的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桑顿被认为是从休谟（1752）到魏克塞尔（1898）之间对货币经济学有最重要贡献的人（参见莱德勒，1987b；伊藤。诚和拉帕维查斯，1999）。
在这点上，李嘉图与桑顿的看法，即对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银行制度的认识没有差异。
莱德勒（1987b）认为，现在教科书中对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的传统分析，可以在《纸币信用》中找到它最初的充分阐述。
确切地说是部分兑现的货币，因为当时金币与作为辅币的银币仍在流通，而在英格兰银行停止兑现期间，也有时宣布有些面额较小的纸币仍可兑现。
如果说1821年标志着金本位主义争论的结束，它也标志着一场新的货币与银行制度的争论的开始，“特别是关于金本位制度下如何执行货币政策以及设计一套货币机构体系问题”（参见莱德勒，1987a）。
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85.
同上, p. 85.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页。
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2卷，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5页。
在这里，英国学者霍奇森指出，“只有马克思发展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实际经济活动的生产理论，它与价值理论和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有着重要的联系。只有认真研究《资本论》、尤其是它的第1卷，才有可能去填补造成现代经济理论危机的巨大空白。”参见霍奇森（1982）：《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2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
霍奇森（1982）：《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8页。
同上，第26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5页。不过，有关这种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性质，美国学者斯威齐也作了解释，比如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交换关系，因为资本家向工人购买劳动力，而工人就从资本家那里领取货币，用货币获得生活必需品；但是作为一种交换关系，它无疑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交换的结果是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增殖的利润，这显然是最为关键的。参见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页。
马克思（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62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
米克指出，这里使用‘函数’这一术语，指的是它的数学意义，如当我们说x是y的函数时意思是说，x和y有着这样的关系，即x决定于y并随y而变化，这一相依特性可以函数形式表现出来。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73.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4.
Shaikh, A. (1977): 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pp. 106-39 in Schwartz, J. (1977):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Penguin, Harmondsworth.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73.
在这里，霍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被称为是科学的，其基础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现的实际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只要这些关系还存在，这些理论范畴就会起作用。”参见霍奇森（1982）：《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9页。同时，米克也认为，马克思对全部经济范畴的分析都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存在于我们面前的、最初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指商品生产者间的关系——米克）出发。”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66.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3-254.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19页。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几乎一致认为是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是由来昂内尔·罗宾斯在其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中第一次给予了讨论，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标准定义。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1页。
同上，第22页。
同上，第22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页。
马克思（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同上。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使用价值的概念从来都是社会的和客观的，而不是个别的和主观的。在他们看来，使用价值是物的客观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从该物的消费中取得的主观满足，从而区别于新古典的主观边际效用概念。参见霍奇森（1982）：《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7-48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3页。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根本就不研究使用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始终认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不过，由于马克思的最终目的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以当他涉及价值、剩余价值等问题时，就使用了抽象的方法先不考虑技术上的使用价值。参见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4.
霍奇森（1982）：《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4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5页。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和价值时，抽象掉了使用价值。而这一点常常被人误解，例如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庞巴维克曾就此指责说，这实际上等于“混淆了种类的抽象和种类的表现的特殊形式的抽象”（参见Sweezy, P. (1949):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A. M. Kelley, New York, -31.）。然而事实上，按照米克的解释，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关心的并不是庞巴维克所说的种类——即使用价值本身，他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可能表现的特殊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形式在交换时被抽去了，“各种商品，毫无差别地对待它们自然的存在形式，不管它们当作使用价值时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以一定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彼此替代，而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他们有千差万别的形相，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页。）米克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进而马克思才指出，这个“共同物”不可能是自然的属性。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p. 179-18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页。
同上，第51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63.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9-50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同上。
同上。
在这里，米克也指出，“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宗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不仅包括现在的劳动，而且也包括生产所消耗掉的资本物与原材料所必需的过去劳动。”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的劳动概念与斯密的“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是一致的。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77. 注释。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同上，第90页。
同上，第97页。
在这里，斯威齐也详尽地指出，“诚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巅峰标志——李嘉图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理性的观点已经奠立。但是，李嘉图本人始终未能使自己超出狭隘的有限视野；而他的信徒则被所解释的前景吓住了，很快地就退回到他几乎已为他们留了逃路的幻想世界中去。此后，只有马克思这样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批判的人，才敢于在李嘉图止步的地方接踵而起，暴露商品生产形式下的真正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由于主观价值论的兴起，连李嘉图学派的后人所愿意接触的社会关系问题，实际上也被取消了。”参见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57页；或Dobb, . (1937): The trend of modern economic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Routledge, London.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页。
Gordon, S. (1968): Why does Marxian exploitation theory require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pp. 137-14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9页。
同上，第89-90页。
Napoleoni, C. (1975): Smith, Ricardo, Marx, Blackwell, Oxford, pp. 130-146.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8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
同上，第57页。
不过，斯拉法也曾建议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现状，最好将这个利润率当作一个可以由货币的利息率决定的独立变量，参见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3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3-174页。
同上，第174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页。
Visser, H. (1977): Marx on Money, Kredit and Kapital, 10, pp. 226-87.
参见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2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0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7.
Bhaduri, A. (1969): 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cent controversies in capital theory: a Marxian view, Economic Journal, 79, pp. 532-9.
Hunt, E. K. (1979): Marx as a Social Economis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7, pp. 275-94.
参见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马克思，卡尔·海因贝希（Marx, Karl Heinrich）”，《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06页。
Mini, P. (1974):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pp. 38-39 and 99-101.
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39-140页。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5页。
参见塔西斯（Tasis, H.），“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1页。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7页。
转引自刘杰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第17章，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9-251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9.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9页。
Kenyon, P. (1978): Pricing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Challenge, 8, pp. 39-48.
Shoul, B. (1967): Karl Marx’s solutions to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classical economics, Science and Society, 31, pp. 448-60.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49-650页。
马克思（1885）：《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5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3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8页。
参见斯蒂格勒（Stigler, G.），“竞争（Competit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81页。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页。
同上。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3-194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58.
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4）：《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7页。
同上，第38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4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5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4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5页。
同上，第160页。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5页。
同上。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2页。
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16.
在这里，斯威齐也指出，如果拿马克思的用语和古典学派的用语相对比，也可以看出另一种差异，如李嘉图把现代理论家所谓纯收入（net income）——即v + s——称为“总收益”（gross revenue），而李嘉图的“净收益”（net revenue），则仅指剩余价值，即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参见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2页。
马克思（1863）：《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页。
同上，第427页。
同上，第439页。
同上，第105页。
马克思认为，和剩余价值率一样，决定资本有机构成的也有多种因素，如实际工资率、劳动生产率、一般的技术水平（它和劳动生产率有密切关系）、以及过去的资本积累，这一切都参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决定。
对此，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曾经指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c / v）概念与新古典学派的资本-劳动比率（K / L）概念是一致的，但由于它更可以表明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所以这个资本有机构成就是一个比资本-劳动比更为合适的比率。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16.
参见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6-87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0页。
在这里，米克认为，分配关系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借助于价值学说，因为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间的经济关系通常采取交换关系的形式；同时，这个问题也必须根据“价格依平均价格来规定”的假定，才能得到适当地解决。参见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London, p. 204.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16.
在这里，考斯塔的观点与斯威齐是一致的，详细论述参见下文。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60-261.
