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之研究
摘 要
永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乃是为了帮助企业将对环境的关怀导入其管理中，使企业能够朝向永续经营，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高污染性的企业，如何透过决策分析的过程以选择合适的环保策略是当今重要的管理议题。本研究以高雄林园工业区的15家化工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影响化工业推动绿色管理的因素以及整合问卷调查结果，以贝氏理论(Bayesian Theory)及其分析工具－关联图(Influence Diagram)建构与分析化工业的绿色管理决策，研究结果发现，外商化工业比较倾向选择主动式环保策略，本土化工业则比较倾向选择被动式环保策略。
这波环境与生态保育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各阶层的营运(Berry & Rondinelli, 1998; Buzzelli, 1991; Newman & Breeden, 1992)，企业界渐渐了解到其所应负的责任，高明瑞(1993)指出环保导向的企业管理可称为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绿色管理的精神在于帮助企业将对环境的关怀导入管理中，以达企业永续经营的愿景，藉由考量影响企业推动绿色管理的因素，进而将这些影响因素导入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应是当代企业必须重视的议题。现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致力于关怀环境的行动（高明瑞、胡琼文，1994；温肇东、陈泰明，1997；梁明煌、王顺美、张峰壵，1996；Bylinsky, 1995; Hopfenbeck, 1992; McCloskey & Maddock, 1994; Porter & van der Linder, 1995; Peattie, 1992），近来甚至有投资公司将企业环保纪录纳入评鉴因素，以作为整体股票投资策略考量(Nielsen, 1999)。
相对其它产业而言，石化工业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加之近年来发生一连串工安、环境污染事件，不是被围厂就是钜额赔偿，连新设厂亦遭抗争、不受欢迎（黄建辉，1999）。根据本研究整理相关报导，从2000年到2001年，台湾地区已发生多次的化工厂严重工安事件，包括新竹工业区福国化工厂、台中县乌日乡的九宏化工厂、宜兰县龙德工业区内的昆盟化工厂、中油公司石化事业部林园厂、高雄中油炼油总厂以及大园工业区全巨化工，此外，全球化工业工安事件还包括美国德州、南非约翰尼斯堡、德国黑森州、大陆山东、云南及四川，这些工安事件不仅使化工业产生严重财物损失，更造成人员伤亡，对环境更造成严重伤害，因此，石化产业更亟需积极地将绿色管理导入其经营管理中，以减少对环境以及人员的灾害。
本研究提出一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以高雄林园工业区化工业为研究对象，除了归纳影响企业推动绿色管理的因素之外，并透过这些影响因素之相互关联以建构企业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以提供企业选择合适的环保策略以推动绿色管理的决策依据，本研究第二节探讨企业推动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第三节说明以贝式理论(Baysian Theory)基础所建构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及分析工具－关联图(Influence Diagram)，第四节说明调查企业推动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问卷执行过程及分析，根据影响因素分析，第五节进一步建构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且执行决策分析，第六节讨论分析结果的意涵，第七结为研究结论与限制，最后为本研究的贡献。
贰、影响绿色管理的因素
Ottman (1992)表示环境问题不再是边缘议题，不仅各国政府日益重视还近问题，消费者也逐渐采取行动，例如拒绝购买对环境不友善的产品。显示出一般民众已渐渐地感受到环境保护的趋势，对企业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讯息，显示出企业必须将环境保护导入经营管理中，否则将遭受消费者抵制或排斥。台湾虽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但因商业开发行为也付出了极大对环境与生态破坏的代价。例如石化工业的发展，在台湾经济发展史上，虽有其特殊的脉络与影响，但在台湾环境污染史上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环境保护对于台湾而言更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绿色管理(Green Management)是可以协助企业从事对环境友善的活动，当企业考量绿色管理时，可能会受到公司内外部环保因素的影响，然而Coddington (1993)认为具有环境关怀的企业应该将环保列入考量，多数绿色管理、环保导向的企业管理以及企业的环境管理等相关研究（安宝仪、徐木兰、刘仲矩，1999；高明瑞，1993，1995；高明瑞、黄义俊，2000；梁明煌、王顺美、张峰壵，1996；黄俊英，1993；Berry & Rondinelli, 1998; Hopfenbeck, 1992; Kamlet, 1992; Shrivastava, 1994; Steger, 1993; Taylor, 1992）结果显示绿色管理可谓是关怀生态与环境，并且以此为出发点，企业将能够彻底的检视其整体的营运策略与目标，其范围包含从组织内部到关心大自然的生态、资源与能源，甚至以永续的方式来满足社会大众的要求。
