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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为使大家了解该次论坛的有关情况，程国兴整理了本次论坛的文字实录，供大家使用。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有限，整理收集的资料不一定全面、系统，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望大家按照以下联系方式提出指正意见，以便更正。开幕式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入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2011 陆家嘴论坛。本次论坛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外政府高层官员、世界金融界领袖、企业家以及著名专家、学者，今天他们将深入探讨“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将为我们主持今天的开幕式并致欢迎辞的是 2011 年陆家嘴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2011 陆家嘴论坛现在开幕。首先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出席今天论坛的开幕式并在前排就坐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生，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 2011 陆家嘴论坛联合主席、上海市市长韩正先生。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先生。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先生，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女士，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先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出席今天开幕式的还有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上海市的领导，还有来自全球各地著名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的高管人员，国内外知名企业家，有关的金融专家和学者。在此我代表论坛主办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向出席今天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加快调整，全球金融治理出现新变革，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世界金融复苏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全球金融治理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今年是中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纲要规划的第一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更好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本届陆家嘴论坛的主题确定为“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希望与会嘉宾及各位代表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深入探讨、共商大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变革，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增长作出积极的贡献。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先生作论坛开幕致辞。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五月的上海繁花似锦，值此 2011 陆家嘴论坛举办之际，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参加论坛的各位金融界的朋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2011 陆家嘴论坛的主题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将围绕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一系列重点、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相信，通过大家的深入研讨和广泛交流，本次论坛一定会为新时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宏观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 “十一五”期间上海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自身发展转型的挑战，把举办上海世博会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契机，把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作为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奋力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顺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主要目标和任务。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2009 年国务院 19 号文，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是基本形成了类型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股票、债券、货币、外汇、黄金、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以及场外衍生品市场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二是基本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在传统金融机构加快聚集的同时，各种功能性的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2010 年底，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1049 家。三是基本形成了全国领先的金融对外开放格局。截至 2010 年底，上海外资法人银行占全国总数的 2/3，并表资产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总资产的 85%以上，上海外资法人财产险公司占到全国的将近一半，全国一半以上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汇聚上海。四是基本形成了持续优化的金融发展环境。近年来，我们颁布了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例，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集聚金融机构和人才、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环境，建立了金融法庭和金融仲裁院，促进金融发展环境的不断优化。未来五年，上海将坚持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先行先试和营造环境为重点，更加奋发有为，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建设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为此，我们将着力推进以下工作。一，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丰富金融市场的产品和工具，紧紧围绕建设结构完整、功能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推进证券交易所国际板和保险交易市场的建设，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货币、外汇、证券、期货等现有市场的国际地位，完善信贷转让市场和银行票据市场的功能，扩大规模，加快建设信托受益权转让市场和非上市公司股权登记交易的步伐。二，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的平台，我们将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积极促进境内外人民币市场的联动发展。同时，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契机，推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上海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股票，不断提升上海金融市场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三，继续大力吸引和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进一步集聚中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总部，吸引登记、清算、融资等市场功能性、金融机构入驻上海，创造条件吸引大型金融机构的二总部及其资金交易、信用卡、私人银行等业务营运机构，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和亚洲重要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功能中心的聚集地。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鼓励和支持金融产品创新，不断加强对航运、贸易、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社会民生事业的金融支持。特别要抓紧当前跨国公司、企业分布格局重心转移的大好机遇，在外汇和投融资管理体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更好地满足企业对跨境资本、跨境资金调拨的需求，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我国产业链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五，进一步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我们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在金融法制、税制、监管、人才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发展环境。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全力支持和共同参与下，陆家嘴论坛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将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经验，加大与国内外各界的交流合作，真诚地期待各位朋友用自己的丰富学识、经验和影响力，为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言献策。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祝大家在上海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谢谢大家。感谢俞正声书记的致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本届论坛将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世界经济成长的前景及其风险因素，全球金融改革、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的构建，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等问题深入开展讨论。我们期待着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我们相信通过与会人士的共同努力，本届论坛一定能够为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深刻的启迪和有益的帮助。现在我宣布，2011 陆家嘴论坛开幕式到此结束。谢谢。第一场全体大会感谢吴定富先生。现在我们将进入本次论坛的第一场全体大会，主题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为我们主持全体大会一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有请尚福林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我们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的议题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一系列重大的风险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着力推进科学发展，谱写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把握“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形势，加快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是大会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首先，有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发表演讲，大家欢迎。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发表一些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及对题目的想法。我来之前知道题目是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还不知道有一个子题目就是“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这个题目。我想，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是先说一说宏观管理。我觉得，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子题目，这都是有关系的内容。宏观管理在新时期的特点，我想讲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情况下，来作出宏观管理的决策，以及争取落实宏观管理的目标。这个不确定性，首先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最早是从美国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次贷问题，那个时候还不主张用“危机”这个词，在 2008 年 9 月份次贷迅速恶化，演变成了一场危机。因此应对危机首先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负面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但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到底负面冲击有多大。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应对方案是在 11 月初推出总值 4 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上一批项目。同时，也包括改进民生，社会发展等项目。因为不知道危机究竟怎么演变，所以，一个可能的好的选择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尽量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以便尽快把危机挡住。但是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一开始，在 2008 年的 12 月份，在内部和国际上都有一个讨论，在应对危机的政策出台以后要考虑一个及时退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要退出。一个强有力的刺激计划来克服危机，同时配合一个判断准确的及时的退出，是一个好的选择。既抗击了危机的冲击，同时负作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就是时点的判断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也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发现事后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复苏过程当中是走得相当靠前的，应该说是最靠前的，而且是复苏最有力的。中国经济在 2009 年一季度的时候相当疲弱，二季度开始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下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复苏。与此同时，全球经济还在危机中挣扎。在出现复苏的时候，我们开始考虑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可以有所改变，大家可能注意到 2010 年 1 月份上旬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随后又接着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虽然我们还是采用了比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是扩张的程度开始放缓、收缩。我所说的不确定性，2010 年，大家回想起来还是很近的事，2010 年从 2 月中下旬开始在国际市场透露出可能欧洲有些国家会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这件事一直在 3 月、4 月不断地发酵，到 5 月初主权债务危机有一点爆发时，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整个金融危机发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应该采用经济刺激的计划。但是，显然也会加重有些国家财政的恶化程度。说实在的，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些出乎意料。随后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适当有所平稳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 8 月末的时候报出的数据，失业率将近 10%，具体来说是 %的失业率，美国的经济复苏相当地不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宏观管理的政策到底调整不调整呢？或者调整的速度多快呢？力度多大呢？始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是在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问题。真正的货币政策紧缩，大家看到是 2010 年四季度，开始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同时也提高利率。这一系列的做法表示国内的经济形势判断是比较清楚的，尽管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整个经济政策要有适当的调整，已经形成了共识。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开始明确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说，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比去年更加明朗，但总体还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即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确实这和常规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常规年代没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全球交互之间的影响也没有这么大。我想，这作为一个特点，既然讲宏观管理，给大家介绍一下，供大家进行讨论。第二，有关宏观管理方面，特别是涉及到金融业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引入了宏观审慎性政策进行宏观管理。“宏观审慎性政策”这个词过去用得不是很多，国际上也是用得不多，主要是把一些主要的概念汇总起来放入宏观审慎性政策体系的框架之内，主要内容还是以金融稳定为中心，即增强金融稳定。特别是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中心，以逆周期的宏观调节为特征所形成的政策体系。比较典型的就是巴塞尔 III，也是 G20 所支持的政策。从中国情况来说，首先我们有需要来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后率先复苏，因此我们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有可能不一样。全球经济现在讨论当中也在说，新兴市场的一些国家目前所处的周期和发达国家所处的周期已经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周期判断的变化，说明我们需要有一些逆周期的措施。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是高储蓄率的经济，由高储蓄率有可能出现有较高的投资，较高的投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说可能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过热和产能的过剩，也可能容易刺激某些泡沫的产生。高储蓄率有好的方面，同时也有要警惕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高储蓄率带来的周期性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转轨经济，我们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尽管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路程，但我们说还没有完全走完，仍旧有一些财务软约束的现象。这种财务软约束可能会造成潜在的、过热的冲动。面对这些内容来说，中国有需要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但是，我们也知道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对另外一些经济复苏比较弱的国家来说，又容易带来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经济复苏的速度。因此从全球来说，对于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运用的程度，或者说大家讨论时候的意见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和所处的周期以及经济潜在的特质是有关的。中国除了有需要要采用宏观审慎性框架以外，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来尽早地运用宏观审慎性框架。比如说，宏观审慎性框架要求金融机构有更加充实的资本，特别是大型的、有系统性作用的金融机构，应该有更高的资本的要求。以及在其他方面，也应该做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些标准的推出，在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提到的中国储蓄率比较高，因此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增加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可能性也就比较高一些。另外，大家也都非常关注在物价指数上行的情况下，或者处于较高位置的情况下，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确实需要宏观管理有一定的转向，而在这种转向中找到一个新的、既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一个新的平衡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点一下，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是新时期宏观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运用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第三，我简单说一下，我看到昨天下午的议程里面有很多专家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们认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为促进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刚才俞正声书记致辞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总之，人民币跨境使用，首先主要是指在贸易和投资中的运用。当然同时，我们也小心谨慎地，允许在金融交易中逐步有所运用。我们希望，主要还是以支持实体经济为主。这都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同时，我们在这方面，在历史上没有积累经验，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但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鉴于很多同志昨天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讲了。在“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句话，我认为跟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也是有关系的。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的、有序的走向可兑换。中国在 1996 年已经宣布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上的可兑换，下面就是面对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方面也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但既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从人民银行来说，也欢迎这方面的意见、建议，以及应对潜在问题的对策。同时，我们相信一定会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带来新的发展。我借此向大家介绍这几个内容，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感谢周小川行长的精彩演讲，接下来有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先生演讲，请大家欢迎。尊敬的俞书记，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 30 余年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新起点上，我感到我们面临着调结构、促转型、谋科学发展等一系列的艰巨任务，其困难程度、复杂程度其实并不亚于我们之前走过的 30 多年。中国不仅需要有一个强健的金融体系，而且我认为，需要在经济社会管理的各方面搞好顶层设计和加大执行力。下面，简单谈几点认识，和大家一起来磋商。一、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取得深刻变化。近年来，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金融改革开放已经步入深水区。经过八年多的审慎引导，我国银行业经受住了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考验，从内在机制到外在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运营机制和管理效率方面出现的可喜转变尤为难得。一是经营效率大幅提升。截至 2010 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比 2003 年增加了 3 倍，但资产利润率增加了 10 倍，达到了国际良好银行水平。这些利润来源之一，是对成本的有效管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成本收入比从 2000 年超过 60%的水平下降到 2010 年的 30%左右。二是风险防控能力显著增强。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分别从 2002 年末的万亿元和 %（四级分类口径），下降到 2010 年末的 3646 亿元和 %（更为严格的五级分类口径）。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 2003 年末的%上升至 2010 年末的 %，所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 8%的监管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已经有了资本约束意识和持续补充资本的内在动力。所有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已从 2002 年末的 %提高到 2010 年末的 %，贷款拨备率达到 %，并且提足拨备抵御风险已经开始成为银行股东、董事、高管的普遍共识。三是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2010 年，上市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年增长超过 30%，增幅比去年提高 7 个百分点以上，建设银行等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已经从 2002 年的 4%上升到 20%，银行业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正在悄然转变。令人欣喜的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新业务领域的良好拓展。截至 2010 年末，商业银行信用卡有效发卡量超过 2 亿张，相当于全国每 6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拥有一张信用卡，而且卡均透支额度比上年增长近 40%；理财产品发行额度大幅增长，仅工商银行 2010 年对公和个人理财产品销售额就达到万亿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 1993 年曾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事实已经证明了他的正确。二、从战略高度推动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胡锦涛同志强调，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我国银行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前瞻的思维，抓紧从战略入手，推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第一，必须持续推进业务分散化经营。2010 年国内非金融部门在股市和债市上的直接融资已经占到融资总量的 1/4，融资结构多元化发展大势所趋。当然，其中的问题也不少。在银行传统业务模式发展潜力逐步下降的情况下，银行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做好三门功课：一要更加注重对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大型优质企业融资将与信贷资金渐行渐远。商业银行必须严格坚守授信集中度底线，从"傍大款"、"垒大户"的传统发展模式中走出来。近年来，商业银行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效，不少做得较好的银行 2010 年零售贷款已占到 30%-40%。这些银行的实践充分表明，支持小企业可以给银行带来风险分散和边际效益的增加，特别是灵活的风险定价往往使服务小企业能力较强的银行在竞争中更胜一筹。二要更加注重个人金融服务。适应个性化需求的个人金融服务，是新的利润增长点。值得期许的服务领域包括因应老龄化趋势，提供简单方便、值得信赖、长期具有正的风险调整收益率的金融理财产品；也包括因应国内中产阶层壮大趋势，增加全球资产管理组合多元化产品；更包括因应拉动消费的需要，在丰富金融产品以支持物质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同时，创新金融产品以支持文化、旅游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三要更加注重把握直接融资市场大发展中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银行遍布全国的物理网点和便捷的电子网络，全面发挥专业人才相对丰富等优势，努力做好结算、清算和托管等领域的配套服务，并成为相关金融产品的优质代销人和管理人。第二，必须加强尽职调查能力，善于精选客户。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机会和挑战并存。客户的操守和公司治理有的在进步，有的在退步。这就要求银行讲求认真作风，学习和借鉴现代化的客户精选方法，做好尽职调查，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精选在各行各业中都应推进。第三，必须持续推进提升有理有据、公平合理的产品定价能力。银行业金融机构一定要能够把自己的成本、费用和风险算清楚，做到“算了再做”，而不是“做了再算”。一要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制度（FTP）。部分国际先进银行已经能够将所有成本的 90%以上通过内部转移定价的方式分摊到每一个产品和每一笔业务。我国商业银行必须抓紧建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制度和系统，结合中长期风险成本计算和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准确计算上存资金成本率和借出资金收益率，提高银行对贷款和中间业务的科学定价和约束能力。二要抓紧推进全面风险数据收集与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完善风险数据跟踪分析与科学评估的系统平台和动态模块，加强对客户风险的科学测算，并通过加成定价方式确保收益能够覆盖成本与风险。三要赋予客户选择权。通过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可供选择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给予客户充分的提示和选择空间。四要建立科学的考核办法。从实际出发，本着可持续发展原则，设定各类业务考核内涵和目标，并合理制定相应的激励约束政策措施。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地贯彻科学发展观。第四，必须持续推进"问题到我为止"的银行文化建设。没有良好文化的支撑，再好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银行业是服务业，"问题到我为止"是服务业起码的要求。一要严格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目标次序，在稳健经营的前提下有序地谋发展。银行业的每一位员工，对此都必须自觉捍卫，问题到我为止。二要注重培育"问题由我发现，问题到我为止"的责任文化和行为取向。每一位接触客户和市场的员工都是整个银行形象的代表，必须提高单兵作战能力和内部协同意识。其实，我国的现实是缺乏横贯型管理，银行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这种努力不但需要培育，也需要实施保护。三、加强顶层设计，营造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良好的监管环境。经济兴则金融兴，政策好则百业健。展望未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加强顶层设计的总体要求，重点推进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银行业要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良性互动。这方面，银行业已经在 2010 年底实现基础金融服务空白乡镇全覆盖，并连续两年顺利完成了涉农和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的"两个不低于"目标。今年，还将争取在全国再解决 500 个机构空白乡镇的机构覆盖问题。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必须在基层同步推进，即除基础金融服务之外，更要加强就业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诸多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筹改善，并定出长期硬指标，一以贯之地执行。二是银行业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互促进。银行业科学发展亟待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深化，确保在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包括银行信贷在内的各种资源，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从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更需要关注如何抓好需求侧管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调整。发展快而不好，不是我们的方向。有量无质且带来一大堆国际国内隐患与纷争更不可取。另外，对部分外资企业替人做嫁衣和内贸行业包括消费流通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所得税为主而非流转税为主的财税结构调整，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四是银行业发展需要公共政策提供基础性支撑。首先，公共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经济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土地财政和外资依赖仍然突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巨大的。对此，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健全地方财税体系，同时增强地方财政透明度和直接融资的机制建设，结束令出法不随，上行下不效和欲效不能的问题。其次，要防范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一些国家已经采用无息准备金要求（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征收国外投资所得税或金融交易税，这些方法和手段对我们都是很好的借鉴和启示。第三，要加快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专门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强化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降低各行各业的道德风险，依法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其实，信用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建设内涵之一，需要远见，需要系统性的建设。女士们，先生们，在大家看好亚洲和金砖四国，包括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当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清醒和保持冷静。未来 5-10 年将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金融业监管者之一，我始终感到责任重大。但愿能与在座的各位一道分享决心和我们的忧患，励精图治，革新除弊，不负众望。谢谢大家！感谢刘明康主席的精彩演讲，周小川行长和刘明康主席的演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更好地把握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方向。再一次感谢周小川行长和刘明康主席的精彩演讲。今天上午我的主持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全体大会将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主持，有请周小川行长。