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思考的27个理财问题
平时睡觉失眠吗？下面这27个问题，你可以在晚上睡不著的时候想想。
1.为什么我们会为了节省10美元驱车到7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一件30美元的衬衫，而不会为了节省10美元在买一台300美元的电视机时也这样做？
2. 为什么那些对内幕交易深恶痛绝的人在听到内部消息后也会立即跟风？
3. 如果说外国金融市场风险大，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居民还会将大把的钱用于国内投资？
4.当我们觉得持有股票头寸过高时，消除风险的最快捷办法就是将股票立即全部卖出，但我们为什么总是要一点一点的卖呢？
5. 为什么只用寿险经纪人才认为分红保险是不错的投资？
6. 当股市大幅下挫的时候，总有专家说投资者在恐慌抛售，可他们怎么从不对买股的人分析一下呢？
7. 如果一个初创的公司前途无量，那它的创始人为什么还急于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出售股权呢？
8. 那些理财一塌糊涂的人为什么总拿自己某一次的成功投资到处吹嘘？
9. 为什么那些在9岁时就有远见开始储蓄的人到了90岁还在储蓄？
10. 如果说股票是一种长期投资，那怎么每天总有那么多买盘和卖盘？
11. 为什么那些最好的公司往往对投资者来说却是最坏的投资？
12. 如果说投资是为了今后20或30年的生活，那为什么股市一天不好我们的心情都会很糟？
13.当我们在买股的时候，为什么总那么自信，觉得自己对这只股票的看法要比那些正卖出这只股票的人高明？
14. 为什么人们在商场促销时会疯狂购物，而股价下跌时却忙著卖股？
15. 为什么股市预言家在其预言准确的时候会得到好评，但预言不准时就指责别人愚蠢？
16. 为什么共同基金在做广告时总说能在短期内获得最佳回报，但同时却总提醒股东这是长期投资？
17.邻居一会儿换新车，一会儿度豪华假期，既然你知道攒钱是积累财富的关键，为什么还会觉得邻居是个有钱人呢？
18.我们以前进行了某笔投资，如果今天再给一次选择机会我们绝对不会再次买进，但我们为什么还坚守著这笔投资不放？
19. 为什么那些声称投资回报很难跑赢大盘的人总不满足于只购买追踪大盘的的指数基金？
20.为什么明知道卖出亏本的股票、留著赚钱的股票有利于避税，我们还总是卖出盈利的股票，死守著亏钱的股票？
21.从长期看，基金管理公司和券商可以通过让投资者发达来使自己更兴旺，可既然如此，它们为什么还要去欺骗投资者呢？
22. 为什么那些极其谨慎、只会把钱投资于存单的人也会去购买中奖几率几乎为零的彩票？
23.为什么人们在一笔投资取得不错回报后还会继续追逐这项投资，尽管现在的高回报可能意味著今后的回报率会降低？
24. 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新厨柜是一项投资，但卧室的衣柜只是消费品呢？
25.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忘记去商店时带优惠券而沮丧，但在竞价买房时将报价抬高10,000美元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26. 如果销售员坚信其音响产品质量上乘，那什么还向我们推销延期质量担保？
27.为什么人们会不惜大量时间筹划一周长的假日，却不愿意抽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自己20年的退休生活如何过？
中外产业周期及产业资本定价比较研究 本课题从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的角度分析我国证券市场上产业定价的合理性。主要分析两大问题：一是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之间有无相关关系及关系强弱；二是通过对比我国证券市场产业定价与国际主要市场的产业定价，分析目前我国国内产业定价水平的合理性。 一、产业周期、特点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 1、产业发展周期 产业是由提供相近商品或服务、在相同或相关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共同构成，是具有某类共同特征的企业的集合或系统。产业的分类，从广义上看，可以分为第一、二、三次产业；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石油、化工、机械、信息等众多产业。狭义的产业划分，各国、各地区有不同的标准，这也导致了产业分类的复杂性。为此，联合国分别于1948年、1958年、1988年制定和修改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产业分类标准》(ISIC)。我国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国家标准，国家统计局对之进行了修订，并于2002年5月10日通过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准，于2002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产业的发展是不断演进变化的动态过程。就某个产业而言，其从产生到成长再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就是产业生命周期的基本概念。一般人们将这个过程分为四段：初创阶段(幼稚期)、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对产业阶段的确定一般是以产业的相对规模、在全部产业中比重的增长速度来划分的。当产业处于初创期时，企业数目小，产值比重低，管理不完善。当产业处于成长期，该产业的产出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中的作用也日益体现。当产业处于成熟期时，技术趋于成熟，市场需求缓慢扩大，市场容量相对稳定。而到了衰退期，技术落后，需求萎缩，产出减小。 2、产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 初创阶段(幼稚期)：产业组织表现为企业数量少，集中程度高；技术与产品表现为技术相对不成熟，产品品种单一，质量较低且不稳定；市场与需求表现为市场规模狭小，需求增长缓慢，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很小；盈利状况表现为产业利润微薄甚至全产业亏损；竞争与定价表现为进入壁垒低，竞争程度较弱，产品定价各自为政；风险表现为产业信用较差，企业破产风险高，主要风险为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成长可测性较低。 成长阶段(黄金时期)：产业组织表现为大量厂商进入，产业内部集中程度低；技术与产品表现为生产技术日渐成熟和稳定，产品呈现多样化、差别化，质量提高且稳定；市场与需求表现为市场规模增大，需求增长迅速，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增大；盈利状况表现为产业利润迅速增长且利润率较高；竞争与定价表现为进入壁垒低，自由竞争，内部竞争压力大，竞争形式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风险表现为破产率和合并率高，主要风险为管理风险和市场风险；成长可测性较强。 成熟阶段(颠峰阶段)：产业组织表现为产业集中程度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垄断；技术与产品表现为技术较成熟，产品再度无差异化，产品质量较高；市场与需求表现为市场需求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需求的价格弹性减小；盈利状况表现为产业的利润达到很高水平；竞争与定价表现为进入壁垒高，主要体现为规模壁垒，由于垄断出现合谋价格，竞争手段转向非价格手段；因市场比例稳定而风险较低，主要风险为管理风险；成长可测性表现为持续时间较长，是产业发展的稳定阶段，若有技术创新，则会有更长期的持续增长。 衰退阶段(暮年时期)：产业组织表现为厂商数量减少；市场与需求表现为需求逐渐减少，销售下降；盈利状况表现为利润降低；风险较低，主要风险是生存风险；成长可测性表现为新产品和替代品大量出现，原有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从历史上看，许多产业自此进入发展停滞、随波逐流的状态。 3、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规律 从国际范围看，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相适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也表现出全球性特征，即经济序列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从而产生了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形成了国家或地区性的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对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产业一般从发达国家开始萌芽，然后逐渐向发展中国家以及外围地区扩散。处于萌芽期时，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一般在发达国家；处于成长期时，产品的消费需求就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但是产品的生产中心仍然在发达国家；当产品进入成熟期以后，产品竞争的核心已经由技术方面的因素转移到生产成本方面的因素，所以该产品的世界生产重心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产业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的转移规律，造成了不同国家的产业价值的不同。这是导致各国相同产业在证券市场定价不同的重要原因。 二、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关系的定性分析 按照收入的资本化定价理论，任何资产的内在价值是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中所接受的现金流决定的。一个公司股票价值总和就是发行该股票的股份公司在未来产生现金流的折现值的总和。以此类推，一个产业股票市值的总和应该是一个产业内所有公司在整个生命期内产生的现金流折现值的总和。 根据以上理论得出的计算股票或产业内在价值的不变增长模型： V＝d0(1＋g) /(k-g)。其中：v-产业的内在价值；d0-当年支付的股利；k-当时适当的贴现率；g-股利不变增长率。 从以上公式，可以明确地看出股票价值与股利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股票价值与公司盈利之间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 从一个产业的角度看，公司的盈利必然与产业发展状况、产业周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产业的初创阶段，产业的盈利能力低，甚至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在产业的成长阶段，产业的盈利增长速度很高，而且利润率高；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行业的利润水平很高；到了产业衰退阶段，产业的利润呈下降趋势。产业所处的不同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产业今后所能获得的现金流的大小，因而决定了该产业投资价值的大小。 到目前为止，最广泛地为投资者接受的衡量股价是否与内在价值相符的指标是市盈率和市净率两个指标。我们也选用这两个指标来研判行业股票价格定位是否合理。 市盈率＝股票的市场价格/每股收益。 市净率＝股票的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从计算市盈率和市净率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出，市盈率和市净率与市场价格成正比，与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成反比。表面上看，每股收益越高，市盈率应该越低，每股收益增长速度越快，市盈率下降速度应该越快。在某些特定阶段，这种现象确实存在，特别是当每股收益迅速提高的时候，会导致市盈率的下降。但是，公司盈利能力最终将反映到股价上，每股收益越高、每股收益增长速度越快，股票越会得到投资者的认同，股价水平应该提高。从趋势上说，市盈率和市净率这两个指标应该随着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公司盈利能力下降而下降。不同盈利能力的产业周期从而能够反映到市盈率和市净率指标上来。 理论上说，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盈利状况不理想，而且风险很高，其股票的价值相对较低。因此，产业的整体市盈率、市净率应该处于较低水平。处于成长阶段的企业，盈利增长迅速，其股票价值最大。因此，反映整体股价水平的市盈率和市净率可以处于较高水平。当一个行业处于成熟阶段的时候，产业的利润额仍处于很高水平，但利润增长率将有所下降。因此，以未来净现金流反映的股票价值将有所下降。整体市盈率和市净率应该相对平稳，但有所下降。最后，当一个产业进入衰退阶段，整个产业的利润不断下降，产业的价值不断降低。从理论上说，整体市盈率和市净率水平应该不断下降。 三、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关系的定量分析 上述定性分析描述了产业定价与产业所处周期之间的一般关系，下面我们试图通过反映行业周期的一些主要指标与产业资本定价之间相关关系的定量分析，寻找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间的定量关系。 1、指标选定 产业资本定价指标我们选用的是产业平均市盈率和产业平均市净率指标。 对于产业周期目前定性描述比较多，还没有被大家普遍认同的能描述产业所处周期的定量指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行业的产业周期特征表现不尽一致。我们这里试图采用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净利润增长率、经营现金流增长率等指标，从不同侧面来衡量公司所处产业周期的特点。 2、数据采取和指标计算 为了研究股票成熟市场上公司定价与所处产业周期的定量关系以资借鉴，我们选择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与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比较研究，数据来源为Bloomberg系统。数据范围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三大交易所，选取较有代表性的11个行业所有上市公司的历史财务数据和年末股价数据，计算这些行业的股票定价指标和产业周期指标：电子、石化、电器机械、非金属、农林牧渔、社会服务、其他制造业、食品饮料、通讯、公用事业等。时间范围为1987年至2001年。 为了反映行业的整体特点，我们在计算这些指标时采用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具体而言： 行业市盈率＝行业的总市值/行业的总利润； 行业市净率＝行业的总市值/行业的总净资产； 行业主营收入增长率＝∑每家公司的收入增长率×该公司上年度主营收入占行业的比重； 行业毛利率＝∑每家公司的毛利率×公司的主营收入占行业的比重； 行业净利润增长率＝∑每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该公司上年度净利润占行业的比重； 行业经营现金流增长率＝∑每家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增长率×该公司上年度经营现金流占行业的比重。 另外，为了探询不同行业的股票定价高低是否与股本规模大小的相关关系，我们还计算了行业平均股本大小。 3、计算原理、简要过程及结论 我们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寻找市盈率(y1)、市净率(y2)与主营收入增长率(x1)、毛利率(x2)、净利润增长率(x3)、经营现金流(x4)的相关关系。 另外，可能对各行业的股票定价产生影响的还有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各行业股票股本规模的大小。因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各产业平均股本规模大小x5和美国的GDP增长速度x6，判断它们对各产业股票定价的作用。 经过我们对数据的仔细观察及多次检验，看出t年行业的市盈率指标与t＋1年的产业周期衡量指标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回归公式为： y1(t-1)＝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β6X6(t)＋u (1) y2(t-1)＝β*0＋β*1X1(t)＋β*2X2(t)＋β*3X3(t)＋β*4X4(t)＋β*5X5(t)＋β*6X6(t)＋u* (2) 根据以上公式，在剔除了市盈率小于0或者大于200和主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及经营现金流的绝对值大于6的样本点后，计算得出如下结果。 市盈率与X1-X6的拟合优度R2＝，调整后为；而且方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统计量F＝，方程显著性水平达到了，已经比较满意。但市净率指标与X1-X6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难以看出相关性。回归结果还显示，行业平均流通股本大小x5及GDP增长率x6的t检验统计量分别为和，相应H0假设(系数为零)成立的概率分别为和，显著性水平都不高。这一结果表明流通股本大小(x5)和GDP增长率(x6)与市盈率的相关性也很低。因此，下面主要研究市盈率与主营收入增长率(x1)、毛利率(x2)、净利润增长率(x3)、经营现金流(x4)之间的关系。 我们将y1分别与x1-x4进行回归，得出各方程的显著性水平(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x1可以单独解释y1，而其他3个变量与y1回归方程的显著性都不明显，而且在前面的回归方程中，x1、x4的系数都为负值，即收入增长率、经营现金流增长率与市盈率反向变动，这与一般的常识不符。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简化模型，以便于实际应用。因此，最后的模型简化为 y1(t-1)＝β0＋β3X3(t)＋u (3) 用SAS的REG程序回归后的结果为：调整后R2＝，F＝，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代入得出的系数后，模型可以写成： pe(t)＝＋×ni(t＋1)＋u(t) 即各产业的市盈率高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一年度行业的净利润增长率。这说明，在主营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净利润增长率和经营现金流增长率中，用净利润增长率来衡量一个行业所处发展周期比较有效。同时，上述方程还可以用理性预期来解释，即投资者对一个行业股票的定价，主要不是依据当年的业绩，而是根据对未来一年利润增长的预测来确定的。 以上回归方程经过异方差检验后和利用相邻年份数据差来消除因时间序列数据前后期之间相互影响引起的自相关后，我们进一步得到以下公式： y(t)-y(t-1)＝β0＋β1x(t＋1)＋u (4) 公式(4)经过计算后得出，R2为，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消除自相关，整个方程的线性显著性水平prob＞F达到，方程解释变量净利润增长率x的显著性水平也达到。这说明整个方程已经比较满意，而且通过了假设检验。我们把回归系数代入方程得到如下反映产业资本定价与产业周期关系的方程式： y(t)-y(t-1)＝＋×x(t＋1)＋u 结论：从前面的整个计算中我们可以得知，最初选定的衡量行业周期的四个指标收入增长率、毛利率、净利润增长率、经营现金流增长率中，比较有效的指标是净利润增长率。而GDP增长率、流通股本大小的影响则不显著。最后经过模型修正，通过方程显著性R2、F检验、变量显著性t检验，以及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的方程形式为： y(t)-y(t-1)＝＋×x(t＋1)＋u 这表明，作为衡量股票定价水平市盈率的变化率与下个年度衡量产业周期的净利润增长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净利润对市盈率的解释能力为%。 四、对中外主要产业所处产业周期及资本定价的比较 我们从美国证券市场和我国证券市场选择了在行业划分上相近的具有可比性的23个行业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各产业周期及各产业资本定价与美国各产业周期及资本定价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1、我国产业成熟度较低，而美国产业成熟度较高 在所选择进行比较的23个行业中处于成长阶段的行业，美国有3个行业，占%。美国的这些成长性行业是社会服务业、医药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业。中国处于成长阶段的行业有12个行业，占%。中国的这些成长性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造纸印刷、纺织服装皮毛、信息技术、电子、社会服务、医药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业、传播与文化产业、批发与零售贸易、电力煤气水。 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美国有12个行业，占%。美国的这些成熟性行业是食品饮料、采掘、其他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电子、金属制品业、建筑、传播与文化产业、批发与零售贸易等。我国的成熟性行业有11个，占%。这些成熟性行业是采掘、石油化学塑胶塑料、其他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农林牧渔、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仓储、建筑、机械设备仪表。 处于衰退阶段的行业，美国有8个，占%。这些衰退性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造纸、印刷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纺织服装皮毛、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机械设备仪表。而在以上23个行业中，我国还没有衰退性行业。 从以上行业划分看出，23个行业中，成熟行业和衰退期行业在美国占了多数，成长性行业所占比例低，而衰退期行业所占比例也较高。而在我国相应的23个行业中，主要是成长性行业和成熟性行业，而且成长性行业占有更大比重，没有衰退性行业。 2、我国市场对各产业资本的定价水平普遍高于美国市场，但少数具有蓝筹特征的行业资本定价已基本接近美国市场的定价水平 在所选择比较的23个行业中，美国市场与我国市场共有9个行业处于相同的产业周期，14个行业处于不同的产业周期。 (1)处于相同产业周期的9个行业定价的比较 在美国市场和我国市场处于同一产业周期的9个产业，即采掘业、其他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农林牧渔、社会服务、金属制品业、医药生物制品、房地产和建筑。除金属制品业、采掘业和医药生物制药产业的定价在两个市场有某些相近之处外，我国证券市场对其他6个行业的定价都大大高于美国市场的资本定价。特别是我国房地产业的市盈率高达倍，是美国市场该行业市盈率的倍，反映出房地产行业整体市盈率水平过高，存在着整体性的风险。 我国金属制品业的市盈率倍，低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水平。但我国金属制品业的净资产倍率为倍，高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净资产倍率。 我国采掘业的市盈率倍，与美国市场对该行业倍的定价水平接近，同时，净资产倍率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净资产倍率相近。 我国医药生物制药产业的净资产倍率为倍，低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净资产倍率水平。但我国医药生物制药产业的市盈率倍，远高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市盈率。这种情况同时反映出美国市场医药和生物制药产业的盈利能力比我国该行业的盈利能力更强。 (2)处于不同产业周期的14个行业比较 在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处于不同产业周期的14个行业中，食品饮料、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信息技术、交通运输仓储、电力煤气和水、黑色金属压延及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及加工业等7个行业的定价有相近之处。 我国的食品饮料行业净资产倍率倍，低于美国市场该行业倍的净资产倍率。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的净资产倍率倍与美国市场该行业净资产倍率倍比较接近。 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净资产倍率倍，低于美国该行业倍的净资产倍率。我国电子行业的净资产倍率倍与美国市场该行业净资产倍率倍也相对接近。 交通运输仓储行业在我国处于成熟期，在美国处于衰退期。美国市场该行业市盈率倍，高于我国该行业的倍的市盈率。 黑色金属压延及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及加工业在美国处于衰退阶段，在我国处于成熟阶段。我国市场这两个行业的市盈率都低于美国市场，这两个行业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黑色金属压延及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及加工业、电力煤气和水等行业在我国具有蓝筹特征，这些行业的定价在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比较相近。这种情况反映出我国市场对于蓝筹行业的定价比较理性，这就意味着这些行业和其中企业的股票在我国证券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的过程中风险较小。 3、我国证券市场市盈率比国际市场高的现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过高的市盈率无法用产业周期解释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普遍高于国际主要证券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市盈率高低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从产业周期与产业资本定价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一论据看，我国证券市场的高市盈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我国各主要产业所处的产业周期大都比国际各主要市场各产业所处产业周期年轻，我国各主要产业具有更强的活力，具有较高盈利能力和盈利前景。因此，我国产业资本的定价水平应该高于国际主要证券市场上产业资本的定价水平。但是到底应该高多少还是一个难以准确定量的问题。但是，产业周期与资本定价之间的相关性还是比较有限的，以产业周期还无法解释我国过高的市盈率和市净率问题。这就意味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在向国际市场靠拢的过程中还是有回落的趋势。表各方程显著性水平 表各方程显著性水平 X1 X2 X3 X4 调整后R2 F
知悖论及其逻辑问题