影响企业是否采行绿色管理的因素相当多，本研究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曾文清，1991；高明瑞，1993，1995；高明瑞、黄义俊，1998，2000；黄俊英，1994；张峰壵，1996；张彦辉、许牧彦，1999；温肇东，1999； Azzone & Bertele, 1994; Berry & Rondinelli, 1998; Buzzelli, 1991; Drobny, 1994; Greeno & Robinson, 1992; Hart, 1995; Henriques & Sadorsky, 1996; Fineman & Clarke, 1996; Newman & Breeden, 1992; Peattie, 1992; Plaut, 1998; Ryall & Pinder, 1994; Sadgrove, 1992; Taylor, 1992），发现可将这些因素归纳为(1)符合法规或管制要求、(2)高阶主管支持、(3)利害相关人的影响、(4)成本考量、(5)企业竞争力、(6)绿色科技的采用、(7)对环境的责任、(8)国际市场需求、(9)提升企业形象。
一、法规要求
Newman & Breeden (1992)表示由于管制与法令的风险，企业必须考量环境议题，例如环境管理系统ISO14001已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环保标准，再者，由于国际性或区域性的环保法规与公约日益严格，因此，张峰壵(1996)表示企业面临环保压力包括有政府环保法规或国际环保公约，Plaut (1998)也认为符合环境法律与管制是必须的。
二、国际市场的要求
英国要求企业必须遵守BS7750的环境规定( 2001)以及欧盟倡导企业实行EMAS生态管理与稽核计画( 2001)等，这些均驱使企业必须积极响应环保议题，否则将难进入国际市场，因此企业有必要将对环境的议题导入管理中。
三、高阶主管的支持
高明瑞(1993)表示环保导向的企业必须有高阶主管的支持，Henriques & Sadorsky (1999)也认为积极的环境管理特征是高阶主管的支持与参与环保事务（引自高明瑞、黄义俊，2000）。因此高阶主管必须在推行绿色管理之初显示他们的决心，展现他们的支持与承诺，并于推行期间身体力行涉入各项推行步骤。
四、采用绿色科技
根据温肇东(1999)研究发现有些组织是透过技术提升来推动组织绿化，而且雄厚的技术基础是绿色创新的基本条件，陈泰明(1996)也表示厚积绿色技术能耐，是绿色创新的根本，而且Swinbanks (1991)认为对环境友善的科技将驱动全球未来的经济成长，所以企业必须厚植绿色技术以提高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五、利害相关人的影响
除此之外，利害相关人(Newman & Breeden, 1992)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环境议题，高明瑞与黄义俊(2000)的研究显示法规、组织、社群与媒体等四类的利害相关人对企业的绿色管理有显着正相关，而这些利害相关人包括有政府、公司竞争者、股东、环保团体、邻近民众、消费者、员工与平面媒体、电视等，因此企业推动绿色管理时也需考量这些利害相关人的影响。
六、对环境的责任
Hopfenbeck (1992)表示当代的企业道德必须包含环境道德，Newman & Breeden (1992)也认为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义务和期望在最近几年已引人注目的增加，因此，高明瑞(1993)表示致力于环保是企业展示社会良心的最佳方式。另外，永续发展已成为成为广泛讨论的环境议题，Dechant & Altman (1994)认为企业必须将永续性的理念融入公司的决策中，永续发展的观念需要同时推使企业决策朝向一个健康的环境与经济，Plaut (1998)也表示产业环境管理的未来依赖着永续发展，因此，企业若推行绿色管理将可能帮助企业成为Hutchinson (1992)所认为的永续性企业。
七、考量企业形象与竞争力
除了上述的影响因素以外，Cross (1990)认为环保主义将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因此，企业唯有将环境保护导入管理中并且推动绿色管理，才可能创造出新的机会，Taylor (1992)认为绿色管理的利益与观念是很清楚的，即是胜利。因此，有效做好绿色管理除了能够改善企业形象及声誉（高明瑞，1993；黄义俊，1996）之外，更可以强化企业于国际投资环境中的竞争力(Sadgrove, 1992; Taylor, 1992)。
八、市场与成本的考量
绿色管理除了使企业能够维持市场占有率以及接近新市场(Ryall & Pinder, 1994)之外，绿色管理的推行亦可使得企业降低管理成本(Hart, 1995; Hutchinson, 1992; Sadgrove, 1992)。
参、绿色管理决策分析架构
一、决策与贝氏理论(Bayesian Theory)
规范性决策理论(normative decision-making, Keeney & Raiffa, 1976)以偏好和主观机率判断定义理性的人类思考，强调人们应该(should)做何决策，由于企业应该采取何种环保策略才能够顺利地推动绿色管理是本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因此，本研究采取规范性决策的理论建构本研究架构。
Clemen (1991)认为对于决策分析而言，个人对于不明确性以及价值的判断是重要的投入因素，但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时常抱怨来自管理科学与作业研究的分析过程忽略主观机率判断，事实上，决策分析需要个人的判断，个人的判断是做好决策分析的重要因素。然而企业决策者的主观价值会影响其对决策的制定，而决策者的价值体系会受到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与组织内部生态等因素的影响，另外，决策者也需考量其所面对的决策不明确性，而贝氏理论适用于此不明确性的情况下对于决策的探讨，因此，本研究将采取贝氏理论为绿色管理决策的主要理论基础，Edwards, Lindman, & Savage (1963)也认为贝氏理论是一种最适的主观机率判断法则，或是一种规范型(normative)的理论，因此，企业决策者应可以将贝氏理论导入绿色管理决策中以协助其选择合适的环保策略。
Chu (1994)表示一个贝氏理论决策者相信任何他或她不知道的数量之价值可以用一个随机变量(random variable)来表示，他或她相信有可能以事前(prior)的机率密度函数(PDF)来表达他或她对于这个随机变量的事前意见，prior乃是累积决策者的经验与相关统计资料而形成。对于合并实证观察(如实验证据)的新信息与事前的PDF，贝氏理论提供一个更新方法(updating mechanism)来获得一个事后(posterior)的PDF，以代表决策者的事后意见，并且可提供决策者作决策时的参考。方程式3-1即是表示贝氏理论公式：
(3-1)