其实我这个主持是替大家服务一下，马上就是尚福林主席做发言，我们是大会的第一阶段，继续围绕“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进行讨论。我们有三位嘉宾，第一位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大家欢迎。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参加陆家嘴论坛，经过四年的努力，陆家嘴论坛已经发展成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专家学者增进了解、凝聚知识智慧、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此我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我就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谈两点看法，供大家参考。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优化金融体系是促进金融业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金融支持密不可分，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向代表着经济发展的行业、产业集聚，提高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国际经验也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由快速扩张向平稳增长转变之后，经济体自身吸纳和消化风险的能力将下降，也需要通过金融体系的平台作用，对经济运行中的风险进行适当的定价、分配、分散和转移，从而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来说，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必须构筑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体系。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金融业改革不断深化，体系结构逐步健全，银行、证券、保险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抗风险的能力大幅度提高，各金融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但随着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我国金融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客观需求相比，与金融业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上，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发育程度还不够完善。一，从金融市场的体系看，直接融资的比例总体上还偏低。应该说这几年直接融资的比例上升是比较快的，但总体来看仍然偏低，使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这样既不利于银行的有效管理，也不利于平衡资产负债水平。直接融资的规模相比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偏小，难以有效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进行有效地投资组合的需要。从金融机构体系看，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主要还是围绕大企业、大城市开展，对于广泛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和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供给相对比较薄弱。刚才刘主席也讲了，这几年有很大的改进，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从金融服务体系看，金融机构经营的同质化现象仍然突出，金融工具偏少，金融细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特别是能够满足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发展绿色经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还不发达，难以有效满足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总的来看，为适应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必须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发展目标，加快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市场组织、产品和服务创新，逐步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金融体系。健全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联动发展机制，不断发挥金融市场的功能，更好地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二，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促进我国经济金融健康协调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这在客观上要求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创新逐步深入，体系结构日益健全，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整体运行效率大幅度提高。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保险市场正在逐步从相对单一、封闭向多层次、开放与融合转变。在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按照远近结合、统筹兼顾的原则，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强化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着力完善市场机制，不断丰富市场体系、结构和层次。积极创新市场监管和发展的理念和方式，努力推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第一，以增强市场功能为重点，积极拓展市场覆盖范围，要继续壮大蓝筹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积极发展创业板市场，增强创业板市场对新兴技术和新兴业态的包容能力和支持作用。抓紧场外市场建设，推动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场外交易市场。积极推进国际板的建设，刚才我也注意到，俞书记在致辞当中讲到，要推动国际板的建设。在这儿，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简化发展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显著增加债券融资规模。第二，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坚持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全面总结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后续改革措施，强化保荐人责任，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有效提升一级市场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市场化程度，完善制度安排，促进上市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进行产业升级。强化市场透明度建设，保障制度供给，更好地推动市场主体自主创新、公平博弈和有序的竞争。第三，以有效控制风险为前提，着力推进市场改革和创新。积极引导证券、期货经营结构开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产品，持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稳妥推进期货品种和业务创新，充分发挥期货市场服务国民经济功能。统筹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和条件，进一步加强制度设计和论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做好国际板的各项准备工作。第四，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核心，切实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坚持打防结合、堵疏并举，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和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从业人员接触内幕信息的管理，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坚决依法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加强信息披露和股价异动监管联动，对于恶意造假、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加强风险监测和防范，健全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强化功能监管，切实防范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和布局，有效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几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体系建设和金融创新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国证监会一直高度重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有关决策部署，把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结合起来，积极支持上海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努力为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促进经济金融健康协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感谢尚福林主席的精彩发言，下面有请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先生讲演，大家欢迎。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第四届陆家嘴金融论坛。陆家嘴金融论坛创办以来，上海“两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特别是金融体系的布局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本届论坛以 “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及其宏观管理”为主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现在我就保险业的发展与监管谈三点看法，与大家交流。一，“十一五”的五年是保险业取得长足进步的五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五年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对于年轻的中国保险业来说，“十一五”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来我们抓住中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努力中前行，在风雨中成长，行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一五”时期保险业共实现了四个方面的跨越。一是整体实力的跨越。2010 年，我国保费收入达到 14500 亿，2010 年底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 5 万亿元，是 2005 年的倍。保险公司 146 家，比 2005 年增加了 53 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保险市场之一。二是体制、机制的跨越。完成了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深度和知名度。注重发挥保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程度较高，已经成为中国保险业的重要特征之一。三是监管能力的扩大。我们借鉴国际经验，健全以《保险法》为核心、覆盖保险经营和保险监管主要领域的监管制度，一个科学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并不断地丰富。四是服务能力的跨越。“十一五”期间保险业各项赔款和给付支出达到 13000 亿，是“十五”期间的三倍，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等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交强险制度开启我国法定保险的先河，保险业在应对重大灾害事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作用日益发挥，保险已经成为全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是典型的转轨市场和新兴市场。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保险监管工作既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成熟市场的做法，又要兼顾金融市场的规律。我们始终坚持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相信市场的力量。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我们相信市场但不是放任自流，我们注重培育保险主体，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和不同国家的保险公平竞争，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规范市场秩序，纠正市场失灵，解决单个保险公司无法解决的共性问题。二是相信制度的力量。中国保险市场总体上还很稚嫩，要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依靠制度，要防范快速发展中的风险必须依靠制度，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还是要依靠制度。面对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坚持试点先行，把试点的有益经验及时上升到制度，并在实践当中不断完善制度。三是相信创新的力量。我们一直秉承鼓励创新的监管理念，支持市场主体和监管机关内部的各项有益创新。这种理念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没有改变，因为我们评估中国保险业的问题是创新不足，而不是创新过度。得益于鼓励创新的理念，保险业的活力才能够不断地迸发和涌流。四是相信审慎的力量。我们始终强调防范风险是保险业的生命线，保险监管在防范化解风险、促进行业整体稳健运行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重大监管政策推出前后，我们都要反复评估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对保险市场的持续监管中，我们对保险公司财务的稳健性高度关注；在国内外金融市场面临较大冲击和动荡时，我们注意防范个体和局部风险隐患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实践证明，市场、制度、创新、审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者的有效结合为“十一五”时期的保险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个问题，“十二五”时期是保险业大有可为的时期。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为保险业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保险业将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抓好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力争通过五年的努力逐步建成一个市场体系完善、服务领域广泛、经营诚信规范、风险防范有效、综合竞争力较强、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业。为此，“十二五”时期保险业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坚持把转变保险发展方式作为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积极推进保险业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移，促进市场的差异化竞争，不断优化保险业发展的市场结构，完善主体多元、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优化保险产品和渠道结构，不断丰富保险产品创新、营销渠道，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不断优化保险业发展的区域结构，统筹城乡保险发展，促进东中西部保险市场的协同发展。第二，坚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民生和维护保险消费者利益作为行业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为基础，紧密围绕国家建设新农村、扩大内需、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积极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挖掘保险服务潜力，扩大保险覆盖面。紧紧围绕国家改善民生的目标，积极探索服务“三农”、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公共管理创新的新途径和新形式。维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把消费者对保险的认可度、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标准。第三，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行业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协调推动力度，加快构建有利保险业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不断地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和积极推进创新，不断增强我国保险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第四，坚持把防范风险、加强改善监管作为行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改进公司内部管控和加强外部监管的结合，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推进全面风险管理，落实法人机构管控责任，不断提高保险机构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不断完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强化依法监管理念，完善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确保保险市场安全、稳定、健康运行。第三个问题谈一下对于下一步监管的几点思考。近些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实践日益成为全球金融活动中重要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在正视全球金融业长期积累宝贵经验的同时，注重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重消除市场失灵的负面作用。这次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方对于中方金融行业在金融危机当中的监管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给予高度赞赏，对于中国金融监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过去一个时期的保险业监管，正是中国金融监管总体实践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十二五”时期，我们将继续以开放的心态、求实的精神，坚持依靠市场、制度、创新、审慎，不断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第一，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保险业发展到现在，大规模的市场体系建设阶段基本过去，下一个阶段需要为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保险业在市场秩序、诚信经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很难避免。但是，中国保险市场要从初级市场向成熟市场转变，必须要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过去几年在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保监会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十二五”时期我们将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第二，完善监管制度体系。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形势，决定监管制度体系的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特别是如何提升监管制度的针对性和约束力，如何在监管中更好地衡量、控制保险公司的个体风险和整体风险，如何防范金融风险的跨行业传递和跨国境的传递，如何把现代信息技术防范风险的制度内嵌于制度当中，是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相信“十二五”时期保险监管将在国际化、信息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将在科学性、有效性方面得到更大的提升。第三，秉持鼓励创新的监管理念。回顾“十一五”，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保险的面貌，“十二五”时期创新将是保险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之一。保险监管将继续鼓励基于市场需求的创新，但必须加强对创新的及时跟进和评估。同时，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真空。在充分发挥创新活力的同时，防范不当的创新可能导致的消极和负面影响。第四，保持对风险的高度关注。防范化解保险风险是保险监管的首要任务。未来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周期的演变，新型社会风险的出现，金融产品的推陈出新，金融机构的并购融合，保险面临着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不断地增加。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推进行业的全面风险管理，提高识别、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探索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逆周期监管，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志们，朋友们，过去的五年，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上海的保险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保费收入从 2005 年的 333 亿，增加到 2010 年的 883 亿，风险保障金额从 22 万亿增加到现在的 108 万亿，机构主体从 70 家保险机构、 157 家中介机构增加到 115 家保险机构和 302 家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业还圆满完成了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风险保障工作，积极服务上海市“两个中心”建设。借此，我对上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保险业的关心支持，对上海保险业全体干部职工的拼搏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下面有请财政部的李勇副部长作发言，大家欢迎。尊敬的俞正声书记，尊敬的韩正市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主办的 2011 陆家嘴论坛，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新时期我国金融业改革与经济发展。借此机会，我仅就财政金融工作在“十一五”取得的进展以及“十二五”把握的原则和重点，谈几点意见。 “十一五”时期是改革发展历程中不平凡的五年，回顾过去的五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财政金融工作积极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结合点的独特传统。本着抓重点、促改革、强管理的原则，开拓创新、多管齐下，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为“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还想强调三个方面：首先，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杠杆作用，促进金融支持“三农”等经济社会中薄弱环节的发展。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先。农业作为更需要支持的产业，涉及农业金融服务的风险和交易成本比较高，金融机构对“三农”资金供给的动力明显不足。为此，中央财政积极创新财政支持手段，“十一五” 期间先后出台了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增加信贷发放、防范信贷风险等多个角度，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引导金融资源下沉到农村去，促进金融支持“三农”事业的发展。第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与国际同业相比，我国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金融创新以及风险管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时，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薄弱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我国金融机构深化改革的任务也显得尤为紧迫。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中央财政动用财政资源，积极支持国有金融机构实施股份制改造，推动建立相关工作治理机制和议事规则，通过股权结构改革，资产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盈利能力显著提高，确保了我国金融体系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实行平稳运行，为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方式，切实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我国金融资产规模巨大，不仅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而且主要集中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管好、用好国有金融资产对于促进国家金融业的整体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财政方面积极适应金融改革需要，以股权为纽带，切实履行国有金融资产监管职责。另一方面，紧紧围绕评估、转让等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环节，增强制度建设和技术管理，并进一步建立了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和薪酬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杜绝国有金融资产流失，从制度上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展望“十二五”，我国金融面临新的机遇和新挑战，各种不稳定因素始终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增长，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各国都在经历全球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大宗商品涨价和大规模的热钱流动，中东、北非的局势动荡和日本的强烈地震同样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国内形势看，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形势总体向好，但逆通胀和稳增长，应对外部冲击和内在转型需求等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面对当前变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十二五”的金融工作应立足全球、着眼长远，重点把握四项原则。第一，更加注重财政促进金融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是顺应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必然的要求。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也正面临深度调整，客观上要求促进内外协调发展。从我国发展阶段来看，劳动力总供给已经逐渐走向拐点，环境和资源的制约形势越来越严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结构转型的转折点上，只有成功转型才能实现下一时期的持续稳定增长。在这一关键阶段，应充分发挥财政手段优势，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支持结构调整。第二，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侧重于调结构，金融政策侧重于调总量，两者各有优势，互为补充，能够有效地放大政策执行效果。在当前宏观调控复杂性增强的背景下，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做好财政金融工作，确保逆通胀、稳增长和调结构目标实现的应有之意，特别是在某些特定领域，财政金融政策有着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国债从单纯补充赤字的金融工具逐步发展成为政府调控金融市场、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三，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市场化导向，金融管理工作的市场化导向。行政干预造成金融机构效益低下，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走向需要我们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市场化程度，同时，市场化也是金融风险管理的导向。此前爆发的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 2008 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爱尔兰商业银行面临亏损，政府背负巨额债务，引发债务危机。我们要引以为戒，要积极构筑市场化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财政化而引发的危机。第四，更加注重以国际化视野推动金融工作。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全球经济、金融和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推进国内财政工作。我们要积极主动思考，如何优化金融机构的境外布局，保障金融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此外，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在金融改革发展以及金融监管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为我们提供更多与各国增进友谊的机会，我们要加强对外交流，认真汲取危机中其他国家的深刻教训，对自身的改革发展进行审视和反思。在遵循上述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紧紧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体要求，巩固成果、趁势而上，积极主动做好“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各项工作，主要有以下四项。首先，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中心，充分运用财政手段，支持金融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主攻方向，我们要综合应用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支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其次，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基本，不断创新财政促进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的体制、机制。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关系到调结构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十二五”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新时期的财政金融工作应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切入点，通过财政奖补政策和金融服务平台，支持建立公司加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使农户在获得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得到技术、市场以及信息方面的服务，逐步化解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提高“三农”自我造血功能，加强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坚持保障民生为重点，积极探索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手段。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其生存发展、关系就业这一民生大计，但长期以来金融资源向大型企业集聚的现象始终存在，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问题仍十分突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目标，为尽快使中小企业走出困境，我们要开动脑筋、创新思路、研究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作用。建立健全为中小企业量身订做的金融服务和信用担保体系，解决银行放贷的后顾之忧，逐步建立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最后，坚持以深化改革为主线，继续推进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金融活，全盘即活，随着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融入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国有金融机构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继续深化国家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体制的要求，我们要继续纵深推进重点国有机构改革，推动建立“形神兼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理顺委托代理关系。从体制、机制入手，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促进国有金融机构在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骨干和突出的作用。各位来宾，“十二五”是加快推进经济发展转变方式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趁势而上，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工作的新局面，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和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李勇副部长的精彩发言。2011 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全体大会二：世界经济成长前景及其风险因素” 各位嘉宾，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各位回到会场，我们即将开始本次论坛的第二场全体大会，有请各位发言嘉宾上台就坐。即将开始 2011 陆家嘴论坛的第二场全会大会，主题是“世界经济成长前景及其风险因素”。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袁志刚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为我们主题全体大会二，有请。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能够担任本次大会的主持，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袁志刚。今天我们大会的主题是“世界经济成长前景及其风险因素”。回顾 2010 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世界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的调整，随着全球化往纵深发展，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不断发展，治理金融危机的成本稳步上升，金融体系正在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市场、政府、全球治理结构之间正在构造一种新型的关系。北非的动荡、农业欠收、日本地震，这些因素交织推高了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使世界经济前景存在更多的变数。展望 2011 年，或更长的时期，世界经济面临怎样的风险，全球金融监管将如何推进，主要经济体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以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美国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持续多久？新兴经济体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将如何控制，这些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场大会，就将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非常有幸在我们今天的这场大会当中请到了很多重量级的专家、教授。首先我介绍一下在座的诸位：坐在这里第一位的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先生；下面一位是前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先生；第三位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总裁，曾经担任汇丰银行总裁的邵铭高先生；第四位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沈联涛先生；第五位是让-米希尔•赫塞尔斯先生，他是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董事会主席。