该课题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悖论研究与现代逻辑的发展》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认知悖论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认知主体或某一认知系统而言的。认知悖论的产生既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和某些假定的前提条件，也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因而不能简单地把认知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命题。与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相比，认知悖论涉及到具体的认知主体及其心理状态，因而其推论过程更具有复杂性。认知悖论的推论不仅涉及到自指性问题的纠缠，而且建构认知悖论的严格形式，还需要发现一种真正的悖论性难题的严格公式化描述，而这样做将会导致重要的技术性进步。认知悖论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研究认知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悖论/认知悖论/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 Logics)作为哲学逻辑的一个分支，是采用现代逻辑方法研究知识和信念的逻辑。1951年，芬兰哲学家冯·赖特()出版了《模态逻辑》一书，首次提出和论述了认知逻辑的思想；1962年，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发表了《知识和信念》一书，这是一本专门研究认知逻辑的著作。在书中，他提出了模型集合和模型系统的技术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认知逻辑研究，构造了认知逻辑语义学，为认知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般说来，认知悖论作为一种思维矛盾现象或一种理论事实，它总是相对于某一认知主体或一定的认知逻辑系统而言的。“逻辑全能问题”蕴涵着一个最典型的认知悖论，该悖论假定一个认知者总是知道他所知道东西的所有逻辑后承，从而导致矛盾。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20世纪西方悖论研究中，随着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研究的深入，认知悖论在西方逻辑和哲学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为了解决认知悖论问题，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等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方案，但至今仍无理想的结果。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认知悖论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结合认知悖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拟对几个重要的认知悖论进行考察和剖析，并简要论述研究认知悖论的意义。
从“美诺悖论”说起
什么是认知悖论？认知悖论的本质何在？下面，我们通过对认知悖论的历史源流的考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悖论是一个困扰人类理性思维的古老而又常新的难题。认知悖论困扰人类的理性思维由来已久，人们对它的探究同样也源远流长。最早的认知悖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诡辩派提出的“美诺悖论”。因此，我们首先从“美诺悖论”说起。
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美诺向苏格拉底提出“研究何以可能”的诘难，其推论包含了一个认知悖论。苏格拉底对这个悖论作了明确的表述：“一个人既不能研究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研究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因为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已经知道了的东西，他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而如果他所研究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不能去研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所要研究的是什么。”（注：《古希腊罗马哲学》，190页。）
从这个悖论推论中得出的“研究不可能”的结论，是柏拉图所不愿接受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指出这个悖论的有害性，认为“我们不应该理睬这个关于研究的不可能性的诡辩派论证”；但是，他又指出，“认为我们应该去探索，比起陷于那种认为不存在认识活动，没有必要去求知我们所不认识的东西的懒汉幻想——对这种幻想我准备竭尽全力以言论和行动与之斗争——，将使我们善良一些，勇敢一些，不那么束手无策一些。”于是，柏拉图试图利用他的“回忆说”来消解这个悖论。然而，柏拉图对“美诺悖论”的反驳并不成功。“美诺悖论”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个悖论的重要性，并试图指出这个悖论推论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所以他在《工具论》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有的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美诺悖论”的解决存在着缺陷，因为“这种解决只局限于在演绎性知识的范围内，限于通过从一般性知识中推出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的办法进行的求知、研究活动的范围内。”（注：童世骏：《“美诺悖论”的认识论分析》，《哲学研究》1985年第4期。）有的学者认为，“美诺悖论”的前提是假的；“美诺悖论仅仅由坚持要么无知要么完全知道这样的要求产生的。如果注意到知识也有处于无知和全知之间的中间状态，悖论也就消失了。”（注：王雨田主编：《现代逻辑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291页。）
我们认为，“美诺悖论”这种推论，不仅是对人们日常思维能力的挑战，也是对哲学和逻辑学的挑战。真正解决“美诺悖论”，既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分析产生这类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又要求我们通过构造关于知道的模型，采用逻辑语义学的方法，来刻划同一主体的认知表达式及其推论的导出机制。
实际上，正如“美诺悖论”的研究和解决需要认知逻辑一样，在中国古代有许多哲学论争也涉及知道问题，如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认知逻辑，需要我们对知道推理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据《庄子·秋水》记载，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庄子说：“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是何等的快乐。”惠施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根据记载，这个故事至此结束，似乎庄子在辩论中胜利了。其实，惠施完全可以进一步追问：“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鱼快乐？”如此反复追问，于是，这场辩论可以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显然，从这个故事得到的启示是，这个辩论不仅涉及多主体认知命题，而且包含有多主体系统中互知推理的复杂性，有点超出人们日常思维能力的限度。同时，这个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哲人早已深刻地关注多主体之间的互知问题。（注：陈慕泽：《多主体认知系统中的共同知识》，《逻辑研究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5页。）
接着，我们来考察一下当代认知悖论——“逻辑全能悖论”。我们知道，第一个试图使认知语言形式化的人是冯·赖特，第一个完整的认知逻辑系统是辛提卡于1962年在《知识和信念》一书中构造的认知逻辑系统KB。但是，这一系统却遇到了由下述公式引起的逻辑全能问题：Kap∧(p→q)→Kaq，即如果a知道p，那么他就知道p的所有逻辑后承。辛提卡提出的认知逻辑的可能世界模型由于逻辑全能问题而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逻辑全能悖论的产生。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对Kap的定义：
(1)一个“a知道p”形式的语句在W0世界中是真的，当且仅当，在所有对W0的a认知择换中都是真的。
再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对逻辑真概念的定义，我们又有：
(2)一个语句是逻辑真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逻辑可能世界中都真。显然，(1)和(2)并不构成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把认知世界划入逻辑可能世界的范围，设定：
(3)每一个认知可能世界都是逻辑可能的，即W0及与它有认知择一关系的所有可能世界都是逻辑可能的。
那么，由于下述事实：
(4)存在着a,p和q，使得a知道p并且p逻辑蕴涵q（即p→q逻辑真），但a不知道q。
这就将导致逻辑全能悖论。由于认知世界不同于逻辑可能世界，所以预先设定(3)就必然导致矛盾。因此，要排除逻辑全能悖论就必须放弃(3)这一假定，即承认存在这样的世界，它们看起来是可能的因而可充当主体的认知选择方案，但它们不是逻辑可能世界。（注：唐晓嘉、陈树文：《认知逻辑的几个语义问题分析》，《逻辑研究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63-64页。）鉴于上述对“美诺悖论”、“濠梁之辩”和逻辑全能悖论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认知悖论总是相对于某一认知主体或某一认知系统而言的，悖论的产生离不开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或某一假定的前提条件。特别是，逻辑全能悖论涉及到如何以可能世界为模型对认知表达式的逻辑语义进行分析，以及如何描述认知模态的一系列特殊性质的问题。一些语义概念直接导致人们所使用的语义框架，最重要的是相对于作为出发点的给定的世界的选择关系。
第二，认知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因而，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特殊命题。从表现形式上看，认知悖论的矛盾有时表现为某一系统内存在的形式矛盾命题，有时是指某一系统中可以证明的但在直观上似乎不能或难以接受的论断；但是，从其导出机制来看，认知悖论的形成离不开单认知主体或多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特别是，含有多主体认知命题的推理比较复杂，既涉及推理的动态性，也触及知道的多样性。
第三，既然认知悖论的本质在于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那么，解决认知悖论的途径不外乎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揭示悖论推理的前提条件或背景知识中存在着问题；二是指出悖论推理形式是无有效的或荒谬的；三是证明结论事实上是可以接受的。
类说谎者认知悖论分析
在悖论研究中，有的学者把一些“知道难题”称为语用悖论；有的学者根据认知悖论涉及“真”、“知道”、“相信”等语义概念，认为认知悖论是语义悖论；有的学者，如美国哲学家伯奇()于1984年把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统称为“认知悖论”(epistemic paradox)（注：,"Epistemic Paradox",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84).）那么，认知悖论究竟是语义悖论还是语用悖论呢？如果它不能归结于语义悖论，那么它与集合论逻辑悖论、“说谎者”语义悖论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我们认为，尽管某些认知悖论与“说谎者”有类似的形式结构，它们还涉及“真”、“知道”、“相信”等语义概念，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语义悖论。因为，它们不仅涉及“真”、“知道”、“相信”等语义概念，而且还与“命题态度”、“认知模态”以及人对行为的选择紧密相关。所以，伯奇把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统称为“认知悖论”是合理的。
一般说来，集合论悖论和说谎者悖论都有完整的表述形式和严格的语义界定。特别是，说谎者悖论具有“一步即成”的特征，霍夫斯塔德称之为“一步即成的奇异的循环”(one-step strange loop)；罗素悖论，就其推理方法而言，也是简单明了的；“理发师悖论”作为罗素悖论的“通俗版”，更有助于人们对悖论的理解。然而，对于认知悖论的严格界定和形式化描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下面，我们从类说谎者认知悖论的产生开始分析。
我们知道，“说谎者”悖论起源于古希腊时代，但是构建与其类似的语义悖论的研究活动一直受到许多悖论研究者的青睐。
在中世纪，一些逻辑学家提出并研究了“说谎者”悖论的许多变体；20世纪初，随着集合论悖论的发现，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又提出了一系列语义悖论，如里查德悖论、格里灵悖论等等。这些悖论，都与真、意义、满足、有效性或可定义等语义概念相关。同时，“说谎者”悖论的研究，对于歌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也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正如霍夫斯塔德()所说：“歌德尔对数学系统中怪圈的发现，也有着它简单而古老的直觉根源。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歌德尔的发现涉及到把一个古老的哲学悖论转化成数学上的说法。”这个悖论就是“说谎者”悖论。随着悖论研究的深入，一些西方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悖论研究的范围，开始关注和认真研究那些与知道、相信等语义概念有关的“知道疑难”悖论。一些类似“说谎者”的认知悖论及其研究就是这样的背景条件下产生的。
在这些认知悖论中，著名的悖论有知道者悖论（注：,"The Paradox of the Unexpected Examination",Mind,(1958).）（又称刽子手悖论、意外考试悖论），相信者悖论，否证者悖论，合理行为悖论等。为了弄清认知悖论的实质，这里，我们仅就知道者悖论进行讨论。下面，我们将意外考试悖论表述如下：
一位校长告诉某一年级的学生，下周某一天有一次考试，但考试在哪一天举行将是一个意外。
但是，这个年级的学生做了以下推理：考试不可能在星期五举行，因为到了星期五上午学生就知道考试不可能在星期一到星期四举行，因此必定在星期五举行，所以这不是一个意外。但是，如果考试不能在星期五举行，那么以同样的理由，它也不可能在星期四举行。因为如果考试在星期四举行，那么学生在星期四上午就知道考试不可能在星期一到星期三举行，所以也就认识到，无需等到星期五就会知道考试必定在星期四举行；所以这不会是一个意外。如此推理下去，最后学生断定考试不可能既举行又是一个意外。因此，当考试举行时，比如说在星期二（或下周任何一天）举行时，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意外。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因为它产生于一个表面上可接受的前提到不可接受结论的似真的论证。学生运用推理逐次排除了在下周任何一天进行考试的可能性，但这种考试又果然发生了。学生的推理是错的吗？对此，人们一直没有停止探究。1953年，奎因()给出一种解释，认为学生的推理所否定的不是校长告诉的命题本身，而是“学生事先知道告诉为真”这样的命题。然而，学生事先不可能真正知道校长告诉的命题的真假。1958年，肖()发表了《意外考试悖论》一文，指出校长的话是自指的。这样，校长告诉学生的话可表述为：将有一次考试，但你们根据本陈述句不知道它在哪一天举行。由于校长的话是自指的，它还涉及知道这个概念，因而只要引入自我指涉要素，悖论问题依然存在。1960年，蒙塔古()和卡普兰()在《一个重新得到的悖论》一文中，对于这个悖论的推导过程及其结果给出了严格的形式化理论刻划。（注： and D. Kaplan,A Paradox Regained,Notre Dame Journal of Foemal Logic,(1960).）由于这个悖论跟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明显类似，所以他们把这个悖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悖论都称为知道者悖论。在此文中，他们构造出一个与说谎者语句类似的语句K：“某认知主体（知道者）知道K是假的”。在以下三个合理假定的基础上，他们建构了一个与说谎者悖论同样严格的知道者悖论。这三个合理假定可表述为：(1)凡被知道者知道的东西都是真的（要区分“真知道”和“伪知道”）；(2)知道者知道(1)；(3)如果知道者知道P，而他又由P合乎逻辑地推出Q，则他知道Q。由此推论可以导致一个货真价实的悖论。
为了避免上述矛盾，蒙塔古和卡普兰认为，可对知识的形式化理论施加某些限制。在这些限制中，最简单的直觉上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像语义学中那样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知道”作为谓词将只出现于元语言中，而且它只应用于对象语言中的语句时才有意义。根据这种处理，像“K知道‘K知道雪是白的’”，或“苏格拉底知道‘有苏格拉底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语句就要被看作无意义的语句。另一种更激烈的办法是通过否定自身指涉的语句而拒绝初等语法的某些部分。最后，他们还指出：“塔尔斯基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现在尚不清楚但显然是继续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注： and ,A Paradox Regained,Reprinted in ,ed.,Formal Philosophy,.）1983年，安德森()发表《知道者悖论》（注：安德森：《知道者悖论》，载美国《哲学杂志》1983年第6期，第338-355页。）一文，根据上述结果作了进一步证明。安德森认为，为了避免知道者悖论，认知逻辑需要进一步发展。
通过上述对知道者悖论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与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相比，认知悖论具有复杂性；认知悖论的推论，也涉及到自指性问题的纠缠；建构认知悖论的严格形式，还需要发现一种真正的悖论性难题的严格公式化描述，而这样做将导致重要的技术性进步。
研究认知悖论的意义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科学开始于问题”，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进化》中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矛盾或理论事实，认知悖论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因此，研究认知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认知悖论的提出是悖论研究史上的重要进展。一般说来，悖论研究有其特定的内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在西方，悖论研究有过三次高潮，它们分别出现在古希腊、中世纪和二十世纪。二十世纪西方悖论研究又划分为三个阶段：(1)罗素悖论的发现至30年代末，以集合论逻辑悖论研究为重点；(2)4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叶，转移到以语义悖论研究为重点；(3)70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末。尽管认知悖论源远流长，我们可以从许多地方找到对于认知疑难故事的讨论，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认知悖论，是由蒙塔古和卡普兰于二十世纪60年代提出的知道者悖论。此后，相信者悖论、否证者悖论、合理行为悖论等相继提出，并得到了严格的形式刻划。显然，这显示了认知悖论与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一样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事实上，认知悖论的提出和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悖论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悖论研究的内容，深化了悖论研究。
第二，认知悖论提出的逻辑问题及其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现代逻辑的发展。认知悖论具有复杂性，包含着丰富的逻辑问题。就逻辑全能悖论来说，它涉及到如何以可能世界为模型对认知表达式的逻辑语义进行分析，以及如何描述认知模态的一系列特殊性质的问题。从逻辑上看，认知悖论不仅涉及到认知悖论性命题，而且它的本质特征在于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即认知悖论的形成离不开单认知主体或多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特别是，在多主体系统中，每个主体都是一个推理者，含有多主体认知命题的推理比较复杂。主体间互知是认知推理的重要依据，有时各认知主体以他们每人都持有的共同知识为前提。在认知推理的对象中，既包括对象世界的知识，又包含系统中其他的推理主体；推理者不仅对其他主体的思考及其结果进行推理，同时还要对推理者自身的思考及其结果进行推理。随着推理的过程不断变化，这就涉及到推理的动态性，也触及知道的多样性。认知悖论提出的逻辑问题，对认知逻辑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知道者悖论的难题表明，它的出现并不证明认知逻辑的破产，而是需要引入更复杂的精细的逻辑工具。通过对认知悖论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认知逻辑研究的发展。
第三，将认知悖论研究与认知逻辑研究结合起来探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认知逻辑诞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从80年代开始，它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博弈论经济学等领域实际需要的推动下，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二十世纪西方悖论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因此，正确处理认知悖论研究与认知逻辑研究之间的关系，把二者研究结合起来，必将推动二者研究的发展。
自由探索式的研究，往往寻求一般的科学理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不是为了解决某些事先确定的社会或经济问题。这类研究包括科学的整个领域，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出对经济发展有什么贡献。悖论研究就属于这种自由探索式的研究。我们期待着认知悖论研究和现代认知逻辑研究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市场是理性的吗? 专家认为不是，但你也不是，所以别指望你能战胜市场 作者：贾斯廷．福克斯（Justin Fox） 买入然后持有，分散投资，把钱放入指数基金。将注意力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成本，尽量压低成本。这些话今天听上去是相当标准的投资建议，但常常不被遵循。40 年前这可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这场革命始于大学校园，更确切地说是芝加哥大学的校园，而其名称听上去却缺乏革命特色，被称做“效率市场”（efficient markets）。 “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马（Eugene Fama）在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1969 年年会上发表的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中写道。“价格‘充分反映’已知信息。就是说，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除非你有内幕消息，否则你不能战胜市场。所以为什麽要白费力气呢？” 那番话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是，指数基金的创立。指数基金并不指望超过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 Wilshire 5000 小股票指数，但希望能够达到它们的效果。今天这类基金占美国股市 10% 的市值以及今年进入股票共同基金的个人投资的 60% 的份额。但是成千上万的小投资者仍然漠视从效率市场理论中得到的启示，倾向于进行股票交易或是大笔进出共同基金，以求获得幻想中的超过市场的回报。（但在此同时把大量的钱浪废在共同基金的管理费和佣金中。） 同时，在大学校园，新一代的金融教授则彻底抛弃了法马的观点。这一批新生代学者的所信奉的原则不是效率市场，而是行为金融学。行为金融学认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是非理性的，未来股票价格起码可以部分地依据过去的行为加以预测，对于过去的趋势和财务报表的仔细研究能够让人获益。而这一观点恰恰与大多数投资者对市场的观点相吻合。 现在，我们带您回顾这场学术争论。这是《财富》一年一度的投资者指南专题，而不是“高等教育编年史”，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对几年来受到股市伤害的投资者人无关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来说这个故事。行为金融学家给投资者的信息是：你真的可以战胜市场。但因为跟行为学密切相关的一些原因，你几乎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的建议和效率市场学者们的是一样的。但只有这一次，我们可能会听进去。 必须要指出的是，尤金．法马对这一切毫不认同。这是寒冷、天色发灰的芝加哥秋季的一天，但法马却穿了一件颜色亮丽的短袖衬衫，显示这位 63 岁的金融教授可能是星球上最耐寒的一个人了。虽然他有生之年叁分之二的时间都呆在芝加哥，他说话仍然略带波士顿口音，他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学术界的垃圾而已。“我不知道他们和新奇的玩艺有多大差别，”法马谈到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时说，“他们有很多有意思的新奇玩艺。” 多年来，法马对于这种对所谓“新奇玩艺”的追寻还是非常宽容的。与他在芝加哥大学长期共事的同僚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不同，米勒认为行为学家的研究是从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市场的攻击（米勒于 2000 年去世），法马一直主张经验主义研究，甚至包括那些显示出市场看似并非无效的研究。在 1991 年他写的 1969 年“效率资本市场”的着名论文的续篇中，法马承认现实要比他和效率市场理论家想象的混乱得多，尽管不至于混乱到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程度。 1997 年，法马还写了另外一篇论文。他说很多行为学家声称发现的市场的不规则现象是由于糟糕的统计数据造成的，行为学家试图建立一套相对效率市场假设的理论的结果迄今为止是“令人尴尬的”。这篇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直到 10 月华盛顿的枪手将“多名受害者公开遭枪杀”送到新闻榜榜首以前，这篇文章一直是学术界的权威的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六年来被下载最多的一篇文章。法马认为用行为金融学来评价效率市场理论，这一点没有错。但把它作为替代品将会导致灾难。“如果你把行为金融学真的当回事，那我不知道资产定价会变成什麽？”他说。“如果您认为价格是不正确的，你告诉我资金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待会再谈这个问题。但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行为学家们的胜利。