在方程式3-1中，H是对于决策所作的假设，例如，H表示企业的决策者所欲选择的环保策略，实证观察的资料结果可以证据E的结果来描述，例如，E代表该企业的员工对于该环保策略认知的信息，代表事前机率，是一个条件机率，也就是决策者在获得实证证据E的结果之前基于经验以及所有其它关于H可获得的信息的条件机率，举例来说，该企业的决策者可能会基于他或她本身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或过去相关管理经验而制定出该企业合适推动的环保策略之机率。代表事后机率，例如，该决策者在接收与考量外界相关的信息例如员工对于该环保策略的认知之后，所制定出企业的合适环保策略的机率，代表可能函数(likelihood function)，表示假如H假设是真的，那幺证据E将被观察到的机率，也就是说，当该企业主管制定出合适的环保策略后，员工认同此环保策略的机率，换句话说，贝氏理论主张人们在接收到新的证据信息之后，应该藉由贝氏理论来更新事前机率信息，以作出正确的事后主观机率判断。
二、关联图(Influence Diagram, ID)
贝氏决策分析包括三个实用性工具，决策树(decision tree)、关联图(influence diagram)以及信念网络(belief networks)(Varis & Kuikka, 1999)，其中关联图与信念网络，又称为贝氏网络(Bayesian network)模式，乃是将问题的不明确性以机率来描述。而关联图是由学者Miller, Merkhofer, & Howard (1976)以及Howard & Matheson (1984)发展成为一个计算机辅助模式建构的工具，之后Olmsted (1983)、Shachter (1986)、Pearl (1986)以及Smith (1989)等学者也陆续发展关联图的形式以及分析算法，Ezawa (1998)认为在决策分析中，关联图已广泛被应用在代表决策以及解决决策问题上，根据Smith (1989)指出关联图将变量之间的关系描绘的很好，不论这些变量是属于离散型、连续型或是两者混合型的变量，因之关联图是贝氏模型的典型代表。
Diffenbach (1982)认为关联图对于描绘出受经济、科技、社会以及政治等相互关连因素之复杂策略性议题而言，是一实用性的工具。而企业推动绿色管理可能会面临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等诸多环保因素的影响，因此，以关联图来作为分析企业绿色管理决策的工具当属合适，Shachter (1988)表示关联图是一个网络(network)，代表机率推论以及决策分析模式，并且Shachter & Kenley (1989)认为示网络的图形显示出模式(model)的架构，图形中包含模式的变量，以节点(node)表示，并且弧线(arcs)指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关联图中，包含一位决策者的决策(decision)、价值(value)以及信念关系(belief network)的关系(Chu, 1994)，在一个关联图中，决策是以方形节点来表示，表示决策的选择方案，价值是以多边形节点表示，代表决策问题的目标，包含衡量最终决策结果的价值函数，而信念网络包含两种类型的参数，不能观察到的参数以及可观察到的实验证据，不能观察到的参数就是决策者有兴趣了解的不明确性(uncertainty)，包括基本参数(basic parameter)，即不明确性变量，以一个外框的椭圆型节点来表示，以及确定参数(deterministic parameter)，即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以双外框的椭圆型节点来表示，而可观察到的实验证据以阴影椭圆型节点来表示。
图3-1代表本研究所欲建构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的关联图，基本参数节点代表各个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将藉由文献以及实证调查后因素分析所得，而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影响确定参数，确定参数包含这些影响因素的函数关系，可观察到的实验证据乃是表示影响各个绿色管理因素的相关信息，决策节点乃是表示提供企业选择的环保策略，而价值节点乃是代表企业考量绿色管理影响因素及其关联性之下，不同类型环保策略价值，而企业绿色管理决策的最终目标乃在寻求能产生最大价值的环保策略。
图3-1 绿色管理决策模式的关联图
肆、绿色管理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最终目标乃在考量企业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之后，选择一合适的环保策略，因此本研究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将以问卷调查化工业对于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看法，第二阶段整理归纳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以贝氏理论为基础，利用关联图将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建构成一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然后根据这个决策模型来设计问卷以访问企业的决策者，以及根据此模型设计问卷调查员工，之后，利用贝氏理论进行企业决策者的决策更新(decision updating)，将访问企业决策者获取的资料与调查员工所得的资料合并以关联图为分析工具进行决策的更新。以下就第一阶段的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进行说明：
一、绿色管理影响因素调查
（一）研究结构
本阶段的研究设计主要在调查绿色管理影响因素，并且以因素分析来萃取共同影响因素，以提供第二阶段研究来建构企业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的参考，透过绿色管理相关的文献探讨以整理归纳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并且参考这些影响因素以设计本研究的绿色管理影响因素问卷，本研究调查的企业主要以高雄林园地区的化工业为主，并且采取多变量统计分析绿色管理影响因素问卷资料的分析。
（二）问卷调查
本研究针对高雄林园工业区的化工业的主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名单来自林园工业区管理中心所提供的厂商名录上的业者，经过本研究的电话询问，共有15家化工业者愿意接受问卷调查，而且课长阶级以上的主管共有370人，因此问卷调查乃以这370位主管为调查对象，问卷设计乃是参考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并以Likert量表调查主管对于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认知，采1~5分（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计分，并且请两位林园工业区内暗熟化工产业的相关人员审视问卷并进行讨论，经过问卷初步预试之后，修订预试问卷内容以拟定最后的正式问卷内容，正式问卷内容如表4-1所示。
