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惯性与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分析 *韩 蓓 通货膨胀是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和谐健康发展、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施行的核心要素，更是宏观金融、经济政策调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被通货膨胀困扰。近年来，中国历年政府经济报告中都强调指出“物价稳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保持价格稳定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政策目标。通货膨胀预期与通胀惯性已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模型分析，得出货币政策透明的提高能引导通胀预期、降低通胀惯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强调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对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有较高的惯性。通货膨胀惯性的大小决定了通胀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通胀惯性越强，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越明显；通胀的惯性较弱，货币政策的滞后效果会相对减小。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在货币政策分析中发挥着重要、关键作用，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基于通货膨胀动态模型分析货币政策效果。 Taylor(1999)、McCallum(1999)、Ball(1999)和Svensson(1999)等学者的研究说明，通货膨胀动态模型在分析货币政策效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Taylor (1999)分析了通胀动态机制与宏观货币政策分析的紧密联系，并基于微观数据论证了通货膨胀动态模型在解释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关系中与美国实际数据最为吻合。McCallum(1999)建立以理性预期为主导的通胀率动态模型，得出名义收入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制度可以保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Ball(1999)和Svensson(1999)的研究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如果假定理性预期在通胀率动态模型中的作用很小，如央行将名义收入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将加大总体经济的波动。Mankiw and Reis（2001,2002）认为粘性信息是导致通胀惯性的原因，并对粘性信息模型的理论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数值计 * 韩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1
算，得到了与美国实际数据相符合的通胀惯性特征。Mankiw and Reis（2002）认为，由于关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信息在人群中的扩散是缓慢的，每个企业的预期都是建立在其现有信息集上，但可能部分企业连续几个时期没有更新信息集，那么这部分企业只能基于原有信息集形成宏观经济预期。之后，学者对“粘性信息模型”进一步深入研究。Khan and Zhu (2006)提出了如何对以粘性信息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分析，并以美国为例估计模型中的重要结构参数——粘性信息程度。Döpke et al. (2007) 应用粘性信息模型分析了四个主要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的粘性信息程度。 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对中国通胀的动态机制及其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对刻画中国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指导货币政策都有很好的创新性。张成思和刘志刚（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胀率的动态走势显现出与西方主要国家类似的时序轨迹，相当程度的通胀率惯性依然存在。这表明我国反通货膨胀政策需要以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为代价。贺强（2003）对中国199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周期是通胀的重要传导机制。