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半授予了他们的保护使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另一半给了 George Mason 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的经济试验也找出了效率市场理论的漏洞）。还有两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会 John Bates Clark 奖（授予美国 40 岁以下最重要的经济学家），1999 年和 2001 年都被行为学家获得。在大众文化领域，耶鲁大学队效率市场怀疑论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2000 年的畅销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是几年来经济学家着作中被最经常提及的一本。 也许，最戏剧性的是，正对着法马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办公室楼下的房间现在已属于 57 岁的行为学创始人理查德．塔勒尔（Richard Thaler）。去年一篇杂志专访说塔勒尔又矮又胖，这成了学生们的笑柄，但这有失公平。他不是一个像法马这样的运动健将，他在网球场上是法马的手下败将。塔勒尔在康奈尔大学相对自由的学术圈呆了几年后在 1995 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现在他似乎已经取代了法马的地位，成为这家金融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中最重要的一位教员。 几十年来，芝加哥大学一直是那些确信市场永远正确的人的神殿。塔勒尔的这一段智力征程其实是在罗切斯特大学发展到几乎荒谬的地步。“我记得我的教授们叫着说，‘这个价格是对的！这个价格是对的！'”在塔勒尔离开罗切斯特后不久来到的原达特默斯大学（Dartmouth）的金融教授肯尼思．弗伦克（Kenneth French）说。“这看上去就像一场愚蠢的电视智力竞赛。” 罗切斯特大学反映的，不仅仅是金融这一分支，而是整个经济学走向的一个极端事例。认为人类可以解释经济活动，理性的个人试图将财富最大化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从苏格兰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而且经济学家早在 1870 年就提出数学是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做法真正开始有影响是在 1947 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发表了《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es）的论文，用牛顿微积分的语言重铸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数学化来到后，把原先的一些学说全部一扫而空。原来的经济学学术界曾经是百家争鸣的园地，但不过几十年的功夫，大学里就只剩下建立在人类理性这一假说上的数学模型了。 这些模型当中最有威力、也是跟实际生活数据最为吻合的，要数效率市场假说。这一理论建立在实证基础上，显示除非因为公司盈利上升而进入上升通道，股票价格是随意波动的。萨缪尔森在 1965 年最先对此进行了理论解释，之后法马等人又加以阐述（法马 1964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们的说法是股票价格随意波动是因为所有有关一只股票的已知信息已经包含在股价中。也就是说，股价只会因为消息而波动，而消息，不言而喻，是无法预测的。 " 我记得教授们叫着说，‘这个价格是对的！这个价格是对的！' 这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 ─肯尼思．弗伦克说 这一价格波动观点要成立，市场必须表现出理性。这并不意味每一位投资人都必须理性，只要假定一群不理性的投资人是在不同的方面不理性，他们的非理性就能够互相抵消。如果这一点不成立，也就在这里这个理论开始摇摆不定，理性投资人就可以利用市场短暂的非理性突然赚得一大笔钱，然后把价格又推回应该在的位置。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塔勒尔那里。1970 年初他在罗切斯特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解有多少人愿意在危险的行当比如采矿和砍伐工作，试图给人的生命标价。当然他的假设是，当人们做出接受一份工作的时候，已经理性地估计到了死亡的可能性。 塔勒尔问了几个朋友，为了排除千分之一的死亡概率他们愿意付多少钱，另外，多少钱能使他们愿意接受额外的千分之一的死亡风险。他发现，人们不愿意多花钱获得额外的生命保障，但是要求极多的钱财愿意接受额外的风险，此举严格来说显示人们并非理性。“这些回答让我得出两个结论，”塔勒尔几年后写道。“1. 如果我想要毕业的话，最好回过头去在计算上下功夫。2. 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异非常有趣。” 塔勒尔的确将他这一有颠覆性的想法和几个信任的同事和行外的朋友进行了讨论。其中有一位正好是一个刚毕业的心理学博士，他寄给塔勒尔一篇以色列心理学教授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1974 年写的文章（特韦尔斯基 1996 年去世，如果他仍然健在，肯定会分享今年的诺贝尔奖）。论文的结论是，人们在做概率和风险的决定时，依靠的是大脑中的捷径，虽然“非常经济而且经常是富有效率的，但......带来系统性和可预见的错误。” 最后这一部分才是关键。人们判断会有误并非新闻，但如果这些错误是“系统的而且可预见的”，那麽善于做方程式的经济学家必须好好考虑这一问题。（而且投资就是做有关概率和风险的决定，尽管塔勒尔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一点。）当特韦尔斯基和卡内曼 1978 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塔勒尔想做一个短期的研究，但最后呆了 15 个月。他在经济学领域阐述特韦尔斯基和卡内曼的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学界一开始的反映并非十分积极。但是几年后，塔勒尔的理论逐渐有了几位支持者。有些人是同样对心理学感兴趣的经济学家，还有几位是擅长计算的金融教授，他们对一些看来非理性的市场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比如市场在新年最初几周会短暂上扬的“一月效应”（在人们就这一现象发表文章不久以后，这一现象又消失了），以及一些股价相对公司价值不高的“价值”股超越市场表现的现象。怀疑论者的人数在整个 80 年代有所增加了，但相对来说仍然只是边缘理论。 与此同时，效率市场论者不仅占领了学术界的主流而且还进入了华尔街。不难感到意外的是，华尔街最初的反应是敌对的。教授们所说的是归根结蒂就是那些高收入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一钱不值。一些教授揭示说，在 1960 年一个着名的的对话中，一位基金经理问麻省理工的保罗．库特内尔（Paul Cootner）说，“如果你那麽聪明，你为什麽没有很多钱？”库特内尔的回答是，“如果你那麽有钱，你为什麽不聪明呢？”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华尔街人士无需聪明而致富，因为就算他们推荐的股票不行，他们仍然可以从各种收费和交易佣金中挣钱。但 70 年代破坏性的熊市让一些投资者开始怀疑，托管他们钱的人是否值托管者付出的钱。这种想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指数基金，该品种不奢求超越市场表现，只求过得去的市场回报，而且管理费远远低于一般更活跃的基金。1971 年旧金山的 Wells Fargo 投资顾问（现 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创立了首家为机构投资者服务的指数基金。首家为个人投资者服务的指数基金 Vanguard Index Trust 在五年后成立。 同时，几位比库特内尔更有外交手腕的金融学者开始在现实世界中传播他们的风险和回报理念。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1973 年出版的《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在将效率市场理念带给普通投资大众方面可能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但在华尔街，最重要的使者是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 今年 68 岁的夏普在南加州长大，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了经济学。 他同样相信效率市场， 但他的研究（他 1990 年获得诺贝尔奖）对那些试图超出市场表现的人同样具有吸引力。在效率市场中唯一打败市场的做法是承担更多的风险。夏普创立了一个建立在以往波动率基础上的衡量风险的方法，名为“beta”，它有助于计划平衡的投资组合。它也能衡量积极交易的基金管理人究竟是战胜了市场，还是只不过是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夏普并不满足于让他的观点仅仅停留在学术刊物上。他写投资和金融的教科书，而且还为华尔街和退休基金做咨询，忙得在 80 年代中期放弃了斯坦福的全职教职。1996 年他甚至创立了一个网络公司，叫金融引擎（Financial Engines），以将他的建议与小投资者分享。因此，虽然夏普相信效率市场，他同样花很多时间帮助投资者做决定。这最后使他成为行为金融学迷。“在实用阶段，我相信谨慎的看法是相信市场在定价，风险和回报方面很接近有效率的形态，”夏普说。“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从认知心理学可以看到，普通人需要的是那些能帮助他们做出正确、而不是错误决定的选择。” 行为研究显示，投资者做的很多错误决定来自过分自信。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要比实际的多。我们做的交易太多，分散风险做的不够，我们根据最近发生的臆测未来。 诺贝尔奖获得者夏普仍然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他也知道投资者的表现可能是非理性的 因此，许多行为学家的建议与保护小投资者不被自己所误有关。这也就是席勒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如何设计最优企业年金的原因。这也是夏普将行为学家的研究综合到金融引擎的建议中去的原因。难怪当一位 CNBC 主持人在丹尼尔．卡内曼 10 月份获得诺贝尔奖后采访他，问他有什麽建议给观众的时候，他回答说,“买入持有。” 当我几周后向法马重复卡内曼的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很高兴。“这意味着我赢了！”他叫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行为学家显然是现在金融学术界的主流，随着一批教授开始出名，行为学从 90 年代不入流的地位取得了大步的跨越。但在现实世界的实例中，行为学家坚实的成功也说明了为什麽在实际投资建议方面，他们听上去那麽像法马和夏普。 现实世界的实例是 90 年代末的股市泡沫。根据严格的效率市场理论，对这一现象必须有理性的解释。法马认为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因特网股票定价，虽然有风险，但是并不疯狂，因为早晚会有一二家公司现在亏损的公司会成为明天的微软。但他在这一点上几乎完全是孤立的。“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泡沫时期，”马尔基尔说，现在他管自己叫“拄着拐杖的漫游者。”法马最喜爱的合作伙伴，达特摩斯的弗伦克几乎要说粗话但还是止住了。“我和尤金合作很密切，”他说。“如果我在媒体上用这个词的话他会非常难过的。” " 诺贝尔奖得主夏普认为市场是有效率的， 但是他也知道投资者可能是非理性的 " 耶鲁的经济学家席勒并不会因为激怒法马受到这样的良心谴责。1984 年他声称从发现“股价波动不可预测”得出的“价格永远是正确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是“经济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席勒由此成名。1987 年股市崩溃，效率市场派教授无言以对，席勒受到了更多关注。（“这很奇怪，”夏普当时对一位记者说。后来他的母亲打电话责备他：“你 15 年教育，3 个高级学位，就只能说“这很奇怪”吗？） 席勒 56 岁了，他在经济学领域师从麻省理工的塞缪尔森。他和席勒常年以来都是盟友，但是席勒看来和其他行为学家不同，他对将认知心理学的片瓦拼装起来解释股市泡沫缺乏兴趣。（这将回到这个持久的从过去臆测未来的缺陷）相反，他乐意接受常识，认为市场有的时候被潮流或是集体疯狂所主导。90 年代中，席勒确信到人们开始进入集体疯狂。他的证据很直白：市盈率太高了。他开始到处发出这个警报，包括在美联储。然后他写了《非理性繁荣》一书，2000 年 3 月上市。此时，股市达到巅峰。 席勒自谦，说此书上市时机之好纯粹是运气。他在 90 年代将自己大部分的钱从股市中抽了出来，他现在给投资人的建议是“彻底分散投资"，并且不要企图超越大势。这也正是夏普会告诉你的。法马和席勒的建议也差不多。行为学家的秘诀是，尽管他们认为投资者是非理性的，市场也经常出现异动，但他们仍然相信市场运行良好，试图超越众多投资者的集体智慧往往是徒劳的。回答法马有关如何在市场价格不准确的条件下计算资金的成本的问题，行为学家说，为了做这样的计算他们可以假定价格是正确的。 但是效率市场也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要让市场继续保持它的效率，需要有很多理性投资者相信市场是无效的，所以倾其一生时间来试图打败市场。行为学家的理论当然不难解释有些投资者可以战胜市场。事实上，包括塔勒尔在内的几位行为学的教授，他们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都在利用研究中发现的市场例外现象牟利。 但要从市场例外中牟利是有限度的。因为“市场非理性的时间可以长到你破产。”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和投机大师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的话，还有人将所有行为学理论都归结到凯恩斯 1936 年的《通论》（General Theory）第 12 章，他将投资形象地描述为抢凳子的游戏。但是凯恩斯没有得出现代行为学家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专业投资者现在受到客户的压力很大，因此他们无法做出那些可能会战胜市场的长期投资决策。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就像 90 年代末很多试图以价值为依托的共同基金一样，不久就会发现没有顾客继续给钱让他们投资了。 这就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世界，有足够的忍耐力和敢于逆市场而行的勇气的投资人可以打败市场，但是绝大多数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不能。换言之，行为学家用大多数专业基金管理人未能打败市场的压倒性的实证解释了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成功（而绝大多数正宗的效率市场论者荒谬地认为他不过是运气而已）。 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认知成就。这对你有何启示？很简单：买入持有，分散投资，将资金放入指数基金。将注意力放在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尽量压低成本。
证券投资心理学应用研究 对于观察世界经济发展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乃至分析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运行，我们需要的研究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更重要的是研究人的信心。 在金融市场中，期货交易和外汇现汇交易最能反映国际市场和政治动态。国外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在期货和外汇现汇交易中，MBA学历的交易员甚至不如心理学学士毕业的交易员业绩好。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期货和外汇现汇交易员中，成绩最好的前十名均是学心理学专业的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研究金融市场，大众心理因素远比经济指标更为可靠。这同时也证明了一个观点：经济学不仅仅是统计学，更是大众心理学。 有关心理学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国外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成功之处。本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与弗农·史密斯分享），以表彰其在心理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丹尼尔·卡尼曼成功地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了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尼曼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的决策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的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合作，提出了一种可以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预期理论。卡尼曼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 卡尼曼的获奖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将心理学应用于金融市场研究的广阔前景。目前，国内时常可以看到有关的译著和论著，网络上偶尔也可以看到有关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来说，在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证券投资理论和实践这个方面，国内做得还远远不够。 一般来说，心理学在证券投资领域的应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体心理分析，旨在解决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障碍问题，帮助投资者认识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其二是群体心理分析（即大众心理分析），旨在解决投资者对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心理活动特征的把握，解决投资者在研究市场过程中如何保证正确的观察角度的问题，帮助投资者认识市场和把握市场的动向。 本文旨在介绍证券投资活动中比较成熟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同时提出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最后，尝试就比较著名的数学模型进行讨论。本文拟按照以下内容逐一展开： 1、大众心理学概述 2、相反意见理论 3、大众心理与市场趋势 4、投资中的个体心理 5、一个应用实例：韦伯定律 6、卡尼曼及行为金融学 注：本文写作中参考了以下著作，如非特别指出，不再一一说明。 1、波涛：《证券投资理论与证券投资战略适用性分析》 2、（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3、（美）汉弗莱.B.尼尔：《逆向思考的艺术》 4、（瑞典）卡尔.基林兰：《股市大众心理解析》 5、（英）托尼.普卢默：《大众心理与走势预测》 6、（美）德里克.尼德曼：《投资的心理游戏----股票投资心理探微》 7、（美）埃德加.E.彼德斯：《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 证券投资心理学应用研究（二） （专题一）大众心理学概述----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 群体心理学，一般称为“大众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奠基人是19世纪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美国社会心理学大师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曾断言，“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 本文以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为主介绍大众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有关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波涛先生所著《证券投资理论与证券投资战略适用性分析》一书中有系统简明的介绍，本文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波涛先生的阐述。 一、群体与群体心理学 从通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 勒庞认为，“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 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人类的“客观群体”，而是人类的“心理群体”。人类的客观群体是指人群在某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集合体，而人类的心理群体则是指具有相同心理活动特征的人群的集合体。对于人类的心理群体而言，他们具有心理活动特征上的一致性，但是不一定具有空间活动的一致性。 在证券市场中，“心理群体”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在“停止国有股减持”这一“重大利好”的刺激下，不同背景、不同个性、来自不同地域的众多投资者立即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与此同时，部分借利好大肆派货的机构投资者则形成了另外一个心理群体。
二、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 按照波涛先生的归纳，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中与证券投资密切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勒庞理论观点之一：心理群体的精神统一性定律。 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 勒庞认为，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个性成分，即理性的个性（Conscious Personality）与非理性的个性（Unconscious Personality）。人的理性的个性成分是不可能被统一的，这是人的创造性的源泉。只有人的非理性的个性才可能达到相互统一。当人的非理性的个性被统一之后，心理群体所形成的合力将远远大于理性个人的力量之和。而且，这种合力主要带有破坏性的本质，而不是建设性的。 用勒庞的心理群体理论来看待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很多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远的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为，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近的如1988年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八九年的“政治风波”、邓老太集资案、传销狂潮、****，等等。 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些表面矛盾的现象只能用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来解释。按照群体心理学说，当人们由某种目标而统一，并由某种情绪而支配成一个心理群体时，人就完全丧失了理性个体，而只剩下非理性的个体。而这种非理性的个体就成为这一群体的共同个性，并降为人的最初的原始性。 （二）勒庞理论观点之二：心理群体的整体智能低下定律。 勒庞的群体的整体智能低下定律认为，当人群组成一个心理群体时，该群体总体在决策或行为时所表现出的智能水准，将远远低于该群体成员在作为个体决策或行为时所能表现出的智能水准。换句话说，心理群体的智能要远远低于组成心理群体成员的个体智能。 勒庞认为，心理群体永远也无法完成需要高智能的任务。当人群构成心理群体时，由于理性个体的丧失，群体成员无法把由理性个性所支配的智能相叠加或组合；同时，由于非理性个性的加强，群体成员只能把由非理性个性所支配的愚笨相叠加或组合。 勒庞这一定律所揭示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比如，1988年的“抢购风”，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他们并不是被外在地强迫，而是不由自主地投身于抢购狂潮。曾经有个笑话，说以前某地人爱排队购买紧俏商品或便宜货，只要看到排长队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排上再说。结果，有一回某大老爷们排了半天队才发现原来商家在处理女式内衣。 勒庞这一定律对股票投资者也有着特别重要的警示作用。 首先，投资者应当特别警觉由心理群体所形成的决策方向和行为方向。 如果我们承认心理群体的群体智能要远远低于个体所能达到的智能水准，那么我们就应当预见到由心理群体所形成的决策或行为应当指向错误的方向。在股票市场的情绪极度兴奋或情绪极度压抑阶段，往往就是市场的重大转折阶段。这时的投资者往往被情绪所控制而形成了心理群体。这时该心理群体所达成的共识不可能是建立在理性判断基础之上，因此不可能是正确的决策。 其次，投资者应该特别警觉“集体决策机制”。 “集体决策”中的“集体”不一定就是心理群体，但是集体比个人更容易转变成心理群体。美国心理学家所做的多项心理实验表明，由于心理因素的作用，集体决断非常容易导致更高的差错率。 对于一般的个人投资者来说，“集体决策”的典型表现就是“讨论行情”。无论是在交易场所还是在时下流行的证券论坛，由于心理因素使然，讨论行情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国一些著名投资家都对“讨论行情”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其有百害而无一利。讨论行情的过程不但是一种集体决策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情绪相互传染的过程。 在证券论坛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众人喜欢“暴炒”某论坛名人的帖子，纷纷表示赞同帖主的观点。此即为“英雄所见略同”。话说回来，一个人可能是英雄（个人更容易冷静客观地分析、决策），两个人可能还是英雄，如果一下子冒出一大堆“英雄”算怎么回事？毕竟“金字塔型结构”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位很聪慧的MM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当很多人对你叫好时，你应该做的就是提高警惕。真是一针见血！谁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渴望他人的交流和认同是人类的天性。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是，切莫将自己迷失在人群中。 （三）勒庞理论观点之三：心理群体的形成机理。 人群中的个体在形成心理群体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三个主要外因的刺激。这三个外部因素通常构成心理群体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这三个外因是：1、情绪激发----人群中的个体由某一情绪所激发并最终被该情绪所控制。2、情绪传递----人群中的情绪由激发进而相互传递（相互感染）并最终控制了整个群体。3、建议接受----当人群被某一情绪控制后，人群便极易受到外部建议的控制并受其指挥参与某一激烈的行动。 在股票市场中，人群比在其他社会生活中更加容易形成心理群体。这是因为股票价格的信息传输网络非常容易地把广大投资者联系在一起。