Dobb, M. (1967): Marx’s ‘Capital’ and its place in economic thought, Science and Society, 31, pp. 527-40.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1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203.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页。
同上，第49页。
同上，第51页。
同上，第56页。
Meek, R. (1973): Studies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2n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p. 180. 注释。
参见亨特（Hunt, .）和格利克（Glick, M.），“转型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43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7页。
同上，第221页。
Costa, . (1980): Production, Prices and Distribution, 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 Bombay, p. 262.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6页。
同上。
当然，如果两个总量能够相等，也就找到了一种解决李嘉图“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的办法，从而使得总量可以在异质品模型中明确无误地表示出来。
可以看到，这里假定的生产函数只是一个代表单个企业主体的微观生产函数，然而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却经常把它直接套用到宏观经济总量之中。也就是说，该函数也作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试图表明：一个经济中总产量Y是总资本K和总劳动力数量L的函数。但由于其中总资本概念的混乱和不一致（如这里的资本K究竟是资本存量还是资本服务的流量、以及如何实现不同质的加总和同质的测量等问题），从而也就带来了新古典理论在该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的各种矛盾。
“欧拉定理”，是指如果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则偿付给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将会把总产量刚好耗尽，这样该函数的值就等于每个自变量与函数同它的偏导的乘积的和，也被称为总额相符问题（problem of adding-up）。通俗地讲，就是将各要素按其边际生产力得到的收入加在一起是否恰好与总收入相等的问题，如果相等、新古典的分配自然也就解决了。
当生产函数Y＝F（L, K）是一阶（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即规模报酬不变时，F（t L, t K）= t F（L, K），从而：F（L, K）= L F（L / L, K / L）= L F（1, K / L）= f（k），其中，k = K / L，f（a）= F（1, a）。
两边同时对L求偏导，得：MPL = EMBED F / EMBED L = f（k）+ f ’（k）（-k）；
两边同时对K求偏导，得：MPK = EMBED F / EMBED K = L f ’（k）（1 / L）。
因此可以得出：Y = L（ EMBED F / EMBED L）+ K（ EMBED F / EMBED K）= L f（k）+ L f ’（k）（-k）+ K L f ’（k）（1 / L）
= L f（k）+ f ’（k）（-K）+ K f ’（k）= F（L, K）
即：Y = L MPL + K MPk，或Y = w L + r K，也就是总额相符。
但是，当生产函数Y＝F（L, K）是n阶齐次生产函数时，也就是：F（t L, t K）= t n F（L, K），
所以，当n >1时，Y > L MPL + K MPK，即存在着“剩余” ；
当n <1时，Y < L MPL + K MPK，即存在着“不足” 。
也就是说，保持线性一阶齐次性的条件对新古典生产函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这个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仍然将该生产函数作为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依据就是不正确的。
琼·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1页。
海韦尔·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页。
同上，第28页。
同上，第29页。
参见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6页。
比如也可采用斯拉法的复杂生产方程体系来表示，但为简便起见，这里只使用最简化的假设讨论该问题。
在这里，“自己的利息率” 概念一般认为是斯拉法的创见。斯拉法主要是应用这个思想来阐发其均衡的价格体系，特别是证明在非均衡时，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个自然利息率（即自身收益率），而竞争则是趋向于使这些自然利率相等，正如竞争消除市场价格和正常价格之间的差异一样——实际上这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参见伊特韦尔和帕尼科（Eatwell, J. and Panico, C.），“斯拉法，皮耶罗（Sraffa, Piero）”，《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对于这个公式的含义，很多经济学者都作过相同或类似的表述。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划时代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经举例指出，“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商品，例如小麦；计算出任何资本资产的用小麦表示的预期受益；以及能使这一系列预期收益等于用小麦表示的资本资产的现行价格的贴现率。如果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在将来没有改变，那么，不论用二者之中的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资本资产的资本边际效率是相同的。”在这里，其贴现率的含义实际上也就是公式“K = R / r”。参见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1页。
同时，在经典作品《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1953-54）中，罗宾逊夫人曾指出：“一项设备的价值，取决于其未来的预期受益。可以把这个价值看做以未来收益为依据，经过按对应的通行利率计的折减办法换算成的现在的收益所体现的价值”，这其实也是上述公式的另一种表述。参见琼·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5页。
对此，琼斯在其著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中也曾指出，“关于创立一种测度整个资本存量的标准的问题，… 我们只注意对异质的资本存量的任何一种单一的总合性测度应有一个一般标准，一切不同项目的资本设备都能被变换为这一标准并加总在一起。通常的办法应当是对‘资本’的估价，… 即计算有关的每一项资本存量预期所能得到收益的现在值。”他举例说，考察一个拥有一部拖拉机的农民，预期拖拉机能使用5年，预计未来5年的收益是A1，A2，…，A5，这样它现在的值就是：
现值 = A1 /（1+r）+ A2 /（1+r）2 + … + A5 /（1+r）5 （r为利率）
这样，若经济中的一切资本货物都用这个方法估价，则各现在值加在一起即产生一个用价值资本测度的单一资本存量指数。但琼斯也强调指出，“注意，这样所得出来的总量取决于那种使得预期的未来流量贴现的利率，以及预期流量本身；而它们本身又取决于资本设备生产产品的现在和未来的相对价格”。参见海韦尔·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30页。
不过，对于琼斯所讲的这个传统的计量现值法，罗宾逊夫人实际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这样一种程序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既定的利息率开始，而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工资和利息率（即作为资本的工资）如何由技术条件和要素比率决定的。”参见琼·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页。
参见布劳格（Blaug, M.），“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74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10页。
同上，第11页。
同上，第13页。
同上，第14页。
不过在这里，与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资本家是在每个生产周期开始前、以预付资本为雇佣工人支付工资基金的假定不同，斯拉法假定“工资作为年产品的一部分，是事后支付的，因而废除工资是由资本‘垫支’的这一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参见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6页。
同上，第15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6页。
在这里，由于把生产资料的投入与劳动的投入区分开来，所以由于各个生产部门生产资料对劳动的比率不同，假定统一的利润率，则收入分配的变动就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也正是由于两个投入被区分开来，所以（3）式中工资率的变动才会有别于（2）式。比如在（2）式中，工资率的变动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动使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而在（3）式中，工资率的变动则是作为收入分配的变动而使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这种区别来自于斯拉法对剩余工资部分属于非基本品、以及事后支付的假定，这种假设不仅使利润率的计算不同，而且也使收入分配与技术关系完全分离。因为在（2）式中，未区分的工资只是作为基本品，从而技术发生变动时会直接引入收入分配的变动；但在（3）式中，无论是基本品还是非基本品的生产技术发生变动，都不会影响收入分配，所以收入分配与技术关系完全分离。参见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109页。
到现在为止，斯拉法的前三个模型均假定每种商品都由一个单独的部门（即一个生产技术过程）生产。但实际上，一个生产技术过程也可能生产出多种、而不是一种产品；也就是说，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被一个生产过程联合生产出来，或者几个生产过程联合起来生产一种产品，这些情况都可以称之为“联合生产”；另外，在斯拉法的模型中，除了包含一种原始生产要素劳动外，在现实中也有可能涉及到多种原始生产要素，如土地等自然资源。所以，在这些情况下，上述斯拉法的三个模型也就需要改变其形式；为此，斯拉法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例如：
在联合生产情况下，该体系可表示为：（1 + r）A P + w L = B P （4）
在多种原始要素条件下，该体系可表示为：（1 + r）A P + w L + N p= B P （5）
其中，B为联合产品比例的系数矩阵，p为原始生产要素的价格，N为不同质的要素数量。不过，就斯拉法后来所列出的两篇关于联合生产、固定资本、地租理论和生产方法的转变等内容，事实上也是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逻辑规则，即对上述问题的分析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而单纯研究其技术性质或价值决定问题。这样，古典分析的基本结构仍然得到了保持——价格、利润率和其他分配变量（例如地租），在工资既定的情况下，仍由生产条件决定。所以，斯拉法的分析完全可以视为古典价值和分配分析的一种成功地重新表述。参见伊特韦尔和帕尼科（Eatwell, J. and Panico, C.），“斯拉法，皮耶罗（Sraffa, Piero）”，《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页。
同上，第33页。
同上，第23页。
同上，第6页。
参见伊特韦尔和帕尼科（Eatwell, J. and Panico, C.），“斯拉法，皮耶罗（Sraffa, Piero）”，《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页。
斯拉法指出，“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是这样一种运算，即：在一种商品的方程中，用一系列的劳动量来代替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资料，每一劳动量都有适合于它的“时期”。比如以表示商品a生产的方程为例（这里工资和利润都以标准商品表示）： （Aa Pa + Ba Pa + … + Ka Pa）（1 + r）La w = A Pa