下面有请第一位演讲者李礼辉先生发言，大家欢迎。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几位金融经济界的大师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由于今天的发言有时间限制，我简要说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世界经济旧的格局蕴含着新的趋势。大家都知道，国际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渐渐淡出，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的话，现在的经济金融情况仍延续着经济危机以前的特征，有三个特征：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转变，到去年年底，全球贸易量已经恢复到危机以前，就是 2008 年 7 月份那个时候的贸易量水平；二是经济不平衡的旧格局并没有打破，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发展中国家过度储蓄的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量，贸易顺差占全球 GDP 的比重在不断上升，预计到 2014 年会达到 %，这也是很高的数额；三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大家都知道这一轮的流动性过剩是 2003 年开始的，2007 年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个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一些放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进一步推动了流动性扩张的问题，现在资产价格在进一步上涨。应该说通货膨胀的压力，各个国家的通胀压力都非常大。在这样一种旧的危机特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也进一步注意到有些新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全球治理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 G20 这样的机制，让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国际全球的治理活动。第二，是新兴的经济体表现比过去更加突出，比如说 2010 年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了 60%。第三，现行的国家货币体系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很多人在呼吁，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中国经济旧的贸易呼唤着新的突破。这 30 年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 30 年，每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也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矛盾是对外的依存度过高，去年我们中国大陆、中国内地对外经济依存度达到 51%；第二个问题是环境和资源的代价也过高，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没有解决。2010 年中国 GDP 占全球比重大概在 %左右，但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全球的 20%左右；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太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第四个问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太低， 2009 年这个数据只有 %。针对这些问题，应该说这几年国家一直在采取措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二五”规划也把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列为了重点。具体的内容由于时间限制就不一一展开。我想说根据“十二五”的规划，未来金融改革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第一个方面要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变化。第二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这也是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三个方面要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也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会迫使商业银行做进一步的改革和变化。第三，关于商业银行，我认为旧的传统利率需要新的变化。面对这些复杂的形势，银行的风险应该说会进一步提高，比如说我们所面对的市场风险会比今后过去更高一些，我们在经营中面对的全球化风险也会更高。银行怎么办呢？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以不变应万变，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我想对银行来说，银行的发展规律，银行固有的管理传统和管理原则，这是不能够变化的；商业银行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原则不能变化，银行要防止过度的杠杆化，避免这种高风险、高收益、高波动，避免给宏观经济造成大的系统性的负面影响；要坚守银行风险管理的底线不能变，比如说特别重视防范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坚持审慎经营，坚持全面风险管理的原则，充分利用新的非常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第二个方面，对银行来说也必须以变化求取创新、求取发展，这里面也有几个方面。一要以创新求创立。刚才提到的，未来银行盈利的空间、利差的空间会受到压缩，所以银行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引领来加快创新，在创新中发觉更多领域的机会。二要以转型来促转变，业务发展方式要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如说要建立一个资本节约型和信贷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要建立一个集约化、精细化的管理架构，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同时也要更多地利用电子化手段，来发展我们的业务。三要通过跨境谋求跨越，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中国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客户走向市场。所以银行也应该跟随这个步伐，走向国际市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好地向国际同业学习，争取能够成为国际一流银行。中国银行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是出色的，我们会尽心尽力，使中国银行成为国际一流的银行。谢谢李行长，下面有请萨默斯教授做主题发言。大家欢迎。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谈三点，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陆家嘴论坛。首先美国基本上度过了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艰难的时期。在 2009 年的时候压力是非常明显的，到了今天仍然会有很多的风险，但是经济已经复苏，金融状况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失业率也降低了。谁能够想到在危机全面爆发 2 年以后，泡沫也开始爆发了，人们开始对这样的泡沫状况有更多的担心。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的，这场危机的讽刺的地方在于，金融危机是来源于太多的信心、太多的借贷，以及太多的花费，但是要解决这场危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花费和更多的信贷。其中涉及到的财政支出水平，还有压力测试、在金融层面的透明度和国际层面的合作，都对信心的提升做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复苏正在进行，压力正在减少，但是我们也意识到还有两个事实，就是太多的人现在仍然是处于失业的状况。而且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保持这样的状况。金融机构必须要记住，上一代人看到了美国的债务危机，看到了日本的状况，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看到了技术公司泡沫的破灭，也经历过过去几年最新的金融危机，所以金融机构必须要避免自己成为一个危机的来源，每隔四五年都必须要进行一番这样的自我审视，从而避免成为危机的始作俑者。我要说的第二点。人们往回看这段历史，可能大家会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在美国、欧洲发生的情况，在伊斯兰世界当中发生事件，可能这些故事的重要性都不是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人类历史花了 2000 多年的时间，来增加整个世界的产出，但是前面 1800 年只不过提高了 50%，而在最近一两百年时间当中，整个世界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做决策的速度要比我想象快得多，而全球经济的治理在政治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应该会从传统的 G7 或者 G8 这些国家，然后转移到 G20，包括很多亚洲国家，特别是包括了很多东亚国家。传统来讲，大家都说亚洲市场是新兴市场，但是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已经成为了成熟市场，而不再是新兴市场。我相信在亚洲的决定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G20 运作的非常好，特别是在危机之后的这段时间内，形成了增长的共识，同时也形成了其他各类的共识，比如说要开放等等。而且我们也避免了这种保护主义的出现，曾经在三十年代危机之后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保护主义。但是未来仍然是充满挑战的，如果我们没有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大家不再那么恐惧，G20 是不是仍然可以这么理性，是不是仍然可以更好的运作呢？是不是仍然可以为金融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呢？这仍然是一个问号。刚才我说了两点，我讲到了美国的情况，同时也讲到了 G20 的情况，这个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比较政治层面的。我第三个观点可以说是更加的经济化，或者说更加具有经济分析的意义。我觉得大家要作一个非常有效的诊断，而且这个诊断应该是适用任何国家的。就是要比较名义利率和名义的 GDP 增长速度，如果基本上两者是平衡的，相对来讲，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但是如果从实体角度来讲，这两者是完全不平衡、不对等的，就要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关切。比如说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在欧洲周边的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名义 GDP 是小于 0 的，而名义的利率却是有 2 位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就会影响到国家的收入和可持续的增长，除非有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我讲利率超过 GDP 是要引起我们的担忧，但是同样反过来讲，如果利率是大大的低于名义 GDP 增长的话，也是要令人担忧的。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觉得就会出现大量的借贷来购买土地或者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根据净现值的原则，按照现在的增长，按照利率进行贴现的话，其实也是无解的方程。如果说进行了借贷的控制就没有办法使得资本、资产有效的分配，也会让我们开始担忧资产价值的可持续性。如果金融系统进行开放，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很长时间内运作得很好呢？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如果说一个前提是利率和增长不匹配，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金融体系开放，是不能够运作很好的；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在长远的时间内想要开放金融体系，就必须要看它的利率和 GDP 是不是匹配，因为利率其实是对于资产的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大家去紧密的关注。因为对不同的国家不匹配都会带来同样严重的后果。谢谢大家。谢谢萨默斯教授，下面有请邵铭高先生做主题演讲。欢迎。谢谢各位，早上好。作为一个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人来讲，我要告诉大家，我们通过了这场金融危机考验，所以还是蛮开心的。两年半以前我们可以说是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当时雷曼破产了，而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觉得市场的动荡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现在让我谈谈世界经济的未来，还是蛮困难的，但是今天作为一个金融界的从业者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吧。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自然灾害，包括澳大利亚的洪水、日本的地震，还有北非的各种政治争端，利比亚的内战等等。这其实也使得大宗商品、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油价不断上扬，而且市场当中也因为供应端的一些问题充满着动荡。另外可以看到美国、欧洲还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挑战，比如说在欧洲，金融上的问题似乎在变换；在希腊之后，葡萄牙和北爱尔兰可能都面临着政府主权债务破产的问题等等，所以必须要采取措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结束这样一场危机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我经历过 2000 年、2001 年的阿根廷的主权债，主权债本身非常痛苦，但是管理主权债、结束主权债更加地痛苦。现在在美国听到的说法大多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其实失业率仍然是非常高。我想在现在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财政紧缩，包括美国和其他一些高收入国家。可以来看看这个问题多严重呢？ IMF 的运作就是政府的净债，G7 的国家政府净债从 2007 年 GDP 的 52%上升到 2015 年可能占 GDP 的 90%以上。这就意味着管理公共财政可以说是未来西方政府的主旋律。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因为很多西方国家现在都是少数派政府，在这样的政府当中政策其实取决于下一届的政府，而不是下一届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现在世界当中没有单一的国家或者说单一的几个国家，不管是从政治来讲还是经济上来讲，有能力或者意愿来推动一个真正的国际共识或者合作。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层面上就一些核心问题的争端，比如说国际宏观经济合作监管的改革，以及我们最近可以看到保护主义的压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这个可能会对全球经济有重大的影响。世界各地公司目前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我还要讲除了金融危机之外的一些东西。有人说危机有没有改变亚洲？或者说现在是不是有泡沫？经济实力经济重心是不是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呢？尽管现在欧洲和美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印度和其他的发展中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仍然在非常强劲的增长。我们之前也有听到一种说法：这些新兴的经济其实已经占到了全球经济的 50%以上。即使没有那么高，但对亚洲的这些赢家来讲，或者说像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讲，所有一切复苏的速度以及这些国家显现出来的领导力真是令人震惊。比如说海南的博鳌峰会上，就显示出这些国家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来共同在危机后重塑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金融体系。我可能还要说一些悲观的东西。即使在赢家当中还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通胀，因为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非常高，特别是油价高企，另外也有所谓的进口通胀。这就使得现在 2011 年这个世界的挑战比 2010 年更大。我想中国可以调用利率和其他的方面来控制通胀，增加就业。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控制通胀，把通胀这只老虎关在笼子里面，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说到不平衡的问题，今年的全球增长会放缓，但是相对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特别是对亚洲。最后我要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说几句，希望等一下会有更有意思的讨论。谢谢。谢谢您。下面有请沈教授发言。谢谢袁教授，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这样一个隆重的论坛。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只说四个观点。因为我在我的老师和我的老板——劳伦斯教授面前发言，我真是有点觉得是献丑。我完全赞同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从过度借贷、过度消费出现的，第一点，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重要转折的情况下，最近我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亚洲 2050 年前瞻情况的研讨会，在 2050 年亚洲 GDP 应该恢复到占全球 GDP50% 这样一个水平。但是这不是必然，在这 40 年亚洲如果要恢复到全球领先地位的话，经济结构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几个挑战在哪里呢？首位就是全球金融架构是有根本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发达国家面对的是经济缓慢，开始面对通胀问题，新兴国家面临的是通胀、资产泡沫，宏观难以调控的局面，加上石油价格跟实体产品的价格迅速上升。问题关键在哪里呢？是“炒”一个字，全球金融体系基本在炒，有大量的杠杆套利交易，来炒货币、炒资产产品，泡沫情况还没有结束。第二个观点，这次的危机实际上是全球法定货币的危机，这个危机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危机根本的原因还没有搞定，因为我们处在全球化的经济时代，但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跟微观实体的政策还是处在一个国家处理的情况。为什么说法定货币的危机还没有完呢？因为发达国家四大储蓄货币占到全球 60%的 GDP，占到 75%的金融资产量，还没有算进金融衍生产品。它们大量地印钞票，基本在最近十年以来，货币的供应量每年的增长高于 10%到 15%，但是实体经济增长量只有 2%—3%，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况，这就是说金融跟实体经济脱轨了。金融变成了一个虚拟经济，这就是我第三个观点。法定货币没有硬约束。什么意思？谁可以创造货币？第一是顺差，外币进入你的国家，就是印钞票。第二是政府有资质印钞票，第三是银行体系借贷可以印钞票。但是最近危机一发现，突然间不但是传统银行可以印钞票，影子银行也可以印钞票，就单单影子银行就 2010 年的存量来说是 20 万亿贷款，20 万亿贷款是占全球 GDP1/3。货币和金融稳定性算在哪一个国家的货币杠杆或者说金融控制之内？没有算进去。现在全球法定货币都在印钞票，但是危机之后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死呢？这就是我第四个观点。影子银行跟金融业的亏损转嫁到一个国债的危机。发达国家基本的国债已经达到 100%的情况。这个问题非常大，发达国家又有“特里芬两难”，既要印钞票，又有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杠杆，过度金融等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通胀的问题呢？主要是具有两大优势：第一在这 20 年之内，劳动力价格偏低，因为有 40 亿的新兴市场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第二，实体产品价格太低，水价、油价等物价跟自然物的价格偏低。这两样优势使得一路印钞票看起来没有通胀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正在变成一个泡沫。所以从我们大环境之中，如果不解决全球金融架构的问题，新兴国家很难控制自己的宏观政策。这个问题因为是两个互动，每个国家都有国内的货币政策、宏观政策，大量的热钱走进来，没有办法减轻消费，长远来说就变成全球集体的悲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太多表达我想说怎么解决的问题，希望大家对我不成熟的看法多多指正，谢谢大家。谢谢沈教授，下面有请让-米希尔•赫塞尔斯先生发言。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谢谢，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到这里来，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决策专家，所以我不敢和他们竞争。但是我想谈的话题是从更细的角度来看，就是说监管方能够做哪些改变，从而实现更好的风险管理以及可持续增长。总体全球经济恢复，我自己同时觉得这个恢复还是很脆弱的，但是要记住比两年前的情况好很多。当时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好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2008、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如果还可以算一个积极的遗产，那就是银行、投资者、政府和监管部门都已经从这些风险中间学到了一些经验，尤其是风险管理。在座的各位都可能从中找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从而防范下一次危机的出现。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 10 年之前这样一次次贷危机有可能仅仅影响美国的银行、美国的经济，不会影响世界经济。但是现在金融危机可以扩散的非常之快，欧洲的银行、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中国和亚洲的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资本和市场都已经全球化了，不仅是对资金的争夺和竞争方面是全球化的，监管环境也是全球化的，市场也是全球化。可以在全球市场进行上市。现在在市场上，市场主体也非常多，在 10 年之前，这种私营的、跨国界的网络也只有几个，今天这种跨越的渠道数量已经相当之增加了，由于这种快速增长的金融机构在寻找新的办法使他们进行全球的交易。而在美国，最新的跨全球平台从最早的 8 个到现在已经 2000 个。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和结果，也能够改变一个国家对整个金融工具和市场管控的地位。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我们简单看中国的情形，非常有意思。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已经在过去 10 年里面上市了，现在重点就是通过中小企业这种创业的快速增长的行业，促进他们的增长，现在重点转移到这里了。尤其是 IT、电信的这些企业，已经占有了中国上市公司的 35%，也就意味着中国一些资金越来越多的转移到这种快速增长的企业中间。在 2010 年的时候，中国也有一些大量的 IPO，主要是体现在网络、媒体、新能源的中国企业，现在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上市的企业也相当多，再一次体现出全世界以及美国的投资者对中国上市企业的兴趣。在 2011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前景也非常看好。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方面的话题，市场越来越全球化，人们也希望将投资组合多样化，监管尤为重要。一般我们觉得监管应该朝前看，更鼓励全球的贸易、鼓励创新、鼓励更多的跨境交易。而且监管要更好的保护市场主体和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不能够消除创新的活力和动力，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如果一个市场这种结算的方式比较先进，能够更好的将风险进行计算，他们知道这种市场非常清楚，而且非常自信，风险已经被计入计价之内。而且定价的过程是可靠、透明、平等，这对于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单一的平台进行监管将是非常高效的。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我们的战略要成为真正全球的市场，满足客户的需求。尤其能够提高透明度，交易标准 OTC 的产品，而且通过一个中央结算方式进行结算。我觉得新的交易所能够扮演更多的新的角色，提高管理的高效、透明度和平等，从而减少系统性的风险，我们和中国政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作，因为知道上交所也正在努力推动国际板的发展，我们也希望帮助中国的一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我也非常高兴听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主席在发言中间也提到相类似的内容。我们认为一些证券交易所也能够帮助做一些贡献。谢谢，我就说到这里。刚才大家都已经听到，我们五位发言者高屋建瓴，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对全球经济做了大概的描述，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是不容易的，在世界各国政府的努力之下，情况比 2008 年好多了。但是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还是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我现在要向几位提一些问题。我这里特别想对萨默斯教授和沈教授，你们是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能不能聚焦，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我爱我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希望我们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有所深入。刚才几位发言当中都已经看到萨默斯教授提出，全球的治理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冷战以后。G20 他认为是非常好的治理结构的探索。因为通过 G20，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协调，我们的市场将更加开放，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存在，但是通过 G20 还是避免了不少问题。沈教授也讲到，当前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关键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一个问题就是从全球治理结构角度来讲，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常关键。刚才有几位教授也提到，目前世界经济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负债正在不断蔓延，大家知道这场危机，其实我们的复苏借助于金融在先，实体经济在后。金融在先就是我们无非把次贷转移到金融机构的负债，最后转移到政府的负债，政府投入太多的资金在这次危机当中。就美国来讲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发展到 100%的水平。这对于美国量化的货币政策、对于美元的稳定、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将来是单元还是多元，多元的发展又是怎么样的路径，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清楚，我想世界经济的前景是不清楚的。所以想首先请萨默斯教授做一个探索，然后请沈教授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谢谢。首先说说沈教授，他其实非常幸运，用不着听我上的课，实际上我们很多情况下是同事，在世界银行的同事，我当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教授是银行方面的专家、金融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一直在想，在后来的 20 年时间里面，如果我对银行问题还学到一些东西的话，主要是从沈教授这里学到的，如果我说到一些有关银行方面错误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我没有听沈教授的建议。我非常同意主持人袁院长所做的判断，就是我们美国的经济健康状况，或者整个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将取决于对公共财政的合理管理。我们必须要记住，对于 5 年到 10 年的财政赤字的预估，永远都是不准确的，谁都说不准，没有一个准确性、确定性可言。但是我们也可以判断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现在公共财政在绝大多数的一线国家，都已经负债，达到他们的税基、整个民众能够承受或者说能够接受的程度。太多的人认为，这种国债债券的发行是一种工具，一种另类的提升税收的工具。但是事实上他其实只是将税收进行延迟，而且这种延迟税收征收的方式还增加利息。我的小孩是在读大学，我也在经济上面给我这些读大学的小孩们提供一些支持。他们经常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面花钱，在我看来这种钱花得不应该。所以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我的孩子给自己买付帐单，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给他们买单，但是不可能不付帐。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的，无论在政界怎么样进行争论，在美国怎么讨论，钱总是要付的。我觉得有很多人都认为市场是运行最高效的机制，但是有时候很多人认为需要更好的利用市场。发达国家也认为更好的利用市场解决医疗的问题。我自己也很担心面临各种各样的疾病，我非常清楚的了解医疗方面的敏感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这种市场的机制也许能够推动生产很好的发展，但是要在医疗方面，公共领域方面、公共卫生方面，这些都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在未来十年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公共财政的可持续，需要对医疗进行非常高效的管理，要比以前十年做得好很多，才可以让公共财政健康。如果我们做到一个高效管理公共医疗的话，才有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我最后一个观点，大家很容易陷入悲观，认为未来很有可能充满赤字，没有可持续的可能性，不管政界的政客们进行怎样激烈的争论，也不能达到一个共同的方案。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有两个观点，首先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还会自己进行改进，虽然很慢，但是还是持续向前。我非常有幸在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我是财长，在 2000 年的时候将我们财政盈余进行国债的回购，在当时看来是非常不好的做法，在现在看来却能够实现和很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我相信美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是积极的。我也想建议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周教授曾经说过一句话，美国总是最终会做对一些事情，但是一定是在所有的错事做尽之后才会做对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最后的预算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结果。我们在亚洲的文化是谁教过我，就是我的老师。萨默斯教授 30 岁去世行当经济师，那个时候我 40 多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他来了，让我把中国全部最好的文章交给他，我就发了文章给他，第二天他全部看完，一夜之间就看完了，就可以谈问题了，把我吓得不敢说话，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老师。谈全球的问题我不是悲观，我认为这次危机对我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学的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次危机看来有点失灵，没有办法解释到危机的根本因素。实际上开始理解还是要回到政治经济理论，不是单单科学性的经济量化的看法。关键问题在哪里呢？我自己认为我对美国很有信心，我觉得美国现在还有最好的实体经济的企业，创造能力、创新能力跟发展占完全领先的地位，这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观点的误解在哪里呢？我们看问题大家都是在每个国看自己国家的问题，但是金融变得全球化，变成全球化之后的问题是全球，利益是私有化。但是崩溃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是公众化，国家去买单，这个问题我们不解决，没办法解决全球的。因为我们看到新兴市场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货币政策，连财政政策也开始有难度。因为有大量的热钱走进走出，完全是热钱，搞到基本新兴市场非常难控制宏观政策。在这方面如果大家没有一个共识，没有一个全球的金融架构，有代表性的架构，这个误解中的问题是很容易出现。我为什么说古典经济理论有错误呢？就是全球的价格现在完全扭曲。怎么讲扭曲呢？量化的宽松政策，资本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太便宜，对于富贫的差距越拉越大。第三实体产品，房地产的价格开始有大量的泡沫，这些问题如果基本的价格扭曲，没有一个实际利率去控制跟增长率有平衡的情况下，债率的大泡沫会出现。我个人特别对亚洲充满信心，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全球的环境下不容易解决。如果不解决全球的金融架构货币政策跟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变成太虚拟、太杠杆了，我们就会变成全球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未来会再现一个危机。大家知道十年轮回，每十年一个危机，这是必然的吗？还是偶然的？这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的想想。谢谢沈教授，两位还是说了非常深刻的观点。萨默斯教授是讲美国做对，对世界非常重要。从二战以后，或者更早来看，在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担任主角以后，美国做对了的政策，如果对全球的福利是有利的话，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最好的时期。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希望美国可以负起责任来，因为短期来看，在世界货币当中美元还是不可被取代的。沈教授对于目前的金融信贷发展、衍生品的发展，以及过度虚拟化的问题，实体经济的问题，做出了非常深刻的阐述。接下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目前金融发展的趋势过程中，金融平台在不断的兼并、不断的变大，变成一个巨无霸的趋势，这样一个巨无霸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不能倒。如果大到不能倒的话，刚才沈教授也讲到了，利益、利润为金融机构机自己，而如果有风险，有成本，将由纳税人承担。所以这样来讲，美国比较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护的是大的金融机构。所以问一下邵铭高先生，作为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集团的总裁，对于大的金融机构在改进效率，提高这样的办事效率、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在风险控制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经验。谢谢。谢谢。这种大的平台可能由米希尔来回答可能是更好的。对于银行来说，这个问题确实太大了。我们来看看对应方以及各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性，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银行要倒闭的话，它会有一个连锁效应。我想雷曼兄弟的倒闭就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整个危机也是受到雷曼兄弟巨大的影响，而遍及全世界。如果一个银行是太大而不能倒，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这个影响主要是针对纳税人的。还有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样一个风险到底有多大。我觉得对银行业来说，监管非常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整体的一个监督。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总体监督不够，特别是在某些国家。而且这些投资人所关注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太过于冒险。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还是相当稳健、保守。比如说刚才我听到有中国的同事介绍，提高资本充足率，也提到银行流动性的要求。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组织文化，银行到底要做什么。银行具有系统性、重要性，这个可能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确实银行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在美国，现在要把商业银行中投行的功能剥离出来，或者说商业银行不应该做投行的业务，很多人都在这么说。但是在这个方面我可能观点更加传统一些，澳大利亚的银行在这方面还是非常的强。我想说三点，大家都知道太大不能倒，但是并不是说足够大了就足够安全。有些机构，可能比他们所运营的国家经济总量还要大。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也一些大的机构，虽然很大，但是最后还是倒闭。所以并不是说做大了之后就一定安全，有时候也很难去拯救这些超大型的机构。第二，邵铭高所提到要更多的监督，我不是很同意。