而股票价格的变动以及市场相关事件信息的迅速传播功能可以轻易地起到“情绪激发”和“情绪传递”的作用。 从勒庞的心理群体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投资者的自我情绪（即心态）控制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避免成为任何一个投资心理群体中的一员，我们需要从控制这三个外因着手。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避免自己的情绪波动，也就是对“情绪激发”环节的控制。只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能进一步避免人群的情绪对自己的感染，也才能进一步避免被动接受外来建议的暗示或控制。反过来，投资者注意对“情绪传递”环节和“建议接受”环节的控制，也有助于加强对自己情绪波动程度的控制。 当然，良好的情绪控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需要不断地自我磨练，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对市场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信心、建立严明的操作纪律。“6-24”行情前后是研究心理群体形成机制，反省自我情绪控制的绝佳时间，有兴趣者不妨自己回味一下。 （四）勒庞理论观点之四：心理群体的整体心理特征。 当心理群体形成之后，心理群体的整体心理状态将具有以下三项基本特征：1、冲动性；2、服从性；3、极端性。 冲动性，是指心理群体的整体行动可以在某一外界强刺激因素的激发下迅速发动，并且这种行动的方向可以在外界强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向相反方向逆转。因此，心理群体由其情绪的高度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行动方向的极度不确定性。 服从性，是指心理群体具有自愿服从外来指挥的心理特征。由于在心理群体的形成过程中，群体中的个体已经丧失了个性，因此他们具有自愿伺服别人意愿的强烈愿望。 极端化，是指心理群体的实际行动往往常常明显超过必要的程度，因此常常会导致过激的后果。 勒庞对心理群体整体心理特征的概括，具有极高的准确性，对证券投资者而言也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首先，由心理群体的“冲动性”特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并警惕证券市场中价格急速变动的情况（超出常态），从而更加有效地防范投资风险。投资者必须对“小概率事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1998年美国由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领导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投资中遭受重创以至几乎破产的事例，就是由于这些专家学者习惯于经典数学研究中的常态思维模式，而对市场心理的冲动性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完全估计不足所致。 其次，心理群体的“服从性”特征在证券市场上主要表现为投资者对“权威”的崇拜，以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者在投资行为上的一致性。投资者对心理群体“服从性”特征的警觉，应该特别表现为对所谓市场“权威”及其观点的警觉。 说到这里，有必要剖析一下证券论坛中的“高手”现象。一些投资者热衷于寻找“高手”，迷信权威，实质上采用的是一种搏大概率事件的投资策略（如果能称之为投资策略的话）。所谓“高手”，无非是此人历史上预测的成功率较高或者操作的赢利率较高。对于那些对市场认识较浅，交易技术不精的投资者，采纳“高手”的意见，无疑会提高自己的胜算。话虽是这么说，实际上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一，“高手”的成功率是相对的。也许他对了九次你都没听，第十次你听了他的意见，偏偏这回他出现了重大失误；其二，“高手”是人而不是神仙。即使某高手百发百中，试想，在一个利益博弈的场所，如果大家都认同该高手的观点，采取相同的市场行为，市场最终将证明所有这些人都是错误的；其三，“高手”会被众多的拥护者“宠坏”；其四，利益场上不排除某些别有用心者混迹于“高手”之列，这一点已经为许多事实所证明。个人认为，“高手”爱好者需要认清上述事实，在面对自己的偶像时保持一份清醒。 第三，心理群体的“极端化”特征，导致证券市场上很难看到固定波长的周期现象，而最常见的是不规则周期。在投资历史上，这种由心理群体“极端化”特征导致的不规则周期现象，往往会给不警觉的投资者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比如，日本股市于1989年开始走熊，十几年过去了，投资者期盼的牛市始终没有到来，而且今年日经指数又屡创新低。市场中常见的一个词是“最后的疯狂”，这便是心理群体“极端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 （五）勒庞理论观点之五：心理群体的思维模式定律。 按照勒庞的观点，心理群体的思维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1、表象化：心理群体几乎不具备逻辑推理能力，也不接受任何逻辑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特征表现为“肤浅”和表面化；2、形象化：心理群体具有极高的形象想象力，也极易接受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心理群体善于理解“图象化”的建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 勒庞这一定律在证券市场中得到深刻体现。市场常以形象思维的方式激发起心理群体的情绪冲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煽情”。看看每日见诸证券报刊的股评术语，诸如“大盘有调整的要求” （拟人化），“黑色星期一”（色彩渲染），“空方突破1600防线”（鬼子大规模进犯？），“重大利好”、“重大利空”（典型的煽情！）等等。 如果你已经被这些语言打动，小心，你要成为某个心理群体的一员了！ 关于大众心理学，或群体心理理论，还有很多观点，不过主要的还是勒庞在一个多世纪前归纳出的上述五点。此外，也正是从勒庞的群体心理理论出发，尼尔发展出他的相反意见理论。 研究群体心理，可以更好地认识市场，趋利避害，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我们需要经常反省的一个问题是：何时该与群众保持一致，何时又该与群众分道扬镳，做到独善其身。相信，我们对群体心理知之越多，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就会越深刻。 （专题二）相反意见理论 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是投资者最熟悉，也最常用到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的投资专家汉弗莱.B.尼尔，源于勒庞等人的群体心理理论。 在证券市场中，从最初的数人头、数自行车，到近年来刚刚出现于一些报刊的证券专版和证券网站的多空情绪指标，投资者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着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 也许有人要就上述逆向思考的现象进行“逆向思考”：如果大家都掌握了“数人头”的方法，这种方法还会有效吗？ 不错，这是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一个博弈的市场中，一种分析方法一旦被众人掌握就会失效。但是，对于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其起源和内涵，我们就不会怀疑其应用于证券市场，乃至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有效性。 此外，尽管有不少人在应用相反意见理论，但是又有多少人深入研究过其内涵及其适用性？还是让我们从尼尔的理论开始，一起来研究这种理论和方法。 一、尼尔的相反意见理论与逆向思考方法 逆向思考方法来自于相反意见理论。所谓逆向思考方法，“是一种深刻的反思方法，应用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逆向思考方法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当前流行的政治、社会、经济趋势中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总之，目的就是和大众观念竞争。” 关于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尼尔的主要观点是： （一）逆向思考的经验告诉我们，下面这些说法值得我们注意： 当所有人都想得一样时，每个人都可能是错的； 太多的人发出同样的预言，预言反而不会应验； 在同一种预言上层层加码，预言就会不攻自破。（原因在于，太多的人预料同样的事，必定会导致相应的预防措施，结果就抵消或绕开了当初的预言。） （二）相反意见理论只是一种思维方法。它主要是对大众普遍预期的一种矫正方法，而不是一种预测系统。 （三）人类的本性决定了相反意见理论是成立的，这些本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习惯、情绪、急躁、习俗、贪婪、刚愎自用、模仿他人、一厢情愿、如意算盘、相互感染、轻信、冲动、恐惧、过敏、造作。 （四）相反意见理论建立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法则之上，在这些法则之间存在着下列逻辑关系： 1、群体往往受制于人类的本性，而个体往往会抑制此类人性的弱点； 2、人是合群的，人类具有本能的“从众”冲动； 3、人们具有接受少数成员的感染，模仿少数成员的言行举止的本性，这使得人们容易受到各种暗示、命令、习俗、煽动的影响； 4、群体丧失了理性思维的能力，而只接受情绪的控制。群体用“心”（情绪）思考，而个体则用大脑思考。 总之，尼尔认为，“所谓逆向思考的艺术，一方面是要训练您的头脑习惯于深思熟虑，选择同普罗大众相反的意见；另一方面，您还需要根据当前事件的具体情况，以及人类行为模式的当前表现来推敲自己的结论。” 此外，尼尔一再强调应用相反意见理论进行逆向思考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社会经济与政治运动的宏观趋势，而不是为了把握证券市场的细微波动。这是我们在应用相反意见理论时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 二、对逆向思考方法的再思考 （一）逆向思考方法的基石：资源的稀缺性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资源的稀缺性是一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公理”，对此我们已有深刻的认识。在资源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以下的逻辑关系：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速度的有限性，而这种增长速度的有限性又反过来强化了资源的稀缺性。 在人类经济史上曾经爆发过许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并且，这种危机呈现周期性地重复。历史的不断重演，说明了人性中有不可克服的缺陷。而正是人性的弱点，又导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呈现出周期性。 因此，只要资源是稀缺和有限的，则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竞争不可避免，则人生就是一场博弈。人类社会的博弈本质，决定了满足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是不现实的。由此，在这场博弈中，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采用大众的相反意见就是一种胜率较大的思维方法。 （二）逆向思考方法并非是一种预测体系 逆向思考方法，或相反意见理论，并非是一种预测体系。这是尼尔一再强调的另外一个问题。尼尔认为，“相反意见理论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帮助我们在预测中避免犯错误，而不是运用它作为预测的主要手段，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关于预测，有个著名的“墨菲定律”：一项预测越是被广泛接受，它就越可能变得不准确。由此可以推论，权威的预测者的预言永远不可能应验，因为大众接受了他们的预测，而每个相信他们的预言的人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己，从而导致了预言的落空。这个原理在投资实践中已得到多次验证。比如，今年年初，市场普遍认为今年大盘将保持箱体震荡格局，箱顶在1850点附近。如今，大半年过去了，大盘却连1800点都不曾碰上一下。 承认相反意见理论不是一种预测体系，并不否认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的实用性。相反意见理论不是预测体系，但应用它可以对他人的预测进行核查和过滤。而且，在把握大众行为和市场趋势方面，相反意见理论和逆向思考方法更有其独到之处。 尼尔认为，“当所有人都想的一样时，每个人都可能是错的。”对于这个断言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所有人的想法一致”指的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其二，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是错的，并不是说大众一定就是错的，或者说大众总是错的。 根据相反意见理论，大众通常在主要趋势上是正确的。趋势是由大众推动的，正因为大多数人看好市场，市场才会因为这些看好情绪不断转变为实质性的购买力而上升，而且此上升过程有可能持续很久，直到市场中所有人的看好情绪趋于一致时，市场就会发生逆转----原因在于供求的失衡。 所以，在应用相反意见理论判断市场趋势时，请记住：“在趋势发展过程中大众通常是正确的，但是在趋势的转折处大众却总是错误的。” 由于人性的弱点，本该小心翼翼和深思熟虑的时候，大众总显得热情而乐观；本该大胆进取的时候，大众却显得胆怯。趋势的转折总是出现在大众明显发现这种转折之前，使用逆向思考方法可以使我们洞烛先机，先人一步采取行动。 （三）对主流观点的认识是应用逆向思考方法的关键 先来看几个问题：1、什么是目前流行的大众观点？2、如何了解目前流行的大众观点？3、如何评估其流行的程度和意见的强度？ 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发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或证券市场的主流观点。这是应用相反意见理论的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工作。 尼尔认为，主流观点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媒体的观点往往代表主流观点； 2、证券分析师一致同意的观点往往代表主流观点； 3、一般投资者常常议论的观点往往代表主流观点。 在证券市场上，当某一观点同时兼有以上特点时，投资者往往可以比较有把握确认该观点就代表着当前市场上的主流观点。如1999年6月，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刚刚发表，行情正在“恢复”之中，投资者一致看好后市，场外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场。然而，到了6月30日，市场却嘎然而止，给投资者当头一棒。当时的主流观点是看好后市，与之相对的就是对后市看淡的观点。其后的市场走势，证明了逆向思考方法的正确性。 在市场中，有不少人骂股评。实际上，“存在即合理”。整体上看，股评往往代表了主流观点。也就是说，了解股评家（包括证券论坛的“业余”股评家）的普遍看法，大大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的主流观点。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政策市，在政策市下，宣传手段已经成为一种有力的调控工具。那么，政策的取向是否代表了主流观点？就本人的理解，重大政策出台之际市场往往会出现重大分歧，最终市场的运行方向不能简单地用政策的“利好”或“利空”来判断。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政策是与市场相悖的。也就是说，大众在更多的时候趋于迷信政策，从而形成当时的主流观点。我们不妨回忆一下1999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社论前后的市况，以及2001年6月国有股减持暂行方案出台后的市场情况，相信会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三、相反理论与数量化测市 “何时采取相反的立场？如何评估大众意见？我们应当寻找何种强烈程度的普遍意见？”这些问题涉及到将相反意见理论数量化的问题。 在运用相反意见理论时，理论上，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指标，比如“多空情绪指标”。数据来源可以是各大券商、基金、专业咨询机构、专业报刊等主要媒体，以及主要证券论坛等，在采样的基础上计算出看多和看空的比例。 以多空情绪指标为例。该指数从0开始（代表所有人都绝对看空），到100%为止（表示所有人都看多）。如果多空指数在50%左右，则表示看多看空情绪参半。多空指数一般在20-80之间震荡。如果市场一边倒地看多或看空，表示牛市或熊市已经走到尽头，市场即将转势。当然，这种极端情况很少出现。 多空指数的数值范围为0-100，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含义，详见下面的说明： 多空指标（%） 指标含义及操作提示 0-5% 一个主要的上升趋势近在眼前。物极必反，大势跌无可跌之际，即是转势之时。此时应把握时机，大胆做多。 5-20% 在该区域大多数人看空，只有少部分人看多。空头居于压倒性优势，大势随时可能见底。对于大势是否已经见底，需要以其他技术指标和成交量等辅助判断。 20-40% 看空比例仍高于看多比例。一般来说，投资者顺应趋势，继续看空为上。如果在该区域大势不再向下，则大势会变得十分不明朗，此时以观望为上。如果在该区域大势反转向上，一般来说升势会十分凌厉。因为市场选择了明确的方向。一般，当大家看空时出现上涨，会出现急速的上涨行情。 40-60% 市场趋势不明。在该区域，因为市势不明，投资者保持观望，保证资金安全为上策。 60-80% 看多者占多数，但又并非绝大多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上升余地。但是，如果此时大势不涨反跌，则几乎会是急跌行情，且会造成投资者心理恐慌。通常，在大家看好时出现下跌行情，一般会出现近期的低点。 80-95% 多头处于明显优势。很多时候，市场都会在这个区域转势向下，但是有时也会在大众普遍看好的情绪下，继续上涨行情，直至所有人看好为止。此时，应利用技术分析手段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判断。 95-100% 大众全面看多，该投入的资金已经悉数入市，已经是弹尽粮绝，强弩之末。转势就在眼前，此时不可恋战，迅速清仓出局！ 说明：1、以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模型，实际上由于采样等因素限制很难做到。 2、统计数字的采样应力求全面，即覆盖面要广，涵盖各类投资者；样本应该力求相互独立；样本容量应该足够大。 3、本人曾经就一个40个样本的数据做过统计分析，但测试结果与上述模型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谁有好的数据和测试结果，请让我学习学习。：） 4、对于缺少做空机制的中国股市，惟有做多才能赢利。因此，多头思维始终占据上风，即使在空头市场多方也只是暂时蛰伏而已。因此，在设计该指标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些适当的调整。例如，把区域做以下划分：0-5，5-20，20-55，55-75，75-95，95-100。 个人认为，对于心理层面的东西，还须“用心”去体会和感悟，此类指标只能是用于辅助判断。毕竟冰冷冷的数据无法确切地反映活生生的人的心理。 再说一点个人体会：在证券市场中应用逆向思考方法，应该考虑不同的市场情况，而不能生搬硬套。遇到迷惑之处，不妨在高一级的市场趋势中进行判断。总之，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此而已。 让我们用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结束关于相反意见理论的研究：股市----在绝望中新生，在犹豫中上涨，在欢乐中死亡，在大众满怀希望中暴跌。
索罗斯思想及其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在世界金融领域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内，“索罗斯现象”可能是知名度最高的了；“索罗斯现象”（世界头号金融杀手现象？）、索罗斯思想、索罗斯理论及其操作方法等，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和思索。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也是极其深刻的。首先，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其一举一动都牵动整个经济、人心。正是这种背景下，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长期不可思议的成功运作（投机？）和影响，是受到注目的直接原因。其次，索罗斯还是一个有着较高哲学功底和深刻思想的理论家，与一般实用主义投资家不一样，他是用一种有着深刻哲学思想背景和理念、并结合自己气质和志趣的方式，来认识社会、经济和金融市场并进行操作的；因而在较深刻的层次上，形成了其独特（极具争议）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更广泛地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最后，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二十纪末全球经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近年来的全球剧烈的金融动荡也许正是这种深刻性的直接反映；但这种变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还是象有些人说的，是索罗斯挑起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 越来越引起全球人们的关注和深思。 我认为，无论对索罗斯个人行为功过评价的各种观点如何不同，“索罗斯现象”本身所引起的种种新的认识、变化和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思考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避免对索罗斯行为功过的价值评价，而尽量平静而客观地对索罗斯的哲学基础、思想的形成、经济金融思想，及其思维、研究和实际操作方法等方面，谈谈作者的初步认识及其若干思考。 一、索罗斯的哲学思想架构及其演变 1、 索罗斯思想的哲学来源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作者深深感到，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成功运作和影响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或独特特征，是其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及其自我领悟的思想理念。因此，要真正认识索罗斯思想，必须首先了解其哲学基础及其自我形成的世界观。索罗斯明确表示，他的思想形成主要是受到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开放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他说“我受到波普很大的影响，不只是受他《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本著作的影响，他的科学哲学对我的影响更大。” 卡尔·波普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而跻身于国际学术界的,他的其它重要著作有《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这些著作大都有中译本)。他的科学哲学思想亦即所谓“证伪主义”，曾在四、五十年代十分盛行，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本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界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鉴于本文内容重点和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全面介绍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但必须指出的是，深入学习和了解波普的思想，可能是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索罗斯思想的关键和难点。根据作者初步认识，也为本文进一步展开的需要，下面只是十分简要地概括一下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轮廓。 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一般称之为“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的理性主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研究科学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其静态结构；第二，彻底反对归纳法，认为科学研究的起点不是观察（事实或语言）而是问题（猜想或假说）；第三，科学思考最基本的概念单位只能是暂时接受的科学假说；第四，我们是通过猜想与反驳的程序来获得科学理论的，即大胆的猜想、严格地检验和批判；第五，从来就没有稳固的知识基础，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暂时性的知识基础；第六，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应以“可证伪性”为分界原则，来分辨科学与非科学；第七，肯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并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科学是来自形而上学。 即使从上面简要地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波普科学哲学思想的新颖性、鲜明性和彻底性；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得“证伪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演变中的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科学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巧合的是索罗斯1949年进入了波普任教的伦敦经济学院，很快就被其思想吸引，并开始对有关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较长时期的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构架、语言体系和实际应用方式。值得指出的是，在下面有关索罗斯思想的介绍中，并看不到严格意义上哲学论证和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只能从波普等的科学哲学思想中寻找；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波普的科学哲学也许是深入了解和理解索罗斯思想的哲学基础。 2、 索罗斯的“彻底可错性”思想 所谓“可错性”观念是索罗斯思想的核心。我认为，它实际上是波普“可证伪性”思想一个形象而具体的、“索罗斯式”的说法。这种观念认为，人类对于其置身的这个世界的认识，与身具来就是不完整的，亦即人们思维与客观实在之间永远存在着扭曲，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掌握了终极真理。对于“可错性”观念的重要性，他说“可错性不仅是我世界观的基石，也是我所作所为的基石。” 下面我们通过索罗斯对有关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来理解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及意义。 