现在，如果不用形成A的生产资料的各商品、而是用它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量来代替；这就是说，用商品和劳动来代替上式中的生产资料（其中的Aa是用于生产A的商品量a本身，在这里也就用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来代替）。这样，如果在直接劳动La之后列入汇集的每个时期的连续劳动数量，分别称它们为La1，La2，… ，Lan，… ，就将得到这种产品的无限级数形式的“还原方程”，即：
La w + La1 w（1 + r）+ … + Lan w（1 + r）n + … = A Pa
参见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0页。
如前所述，斯拉法将生产商品的生产资料还原为有时期劳动量的方法，非常类似于前面古典学派斯密的“工资单位”法，即通过把资本品还原为最初的劳动，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本存量转化为劳动流量，从而避免存量与流量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逻辑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方法明确表明，这种总量的计量只取决于以价值计量的工资单位（也就是还原后的劳动量）和外生给定的利润率，而与技术无关。显然，这一结论与马克思始终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就表明，古典学派、马克思、以及由斯拉法所复兴的古典剩余传统，运用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实现价值单位的总量加总，是更符合现实国民收入计量的一种方法；它表明宏观总量的加总计量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而只是凭借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加总在一起、从而说明各种宏观总量的性质、及其变动规律。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页。
同上。
同上。
同上，第19页。
同上，第23页。其实，对于斯拉法的这一设想，凯恩斯早在1936年的《通论》中也曾经提到过，他指出，“如果存在着某种复合商品，而该复合商品又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利息率和以它为标准计算出的资本边际效率在一定的意义上当作唯一的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不过，对于能否设计出这样一个复合商品，当时的凯恩斯却是不置可否的。他说，“但是，这样做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会和建立一个唯一的价值标准所面临的困难一样。”也就是说，在凯恩斯那里，这种复合商品的出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见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2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5页。
同上，第27页。
同上，第28页。
参见伍兹（. Woods），“价值标准（Numeriaire）”，《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35页。
对此，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伊特韦尔认为，斯拉法之所以要构筑这个标准体系，是为了在其标准商品的结构中，寻求再创造由剩余和生产资料比率推导利润率的古典理论的透明度。正像斯拉法表明的，这个构想的目的“是把透明度给予一个体系，把被隐藏起来的东西变成为可见的。”所以，这里的利润率同样也就被看成是由剩余的量决定的。但伊特韦尔同时也指出，必须把所斯拉法使用的标准商品同李嘉图的谷物部门、或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区别开来。因为在斯拉法的例证中，利润率由齐次方程的解来决定，标准商品是一个纯粹的辅助性结构；但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例证中，利润率是借助于劳动价值论、必须通过计算剩余同生产资料的比率来决定的。参见伊特韦尔和帕尼科（Eatwell, J. and Panico, C.），“斯拉法，皮耶罗（Sraffa, Piero）”，《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8页。
同上，第29页。
参见伊特韦尔（Eatwell, J.），“标准商品（Standard Commodity）”，《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14页。
同上，第27页。
显然，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论述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马克思也继承了古典学派的剩余分析传统，但在马克思那里，“剩余”指的是商品价值减去成本价格的余额、即[（c+v+m）-（c+v）]，或者说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增殖、即[（v+m）-v]；而斯拉法所说的这个“剩余”，则是指总产品减去用于本部门和其他部门生产的余额、即[（c+v+m）-c]。所以，马克思的“剩余”是m，而斯拉法的“剩余”是（v+m）；也就是说，马克思假定工人不消费、只由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产品，而斯拉法则在假定工资为事后支付的条件下，认为剩余产品要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同时进行分配。不过，虽然这一假定不同，但他们各自的体系中都有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存在，从而表示的就是一种古典剩余传统的一般均衡理论、而非仅仅描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以，用斯拉法的模型来解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并给之以合理的解释，则在分析方法上就是更为接近并可行的。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9页。
同上，第39页。
参见萨缪尔森（Samulson, P.），“斯拉法经济学（Sraffian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2页。
参见谢福尔德（Schefold. B），“线性模型中的联合生产（Joint Production in Linear Model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7页。
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9页。
同上。
同上，第90页。
Bortkiewicz, L. (1907):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apers, 2, pp. 5-60. 该段译文也可参见斯威齐（1942）：《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页。
Howard, ., and . Ki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2nd,Longman, London, p. 106.
同上。
同上，p. 230.
在这里，布劳格认为，这也就联系到了目前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有关相对价格理论的争论。如前所述，事实上现在很多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都把劳动价值论的作用只限于描述为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对于这一点，布劳格是明确否定的。他指出，“马克思的体系基本上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收入在所有权拥有者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比如，整个《资本论》第1卷的要点就是要表明，剩余价值的存在与商品按照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劳动量相交换这一点是如何相一致；而剩余价值理论在本质上则是要阐明，劳动力的价值与其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样，马克思的理论就并不是一个关于相对价格的理论，“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27.
显然，这里没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存在，这种经济状态实际上也就类似于斯密列举的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因为这时的产品交换只依据劳动价值进行，并没有相对价格与收入分配的变动关系。
这种“把分配视为均分蛋糕”的现代公平分配思想，最早起源于斯坦豪斯（Steinhaus，1948）、以及杜宾斯（Dubins，1961）和斯帕尼尔（Spanier，1961）提出的论文，其中描述了把一块可以完全分割的“蛋糕”在n个人中进行分摊的方法。参见布利斯（Bliss, C.），“公平分配（Fair Divis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
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28.
参见伊特韦尔（Eatwell, J.），“斯拉法，皮耶罗（Sraffa, Piero）”，《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
这里的推导方法如下：由于( = f (K / L)，故本年度产出Yt = ( L = f (K / L)·L，假定f’〉0，f”< 0,设A是上年度的产出、即A = Yt-1 = w L + K。所以，该问题也可表述为：求Yt在条件w L + K = A下的最大值。用方程组表示，即：
max Yt = max [f (K / L)·L ]
st. w L + K = A
用拉格朗日法对有约束条件的函数求极值，也就是：
F = f (K / L)·L － EMBED （w L + K－A） （1）
令一阶导数等于0，则有：
FK = f’（K / L）－ EMBED = 0 （2）
FL = f (K / L) － (K / L)·f’（K / L）－ EMBED w = 0 （3）
EMBED = w L + K－A = 0 （4）
由（2）式，得： EMBED = f’（K / L），代入（3）式，有：
EMBED = [f (K / L)·L] / A = Yt / A （5）
由（4）式，得：K / L = A / L － w （6）
因为：r =（Yt ( Yt-1）/ Yt-1 =（Yt－A）/ A，所以（5）式可化为：
EMBED = Yt / A = 1 + r （7）
因此，把（7）式代入，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为：
MPK = EMBED / EMBED = EMBED [f (K / L)·L ] / EMBED = f’（K / L）= 1 + r
同理，把（6）式代入，得劳动的边际产出为：
MPL = EMBED / EMBED = EMBED [f (K / L)·L ] / EMBED = f (K / L) － (K / L)·f’（K / L）
=（A / L）（1 + r）－（A / L － w）（1 + r）= w（1 + r）
所以：MPK = EMBED / EMBED = 1 + r ；MPL = EMBED / EMBED = w（1 + r）
这样，产出Yt 就在MPK = 1 + r 和MPL = w（1 + r）处达到最大值。
参见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3页。
比如按照公式MPL = w (1 + r)，只有当利润率r = 0和工资率w = 劳动生产率( 时，才有劳动的边际成品MPL = 工资率w。但是，r = 0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为0、即g = 0，谷物将全部用于雇佣工人而不用于种子，同时劳动生产率也是不变的，这就意味着一个静态的经济模型。然而，按照古典剩余理论的假设，资本家决不会这样给工人预付工资，所以当排除了r = 0和g = 0的情况，那么种子（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和经济增长率（利润率）都将大于0，这必然是一个增长的经济，从而新古典的理论将是无法成立的。
在这里，盖尔加尼也指出，可以将（3）式所表明的方法称之为“价格方程式方法”，它决定利润率、同时也决定相对价格，但只要经济处于一种自我恢复的状态，则利润（工资之外的份额）就会被视为一种剩余产品；而同时，也可以将（4）式所表明的方法称之为“剩余方程式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可以始终按照所包含的劳动进行交换，而实际上这种方法也要依赖于是否可能把该方程式中的剩余和资本以比例于它们的价值但并不包括未知价格的项目表示；但如果可能这样做，则就可以得出一个方程式，其中唯一的未知数就是利润率了。参见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2), May, pp. 291-325.
在这里， EMBED a + EMBED b + … + EMBED g = 1。
萨缪尔森认为，这里假定这个体系有足够低的aij来满足所谓的霍金斯-西蒙条件，目的是为了保证必然存在一个具有正的净消费、即剩余的恒态成为可能。参见萨缪尔森（1983）：《经济分析基础》，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01页。
Robbins, L. (1930):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Economic Journal, 40, pp. 194-214.