徐筱雯、高燕（2006）讨论了当预期形成有成本时会对货币政策博弈有影响，得出：特定情况下越“保守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陈昆延、张爱琴和龚六堂（2005）在具有粘滞名义合同效应的货币模型中引入内生时间偏好率，对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张平等（2008）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李彬和刘凤良（2007）认为粘性信息模型比粘性价格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张成思和刘志刚（2007）对中国通货膨胀季度数据的惯性指标及其结构稳定性进行研究，探讨了通胀惯性特征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张成思（2008）对中国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的研究表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 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专家一直致力于探索能够准确刻画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的理论，厘清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的惯性特征，从而能科学有效地分析经济形势，并制定实施力度、时点、期限适度的货币政策，并能降低福利成本、提高政策效果。在分析货币政策效果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准确反映通货膨胀惯性的真实特征，很可能会给出不当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建议。故对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 2
理论的深入分析对货币当局十分重要，是一项极具实践意义的研究。基于以微观基础，通过通货膨胀率的短期动态机制来理解通货膨胀率的决定因素逐渐成为宏观金融特别是现代货币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 二、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发展 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根据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传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与现代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 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主要从宏观视角诠释通货膨胀的动态决定机制。以菲尔普斯（Phelps，1967）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68）为代表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可看作是传统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的雏形和基本理论依据。King and Watson（1994），Staiger，Stock and Watson（1997）和Stock and Watson（1999）认为，传统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模型的定义为：当期通货膨胀率是历史通货膨胀率与滞后期的GDP 缺口（或失业率）的线性函数，是“完全后视（backward-looking）行为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相对菲尔普斯和弗里德曼的早期理论模型而言，该模型具有更丰富的动态机理。但是，在完全后视行为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由于过去通货膨胀与预期未来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菲利普斯曲线的参数可能会随着政策体制改变而改变，并且模型缺乏价格调整的微观基础，而这正是“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 所严厉批评的关键之处。 现代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理论的基本模型——新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即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简称为NKPC）建立在Taylor（1979,1980）和Calvo（1983）的交错契约模型以及Rotemberg（1982）二次型价格调节模型上，基于理性预期和“粘性价格”描述当期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理性预期、历史通货膨胀率和真实产出缺口之间的动态过程，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率率动态理论以名义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通过交错定价等方式，从个体理性预期下的最优化条件出发，与一般动态均衡理论紧密相关讨论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新凯恩斯粘性价格模型在宏观和货币经济学中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是货币政策分析中最为通用的模型，Roberts（1995），Clarida et al.（1999）以及Gali and Gertler（1999）等具有深远影响文章的发表，确立了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框架在现代货币政策分析 3