表4-1：问卷架构内容
问项
C1
高阶主管的环保认同是否会影响公司推行环保
C2
公司是否应考量选择对环保有认同的协力厂商
C3
公司欲提升竞争力是否应考量推行环保
C4
员工对于公司的环保政策是否支持，公司须注意考量
C5
是否须先建立公司内部对环保认同的组织文化
C6
公司环保绩效的优劣是否会影响公司的信誉
C7
对环境责任的认同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环保推动
C8
公司应否考量顺从国际社会对于ISO14000的要求
C9
公司推行环保时是否应考量股东的影响力
C10
由于环保法规诱因的不足，是否使公司推行环保有困难
C11
成本因素是否为公司推行环保的阻碍
C12
公司实行环保与否要视类似产品的竞争力而定
C13
竞争者的环保政策是否会影响公司的环保政策
C14
公司执行环保与否须考量政府对环保法规的执行力
C15
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是否会影响公司推行环保
C16
公司推行环保时是否应考量环保团体的诉求
C17
公司是否推行环保须考量环保科技的应用性
C18
国际市场对环保的需求是公司决策的主要依据
C19
考量大众的健康与与安全可能使公司的环保成本增加
C20
不论短期或长期，环保主义对企业可能是正面的压力
二、绿色管理影响因素分析
接受问卷调查的高雄林园工业区化工业包括外商与本土企业总共有15家，实际发出问卷370份，回收问卷272份，删除废卷12份，有效问卷为260份，实际回收率约为73%，接受问卷调查的外商企业与本土企业高阶主管分别有8位与24位，中阶主管则分别有94位与134位。
由表4-2得知，除了公司竞争力、员工支持、协力厂商、ISO14000、政府与高阶主管等六项在资本结构变项上有显着差异外，其余变项皆无显着差异，而外商化工业在高阶主管、公司竞争力、员工支持、协力厂商以及ISO14000这五变项比起本土化工业来的重视，然而，就政府这一变项，本土化工业比起外商化工业来的重视。
表4-2：于资本结构变项上有显着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分类标准
平均值
标准差
t值
高阶主管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成本因素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公司竞争力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员工支持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组织文化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环保绩效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竞争者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协力厂商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股东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民众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环保团体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类似产品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环保科技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政府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国际市场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ISO14000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
环境责任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环保主义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大众健康安全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环保法规
本土化工业
外商化工业
注：*表有显着差异
将对于外商与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与中阶主管之绿色管理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进行因素分析，以便萃取出适当的共同因素，并对于所萃取的共同因素加以适当命名，以变异数最大法进行转轴，并且以特征值大于1来决定因素萃取的数目，透过因素分析来筛选影响推动绿色管理之共同因素，后采用Cronbach ( 检测这些筛选出的因素之信度，分析结果(值皆大于，显示本研究所筛选之因素具可信程度，经由因素分析的结果可将绿色管理影响因素命名为五个因素：绿色企业政策因素、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因素、企业的社会责任因素、企业的绿色驱使力因素以及绿色科技与国际议题因素，如表4-3所示。
表4-3：影响绿色管理推行的共同因素分项
因素名称
对应项目
特征值
Cronbach’sα
累加百分比
绿色企业政策因素
C1-C8
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因素
C9-13
企业的社会责任因素
C19-C20
企业的绿色驱使力因素
C14-16
绿色科技与国际议题因素
C17-C18
伍、绿色管理决策模型分析
由于企业的决策通常由高阶主管所制定，因此，第二阶段的研究设计乃描述如何建构化工业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以及相关资料收集，并以高雄林园工业区化工业高阶主管为主要访问对象，以分析化工业的绿色管理的决策分析，另外，此阶段也收集调查绿色管理决策的相关资料，以提供高阶主管更新其绿色决策分析之用，以下描述本阶段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的设计与分析：