Levhari, D. (1965): A non-substitution theorem and switching of techniqu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pp. 98-105.
参见帕尼科与彼得里（Panico, C. and Petri, F.），“长期与短期（Long-run and Short-ru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显然，布劳格这里的“一般均衡”均是指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4页。
这里还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中的一个命题，即凯恩斯（1936）所提出的，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是有效的，从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可以分开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资源配置只是取决于相对价格。然而，资本理论的争论和本文的核心正是在于说明，新古典理论决不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或者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现实中的宏观经济总量的基础，而新古典理论则只是对表示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9页。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03页。
参见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utz, ., and . Hague (1961):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pp. 177-222. 该段译文也可参考海韦尔·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页。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3年6月27日，第2版。
Samuelson, . (1975): Marx as mathematical economist: steady-state and exponential growth equilibrium, pp. 269-307 in Horwich, C. and Samuelson, . (1975): Trade, Stability and Macroeconom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显然，在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这里，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即资源配置分析和制度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相反，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资源配置问题只与技术上的相对价格相联系、而丝毫不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即将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的内容完全推给了社会学。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2页。
马克思（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22页。
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价值的概念问题，在我国学术界曾经有过多次争论。1956年，魏埙、谷书堂两位学者提出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这一观点在60年代和80年代引起过几次大的争论，但两种含义共同决定之间的关系至今并未得到明确地阐述；而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从新古典理论的角度完全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市场供求决定的因素，同时这种观点还被用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来解释现实的供求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关于“价值是效用与费用之比”的论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价值的观点（典型代表是孙冶方，1959）。不过，实际上恩格斯所表述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存在着表示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或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却并不能把这种效用与费用关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概念相混淆（参见柳欣，2003）。
在新古典理论创立不久的1883年，其代表人物维塞尔就提出这一理论可以用于计划经济，帕累托（1906）和他的学生巴罗尼（1908）也曾采用新古典理论系统地论述过这种计划经济模型。但1920年，米塞斯则对帕累托-巴罗尼模型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涉及到资本作为一个总量指数的实际测量而导致的信息传递问题。之后，哈耶克（1929）也曾提出计划经济中如何得到和处理信息的问题，而兰格（1936）、泰勒（1930）和勒纳，则针对哈耶克的问题又分别提出了一种模拟市场的解决方式。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真正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解决这种资源配置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参见柳欣，1994）。
熊彼特（1954）：《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页。
参见帕尼科与彼得里（Panico, C. and Petri, F.），“长期与短期（Long-run and Short-ru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59页。
Patinkin, D. (1976): Keynes’ Monetary Thought,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16-9.
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贝尔、克里斯托尔（1981）：《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Solow, R.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pp. 65-94.
显然，索洛这一避重就轻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如布劳格曾就此指出，“索洛1957年所发表的创新性文章以后，尽管围绕着整个总生产函数概念存在着许多艰深的困难，但是，为了度量增长的源泉而对总生产函数的估算和对有关技术变化性质的推断性描述，仍然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项广泛实践。”参见Blaug, M.(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91-3.
不过，索洛的这一研究结果却引起了乔根森和格里利切斯两位学者的不同看法，他们在一篇著名的、富有争议的文章中指出，在1945-1965年间，美国差不多所有可观察到的经济增长都能够用传统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来说明。参见Jorgenson, . and Griliches, Z. (1972): Issues in growth accounting: a reply to Edward Denison,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pp. 65-94.
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0页。
同上，第241页。
Kaldor, N. (1957):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pp. 591-624.
英国经济学家扬格（Young, .）曾经对此作过论证。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规模将引致分工的深化，而分工深化又引导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扬格将其命名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他认为，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市场规模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制约）了，而不是如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始终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参见Young, .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141, pp. 527-542. 后来，扬格的这一理论由新剑桥学者卡尔多在60年代加以发挥和应用，如卡尔多关于收益递增理论的主要著作是其1967年的《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因素》。在这部书中，他认为扬格的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因而经济学只研究一般的衡状态（即主流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就是错误的，并且也与收益递增不容于一般均衡的假设有关。参见Kaldor, N. (1967): Strategic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45.
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所出现的滞胀问题、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就给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参见Blaug, M.(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06-9.
假定一个面包师的日工资是10元，而一个摇滚歌星的日工资是1000元，但他们都是资本家雇佣并支付工资的，从而其加总的方法就是在预付的工资上乘以统一的利润率、如利润率为10%，则面包的价格为11元，而歌星的唱片则为1100元，所以面包和唱片成为同质的单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使然。参见柳欣：《论马克思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
在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一般要远低于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它说明，资本家的储蓄不仅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而且更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这样，在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全部工资用于消费和全部利润用于储蓄的假设就是可行的。参见Blaug, M.(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44.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货币预付为（信用）基础、并以取得更多货币为目的的经济，由此才使得资本主义主要成为一种积累者只是得到名誉、地位与权利的社会。这样，追求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目标；而且正是由此，马克思才将重商学派视为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代言人。
参见杨文进：《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新认识》，2003年12月。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6页。
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贝尔、克里斯托尔（1981）：《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章，“结论”。
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帕累托、埃奇沃思和费雪等人。
按照美国学者豪伊的解释，约翰·霍布森曾在《工业与财富》（1914年）一书中首创“边际主义”一词，用以概括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豪伊认为，其中“边际效用”为“边际主义”第一个特性，而“边际生产力”是其第二个特性。参见豪伊（1960）：《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绪论——“边际主义的起源”。
这种有关新古典“一般经济均衡”的思想通常归功于瓦尔拉斯，参见Arrow, ., and . Hahn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Holden-Day, San Francisco, 该书简单地描述了这一均衡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4页。
同上，第166页。
Harcourt, . (1971): Capital and Growth, Penguin, Harmondswor and Laing, p. 14.
对于是否存在“边际革命”至今仍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布劳格，《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商务印书馆，1986）。
马歇尔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独立地提出了类似杰文斯的思想（参见罗宾逊和伊特维尔，1974，中译本第44页）。
完整地说，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只有在其完全竞争静态均衡的辅助假设下才能成立，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201页。
彼得·格罗奈维根（Peter Groenewegen），“供给和需求”，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四卷，第597-598页。
柳欣（1994），《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7页。
安东尼塔·坎布斯（Antonietta Campns），“边际主义经济学”，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卷，第344-347页。
Marshall, A.(1977).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Reprint, Reset, of the 8th edn (1920), 1st edn 1890.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评绪论》，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44页。
Hicks, .(1976). “Revolutions” in Economics. In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ed. S. J. Lat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柳欣（1994），《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9页。
Garegnani, P.(1990). Quantity of Capital. Capital Theory: the New Palgrave.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Peter Newman. London : Macmillan, -79.
这里的技术关系不仅是指生产者投入产出中的生产技术，也包括资源禀赋以及个人的偏好等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以内的、外生给定的实物关系。
彼得·格罗奈维根（Peter Groenewegen），“供给和需求”，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四卷，第597-598页。
柳欣（1994），《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7页。
安东尼塔·坎布斯（Antonietta Campns），“边际主义经济学”，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卷，第344-347页。
Marshall, A.(1977).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Reprint, Reset, of the 8th edn (1920), 1st edn 1890.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评绪论》，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44页。
Hicks, .(1976). “Revolutions” in Economics. In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 ed. S. J. Lat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柳欣（1994），《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9页。
Garegnani, P.(1990). Quantity of Capital. Capital Theory: the New Palgrave. edited by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Peter Newman. London : Macmillan, -79.
这里的技术关系不仅是指生产者投入产出中的生产技术，也包括资源禀赋以及个人的偏好等不在经济分析范围以内的、外生给定的实物关系。
在这里，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应得收入”这种粗糙的规范说法，是19世纪最后25年在信奉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基础上编造出来的。参见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3页。
有时被称为“克拉克-拉姆齐资本概念”，参见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和Ramsey, . (192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pp. 543-59.
斯拉法（1960）：《用商品生产商品》，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6页。
Kaldor, N. (1955-56):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3, pp. 83-100.
Lutz, ., and . Hague (1965): The Theory of Capital, Macmillan, London, pp. 223-24.