中的核心地位。新凯恩主义粘性价格模型是目前最通用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现代货币政策分析中。 该理论同时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而又强调理性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机制中的作用，真正突破了微宏观的理论界限屏障，与以前传统通货膨胀率动态理论有本质的区别。但实证研究发现，该模型在解释通货膨胀率惯性、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本和货币政策效果等现实问题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合理拓展。这是由于该理论强调理性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率动态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所导致的。 Rudd and Whelan（2005）指出现有粘性价格模型及其扩展形式不能对通货膨胀过程进行实用的实证描述。标准粘性价格模型很难与通货膨胀动态的如下典型经验事实一致：（1）通货膨胀具有惯性。标准的交错定价模型通货膨胀只有很少甚至没有惯性。离散的Tayor合同中通货膨胀虽然有惯性，但不会超出合同期，Calvo（1983）模型中通货膨胀则根本没有惯性。（2）货币冲击要滞后7到8个季度才能完全对通货膨胀发生影响，而理性预期粘性价格模型中尽管价格是粘性的，通货膨胀却非常灵活，对货币冲击反应迅速。（3）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具有紧缩效应。Ball（1994）发现理性预期粘性价格模型中，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的是繁荣而非萧条。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价格基本模型在解释控制通货膨胀的成本、通货膨胀率惯性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合理的拓展。 Rudd and Whelan( 2005)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将来的出路在于：放弃理性预期分析的标准框架，着眼于企业如何处理信息并形成预期。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Mankiw and Reis(2002)有了初步进展，他们提出的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Sticky-Information Phillips Curve，简称为SIPC）能较好地反映通货膨胀率的惯性特征。但是，他们假定企业更新信息的概率为给定的外生变量，缺乏微观基础，而且与现实经济有较大的差异，削弱了模型的解释力。 三、协调博弈与通货膨胀惯性 博弈论研究多人决策问题，近几十年来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主要是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问题则较少采用。大量协调问题出现在经济互动环境中，许多宏观经济问题与微观层面的协调博弈密切相关。协调理论开始应用到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领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公共产品提供和政治协调问题。Oxford经济政策评论曾在2002年组织了一期特刊，首次系统地从理论、实证、 4
实验三个方面全面考察了协调问题。 本文应用协调博弈的相关理论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分析，基于粘性信息模型对通货膨胀惯性产生的微观原因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价格调整策略的互补性导致协调失败从而产生粘性价格；信息更新策略互补性导致协调失败从而产生粘性信息。在一定公共信息环境下，信息的边际收益函数具有不连续性，经济主体选择获取信息的决策将导致多重均衡，从而产生微观层面主体的协调失败，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粘性信息。进而得出，粘性信息是微观主体信息更新行为协调失败的结果。信息沟通和一致的共同知识是影响通货膨胀惯性的重要因素。 选美博弈（beauty contest）最早由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Morris and Shin,2002）。在选美博弈中，主体的收益依赖于他们的行动接近于未知目标的程度，该目标依赖于外生状态和其他主体的行动。该博弈被用来描述许多不完全信息下的策略制定。博弈方的收益取决于他本人的行为、其他人的行为和总状态。如果其他厂商缺乏信息，信号主要是揭示关于状态的信息，如果其他厂商信息充分，信号还包含关于总体行为的信息。主体知道的越多，总体行为波动性越强，与真实状态相关性越强。 （一）基本模型 经济中的参与人构成一个在区间[0,1]上均匀分布的连续统，用下标i标识。每个经济主体选择行为g，决策目标是要最小化个体行为与平均行为g的期望差i距，以及个体行为与实际经济状态s的期望差距，期望损失（期望负效用）为： 22 EL(g,g,s)=E⎡(1−r)(g−s)+r(g−⎤g) iii⎣⎦−1其中，g=gdi， s是外生变量，s:N(y,τ)。期望损失函数是下述损iy∫失函数的二阶近似： 1*2 u(pp,s)=−(p−p) i,i2(1−r)r>0表示策略互补，个体最优行为g随平均行为g的增加而增加。 i上述目标函数可由第4章目标函数的二阶展开推导得出。 5
（二）完全信息 Nash均衡即最小化损失函数 22 mi⎡n(−−+−⎤1r)(gs)r(gg) ii⎣⎦一阶条件为： 2(1−r)(g−s)+2r(g−g)=0 ii整理得到最优行动方程： g=(1−r)s+rg i完全信息下，由于每个经济主体知道每个人在均衡中都采取相同的策略，因此，有g=g。将其带入最优行动方程，得到： ig=g=s i在共同信息下有惟一解，每个人的最优行动就是经济状态s。因此，虽然信息存在正的策略互补，但是互补性还不足以产生多重均衡。 （三）不完全信息 不完全信息博弈中，每个局中人观测到关于潜在状态的含有噪声的信息，均衡具有多重性。该类问题被称为全局博弈（global games），最早由Carlsson and van Damme(1993)提出， 经济主体对经济状态有不同的信息，实际经济状态s的分布、均值、方差是公共信息。假定除此以外，每个经济主体掌握的私人信息w准确度是τ，公共iw信息z准确度是τ。按照贝叶斯法则，经济主体对经济状态的判断为： zτy+τ+τywiz E[s]= （1） iτ+τ+τywz−1−1其中，w:Ns,τ,z:Ns,τ ()()iwz设定， 6