一、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之建构
（一）绿色管理影响因素
由于高雄林园工业区向来是我国的化工业重镇，因此以其为本研究绿色管理决策访问与调查的地区，但是因为在工业区内包含大大小小以及经营性质不同的业者，故要对其作全面的访问调查将颇为困难，再者，因为受到业者配合意愿，所以本研究经由电话询问得知有一外商化工业与本土化工业愿意接受访问，由于方至民(2000)认为企业高阶经理人是企业能否正确进行策略分析、妥善拟定及执行策略的决定因素，故本研究将对外商化工业与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进行绿色管理决策的访问。
根据第一阶段的绿色管理因素分析可知，影响化工业考量绿色管理的20个影响因素可萃取为五大共同因素，分别为绿色企业政策、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企业绿色驱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而我们藉由关联图将这五大共同因素以及20个影响因素建构成为绿色管理决策模型，限于研究经费与时间，最初我们只选择12个影响因素与五大共同因素来建构绿色管理决策的模型，这12个影响因素分别以其因素负荷量的大小来选取，并请高阶主管加以选择修订。
（二）环保策略 (Environmental Strategy)
对于企业来说，绿色管理决策的最终目标乃在考量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后，选择合适企业推动的环保策略，Hopfenbeck (1992)认为面临环境的冲击，企业有两种不同不同方式的策略选择：(1)被动式环保策略，对于政府压力的反应，遵循政府对环保的限制而营运，采取反应式的沟通策略；(2)主动式环保策略，为了获取竞争利益与积极的沟通策略，优先整合环保观念并将之融入计画中。另外，企业环保策略包含被动式环保策略、主动式环保策略、不变策略与创新环保策略（Steger, 1991；引自高明瑞等，1995），其中被动式环保策略是投资环保以越少成本越好为原则，遵守法规的要求，常用管末减废法，但是竞争对手可以用替代的生产方式或替代产品逐渐侵占企业原有的市场，另外，主动式环保策略是会超越法规要求，常用的方法有差异化产品与绿色行销，但是这些方法容易被竞争者所模仿，至于创新式环保策略是市场机会来自于产品和生产技术的创新、企业环保形象与非技术性的环保作为，环保风险则包含研发成本、销售方式、品质保证等。
另外，高明瑞等(1995)也表示根据德国的研究显示一般企业在面对环保问题时，最初期的反应是逃避和反抗，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问题，但随着环保法规的日趋完整和绿色意识的日益高涨，企业会被迫接受形成被动环保策略，但也以眼光远大的企业经营者，体察到这个世界未来的新趋势，主动积极的发展具创造力的环保策略。本研究主要以高雄林园工业区的化工业为研究对象，因此本研究参考上述对环保策略的相关研究，并与林园工业区化工业相关人员讨论对于这些环保策略的看法后，修定出适合让化工业选择的环保策略，包括被动式环保策略与主动式环保策略。图5-1显示我们所建构的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另外，图5-2至图5-6显示五大共同因素的子模型，但是根据表4-3可知，由于外商与本土化工业在对于ISO14000这个影响因素的看法有着显着差异性，而且外商化工业较为重视，因此，本研究将ISO14000这个影响因素纳入外商化工业的绿色企业政策子模型中，换言之，最后我们只选择11个影响因素与五大共同因素来建构本土化工业绿色管理决策的模型，以及12个影响因素与五大共同因素来建构外商化工业绿色管理决策的模型。
图5-1 企业绿色管理决策模型
图5-2 绿色企业政策子模型（外资） 图5-3 绿色企业政策子模型（本土）
图5-4 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子模型 图5-5 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子模型
图5-6 企业社会责任子模型 图5-7 企业绿色驱使力子模型
（三）决策模型中的因素关联性
我们假设五大共同因素与环保策略乃是线性相加函数的关系，换句话说，环保策略的价值乃是由对这五大共同因素的评估值加总而成，另外，我们也假设12（或11）个影响因素服从常态分配，五大共同因素与12（或11）个影响因素是线性相加函数的关系，数学式如下，w、t、a、b、c、d与e代表权重：
环保策略＝w1×绿色企业政策＋w2×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w3×企业社会责任＋w4×企业绿色驱使力＋w5×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
绿色企业政策（外资化工业）＝t1×环保绩效＋t2×组织文化＋t3×员工支持＋t4×ISO14000
绿色企业政策（本土化工业）＝a1×环保绩效＋a2×组织文化＋a3×员工支持
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b1×股东＋b2×类似产品＋b3×环保法规
企业社会责任＝c×大众健康与安全
企业绿色驱使力＝d1×环保团体＋d2×民众
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e1×国际市场＋e2×环保科技
（四）问卷设计
针对绿色管理模型与子模型以设计决策者访问的问卷，使用Likert量表设计该访问的问卷，采1~9分计分，分数越高代表影响因素在某一环保策略下的表现程度越好，如此将可以藉由影响因素以分析出不同环保策略的最终价值，问卷的内容分主动式环保策略与被动式环保策略两部分，但是访问时我们将以第一类型环保策略（即主动式环保策略）和第二类型环保策略（即被动式环保策略）访问高阶主管的意见，这样可以避免高阶主管因为策略名称而有偏好产生。
就绿色企业政策的子模型而言，由于绿色企业政策在五大共同因素中的特征值最大，表示在五大共同因素中所占的重要性最大，而Buzzelli (1991)表示员工是企业规划环保政策与成功推动绿色管理的资源，因此，本研究将考量员工对于绿色企业政策的认知，并将之并入高阶主管决策分析中，参考绿色企业政策的子模型来设计员工调查问卷，目的在于了解员工在不同环保策略下，对于影响绿色企业政策影响因素的认知，阴影的变量节点乃代表员工对于绿色企业政策的认知，如图5-8与图5-9所示。
图5-8 合并员工调查资料后的绿色企业政策子模型（外资）
图5-9 合并员工调查资料后的绿色企业政策子模型（本土）
二、绿色管理决策模型的分析
（一）决策者的事前(prior)主观判断