监督的人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有些金融机构的失败，我们知道是因为有些人喜欢冒险，就像牛仔一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管理层感到意外，其他人也会感到意外。所以监督的人必须有更多的知识了解银行资产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一套系统来确保这些过度贪婪的人，也能够被这个制度更好的制约，而不要指望他们不要那么贪婪，因为这样一种期望可能是徒劳的。第三点，我想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思考，太大不能倒的问。如果有这么一个机构太大了，比如说在做房地产的业务量很大，不能够失败。有的时候这些大的机构底下还有一些子公司、分公司，他们的业务也是涉及到各个领域。或者说较小的机构之间是相互交叉，有的时候他们关联性不够，对于某些高风险的业务，就很难更好的做到多元化，从而避免风险。美国的体系是商业银行和支付业务相关的，所以他们会对这些机构进行很好的监管，从而确保安全网的安全性。如果被证明这些必须要失败的机构要拯救一下，为什么雷曼兄弟没有得到拯救呢？这可能是考虑到商业银行和投行必须要有明确的区分，以决定到底应不应该救这些大的机构。 [让-米希尔•赫塞尔斯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我的观点。我们这个市场主要是在比利时、荷兰等等比较小的市场，而不是像美国、中国这样大的市场。在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当中，它的资产负债表差不多是达到了一万亿欧元的规模。如果大家对整个体系的健康程度有疑问，对于在资金市场上的贷款人来说，人们也会产生怀疑，对于这些央行来说扮演的是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如果说没有这种国际层面的协议来进行责任共担，我想这会有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确保对于整个体系的信心不会丢失。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并不能真正地反映资产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有些人对于这些资产有过度的信心，但是也有人对于这些机构的资产质量是有怀疑，他们怀疑他们的偿还能力，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对于某些机构来说确实太大，而不能倒，是一个我们要仔细考虑的问题。第一是大到不能倒，但是实际上中型的、小型的就能随便倒吗？实际上金融是紧密联系，而一些中型机构甚至小型机构发生问题，也会连累到整个金融系统。所以还是要从系统上去管理和控制，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大中小是相对的概念。第二个观念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需要一些大的金融机构来支撑的，比如说中国、其他的国家需要几个大的金融机构起到主导作用，这对金融稳定是有好处的。第二对于大的金融机构防范风险，防止出现大而不能倒，重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防止宏观出现问题，怎么样防止实体经济出现宏观的、系统性的风险，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和企业的责任。另外银行对金融机构要从激励手段、金融监管的各个方面采取措施，来防止一些小的风险积累成大的风险，防止潜在的问题变成现实的问题。谢谢。各位对刚才的问题都发表了充分的观点。大家都看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为一个趋势，无论从沈教授还是邵铭高先生都讲到，到 2050 年的时候亚洲经济大概就是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金融资本市场也会有相当的份额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今天因为比较遗憾，没有充分的时间让沈教授讲，但是我备课的时候看了沈教授做的 PPT，这里面有两个算法，一个是正常的 50%，但是大家知道现在都在讨论一个概念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将是一个 32%的世界份额，这个差距非常大。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问沈教授和我们的李行长，中国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怎么样从金融的角度，包括李行长刚才讲到市场利率化的角度。刚才萨默斯教授也讲，如果当利率长期是负的话，问题很大，高利率高于 GDP 增长的话，问题也很大。我们中国显然是负的情况，怎么样改进、怎么样转型，因为利率的改进有助于经济转型，有助于“十二五”规划的完成。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有什么观点？这个问题很大，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基本上是政府可以控制的。现在每一个新兴国家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是不一样的。国际问题现在全球变暖的问题，在这 40 年之内是非常大的挑战。长远来说，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多、资源少，缺水缺油缺资源。如果在这 40 年之内处理得不好，很容易出现治理结构的大挑战，这是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所以还是有很多问题要面对的。对于这个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话题，应该是所有的国家，特别是现在来说发展中国家，当发经济到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时，是要面临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现在对外依存度偏高，刚才说的去年超过 50%，对于依存度偏高表明我们内需不足。发展到这个阶段基本上外延式的，资源消耗的总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相匹配的。另外一个储蓄率偏高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说，在政府的层面必须真正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解决结构性深层次的问题。但是我也赞同沈教授的观点，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会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我相信在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下，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从我们做银行来说还是有信心，能够解决、能够克服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这样一些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问题。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下面给我们的听众留点时间，有什么问题要提，对台上五位嘉宾，大家明确是什么问题，希望谁来回答。谢谢。谢谢您。我是来自于财经杂志的，有一个问题问萨默斯先生。现在全球都非常关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收紧的问题，在您看来美联储下一步大概会在什么情况之下真正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谢谢。作为一个财长，我觉得我尊重联储的独立性，所以完全由美联储自己自由发挥裁量权来做出决定。因此我觉得量化宽松是他们自己的政策，由他们自己来做决策。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美国的经济和货币的动态，我们都会紧密关注。我相信其实美国也有两方面的目的一个是金融稳定，同时也要保证经济增长，所以这两方面都要统筹。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回答。不好意思。我是台湾大学的教授。我姓黄。我想请教一下李行长。您刚刚提到利率市场自由化可能很快就到了，请问什么时候可能利率自由化？五大银行有没有准备好来应对利率市场自由化。比如说创收，在利率自由化以后，有没有办法来弥补利差的损失，第二个问题请教萨默斯教授，二十几年前就听过您的演讲，请教你，刚刚您提到 G7、G8，一直到 G20，有没有一天可能会变成 G2，也就是中国和美国。过去是从英国一直转到美国，然后有没有可能从美国转到中国，对此美国做好心理准备没有？在中国市场上的业务已经市场化，而且这种市场化已经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未来几年利率市场化会逐步的推进。比如说存款的逐步放开，在贷款方面能够取消贷款下浮的一些限制，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对于从中国银行来说，我们相对于别的银行来说，应对利率市场化方面应该准备更充分，我们的外币业务已经在市场化环境里面运作。这种市场化肯定会减少银行的收入，我们希望在综合化经营、在中间业务方面能够多发展、多提供一些产品和服务。对于保持盈利的适当增长，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谢谢您。我是希望 G 集团越少越好。但是谁知道呢？谁知道长久会发生什么呢？大家知道全球经济的重心总是往东移的，这种移动将会随着时间而加快速度。回答您这个问题我是非常严肃的。如果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从 1800 年，或者说从 19 世纪中期，到 1940 年末，当时英国势微，不再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了。原因之一是英国自身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不可避免的人口原因，还有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国家正在迅速的崛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情况下来讲，可以说是最糟的 75 年，人类遭受了很多没有必要去遭受的苦难。所以现在美国必须要确保我们不要再去做一些证明已经是不对的事情，因为这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世界进一步的进化与发展，我们必须要尽力应对这样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可以说更加的整合，而且更加的和谐，而且更加和平。和当时英国统领全球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特别是英国经过了高潮之后所面临的时代，和现在美国面临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最终的历史责任，或者说展望未来自己的历史责任，不仅对美国人自己有责任，对世界人民都有责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不能自大。同时又需要合作，但不能放弃最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种能力的话，才能让我这一代人和下一代的美国人，得到历史最公正的评判。下面还有最后一位提问的机会。各位早上好，我叫琳达。我代表亚洲中国。我要问两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一支经济实体，特别是在货币的层面，我的问题其实是有关利率和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想问一下沈先生，李先生，中国如何和世界有一个政策上的更好沟通。另外中国的银行如何对全球的金融稳定性做出贡献，如何与国际上的银行做出更紧密的协调。因为这个问题是英文问的，所以我用英文来回答。首先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说到底这个问题就是货币体系要不要扩张，不管是国内扩张还是国际扩张都是这样。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治理问题，说到治理一个是银行本身的公司治理，另外还有宏观政策上，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的治理。所以说到扩张，或者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觉得其实是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渡过程当中必须让银行做好准备，而且监管机构也必须充分做好准备。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政策目的。我们希望这个转让一定要非常稳定，请李先生回答一下银行公司治理。你问的主要是关于国家和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把握的问题。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当然也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的把握，第一位是考虑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本国就业等等最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当然要考虑到国际经济社会的衔接和协调。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在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的把握方面，首先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稳定的成长，防止出现一些大的系统性的风险和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加强与国际上的协调。但是很多事情需要一个国家，需要逐步的接近。可能我们设定的货币政策不一定能够一下子达到美国的目标、或者说欧盟的目标，但是通过各个方面的协调，让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和国际货币政策更加的接近，这对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是有更大的好处。谢谢各位演讲嘉宾，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各位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金融危机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诸位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讨论了危机以后，全球经济波动新的特征、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改革，资本市场的技术革新等等，还讨论了经济发达体面临的政府债务问题，亚洲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经济体，其经济体系如何走，如何加以改善，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未来的结构转型和发展应该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等等，为我们全面理解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格局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框架，也为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议。世界经济走向何处，让我们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演讲嘉宾，也感谢各位观众的参与。谢谢。 “全体大会三：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 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们大会三的题目是“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体系很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包括在宏观层面无论是对市场价格泡沫对连锁性系统的风险，还是市场与区域间缺乏协调，以及微观层面的市场披露、清算以及结构杠杆等方面，都有很多缺陷。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Dodd-Frank 法案通过之后，以及欧洲相应的法案通过之后，引起了全球针对这些缺陷进行的一些修改，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新的法案执行得怎么样？美国欧洲的这些法案的制定对全球其他区域的影响怎么样？全球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怎么样？国际各个组织之间对宏观审慎这样一个监管推动怎么样？最后加上我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宏观审慎监管背后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才知道怎么做。很高兴今天讨论问题有国际国内宏观微观一些专家，我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央行行长吴晓灵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院士，渣打集团执行董事兼亚洲区行政总裁白承睿先生，奥纬咨询管理合伙人 Marc INTRATER 先生。今天大会嘉宾每个人先谈五到六分钟，最多一定不要超过 10 分钟，我们会给嘉宾间有一些探讨，最后希望留出十分钟给大家有机会提问题，首先有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先生演讲。各位下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嘉宾云集的论坛，而且我知道这里有各位来自于金融界的专家，我首先感谢上海市政府、中国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并且给我这个机会来发言。同时我也要感谢大家的盛情款待。今天我要探讨的话题非常广泛，涉及到金融监管各个方面，只有五分钟，所以我只讲一点：宏观审慎的监管。首先要说的是一个可信的、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宏观审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传统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汇率的政策，另外我们还应该有非常稳健的微观审慎政策，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稳定的金融环境了，但这是以前的情况了。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两者相加并不一定能保证金融稳定，所以现在就提到了所谓的宏观审慎政策，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知的概念和它进行对比。也就是左边和右边的。在左边是宏观经济政策，右边是微观的审慎政策，在当中就是宏观审慎政策，当然这之中还有界定不清的政策。微观审慎并不一定发生作用，因为你只是关注单个机构的稳定性，并不是说系统整体就稳定，就没有系统风险，我们所忽视的是没有能够注意到，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连接，而每个金融机构自己能很好管理风险，但是我们没有能够关注到系统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风险和杠杆其实在金融体系中是一个整体。同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货币政策来控制 CPI。但是我们对于资产价格的通胀往往了解地非常少，所以一方面风险增加，杠杆增加，而同时资产价格又出现了泡沫，这样子就会导致不稳定。在那个时候央行其实并没有能够有效控制资产的泡沫，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宏观审慎。这其实是一个新概念。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实验，我就列出了一些，所谓宏观审慎政策下面的一些例子，但是我这不是教科书也没有列出，只是给大家一些例举，看看什么样政策是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做的实验，希望以此确保系统性的稳定，包括一些审慎措施，比如说资产负债比、资本拨备的要求。还有一些财政上的措施，比如说交易税、资本增值税，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土地供给措施，这只是一些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宏观审慎，适用在金融系统中的一些宏观政策，特别适用于资产市场、房地产市场。我们在落实这些政策的时候，要考虑什么呢？有几点特别重要。第一，灵活性；第二要考虑大的背景；第三，一致性；第四，可信性。首先，这个政策要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更加灵活，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尾端事件很可能会影响到这里的事件。另外对于风险的分布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尾端风险是如何来相互作用的，也不知道一个地方的危机如何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因为它们相互的连接非常复杂，金融市场上产品也非常复杂，所以在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很大，任何政策要有灵活性，要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第二所谓的背景性，很多事情在发生，所以我们没有具体的目标，比如说货币政策要控制 CPI 和通胀，但是在金融稳定性方面并没有单一指标来借鉴，我们要考虑到系统中整体的风险，而且采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个最有用，哪个最会带来扭曲，所以可能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用一系列的工具，一小步一小步来使用这些工具。同时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验，这次可能用的，下次就不能用了。第二个是背景性，要考虑到宏观政策的背景和机构的背景，今天早上就有人提到了，在宏观审慎的情况下，必须要知道在经济循环的每个阶段，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对阶段有准确判断，可能会有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在整个金融不稳定方面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根源于很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匹配以及汇率问题不匹配，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宏观政策只是对这些政策的补充，而不可以对这些政策进行替代，它不可以改变这些根本的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要有非常有效的金融监管，减少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依赖，今天早上刘主任提到了要加强宏观审慎的纪律。过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非常重要，我们仍然需要支持，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措施来给市场的参与者，让他们自我检查。宏观审慎行动不应该带来道德风险，不应该给这些金融机构和银行带来自我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在进行一些试验，很多中央银行和一些地区政府都采取了临时性的措施，我们要向市场传递非常清晰的信号，和货币政策不一样，货币政策所有人都可以清晰的理解，财政政策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在宏观审慎采用了一系列政策和工具，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市场的可信度，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有很高的风险的溢价，所以我们必须清晰地为宏观审慎政策建立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行动，我们必须要有非常大的透明度。谈到了宏观审慎政策我认为是非常新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也不是很多。我认为，举办这样的论坛，来讨论宏观审慎政策，哪些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哪些失败了，非常重要，这样向市场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来保证宏观市场的稳定性。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样的旅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新的措施和新的进展。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你的发言中关注的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事实上我有一个微观的问题想问你。因为你来自于新加坡，所以想问你，人们一直在谈 Dodd-Frank 以及相似的欧洲的政策，限制了 OTC 的衍生品市场，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那么因此新加坡和香港，就有机会，能够实现监管的套利，你们能够吸引很多的衍生品从欧洲从美国流向新加坡、香港地区，您认为如何了平衡新加坡 OTC 市场发展，与此同时又要和全球的衍生品市场进行协调？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不断地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对全球的金融稳定性的改革进行不断的讨论，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对一系列的原则和准则达成一致。同时要允许在国内进行相应的灵活的做法，我们认为新加坡香港都积极参与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讨论。这个委员会非常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 OTC 也很关注这个市场。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共同的标准，让所有的金融中心、让所有金融体都执行这样的标准。新加坡香港都有非常严厉的监管，当然我们会制定灵活的国内和区域的政策，和欧洲和美国不同，所有人都希望在过去不同的金融市场出现的不同的套利，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巴塞尔协议，在华盛顿大家都在讨论，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消除我们都认为是不好的监管套利行为。下面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女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题目，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值得探讨，限于时间的关系，一个人只有五到六分钟，我就非常快地讲一个观点，就是加强监管协调，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是今后世界监管改革的大趋势。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央银行该不该搞监管，中央银行在监管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各种各样的实践，我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先,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改革主导作用是本次金融危机重要的经验总结，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向金融体系和社会注入流动性的机构，是能恢复市场信心的权威机构，是金融市场的定海神针。本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央银行如果缺乏对金融监管信心则会延误最佳时机。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不能提高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加强监管，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个职能只有央行能够承担，这不是因为央行管理人员本身素质高低，而是央行本身的职能所决定的。因为只有中央银行垄断了现钞发行权才能够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才能够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来采取措施来拯救市场的信心。发挥央行在金融监管中主导作用，关键是掌握监管信心的权利。央行是否直接承担监管职责？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各国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设置，但是让央行掌握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并保留央行在有疑问的时候，对金融机构，特别对银行的检查权是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先决条件。中国 2003 年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提高了货币政策制定和监管技术的水平，但至今没有形成监管协调的常规机制。监管协调不能只是“三会”间的协调，而应该由“一行三会”组成，财政部也应该是重要的观察员。在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中，应妥善处理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的关系，三者应形成协调与制约的有效搭配，这样才能有利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腐败。我并不主张由于央行应该在监管当中在宏观审慎监管中负有职责都把所有的职责向央行集中，这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而应该是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三者间形成一种制约的关系。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主要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央行与监管机构各自定位的问题。央行管宏观，监管管微观，所有总量政策及金融机构的杠杆属于宏观政策应该由央行来制定。二、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关系，以功能监管维护市场统一秩序，以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如果我们不坚持功能监管的原则就会制约市场的发展。而我们国家当前监管格局中，在机构监管为主的框架下，实际是就是制约了市场统一性的管理，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今后应该注意克服的。这就是我五分钟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吴行长，吴行长离开了央行还在为央行呼吁。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她说的特别好，她不是一个狭义为央行呼吁，说了远远比这个重要的问题。通过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对中国的意义。我们知道金融创新，不管是衍生品，还是其他产品的创新，很大的作用就是绕过政府监管，而监管方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协调，这个机构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非常感谢吴行长强调这个问题。下面有请李扬院长讲话。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主持人说五分钟，以前有个人告诉我五分钟的演讲只能讲一个故事，但是你给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题目，我争取能够用五分钟把一些想法说一说。宏观审慎政策问题现在是谈的比较多，但是我注意到主持人在主持词里说到，他搞不太明白，说实话，我作为研究者，现在也觉得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最主要的，作为一个新的体系，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而现在不明确。第一就是它的理论是什么？宏观审慎的理论是什么，它是不是超出现有理论的新理论？很遗憾，现在还看得不清晰。第二个，作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有没有，有别于现有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独有工具？也很遗憾，现在它没有独有工具。没有体系，没有独有工具，因此关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说宏观审慎监管或者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就陷入一种大家基于自己的角度，基于自己的利益说自己话的境地，我个人感觉宏观审慎政策还需要讨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这套体系是不中用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前面提出宏观审慎政策这套体系之前一些情况，简单回顾是很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大危机之后，建立了一套监管体系，在此之前，应当说没有象样的监管体系，这套监管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有效的。这个监管体系中有一个要点就是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对于金融稳定和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以互助的方式导致了金融的稳定。我们看到这次危机中，这些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使得危机不至于从资产方、负债方两者产生冲突，并最终没有发生传统的挤兑危机。第一个在资产方方面，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与经济互动，使资产价格的稳定性得到保证。负债方因为有了存款保险得到了稳定，资产方因为有一个设计相对得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得以稳定，由于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所以它的运行相对是平稳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想监管货币政策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次危机中暴露出了有问题，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应运而生，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得原先有效的整个一套体系没有效力。因为金融体系发生了变化。第一，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再主要依赖传统业务存款贷款，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来获得它的负债，依赖市场来配置它的资源，依赖市场来取得它的收益，我想这点在中国谈，大家都有体会，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增加你的中间性收入、表外收入，那就是要离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获得收益，这个事情在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第二，现在大量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出现了，他们没有银行之名，但有银行之实。他们为社会提供信用，不触动货币供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不改变货币存量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信用供给，这是央行调控为什么显得那么被动，为什么微观审慎政策不再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那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视野。第三，投资银行功能的变化。投资银行是中介机构，是服务机构，但是在这次危机前是全面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他是一个全能的机构，把投资银行的理念、投资银行的功能全面地注入了我们传统的金融业务之中。第四是各种各样的结构化金融工具的产生，我们可以在不动结构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安排，解决我们的资金需求问题，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资金配制问题，解决资金的风险管理问题。第五，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支付清算体系产生，不依赖于央行，我们金融机构最基本的功能，支付、清算可以实现。最后一个，随着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以上的变化使得我们传统的，主要是针对机构，特别是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的这样一些微观审慎管理失效，使得表内业务失效，使得针对产品和市场的监管失效了，现在整个金融业全面转向了金融服务业。它是一个服务业，使得基础货币以乘数为主要架构的货币传导理念失效了，所以要有新的理念。微观审慎不行了，但是宏观审慎应该是什么？目前还在探讨之中，有几个要点可以确定，就是宏观审慎应当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维度，一个是横向维度。从纵向维度来看，关注周期，关注周期的变化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从横向来看，关注各种金融机构之间交互的效应，有可能是个体的理性会导致总体的非理性这样一种加重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横向，欧洲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纵向，关注经济的周期，因此就要花很多的气力来设定自动稳定器，识别周边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自动调整拨备覆盖率，决定杠杆的因素。美国的监管很注重什么是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他把很多经验放在这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的。可能我已经超出了时间。最后说一个对于中国的适应性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讨论什么重要性机构等等，在我看来，对中国来说，我们在金融体系的特征上和欧洲比较接近，因此，第一我们要注意周期变化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我想大家仔细想想就可能会知道。外国人评价中国的金融体系，我们自己知道周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根本不会有问题，而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机构之间互相传染、互相感染的问题。第二，在中国，我们如果从微观审慎看到宏观审慎，我们现在很基础性的缺陷、基础性的手段和工具都不具备，与它相关的理论也不熟悉，所以中国第一要补课，第二要跟上。谢谢李院长，我借用主持人一点特权，发点感触，因为这个问题特别感谢李院长花时间来讲的为什么要有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要解决什么问题？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因为我是体制外的，我想补充一点想法，我说的大胆一点，觉得三大方面，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解决微观审慎监管中单个机构单个市场监管解决不了的问题。哪些问题呢？第一问题市场泡沫，除了周期性之外市场的价格会有整体泡沫的可能，这是格林斯潘在为美国的泡沫市场担忧了一次，在包括伯南克等等批评中觉得不要怀疑价格的智慧，格林斯潘高估了市场理性化的错误。