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4页。
Harcourt, G.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p. 11.
同上, p. 20.
参见琼·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0页。
Harcourt, G.(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1-22.
在这里，拟生产函数与新古典生产函数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表现在，后者是把工资率与利息率视为内生变量，试图通过求解生产函数的导数值来决定分配问题，其理论含义在于强调生产技术决定收入分配；相反，前者则是将工资率与利息率视为外生变量、并集中考察这种外生决定的分配变量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其理论含义在于强调收入分配关系对技术选择的制约。所以，拟生产函数的提出无疑是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资本计量、以及利润率决定的一个批判。
Champernowne, . (1953):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a com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 pp. 112-35.
Solow, R.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pp. 312-20.
由于单一产品模型过于简化，并且回避了资本计量这个和利润率紧密相连的问题，因此该模型常常被称为“新古典寓言（neoclassical parable）”，不过这个寓言在新古典传统中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济分析中。
参见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8页。
对此，新剑桥学者由于不赞成资本是一种与劳动完全一样的生产要素，因而偏好于采用“工资/利润率边界”的说法；而希克斯则折衷地称之为“工资边界”，它表示在任何利润率水平下所能支付的最大稳定状态的工资率。
在这里，线性工资-利润曲线的经济含义在于，它只有在使劳动和中间投入在所有生产过程中的比例都相同的技术下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一情况下，利润率的变化对相对价格才会没有影响。参见斯卡齐里（Scazzieri, R.），“逆向资本密度增加（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在这个单一产品的模型中，“资本”只能是按照胶状的易适应资本概念、即胶状资本（jellied capital）推出，这意味着该资本可以用某种物质或技术的单位统一计量，资本与劳动的比例（K/L）也不必受到现有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而任意调整到各种所需水平，但这种抽象掉异质资本特性的单一模型显然是远离现实。
Howard, . (1979) : Modern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London, Macmillan, pp. 113-117.
依照20世纪60年代相关争论文献，一般认为，“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也就是指：一种或两种产出，两种投入，二次可微分，总生产函数服从规模报酬不变，可增殖的同类资本，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单调关系，分为中性的和节省要素的脱离现实的技术进步，完全竞争，瞬时调整，以及无代价的信息。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6页。
在这个函数中，萨缪尔森放弃了新古典通常习惯采用的同质资本品的抽象假定，将不同资本品以及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技术引入。不过其中，萨缪尔森也附加了另一个重要假定，即该经济中不论包含多少生产部门，每个部门中的资本-劳动比（K/L）都将均等，这一假定对萨缪尔森的结论至关重要。
Samuelson, . (1961-62): 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 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pp. 193-206.
参见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0页。
Samuelson, . (1961-62): 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 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pp. 193-206.
参见库兹（Kurz, .），“资本理论：争论（Capital Theory: Debate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
斯卡齐里认为，近来的讨论已显示，这种关系早已不是必然成立，因为较低的利润率也可以与较低而不是与较高的人均资本量相交换，这一现象称之为“逆向资本密度增加”。而且，当人们认识到“有效”的技术排序并不一定能使技术选择成为利率（利润率）的单调函数时，就会发现这种逆向资本密度增加的现象。参见斯卡齐里（Scazzieri, R.），“逆向资本密度增加（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Hicks, . (1965): 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3.
在萨缪尔森的鼓动下，莱夫哈里曾经力图证明再转换对整个经济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成了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再转换重要意义的推动力量。参见帕西内蒂（Pasinetti, .）和斯卡齐里（Scazzieri, R.），“资本理论：悖论（Capital Theory: Paradoxe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5-97页。另外，新剑桥经济学家们也曾尝试能否寻找一些有关阻止转换条件的分析性定理。如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防止在技术系数固定的n个部门的模型中转换的发生，则模型中必须至少有一种资本物品在下列意义上是例外物品：（1）经济中的所有投入都用于那种资本物品的生产；（2）它是根据一种平滑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自己生产的，且函数中的系数可变。显然，新剑桥学者们已经发现这些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的结论表明，转换是普遍规律，没有例外（哈考特，1972年，第171页注释）。然而，其它学者沿着同样的路线最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埃尔蒂斯，1973年，第115-16，123-5页）。而其他一些与此相似的研究表明，转换的经验意义取决于：（1）利率是否跌到某一关键水平以下；（2）当厂商再采用某些以前用过的技术时，产品价格是否下降（弗格森和艾伦，1970）。由此，布劳格最终并没有肯定、而只是模糊地认为，“迄今为止在文字上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在度量一种经济中投入替代性大小的基础上对转换可能性的度量，对于这种文字争论我们还无法看到其终结，这些度量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8页。
或者新古典的其他补救办法、比如索洛对技术余值的测度等，参见下文。
Clark, .(1899).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London: Macmillan.
罗伯特·多尔夫曼（Robert Dorfman），“边际生产力理论”，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三卷，第347-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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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罗伯特（1992），《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北京：商务印书馆。
实际上，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就是一个在微观层次上指导资源配置的要素分配论，它来自于19世纪的边际生产力原理。一般认为，边际概念最初由冯·屠能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随后又有著名的“戈森定律”问世；不过将其应用于要素分析的则是19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的三位西方学者的著作，即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和1877），史称“边际革命”（这里所谓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完全转换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古典学派关注社会关系分析的剩余传统被新古典理论只注重技术分析的供求传统所取代）。但明确提出要把边际产品与要素报酬相等的原理应用到各种生产要素上的，则是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1899）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从此边际的观点开始对称地应用于所有要素，因而确立了一个统一的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克拉克也就成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参见多尔夫曼（Dorfman, R.），“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48页。例如维也纳经济科学协会在欢迎克拉克成为其名誉会员时，就曾称赞他是“独立于其他探索者而发现这一新学说的人之一，该学说半个世纪以来已构成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参见豪伊（1960）：《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2章，“克拉克”。
Stigler, . (1941):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the Formative, Macmillan, New York. Or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Charter 11.
参见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5-46页。
克拉克（1899）：《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页。
同上，第125页。
同上，第80页。
同上。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9页。
参见布利斯（Bliss, C.），“新古典分配理论（Distribution Theories: Neoclassic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58页。
按照布劳格的解释，这一生产函数表示的也就是，“在现行的可以自由运用有关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技术知识条件下，从技术上可行的各种实物投入组合中能够得到的实物产出的最大值”。这样，在规定该微观生产函数光滑、有差异、且厂商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假定下，“如果要素和产品市场是竞争市场，则厂商将雇用工人，租用机器和地皮，直至工资率、机器租赁费和地租费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价值或边际收益产量”。但布劳格同时也指出，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投入都是流量变量、而不是存量变量，所以其中也就必定隐含着存量与流量不一致的逻辑问题。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章，边际生产力理论。
Blaug,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40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97页。
Harcourt, G.(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p. 122.
更重要的是，在新古典寓言中，不仅假定资本同质，而且还暗含着“易适应资本”的概念，即这种资本可以不花成本地及时从某一资本-劳动比水平上的运行转移到另一比率水平上而发挥作用，从而通常被称为“黄油”、“油灰”、甚至“太妃糖”等。用哈考特的话来说，也就是暗含着“专用性和异质性这两者——即资本品的两个重要特征——可以被抽象掉”。参见Harcourt, . (1972):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5.
所谓“循环论证”，按照新古典的解释，就像劳动价格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求均衡一样，资本价格取决于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其中，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当供求均衡时，利润率恰好就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这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以确定；然而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知道，随着工资率w的变化、从而利润率r变化，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动，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会引起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因为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这样，使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r求K、再通过K求r的循环（威克塞尔，1934年，第149页）。
Hahn, .(1975):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
威克塞尔（1934）：《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30-140页。
在这里，伯梅斯特指出，“除非在极端限制性条件下，否则资本的价值并不是衡量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总资本存量’的合适指标。”而对于这一问题，威克塞尔（1934）是最早意识到的，后来罗宾逊夫人（1956）又明确提出过。参见伯梅斯特（Burmeister, E.），“威克塞尔效应（Wicksell Effect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86页。
威克塞尔最先发现价格差异使社会资本边际生产率稍低于利率的情况、即所谓价格威克塞尔效应；进而在晚年评论其学生阿克曼博士的论文《真实资本与利息》的数学运算中，他又发现社会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可稍高于利率，后人将其称为“负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并将原先得到的社会资本边际生产率低于利率的情况，改称为“正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不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负效应是极少见的、可以不必考虑；所以，一般所说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都是指的这种“正的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它是一个负值）。参见胡寄窗：《一八七O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56页。
Burmeister, E., and . Dobell (1970):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Macmillan, New York, pp. 289-93.