τττywz α=,α=,α= swzτ+τ+ττ+τ+ττ+τ+τywzywzywzα,α,α满足α+α+α=1 swzswz每个经济主体选择最优行为以最小化期望损失函数，由一阶条件可得到最优行为方程是： g=(1−r)E[s]+E[g] （2） iiiMorris and Shin(2002) 证明了此类模型有惟一最优行为，Hellwig and Veldkamp(2008)将其工作扩展到了有信息选择的情况。假定个体行动为： g=y+r(w−y)+r(z−y) （3） iwiz由于私人信息的均值是真实状态，平均行动为： g=y+r(s−y)+r(z−y) （4） wz因此，经济主体i对平均行动的期望是： E[g]=y+rE[s]−y+r(z−y) （5） ()iwiz将期望状态（方程（5））带入到期望平均行动，并由一阶条件得到： g=(1−r+rγ)(αy+α+α)+r((1−γ)y+γ(−y)) （6） iwswizwz由方程（5）和（6）对应变量的系数相同，可得到： α(1−r)w γ= （7） w1−αrwαz γ= （8） z1−αrw当经济主体拥有关于冲击的信号准确程度越高，他的最优行为对该信号的依赖权重也越高。假如公共信号z的噪音较高，z的系数较小。经济主体对公共信号不敏感意味着公共信号z与平均行动g的协方差较低，这反过来降低了平均行动g和真实状态s之间的协方差。 7
由此可知， 命题1：信息的精确度决定平均行动g和真实状态s的协方差。精确度越高，行动对其依赖程度越高，平均行动与真实状态s的共变性越强。 1．定价决策： 决策包括两个变量：信息策略和价格策略。我们首先分析价格决策，计算经济主体博弈的期望效用（是关于信息的函数）。 经济主体决定支付多少成本C获得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信息成本C(τ,τ)wz是信息精度τ，τ的增凸函数，且二阶可微。 wz将个体行动方程带入目标函数方程的第1项，得到： 22 E[(g−s)]=E[((1−γ−γ)y+γ+γ−s)] （9） iwzwz上式整理可得到： 22 E[(g−s)]=E[((1−γ−γ)(y−s)+γ(w−s)+γ(z−s))] iwzwz（10） 由于y,w,z同均值独立分布，因此，(y−s),(w−s)和(z-s)的均值和协方差都i为零。上式可以写为： 2222222 E[(g−s)]=(1−γ−γ)E[(y−s)]+γE[(w−s)]+γE[(z−s)]（11） iwziwizi即： 22−12−12−1 E[(g−s)]=(1−γ−γ)τ+γτ+γτ （12） iwzywz目标函数方程的第2项表示个体行动与平均行动的差异，可知， 222−1 E[(g−g)]=E[γ(w−s)]=γτ （13） iwiw由此可知，期望损失函数可写为： 2−12−12−1 EL=(1−r)(1−γ−γ)τ+γτ+(1−r)γτ （14） wzywwzz上述方程说明，期望效用决定于每种信息的准确度和在行动方程中的均衡比 8
重。信息的均衡比重只依赖于信息准确度和博弈的参数。因此，关于每个人的信息效用没有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有异质性的先验信念，但每个经济主体都通过获得额外信息得到相同的期望效用。 2．信息决策的互补性 接下来分析信息策略。经济主体都选择相同的信息时能获得收益，信息存在策略互补性。私人信息的选择，即经济主体选择应花费多少成本对经济状态进行独立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所有经济主体都知道时，公共信息才真正成为公共信息。 **其他所有经济主体的信息选择是τ,τ，经济主体i的信息选择τ,τ，z是wzwz其他人看到的公共信息。私人信息的边际价值为： **∂EL(τ,τ;τ,τ)wzwz B(τ)=− （15） w∂τw公共信息的边际价值为： **∂EL(τ,τ;τ,τ)wzwz B(τ)=− （16） z∂τz由r>0，即信息的策略互补性可知， ∂B(τ)∂B(τ)wz >0,>0 （17） **在预期损失函数中，经济状态s外生，因此，其他经济主体的行动并不影响2第1项E[(g−s)]，只能影响第2项：单个行为和平均行为的差距。1个主体的i行为偏离对称均衡并不影响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个体行动和平均行动的差距： **g−g=γ(w−y)−γ(s−y)+γ(z−y)−γ(z−y) iwizwz假定i获知同样多的公共信息，但掌握更多的私人信息。因此，有***z=z,γ>γ,γ>γ wwzz2−1*2−1**2−1E[(g−g)]=γτ+(γ−γ)τ+(−γ+γ−γ+γ)τ （18） iwzzzwwzyz 9
由于r>0，所以期望损失函数与方程（18）同向变动。当个体信息准确度**τ,τ和其他经济主体的信息准确度τ,τ同向变化时，该项达到最小值。这说明wzwz信息是策略互补的。 如行动是策略互补的，则信息价值随着信息获取量的增加而增加。信息能改变平均行动和经济状态的共变性，使得信息价值发生改变。当行为和信息是策略互补时，其他经济主体的信息准确度提高，使得平均行动和经济状态的共变性增加。 因此，获取信息的动机来自于平均行动和经济状态的协相关。掌握信息的主体越多，他们的判断与真实经济状态就越接近。更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信息更有价值。 命题 2：当平均行为和经济状态有共变性时，经济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他选择一个偏离状态s的行动，他同样也会偏离平均行动，从而面临双重惩罚。效用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信息准确度的价值。 3．信息的边际效用和多重均衡 当每个人可获知的信息都相同时，经济主体选择获取信息量的决策将导致多重均衡。在行动存在协调动机的环境下，经济主体从公共信息得到的边际收益严格多于私人信息。期望效用是个人公共信息准确度和私人信息准确度的函数。由于公共信息能更好地促进协调，经济主体认为当其他人都知道该信息时的所带来的边际改进，要高于其他人不知道时。 随着单个个体获知公共信息的增加，最终他知道了其他人知道的所有信息，达到公共信息的极限。在这一时点，任何额外的信息都是私人信息。Hellwig and Veldkamp（2008）经过分析得出，由于私人信息的价值小于公共信息，在这一时点获得额外信息的边际价值会下降，并且表现为不连续性。 10