单个金融机构很健康，因为有多米诺排骨的效应一个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就是导致了其他的也倒，这是连锁性的效应，这微观角度所不能解决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吴行长强调的金融创新强制在金融市场边缘区这个时候，宏观审慎政策也非常重要，这方面确实是给我们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我想补充一下，刚刚吴行长讲的很谦虚，在欧洲和美国受到传统理论的约束，认为市场永远是正确的情况，这种逆周期对资本的要求和监管基本上没有做，相反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央行这方面，反而抛弃了理论教条的约束先做了，我看也能站得住脚。下面有请渣打银行的白承睿总裁来表达他的意见。非常高兴回到陆家嘴论坛来发表言论，论坛规模越来越大，参与的人士也越来越多，首先请允许我说说美国的情况，美国发展的一些新的政策往往决定了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些最新发展方向。主持人黄先生一开始就说到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些问题，说到一个道德法案，道德法案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 Dodd-Frank 法案要整体改变美国金融业监管模式，他们的目标将监管机构和架构重新调整，对消费者的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强，而且还要有监管的机制，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大而不倒的问题存在，还希望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决议，这个非常受欢迎，还有一系列规则防止银行自营交易。我们现在得到了什么？现在很难得出这个法案的结果如何，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让它起效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估计到今年夏天会听到更多对这个法案结果的评价。细节才是决定成功的关键，从我们的观念来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那就是政府支持企业的改革，尤其是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大机构他们的按揭总额是 5 万亿美金贷款。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在这个法案中涉及，这几乎也是中国全年一年的 GDP 总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除了美国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佳林、IMF 和国际清算一起合作，有一个协同一致的回应，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取得的进步，比如巴塞尔规定，以及最低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的设定，以及大家对于各种不同问题的定义也已经逐渐产生了趋同一致。现在对亚洲来说这种新的发展形式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义，我们很高兴现在亚洲的声音越来越被大家所倾听，因为长期以来亚洲的声音在重要国际和货币论坛中是缺失的，而这些论坛是对国际决策非常重要的场合，考虑到亚洲经济的规模和能量，尤其在未来发展强度来说，这个方向发展步骤是完全正确的。就亚洲银行所坚持的金融监管改革而言，我想说充足率对中国新规定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因为亚洲的那些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比经合组织高很多，但是从流动性来看这个有点不确定性。不是因为亚洲的金融机构没有流动性，而是因为有些国家没有很多 T1 级核心的票据资产，这方面很难进行统计，可能要统计 T2 这样的票据了，这个结果如何进一步看待有关宏观审慎这一点，我觉得亚洲能够带来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解决这种顺周期性带来的问题，同时能帮助提供观点，有效地利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来管理经济结果。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的担忧，第一大担忧就是亚洲的贸易和跨境的融资，现在这种商业通道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亚洲内部，或者说之间的这种通道这种走廊将会进一步产生出来。现在巴塞尔委员会以及欧盟理事会都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贸易融资和跨境方面提供支持和方便，我相信亚洲今后也会出现更多的措施来支持贸易融资，贸易融资长期以来被称为是非常低风险的业务，ICC 给它设定的比例也是非常低，只有 %。现在很清楚，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发展，也是我们的忧虑。第二个忧虑就是巴塞尔 II 到巴塞尔协议 III，能不能很有效的支持亚洲经济体所面对的新情况，尤其是对于很多亚洲的银行想要上市而言，尤其是新的流动性规定，会不会导致长期的投资的减少，从而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个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建设对于亚洲的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对于亚洲未来几年时间里，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达到 9 到 10 万亿元。跨境基金的流动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关注。 2030 年前，我们相信亚洲资本市场将达到全世界资本市场 50%。亚洲债权市场将比美国的债权市场所占比例还大。要进行改革的话，帮助亚洲和国际银行金融机构来支持这些金融新的发展，如果我们能找到好的平衡，找到监管机制而不影响创新的这种方面的一个平衡，相信一定会对世界经济有益。谢谢大家！谢谢刚才白承睿先生从金融机构的层面谈到了新的这些金融监管思想对金融机构和信贷市场的影响。非常感谢！下面有请 Marc INTRATER 先生发表他的看法。 [Marc INTRAER] 非常感谢您黄教授！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这种改革，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就单这个话题中间你要写篇文章，就是 Dodd-Frank 法案本身就有两千多页长。巴塞尔协议 III 也有 300 多页的重要内容。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法案都有几百页，甚至于几千页的一些补充和附件，所以显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前面几位尊敬的发言人都已经说到了一些具体的问题以及改革的重点。 [Marc INTRAER] 我就不重复那些详细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整体的观点，对于改革的整体的认识，也许在一些部分举一些例子。首先在 2000 多页的法案中间，显然涉及到很多的改革内容，但是我们认为这就是对整体的监管机制，在英国、美国，国际上监管机构并不是真正愿意为金融体制进行特别的改变，他们没有让大的机构进行拆分，而且那些金融机构，几万亿美金资产的大的机构都是大到不能倒，刚才早先时候说到了有的大到不能倒，而且倒了也没有办法拯救，所以他们那些能够做的金融行为也没有被彻底地、严肃地禁止。总体来说，这种逐步渐进式的、改进式的方式是法案中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真正进行彻底改变。 [Marc INTRAER] 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是 Dodd-Frank 法案和巴塞尔协议 III 这些的共同点，里面有一些方面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这里面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法案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如何加以实施，以及那些监管部门，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实施这些新的改革措施，而且将一切掌握好，将这种新的创新服务和产品掌握好，而且他们不一定是在前台上执行措施而是在后台进行很好的宏观管理。 [Marc INTRAER] 所以，巴塞尔协议 III 资本充足率这个规定就让银行不能承担过多的风险，这本身应该是巴塞尔协议 II 就应该做的，而且是十年前就应该实现的目标，显然巴塞尔协议 II 的资本充足率是不够的。所以银行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辩论，他们有各种类型的、不同类型的资本金，有的监管方就接受了银行的辩论，而且金融机构直接找到了智慧的方法，好的工具隐藏了自己的风险，他们有非常优秀的会计、律师、银行家，他们隐藏风险的速度和能力比监管部门抓住他们的能力快。 [Marc INTRAER] 最后，我想整个金融机构包括私营的金融机构，包括监管者都太乐观了，对于我们了解风险的能力、管理风险的能力太过乐观。我觉得我们结果导致我们承担了太多风险，其实说到金融改革，不是说改革好还是不好，或者说改革的具体某些方法好不好，关键是监管者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把法案落到实处，今天很多人讲到了，再次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这个东西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找到新的方法来承担风险。 [Marc INTRAER] 只要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资产泡沫，在泡沫破裂之后带来危机。危机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够尽可能减少这种风险的影响，而且尽量减少任何失败或者说失灵所带来的影响。 [Marc INTRAER] 大家会问，这个危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银行承担了太多的风险，他们的杠杆率过高，而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大，导致了危机快速蔓延。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危机？首先，整个金融系统高估了我们的能力，而低估了风险。从最根本来讲，是因为大家有充分的激励机制来承担风险，因为太赚钱了，而在这方面控制的激励机制太少了，就是说没有鼓励人们要承担风险。 [Marc INTRAER] 那么监管者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在做几类事情。我说的这个不是突破性的做法，都是渐进式的做法。第一个就是微观审慎，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监管者并不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觉得如果制止了一些机构做一些事情，那么其他的机构就会以另外的方式来承担风险，这个隐藏的风险更好，将来的风险更大。 [Marc INTRAER] 但亚洲更好地管理了风险，最低的首付率，或者房贷时有最低机制比，另外是限制杠杆，巴塞尔协议 III 或者其他的要求都是增加风险报备，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欢迎和积极的动向，但是问题是说，监管者能真正的落实吗？我想这是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很多情况在政策层面，他们有很好的专家，对于一切的问题都非常了解，但是在执行层面，或者对于微观金融机构个体的监管层面，这个能力有很大的下滑。 [Marc INTRAER] 第二个就是结构性的做法，比如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就规定英国的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不能够进行投行服务这个是突破性的规定，有各种各样的政策上的尝试来遏制，确保一个地方的银行失灵不会影响到其他型的金融机构或者说其他银行。问题就是监管者能不能够负责管理银行的这些机构，或者说金融机构能不能很好地采取这些结构性措施来遏制风险？这个我觉得可以到下一场危机时才可以真正看到考验了。 [Marc INTRAER] 第三个就是宏观审慎，或者稳定性监管，其实之前一些专家谈到了，我们所采取的一些尝试，我想再提议一下，这个是新的概念，而且全球也只是在尝试，一方面在监督方面，到底承担了多少风险？第二个是什么时候敲响警钟，在宏观审慎方面我们还要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禁止一些做法，是不是引进新的税收，是不是减速某些活动，或者说完全禁止某些活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的未知性。 [Marc INTRAER]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些金融机构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央行采取的措施都是事后的措施，好象之前的金融危机一样。危机之前央行说风险太大，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其他的结构性的支持来制止风险变得更大。未来这个悲剧会不会重演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很多人觉得现在在进行大刀阔斧的监管的改革都是比较积极的信号，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彻头彻尾得到落实，以及未来的危机会不会因此而减少它的破坏性的影响。谢谢！Marc INTRATER 先生谈到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些金融监管是不是能够预防下一个危机，或者实在不能预防下个危机他也谈到了一些方法的探讨，其中对金融机构过渡承担风险的激励机制的讨论，而且也谈到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的分割，这个蛮有意思。金融机构是在金融信息和资金的周转中枢地带，他们的功能要想有效发挥，往往需要很多同时承担很多的金融功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很大压力下也把格林斯潘也取消了，假如这样做如何把它做好的确也是很好的挑战。下面进行讨论的阶段，我首先给在座各位专家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给在座的观众给专家提问的机会。假如专家希望问题通过条子方式递上来我也非常愿意帮你们递给他们。我先提一个问题，我要问吴行长和李院长，就是刚才你们俩都说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监管的启示，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的确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在面临着是不是有可能过多的机构监管，而不是足够的功能监管，而且也缺乏在几个监管方之上更有权力的、有协调权、有动态的决策权的一些机构？而且吴行长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通过央行有更多的权利的方法？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两位，因为你们两位是在中国金融监管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和经验，你们认为中国怎样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机构是不是应该央行来做这个事？不管是不是央行来做这个事，这个机构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权利，怎么样做这个事，能够协调监管？我想中国所处的情况，和国际上所处的情况，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这次金融危机在西方是由于过度的金融创新和过度的追求利润，而没有很好控制风险，造成了资产泡沫引起了金融危机。所以在国际上讨论监管改革的时候，在技术上讨论了很多，不管是微观层面上的改进，还有在提出了，宏观审慎的监管也是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所面临的所处的阶段和国际上不一样。他们是发展过度了，而中国我一直的观点，中国存在着金融的压抑。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都发展的非常不够。而这个发展的非常不够当中，我认为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在监管体制上面，没有实行功能监管而是过度实行了机构监管，以机构监管为主，有它的好处可以控制一些风险，机构的风险有人负责任，但是最大的弊病就是割裂了市场，而且使得同样一个法律工具，同样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各个监管当局是实行的是不同的监管的准则，这样的话也会埋下金融的风险。这是我们和国外不一样的。第二个在国外，这么多的金融危机当中，无论是在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还是处置金融风险过程当中，谁都不会挑战中央银行的权威，但是在中国，中央银行我认为权威太不够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治优势，因为我们有国务院在那儿统着，很多金融问题化解看起来没有太大问题，好象中央银行权威性不够也没有酿成大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长期这样下去，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弊病，尤其是我们在推动人民币的跨境贸易。也就是说人民币逐渐会走向国际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如果人民币想有一席地位，我们现在的这种金融发展状况，是根本无法适应的。所以为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更好，我认为第一要树立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个人的权威，是一种职能的权威；第二在我们的监管体系中，要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应该是相同法律关系的金融产品，应该实行统一的监管原则，这样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市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三在监管方面更应该看到监管者的责任是使这个业务的发展合规和审慎，发展的责任是在金融机构，监管者的责任是说你金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要控制好自己的风险。我想中央银行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只有这样的宏观布局，中国的金融业才可以发展的更好。谢谢！我同意吴行长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黄明老是提大问题，你这种问题我想是不是两个层面来回答。一个是说我们要看，监管模式问题，你涉及到第一个是监管模式，到底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还是超越了功能监管，中国显然是在功能监管层面，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有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根源，就是我们还是管机构、管人是我们所有领域中管理的要点，我们必须要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我们金融领域管机构同时也管人，这使得金融这么活跃的领域发展确实受到障碍，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应当支持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度，并且还要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还要超出功能监管，因为功能监管现在很多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搞不清楚是什么功能，比如说现在谁能把一件事情到底是银还是保还是证说不清楚？需要更超前的模式，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功能确定之后，由什么机构来承担。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太多的混淆。当然吴行长比较多的讨论是说央行来牵头承担，不要削弱央行的权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观察，中国的很多东西，功能也要重新设置。偏开金融，就在金融活动中财政部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该拿出来讨论。我们看一开会叫到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国际基金组织是这样开会，说定事是财长来定事，中国央行行长也定不了事就找一个副总理来定事，这种也要调一调，理顺。承担机构的一致划分其实是一个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伯南克刚上任到我们这里演讲，他要求有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他说我是内阁排名第四，不是你们排名第 17，你是最不重要的阁员之一。从金融领域中提出了这样的调整的需要，我觉得这样调到位对我们机构的功能也都要有重新的设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很多的摩擦。现在到底是什么模式，以及模式的承担者这些问题搅在一起有的时候说不清，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调整。我再描述一下我的观点，我只是说要尊重中央银行的权威和他对于监管信息的知情权，我强调的是这个。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各国的情况不同，监管机构的设置，中国已经把设立了一行三会，要求三会回到改革前中央银行什么都管，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央银行必须要有信息的知情权和必要的时候对金融机构的检查权，机构可以分设，权威的地位和权利我认为需要给。观众的一个问题，吴主任，如果一行三会的格局要调整的话，这个有点细，原属三会的权限哪些应该回归央行？我认为不需要时间权利回归央行，我讲的一行三会，如果说在我的理想模式中，应该实行功能监管，不能就机构监管，我现在就说再白一点，现在推动证券基金法的修法，实际上它就是我国金融业银行、证券保险，第四个就是信托业就是资产管理，这是未来金融业发展非常大的一块市场，在这块市场，五类金融机构做的同样的信托关系一个产品，但是大家的原则不一样。我不管这个监管权最后给到谁的手里，应该是说谁做同样的业务，就应该受到同样的监管，比如说美国的保险公司做投资连接产品，它的投连险即受保监会的监管又受证监会的监管，按照功能监管是这样，作为央行来说，我认为如果维持一行三会的格局，我认为对于央行在获得监管信息方面应该充分的保证，现在保证的不充分，而且如果央行把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金融机构监管责任和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给了央行之后，央行对金融市场上的异动对于各个金融机构的异常表现，中央银行有权利去现场检查，但是为了减少这种负担，中央银行不应该做日常频繁的检查，但是做特殊情况下的检查应该有这种知情权。金融机构搞产品的开发，谁来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是货币政策、有金融监管有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给到中央银行，从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方面来制约金融机构过度创新，和监管当局对风险各方面的控制不太够。我认为任何的权利都必须受到制约，没有制约的权利容易产生腐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有若干的组合，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有各种组合，任何国家要看历史和现状应该以最小的振动来体现这三者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孟文能先生您提到了中国金融监管者的一些想法，他们在讨论是从功能监管还是进行机构监管您是不是可以从您的角度，从您对新加坡的金融机构监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中国的一些看法？这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一个自己的答案，在新加坡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一种统一的监管模式，这就意味着，新加坡的监管局会监管银行、以及中介机构和保险公司，所以他覆盖的面非常广。之所以我们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是非常小的国家，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起独立三个监管机构，我们认识到这三者间其实有很大的合同的协力，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在金融危机来临时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危机因为最好的实现限制我们监管的套利。很多时候无论定期存款还是其他的产品，看起来非常相似，如果受不同的监管原则的话，会产生监管的套利。你谈到的，到底应该是实行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我们认为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许多风险因素能够在系统中传播，比如一些资产，或者以房产导致的这些风险会不断的累积，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整体的团队来进行监管，来避免这些风险的出现，同时对于各个机构的监管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用监管和监督这两个词，所谓的监管对所有的机构采用同样的做法同样的流动性要求，单笔贷款的要求，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每个机构的监督又有所不同，有的机构需要特别的监督的行为，监督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机构会承担更多的风险，或者说他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是那么的健全，我们就需要和这些机构进行沟通，来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他们采取额外的要求，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完全适用于所有金融机构的统一的监管方法，我们需要用对每个机构的监督来补充整个系统的监管。我们要确保每个机构他们了解自己的风险，了解自己管理风险的能力和他们及时进行沟通，找到每个金融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其实不能把这两者分裂开里，我们需要机构的监管也需要功能监管，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有统一的监管机构，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可能需要不同的制度，你们需要建立起不同的监管机构来实现各监管机构间的协调。我认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不是绝对对立，是结合在一起。我的 PPT 原话是金融监管要处理好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关系，功能监管是维护市场统一秩序，机构监管保证单个机构的审慎合规经营。我们现在是机构监管完全杜绝了对功能监管实施了排斥我觉得不好。下面问两个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两位专家的一些想法。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谈一下，金融机构承担过多的风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不是要让金融监管者给金融机构足够的措施，这是你们当中一位曾经提到的，你们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是不是认为需要建立起新的监管的规则，是不是因为我们新的监管机构或者说新的监管存在导致这些金融机构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我们希望很多新的金融监管的规则能够控制未来，很多金融机构采取过多的风险来避免他们重蹈过去的错误。我觉得目前的阶段，很多事情还在发展过程中，我很难下一个结论。我们已经有了巴塞尔协议是一个总的指导原则。但是我们还需要最后来确定巴塞尔协议还需要各个国家来制定自己的规则，如何落制定抗周期，来对资本充足率进行规定。我们的确认为需要监管方采取很多监管措施现在大家对这个进展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满意的。另外就是全球的监管，没有全球的监管，会导致监管套利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巨大的挑战，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可以说很多好的意图的监管的改革可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就是出现了很多影子银行体系。我们出现了更多的风险类别。很多的金融操作都不是在银行中存在，而是由影子银行体系来操作的。对于我来说，影子银行体系可能是对未来金融市场，金融体系一个重大挑战可能是过度的监管所导致的一个原因。市场中还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贪婪存在，由于过度的监管可能导致正常的银行没法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们是不是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地鼓励他们关注长远的发展。我们都看到如果大部分的机构都采取了很多的星球机制的改革地很多都不是一次性的体规大部分的需求，而是分期支付，这样的话会给机构中的个人以更多的激励措施，更多来关注他们长期的利润和发展。 [Marc INTRAER]一方面在改革方面，要加强对于个人和机构的一些激励措施，防止他们承担更多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国家加强了对于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的监管。所有这些防止了一些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风险，我觉得总的方向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具体的能力，比如说在各个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各个金融机构当中他们监管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到底有多少？但是我还是有两个疑问。也就是在正常监管领域之外，在影子银行体系，也就是那些缺少监管的一些领域，如果我们这部分加强了监管是不是另外的地方出现了风险呢？我们要确保其他地区出现的风险不会传导到整个系统的其他部分。 [Marc INTRAER] 我们很成功的预防了风险成为 360 度全面的风险。我们也避免了道德风险出现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因为有的机构的风险过高他们的负债率高，以至于得不很高的融资或者说需要融资的本金更高。今天看看不仅仅要关注那些负债的投资人，或者说定期存款的投资人，他们哪怕没有得到保险，买了希腊或者说其他在 07 年底的高附加值的国债，这些机构投资者他们受到很大的损失，他们怎么办，他们还可以继续买这些机构的债券，现在这个不是很高的风险，现在主要的控制风险的市场机制是如下。我想请新加坡的局长，举一个例子谈一下在新加坡央行以及监管机构还有财政部是怎么通力监管的？比如说一个是资本过于的流动，还有对大而不能倒的那种金融机构的监管，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怎么样监管协调的？我想举的例子，我们金管局不仅仅是证券和银行等等，完全管制内的，我们还有一个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在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风险，对于单一机构的健康度非常重要，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在我们金管局中有相当大量的信息交流，比如说对于市场上整体的流动性情况现在是不是缺美金了，是不是缺流动性，以及单一银行运作的情况。我们从单一数据来了解到哪些机构出现了一个信贷的紧缩或者说流动性的紧缩。如果这两组数据对照在一起就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相应的话更多有工具找到共同解决的方案。如果的确是信息共享之后出现了流动性整体的减少，中央银行就会采取措施，如果是个别的机构出现了流动性减少我们有的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措施，通过这样的信息的通分了解他们就知道哪些银行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哪些银行有这样的问题，监管方面依据这些数据和信息尽早的提出一些对应措施，从而比如说对资产维护的要求，提出更高标准，一旦需要进一步资产还可以收购资产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种沟通机制对我们非常有用。但是很多国家有两三个以上的监管机构，比如英国他们金融服务局和应中央银行必须合作之间和信息共享之间的机制建立。怎么样得到信息最快你就可以把这种信息交流的机制和规则非常重要，就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间的互动和交流可以实现，各国情况不一样，必须要清楚了解国内情况再确定。比如说，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金融产品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或者说证券公司来提供的或者说银行提供的，在他的风险组合中是一样的，本质上这个产品也是很接近的，但是他们卖出的产品，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也是不一样。对于流动性和资本金的要求也不一样。这种分开监管有可能会带来问题，即使是一体的单一的监管机构我们也不断的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内部还有按照机构的形式来分开来监管，比如说期货和证券法是针对资本市场，银行法是针对银行，实际执行中法规不一样，我们不断的在过去十年一体化的监管。我们监管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不断要对这些产品进行比较和认识，然后决定是不是现在监管形式现在最好，这个监管平台是平等的，不然的话就会有套利，所以不断会有挑战，不同的机构让他们实现信息交流合作更难，他们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我是财经报的记者，我是给新加坡监管局局长孟文能先生，最近有报道新加坡发展人民币离岸开放，你们对这方面的愿景和思路是什么？和香港相比新加坡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这个问题应该问问央行，或者说银监会更适合来回答。我们上午听到了周小川行长和刘明康主席说到现在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我们越来越多人民币贸易结算和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越来越知道中国政府希望将人民币的和国力越来越相称的推动的表现，但是我理解要以神圣的方式来进行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的话人民币发展不会失去控制，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更相适应。我相信会逐步出现一个货币的区域化，中国的中央政府逐步允许人民币选择的进行使用，离岸在香港最早开始，现在在新加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积极的一个表现，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货币能够来运用来进行国际结算对我们来说越有意义，我们愿意和中国合作，目前来说整个的规模还比较小，我现在还不想吊高大家的胃口，告诉大家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变化，我们期待这样的步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步进一步的深化和宽化，我们相信对于新加坡的私人银行，还有资本市场，以及作为美元的重要离岸市场中实现一个互补进一步发展。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目前的规模还很小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取得进一步发展。感谢各位专家感谢你们大家的参与，全体大会三结束！ “全体大会四：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接下来的议题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尽快就坐，请将各位的手机调解到静音或者说振动状态。谢谢您的合作。各位尊敬的领导、女士们，先生们，2011 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四“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现在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节的主持人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陆家嘴论坛。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陆家嘴论坛了，今天下午讨论的题目是“新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题。我们今天在座的演讲嘉宾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来自于各界的领域。首先是戴相龙先生，他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胡怀邦先生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屠光绍先生是上海市委常委及上海市副市长，另外非常有幸请到了约翰• 奎尔奇，他是中欧副院长兼教务长。同时也有幸请到了成文诺先生，他是德勤有限公司全球运营董事总经理，以及陈家强先生，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我们展望未来之前，在我们探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之前，首先不妨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上海发展。其实上海的进展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在 2010 年上海交易量，还不包括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年增长是 54%。其中包括在上海证交所筹集额增长 62%。同时上海保险的保费收入也是年度增长 33%。另外在大宗商品交易量方面的年增幅是 67%。我们都知道，其实上海的交易所已经是成为全球交易所当中的翘楚，而且现在有两家外资银行，已经在上海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可以说这个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大的背景。我们的问题就是未来会怎么样？上海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要看一下，要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比如说纽约、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首先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要素是什么呢？是可预计性、透明度以及稳定性，还要有足够的集聚度，很好的监管，以及能够支持金融业的良好服务，还有法制基础，这样才可以让在上海从事业务的人有足够的信心。另外，我觉得大力吸引国际人才、资本自由的流进流出以及很好的物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需要上海建设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另外要更多允许外资企业的进入，需要很好地欢迎、吸引到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所以我非常希望和在座的各位一起探讨如何实现这些要素。