Burmeister, E., and . Turnovsky (1972): Capital deepening response in an economy with heterogeneous capital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pp. 842-53.
Samuelson, . (1983): Thunen at 200,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 pp. 1468-88. 或参见萨缪尔森（Samulson, P.），“威克塞尔与新古典经济学（Wicksel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83页。
威克塞尔（1934）：《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43-145页。
伊斯雷尔·M·柯兹纳（Israel Kirzner），“奥地利经济学派”，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一卷，第157-163页。
这里的土地代表了各种稀缺的自然资源，“几乎所有的自然的有限的赐物或能量都是和土地结合的，我们可以无危险的把土地，包括它的一切活动或使用，作为这种经济性天然资源的代表。” 庞巴维克（1964），《资本实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09页。
庞巴维克（1964），《资本实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08-109页。
庞巴维克（1964），《资本实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5页。
庞巴维克（1964），《资本与利息》，北京：商务印书馆。
Howard, Michael(1983). Profits i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99.
Hayek, F. A. von(1941).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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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ks, .(1965). Capital and Growt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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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33页。
同上，第403页。
同上，第380页。
参见亨宁斯（Hennings, K. H.），“庞巴维克，欧根·冯（Bohm-Bawerk, Eugen v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8页。
庞巴维克（1889）：《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页。
Stigler, . (1941):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ories, Macmillan, New York, P. 226.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232.
参见亨宁斯（Hennings, K. H.），“庞巴维克，欧根·冯（Bohm-Bawerk, Eugen v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庞巴维克（1889）：《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63页。
多尔夫曼曾对此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说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时期相当于现代增长理论中所使用的资本-产出比率。”Dorfman, R. (1959): Waiting and the period produc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3, pp. 351-72.
这里可以看到，在庞巴维克的理论结构中，与任何生产方法相联系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内生的变量，它本身会随着利率的变动而变动。然而如前所述，庞巴维克对利率的决定建立在假定一个经济体系的资本存量是给定的这一基础之上，这样二者就是矛盾的。尤其在复利计算的条件下，一旦采用了一种花费时间的迂回生产方式，则资本存量的价值就必然会发生变动，从而并不能保证先前的推论。
参见亨宁斯（Hennings, K. H.），“迂回生产方法（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米尔盖特认为詹姆斯·斯图亚特最早在1769年在经济学中第一次使用均衡这一概念。参见默里·米尔盖特（Murray Milgate），“均衡：概念的发展”，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二卷，第193-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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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伊特维尔（John Eatwell），“自生利率”，参见默里·米尔盖特（Murray Milgate），“均衡：概念的发展”，约翰·伊特维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1992），《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第三卷，第481-482页。
凯恩斯（1936），《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3年版，第192页。
根据新古典的解释，有两方面的因素会阻止自己的利息率成为负值，一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同样的商品，当前的消费比延迟的消费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效用，因此，这将会相对提高当前商品的现值；二是投资的生产力，当前的消费品转变为投资，将会在未来时期提供更多的消费品，这也会提高当前商品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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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琼斯（1976）：《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页。
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9页。
不过，一般认为瓦尔拉斯只是提出并论述了这种一般均衡模型，而对于该均衡存在性的证明则是由阿罗和德布鲁两位学者用精密的数学方法共同完成的；后来希克斯等人又在其中加入了时间，通过构建一种时际均衡来实现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动态扩展。参见麦肯齐（McKenzie,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4页。
德布鲁（1984）：“数学形式的经济学”，《价值理论》（1959），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瓦尔拉斯（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页。
参见根岸高石（Negishi, T.），“卖者喊价与重定契约（tàtonnement and Recontracting）”，《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39页。
目前这个体系只包括年服务（即流动资本）、不包括资本存量的讨论，也就是说还没有资本的形成问题。整个方程体系参见瓦尔拉斯（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4-245页。
在这里，为了使一般均衡方程组有确定解，必须减少一个未知数，瓦尔拉斯采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即将其中某一种商品a的价格作为价值标准，例如把Pa标准化为1、即Pa = 1，所以未用字母标注。
参见伊特韦尔（Eatwell, J.），“瓦尔拉斯的资本理论（Walras’s Theory of Capit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38页。
瓦尔拉斯（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4页。
不过，尽管达到竞争均衡时全部资本品的净收入率应相同，但折旧费j与保险费v却可能因不同资本品而异。所以为简便起见，瓦尔拉斯有时也假定j = v = 0，由此可得：PK = pK / i。从而，作为自然资本品的土地价格Pt和个人能力的价格Pp，在瓦尔拉斯那里，也都可分别表示为：Pt = pt / i，Pp = pp / i。
这一方程体系的建立，参见瓦尔拉斯（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0-287页。不过需要提及的是，这里的均衡只是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价格形式的均衡，因为瓦尔拉斯假定所有价格按统一比例变动以后该系统仍将保持均衡，即货币是无用的。尽管在论述了加入“资本”的方程体系以后，瓦尔拉斯也曾对加入“货币”作过探讨，但他始终认为，如果有一套价格能使经济达到均衡，那就会有成比例的无数套均衡价格，但并不影响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如商品产量和要素投入量；换句话说，这同时也就假定了经济中不存在“货币幻觉（Monetary illusion）”，即如果在每一张货币的面值后面加个零，生产和消费都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模型中加入的货币仍然是中性的、并不起任何实质作用。这一内容可参见瓦尔拉斯（1874）：《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六篇，“论流通和货币”。
一般认为，两部门模型即可构成一个微小的一般均衡体系，或称为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瓦尔拉斯式模型”。Morishima, M. (1969):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p. 5.
参见伊特韦尔（Eatwell, J.），“瓦尔拉斯的资本理论（Walras’s Theory of Capital）”，《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38页。
凸性生产集合的假设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微观生产函数中的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
但是，对于瓦尔拉斯均衡体系的这些假定条件，很多学者都不赞成，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曾就此指出，“瓦尔拉体系之所以比较贫乏，主要是由于他没有为他的一般均衡体系定下关于改变的定律。他能够说出来由既定的资源与既定的偏好所建立的价格必须满足那些条件；但他没有解释假使嗜好和资源改变，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参见希克斯（1946）：《价值与资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5页。由此，对于在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作用，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我们陷于传统的用一般均衡概念铸造而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震撼世界的答案。我重复一遍，在那种理论中，收入的职能分配可以说是由资源在居民户、他们的偏好、厂商的生产函数、居民户和厂商的行为动机之间的最初分配“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取得均衡（如果确实取得的话），或者为什么它应不断取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没能对收入的职能分配作出因果解释。”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5页。
按照布劳格的说法，统一利润率、即“投资于竞争性活动的货币资本的始终一致的均衡利率，只有当投资者不考虑资本物品的实际实物差异时才会出现。”而在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分配论中，各种异质的实物资本品由于各种差别利息率的存在，从而并不能够真正加总在一起、形成统一的货币利润率。参见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6页。
如前所述，这个卖者喊价假设对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瓦尔拉斯认为，作为卖者喊价过程收敛的一个极限，它同时也是这种一般均衡存在性的一个证明。不过显然，该方法只是表明了一个卖者喊价的过程，却并不能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严密证明。参见Negishi, T. (1960): Welfare economics and 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Metroeconomica, 12, pp. 92-7. 所以，德布鲁曾就此指出，“瓦尔拉斯和他之后60年的继承者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种论点来支持至少一个均衡的存在性，则他的理论将是空洞无物的；并且还注意到，在其模型中方程数目等于未知数的数目，这是一个不能使数学家信服的论断。”参见德布鲁（1984）：“数学形式的经济学”，《价值理论》（1959），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后来，有关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稳定性的数学证明，由阿罗和德布鲁两位学者在作出更多假设的基础上完成、即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但对于这种证明是否真正符合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条件则存在质疑。重要的是，这一模型严格贯彻新古典传统的经济行为者最优化、理性预期和市场均衡的各种假定，比如各种商品和要素均为同质、消费者对商品及组合具有明确规定的偏好次序（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企业具有规模收益不递增的投入-产出关系、消费者的消费集和生产者的生产集均为凸集（即消费品和要素无限可分）、系统中的每个行为者完全了解所有商品和要素的全部价格信息、并具有理性预期、所有交换行为在初始时刻一次性完成等等。而且，也只有在这些严格假定的条件下，利用凸性理论和不动点定理，才能证明存在一组价格能够使得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同时出清，并满足消费者选择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显然，该模型所具有的这种高度抽象的特征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相距甚远；而且，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这样的前提假定也可能偏离真实的经济内在机制。其实，对于一般均衡理论所假定的这种非现实性，过去人们并非熟视无睹，但常常认为这对理论抽象是必要的，或者是为照顾理论分析的可处理性必须付出的代价，并认为这些假定并不对所分析问题的核心结论造成实质伤害。虽然这种认识不无道理，但是在一些“破坏均衡的机制”起主导作用的情形下，这种假设本身也就预示着其结论与经济现实南辕北辙。
参见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612.