索罗斯认为，如果承认客观实在与我们对实在的认识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扭曲），那么对这种差距及影响的认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观念表明，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绝对把思维和实在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来说尤其如此。进而应该认识到，人们的思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总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反映了思考活动所要寻求理解的实在；而另一方面，思考的结果也会或多或少成为实在本身的组成成分。因此，对于人的认识来说，绝对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是不存在的。 索罗斯认为，其“可错性”观念直接来源于波普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演变成他的“彻底可错性”观念。他认为他的“彻底可错性”思想可明确表述为：“所有人类心灵的建构，不论建构局限在我们思维深处或表现为各种学科、各种意识形态或各种体制，都是有缺陷的。” 这里的“有缺陷”不是可能“可错”，而是肯定“可错”。他还认为，“彻底可错性”观念也许听起来很消极、悲观，原因是我们都怀有幻想，渴求完美、永恒、终极真理。事实上，我们无法获得完美和不朽，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他相信，实际上“彻底可错性”观念有非常积极和启示的一面，它打开了我们批判理性思维的大门，隐喻了我们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有无限的空间，我们的思维或社会有无限改善和发展的余地。而在实际行动中，他则体会到“可错性观念鼓励我寻找每一个情境的缺陷，然后在找到缺陷之后从中受益。” 下面我们将看到，“彻底可错性”思想实际上已成为索罗斯的基本信念，并由此形成其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及实际行为方式。 3、索罗斯的“反射”思想 在“彻底可错性”观念的指引下，索罗斯十分重视社会现象中,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关联双向性的重要意义，亦即人们对社会事务思考作用（或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二重性。他仔细分析到：一方面，参入者思考的目的是寻求对他们所参入情景的理解，总希望找到和事实（实在）完全相符的一幅图象，这可称之为消极的或认知的功能。另一方面，参入者的思考又同时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即根据他们的意愿在重塑着事实（实在），这可称之为积极的或参入的功能。因此，他提出，假如这两种功能同时发生作用，就称此情境为“反射”。“反射”概念是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其“可错性”思想的具体延伸。 理解“反射”思想的含义及重要性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根据“可错性”观念，人们的认知功能天生就是不完整的，并且这种扭曲的认知必然参入到人的行为中，而人们行为的结果又形成了社会事实（实在）。反射思想认为，认知功能与参入功能之间有一个重叠地带，这种重叠地带的某种情形中，两种功能可能相互干扰。一旦这种干扰形成，我们对情境的理解就会明显扭曲，或者说人们所理解的实在或事实本身总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或人为的偏颇，实际情境的演变就会变得不确定了。因此，反射产生的根源是“可错性”，反射的结果则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反射”思想的意义还在于肯定“不确定性”事件的重要性。反射本质上是由于人们认识“可错性”引起的；如果人的认识不存在“可错性”，反射概念也就失去意义了。一般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千差万别，而社会（综合）层次上的反射情形又是个人层次反射的综合结果，最终归结为人们心理预期的综合，异常复杂而不确定。索罗斯认为，反射是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因。 再次，反射的实际意义还指出，我们的思维主动影响到我们参入的事件或思考的对象；同时又由于我们对实在的理解与实在之间总存在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影响各种社会历史事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反射的意义非同一般。“事实上，使过程变得具有真正历史性的正是反射。” 当然，并不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反射的，应该把日常事情与历史事件分开。在日常事情中，引起反射的两种功能中，往往只有一种功能发挥作用，由此反射消失，使得有关的情境能够维持现状，使得问题的研究变得相对简单。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关注的应是历史事件，而不是日常事情，这也正是反射重要意义所在。 最后，有时时间的流失能够在思维和实在之间起点绝缘作用，似乎可以把认知功能和参入功能分开，这时反射思想可以被视为是认识思维和思维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捷径，原因是这揭示了反射作为一种真实现象的重要意义。但应注意的是，在塑造参入者的自我形象、价值观和预期心理方面，反射的效力比起其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效力来，则是更普遍、更迅速的，这表明人们价值观和预期心理中特有的不确定性主要还是来自主观的影响，实际上表明反射现象无处不在。 4、索罗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及其真理观 传统的科学方法论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确定性的关系，确定性完全成了判断科学和真理标准的特征。在哲学意义上，这一思想则表现为：只有能够判断为真或假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真或不假（不确定）的陈述是没有意义的。索罗斯依据其“可错性”和反射思想，完全反对这一观点。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确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的确对事实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确定性成果。但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科学也变得没有那么确定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确定性也存在一定的界限，一旦越过此界限，观察本身则无法和观察对象分开，结论也就变得不确定了。例如较早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继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后来的混沌理论等，都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不确定性现象的客观性和重要性。例如混沌理论所主张的，宇宙中所有事件都是独特而不可逆转的“宇宙不确定论”的观点，给人们带来了更新的观念，使得不确定性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认识。 从实际意义上讲，认识社会现象中的不确定性更为普遍和重要。索罗斯指出，不确定性现象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新现象，本来就根植于常理之中。而“人类事务的有些方面仍未有正确的解释，但原因不是因为反射观念才刚刚被发现，而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竟刻意把这一概念隐瞒起来。” 针对不确定性重要意义，他还明确指出，“真实价值不确定的陈述不但不是没有意义，而且还比真实价值可以确定的陈述重要。后者构成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真面目。但前者表达了我们与身具来的不完美的理解，却可以帮助我们形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 当然，不确定性观念的深刻意义，在于引起人们对真理的重新评估，而不是对真理的否定。 索罗斯还认为，传统的真理体系只是强调陈述的真或假两类范畴，但对于一个包含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参入的世界来说，这个体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认另一类真理范畴，这就是真实价值要视其影响而定的不确定性陈述或反射陈述。他称之为第三类真理，并认为反射现象构成真理概念的重要意义是：事实未必构成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传统看法认为，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是判断真假的依据。但如果了解反射意义上的真理观，则可认识到陈述是否与事实相符，可以有两种方式达到：即可以是提出真确的陈述（相对的）；但也可以通过陈述去影响事实（绝对的）。换言之，是否与事实相符并不能保证陈述的绝对真实，对于社会现象来说更是如此。例如，所有有关价值的陈述性质都是反射的。他强调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来思考社会现象，但如果承认反射或不确定现象的真理性，则应修正我们思考人类和社会事务的方式。 二、 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及其经济思想 1、 索罗斯的社会科学观 索罗斯思考问题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在对“彻底可错性”信念深刻自我的领悟中，他的科学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在较深层次上与波普的科学观产生了根本的分歧，这正是索罗斯思想新颖和独特的方面。他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赞成波普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 索罗斯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自然现象世界中，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是直接相连的；或者说，这里的事实是独立于科学研究陈述之外的。换言之，自然科学中事实的客观性虽说不是绝对的，相对社会事件来说,其客观性却是十分显著的。也正是这一重要特征，使得自然现象本身既能作为科学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又能作为衡量研究结果对错及有效性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界限内，这一基本特征正是自然科学进行确定性研究，并取得大量确定性知识的基本前提。而对于社会现象来说，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里陈述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在社会现象世界中，由于其过程参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与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不能明确分离开来，即人不可能独立或脱离自身来观察自己。这个观点可简单地表述为：如若以一社会事实为起点，事实经过人们的思考产生认识或决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形成下一个事实。这里一个事实并不直接连接下一个事实，而是明显参透了人的观察或思考，事实本身已不是客观的，亦即事实与人的思考是相互影响的，这时主客体是合二为一难以明确分离的。因此，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则可以进一步认识到，社会现象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例如人们在理论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理论上的假设条件（总是有限的）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地理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可能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社会现象中显著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心理等复杂因素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都远甚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可能象自然现象那样进行重复实验，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科学研究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而也是一种具有反射潜能的现象。科学家可能以观察者和参入者的身份与其观测的对象发生关系，而相对来说，自然科学方法的特点是，这种反射的两种功能并不相互干扰。我们说自然科学研究中，事实和陈述之间的分界相对是清晰明确的；是表明这样意思：不管有关大自然的各种理论假说如何不同，大自然仍独有其运行的方式，科学家的思想和科学活动对之无法改变。例如，无论科学家本人的科研动机（如崇高理想、财富或地位等）如何，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通过客观事实的检验！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其科学活动本身的反射功能是不可避免的。简单说，其一是研究对象的非独立性或客观性（上面已谈到）。其二是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亦即社会科学中的反射性隐含了人的思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也意味着参入者和科学家都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影响人类的行为，进而影响到事实本身，这样判断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标准就消失了。因此，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完全去模仿自然科学是错误的，也是难以成功的。而另一方面，它还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因为它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权威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相当冲击。换言之，在反射的作用下，社会科学可以无效但却有用。虽然炼金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却可能变成成功的炼金术。 总之，索罗斯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必须承认人类的许多行为并不受所谓无时间限制的自然法则所控制，必须防止自然科学方法的泛用。当然，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限制，并不表示我们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必需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是表明在认识反射现象的基础上，我们应有勇气探索新的研究方式。 2、 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 从知识层面上说，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这里是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掌握并不具有相当的水平；他在大学虽说学的是经济专业的，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方面。另外他说他当时就已感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主要基本假设存在严重问题，而失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他也承认自己对于西方经济学及其大量新的发展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但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索罗斯对西方经济学（下面简称经济学）的认识和批判，主要集中于其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所谓实证方法论）方面；其批判性质是根本性的、深刻性的；而不是具体的、内容性的。这种认识和批判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深思。 首先，索罗斯认为，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并且从形式上看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学最核心、根本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应把经济学当作象自然科学那样学科来研究；并期望找到经济普遍有效的法则，解释并能预测经济行为。作为经济学中最核心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反映。“均衡”一词完全来自于牛顿的物理学，两者含义十分相似。经济学上的“均衡”更象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信念体系产物或理念，并由于其物理学背景取得了先入为主的经济学地位。例如，“均衡”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它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唯一源驱动力或最终结果；它是一切经济价值的唯一价值中枢；它是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一般规则等。索罗斯还认为，现实中均衡既不存在也是不可检验的，均衡可能更象是市场参入者对着的一个不断移动目标调整的状态，它并不是唯一的、确定的，因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当然他也承认，对于日常（或常规）情况下的大量经济事件，由于此时认知功能不变，亦即在生活经验的常规作用下，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可能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但对于具有重要意义或反射意义的经济历史事件，均衡式的经济分析就无能为力了。索罗斯认为其原因是，均衡式的分析关心的只是所谓其静态结果，而不是实际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经济学关心的是确定性而非不确定性。因而他指出“我认为经济学是很高明的理论构思，我质疑的是经济学用在实际世界的可行性。” “如果现象不遵从超越时间的限制、普遍正确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怎么能用来产生预测和解释呢。” 因此可以说，经济学追求或得到的也许只是自然科学的信念，而失去或放弃的则是其理论的真实性或实践性。 其次，索罗斯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彻底地批判。经济学追求科学信念的直接产物，是其方法论带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特征。经济学方法论又称之为实证方法论，其基本过程可简单地表述为：先作出假说或一组假设，然后进行逻辑（数学）推导和得到确定性结论，再进行有关统计检验。这正是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假说演绎法”，其基本模式的简洁形式可看成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初始条件、一般通则、最终条件。这三个部分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初始条件与一般通则结合产生预测，一般通则与最终条件结合产生解释，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结合产生通则的实验方法。其中的关键是要使科学实验可行或有效，即“一般通则”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索罗斯认为，由于社会事件中，反射现象改变了参入者的思考和事物的实际状态，不受时间限制的通则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即不可能存在能重复同一社会现象的实验。这样，这个精美科学方法模式的可靠性就完全破坏了。 当然，经济学家们并非没有意识到社会现象这类性质的复杂性，只是他们更相信传统宇宙决定论的世界观，相信自然科学是唯一的权威。因此，经济学在确定和应用其实证方法论时，必须作出某些重要的预先假设，这些重要假设的基本特征或作用可概括为：（1）注重静态忽略动态；（2）强调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3）承认理性否认非理性。针对这类假设的作用，索罗斯深刻地指出“经济理论能够模仿物理学的唯一方法，是从经济主题中消除反射性质，……经济学既不关心手段，也不关心目的，只关心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手段和目的必须视为已知的事实，这是方法论上的设计，目的在于连研究反射互动的可能性都要排除掉。” 经济学中有关这类重要假设是我们熟知的：如强调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假设经济学研究能避免有关价值判断）；均衡存在性的有关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数目充分大假设等；有关理性经济人、理性预期假设；需求定律假设；供求曲线独立决定价格假设等。这些假设对于实证方法论的重要性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可以看出它们在排除反射性质方面的明显作用。 3、 索罗斯的经济思想 索罗斯不信任社会科学的科学意义，并特别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给予了根本性的批判；同时，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事务的反射性质、不确定性、不可逆性或历史性。这种认识的确具有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信念的改变，即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随之而来，则是用“不确定性”或非科学的分析架构替代科学或“确定性”的方法论。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初步认识这种思想具体内容。 首先，考虑索罗斯所谓“可错性”信念在经济分析中的意义。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事件可分为两类事件：一是所谓“常规事件”或日常普通事件，二是所谓“历史事件”。常规事件的特征是，其参入功能和认知功能都不会发生具体的变化或影响；这也正是均衡分析能起作用的原因。与此对应，一般来说，在经济相对稳定时期，常规事件的特征也相对突出，这时均衡分析容易不自觉地被采用或看起来相对有效.但这种均衡分析及其有效性的实际意义几乎没有，因为常规经济现象的分析结论，要么是那些已成为人们的“经验或习惯”，要么是因制度限制下的规则行为，而变得习以为常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索罗斯认为均衡分析脱离或改变了经济学本来的主题，理论上是“科学化”了，但却变得无实际意义了。他认为，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和经济学应关注的主题，应是所谓“历史事件”。历史事件的特征是反射性的，即其两种功能会同时相互作用；要认识它则必须具有“可错性”的信念基础，并把它当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错性”观念和反射思想表明，关注或研究“历史事件”意味着，否定经济运行中“均衡”的唯一性分析，亦即否定确定性分析或逻辑性分析；还意味着应关注经济的动态分析，特别是经济波动转折点的分析；并同时认识到或承认，“历史事件”分析和预测的不确定性或可错性、方法的非科学性。 其次，考虑索罗斯社会经济分析方法论的新特点。索罗斯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那么他是如何来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呢？索罗斯根据其反射思想，构造出了其分析的基本概念框架，他把社会经济状态分为三种类型：近似均衡、静态不均衡、动态不均衡。 （1）近似均衡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认知和参入功能之间的反射作用，表现出使思维和实在不至于分离太远的状态。这时人们能够从经验和教训中学习，并能根据主流的观点作为行动的基础，同时有一重要的过程运作其中，使得人们的偏见得以矫正。虽然完善的知识依旧无可企及，但存在一种朝向均衡的趋势。索罗斯认为，这种状态是现代西方世界之开放社会一种特质，并与批判性的思维模式有密切关系，可看成是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常规”状态，人们一般在自己的经验中非常熟悉它。近似均衡状态虽然波澜不断，仍属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可与经济的“均衡”状态对应，但它们本质上的含义和理解是不同的（均衡状态唯一和不唯一性，或者规律性和非规律性）。 （2）静态不均衡是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封闭环境（封闭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参入者的思考与真实情况相差很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者的差距将越变越大。这是因为一个封闭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已并入其体制中运作，而偏见不会依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自我调节。这种体制试图把实在镶进其概念框架之中，即使情况无法改善也难以放弃。在教条盛行的环境下，社会经济状况可能变得非常僵化，又由于缺乏矫正机制，实际情况却越来越远离人们的预期。当然，思维与实在的远离不可能无限下去，一旦矫枉过正，其冲击力将是毁灭性的，或者说经济波动将是十分剧烈可怕的。静态不均衡可以看成那些经济波动巨大波幅震荡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3）动态不均衡是另一种极端动态，主要存在于所谓开放环境（开放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开始人们思维与实在之间的差距变得含混不清，反射功能逐渐趋强，实际状态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参入者的价值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在人们价值观变化与事件之间的演变中，有一种共同的自我强化互动，事件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以至于参入者的理解力跟不上而使情况的状态失控，最终演变为所谓“盛衰过程”。动态不均衡可以看成一般市场经济下，出现较大经济波动时对应的动态过程。 