图1：公共信息边际收益与多重均衡（Hellwig and Veldkamp,2008）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即为均衡点。但是，由于公共信息边际收益的不连续导致多重均衡。图描述了公共信息的边际价值下降的两种情形：其他人获得单位的公共信息，以及获得单位的公共信息。私人信息的收益函数连续，因而只有惟一的均衡点。公共信息则不同，如果其他人都获得单位的信息，则单位的信息是最优信息量；如果其他人都选择获得单位的信息，则单位的信息是最优信息量。 信息成本函数C(⋅)是关于信息的可微增凸函数。当信息是近似连续时，假定*获得最后一单位公共信息的边际收益为MR(i)（可被所有主体观测到），获得下*一单位信号的边际收益是MR(i+Δi)（未被其他主体观测到），获得信息的边际*成本是′C(i+Δi)，则有： ***M′R(i)≥C(i+Δi)≥MR(i+Δi) **如果信息的边际收益是连续的，则MR(i)=MR(i+Δi)，只有一个均衡。如果信息的边际收益不连续，私人信息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但公共信息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多重均衡就会产生，如果其他人增加信息，个体同样如此是其最优选择。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命题3：行动有策略互补性的信息选择模型会产生多重均衡。 不完全信息和信息决策的互补性使得信息决策具有多重均衡，经济主体的信息决策会产生协调失败，每个经济主体都选择自己认为最优的信息量。 11
由此可知，如果价格是互补的，其他厂商对冲击发生知道的越多，则不知道该冲击所导致的每期损失越大；其他厂商计划的时间越接近，当期厂商不计划的损失越大；对于给定的菜单成本，互补性越强，调整间隔期越长。价格制定的互补性产生了信息获取的互补性。在新凯恩斯主义的粘性价格模型中，尽管价格是粘性的，但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变动立刻做出反应。但在实际中，通货膨胀反应具有是缓慢滞后的。这表明，由于某种原因价格制订者并不十分了解或掌握足够的关于货币政策的信息，因而不能立刻对其做出反应。由粘性价格模型可知，虽然厂商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但由于价格水平是所有厂商的平均价格，成为厂商的交流渠道。总价格加总厂商的个体价格，从而加总私人信息。通过观察总价格，厂商推断其他厂商对经济基本状况的判断，因此，总价格水平是内生化的公共信号。内生化的公共信号通过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而改变宏观加总行为，即宏观加总和微观行为之间存在重要的反馈。价格水平能被所有厂商观测到，并协调其行为。 但是，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使得总价格水平不能完美地加总私人信息。如果厂商不改变价格，就不显示他的信息。因此，如Caplin and Leahy (1994), Chamley and Gale(1994), 和 Chari and Kehoe (2003)等文献所分析，信息外部性使私人信息深陷其中。而且，信息外部性使得厂商改变价格的动机较弱，“等等看博弈”会推迟其价格调整直至通过总价格水平观测到其他厂商的更多信息。当存在一个名义冲击时，由于其他厂商没有改变他们的价格，厂商认为总冲击不存在或者很小，因而没有必要改变价格。但是，如果单个价格不改变，这个看法会自我强化。信息的外部性使得价格刚性内生产生。信息选择与行动的策略激励相同，如果行动是策略互补的，则信息也是策略互补的，使得价格调整和信息更新放慢。信息获取的互补性还可能导致均衡数量发生变化。众所周知，共同信息提高主体的协调水平，但无信息限制的选择会导致多重均衡，使模型预测是不确定的。 因此，在粘性信息下，由于很多厂商的定价基于旧信息，厂商对最新信息的反应程度会有所降低。信息决策的时间越长意味着更少的信息获取和更低频率的价格调整。因为很多厂商拥有旧信息，经常决策的收益降低。信息决策的互补性进一步放大了定价的互补性，从而会产生更长的价格调整间隔。 12
四、通货膨胀惯性与货币政策透明度 由理论模型分析可知，策略互补、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协调失败是价格缓慢调整和信息缓慢更新的关键因素。因此，从信息方面来看，为提高协调性降低通货膨胀惯性和信息粘性，应增加公共信息供给，并提高其透明度。央行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机构，应对此承担重要的职责、扮演重要角色，加强央行研究能力、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不但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问题，而且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降低通货膨胀惯性的有效的措施。 在存在协调失败和低效率时，政府有理由干预经济以消除帕累托次优的均衡，支持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从而增加社会福利。正如上文所述，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的缓慢扩散，使得经济主体无法及时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对通货膨胀形成理性预期也便无从谈起，因此，信息是造成企业价格调整协调失败、影响通货膨胀惯性的重要因素。增加信息供给，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是降低通货膨胀惯性的必要措施。央行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机构，应对此承担重要的职责、扮演重要角色，加强央行研究能力、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可以增加公共信息供给，使经济主体形成一致的共同知识，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问题、降低通货膨胀惯性，提高协调程度，而且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央银行一直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机构，一般不明确宣布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不向公众详细说明所采取政策的原因与目的等等。