依据上述所设计的高阶主管绿色决策访问内容面访高阶主管，得知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认为五大共同因素的重要性依序是绿色企业政策、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以及企业绿色驱使力，然而，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认为五大共同因素的重要性依序是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绿色企业政策以及企业绿色驱使力。另外，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认为环保绩效在绿色企业政策中最重要，但是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却认为组织文化最重要；外商化工业与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均认为环保法规在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上最重要；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认为民众在企业绿色驱使力上最重要，然而本土化工业却认为环保团体最重要，以及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认为环保科技在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上最重要，但是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却认为国际市场在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上最重要。
将访问所得资料进行决策分析，以便获取决策者的事前主观判断，也就是方程式3-1所示的，分析结果显示外商化工业高阶主管倾向选择主动式环保策略，然而本土化工业高阶主管倾向选择被动式环保策略，显示不同资本结构的决策者其对于绿色管理的主观判断的差异性。
（二）实验证据
根据绿色企业政策的子模型来设计外商化工业员工的调查问卷，使用Likert量表设计该访问的问卷，采1~9分计分，目的是想了解员工在不同环保策略下对于绿色企业政策的认知，也就是获得方程式3-1所示的，对外商与本土化工业各发出30份问卷，问卷回收各为20份，虽然样本数偏少，但是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与，表示问卷达到良好的信度，经由多变量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外商化工业与本土化工业的员工均倾向认同主动式环保策略下的企业政策。
（三）决策者的事后(posterior)主观判断
为获得外商化工业高阶主管的绿色管理决策最终价值结果，我们将决策者的事前主观判断资料以及由员工问卷调查所得的实验证据资料合并，以蒙地卡罗仿真法(Monte Carlo Simulation)作为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环保策略的最终价值，以便获得方程式3-1所示的，蒙地卡罗仿真法乃是关联图的运算方法之一，而其运算过程乃是依据贝氏理论的更新机制，由图5-10可知，外商化工业高阶主管对于主动式环保策略的评估值达到，然而对于被动式环保策略的评估值只有，因此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较倾向选择主动式环保策略。由图5-11可知，本土化工业高阶主管对于被动式环保策略的评估值达到，然而对于主动式环保策略的评估值只有，因此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较倾向选择被动式环保策略。
图5-10 合并员工资料后高阶主管对环保策略的评估（外资化工业）
图5-11：合并员工资料后高阶主管对环保策略的评估（本土化工业）
陆、研究讨论
本节将针对主管的绿色管理影响因素之问卷调查结果以及高阶主管的决策分析结果进行探讨，首先针对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作一讨论，之后，对于高阶主管的绿色管理决策分析进行探讨：
一、绿色管理五大共同因素
依据表4-3所示，五大共同因素为绿色企业政策、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绿色驱使力以及绿色国际与科技议题。根据温肇东(1999)研究发现组织绿化时，通常会制定环境政策。而此环境政策或称绿色企业政策是一套原则，用来显示企业计画要绿化到什幺程度，并且帮助员工了解自己该从事哪些工作，使企业内部人人都有共同的目标，进而塑造出绿色企业文化，有利企业绿化行动，所以，Peattie (1992)表示高阶管理人应将绿色政策放在企业议程的较高顺位，并确保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包含绿化标准，及表现其取得环保创意资源的意愿，来显示对绿化的承诺，Hopfenbeck (1992)也认为在商业界中，对于生态友善的新策略之积极性反应被生态觉醒而远超过利润考量的企业政策所强化，并且能够导致竞争性的利益。
关于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方面，Peattie (1992)表示企业会受到不同层次立法拟定、执行或强化影响，包括国际性法规、国家性立法以及区域或地方性立法。企业行动越来越受到这些与环境相关的法规影响，我国于1994年底通过环境影响评估法，1995年全面实施环境影响评估制度，要求开发行为在规划阶段即须评估对环境的影响（朱斌妤、李素贞，1998），另外，欧盟(European Union)倡导策略性的环境评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SEA整合环境考量进入决策过程中，并且大众或环保权责单位可以给予意见，是朝向永续发展的一个步骤( 2001)，再者，自然环境支助着所有形式的生命与人类活动，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由于各家企业的竞争行为、财务成本的考量以及产品快速的出现已对环境造成极大的负荷，Peattie (1992)表示由于传统经济学的不足，而导引人类向绿色经济迈进。对环境友善的行动对企业而言已是不容忽视的议题，企业应该要与社会共同合作共创绿色经济体系，寻求环境与经济的平衡成长。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取之于社会，因此必须展现出它的良心，对社会尽一份应有的责任，尤其对环境应有的责任，Newman & Breeden (1992)认为对于企业环境责任的义务和期望在最近几年已引人注目的增加。