等一下我们在发言之后还会有一个问答，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有交流。首先有请戴相龙先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来说几句。戴先生有很丰富的经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太保都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另外也在政府当中担任过重要的职位。下面有请戴先生发言。大家下午好。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课题。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中共中央做了决定的。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在这两三年之内，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实质性的突破，否则 2020 年要建成国际中心是非常难的。这个并不是为了抢时间，而是有了很好的机遇，我们必须要把握好。我讲四个方面的突破。第一方面，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在建立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方面，要有突破。最主要是发挥上海金融机构的作用，更好的推进人民币跨境的结算和对外投资使用人民币的数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1996 年 12 月份，我们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原来打算可以快一点，5 到 10 年，当然现在看来，5 到 10 年难做到，最重要的资本项目开放是认识问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大危机、大萧条，我们中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是实行浮动汇率。2008 年美国大危机，我们受到危害不大，是人民币资本项目没兑换，因此不要误解，只要我们放慢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就可以金融稳定。现在不同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占世界的 1/10，中国的外汇储备占世界 1/3，中国是最大金融债权国，如果我们再不扩大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是受害无穷。长期的通货膨胀，巨大的金融调控资本，甚至于造成资产的缩水。所以说上海的改革不能光看具体业务，一定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所突破。首先要扩大，特别是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金额；第二要尽快的推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际板，当然现在尚福林同志说快了，因为尚福林同志我比较了解他，他是比较谨慎的人，他说快了，就真的快了。但是我们不要变成到内蒙古问路，到内蒙古大草原问路，说到哪儿了？他说快了。再问还有多少？他说快到了。再问还有多少路？他说还有 300 公里（众笑）。没有风险，可以批多少，在于我掌握。再一个就是港股直通车，原来准备在天津直通的，是不是可以在上海先通起来，这个问题不大，可以拿人民币换外币，也可以拿人民币买港股。再一个就是通过这些改革，来推动人民币的可兑换，这是我说的第一个观点，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第二个方面突破，在组建大型金融机构，创立大型金融机构的上海总部，在建立完善金融机构体系上有突破。现在上海已经成为各类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但是金融监管机构还在北京，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改革的目标模式。我认为金融监管机构在首都是对的，但是要扩大上海金融监管局的权限。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是上市公司，政企分开了，应该建立在金融交易市场中心。但是从现实出发，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应该在上海成立上海总部，是不是叫“二总部”，“二总部” 也可以，我看这个词用得很好。另外把附属公司、直属子公司尽可能设在上海。我查了一个资料，上海的金融，独立法人在上海的，仅银行 4、5 家，它的资产占全国银行业 8%。保险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的，资产占全国 10%。证券公司的家数占全国 13%。3 个金融控股公司的试点一个都不在上海。我认为这和国家把上海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布局是不适应的。所以我建议，应该创造条件，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帮助，在上海应该组建几家，一家、两家、三家，总资产超过一万亿美元的集团公司。以后应该吸收外国大型集团的总部，或者说地区总部到上海。这是在金融机构的体系上有重大突破。第三方面突破，在服务体系上有突破。主要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我认为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政策。逐步做到到上海来的金融高端人才的实际收入和他的生活质量，不亚于国际金融中心。何况我们人民币购买力也是强的。再一个要立法，上海市政府制定了一个《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我看了一下非常好。但是金融中心不仅是上海的，是中国的，是地区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国家要搞一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条例，最低也得是国务院发，这是我的看法。第四方面的突破，把上海变成金融中心的组织推进体系上要有突破。办法很好、文件很好，谁来做？我觉得这是很大问题，这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应该有一个国家级的领导小组。不是部一级的，而是国家一级的。第二要有一个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第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能起作用的部际协调小组进行协调。还要有一个公平公正、有权威的咨询机构。比如说上海请的国际专家咨询。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我毫不犹豫地说是可以实现的，我是有信心的，谢谢大家。谢谢戴理事长的发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下面我要介绍的是胡怀邦先生，他是交行的董事长。可以说交行是中国历史最长的一家银行，也可以说是中国银行改革的一个先锋。在之前从 2007 年 9 月，到 2007 年 8 月胡先生担任过投资公司的顾问，其实胡先生也来过伦敦，就是在中投的时候也以当时的身份来过伦敦金融城，有请胡先生。各位下午好。现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资产超过了一百万亿，外汇储备超过了 3 万亿美元。如果单就规模来讲，已经成为世界金融大国。但是由于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定价权、话语权，所以我们还不能称之为金融强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中国从贸易大国、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重大的历史机遇。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大国的兴衰及其金融地位的沉浮，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第一张股票的诞生，使海上马车夫荷兰崛起。之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世界货币，所以伦敦和纽约就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伦敦的金融城和纽约的华尔街就聚集了全球资金交易的大的机构和中心。而东京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70 年代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但是近年来有所衰落，这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有关，另一方面日元国际化中途夭折也是很重要的关系。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为人民比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也正是中央审时度势，所以从 2009 年 7 月提出了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试点，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现在截止到今年一季度，现在银行业跨境结算的已经超过 8600 亿，今年年底有望突破 1 万 5 千亿。除了这些央行和世界国家有关央行开展人民币互换业务，这些都为人民币走出去逐步实现国际化创造了条件。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重点，我认为应该是扩大开放和积极创新，双轮驱动。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双重开放、三项创新来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局面。所谓双重开放就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对金融机构的开放要同时考虑请进来和走出去。一是积极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总部在上海落户；二是利用多种形式吸引国际资本；三是鼓励在沪的金融机构提高跨境金融服务领力；四是强化开放原则。一方面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拓展业务，也要争取外国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对等开放，这样以促进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开放我认为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加快在上海 A 股推出国际板；二是继续扩大债券市场开放度，比如说加快熊猫债券的发展；三是推进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开放；四是推出银行业外汇市场的开放。三项创新，我认为主要是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币产品和人民币回流机制，切实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度和辐射的广度。尤其是在人民币产品方面，我觉得上海下一步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民币衍生产品和人民币大宗商品的定价方面。这样提出人民币在国际上，尤其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第二最主要建立起人民币的回流机制，我觉得可以考虑在上海证券市场推出小 QFII 机构。这些通过人民币业务、人民币产品和人民比回流机制的建立，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作为交通银行的董事长，我们交通银行是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国有大型银行，也第一批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银行，我们要继续发挥这样的优势，全面提升我们的跨境、跨币的能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出贡献。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您的发言，下面我请下一位发言嘉宾，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先生，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熟悉。我不知道在座还有哪一位不认识屠市长，很显然他也是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曾经在中国央行，以及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交易所都担任过不同的职务，他现在也是负责管理上海的金融市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发言，主要是呼应一下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谈的的上海下一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什么要有四个突破。我想戴理事长作为我们国家金融领域的，应该说是资深的领导和专家，他提出关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今天又专门谈到四个突破，这是有他非常深刻的见解，也有非常充足的依据。因为戴理事长在谈的时候，他可能主要是重点谈到哪四个方面的突破。我想呼应一下戴理事长，把我们在研究学习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为什么要加快实现戴理事长谈到的四个突破。我也在这里简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大家知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一个国家战略。提出来已经很长时间了，2009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上海航运中心建设的相关文件，又把国家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战略的重要性和战略的重大基本原则，还有战略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一些措施做了全面的部署。大家注意到，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务院确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体系，就是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在不同的场合，我就谈到了为什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把金融市场体系作为一个核心内容，那是因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既是中国金融体系完善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下一步金融宏观的管理和金融宏观调节和监管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是各类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重要市场平台。所以金融市场体系，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里面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正好说明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有重点的，这个重点、核心就是金融市场体系。今天在这里重点谈一下，为什么要加快实现刚才戴相龙理事长谈到的四个突破，就是因为在今后 5 年，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面临着非常重大的机遇。所以我们要抓住机遇，实现突破。为什么说到有重大的机遇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谈机遇，好像不同场合都要谈机遇，大场合要谈，小场合也要谈，对国家说是机遇，对单位也说是机遇，机遇说多了，大家就有点司空见惯了，但是这次要告诉大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市场体系的发展，确实在今后 5 年，面临着重大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是实实在在的。我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这个机遇，简单论述一下。第一个机遇，“十二五”期间，金融市场中的金融体系、金融结构，尤其是投融资结构的完善，为金融市场体系的健全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大家知道在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里面，专门谈到了要加快直接融资的比重，要进一步完善投融资的结构。从融资结构来看，虽然目前我们直接融资的比例在增加，但是从整个大的格局来看，加快直接融资是我们完善下一步金融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所以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必然会为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创造非常有力的条件。因为上海目前已经有各类的金融市场，涵盖了外汇、货币、证券、债券、股票、黄金、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已经有非常完善的市场体系。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在融资的结构方面，进一步完善，必然会极大得提升，一个方面是扩大现有的金融市场规模，同时会极大地提升金融市场体系的功能。另外虽然投融资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必然还会进一步产生新的市场组织和市场形式。所以目前在巩固已有的金融市场同时，正在探讨比如说在贷款转让方面，下一步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比如在信托受益权的组织方面，比如说在票据市场建立方面，还有以保险交易所建立，在推动保险交易所的建立，完善保险市场方面，还有一个服务中小企业非上市公司的股权、股份交易方面，这些市场多层次的、多方位的市场体系，新的市场形式也会应运而生，所以会极大的为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创造广大的空间。我想，随着整个的投融资金融结构的变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变化，不光带来市场本身的扩大，如果市场规模扩大之后，必然会极大的带动市场的中介服务产业链的进一步形成和完善。比如说我们要发展债券市场，这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非常重要的内容。发展债券市场起来之后，我们对债券的中介机构，包括评级等等都有中介机构不断地创造出很大的空间。再比如说机构，包括银行机构在上海的集聚，也会创造有力的条件。最近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在考虑在上海建立刚才戴理事长说到的第二总部。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第二总部？这是因为商业银行本身也面临着一个转型，姜建清（工商银行）董事长告诉我，现在工商银行收入结构 60%是理财，这是传统信贷。20%有一些中间收入，还有 20%是市场交易收入，叫“六二二”。他讲在今后的 5 到 10 年，这个结构会变成“四三三”，什么意思？可能来自于信贷的只占 40%，另外 30%来自于中间收入，还有 30%来自于交易收入。商业银行伴随着转型的过程，必然需要在传统的信贷业务之外，新的一些增长点和转型，必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经营和管理。上海作为市场体系最为健全的地方，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随着它的转型把面向市场的机构重点和业务重点放到上海来。所以如果 60%的业务已经不是传统的信贷业务，那么这 60%的业务，如果总部或者说主要的基地又在上海，当然，我们欢迎工农中建可以把总部搬到上海，但是如果业务重点已经在上海了，或者说“二总部”，以这些业务作为支撑的总部，已经在上海了，我觉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也一定能够达到。这是第一个，关于在机遇方面，我们直接投融资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的变化会为上海金融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二，随着经济发展调结构和转方式的重大机遇，必然会为金融市场的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需要“调结构、转方式”，为我们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这样的支撑。“调结构、转方式”过程当中，必然面临着金融的服务如何来为“调结构、转方式”做好金融服务。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也不是简单的文件，这需要我们金融服务转型。因为传统的金融服务对应于传统经济增长的方式。那么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需要我们金融服务方式要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通过创新来实现，通过创新来满足调结构、转方式这样的任务完成。所以金融市场的创新会有广阔的空间，当然在这个创新过程当中，怎么样完善我们的创新体制，真正形成市场为基础的，以市场机构为主导的创新体制，这需要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改革，这是第二个机遇。第三个机遇，那就是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必然会为金融市场功能的拓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因为大家知道在金融市场最基本的机制，实际上就是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这里面主要是两个环节，最核心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在“十二五”期间，把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已经放在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或者说带有决定性方面的内容。随着利率的市场化的改革，如果利率市场化逐步形成，必然也会为金融市场的工具和产品创新、以利率市场化的形成，以利率市场化为标的的各种金融改革、各种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必然会应运而生。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到位，尤其是随着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必然会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产生极大的推动力。所以我们想随着利率和汇率在“十二五”期间有重大改革推进，上海金融市场的能量和空间、功能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是第三个机遇。第四个机遇，也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全球的经济格局调整过程当中，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然会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动力。这方面我想刚才戴行长，包括怀邦董事长都做了很好的阐述，就不多讲了。所以觉得这四个重大的机遇是实实在在，甚至可以看得见、摸的着。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在“十二五”期间，随着这四个重大的机遇，我们如果把握的好，也就是刚才像戴相龙理事长谈到的，有这样的机遇，同时又有及时抓住机遇，在这四个方面有重大突破的话，就能够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 2020 年实现我们国家战略目标，就能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最后我想说一个，重大的机遇要抓住，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上海政府来讲，从地方层面，怎么能够创造更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在金融的法制建设，在金融的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人才培养等等方面，能够形成更好的生态环境，更好的发展环境，同时政府的服务能够更加有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想在服务国家战略过程当中，上海市政府要以国家战略这样的高度，来更好的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好这方面的支持和服务。占用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屠市长，可以充分感觉到您讲话中间上海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而且您的这些目标也是非常伟大，非常高兴您刚才所提到人才要进一步培养，这是下一位发言人非常密切的关系，约翰• 奎尔奇先生。约翰• 奎尔奇先生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和咨询。约翰• 奎尔奇是原先哈佛商学院工作，在 2009 年在波士顿的时候还是副院长，随后就成为了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副院长，他带来一些美国的非常重要的观点，而且他对中国金融市场也有非常深的了解，有请约翰• 奎尔奇先生发言。今天非常荣幸，说实话在这么多优秀的演讲嘉宾面前，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尤其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国方面的专家。我最近刚来过上海，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对这次大会在做一些调研的过程中，我想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回头看 60 年前，上海就已经是一个金融中心了，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而当时的这种历史积淀，上海历史遗留下来的实力能够给上海人民一种决心和信心，更好地实现屠光绍市长刚才所说的这些宏伟目标。当然在座的各位有一个共同的责任，那就是希望能够邓小平先生这样一个愿景转化为现实。我们未来几大重要挑战是哪些呢？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说到了。我想重复说一下，同时也想讲一下我自己看到的几类挑战。第一类是机构遇到的挑战，公营和私营部门遇到的挑战，他们的本部都在上海建立中心。刚才说到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比如说人民银行，还有银监会，总部都在北京，但是同时美国也是这样，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的总部都不在纽约。另外从本国银行来看，目前主要的四大商业银行总部都在北京。所以从上海的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雄心，就是将金融机构的中心从北京往上海方向转移，有这样的目标。但是同时还要有一个关注点，就是刚才说到了，能够更好的吸引跨国金融公司，还有跨国银行将总部转移到上海来。我和一些机构交流过程中间，注意到他们的一些忧虑，他们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将地区中心留在香港和新加坡，还没有流到上海，几大忧虑是如下。首先是监管和税收的环境，和其他两大中心所不同。另外一个在上海比较有限获得融资。第三是人才的问题，从客户基础角度来看，将地区中心放在上海，这绝对还是要再做一些工作。第二点，就是地理上的覆盖能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这些金融中心有地理上的影响力，只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或者通向中国大陆的最大的门户，应该成为一个区域的金融中心。如果成为亚洲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事实就已经将自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了，因为亚洲现在本身就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第二关键问题就是地理覆盖影响力及范围。我觉得目前这种特别高程度的国际化，尤其是货币的国际化，因为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全兑换，上海很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少短期很难。第三点屠市长刚才的发言中间讲到了，金融产品多样化程度，现在还比较窄。比如说财富管理、私人银行才刚刚开始，投资银行、M&A、还有 IPO，还有资产管理，这些主要业务还都大多集中在香港，还有公司债、外汇这种市场目前还不是发展得非常成熟。所以刚才所说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进一步的改革，如果我可以说的话，那么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轻的管理环境，以及外国银行的运营机制要更加公开。PE 公司，私募基金也可以进一步发展起来，比如说中国的家族企业会愿意获得这种收购服务的支持，以及私募基金的服务和支持。第四大挑战，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各种类型的上下游的服务，以及集聚的服务，也非常重要，这对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要成形非常重要。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人才教育、保证这种人才的存在，以及大层面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还有一点之前没有谈到的，就是信息技术的能力，这是刚才没有说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方面。IT 行业往往被视为金融界非常重要的支持体系。最后，将上海定位或者说打造成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将上海视为一个金融中心，而是将上海视为上海本身。因为将上海进行营销，进行打造，作为投资者的聚集地，作为创新的基地，作为旅游者愿意来的地方，作为产品服务的非常好的地区，或者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对于世界各地有吸引力，作为一个教育中心，任何的金融机构、金融中心，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中心单一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高生活质量的中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点就充分体现了上海的定位。上海作为在世界层面上的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城市，是一个完整的提供高生活质量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中心。如果想要吸引更高层面的人才到上海来，就必须要以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打造这个城市的质量。人们如果认为在上海不能够获得像伦敦、纽约相接近的生活质量，他们也不会从伦敦、纽约到这里来。不仅仅是所得税更低的问题，应该更关注上海城市能够提供的生活质量，和其他的金融城市相比更有吸引力。从金融中心的角度，这一点我建议大家再放开更多的考虑，上海作为全球非常重要的大都市，各个层面的吸引力，自然而然就会有金融中心的实力存在了。谢谢。非常感谢您约翰• 奎尔奇先生。下一位发言人是成文诺先生，德勤有限公司的全球运营董事总经理。他是德勤公司的长期专家，尤其在亚太地区有非常强的专业背景。成先生协调了德勤在全世界的投资，本身他也运营过很多跨国公司，以及并购，及在并购之后进一步整合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欢迎成先生给我们做发言。谢谢您傅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成为这次演讲嘉宾的一员。我主要想谈四点。首先，从“十二五”规划的角度，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合在一起来谈谈我的观点。第二，“十二五”规划对上海的意义。第三，我们看到上海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上海可以从其他的先进做法中间得到的经验，不断将自己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第四点，再总结一下未来几大挑战是什么。回应刚才几位重要发言人的观点。首先，看“十二五”规划，有几点马上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首先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的多样化。这其中包括几点，当然也特别关注本国的消费，尤其是特别关注先进制造业及研发能力的发展。第二，推动在市场经济上的进一步改革，也要加强。这和我们特别相关的就是更多的直接融资、更多的直接投资，更如屠市长刚才说到的。第三，政府监管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增长的高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点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生命周期的一个全过程创新，这对经济都非常重要。对于上海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作为这样一个大都市而言。刚才约翰• 奎尔奇先生已经说到了，你们大家也都熟悉，上海在上世纪的早期，也是远东的一个经济中心，今天上海也是中国向全世界进行贸易的一个最重要商贸门户。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给我们更大的机会，进行寻找国际金融机会，而且物流也是中心，金融也是中心，先进制造业也是中心，研发也是中心，现代服务业也是中心，好的机场也作为中心，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产业，还有人才方面，上海都是全国数一数二，所以上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同样也有必要让自己能够更好的符合中国经济的具体需要和具体的情况。中国上海能够从其他的一些先行的金融中心中学到一些什么做法呢？比如说首先当然是金融业，第二 IT，信息技术必须要可靠、安全、高速。第三，金融服务应该是高效的、多样化、灵活的银行金融服务。第四，市场运营的环境，应该是得到很好的监管，而且是开放的，没有任何多余的干扰、干预。最后，刚才约翰• 奎尔奇先生说到了，生活质量很重要，比如说有外国人士可以自由参与，以及税收的一些优惠，还有技术的发展、多文化、多民族、多种族的一种融合大环境，也非常有益。如果我们看金融中心其他的做法，还可以看到非常灵活的货币运营机制，而且贸易和资本交易的做法也都是非常流通的。在 2015 年的时候，将会有 3 万亿美金的货物交易，将以人民币方式进行交易。相当多这种都是在新兴市场中间进行发展的，所以增速可想而知。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非常大的机遇，同时也有挑战。既对中国、对上海、亚太地区带来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充分证明一点，我们需要有一个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够支持这一点。上海是一个崛起的金融中心，一方面能够促进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现在全球化已经在进一步的发展，各国都在进行进一步的开放，而且这种开放度也在竞争，所以上海和香港、新加坡，都在这方面有竞争关系。还是有两组评估的数据很重要，才能够来评估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首先一组指标，上海的服务速度和灵活性方面有多高，第二是稳定性、清晰性、一贯性，就是整体的运营环境的稳定性、清晰性、一贯性。所以在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两组指标连在一起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战略和决策将会扮演，在上海未来的发展前景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最后借一句中国的俗语来总结“摸着石头过河”，明天的挑战就是取决于我们有这个勇气，即使这个水流很复杂，水越来越深了，但是要继续能够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相信上海的领导一定有能力接受这个挑战。谢谢成文诺先生。下面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演讲嘉宾，也就是陈家强教授。他也是代表着一个亚洲的金融枢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先生也是专家了。陈先生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务长，同时也在美国著名的大学有过任职的经验，同时在香港期交所有丰富的经验。我的讲话有两个困难，第一个我是最后一个讲的，有很多发言的内容在之前都说过了，主持人给我五分钟，5 分钟也很好，我不用太多地发言。第二个困难在哪里呢？我的稿子是英文写的，现在我决定要用普通话来讲，希望我的普通话 5 分钟够用。我非常荣幸第二次参加陆家嘴论坛，去年来的时候也是谈到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话题。当时我是作以下的发言，我说上海发展金融市场，当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国际化，不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会决定上海市场国际化程度，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刚刚很多发言者都谈到这一点。如果谈到人民币跨境使用，过去一年，人民币国际化经过市场检查以后，看到成绩怎么样，可以看到过去一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很成功的。在香港是人民币跨境使用非常大的得益者，看到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从去年，这个时候大概是 890 亿，到现在是 4500 多亿，存款增长非常大。我有指出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国家的策略怎么样推出跨境使用，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货币还没有开放，就鼓励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所以我们是一个创新。在资本帐户还受管制的情况下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创新。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不一定很多市场认同，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难成功，不过现在我们从过去一年的情况看，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可以说发展的势头非常快，发展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如果以前我们担心人民币跨境使用发展太快，这一年在香港离岸市场，其他的离岸市场，会不会太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不用担心太快，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我们看到，目前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其实风险是可控的，很多方面是达到我们原来政策的目标。很多数字就不谈了，刚刚有很多专家已经谈到了跨境贸易的数字，谈到香港存款的数字，也看到了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成功。在香港我们很乐意看到金融工具推出来，包括很多的“点心债”在香港推出来。可以看到，这一年给我们的经验是说，我们国家发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战略，是非常有可能成功，有很大空间的发展。当然很多事情要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今天我们谈到最主要的话题是上海市场国际化怎么样发展。所以从刚刚我谈到人民币在香港的经验，从我个人的看法，我希望可以带来一些香港的角度，以提供讨论。