索罗斯指出，这三种状态可以作为实际经济分析基本框架，同时又必须认识到，它们实际中都是不稳定的，可以相互转化，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三种状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判断。他还把这三种状态与水的自然三种状态相比较：即液态、固态和气态。当然，水的三态分隔线可简单地用温度的高低来判断；而对于经济“历史事件”的三态来说，其分隔线的判断就比较难以精确和量化了。他认为，一般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对不同价值观（分为“根本原则”和“权宜之计”两大类）的认同及其变化，来作出分隔线判断的粗线条。但真正的判断过程可能是理念、分析和直觉等复杂综合判断的过程。这里不便作详细论述 。 最后，来看一看索罗斯做具体经济分析的一般程序和对其方法的自我评价。虽然索罗斯反对在经济分析中直接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所谓确定性方法；但在分析框架方面，完全赞同波普的科学方法思想；即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只是利用的演绎法框架或思路而非全部。他说“我是对特定事件的过程有兴趣，……，真正重要的是特定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样的原理在历史过程中甚至更适用，我不能就历史事件做出可靠的预测，只能形成若干假设性的情境，然后可以拿实际的事件过程和假设过程比较，这种假设没有科学上的正确性，但有相当的实用性，能够为现实中的决定提供基础。我不能根据普遍正确的通则预测事件的过程，但是可以设计出一种一般的架构，协助我根据经验预测和调整我的期望。” 我们应注意这种演绎架构与科学演绎法的异同，即方法框架相同而内容不同。具体表现为，首先，这里的初始条件是若干假设性的情境，是不严格和确定的，是不可量化的，而只是某种或几种不确定的状态。其次，这里没有一般通则，无须也不能进行严格推理；而是通过理念、分析和直觉等手段，把假设与实际变化不断进行对比，这种“推理”主要是理念化的，也是不确定的。最后，这里的最终条件（结论）完全是可变化的、可错的和不确定的，毫无科学意义上确定性。因此，索罗斯对其分析方法评价到：“我的架构只是协助我用不科学的方法应付不确定状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差别，用科学标准来判断，我的理论毫无价值，不能产生确定性或概率性的预测和解释，……，本来就应该这样，因为我认识到，有思考能力的参入者的状况，基本上和科学观察者的状况不同。” 如果我们理解了索罗斯“可错性”信念的深刻含义及其社会科学观，就不难理解他的分析方法及其非科学特点的意义。 总之，从上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充分领略了索罗斯经济思想与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在两种思想的路径之间，试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经济学的路径：科学信念──确定性理念（均衡）──假说演绎法（逻辑推理方法）──确定性结论（科学理论体系）。索罗斯经济思想的路径：“彻底可错性”信念──反射或不确定性理念──演绎架构法（非逻辑推理方法）──不确定性结论（非科学理论体系）。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思想或基本信念在其实践和分析研究中的决定性影响。 三、 索罗斯的金融思想及其操作模式 如果说索罗斯的独特信念及思想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层次上，是不会有广泛吸引力的。正是由于他把一般人看来难以具体化的抽象思想，成功地运用于金融市场操作，才使其抽象思想和操纵方式给人以神秘、新颖和吸引；人们希望从中去体会和认识抽象思想的力量和抽象思想具体操作化的方式。 1、索罗斯金融思想概述 按照索罗斯自己的说法，他对波普哲学的兴趣并沉入其长期思考完全是自发的，直到他进入金融行业工作，才开始萌发如何把其哲学观念和思想应用于其金融操作的想法，同时也萌发了在实际中检验其思想正确与否的强烈欲望。下面我们主要以股票市场为例，来简要介绍其有关的金融思想。 （1）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是检验其思想（反射思想）和经济学均衡思想的最好场所。其原因是，股票市场几乎是最符合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条件的市场：例如，集中的交易场所，同质的产品、低廉的交易和运输成本，即时的资讯、为数庞大的参与者确保无人能控制市场运作，还有各种规定严格和具体制度保证市场运作的相对公平。索罗斯以其近三十年的股票操作经验认为，股票市场虽十分接近均衡假设，却无有力的证据显示均衡的存在。而从长期观察看，大量证据显示的是股价总是不断地波动，甚至是剧烈的波动。按照均衡思想推断，虽然股票的基本条件（有关基本价值因素）在不断变化，股价可以或也应完全反映其基本条件的情况；但现实表明，股价变动与其基本条件之间却难以建立起任何明确或稳定的关系。 均衡思想反映在股票操作方法上，则形成了所谓“随机漫步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下，股票价格应该充分反映了股票现在和未来各种信息，个别参与者的操作业绩优于或劣于整体市场状况的可能性完全是随机的，换言之，任何人企图长期战胜市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按照这种理论操作，最好的方法是将资金投入能够反映市场总体状况的指数基金，则能保证其投资收益随总体市场的增长而平稳增长。索罗斯认为，这种理论存在错误，他领导的基金业绩表现长期惊人的优于其股价指数，便是有力的证明。 （2）对“基本分析”思想的批判。索罗斯认为，一般可将股票操作方法分为两大类：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他认为，技术分析主要研究市场的型态和股票的供需状态；一般情况下，技术分析可靠性也许有概率上的意义，它除了认识到股价由供需决定，以及过去的经验有助于预测未来外，并无更深的思想基础。因此，它并不能在预测实际事件的发展趋势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十分有限的。而股票市场上的所谓“基本分析”方法，是均衡思想直接衍生的产物，是他批判的重点对象。“基本分析”的思想认为，股票应被视为其具有真实的或基本的价值，股价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其基本价值，但归根到底是由股票基本价值或基本面所决定的。一般认为，股票的基本价值可以透过其真实资产的赢利能力，或其他反映其基本面的关系加以确定或定义。基本分析方法还认为，不论什么情况下，股价应该随时间而趋于其基本价值（均衡）；因此，有关股票基本价值的正确分析是投资决策正确性的可靠方法。根据反射思想我们可知，索罗斯反对任何形式的确定性投资方法。下面我们看看其批判要点。 索罗斯指出，首先，基本分析方法的核心含义实质上表明的是：股价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单向的。即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决定着其股票的相对价格；而把股价变化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影响可能性（反射性）则完全排除掉了。这与经济学中价格分析是类似的，这一分析上的遗漏对于股票评价影响来说尤为严重。其反射思想认为，实际中股价的变化也会反过来直接影响其基本价值：如通过股票选择权的发行与购回激励其管理层，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司交易等；股价还可以更多巧妙的方式影响公司的形象：如信用等级、产品的市场形象、管理信赖度等。其次，基本分析方法的思想还表明，如果当时股价和其基本价值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则可看作是市场对该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反映。要了解市场这种预期反映的正确性十分复杂，但均衡思想认为市场能巧妙地完成。这种观点完全可从完全竞争理论引伸而来，并由此形成金融市场流行的一个普遍观念：“市场永远是正确的”。索罗斯完全反对这种观念，他说“我不接受股价是其基本价值的被动反应，也不接受其反应会对应于基本价值的说法。我主张市场评价总是被扭曲的；……该扭曲现象会影响基本价值。” 对这一思想他则用“市场总是错的”观念来表示。这一思想认为，股价与其基本价值的关系是反射性的，应将股票价格的演变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并认为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事件的实际进程之间的差异，正是推动该过程的主要因素。当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事件的进程有时可以对应于人的预期，但这只能视为特例。他还提出“我以下面两个陈述取代‘市场永远是正确的’的观念：1、市场在方向上永远具有某种偏颇。2、市场能够影响它所预测的事件。” 并认为，用一定方式将这两个陈述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释为何市场常常能正确地预测事件（在下面介绍有关操作时将详细说明）。 有关索罗斯金融思想其它方面还有丰富的内容，例如：外汇、债券市场，金融信贷、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等内容；可参看其著作的详细介绍。同时也可看出，其金融思想的核心实际上是反射思想在金融问题上的应用；反过来，通过其金融思想，我们能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反射思想及其应用的方式。 2、索罗斯的金融分析和操作模式 索罗斯的金融实践主要在证券市场上，主要包括全球的股票、外汇和债券等市场。八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表明，金融市场已成为全球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频频发生，表明人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十分有限，也越来越深刻表明经济学解释能力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索罗斯多次有关金融市场的成功预测和操作，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下面我们仅就其股票分析和操作的简化模式为例作一介绍。 （1）有关模式的基本变量或概念。此模式只是索罗斯股票操作方式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解释模型，其中的基本变量只有三个：股票价格、流行偏颇（Prevailing Bias）和基本趋势（Underlying Trend）。“流行偏颇”的含义可理解为：股票市场存在着大量投资参入者，他们的观点总是存在千差万别，假设其中部分差异可以相互抵消，而留下所谓主流观点，即称为“流行偏颇”。这个概念包含了“个人认知可以加总的”的假设，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在于股票市场存在共同的衡量标准──股票价格，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流行偏颇是可以观察的现象。“基本趋势”简单说是表示股票“基本面”变化的变量，至于“基本面”的具体含义则难以明确和测量，一般主要包括：盈余、股息、资产价值、未来竞争力及许多其它因素，他们都可作为基本面相关的衡量值，其相对重要性则取决于投资者的个人判断，这表明基本趋势中也隐含着投资者的偏颇。总之，这个模式的基本思路是，股票价格的趋势可以视为“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结合的反映。 （2）股票价格、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关系的一般分析。此模型中，分析方法是根据反射思想，考察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股票价格的互动关系。三者的基本关系是：股票价格由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所决定，反过来这两个因素又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三者又相互影响或互为函数，即某一函数的自变量又是另一函数的因变量。而此模式的典型过程是：如果三个变量形成持续互动的趋势，则彼此的均衡倾向将被打破，这时股票价格的连续变动应视为一个历史变动过程；其简单典型形式是：三个变量的持续相互影响，使得它们先朝某一个方向变化，然后又朝另一个方向变化，即所谓“盛衰循环”。 在具体关系中，当股票价格和基本趋势相互发生正面影响时，称之为趋势的自我增强（Self-reinforcing）；当它们相互发生负面影响时，则称之为趋势的自我修正（Self-correcting）；同样流行偏颇与它们之间也有完全类似的关系。在实际观察和操作中，理解和判断这些关系持续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当流行偏颇受到增强时，则投资者的预期价格与未来股票实际价格之间的背离会扩大；反之，当流行偏颇受到自我修正时，则其背离会缩小。流行偏颇与基本趋势之间、基本趋势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可作同样的理解。总起来理解，在典型的盛衰循环中，至少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上涨可看作是流行偏颇趋势的自我增强所致，另外也有一段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解释为流行偏颇的自我修正所为。关键的是其中必然存在一点，在该点上，基本趋势与流行偏颇的结合力爆发，使得股票价格趋势出现反转，这一点（反转点）的分析和判断是“盛衰循环”分析最关键和困难的。 （3）典型（或单纯）盛衰循环的一般描述 。应该说明的是，即使在上面确定的简单模式中，其三个变量之间错综复杂反射关系的演变过程是千变万化的或不确定的。下面只是从中抽象出极其简单或单纯的演变形式作为描述的对象，希望由此从框架角度和感觉上，初步或直观地去理解索罗斯的分析和操作方式。 假设从股票市场处于近似均衡状态开始，这时市场中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流行偏颇，亦即基本趋势还没有完全被发现。（a）基本趋势尚未被市场辨认出来，随后流行偏颇逐渐形成，基本趋势逐步被辨认出来，并开始受到流行偏颇加强，股价开始形成趋势变化。（b）股价的初期变化不断考验流行偏颇，不时的动摇往往使股价进一步加速受到挫折，这表明此时三个变量之间的反射力处于不稳定或不确定状态，股价演变方向进入测试期。（c）假设流行偏颇和基本趋势仍维持不变，即度过测试期；这时反射力量将加强，股价演变将展开无阻力迅猛加速期，流行偏颇、股价与真实的基本趋势的偏离在迅速扩大。（d）偏离达到极限，预期的过度现象充分展现，极点出现。（e）股价过度脱离基本趋势，再无法支撑夸大的预期，流行偏颇开始出现分化，股价出现剧烈波动，好似梦醒时分。（f）基本趋势开始回头，流行偏颇认清了现状，并发生逆转，股价原变化动力突然消失而猛烈反方向回弹。（g）基本趋势反转，更强化了流行偏颇、股价逆向趋势加速，形成所谓崩溃。（h）最后，逆转的流行偏颇出现另一过度现象，股价和基本趋势之间反方向背离，行情终归逐渐趋稳，形成新的近似均衡状态。新的一轮盛衰循环将重新展开。 值得指出的是，反射思想在此模式中的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股价的变化必然会或多或少影响股票的基本面（不论基本面具体含义是什么），这也是盛衰循环型态形成的基础。这种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通过某种金融政策、法规和制度的改变发挥影响）。当然，这种关系也有特例，既股价变化，其基本面维持不变时，则反射关系可能发生在股价与流行偏颇之间；这时流行偏颇很可能会在短期内被修正，这种情况正是均衡理论和基本分析的范畴（不属于上述盛衰循环的情形）。但如果股价与基本面反射关系成立，流行偏颇所导致的变化（扭曲）则会引起自我增强或自我修正的过程，这正是此模式所分析的范畴，是更一般分析的范畴。（二）股票投资者对基本趋势的认知一定存在瑕疵。这样，瑕疵的最终暴露，必然会促使流行偏颇产生逆转，如引起自我修正则可忽略；如果这种逆转引起基本趋势的反转，则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将形成，这正是反射思想的意义所在。当然，判断该瑕疵是什么，以及它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出现，正是认识盛衰循环的关键和困难所在。 索罗斯认为，上述建立在反射理论上的模型和分析方法，并不能完全取代“基本分析”方法，其主要意义在于弥补了基本分析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原则上，这两种方法可以调和。基本分析试图说明基本价值如何反映在股票价格上，而放射模型则强调股价如何能够影响基本价值，前者是静态的观点，后者则是动态的观点。当然，如果我们对索罗斯“可错性”信念和反射理论等思想有较深认识，就能明显看出上述描述模型是极其粗糙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典型盛衰循环的重要特征，仍具有参照价值。例如，未被认知的趋势、自我增强过程、成功的测试、流行偏颇的增强、认知瑕疵的暴露、极点、反方向的自我增强过程等特征、使我们对证券市场的行为或走向有一个框架式的理解。还要深刻认识到，实际中要准确把握各种特征及其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错性、反射性、不确定性既是此模式的思想基础，也是此模式的方法特点，一劳永逸的操作方法是不存在的。 四、若干初步思考 上面我们是从较纯学术层次上，了解索罗斯思想的基本框架，而避免了其思想中更深层次的个人价值观内容。如此处理的原因，一是有关内容索罗斯本人从没有真实地表达出来过； 二是这一内容无论如何表达，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对此各种分析和评论已有完全不同的评价，难以取得一致。过多地涉及有关内容，自然会影响我们介绍和认识的客观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索罗斯在其“开放社会”信念背后的个人价值观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其财富和基金壮大以后，这种个人色彩的价值观对其行为影响也许是十分主要的，如有人把他比作“经济世界中的希特勒”。 由于本文的特点，几乎很少涉及有关内容，下面作者的思考中也同样少有涉及，希望注意到这一点。 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越来越快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在改变着我们的整个生存方式，如生活、思考、学习和工作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我们思维方式的变化。随着我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也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同时，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仍明显相对落后，也使我们也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如竞争方式、科学技术、理论研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的迅速发展和丰富性，使我们感到跟踪的艰难，甚至有些茫然。正是在这种现实和心理感觉的大背景下，作者希望谈谈有关对索罗斯思想认识的若干初步思考。 1、关于抽象思维意义及实践作用的思考 索罗斯思想及理论给我们最突出感觉和启示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新的思考、研究和学习、实践方式；或者说，我们应重新认识抽象思维或思想巨大的实践力量。索罗斯在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第一章的开头便指出这一关键点，他说“我在很讲实际的商业圈内扬名于世，赚了很多钱，但我的生财之道以及我的人生观却是建立在一些抽象的哲学概念之上的。这可能会使人觉得有点奇怪。但除非我们理解这些概念，否则将很难了解本书各主要论点，包括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和经济学的论点。” 我认为这里索罗斯想说明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具体的科学理论或技术知识是重要的，但理论或技术背后的思想（方法论）或观念却更为重要，因为说到底是思想或观念决定理论或技术，而不是反过来。例如，按照常规的观念和方式，人们要掌握经济学或金融理论等知识或培养个人的实际能力，其一般途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有关已成体系的理论（例如各种已成体系的西方经济学及分支）及其新的发展来达到，人们往往满足照本宣科。我们却看到，索罗斯却几乎没有遵循这种逻辑。他在大学的专业虽是经济学，其兴趣却在波普的哲学，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经济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实际上索罗斯对经济学的了解与思考，更多的是经济学方法论而非经济学体系的细节。当然，这一方面似乎使人怀疑他对经济学知识了解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另一方面又表明，具备一定的科学方法论或思想，是深刻认识和掌握、正确应用任何科学理论的关键或根本，对于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来说尤是如此。例如，在索罗斯那里，他一旦认识到经济学方法论存在严重错误，则坚定地认为，对整个经济学已无具体了解和学习的必要，因为这对他来说既无价值，也无兴趣，他必然独辟蹊径去创造新的经济思想或理论。我认为，这种既从具体理论更主要从思想或方法论上去思考、学习，特别是去实践的独特视角和敏锐性，是一种适应当今飞速变化形势新的思维方式，在经济领域里尤其需要，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十分关注的问题。 根据作者的认识，要真正把握一种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应该把握三个层次的内容（由低到高）：即其具体理论体系或内容、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思想或基本信念。但这三个层次内容的难度和意义是十分不一样的。概括地讲：（1）一般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是：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或确定性，更多的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其概念相对明确和具体，分析或推理过程逻辑性强，其内容结构或层次清晰和精细而自成体系；因而相对来说，个人只要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和时间，初步掌握某一理论体系是可以做到的。（2）一般理论方法论及其哲学思想的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抽象性，更多的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并因其概念简单而深邃，含义普遍而浩瀚，使人难以把握和理解，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虚无缥缈的感觉，非具有相当抽象能力和长期持续的思考不能得其真谛滋味。 我们想要说明的问题是，从完整意义上掌握某种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上面所说的三个层次的内容；但如按照常规学习和思考的方式，就一般人的精力和时间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例如，面对西方经济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一味地埋头学习具体理论，仅仅简单掌握其理论某一分支企图，就会耗费我们的大量精力，当然，就现阶段来说，这样做仍有其必要性；但全面学习和照搬经济学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面临实际问题。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经济学创新，是建立我们新的经济观，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创新思想和观念。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重视抽象思维或科学哲学层次等方面的训练和思考。 索罗斯的实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新的学习和思考方式的典型例证。这种方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它要求个人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使在学习具体理论知识时，也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在有关理论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不满足理论已有的范围，总想跳出这个范围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然这种方式有其缺陷和长处。其缺陷是：一旦站在较高层次上看理论，往往会更多发现理论总是存在某些基本问题，使人对理论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而又找不到答案，容易形成某些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使人在丧失旧的信念又找不到新的信念时，拒绝已有理论体系的知识，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这可能影响到个人有关学习、研究和思考方式和内容，以及个人成长路径的不稳定或风险增大。值得注意的其有利方面是：可以极大地拓展思维的空间、想象力或创造力，如果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认识是积极的或正确的，则会在新又深刻信念的指导下，形成全新的思考、学习和观察方式，在理论或实践的创新方面可能获得超常规的成功。 作者深深感到，面对新世纪的即将到来，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种新方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特别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尤其如此。谈到其可行性，我认为可以这样来认识：抽象思维最高形式──现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等，特别是有关科学哲学的发展，对有关科学、科学方法论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已积累和产生了许多新的、深刻的重要思想。我们看到，索罗斯的“可错性”思想的哲学基础──证伪主义，也只是产生于三十年代流行于四五十年代的哲学思想；但我们仍感到其新颖性、深刻性。但如果你较为熟悉科学哲学等知识，也许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证伪主义只是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种，且似乎有点陈旧了。这样说只是想表明，哲学层次上的思想武器还有很多，也许每一件的威力都很大，我们是可以去发现、挖掘、吸收和为我所用的。谈到其必要性，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当今世界正处在多变的时代，如果我们仍停留于传统思维方式，一味地承认自己落后，只满足于埋头学习、接受或照搬别人的具体理论或技术，是十分可悲的，也是注定要走大弯路的。应该承认我们在具体理论和技术方面的落后，但决不能承认我们在战略或思想信念方面的落后。没有前者并不可怕，失去后者则将失去我们的立身之地；这个道理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必须认识到，高层次思想信念的丰富、抽象和深刻性，是超越一切具体理论和技术基础；任何具体理论和技术，归根到底只是某种思想信念的具体化或衍生物。因此，当今世界真正的较量，在科学技术较量的背后，说到底是各自思想信念和传统文化的较量。当然，要看到真正把握和认识一种新思想信念的难度和复杂性，特别是要看到从思想信念到其具体效果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要在它们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无固定的路径可循，需要的是深刻地思考和观察、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极富风险和挑战性的。 