企业必须将环保主义导入决策过程，如此才能考量企业行动对社会大众的健康与安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企业在环境保护的趋势下会面临来自各方希望企业执行对环境友善行动的驱动力，本研究称为绿色驱使力，这些驱使力可能来自一般民众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或是企业所在社区的民众对于企业绿色管理的要求，杜富燕(1995)表示邻近居民的抗议为促使业者改善环境污染重要原因之一（引自高明瑞、黄义俊，2000），Rondinelli & Vastag (1996)表示在北美、西欧及一些繁荣的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正逐渐增加中。另外，自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环保团体最显着的发展就是与企业携手共谋福利的意愿越来越高(Ottman, 1992)，环保团体经常透过研讨会或是户外活动来提倡生态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常涉入与环保相关的公共事务来唤起社会对环保的注重。因此企业不能以自己的利益来考量环境议题，须纳入其它利害相关人例如民众或环保团体的意见，张峰壵(1996)表示企业面临绿色化压力与企业落实绿色化行动呈正相关，显示感受绿色化压力愈大的企业，愈努力进行绿色化行动。所以民众或是环保团体越要求企业从事绿色管理，企业就需要多考量这些要求，如此才可以避免引起环境冲突。
绿色科技或称环保科技可以帮助企业绿色管理的革新，Hall (1992)表示革新的环保科技将能够帮助公司符合复杂目标的配置以及高成本的环保管制。绿色科技将是下一波知识经济革新中的要角，并且全球环保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在2010年将被预测达到630亿美元的市场利益(Blair, 2001)，除此之外，企业采行绿色（环保）技术，不仅可处理废弃物与污染物，更可降低成本，增加品质，亦使企业在绿色消费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萧惠文，2001）， Plaut (1998)也认为科技与环保达成之间的关联是一步一步的持续性改善过程。所以企业必须重视绿色科技的议题，再者，国际市场对环保的需求也可能影响企业推行绿色管理，以欧盟(European Union)来说，Lally (1998)表示欧盟提倡生态管理与稽核计画(The 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 EMAS)，目的在帮助欧盟内的贸易，使得企业建立政策与管理系统以鼓励企业持续改善环境绩效，以及揭露相关信息予大众知道，另外，根据相关研究，中欧或东欧、东南亚、中国和南美洲的环境市场已被预测将会扩大( 2001)，所以国际市场逐渐重视环境与生态的保育，企业必须顺应之，否则将难进入国际市场。
二、绿色管理决策分析
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在考量绿色管理决策时比较重视绿色企业政策这项共同因素的影响，但是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却比较重视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这项共同因素的影响，Rondinelli & Vastag (1996)表示全世界朝向有效率的环境管理这股趋势，将会深深地影响跨国企业的政策，由于访问过程中外商化工业高阶主管表示其公司正朝推动环境管理系统而努力，而环境政策或称绿色企业政策的制定正是环境管理系统的最高指导原则，因此，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对于公司未来的绿化行动是展现出具体承诺与支持，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出本土化工业较重视成本以及法规的因素，在本研究访问过程中该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也表示成本因素是其公司推动绿色管理的重要考量，因此，该高阶主管会比较考虑绿色经济与法律议题。
另外，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较重视环保绩效的改善程度，而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较重视组织文化的环保倾向，一般而言，多国籍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能遍及许多国家，因此其财务目标可能远比个别企业要复杂，所以多国籍企业的绩效评估较国内企业更具高度复杂的特性（何宪章，1995），然而Timmins (1998)表示好的财务绩效会随着好的环保绩效到来。因此推论环保绩效的改善程度于是受到该外商化工业高阶主管的重视。然而，国内厂商近年来在面临新台币升值、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缺乏、环保意识高涨等等不利的环境因素，愈来愈多的企业，均开始体认到如何汇集员工共识，凝聚企业文化，以发挥同舟共济之团队精神，来创造企业之新生命，应为企业经营管理之第一要务（吴万益、 黄文宏，1997），而且杜富燕(1995)指出环保的重要性必须在组织内由上而下宣导产生一致的共识（引自高明瑞、黄义俊，2000）。因此推论本土化工业以凝聚内部组织共识以形成绿色文化为推动绿色管理的优先考量。不论外商或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均较重视符合环保法规的规定，戴仲宏(1997)表示国内石化业的环保评定标准大部分取自欧美先进国家之标准，而有些项目甚至比国外还要严苛，Lally (1998)亦表示对于企业而言，环境法规不是一个选择性的考量，而是必备的考量。因此，符合环保法规对于外商或本土化工业而言均是重要的议题。