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让上海的金融机构可以增加一些跨境的业务，对国际化进程一定是有用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包括刚刚戴相龙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人民币国际化，现在完全是在贸易结算方面，我们不能不谈一个基本账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但是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谈到基本账怎么样开放，以什么样的方式开放，尤其金融市场来说，金融的基金怎么样跨境可以使用，跨境的金融投资怎么样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刚刚屠市长也谈到一些理论的问题，为什么要鼓励跨境资金使用，为什么要鼓励资金走出去，跟引进来？因为资金的流动对中国资本市场，会带来很好很多的好处。第一我相信，国际资金进来会减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会给我们资本市场带来一些比较多元化的投资者群。打开资本市场、打开资本账，我相信会有利于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如果让我们中国投资者可以参与外国市场的投资，当然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也是对他们的风险管理、投资是有帮助。所以总体来说，如果我们是打开了一个资本账，打开资金的渠道，会把上海金融市场，我们这个市场的定价与国际接轨。我相信这对我们金融稳定性是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担心资金进来了，会不会带来很多金融的波动，这是有可能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资金进来了，也会让我们的资本市场定价跟国际更接轨。当然这也不是很新的理论，我相信我们国家很多主持金融监管的人都明白这个事情。虽然我们资本账没有开，也是有很多方法，保证 QDII，QFII，不同的东西出台，所以让我们资本账有某种程度的开放。如果看看以前推出不同的安排，从现在目前的市场发展来说，这个安排不够力度，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有一年国际化的过程，开始走出很大步的时候，可以回顾一下，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资本账、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之门开放多一点、快一点。我想说，人民币国际化过程跟资本账开放是有必然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跑不掉的。在境外的人民币一定要回流到内地，不能说外地的人民币在外面流动，不回流的话很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怎么样回流渠道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用 FDI 来控制它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对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我们信心比较强一点，对风险控制的理念比较清晰，可控工具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再多一点政策空间，我们把这个门开多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多一些外来资金进来。这个事情对上海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开放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总是有很大的限制。我们可以谈很多方法，怎么样推行这个事情，我想不用太多新的想法，我们以前很多 QDII、QFII 的方法，我相信这个方法，如果把它这个额度放大，把这个面放大的话，其实很容易，可以把资金流动打开一个门。比如说我们可以像 QDII 来说，参与的金融机构数字可以增加，其实也不一定由机构投资者来参与，某些有资格的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参与，如果有足够投资者保护的话，我相信这是可以做的。如果可以讲 QFII 放大，让海外投资者参与我们的资本市场、参与 IPO 市场，也是可以把 IPO 市场弄得更火，把定价跟国际接轨，所以这个事情很容易做。通过我们这几年的经验，风险是可以找到很好的控制方法。最主要的是跟上海的 ETF，这是很好的方法，把两个市场的工具连接起来，风险可控，ETF 做多一些，也是很容易做的事情。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应该比较大胆一点，现在我们人民币开放了，作为跨境使用了，很多 QDII、QFII 都可以用人民币来使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最后，我想谈谈香港和上海互动的关系。这个是我很关心的议题，也是这几天上海媒体常问的议题。我只有一个说法，上海跟香港，在我刚才说的问题里面，从资本账里面、在资金互动里面打开一扇门，会看到香港和上海两个市场在互动、互补方面，可以有更多的作用发挥。去年我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我说上海和香港等于是一个飞机的两个引擎，没有人民币国际化，推不来。如果我们谈到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话，同样会看到香港和上海在这方面共同的努力，使我们的关系会更密切。这个时候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下，上个星期，我跟上海的方星海主任，一同在东南亚推广上海跟香港两个市场，希望用这个机会推广人民币国际化，两个市场互补，寻找共同发展的机会。我的发言到此为止，谢谢各位。谢谢陈家强先生，也谢谢您已经回答了我想要问的问题。我想我们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屠市长，如果不仅在亚洲，在全球来讲，我想问所有的演讲嘉宾，假设人民币完全是自由兑换之后，上海和香港之间是如何来竞争，竞争关系是怎么样？另外上海如何吸引到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把他们的总部放到上海来，而不是新加坡或者是香港，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演讲嘉宾，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是谈他们在亚洲的版图之下的关系，更要谈的是全球背景下的关系。哪一位先来讲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是一种竞合的关系。某种程度来讲竞争是好的，当然在某一些领域，可能合作比竞争更好。所以这真的是一种有竞争、有合作的关系。先说竞争，如果只是有竞争的话，会导致价格战，对谁都没有利。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平衡，又有竞争，又有合作，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我们来看一下，上海的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大陆、内陆市场。而香港有几十年的国际经验和接触到国际市场的覆盖力。所以这两者的优势如果加在一块，其实能够大大增加效率。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竞合，而不仅仅是竞争。谢谢。我同意，刚才有人讲说，一个飞机两个引擎，需要两个引擎才可以保证飞机的强大负荷。关于上海，我觉得上海不仅是一个贸易中心，而且上海应该利用贸易中心的优势，成为金融中心，但是这种过渡其实是非常自然的，而且这也是上海的独特性的优势所在，就是贸易和金融的结合。谢谢。两个金融中心的关系，我也想简单谈一点我的看法，因为刚才我完全赞同陈家强局长谈到的，上海和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不光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我认为在整个带动中国的金融体系健全，和带动中国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方面，香港和上海都能一起发挥作用。我原来说过，在这里还想再重复一下，我们看待上海和香港的关系，主要是着眼于三个面向，第一是面向全球，不是看着某一个方位上，或者在某一个有限的区域里面，是想面向全球，如果面向全球的话，上海和香港才可以形成合力。第二个面向，是面向未来，未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如果以未来作为一个坐标来看，上海和香港加起来，现在恐怕还很难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要。第三个面向，要面向我们的互动，因为上海和香港在现在或者说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一定有互补的关系。目前的发展阶段和所处的环境，及目前各自的定位，应该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形成互补。在互补的基础上形成互动，最后达到互利双赢，所以只要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和面向互动，上海和香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合作还是主基调，当然会有一点竞争，但是这个竞争是为了促进我们能够更好的更高的层次上合作得更好。非常感谢您的评论。我是来自于伦敦的。我希望在未来几年当中，我相信未来几年伦敦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份额会有所下降。我们认为和其他的几个具有竞争优势、竞争力的金融中心来说，希望可以形成互补的作用。我现在宣布这一节会议就到此结束。我想感谢所有在座的各位嘉宾做的精彩发言。谢谢你们每一位。 “专题会场一：创建繁荣的中国债券市场” 各位来宾，上午好。我们今天相聚在美丽的上海滩、美丽的浦东，今天是陆家嘴论坛的分论坛之一，主题是“创建繁荣的中国债券市场”。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国内有关债券方面的一些权威专家、学者，来参加我们的演讲，和大家交流。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演讲的嘉宾，他们是：谢多先生，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张育军先生，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许臻先生，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荣恩先生，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庹启斌先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家知道，债券市场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后起的一个领域。1997 年我们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以后，到现在也就 14 年的时间，在这 14 年的时间，中国债券市场应该说是后起之秀，后发制人，发展还是很迅速的。据我们所知，中国债券市场在发展中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刚刚讲到速度很快。据了解，2010 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万亿。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研统计当中说，我们的债券市场已经跃居世界第五位，亚洲第二位。还有一个特点，中国债券市场企业信用类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从 2010 年来看，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二位。还有一个特点，债券市场的交易量流动性非常大，2010 年已经突破了银行间债市，公司信用债市已经突破 150 万亿，是 2004 年的 14 倍，所以应该说是非常大的。流动性也是亚洲国家的第二位，居于前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当然中国的债市在资本市场发展来说应该是后起，所以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主要存在着总规模比较小的问题。清算银行统计，2010 年全球的债市规模是 92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就占了 32 万亿，而中国是万亿人民币，所以规模很小，占了全球的 3%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再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比例很不合理。现在国债和金融债比较多，占主要成份。而公司债虽然发展比较快，但是总规模还是小。还有其他的市政债等等也是比较少，市场也缺乏统一监管，特别是投资者结构有些缺陷。大家知道银行债占比是超过 60%，金融债是超过了 70%。而刚刚讲到的一些像公司债等等还是比较少。所以中国的债市在发展中间既看到它很好的成长性、很好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今天围绕怎么样创建繁荣的中国债市，和大家一起探讨。首先我想第一阶段请我们的演讲嘉宾做 5 到 6 分钟的演讲，把最精彩的观点给大家提出来。然后提一些问题进行交流。首先请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谢多司长来演讲。谢多司长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在人民银行也经历过调统司、货政司等等方面担任领导职务，经验很丰富，也在外汇交易中心担任过总裁，现在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下面掌声有请谢司长演讲。谢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陆家嘴论坛，来讨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题目，也是各方都很关注的新市场的发展。今天主要想和大家介绍新的市场发展的状况，同时谈一下我对这个市场的观察。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想谈一谈，关于当前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的基本状况。实际上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们这个债券市场起步比较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但是经过这些年来，各个方面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债券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也包括公司信用债，在这方面刚才主持人也引用了一些基本的数字。从公司信用债来讲，我们通常认为是比较“短腿”的债券品种，最近五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2001 年，债券公司信用债融资全年是 150 亿元不到；到 2010 年的时候，公司融资已经差不多到万亿。根据我们的计算，过去 10 年，增长了将近 80 倍。这个市场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样的规模也已经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我想讲第一个问题，对于当前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最近十年来中国债券市场的迅速发展，这样一种情况值得我们从业的同志们和学者深入的研究。第二个，我想和大家谈一点体会，为什么我们国家债券市场，在最近 10 年来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我看大概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一条，继续坚持按照中央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不断地坚持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我们在工作中间也感觉到，如果能够用市场化解决的方式去解决，就不要用行政化的方式去解决。十几年前，大家都记得，国债、政策性债和其他一些债券，都像是卖不出去的东西。我也参加过人民银行的工作，大量地像实物一样分配，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坚定的决心，继续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债券改革。我想这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体会，如果要推动债券市场发展，包括公司性债券的发展要明确市场定位。从工作中间的实践也表明，主要要建立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大家知道债券市场的风险，实际上比较特殊，很多中小散户和零售客户，对这中间的风险把握，以及特点是把握不太准确的。过去这些年来，特别是十几年前，有一些企业债券也出现了破产等等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中间也出现，比如说香港雷蒙债券的问题，这都表明了怎么样发展债券市场，以什么样的投资者为基础需要明确。我们在实践中间感觉，仍然要坚持以机构投资者为基础。机构投资者对债券风险的把握，总体上来讲，比较专业。从世界各国基本态势来看，也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已经包括了全社会的银行、证券、保险、各类社会企业的基金和各种投资性基金，大概已经突破了这样一种规模。同时，广大的零售投资者，就是普通居民投资者，都通过了这样一些专业的公司，直接参加到规模巨大的 20 万亿的债券市场。我想如何建立好、确立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市场定位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三，在发展模式上，我们在工作中间体会，还要坚持以场外市场为主，债券和其他类型的投资，像期货、股票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通常对交易要求是大封，这种以撮合竞价的方式在交易便捷上就有一定的问题。另外交易的目的也有不同。所以世界各国的实践特点，都是以这种场外市场交易模式占主导的地位。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份额，总体上来讲，在咱们国家债券市场份额中间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据我们分析，这个比例和美国、欧洲、英国以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的比例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也和一般债券市场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第四，要发展好债券市场，我们在工作中间的感觉还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特别在发展公司信用债券中间，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置违约风险的承担问题。过去风险比较多，就比较强调行政的管制方式。实际上，历史和实践都表明，用行政管制严格管制的方式解决不好风险的处置问题，特别是如果采用大量的行政审批，实际上还会产生其他各方面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认为不宜采用大量行政性的管制，来管理债券，包括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的发展。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司信用类债券主要采取了注册制。和审批制不同，注册制注重程序合规，一般不对公司状况做实质性的判断，不是以管理做实质性的判断，大多强调信用各种信息向市场公布，由投资者来进行分析和判断。这两种方式，是根本路向上的不同方式。从实践效果来看，如果更关注信用评级，更加注重信息披露等市场化的约束机制，实践表明，这个路子比加强行政管制审批的方式要好。这也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公司信用债券有很大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在工作中间实际上也遇到很多矛盾，特别在监管理念上。在市场上，我们也遇到不同的意见，一些意见中实际有隐含了咱们管理体制上所说的“谁家的孩子谁家抱”的想法。但实际上根据现在市场的发展，交易的主体、交易的品种越来越在不同的市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组合。所以如果要是专门、特别强调审批的范围和交易领域，就会出现划地为牢的状况，就会约束住金融市场的发展，其中包括债券市场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债券的发行管理体制如何，证券执法部门都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授权范围，执行证券法规。在银行间市场上，同样监管部门也是可以依据证监法，对各类违法的行为进行打击和追查。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是相互补充的，在这方面主管部门主要是推动市场发展，相关的行业监管部门仍然能够依法对参与的主体或者相关的行为进行实时管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减少政府的行政管制同时，并不应该形成各方面的管理空白。在这方面加强自律组织，就可以很有效地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这也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普遍的实践。由自律组织来完成一些自律的管理以及自律产品的发行，是可以充分调动广大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比政府更了解市场，他们也有经验。在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自律组织的建设，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创新。从 2007 年 9 月在银行间市场上成立了协会，这个协会目前有将近 2000 名成员，这个协会很好的发挥了，一方面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包括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等一系列产品的创新，同时组织会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主协议和一系列自律管理的协议，这样就能比较有效地支持对于市场的监管。所以我想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也是推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重要原因。最后我想谈谈人民银行在债券市场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说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中间，人民银行尽量走到间接的地位，是不是人民银行就没有作用了呢？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不是人民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就不应该进行直接的管理呢？在我们工作中间经常听到这两方面的议论。首先我们想说明的是，人民银行参加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是有法可依的。根据《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要监督管理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执行都有高度的密切关系。所以根据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人民银行也负责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划，协调金融市场的发展、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也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同时人民银行为什么这么关心债券市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利率的市场化，以及其他一些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人民银行对债券市场的发展负有相当的责任，并不等于人民银行就要直接干预市场的运作。所以在这里政府的监管和自律监管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认为市场的主管部门应该着重推动市场发展，包括对自律规划的确认和业务指导。而自律组织可以做好对于市场的自律管理，制订有关的市场自律管理规范。当然人民银行也非常注重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和配合，比如说在去年，人民银行就与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调，推进了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交易所，我们完成了银行间市场与债券交易所之间的连通，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整体债券市场的运行效率。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困难等待我们去克服，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只要坚持“十二五”规划中间所规定的一些基本指导思想，坚持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不断探索债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调整我们一些过时的监管观念，不断加强我们的基础设施，中国债券市场，包括公司信用债券市场，是大有潜力的。虽然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但是从整个社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间的地位来讲，我们债券市场和其他市场，包括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等，都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我的发言就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谢司长，谢司长的身份特殊，既是专家也是官员。所以在刚才的演讲中间介绍了我们国家债市，特别是银行间发展的情况，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及将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再次感谢谢司长。下面请张育军先生演讲。张育军先生上海的同志们应该都很熟悉，他是经济学和法学双博士，供职过国务院、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也在深圳证券管理办公室工作过，所以他是来自于监管部门的证券业一线操作者，欢迎张先生演讲。各位参加论坛的嘉宾，上午好。刚才人民银行谢多司长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介绍，介绍了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银行间市场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我表示热烈祝贺。我跟谢多既是多年的朋友，过去也是同事。所以今天这个论坛收获之一就是见到多年的老朋友。相比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是很小的份额，份额不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 3%。利用这个机会，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交易所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我个人对债券市场的一些看法。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各类债券品种，大约有 523 个品种。其中有 1/3 是国债，有 1/3 是企业债，各类非上市企业债。国债是指财政部这条线发行的，企业债是发改委这条线发行的。还有 1/3 是证监会这条线发行的，叫公司债。尽管这个市场很小，最近几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有一定成效。 2009 年的时候，上交所债券总交易量是 4 万亿，2010 年的时候债券市场交易量是万亿，增长了 80%左右。今年 1 到 4 月份是 4 万多亿，今年估计能够保持 50%以上的增长。去年新上市各类债券 100 多只，今年估计能新增加各类债券 100 多只。所以市场发展是很快的。尽管这样，上交所最近几年仍然始终将债券市场发展作为工作重点。今年上交所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一是国际板筹备，二是债券市场发展。为什么把债券市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刚才主持人讲到、谢多也讲到，我们国家债券市场发展比较晚，现在从政府到世界各界，都对发展债市寄于了很大的期望。从政府方面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再到历次全国金融会议，都讲到了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最新的一个提法是在“十二五” 规划当中，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进一步推动多层次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从市场交易所的角度来观察，多层次市场，除了股票市场经常讲到的，主板、中小板、场外市场、还有创业板等等，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其他市场的发展，比如说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衍生品市场等等，多层次、多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们感觉到尽管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国债、金融债已经规模庞大，刚才主持人介绍到是亚洲第二、全球第五，但是我们总的感觉，以社会信用为基础债券市场十分薄弱，发展滞后。从多层次市场角度讲，从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讲，最大的潜力在债券市场，不在股票市场。大家观察一下最近几年，特别是 2006 年以来，最近 5 年来看，我国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最近两三年的集资活动、筹资量中国占到一半以上，55%。所以说真正的潜力在以社会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市场的发展。国家层面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市场发展，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因为国家信用推动了，老百姓放心，咱们要发国债，发央票，发金融债就容易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源于国家信用债券的替代品。怎么样以市场为基础，以社会信用或者说以民间信用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我国债市的多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刚才谢多司长也讲到，公司债券的发行，原来的企业债，大量是非上市公司发行的，都跟国家项目挂钩的一些债券。真正的公司债发展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市场潜力还很大。刚才主持人和谢多司长都展望了我国债券市场取得的辉煌成就，他们都讲得非常好，我不再重述。从交易所的角度，经常观察的是债市有什么问题。从非监管者，从市场参与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债市还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我想讲三个比较突出的债券市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市场的分割非常明显。从监管层面，发改委批债、证监会批债，其他机构也在批债，地方政府也在批债；从市场来看，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现在开始走通路，但是总体来说通畅程度还不够，分割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我刚才实际上已经间接提到，市场的结构不尽合理。一个良好的债券市场结构肯定是以社会信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债券市场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这里面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第三个，整个债券市场从稍微中长期一点来看，发展债券市场的社会基础还需要大大强化。比如说社会诚信文化、法制建设、评级体系，债券风险担保机制、债券市场需要依托的市场人才，都是很缺乏的。咱们在座有这么多人对债市有兴趣，我还是感到很欣慰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当中，真正能够懂债券，能够把债券收益率曲线、把利率结构曲线讲得比较清楚的是很少的。至少我跟大家担保，我是外行，债券市场我是说不清楚的。此外，能比较完整地描绘债券市场产业链、产品链的人就更少，能做投资组合、能做投资的人更少。买个债券放在那里，当然是容易的，机构投资者也好，作为居民也好，放在那里是容易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成为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的工具。我觉得这一块一是社会基础，二是市场结构，三是市场分割，这还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对应这些问题，实际上监管部门，比如说一行三会，甚至国务院对这些问题还是从不同层面有所提及、有所认识的。2003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稳定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实际上提到了我刚才说的三个问题当中的两个问题，从正面角度描绘的，这个文件我们叫“国 9 条”，在这个文件当中提到要互联互通。集中监管跟我没有关系了，不论谁管只要能搞好都是好事。互联互通始终作为一个重点事情来推动，特别在谢多司长上任后，这个事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借这个机会，向谢多司长表示感谢。过去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是分开的，这些年为了互联互通，我们在做几件事，第一寄希望于打通投资人，因为即使在交易所市场还是存在着上海、深圳这样的分割，还有其他一些柜台市场的分割等等存在。为了互联互通，我们在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打通投资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具体来说，中国债市最大的投资人是商业银行。由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背景，国务院文件在对应 2008 金融危机的时候，推出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上市的措施，特别是在谢多司长具体的推动下，这个工作有了突破。第二个需要互通的是，需要进一步推动运作机制上的互通。比如说交易、结算、托管体系。这一块在转托管环节有了部分突破，但是总体突破还不是特别明显。第三个互联互通想做的事情，是产品的互通。现在有些产品是在双向挂牌，但是真正互联互通还没有做到。今年上交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抓住一行三会，对于商业银行进入债券市场这件事，争取办成，把一行三会的文件落到实处。去年 12 月份，第一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正式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始交易。到今年上半年，我预计大概有一半的上市银行能够进入交易所市场，争取全年 16 家已经上市的商业银行进入债券市场。在互联互通问题上，今年希望能够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我看今天不少的参与者，还有不少新闻媒体的朋友，帮我们呼吁一下，不能小看商业银行进入债券市场的重要性。现在商业银行重视不太够，在谢多司长管理的银行间市场，他们做的比较顺手、比较熟，对进入交易所这件事重视不是太够，积极性不是太高，意义不是太了解。所以拜托各位帮我们宣传，推动商业银行进入债券市场。为什么国务院 2008 年对应文件当中提出这一条，当时有一个金融 30 条讲到，上市商业银行要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这里面有几个意义我可以解读一下。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解决我们现有债券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市场分割，初步实现互联互通。这是非常明显的，两个债市发挥不同的优势，交易所市场和债券市场优势是不一样的，让机构互联互通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说到交易所债市、场外市场不同于银行间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说有一个最终的社会投资人，就是交易所市场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人为基础的，能把债券推到个人投资者那里去。现在我们 70%的债券是银行持有，这样对整个债券风险分担到社会投资人还有一段距离，过去是国家全部包，国家要求把债券发给银行，风险还没有进入到最终投资人手里。观察债券市场，同西方的区别之一，我们个人投资人持有的比例过低。现在上交所的个人投资人，9000 万户，就以股票单个来衡量，还不说债券市场，日常参与交易的 3000 万。第二连续竞价，一个连续交易机制对于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的连续性，价格发现有一种独特的优势，有助于形成真正的价格曲线、收益率曲线，有这样一个好处。第三个特点是交易所债券市场高度透明。首先是信息披露、监管体系等等，其他还有很多，就不展开说了。第一个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解决互联互通。第二个解决什么呢？刚才说到的市场形成真正的定价机制，商业银行推出债券市场让大家关注一下。比如说发国债，定价缺少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人为性，两个人一谈判，一商量，是不是再给点互利政策，债券价格就定了，实际上不利于债券市场形成科学合理、连续、公平的定价机制。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商业银行进来了，这里是集中竞价、拍卖，完全是市场化。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定价机制，定价机制真正解决才意味着这个市场真正符合以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债券市场真正形成。这是很重要的作用。第三个作用，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是有助于我们形成完整的债券市场产品链，为风险管理、为商业银行、为机构投资者的风险管理创造条件。现在我们的债券是持有，大家基本上就不动了，进一步的交易通常面临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产品链、现货、结构化产品、衍生品相互之间是不连接的。债券市场尚未真正成为我们灵活控制风险、释放社会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商业银行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和社会投资人和交易所现有的产品链形成一个整体、完整的产品链，这也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其他还有很多作用，就不展开了。总体上，借这个论坛，呼吁一下，希望我们债券市场参与各方，高度重视上市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契机，推动我们国家债券市场走向结构更加合理、运行更加可靠、风控更加完整，产业链更加有序的方向来共同努力。上交所愿意同银行间市场一道，共同为我们国家债券市场的发展多做工作。张总有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过的经历，又从一线操盘手的角度总结了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大声呼吁，在搞好银行间债市同时，要加大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债市的发展工作。