Solow, . (1963):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 North-Holland, Amsterdam, p. 16.
关于新古典的时际一般均衡理论也存在着争论。比如，在充分发展了时际均衡分析方法的希克斯那里，其均衡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定存在着向均衡方向变动的趋势；二是收敛于均衡的速度是极快的。但正是这两个特点，却又令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时间问题的处理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在“所有其它相关要素保持不变”的假定下，迅速趋向均衡是一个重要特征，这一过程越长、如当时间趋向无限时，均衡的收敛就有可能与假定不再一致；但如果要保证有时间的均衡具有稳定性，那么它必然也就要求该时间趋向无限的过程能够有较长时间，即均衡与稳定性之间是有矛盾的。因此，希克斯的时间并不会以实质的方式进入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它无法确切地分析价格和数量变动的动态分析；而且在这个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不能够用处于历史时间中的因果关系来描述。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希克斯是试图把单一市场的稳定性条件推广到任何数目的市场系统中去。处理的方法是假定的，除去暗含的以外，稳定性条件不能从动态模型中演绎推得。…… 希克斯的做法原则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萨缪尔森（1983）：《经济分析基础》，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2、296页。
对货币数量论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有许多，如康替龙、休谟、李嘉图、穆勒、马歇尔、费雪、庇古、哈耶克，甚至包括凯恩斯（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70页）。
帕廷金（1965，中译本第174页注2）认为，尽管瓦尔拉斯提出过现金余额方程式，但他并未阐述过现金余额理论。
庇古早期是剑桥现金余额说的代表人物，他对现金余额说的贡献主要是以方程式将马歇尔的思想更简明地表达出来。
费雪追随休谟认为，尽管在短期内，货币数量或流通速度的变化会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水平产生影响，在长期内，全部的调整将只会落在商品的价格上。
在新古典理论中Q是通过竞争的劳动市场和生产函数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
也有人把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归入为收入说（参见林维星：《货币数量论研究》）或（信用）交易说（参见陆晓明，1991）。
魏克塞尔在《政治经济学讲义II》（1906）中提出了所谓的“直接机制”：假设某个国家发现了黄金，该国由于货币存量的增加而从别国进口更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将存在对物品的过度需求并将使得别国价格上升。这就是魏克塞尔的直接机制。
俄林认为，这是“货币理论的新见解”，因为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看来，商品是用来交换商品的，因此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和个别价格的变动的起因必然完全不同。（参见“《利息与价格》绪言”，中译本，第9页）
关于强制储蓄的观点，最早出现在关于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期间。桑顿（1802）和边沁（1804）分别使用了“收益亏空”和“强制节约”的术语；马尔萨斯在1811年评论李嘉图的《金块的高价》（181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强制储蓄”的术语则是由米塞斯所创造。参见汉松，1987，载第2卷，中译本第426-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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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新古典价值论与分配论，即新古典资本理论，还应包括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方法（参见柳欣，199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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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货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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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dor, N. (1982)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avidson, P. (1994) Post Keynesian Macroeconomic Theory. Edward Elgar Press.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迭代模型将在第八章进行介绍。
希克斯的原文是用“IS-LL”图式，汉森（1953）进一步阐释为“IS-LM”模型，因此“IS-LM”模型也称希克斯-汉森模型。
希克斯认为IS-LM图式是凯恩斯的观点或其核心的相当好的表述，而不是用来表述他自己信仰的东西；他认为他自己的货币理论与灵活偏好理论“决不相同”（参见希克斯，1977，中译本第149-150页）。
汉森也有类似的认识，比如他认为IS曲线可以根据新古典可贷资金理论建立起来（参见汉森，1953，中译本第124-127页）。
货币工资和物价的降低通过压低利率而刺激支出的这种“间接”效应被称作凯恩斯效应。它的作用机制可以按此描述：在较高的真实工资W/P的情况下，过剩的劳动供给导致货币工资W下降，从而降低厂商的成本，使物价P下降。物价的下降增加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过剩的实际余额被导入债券市场，因而债券价格被抬高，利率被压低。利率的降低则刺激投资支出，因此提高总需求水平，从而增加就业和产量。因此凯恩斯效应是与剑桥效应想对照的，认为实际余额的变动只影响债券的需求而不直接影响商品的需求，实际现金余额只是通过对利率和投资的作用才影响到商品需求，从而在存在投资陷阱和灵活偏好陷阱的极端情况下，凯恩斯效应不起作用。（关于凯恩斯效应的描述，可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
严格说来帕廷金所描述的“实际余额效应”，即货币数量论所描述的一种特殊的实际余额效应，即“剑桥效应”。根据剑桥效应，实际现金余额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需求。这里的商品需求不包括债券，因此现金余额并不影响利息率。另一方面，“庇古效应”即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动会影响商品需求的结论虽然与新古典学派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简单地恢复剑桥效应，而且在本质上是反新古典学派的逻辑的，这是因为庇古效应是在IS-LM模型的框架内作用的，而且它并不否认利息率以来于货币数量。（关于实际余额效应、剑桥效应和庇古效应的描述，可参见费尔德尔和哈姆博格，1987）。
对庇古效应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态因素会使庇古效应不能成为迅速自我均衡的机制；二是对于那些资产构成“净”财富存在着争议（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29-131页）。
在新古典理论中，债券是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而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债券市场与资本市场是不同的，债券市场均衡是存量均衡或期初均衡，而资本市场均衡是流量均衡或期末均衡。
希克斯在1980年的另一篇文章《IS-LM：一个说明》中，再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本人已对它不满意了。。。在我1974年发表《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时我已不用这个模式了”。（参见希克斯，《货币、利息和工资》，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第318-331页）。
哈里斯认为，货币需求的资产选择方法的现代渊源可以追溯到希克斯的《简化货币理论的一个建议》（1935）。希克斯比凯恩斯更加明确地把货币需求问题作为在不同资产中分配既定财产以便在考虑到风险时实际收益最大化问题（参见哈里斯，1981，中译本第265页）。
托宾指的是存量和流量均衡分离的“两分法”。
虽然剑桥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森，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西蒙斯（H。C。Simons）和明茨（L。W。Mints）等仍然在用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讲授货币理论，但他们的教学中，旧的货币数量论传统也考虑到了凯恩斯的理论。
货币主义的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即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型式；另一个是布伦纳()和梅尔泽（A。Meltzer）的货币理论。(参见迈耶，1997，载斯诺登和文，1997，中译本第100-133页)
托宾和弗里德曼的资产选择组合理论的区别：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比托宾更广，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资产项目。这是个存量概念，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的流量概念。托宾的资产指金融资产。第二，托宾将资产组合的选择与风险联系在一起，而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与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
弗里德曼非常着重区分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nominal and real magnitudes）——例如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的货币数量和实际的货币数量等，认为这种区分是货币数量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货币理论非常强调名义货币数量的变化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变化的区分以及两者不一致时所产生的影响。
正统货币主义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主要是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分析方法以及经验检验，标志性文献包括弗里德曼（1956）、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第二阶段是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60年代中后期之后被吸收进货币主义分析，标志性文献是弗里德曼（1968a）；第三阶段的发展是汇率决定在70年代初被纳入货币主义分析，标志性文献是约翰逊（1972a）、弗伦克尔和约翰逊（1976、1978）。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164-165页。
参见里查德。切斯（Richard Chase）：《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载《挑战》杂志，1976年3-4月号，第43-44页。
除了政策无效主张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政策含义还包括反通货膨胀的产量和就业的真实成本（例如，明福特、布莱克和马休斯，1980；萨金特和华莱士，1981；萨金特，1993）、通货膨胀的动态不一致理论（例如，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巴罗和戈登，1983a、1983b；巴克斯和德里菲尔，1985）、微观经济政策在增加总供给中的作用（例如明福特，1991）以及经济计量政策评价的“卢卡斯批评”（卢卡斯，1976）等。