2、关于西方经济学和索罗斯经济思想的思考 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与索罗斯经济思想之间的尖锐对立，有趣地是，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下面仍简称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也是波普的证伪主义 。表面上看来是同一种思想基础的东西，却产生了完全两种对立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也许既表明一种哲学思想蕴藏着极丰富的内涵而琢磨不定，又表明如何理解和应用一种哲学思想难有一个客观标准。究竟如何认识他们，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基本问题，这里作者只是提出初步思考到的几个问题。 （1）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是否能够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处于一个较特殊的地位。我认为之所以这样，也许与经济学的历史演变及研究对象的客观背景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十九世以来，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信仰。科学的观念和信仰日益深入人心，这是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外部历史背景。另一方面，经济学关心的对象──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行为，似乎既与有形的物质世界有关，又与无形人的精神或心理世界有关。经济现象似乎隐约地处于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交汇处；要使经济现象具有客观性或科学性，人们的意识中自然会加强其与物质世界的联系，减少其与精神世界的关联，这也许是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确定的一种心理倾向背景。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学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证方法论），是有一定历史客观背景和依据的。特别是自从波普证伪主义的出现，并由于其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统一的思想，经济学方法论更是加强了科学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应用深度和广度；这从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学数学化的迅速发展可印证，这与期间自然科学同样迅猛发展是一致的。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现代自然科学进一步演变，在哲学思想界特别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等学派的兴起，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概念的含义、科学方法论的标准、以及真理概念等基本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相对主义思潮。科学方法论标准的客观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相当的混乱程度，直到现在仍延续着这一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索罗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于经济学界的冲击，目前似乎并未引起重视，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从实践中提供了一个违反经济学的反例。在当前世界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个反例必然会越来越引人注目。从目前情况来看，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难以预料。这似乎也提示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和思考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等战略性问题的变化及未来。一味地埋头学习和接受、不言创新的常规方式，在当今深刻多变的时代恐怕是不合适宜的。 （2）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从目前有关科学哲学及经济学方法论新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有效性的确值得怀疑。其基本原因在于，不仅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差别，还在于检验经济学有效性本身这个问题的困难和非客观性。我基本上赞同索罗斯关于经济学有效性的评价：即其理论上的科学形式是较完美的，对有关日常（或常规）经济事件（或者说不能形成反射的经济事件）解释或预测是有效的；但对历史经济事件或反射事件解释和预测的有效性则十分有限。当然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两百年来的演变，特别是本世纪迅速发展以来，它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各种经济制度、交易规则等形成的密切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许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经济学的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现象本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随着交通、计算和通信等工具飞速发展，人们认识的“可错性”及反射性，可能通过金融市场在其规模和速度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增强并剧烈震荡。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一面是资本大量、高速、大范围地流动；另一面是人们公认观念及预期的极不稳定，经济中不确定现象强烈反射性的频频出现。也许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经济波动越发不确定或难以把握，甚至形成大范围的连锁反映。因而我们似乎看到，以确定性或均衡思想为特征经济学的有效性，似乎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的不确定变化；而敏锐迅速观察和把握经济动态过程的综合性分析方法，显得更为重要和实用；这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已表现得相当突出。 （3）对索罗斯经济思想的反思。索罗斯思想重要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他的实践行为，较为明确地暴露了传统经济学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那么，我们又应怎样来认识索罗斯思想及其方法论呢？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认为索罗斯思想是一个把高度抽象思维与现实状况较好结合起来思考的产物。当然，虽然其经济思想确有新颖、富有启发和创新的地方，我们也应注意其思想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索罗斯完全否认经济学客观性或科学化的可能性，很容易使人们对经济学的研究或思考完全处于无根基、无目标甚至无确定性问题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索罗斯思想、理论和操作方式，无不呈现出明显的非科学性特征，一般人是难以理解或难以理解一致的，也是难以学习和掌握的。索罗斯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经济学存在重大缺陷，但索罗斯思想究竟是一种更好的理论，还是一个特例，还难以定论。因此，应该认识到，索罗斯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目前来说仍只是一堆极为抽象的东西，把握或应用它本身就是不确定、不可靠的，是有巨大风险的。 其次，根据其“可错性”思想，则可断言一切人类的心灵构建都是有缺陷的，经济学不能例外，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和操作方式自然也不能例外。既使根据“可错性”思想，我们也不能判断某种理论更客观、更合理！既然如此，绝对的肯定或否定经济学都是无效的。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习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许并不充分。因此，索罗斯思想作为一种开拓性的思路，有其积极和启发的意义，但作为一种理论仍是十分不完整的。 最后，索罗斯思想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基本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目前在科学哲学界也无定论，我们应了解这一点。例如，有关真理观问题；虽说索罗斯强调他只是扩大了真理的范畴，而非否定真理，；但如果真理范畴包含所谓“不真不假”第三类陈述，则如何解释真理的含义呢？又例如，在社会科学领域内，简单地把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把非科学等同于不确定性，彻底否定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个观点似乎完全偏离了波普的科学“可证伪”思想，使人感到社会科学意义完全消失了，这与社会进步的事实是不相符的。不确定性或反射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发，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目前仍处在初期阶段，至少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是我们学习和应用时必须注意的。 3、关于索罗斯金融思想及其操作方式的思考 我始终认为，“索罗斯现象”的主要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在当今多变的时代中，重视较高思想层次（或方法论层次）与实践相结合，是一种适应性强或富于创新的思考和操作方式。这种方式特别提倡思想开放、创新；提倡思维的可错性、理念化和具体化融合；同时又强调其及时的检验性或修正。我们也要看到，索罗斯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的内容，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新观念或理念，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存在统一的释本，索罗斯在金融市场的运作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就作者的初步思考谈几点体会。 首先，现代金融市场不同于传统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几乎能够浓缩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它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各种金融理论和技术相形见绌，如“股市无专家”，“股市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等，形象地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千百万化。索罗斯金融实践的实际意义表明，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既充分流动又变化极快场所，面对纷繁复杂不确定性信息的变化，要达到长期成功运作，掌握全面信息固然重要；但运用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或理念，去改变对信息的传统理解则更为重要，没有深刻思想底蕴的纯理论技术分析是无生命力的，用目前我们流行的话说，就是要讲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罗斯的思想对我们是有重要启示的。当代金融市场越来越处于整个经济变动或竞争的中心，越来越多事实也表明，现代经济及金融市场的竞争，不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层次上的竞争，思想或观念层次上的竞争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思想和观念的超前，并同时又能较好地与实际操作融合起来，正是抽象思维的真正力量和意义所在；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思维和操作方式。 其次，按索罗斯自己看法，其金融思想及操作方式完全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我想这大概有两层含义：（1）与一般科学理论或传统经济学及金融理论不同，其金融思想和操作方式也许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关键在于我们对社会科学及科学哲学等深层次问题学习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新的领悟。索罗斯的理论中只有大的逻辑框架，而不存在具体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深刻地思考和领悟也许是最重要的学习方式。（2）其金融分析和操作方式即使在其理论介绍中，也并无具体明确的内容和结论。例如，前面介绍的所谓“盛衰循环”模式只是一个极其粗糙的分析框架，其意义只是通过一个非常单纯或简单的“盛衰循环”过程，揭示了其有关实际分析和判断中的重要概念或理念，如其中某一阶段和另一阶段的连接并无确定性逻辑或真实性；例如实际中，某一阶段的演变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还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现实中的循环形式或内容可能是千百万化的，甚至无任何概率上的确定性，这也许正是索罗斯称其理论和操作方式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一种解释吧。从这种理解出发，去判断其金融理论和操作方式的价值，也许我们只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任何简单去学习或模仿其操作方式，并实际应用的后果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既是索罗斯本人也不可避免时常陷入其思想的深刻矛盾之中，在实践中形成重大的错误判断而遭受失败。 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索罗斯长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行为来看，其思想和操作方式的独特性背后，有着更深层次上的个人信仰或目的（或野心）和政治倾向（所谓“开放社会”信念），这也许是影响其实践行为方向或选择的根本原则。 这从更深刻意义上告诉我们，有关经济、金融，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任何理论的价值判断，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统一的、科学的终极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它的历史传统、民族意识、国家民族利益等因素，才是判断理论价值标准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和技术的认识或评价，完全不能以其研究的技术或数学应用水平高低，作为判断其正确性或普遍性的标准，更不能以此代替我们对我国金融改革或创新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国情、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利益等因素，才是我们一切思考的根本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只有在这样一个最基本原则取得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讲吸收或借鉴西方经济学或金融理论才是有意义的和有效的。具体地说，在金融市场常规制度和交易制度、规则，常规操作的统计和计算方法等方面，应主要采取借鉴的方式。而在制度、操作的根本思想或思路制定方面，则应完全跳出单纯经济学的圈子，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进行，以我为主，力争突破和创新；真正从思想上认清这一点，并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是我国金融改革成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我们再一次看到，在现实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充其量只是其思想和价值观实现的工具，而不能与其思想和价值观混为一谈，更不能作为判断其价值观正确与否的标准。我们在学习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应该放弃我们对国家前途和自身价值观独立而深入地思考，因为除非我们自己必须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外，不可能有其它捷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索罗斯的思想和行为提醒了我们。
《哈佛商业评论》 2003年2日 格雷姆·迪恩斯（Graeme ） 费里茨·克勤格尔（Fritz Kroeger） 斯特凡·蔡塞尔（Stefan Zeisel）
众所周知，大多数新兴行业随着自身的成熟，都会经历分裂与整合，但到底何时分裂，何时整合呢？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兼并作了长期研究，发现绝大数行业都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按照一个明显的整合周期发展，企业可以据此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自己处于周期中的哪一个阶段。
我们对过去13年内完成的1，345起大型兼并作了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行业从形成，或者是从政府解除管制开始，将经历4个整合阶段（参见附图“行业整合生命周期”）。我们预测，现今一个行业经历完所有这4个阶段平均需要25年。在过去，行业整合生命周期所需的时间较长，而未来的周期时间会更短一些。但不管周期长短，我们的研究表明，各行业内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是要么经过这4个阶段，要么消亡。因此，了解行业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应当是每个企业制定长期发展的基石。
《投资与合作》 2003年8月 科尔尼公司
企业并购的步伐已快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丝毫放缓的迹象。
一个又一个的行业开始新一轮的合并狂潮，刮起重组的旋风。然而，科尔尼公司的研究表明，50％的并购是不成功的，并未能够创造股东价值。尽管兼并和收购看起来混乱无序，但是我们的分析同样表明，这些趋势并非偶然事情。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行业合并其实有章可循。
从分散到合作 科尔尼公司的研究表明，不论什么行业的整合行为都遵循着一个清晰的模式。整合一般要经过四个长短不同 的阶段。并且，并购的数量与整合的规模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根据科尔尼公司的“价值增长数据库”(包含了53个国家24个主要行业的25，000家上市公司信息)，我们对1988年至2000年的合并行为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确定了HH(Hirschmann-Herfindah1)指数的变化，该指数反映了CR3的情况，即行业内最大三家公司的市场份额总和。
兼并和收购行为混乱无序的表象下隐藏着一个清晰的S型曲线模式(见图1)。
每个整合中的行业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起步阶段 积累阶段 集中阶段 联盟阶段 在这个基于时间的框架中，行业从比较分散的第一阶段，到呈现出显著联盟状态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中间的跨度约为20年。 一个行业开始时集中程度很低，通过不断兼并和收购直接达到饱和为止。接近周期的最后阶段，联盟的形势最终出现在显著的位置。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分别详细技术各个阶段的特点和驱动因素。
起步阶段：分散 在行业集中的第一阶段，分散的市场中充斥着各种规模的参与者。通常，最大的三家公司只能占领10％～30％的市场份额。
新企业的出现或管制的取消常常是市场供应者分散化的原因。银行业、航空业、公用事业等待业就遵循这种趋势。电信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电信市场还受到严格管制。但是随着电信业务的管制放松和自由化程度加深，从前的垄断企业失去了它们作为市场惟一运营商的地位。随着市场进入壁垒的降低，越来越多的竞争者涌入了市场。接着随着手机的普及，出现了更多的竞争者。不久，整个行业变得高度分散。
对电信业来讲，最大的兼并还尚未到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需要很有可能成为推动合并大潮的主要动力。电信行业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基础设施费用就占整个电话成本的50%。相应的，全球电信行业已经迈出通向积累阶段的第一步。那些在下一阶段开始时行动迅速的公司很有可能超过它们的竞争对手，成为市场领导者。
从电信业的发展情况来判断，我们料想它的合并活动将加剧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就象我们在其他行业中看到的那样。更具体地来说，我们预期只有三到五家主要欧洲电信服务供应商能够在固定电话行业中生存下来。那些能够利用现有业务、成功选定的战略并有效实施计划的公司最有希望获得成功。
英国电信预计会失去在欧洲市场的影响力，而法国电信和西班牙电信则是潜在的赢家。中小规模的公司要么被完全兼并，要么加入企业联盟。对这些公司来讲，选择兼并的时间和对象对未来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三家主要的供应商，即意大利电信、英国电信和KPN，将处在地方性大公司网络的包围中。小规模的地方性公司很有可能被兼并。
西班牙电信较早进入相关的未来市场，这使公司得以获得了令人羡慕的领先其他公司大约十年的地位。然而，德国电信公司和Mobilcom公司的前景就没那么光明了。Mobilcom在开放后的欧洲市场迅速起步之后，目前正遭遇发展的困难时期。Mobilcom的合作伙伴法国电信有雄厚的财务实力，但却没能充分利用自身的全部潜能。德国电信是全球手机服务上一家野心勃勃的公司，并已在荷兰和奥地利建立了合作伙伴，但它在进入美国市场时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美国电信公司AT%T的经历说明了战略错误产生负面影响的速度有多快。这家6年前还是行业巨头的垄断性企业由于没有跟上合并的大潮流，以至于现在只能集中精力奋力追赶。
积累阶段：合并 第二个阶段，积累阶段，反映出对第一阶段的一种逆转。市场分散度开始降低，规模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随着竞争者的成长，它们开始实现两种规模优势。首先，市场的扩大使公司得以实现其目标：通过更大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其次，更大的规模有助于防止恶意收购。这一阶段通常需要持续约5年的时间，直到最大三家厂商的市场份额总和达到30％～45％。
全球的化工业、酿酒业和食品服务业就处在这一阶段。追随着汽车制造行业的脚步(汽车行业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汽车零件供应商现在在处于强大合并潮流的起点。
汽车零件供应商行业三家最大厂商的市场份额约为30％。在这个行业内兼并和收购几乎是家常便饭，因为供应商在努力增强竞争力，以满足价值链中各环节职责变换的需要。自身面临着残酷竞争的汽车制造商扮演了苛刻消费者的形象，不断追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现在，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多地将汽车完整的部分模块外包生产，同时不断减少生产一辆车所需要的模块数量。我们可以预计，再过五年，汽车制造商只需要10个生产模块(包括车顶、驾驶舱和车门等)就能造出一辆汽车。
这种职责的转变给绝大多数供应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供应商几乎没几个能完成一整个模块(即使能的话，也是因为他们合并的缘故)。由于每个模块都要综合许多不同的技术，因此单独一家供应商难以独立承担生产模块的职责。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增长潜力来预测合并浪潮之后的胜负，供应商们增强竞争能力的机会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困素。
接下来几年里，供应商的数量很可能在目前8000家的基础上减少了1/3。生产每个模块需要的生产商数量(我们估计每个模块需要四到五家供应商联盟)也限制了能够生存下来的公司数量。
那些没能随行业动态作出反应的企业就有被甩在后面的危险。相反，那些从战略角度认真选择合作伙伴，并且能在模块生产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供应商就极有希望免遭淘汰。
集中阶段：交换 经过积累阶段之后，三家最大厂商市场占有率通常达到45％，此时他们开始努力巩固和加强来之不易的市场地位。在第二阶段，公司已通过合并达到了一定规模，从而避免被收购。而第三阶段的合并过程与其说是大型购并，不如说是各公司间业务单位的选择性交换。其目的在于增强核心竞争力并清理、组合公司的资产，这些活动使行业合并呈线性增长。在集中阶段末期将要过渡到第四阶段时，三个市场领导者将取得60％的市场占有率。
造船业以及橡胶业目前处在合并阶段。酿酒业则差不多已经完成合并，从而大大简化了行业的资产组合。(见图2)
酒类公司正积极大胆地进行收购，努力扩大现有生产能力，他们正开始稳步向首次企业联盟迈进。全球性公司Seagram撒出了酿酒行业，留下Chivas Regal和CrownRegal等全球知名的威士忌生产商进行争夺。Diageo和Pernod-Ricard这两家主要厂商发起了对这些商标的争夺战。这两家企业并非在寻求增长，而是在伺机加强自己的核业业务。正是在这个目标基础上，去年年底他们共同收购了Seagram的葡萄酒及烈性酒业务。Diageo是三年前由Guinness和GrandMetropolitan合并成立的，它采取一种新战略，即集中发展烈性酒、葡萄酒和高档啤酒业务。因此他把食品子公司Pillsbury卖掉，收购了Seagram的葡萄酒业务。这样一来，Diageo增强了其在酒精饮料方面的领导地位，而Pernod-Ricard则将控制大部分威士忌酒的品牌，这正符合其加强和扩大这一业务领域的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其他公司或部门也正经历着积极的收购，但这种扩张相当集中且具有战略性。主要厂商在激烈争夺某些业务的同时放弃了其他一些业务。Diageo和Pernod-Ricard把重点放在核心能力上的意图相当明显。近年来，他们已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规模来实施其产品与市场的创新战略。
区域性和地方性厂商自身无法聚集如此强的力量。行业集中度的增加使产品平均价格更低，而营销成本晚高。由于酒和多数食品一样都是地域性的，而且顾客偏好差异相当大，因此占领小范围的细分市场能提高自下而上机会。尤为重要的是，较小的厂商为了维持长期的细分市场，必须支撑住他们的品牌和价格。Semper Idem就坚持不懈地在意大利益维护其品牌“Underberg”。从长期来看，地方性竞争者有必要考虑四种选择：经营某个细分市场，成为全国性市场的领导者，制定企业聪明或合并等合作战略，或者退出市场。