我想今天他在这里呼吁大家，特别是媒体，加大这方面的宣传，我想很有意义。再次感谢张总。下面请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臻先生演讲，大家掌声有请。许臻先生是经济学博士，他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了很多年，担任过很多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他也是我们国家支付系统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现在他在银行间债市重要的岗位上工作，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精彩的观点，掌声有请。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陆家嘴论坛重要的平台，和大家一起围绕繁荣中国的债券市场这一重要主题进行交流。刚才两位嘉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加快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我也深受启发。接下来，我想就加快集中清算机制的建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促进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简单谈自己的几个观点。大家都知道，国外成熟债券市场发展的基本格局都是场外债券市场是主体，这也是债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一个场外市场，在市场的规模上虽然已经占有了 97%以上的规模，但是它的发展应该说还存在着很长的路，还有很多空间。正像前两位嘉宾刚才所介绍的，我们这个债券市场，应该说从初级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在目前的阶段，我国债券市场面临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机遇。从基本的数据统计来看，我们国家债券市场现在的情况，2010 年我们是 20 万亿人民币，美国的债券是 200 多万亿人民币，我们是它的 1/10。然后从债券的余额和股票流通总市值比重来看，我们股票的比值将近是 104%，但是从贷款余额来看，债券市场非常低，只占到整个银行贷款的 40%，而在美国，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200%以上。所以初级阶段的债券，通过这几年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临界到一个飞跃发展的质的变化期限。在这个过程当两位嘉宾也介绍了很多的方法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手段、不同的侧面有很多的方式，对债券市场的飞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想从集中清算的角度来阐述。债券当发展到一定的量时会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机遇。而在目前质的变化情况下，我们目前双边询价交易所引出的双边自主清算概念，就是全额实施来清算债券交易，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毛病。它相应地出现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结算环节相对比较多，引起了结算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虽然在初期全额清算的方式很适应，但是发展到了一定的量以后，这变成了一个弊病。第二个，在交易过程中由于都是以双边授信，因此交易达成的活跃程度降低，在达到一定的量以后会影响交易的频繁。第三个，监管者在整个场外市场交易中难以全面、准确地来掌握整个市场的风险，也难以积极的去推广新的衍生产品。从这三方面来看，我认为在当前要继续发展场外市场。要在这上面有所作为，必须引入中央集中清算机制。只有引入这个清算机制以后，才可以解决目前债券市场存在的一些弊病，同时也符合国际上发展债券场外市场的主流。所以首先我有三个想法，第一从引入清算机制以后，我们实现差额、净额的轧差清算方式。原来是全额的、实时的逐笔的清算，一笔交易一笔资金、一笔票。我们引入集中清算机制以后，当前的所有交易可以在日中进行轧差，这样节省了做市商的做市成本。因为在场外市场中，价格是由市场定价的，也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开的一个定价机制，是做市商行为。所以我们通过资金的释放，来提高做市的意愿，活跃做市的交易，实际上也是释放流动性，也是对市场定价的透明和公平。根据今年的数字来看，实现全额结算和实行差额结算，这个对当天的流动性释放程度将节省 90%以上。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引入集中清算机制的功能，对于我们做市商的做市意愿，市场的流动性，价格的透明度都将会带来非常好的效果。第二个方面，因为现在双边询价交易，没有引入集中清算前，主要是靠双边授信来完成达成交易后的履约。引入集中清算机制以后，就可以通过一个专业的清算所来实行中央对手的方式，实行合约替代的方式，来解决、集中的管理信用风险程度。只有通过专业的方法，专业的统一的风险管理模式，对市场双边交易后的对手方的信用进行统一管理，才可以降低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对对手方风险的考虑，同时也活跃交易程度。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又考虑了交易对手方的风险，而且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管理整个风险，也给监管者统一的管理，使他们能积极地推动新产品，包括衍生产品的新产品出台，同时带来了可靠保证。所以第二个方面是从制度的层面来保证交易的活跃程度。第三个，刚才谢多司长也说了，我们债券产品是个利率产品，也是个信用产品，随着我们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利率要逐步市场化，在利率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率波动幅度会逐步增大，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同时债券市场的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发行规模会越来越大。我个人认为，目前债券市场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发行结构应该进一步扩大。随着公司信用类债券的逐步扩大，发行人、发行信用的水平也会逐渐的下移，就是发行的资质、信用评级也会逐渐下移。在这三个情况下，债券市场上除了现货市场以外，必然会有更大需求要求对冲风险的衍生产品，比如说利率类的衍生产品、信用类的衍生产品。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虽然中小企业不断加入债券市场发行的主体，我想风险跟现在相比肯定会有一定的释放，它必然会有这个需求。而现在我们面临两种情况，第一，中国现阶段在债券市场衍生产品非常小， 2001 年发行的量只有万亿，跟我们现货市场万亿比更小，因此还不能说是一个初级阶段，而是一个初级起步的阶段。从国际上来看，2008 年次债危机蔓延，已经体现出如果衍生品市场不加以管理，必将会因为过度发展衍生品而产生危机。现在世界各国都对这个发展产生了共识，尤其是 G20，都要求对场外衍生品进行集中清算。大家都觉得用集中清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比较好。上海银行间市场清算所，我们在债券发展到一定的时期，衍生品发展的起步阶段，就重视中央集中清算机制，要引入中央对手清算的方法，在债券现货发展过程中就引入这个机制，为我们衍生品市场发展做好准备，同时也为积极推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我们的监管部门推行、放行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最终促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我就简单说这三点，谢谢大家。谢谢许总，许总是从加快集中清算的机制话题入手，怎么样做好债市服务手段的建设，加快创新发展，都谈了很好的观点。接下来请朱荣恩，朱总演讲，朱总是博导，上海财经大学的信用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也是我们国家信用评级专业委员会、银行间市场交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中国证监会的资信评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观点呢？掌声有请。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也感谢会务组织方邀请我参加这次演讲。刚才两个中国债券平台的领导，和一位中央清算平台负责人的讲话，我非常有感触，中国评级业起步于 80 年代末，但真正迎来春天的也就是近五年，也就是以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带动了中国评级业的发展。2005 年银行间债券市场产生，2007 年证监会推进公司债，经过这 5、6 年的时间，中国评级业我认为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这个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人员规模，目前两个市场分别是“4+5”，这里面其实两家是同一个机构，就是 7 家评级机构在做资本债券市场做评级，人员已经达到 1000 多人。评级的品种已经从最初的企业债发展到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结合债，以及交易所的可分离债、可转化债，保监会的股权投资等等这些品种。从收入规模上面，我们这个行业非常小，以前几乎没有收入，但是由于债券市场发展，给我们一个收入大增的机会。据我估算，去年一年全行业大概在 4、 5 亿。今年从我们公司角度来看，到了 5 月份债券市场的评级收入已经达到去年的全年水平，这是超出我预料的。所以这个行业也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中间得到了发展。所以昨天屠光绍讲直接融资四大机遇，专门讲到中介服务机构，我感触非常深。中国评级业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要看到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与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乃至于国际金融市场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这里面有几个方面，我想谈一下，也想引起大家的一些共鸣和探讨。第一个问题，我国评级机构的立法监管问题。环顾全球，各国各地区凡是债券市场有评级的这些机制的地方，都有专门的资信评级独立的法规，包括美国，日本、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次贷危机以后，这些地方的立法机关又在修订自己的评级机构。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信用评级管理的法规。我在想，中国债券市场走到今天，形成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形成证监会管公司债，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短融和中票，以及发改委管企业债，是一种历史的转轨期间的现象，目前这种现状具有一定的客观背景。但是我们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应该统一。我给大家说一下，现在做交易所市场 5 家，做银行间债券市场 4 家，其中有 4 家是合业的，其他都是做各自市场的业务。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家企业同时既发公司债又发短融，就会出现不同等级。这种差异从目前阶段就会做一些倡导，比如说一个企业在公司债里面得到了高等级，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因为评级机构不能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就要找银行间债券市场得到认可的公司再进行一次评级。这两个不同，即便处于两个不同的机构，这是合理的，问题是在中国定价机构是以主体为定价的，就是会倒逼评级公司。因为公司债这一块，主体就变高了，原来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短融、中票的评级公司如果低的话，就会受影响。所以最近我们研究了这几年的级别四家迁移，幅度很大。银行间债券市场征信局专门找我们谈话，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一条我们就感觉到，这两个市场分头认证倒逼影响，所以呼吁政府加快这方面的进程。第二方面，推进评级业的自律组织建设。我们知道国际评级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行业自律组织的行业，也就是三家公司，说得不好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市场经济就是需要不同的声音，不能坐在同一个板凳上。但是中国评级业是不是一定要走这条路呢？不行，我们应该抓紧时间，集中我们的行业智慧、行业力量，来加速我们评级业的发展。所以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相继成立了专业委员会，这个专业委员会正在进行一些治理的规范，最近我们看了这些即将出台的规范，我想对于我们行业来说都是很好的基础。第三个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如何改进我们的评级，提高我们评级的公信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认为现在目前一种评级状态，是不是可以再进一步的改进，我们能不能把债券发行时候的评级主体和债项同一时候评，变为分开评，叫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在国际上面，这是分开的，首先发债企业要取得一个主体评级等级，然后企业根据自己的融资规模、要求、时间，再去确定债券发行规模。我们看了一下，美国的标普的收入结构中间，去年主体评级叫固定收费这一块，是 120 亿。债项类收入是 60 亿，台湾地区我看了一下，每年评 180 家主体，真正能够发债的也就是 90 家到 100 家。印度每年要评将近 9000 家的企业主体，发债也就在这里面。所以这可能是今后中国评级业走的道路。这有什么作用呢？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主体是企业基本的信用等级，刚才张总也说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就是要让市场的各个主体有自己的信用市场，所以信用主体评级起到这样一个有利作用。第二我们发行债券的时候把主体捆绑在一起会使压力加大。现在银行间市场的债券定价、报价都是按照主体来的，所以我们有两个报告，一个是主体报告，一个债项报告，现在基本上债项报告不看了，都是看主体。所以这个导向上面我认为还要调整。最后主体评级，评级后面的功能可以再进一步发挥，不仅仅是债券，刚才张总讲的投资组合上面，在国外投资组合非常需要评级，由交易对手评级。所以有这些主体，这里面主体不仅仅是工商企业，还包括金融、银行、保险、债券这些信用机构，就可以缓释我们在债券市场的评级压力，进一步体现我们的评级公信力。除此之外，我们自身还要加强完善建设，包括评级方法和流程的披露，包括数据库的建设，这方面应该我们要去积极努力。这里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评级不是对过去的证实，而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我们不应该有同质化的要求，每家公司的评级最后是由市场来认可，美国三大公司，评级方法、评级定义、评级符号、评级市场检验都不一样，我们现在中国评级符号统一的，但是方法是各自为政的。所以在这方面，要注意这种流程的披露、方法的披露，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数据库建设，国际评级公司走到今天，我认为主要取决于历史，历史产生了经验，历史产生了数据，我们中国的评级业真正起步是 5 年，我们的从业人员的经验历史不长，我们的数据更少，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大努力。最后我想评级业应该市场化运作，就是刚才谢司长讲的关于监管上面，强调市场运作。市场运作我认为就是微观盈利，通过中观、宏观研究，然后通过成果发布来扩大社会影响力，最后得到社会的检验来提高公信力。这就是国际评级业走过的道路。我想这也是我们中国评级业应该走的道路。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谢谢朱总，朱总从评级的角度对债市的发展，从国际国内的角度谈了很好的观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的心太软，所以时间掌握不太好，很不好意思，请庹总尽量抓紧一点时间，还要给大家互动留一点时间。庹总，是在国泰君安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裁，是国际金融博士，也是投资银行方面的专家，我们掌声有请庹总演讲。多谢主持人，各位来宾早上好。刚才各位嘉宾，各位领导，都对今天的主题 “创建繁荣的中国债券市场”发表了非常有创建的一些想法，本人也是非常受启发。我觉得刚才大家讲的回顾了债券市场发展到目前为止的成就。作为一个证券公司，作为一个投资银行来讲，这个过程，不管是交易所市场也好，还是银行间市场也好，我们都是参与者，跟监管机构，市场的各个主体都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到目前阶段，新时期金融体系，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时期的金融体系和政府的监管”。在这个阶段，金融体系我们总结的确有很多的想法，由于时间比较紧就把几个观点亮出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最关键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一块努力，在座的都是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说研究者。第一个观点是中国债券市场到现在，现在的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除了银行信贷传统以外，资本市场里面债券市场其实是最早的，但是现在在金融体系的建设角度来讲，在直接融资、小一点的范围来讲，我们觉得直接融资这一块，债券市场这一块应该是最有发展空间、最有提升的空间的，并且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从目前来看，金融体系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在目前的宏观调控里面，我们银行信贷的调控之后，银行信贷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现在一控制压力就很大。延伸到其他的信贷市场，我们是民间的也好，还是现在最近两年出现的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需求很大，利率对市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信贷市场的发展现在压力很大。同时我们直接融资这一块，债券市场这几年市场体系建设，应该说是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一级市场的压力很大。所以社会资金，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规模，一定要找出路，信贷也好，还有我们的直接融资股票市场也好，都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集聚了很多风险。所以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稳定市场来讲，同时是为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支持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角度来讲，债券市场发展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并且意义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我们国内债券市场的创新是非常好的条件，2009 年、2010 年，每一年债券市场规模，2009 年是 9 万亿的发行规模， 2010 年差不多 10 万亿，发展的需求很大。债券市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会发生。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怎么样把握好这样一个时机。我非常赞同昨天刘明康主席的讲话，金融市场发展的顶层设计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部署。这几年的发展，量的剧变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因为这是刚才各位市场的组织者也是领导者，各位嘉宾提到的。这里面从量上已经达到极限，规模已经非常大了。但是我们从质量来讲、发展水平来讲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刚才张总提到社会信用这一块，依靠社会信用里面的债券产品现在比例还很小，这是债券市场发展要提升的方面。顶层设计方面首先是理念，过去基础是什么呢？一个是受制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再一个资本市场初期加上转轨，政府监管的理念就是对风险的零容忍，我们在监管过程中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就奠定了现在的格局。所以将来从顶层设计来讲，从监管理念、从市场结构建设，包括法律规章里面，都要有所改变。首先是监管理念，现在的资产债券化、产品，以现金流为保证的，以收入为保证的，这个方面的创新要不断的推进，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地区，这几年信用基础比较好，所以我们希望在创新里面，在监管的构架里面，在互联互通这一块都要做努力。作为投资银行来讲，现在我们是一个很小的部门来做。我们投资银行，跟其他的中介机构一块，会在这个过程中做很多的贡献。在这里简单讲这些。时间太紧，抱歉。抱歉，庹总有很多精彩的观点还没有来得及说，等待你发表文章吧。现在按规定到时间了，但是我请教了联络员说可以宽限我 10 分钟。我想把宝贵的 10 分钟就给在座的各位来宾提问。刚才我作为一个外行的人听了刚才几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我觉得听了前面张总和许总，两个人讲话之后一个最大的感觉还是分割。昨天吴晓灵行长也提到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各个参与主体来说尽量把自己这一期做大，这肯定是正常也是市场的力量。但是作为咱们从国内来说，有的嘉宾也提到了，钱多没地方投，但是又有融资的需求，确实是投资渠道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债券现在来说，主体和根据债券的发行目的来说，监管也是相对有些分割，作为市场可能也有点分割。我想问一下谢司长，您作为央行的主管部门来说对于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打算？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谢谢您的问题。关于现在所谈到的市场分割，我想有多重含义，可以从市场的组织形态，也可以从市场的具体形态、场外市场、场内市场来看，比如交易所有上交所、深交所，所以有不同的形态并不能说是分割。美国也有纽约交易所、也有纳斯达克交易所，没有人批评美国是交易所是分割的，也没有人批评说中国的股票交易所和债券交易所就是分割的。所以不能以简单的交易场所或者说交易的方式去区分，这样恐怕不是很准确。第二从交易的监管主体来看，各个国家都是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各个市场也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有些发展是一种自然衍生而形成的。这中间我想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两个市场交易主体，在接受不同监管主体，这都是很现实的。不但在债券市场上，在黄金市场也是一样，黄金市场根据《人民银行法》也是由人民银行负责黄金市场的监管。但是在黄金期货上也存在一个债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期货的管理。所以我觉得要看到交易市场和管理主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原因形成的差别，也是客观现象。这里面作为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业人员，主要是努力解决市场中间的监管、产品、包括清算等等一系列的障碍条件，使市场更有效率的运作。这也是刚才育军总裁反复强调的，我也同意。从现在的债券市场来讲，我认为可能对这种割裂强调过高了，我看到有这么三个方面可以证明，首先从市场参与的主体，目前银行间的一万家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数目远远低于交易所，大部分的企业，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企业年金等等，包括基金都是两个市场同时参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我们观察来看，十年前两个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债券的价格差异非常大，现在这种交易，同一个品种，比如说十年期国债，同一品种的债券交易价格是非常小的，我指现券。由于交易主体同时存在于双方，同时债券也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托管。所以这种区别的现象，所谓的割裂现象并没有像一般同志们所谈到的。当然这方面我们也在继续努力，比如说刚才育军也谈到商业银行回到交易所市场，我们在各个部门之间也在努力做这个工作。这方面随着商业银行到交易所交易债券，在债券差异方面可能会进一步缩小，交易效率会进一步提高。总体来讲，单从市场形态的分割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在今天的发言中间反复强调了，还是要按照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要在监管理念上符合债券市场客观规律发展的要求来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各个政府部门和政府与行业之间的协调，我想这既是过去债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未来债券市场发展的有利的保证。我也想问司长一个问题，针对一个特殊凭证的债券，就是定向发行的债券，这个定向发行的债券市场是如何定位的？准入投资者是哪些人？这个债券的发行程序跟其他的一些公募发行债券的程序有什么区别？您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关于这个品种未来两到三年的市场展望？谢谢您对一个具体金融产品的持续关注。总体来讲企业债券定向发行主要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的形势和背景来适应市场的需求来推动。就像刚才所谈到的，在宏观经济形势上，面临一定的困难，但是同时也为债券市场发展创造了很有力的条件。从今年人民银行对宏观调控来讲，也非常注重对全世界融资总量的基本概念提出。在今年调控中间，我们并没有对贷款规模实行一个明确数量的目标要求。同时总体上，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要进一步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定向发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适应市场的需求提出来。现在在现有法规中间遇到了 40%净资产上限的约束。这样一种约束作为风险管理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是我们在研究各国经验的情况下，也发现是可以采用对投资者加以适当的限制，同时在这些方面根据投资者的需要，又加以必要的透明度和交易范围的限制，是可以解决现存的 40%净资产的债券发行上限的约束。根据这样一种条例，根据现有的法规，我们就适时地推出了一个在银行间市场的定向发行新的债券品种。当然这个债券品种是不是适合市场的需要，特别是不是适合满足市场风险的要求，这个要等市场实践逐步检验。任何一个金融产品能不能成功，都不是政府行政当局简单评判。我们重要的就是要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和法规的体系框架内，不断地做出必要的金融创新。谢谢。企业贷款的约束条件比较多，但是对票据的约束条件比较少，这种情况下有部分企业的行为发生扭曲，如果银行和监管机构不能有效地监管企业的行为，企业的无约束行为就会偏离主业，如果大量发生的话就会发生清算和贸易结算的问题，中票现在增长率也很快，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第一我同意你，是完全存在风险的，任何一个金融产品都是存在风险的，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国债都甚至存在主权的风险，甚至美国国债都存在风险。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认为任何一种金融产品是完全无风险的。整个金融业从业的目的就是要有效的管理风险，同时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种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媒介。所以说管理风险是金融服务业附加的价值，始终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至于说到中期票据来讲，它和贷款一样，和其他的一些债券一样，当然是有它的风险。但是在今天的演讲中间，我实际上也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些体会介绍。现在管理风险的思路是什么？一种思路是用行政性的，限制它的发展，用行政性、数量性的审批，用政府去区别、去鉴别风险。这样一种机制，经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少年来的实践，证明用政府来鉴别风险，来承担风险是不行的。同时用限制融资也是不能解决经济中间存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还是要按照市场规律，比如说市场的透明度，市场的自律组织，加强承销商的责任，加强投资者的教育，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由于中小投资者，对这种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比较低，那么我们采取分层制，专业的投资者可以直接进入债券市场进行交易活动。而广大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介投资机构，比如说基金、年金，以及其他各种财富管理的单位，来进入到这样一个非常广阔的银行间市场。我想这样进行多类的区分，把债券的风险交给专业的投资者，交给评级公司，交给他们来进行管理，而不是由政府直接进行限制。我们不能否认，甚至不能够断定，这个市场上将来有没有还不了钱的情况，任何市场都有可能。这中间即使是股票市场，也有可能一个市场的股票最后被摘牌。不是说由一个政府来担保整个的银行间中期票据到了一万亿以后，用人民银行来做兜底的担保，没有这样的机制。我们是由投资者进行自我判别、自我管理。这是我的一点观察。非常遗憾，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还有很多问题要进行提问，我们个别找机会再进行交流。这次论坛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很重要的课题。刚刚围绕着债市，当前我们国家现状、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存在的问题，从政策制定部门，从监管当局，一直到操作层面各个方面，专家、学者都给予了很好的解答。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会对中国债市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今天我本来想提一个问题，现在只好谈一下的观点了。党中央提出来要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还要解决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样的老大难问题，我想在债市的比较上面应该可以作为很好的突破。因为地方政府资金的需求量很大，当然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资金很充足，但是大部分省份都非常缺乏资金，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缺乏资金，可是地方融资平台过分的发展，缺乏监管的发展也带来很多问题，从加大直接融资，或者说防范风险的角度，债市特别是企业债的发放，地方市政债的发放，都是很好的途径。今后类似这样的课题还可以更好的探讨。谢谢大家参加分论坛，谢谢嘉宾的精彩演讲。谢谢。 “专题会场二：全球原油、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前景”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财经》杂志的何刚，非常荣幸受陆家嘴论坛的委托主持今天这场专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全球原油和黄金以及大宗商品的市场前景”。我们知道，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整个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去年，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飞速地上涨，而近期又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包括中东政治的动乱以及美元走势的变化，都影响了市场的趋势。究竟我们怎么看待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变化趋势呢，其主流方向是否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我们期货市场的建设和面对大宗商品市场走势变化，我们上下游企业和投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样新的趋势？我们今天有幸请到了五位行业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首先我想非常荣幸的把五位今天参与讨论的嘉宾做一个介绍。第一位是来自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杨迈军先生。我们都知道杨先生是中国期货业的元老，最早在证监会的期货部，五年前来到上海期货交易所，掌管着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长最快的期货交易所，待会儿他会带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和新的信息。第二位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理事长和总经理王喆先生。刚才跟王先生交流，王先生从参加工作开始就跟贵金属，黄金打交道，每天脑子里都这些。今年 3 月份接任沈先生，成为新一任的黄金交易所的理事长。第三位是非常著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和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女士。关于全球大宗商品的走势，李晶女士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见解和看法。回头看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以及很多判断都被市场印证，我们非常期待今天她会带来新的看法，一会儿分享李晶的观点。接下来介绍的是马文胜先生，来自于新湖期货的董事长。新湖期货是一家元老的公司，马先生本身是期货界非常元老的人物，在他的手上，新湖期货几年时间客户资产总量增长将近 10 倍，变成了期货界非常引人注目的黑马。最后一位介绍的是来自于东证期货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党剑先生。我们知道东证是东方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非常新的期货公司，但是发展非常快，尤其是在上海，利用上海的地理之便，随着上海期货市场的发展，上海期货交易所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东证期货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我们今天讨论将会从这样的顺序开始，首先我会让五位嘉宾用五分钟的时间阐述他们的见解和观点，更多的时间我们交给现场的朋友以及我们通过微博和网络开始在线下关注并参与现场讨论的朋友。我们首先想从杨总这开始，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引人瞩目的，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定价权重要的参与者。有请杨总。谢谢主持人，也非常高兴和各位尊敬的先生、女士们一同来参加陆家嘴论坛。谈到大宗商品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的应对方法，好像已经成为今年引人注目的话题。实际上，我觉得大宗商品的交易，以及它在经济生活当中重要的作用，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突出。我们对比一下金融危机前三年和后三年可以看到，全球期货，特别是商品期货的交易规模有明显的成长，都有 20%规模和总量的增长。只不过在 2009 年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由于次贷引起金融衍生品及整个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上，对大宗商品好像没有特别地重视。实际上，大家回想一下在 2007 年、2008 年的时候原油就已经涨到 147 美元的高位，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有特别急剧的波动。而且在那个时间也曾经出现过白银的波动，白银曾有过一次波动，其实多数时间还是相当平稳的，2008、2009 年的时候有过一次波动，下来了，到今年才上去。今年全球对大宗商品的关注是和整个全球经济形势是相关联的，从国际形势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势头虽然已经确立，但是进程不是很理想。发展中国家情况明显好得多，但是发展中国家可能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的问题。发达国家又采取了和发展中国家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不同的策略，再加上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方面突然的事件，包括日本地震、海啸等突发因素，使得市场处于一种高位震荡的格局。我感觉在今后一段时间，大宗商品的交易仍然会是比较热的状况。从我们国内的情况来讲，现在全国人民的主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作为一个产业大国、消费大国，中国宏观经济的总量又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样的背景都会使得交易持续地火热。我简要的观点，我认为，在当今市场经济运行当中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使得和过去几十年有相当大的不同，即经济的全球化、资产的证券化、商品的金融化以及交易的网络化，这四化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推动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影响的广度在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参与的每个经济细胞面临的市场波动，价格的风险与日俱增，越来越明显。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国家积极稳妥地把我们的衍生品市场，无论是我们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还是金融衍生品市场，都应该积极稳妥地发展起来。另外一方面可能需要我们加大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参与者对于风险管理知识的宣传、普及，加大培育的力度。让中国在这样转轨经济运行的历史背景下，过去搞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大家对市场的波动不太熟悉，不太会应对的局面能够得到比较大的改变，能够积极的应对今后经济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将一如既往的稳健运行、稳健发展，把这个平台建设好，把市场的秩序维护好，同时不断地推出一些适应实体经济、国民经济需要的、有利于进行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的品种，来为国民经济提供服务。我就先简短的说这些。谢谢。杨总言简意赅，讲的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期货业和大宗商品市场发展的前景，以及上期所恰当的定位。尤其讲到关于上期所对于风险的提示，对于市场建设和秩序的维护，我想待会儿大家肯定会有一些问题想杨总阐述。我们接下来请王总就黄金交易所的情况谈谈他的观点。在座的各位同仁大家好。昨天国际金价也很帮衬，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国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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