对于围绕新古典政策无效主张展开的“预期到—未预期到的货币争论”，由巴罗（1977a、1978）利用美国经济1941-1976年间的年度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而证实了新古典政策无效的观点；但随后米什金（1982）和戈登（1982a）的研究分别发现，预期到的货币政策也影响产量和就业（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241-242页）。
“新凯恩斯主义”这个术语最早由帕金（1984）提出，其英语同义词还有：New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Keynesian School、 New Keynesian Economist。大部分重要的新凯恩斯主义文献被收录在曼丘和罗默（1991）所编的两大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论文集里。
美国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分布在接近东西海岸的大学，故被霍尔称之为“海水”经济学家；出于一种奇特的巧合，新古典经济学家大都与接近“淡水”的大学相联系：芝加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参见布兰查德,1990b）。所以，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也被称为“海水”和“淡水”之争。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产品价格的变动如同餐馆的菜单价目表的变动，故将这类成本称为“菜单成本”。
斯蒂格利茨（1987）把市场均衡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行为人都没有改变其行为的激励”。
早期新凯恩斯主义者在解释“为什么自然失业率是正的”时提出的“新”微观经济学（例如费尔普斯，1970）中，用“隐含合同理论”来解释低于均衡水平的真实工资刚性和非自愿失业。
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社会学模型”。社会学模型强调的因素包括：相对工资的重要性、地位、相对剥削、忠诚、信任和平等，等等。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冲击都是潜在的不稳定之源（参见布兰查德和夸，1989），但在评价市场经济吸收这些冲击从而保持充分就业的能力方面，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们产生了分歧。
“新古典综合”即“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是由萨缪尔森在其1955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次使用。
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由克洛尔（1965年）所提出的，后被莱琼霍夫德（1968）、马林沃德（1977）和贝纳西（1982）所发展，但这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直接联系到新古典综合或非均衡理论。希克斯（1939）和帕廷金（1956；参见帕廷金，1987）的著作对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发展是重要的。
托宾（1965）将货币融入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一模型排除了经济个体的最优化选择假定。托宾的做法是在其模型中直截了当地假定了一个定义明确的货币需求（这一方法在探求人们为什么持有货币的新古典微观基础的解释上无所助益）。在索洛模型中，实际资本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资产，因此储蓄决策也就等同于实际资本积累的决策。托宾则将货币作为另一种资产引入模型，即家庭可以选择是以实际资本抑或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继而，家庭的储蓄决策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储蓄决策（即关于资产积累量的决策）；二是资产组合决策（即关于资产配置的决策）。托宾模型遭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批评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模型断言通货膨胀率提高会提高人均资本量，并进而促进产出（即托宾效应）；二是模型并没有赋予货币以真正的职能；三是托宾模型中经济行为主体并没有建立在最优化行为基础上，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牵强。
卢卡斯的研究注意力转向的另一个领域是为货币理论即新货币经济学建立一贯的微观基础上。
布林德（1988a）也证实“到1980年左右，在40岁以下的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中，难以找到一个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10年内的一个令人惊奇的学术上的转折，一次确切无疑的学术上的革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研究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新凯恩斯学派”（参见斯基德儿斯基，1992，第82-89页），其中S。道是发起者，随后有菲茨吉本斯（1988）、卡拉贝利（1988）、奥唐纳（1989）和韦尔切利（1991）等，由于新学派加强了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关于不确定性是凯恩斯思想的核心的观点，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虽然克洛尔、莱琼霍夫德和法国的非均衡学派等强调凯恩斯非均衡分析的，早期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但现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非均衡凯恩斯主义者排除在“后凯恩斯主义”之外。
奇克认为，沙克尔的思想接近奥地利学派（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87页）。
塔希斯（1987）回顾凯恩斯革命的历程：“先生们，这些演讲题目的改变”——由“纯粹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意义重大”。凯恩斯在1932年10月10日以这番话开始了该年秋季八次演讲中的第一讲——事实上也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开始。1935年12月2日他作了第四期系列讲座的最后一次演讲。10天后，他寄出了后来成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手稿（参见塔希斯,1987）。
这里是指将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贡献结合起来。
格利和肖（1960）最早使用了“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概念。
从WCM方程式导出的推论即是后凯恩斯主义用“收入政策”来稳定物价。
一种观点认为，利息率是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其中的一个理由认为货币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故利率只能作为外生变量；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率是加成的，理由是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垄断。
古德哈特定理原意是：原有的相关关系一旦被用作控制目的，马上就会失去相关性。
后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观点，加强了其把收入政策作为可持续的充分就业策略的基础的主张。这样，在对真实交易需求作出反应时，无需担心受到以后的货币紧缩的威胁，银行系统将处于一个更安全的地位。
摩尔（1990）认为，通过贷款而创造出来的存款逐渐被某些人持有，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偏好的概念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道（1996）强调他的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相比更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而主流分析虽然同样强调银行的信贷配给，但却是建立在银行与客户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
摩尔（1991a）强烈表示，珀林的经济计量检验不是结论性的，它需要深入地考察信用货币和利率在资本主义实际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俄林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储蓄和投资理论的几点说明》一文中认为，斯德哥尔摩学派在很多重要方面领先于凯恩斯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乘数理论如何运作，从而协调储蓄和投资的关系。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拉沃伊（1985）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推论哲学的特性，即哲学是一种最大的解释性理论，它所要解释的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又难以用假设－演绎模型来说明的问题。
列昂惕夫认为新古典理论的建立者是工程师和数学家这一点决定了新古典理论的特征（列昂惕夫。1983年）。
主流经济学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分析都是与IS－LM曲线和马歇尔的供求曲线的分析相同的。
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由克洛尔（1965年）所提出的，后被莱荣霍夫德（1968年）、马林沃德（1977年）和贝纳西（1982年）所发展，但这种非瓦尔拉斯均衡直接联系到新古典综合或非均衡理论，希克斯（1939年）和帕廷金（1956年，参见帕廷金，1987年）的著作对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发展是重要的。
这里值得提到非线性分析技术的应用。在各个自变量之间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条件下，非线性分析依然可以讨论在给定某些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条件下，能够得到因变量的解，从而可以使一个多个变量相互依赖的模型（带有逻辑矛盾的模型）能够被应用。然而，这种非线性分析并不能真正表明因果关系，或者说非线性模型的解并不是唯一的或是有概率的，它取决于对最初条件的“概率的”或“统计的”假设。显然，当一个模型带有严重的逻辑矛盾或根本不能表明因果关系，非线性分析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这一问题涉及到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争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区别并不只是在于语言或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来自于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分析之间的区别，更明确地讲，是来自于对那些“例外”的解释，也就是说，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所依据的假设是不同的。基数效用更容易用局部均衡来说明那些例外或反例，但这些说明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埃奇沃兹、帕累托和希克斯使用序数效用的无差异曲线来表明新古典需求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参见布劳格，1985年），这也正是新古典需求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所在，但基于这种逻辑一致性是难以解释现实的。马歇尔（和奥地利学派）使用基数效用是与他的局部均衡分析相联系的，从而能够更方便地说明那些“例外”，但并不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如马歇尔不得不使用货币的边际效用来说明效用的加总和比较问题（马歇尔，1921年；参见布劳格，1985年），但会涉及到一般均衡而导致逻辑的不一致。这里的例外实际上涉及到“总量”与“相对价格”问题，基数效用可以表示总量的加总，而序数效用则只能表示相对价格问题而不可能得到总量。
新古典的垄断理论在经验问题上遇到了严重的悖论，一方面是专利法、商标法以及知识产权等保护垄断的法律，另一方面是反垄断法，新古典的垄断理论并不能同时解释这两方面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