聪明阶段：合作 当合并潮流即将结束的时候，最大的三家市场参与者将拥有70%～80%的市场份额。此时，行业已经配制和分布好，很少再发生兼并和收购。反托拉斯法阻碍了进一步的合并，已不可能再有大型并购。此外，潜在的合作伙伴也从舞台上消声匿迹了。
争夺最大最好市场从额的战斗就此结束。许多过去的竞争者要么变成了家族的一员、母公司的一部分，要么是变成地位同等的合作伙伴。其他公司就成了联盟的目标。行业最后的合并活动仍然在进行。价值链上的每一层次都形成了联盟。香烟制造和自动控制设备待业是处于合并最后阶段的典型代表。制鞋业在中大合并潮流的洗礼之后，最终也进入到这一阶段(见图3)。
在制鞋行业，耐克、阿迪达期这样的行业巨头控制了整个市场，当然也还有许多小厂商存在。最大三家的市场份额占到70%。
众所周知的制造商(如耐克、阿迪达斯、锐步、Timberland)和不太引人注目的制造商(如Salamander，Goertz和Bally等)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后者有很强的区域侧重点。由于美国市场的消费者偏好与欧洲或日本市场的不大相同，我们很难对行业前景作出预测。经销商还没有达到制造商的合并程度，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保持分散化状态。而另一方面，全球制造商已经高度集中。它们未来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能否将强大的品牌与保持行业集中的能力结合起来。
同步移动 整合行为不仅遵循一定的形式和规律，它还呈现出与股票指数惊人的同步变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变化与兼并和收购数量的变动保持一致(见图4)。
并购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价格上涨的股票为公司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用于收购的现金”。除此之外，某些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和大量的管制解除也会像其影响股票市场那样影响合并活动。这些因素推动了合并和股票价格。合并反过来也促进了股价的上涨，原因有二：首先，对高级管理层的业绩进行评估时通常考察增长情况(这正是合并的必然结果)；其次，合并使公司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除了跨行业模式和特定阶段发展以外，其他因素也会加速行业整合的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全球化、资本市场压力、支持网络的技术设施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的出现。
研究表明，全球化的行业如香烟或造船业，倾向于以更快更大的步伐进行合并。通过兼并和收购，公司能够取得资本市场要求的更大价值。公司借以与外界沟通的基础技术设施也会影响合并行业。当越来越多的行业在软件和通信方面加大投入时，规模经济(进而反映公司的大小)变得越来重要。技术的跳跃性也会影响每个行业中的企业。互联网通信手段与整合潜能简化了大型企业的管理工作，使更大规格的兼并和收购活动成为可能。
在所有行业中，都明显存在一个统一的整合模式。当公司努力争取扩大规格时，市场分散化之后紧随而来的便是强劲的合并浪潮。一旦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合并就开始呈下降趋势。此时，企业主要关注于发展其核心竞争力直到合并浪潮结束，他们不再寻求兼并收购，而是发展企业联盟。
合并并不是随机发生的。了解兼并收购行为的模式和发展阶段，可以帮助有洞察力的参与者理解所处行业合并活动的全局，评估其他参与者，甚至预测它们未来的走向。如果公司能够考虑兼并与收购行为所遵循的模式，并认清它们所处的行业在合并曲线上的位置，它就能够先发制人地制定出战略性收购目标并据此实施，从而成为最终的赢家。
上市公司长期资本融资方式评析 内容提要：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之间，我国上市公司与西方发达国家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硬约束的缺位，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一、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资本主要融资方式及其比较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个渠道，其中内部融资主要是指公司的自有资金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外部融资又可分为通过银行筹资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资本市场筹资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又包括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 内部融资是指在公司内部通过计提折旧而形成现金和通过留用利润等而增加公司资本。内部融资不需要实际对外支付利息或股息，不会减少公司的现金流量；同时由于资金来源于公司内部，不发生融资费用，使内部融资的成本远低于外部融资。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以及扩充生产能力的要求，都需要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这些资金的来源除自有资本外，相当多的部分要依靠外部融资来解决。外部融资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银行贷款。与直接融资相比，银行贷款具有程序相对简单、成本相对节约、灵活性强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但银行贷款的财务风险较高、限制条款较多，筹资数额也有限。 公司债券是指由公司发行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还本付息的债权债务凭证。债券属于直接融资，银行贷款属于间接融资。债券属于固定收益的金融产品，其早期是和贷款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或机构之间借钱与还钱是最简单的贷款形式，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两者之间的行为。债券在本质上也是借钱与还钱，但其与贷款的根本区别在于债券可以公开交易。贷款除非债券化，是不进行公开交易的。债券在最早是由向多方贷款逐渐延伸，即提供资金的人数多到一定程度，从而产生交易的需求，最后从发行时便设计出公开市场交易的机制，逐渐分化成为具有固定收益的一种金融产品。 相对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的融资成本较低，可以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同时可以保证股本对公司的控制权。但与银行贷款有着类似的缺点，即财务风险较高、限制条款多，且筹资数额有限。因为对于融入资金的公司来说，债券融资与银行贷款有相似的特点，我们把二者统称为债权融资。 股权融资亦即公司发行股票融资。对公司而言，发行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属于长期自有资本；对股东而言，所持股份代表对公司净资产的所有权。相对于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有着自己的优势（本文仅指普通股），如：股票属公司的永久性资本，不需要偿还，也不必负担固定的利息费用，从而大大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由于预期收益高，易于转让，因而容易吸收社会资本等等。但股权融资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如发行费用高、易分散股权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债权融资关系中，银行或公司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资产只具有求偿权，而不具有控制权。理论上，对公司资产拥有控制权的是股东，即股票持有人。而事实上，在一个完善的市场中，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并不是绝对的或静态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状况下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意义，而当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或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支付债务本金和利息（即公司处于破产状态）时，债权人就有可能接管对公司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司的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当公司能正常支付债务的情况下，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债权人无权干涉和控制公司；而当公司到期不能足额支付债务时，债权人就有可能借助《破产法》、《合同法》成为公司资产的部分或全部所有者。到期能否足额支付债务就成为股东与债权人转换控制权的分水岭。 银行的债权控制对公司及其经理存在激励和监督作用。当公司违反债务契约或资不抵债时，债权人可以通过处理抵押资产，迫使公司破产等方式来行使控制权，对经营者构成硬约束。这就是说债权人对公司的控制通常是通过受法律规范的破产程序来进行的。大多数国家的《破产法》都规定债权人对偿债能力不足的公司可以采取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清算，即把公司的资产拆开卖掉，收益按债权的优先序列分配。清算有自愿和强制两种情况，后一种情况更为债权人所采纳，这时在职经营者将同时被“清算”出局。另一种方式是重组，即由股东、债权人和经营者等就是否对负债公司的资产及负债重新进行调整、组合和处理的协商过程。如果重组后的价值大于清算的价值，破产公司可能被重组。典型的债务重组是“债转股”，延期偿债，减免债务本金和利息，注入新的资本等；典型的资产重组包括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新的管理制度，改变经营方向及采用更合适的生产技术等，重组也有可能更换公司经营者。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债权融资在法律上对公司经营者构成了一种硬约束。而股权融资由于投资者必须自担风险，似乎并不存在这种硬约束。但实际上在一个价值投资型资本市场上，资本成本对管理者融资行为同样会构成一种硬约束，使得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大于债权融资成本。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经营者都能明显感到股权融资的压力。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上，广大投资者过于追逐资本利得而忽视了现金回报，无意中放弃了自己的投资回报权利，以致于股权融资的资本成本形同虚设，公司管理者可以以远低于市场利率（也同时是债券融资的融资成本）的融资成本（有时甚至是恶意的零融资成本）进行股权融资，而投资者却仍趋之若鹜，从而在长期资本融资方式的选择上，出现了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公司融资偏好。 二、现代融资理论的“融资定律”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分析 如上所述，就各种融资方式来看，内部融资的成本远低于外部融资，因此它是公司首选的融资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经过长期的演进与发展，已形成了较完善的公司制度。在该制度下，各种融资方式的成本拉开了明显的差距，所以公司在选择融资方式时一般都遵循所谓的“啄食顺序理论”（The Pecking order Theory），即公司融资将根据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按内部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的序列考虑融资方式的选择。简而言之，公司筹资先依靠内部融资，再求助于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中，公司一般优先选择债权融资――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资金仍不足时再发行股票筹资。 上述融资定律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验证。1970～1985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占据第一位的融资方式均是公司内部留存收益，分别占本国融资总额的66．9％、72％、％、54．2％。居第二位的均是对外负债，分别占本国融资总额的41．2％、25％、24％、27．5％。整个西方7国，股票融资均居末位。美、英、德、加、日、法、意股票融资分别只占本国融资总额的0．8％、4．9％、％、11．9％、3．5％、％、％。股票市场最发达的美国，股票融资比例最低。到1984～1990年，美国大部分公司已基本停止股票融资，甚至通过发行债券来回购自己的股份，使得股票融资对新投资来源的贡献成为负值。公司中只有约5％的公司发售新股，平均每20年才配售一次新股。 反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极为强烈，表现在公司融资首选配股或发行；如果不能如愿，则改为具有延迟股权融资特性的可转换债券，设置宽松的转换条款，促使投资者转换，从而最终获得股权资本；不得已才是债务，而且首选短期贷款，长期贷款位居最后。这种偏好由于体制导致的成本畸低，甚至到了非理性的程度。有些公司并无好项目需要投资，却本着“不融白不融”的观念在股市圈钱，资金到手后，因无处可用，又通过“委托理财”的方式将资金重新投向股市。 股权融资偏好造成不少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普遍低于25％，而且长期债务少甚至没有长期负债。1993～1999年期间，权益性融资的比例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1997～1999年出现了73％的高权益融资的现象。我国上市公司的这种股权融资偏好直接导致了股市畸强债市畸弱，发展比例极不协调。 显然，我国公司的融资行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实践相悖，这种畸形的股权融资偏好只能在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方面寻找原因。我们认为，造成我国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公司资本成本的软约束性。其深层原因一是投资者缺乏投资意识，不过这一点会随着我国投资者的成熟而得到改善；二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进出不自由，特别是缺乏退市机制。 在成熟的价值投资型市场中，如果公司管理者大肆进行股权融资，而其实际支付的融资成本达不到具有同等经营风险级别的公司的资本成本时，就会出现原股东回报率下降的情况，后者就可以在股东大会上否决再融资提案或撤换管理层，或者因不满而抛出股票转向其他的投资项目（俗称用脚投票），造成该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从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敌意收购，以此形成对公司管理者有效的约束（硬约束）。投资股权比投资债权的风险要大，因而投资者要求的收益也相对较高。而这一约束是建立在公司原有股东坚持自己的价值投资收益（现金分红权利）和资本市场具备有效的退市机制的基础之上的。恰恰这两点目前在我国都不具备，从而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有缺陷： 1．资本成本难成硬约束 首先，流通股股东整体缺乏投资意识，重投机轻投资。正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东不坚持自己的投资权益，只是一味追逐股票差价而忽视现金回报，造成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偏低，无法对公司管理者进行有效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缺陷使得中国公司缺乏西方成熟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资本成本硬约束，从而可以在股东权益不断稀释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增资扩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公司能够上市，股权融资便大开方便之门，即使公司业绩滑坡，甚至巨额亏损，也不会马上破产，从而威胁不到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地位。若是经过一番资产重组，亏损公司再融资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如果是通过债权融资，由于债权资本成本的硬约束，由此带来的损失和破产风险往往是十分直接的，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可以说，中国公司管理者热衷于股权融资，一方面体现了他们钻机制不完善空子的投机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管好用好资金的信心不足。 2．股权分裂也强化了股权融资的偏好 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裂问题也是影响市场机制完善的一大隐患。我国上市公司现存的是一种以国有股为主导的“一股独大”的公司股权结构，国有股一直处于控股地位，法人股股东也往往是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这样的股权结构下，流通股股东对经营者的约束机制就难以落到实处。股权分裂，除了影响对公司管理层的有效监管外，还强化了股权投资的偏好。因为在公司中国有股、法人股股东往往为控股股东，并且股票认购价格远远低于流通股股东的购买价格，在增发时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放弃认购不但不受损失，还会“搭便车”享受每股净资产的增值。而流通股股东在再融资时若放弃，往往会因除权形成损失。所以，由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控制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是不会轻易作出放弃股权再融资的安排的。换言之，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使得公司筹资计划完全能按照内部控制人的意愿得以执行。这是公司恶意圈钱行为的内在根源。 3．我国证券市场缺乏强有力的退市机制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融资主体进出不自由，许多有实力的公司暂时不能直接上市。经营失败的公司只要不退出市场，因市场进入门槛高，其“壳资源”仍具有经济价值，从而引发市场参与者的投机热情经久不衰，而投资理念迟迟难以建立，股权融资的成本约束也就无从谈起。 三、解决我国上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措施与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我国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针对性措施是：1.尽快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早日实现股票全流通，利用市场机制促使投资者投资意识的真正觉醒。2.建立强有力的上市公司退市或破产机制，早日形成资本成本的硬约束机制。不过，根据最近证券市场发展的新情况，我们认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鼓励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才是促进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理性回归、改善公司资金结构的根本方法。而且，目前的市场状况正给有关各方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去年上半年以来，由于股市低迷和公司债券收益上升，公司债开始热起来。从财务上分析，其原因首先与其不菲的收益有关。如2002年7月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发行期限三年，票面利率为％，扣税后的收益水平为％，高于同期限的记账式国债的收益率％，也高于三年期定期存款的实际收益水平％。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该债券信用级别为AAA级。福建兴业银行以无条件不可撤消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该债券提供全额担保。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公司债发行已供不应求，完全转变为卖方市场：6月19日国家电力公司发行的40亿电网债中，15年期债券固定利率达到％，三年期债券固定利率为％，而同日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利率只有％，因此在电网债在发行之前就有机构纷纷预定，第一天就基本卖完，连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大户都抢不到足够的订单。 其次，这两年股市低迷也促使市场各方反思各种融资方式的利弊。一段时间以来，上市公司的增发不断受到股市的冷落，然而上市公司融资不可能停止，客观上使得发行公司债成了第一选择。 从财务理论分析，理性的融资顺序应为：内部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是证券市场的两条腿，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债券市场尤其是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从市场结构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不成比例。在成熟资本市场，公司债券融资额通常是股票市场的3—10倍。 大力发展公司债，有利于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由于发行公司债要求上市公司还本付息，可以增加上市公司压力，同时也确保资金提供者——债权人对公司融资形成约束，使上市公司慎重对待再融资和项目运作。
跨国公司在华渐显垄断态势 2004-04-30 记者日前在江苏、安徽等地调查时发现，一些先前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垄断态势。他们利用明显的资金、品牌和技术优势，千方百计谋求市场份额的同时，出现了不公平地阻碍同业竞争者、购买者或供应者等违反公平竞争、公平交易的行为，这对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和保护民族品牌十分不利。 有关人士呼吁，对跨国公司隐性垄断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一个反垄断政策和反垄断法规，以遏制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垄断势力。 记者在跨国公司密集的苏南地区了解到，世界500强企业中，有近1/3的企业选择并购国内企业的办法落户这个地区。与跨国公司早期在东道国建立新厂的方式相比，这种“买企业”的做法显得更直接，更具有渗透性。如可获得当地企业已经取得的市场份额；得到熟悉当地市场的经营管理人员；易于同当地政府建立联系，从而取得政府补贴或者其他优惠待遇。这些方式虽然一般不会大幅度提高市场的集中度，但如果并购的企业过多，所占市场份额过大，就会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 记者调查发现，苏南一带跨国公司扩张势头十分迅速，从他们选择的路径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某一家跨国公司在我国分别并购同行业中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内企业。美国柯达公司的并购行为就是典型的“通吃”。早在1998年，柯达就通过一系列并购协议，把除乐凯以外的几乎所有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收归旗下，以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二是原来主要向我国出口产品的跨国公司并购我国的同行业企业。主要表现在家电、汽车等商业领域。三是跨国公司直接并购我国的实力企业。 品牌控制也是跨国公司在我国迅速取得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据江苏省工商局统计，近３年来，至少有10个以上的知名企业品牌被外国企业“吃掉”。美加净化妆品曾经是消费者十分喜欢的一种日用化妆品，但是现在市场上却难觅其踪影。其在参与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并购过程中，缺乏对品牌的保护意识，致使这个多年形成的中国品牌最终被洋品牌淹没。记者另从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了解到，目前国内乳品包装业也几乎成了外企的天下，目前中国乳品包装基本被外资公司高度控制。 安徽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副局长郑舒玉说，跨国公司的品牌垄断战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其品牌扩张往往通过资本进入、企业并购来完成。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强大的资本优势，在国内设立20多家生产基地，仅用几年的时间就把其品牌完全根植到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脑海中，可口可乐饮料、浓缩液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70%，具有显性的垄断地位。像这种洋品牌“一支独大”的局面，对国内饮料企业的发展十分不利，市场公平交易就更难保证。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最显著的优势。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与80%的新技术、新工艺。为了不断强化其技术控制，维持高进入壁垒，跨国公司通过大量招聘国内科技人才，并购国内科研机构，在华开展研究开发，推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以图保持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优势，构筑技术壁垒，谋求维持其市场优势地位。 在苏州，近一半的电子和通讯设备制造业是美国和德国企业。这些企业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让中国消费者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高质量的电子产品。但同时，这些跨国公司利用其牢牢掌握的核心技术，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着市场垄断，使国内同类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现在国内比较畅销的诺顿杀毒软件是美国一家软件公司研发生产的，其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每套价格280元。这家公司为了迅速占有中国市场，采用的促销手段是用户只要用其他公司任何品牌的杀毒软件，另加59元就可换取最新的诺顿软件产品，以此抢占客户，并阻碍其他经营者产品的技术升级。 江苏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陈国庆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尤其是吸引国际大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保证，但是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存在重大的缺陷，而这正是促进垄断形成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