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如果货币当局的意图能够清楚且可靠地传导到公众那里，那么货币政策就不会对实际产出和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只会影响价格水平，即政策无效性定理。按照Lucas 的理性预期理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似乎应是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形成意料之外的政策变动，或造成中央银行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传统观点认为，有限制的透明度甚至完全没有透明度是最优的，在远离公众监督至少部分避免公众监督的条件下，中央银行才能最有效率的运转，因为央行可以隐蔽地采取合适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很难向不精通复杂财政金融的公众解释。因此，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对于所采取的政策行为通常并不向社会公众宣布及详细说明所采取措施的原因与目的。 理性预期理论的重要基本前提是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够形成一致、无偏估计，而且假设公众形成预期是无成本的。这些理论假设都与实际相差甚远。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信息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作为货币政策制 13
定者的中央银行和公众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为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央行必须及时披露政策信息，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货币政策的信息不对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央银行的政策偏好不可预测，二是中央银行由于机构的特殊性而占有信息优势。央行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状况和政策目标及工具等方面都比公众更具有信息优势，有限信息的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和央行只能有不完全的认知。这种非对称信息给公众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政策的可信度与有效性。Grossman and Stiglitz (1980)提出预期的形成是有成本的，经济主体处于一种永久的学习过程当中，每期观察主要的经济变量，通过相应的参数模型不断估计和更新相应的参数。在现实中即使有关经济运行和中央银行行为的信息可以自由获得，但需要支付学习、分析等成本，从而会影响到公众对信息的优化使用。公众预期的准确与否主要取决于：一是相关数据资料的获取和累积；二是时间，即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反复修订预测误差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三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预知性。如果相关经济信息资料不透明或透明度不高，无疑会增加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延缓公众的学习过程，加大公众的预测误差。因此，由于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结果和经济运行过程是不完全认知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对于促进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增强公众对经济运行的认识，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进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降低了公众获取有关中央银行行为信息的成本，增加了公共信息的数量，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兴趣。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表明，增强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政策运行效率。增强透明度还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声誉博取能力，引导公众预期，从而降低通胀惯性、提高宏观调控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昆延,张爱琴,龚六堂,. 内生时间偏好与粘滞合同假定下经济周期模型中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4). [2]. 李彬,刘凤良, 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和货币政策效果的行为宏观解释. 管理世界,2007(03). [3]. 刘凤良,李彬, 预期更新过程中的验证性偏见与货币政策效果. 世界经济, 2006(07). [4]. 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 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波动路径的结构性转变特征与统计检验. 中国管理科学, 2006(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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