除此之外，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较重视满足民众对环保的要求，但是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却较重视满足环保团体对环保的诉求，温肇东(1999)表示不同的组织类型，绿化压力的来源可能不同，并且国外企业组织比较重视对外环保沟通，尤其是与社区的关系，而戴仲宏(1997)亦表示外商公司更是积极地结合环保与企业形象，希望能获得地方人士的认同，因此，外商化工业可能会较重视良好的社区民众关系。另外，台湾常态性环保团体数量的大幅成长，说明了台湾民间社会力在政治解严之后的蓬勃发展，并且也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透过组织化的力量，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例如台南七股反七轻运动开创了台湾反公害运动与生态保育运动合流的类型，其发动者，最主要为环保团体（李永展、廖亿美，2001），因而本土化工业相对可能会比较注重环保团体的诉求，此外，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比较重视运用环保科技的程度，然而，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却比较重视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推论本土化工业未来可能朝国际化市场发展，故较重视符合国际市场的要求此一影响因素，而Rondinelli & Vastag (1996)表示多数跨国企业正采用清洁科技(clean technologies)以降低污染与废弃物，但是除非这些跨国企业发展新的政策，否则采取清洁科技将是无效的。Sarkls (1995)也表示在全球市场竞争下，环境友善的科技和生产过程对于制造业来说是必须的。因此，采用环保科技以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可能是外商化工业较重视的议题。
绿色管理决策分析的目的乃是让高阶主管考量公司目前的环保现况以及内外在环境相关的因素之后，选择合适公司的环保策略，根据本研究发现外商化工业的高阶主管比较倾向选择主动式环保策略，然而，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比较倾向选择被动式环保策略。这显示出不同类型企业的高阶主管绿色管理决策分析有所差异性，另外，若是从规范性贝式决策分析的观点来说，外商化工业似乎应该采取主动式环保策略才合适于公司目前的环保现况，而本土化工业似乎应该采取被动式环保策略才适合公司目前的环保现况，也就是说，外商化工业可根据主动式环保策略而规划公司的绿色管理行动，而本土化工业则可依据被动式环保策略规划公司的绿色管理行动。
综合来说，就本研究访问的该外商化工业而言，其高阶主管较重视环保绩效的改善、符合环保法规、满足民众对环保的要求以及重视运用绿色科技来减少污染或改善生产等，再者，在访问的过程中，高阶主管亦主动表达该外商化工业的主管们已积极接受环境管理系统的课程研习与训练，因此，从这些现象可推论该外商化工业除了符合环保法规的最低要求外，亦积极地朝主动式的绿色改革行动，因此反映在其绿色决策分析中，该高阶主管就比较倾向选择主动式环保策略。另外，外商化工业的员工亦较支持主动式环保策略下的绿色企业政策，所以员工亦对环境抱持关怀的积极态度，高明瑞(1995)表示环保导向的企业管理是全体组织的价值反映，由此推论该外商化工业可能逐渐符合新环境典范(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的价值体系，在此新典范之下，环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无权破坏环境，人类需与其它生物与资源互赖，才能构成平衡的生活。
另外，综合本土化工业的决策分析结果而言，该高阶主管比较倾向重视组织文化的倾向、符合环保法规、满足环保团体诉求等，这些现象均显示出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倾向朝被动式的绿色改革行动，一切以法办理或注重组织内部的管理来响应外界的环保趋势，而其内部主管们也较重视政府对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另外，该本土化工业的高阶主管于访问过程中亦表示就推动绿色管理而言，成本的考量很重要，因此反映在其绿色决策分析中，该高阶主管就比较倾向选择被动式环保策略。再者，组织经常存在着高度结构惯性，致使组织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动时所推动的改变活动不易进行(Hannan & Freeman, 1977)，因此，推论本土化工业在面临环保时的组织变革可能比较缓慢，也显示出张峰壵(1996)所表示的国内企业环境价值观大体上可能仍停留在主流社会典范(Dominant Social Paradigm, DSP)阶段，也就是说相信人类优于大自然的其它生物，物质可以无限制成长，人类可以有权利无限开发环境资产。
柒、研究限制
现今企业应该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的环保新信息以更新其决策分析，以期能预先拟定因应企业目前营运的环保策略，以推动绿色管理的改革行动，本研究提供一整体性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将企业内外在环境相关信息导入企业的决策分析中以探讨企业的绿色管理决策，使企业能评估目前公司状况而选择适当的环保策略，而且当企业接收到相关的新环保信息后，也可使用此决策模型进行决策分析的更新，以使其决策能随时反映新的环保相关信息，以利于绿色管理的推动。
本研究只挑选高雄林园工业区的化工业为研究对象，并没有将高雄其它工业区纳入调查范围，在样本的广度性来说可能有所不足，而且只基于愿意接受访问或调查的化工业者为主，无法做到工业区内全面性的调查，因此，对于研究结果的推论仍须谨慎。另外，本研究对于影响绿色决策最终价值的变量均假设为符合常态分配以及线性相加函数关系，未来研究须小心谨慎地检验变量的性质以及其相互关系。
除此之外，本研究只设定两种不同类型的环保策略以供企业决策者选择，可能无法符合决策者的需求，未来研究可以加入较多的环保策略以供企业决策者有较多的选择。而且由于受限于时间与研究资源，只对所建构的绿色管理决策模型中五大共同因素的其中一项绿色企业政策进行员工资料调查以期与高阶主管访问资料的合并，以分析高阶主管的最后绿色决策价值，而未调查其它四项共同因素的外在相关资料，以检验是否这些外在资料也足以影响企业高阶主管的绿色决策分析，故在对于高阶主管的决策考量上当有所限制，而且亦可能影响本研究所推论的外商化工业与本土化工业对于环保策略的采行，因此，后续研究当可加入这四大共同因素的外在资料调查以深入研究，以使企业的高阶主管能全面性整体的导入这些影响绿色管理的共同因素于决策分析中，提供企业高阶主管随时更新最新的绿色管理相关信息于其决策分析。
捌、研究贡献
国外已有环境与资源管理相关研究(Varis, 1997; Varis, Kettunen, & Sirvio, 1990; Varis & Kuikka, 1999)以贝氏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使用关联图作为分析工具。然而国内环境管理相关研究仍未有以贝氏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且以关联图作为分析工具，因此本研究可视为贝氏理论与关联图在国内环境管理上的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