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南京财经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目 录
2中文摘要
2英文摘要
3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5三、本文思路
5四、中国古代统计
6（一） 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
6（二）秦汉时期
7（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7（四）隋唐五代时期
8（五）宋辽金元时期
8（六）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之前）
12五、西方近代统计学的传入和发展
12（一）西方近代统计学的诞生
121、国势学派
132、政治算术学派
133、近代统计学时期
14（二）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契机
151、第一次西学东渐
162、第二次西学东渐
17（三） 西方近代统计的传入
181、“统计”一词名称的由来
192、第一本介绍概率论的中文书籍
203、清末政府第一个统计机构的设立
214、第一本中文统计学教材书籍
235、统计学纳入高等教育课程
246、数理统计学再次进入中国
26六、西方近代统计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29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统计史若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摘要：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剧烈动荡之中，近代西方统计学随着其他西学开始进入到中国，并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的发展，浓缩了西方两百多年的发展进程。研究这一时期的统计发展历史，首先可以了解我国现代统计学的出现和发展历程；其次，整个初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可以为先今以及以后的统计学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最后，研究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历程，可以更好的了解统计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本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统计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围绕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变革背景，系统叙述了中国古代统计，中国近代科学的传入以及鸦片战争之后近代统计学传入、发展和演变过程，针对近代统计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数个第一做了详细叙述，并就这一时期统计教育的相关问题作了详实描述，以期为近代统计史和统计教育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统计史 统计学 统计教育
Abstract：At the cross of late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the modern Western Statistic entered into China with some other Western science while the whole society and state were turbulent. It spent a few decades to develop while the western us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in this process. Study on the statist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 first of all, we can underst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tatistics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Secondly, the problems and theirs solutions which had learned from this period will provide for today and the futures. Finally, the evolution of the past history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tatistics in certain. With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I have found, surround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social change in the period, I will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odern Statistics in China, both the several No. 1 which were made in this period and the statistical education. And I hope that it is useful to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statistics’ history and the statis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Statistics, Statistical Education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发展历史，统计学也不会例外。统计史是社会经济史系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面反映了统计工作建设、统计科学和统计思想等诸方面的组合发展史。要系统地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清楚了解整个统计学的学科框架，知识体系，学科起源等，就应该对统计史有所了解。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经济学家、教育家陈振汉先生也曾说：“有历史感的学生更容易走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具体来说，研究统计史的意义有如下三点：
一、要认识现在，就必须了解过去。只有了解了统计历史的起源，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方法的实践性。
二、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解决统计问题。将统计史作为过去的统计历史经验，在探索统计发展规律时可以提供借鉴。
三、统计学发展，更重要的体现在统计思想的内在变化，只有研究统计理论统计思想的演变过程，找到它的一半发展规律及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才能了解统计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虽然有很多学者在进行着统计历史的研究，但总体来说，目前统计历史的研究仍处于比较模糊，缺乏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状态，在统计学的发展时期，加强对统计史的了解研究，可以正确的把握统计学的发展方向，至少了解统计学的初衷是应用而不仅仅是统计。
由于统计学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的特点，长期以来针对于统计历史的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这个原因，本文拟对通过“西学东渐”而进入中国的西方近代统计学以及后来的发展的情况进行介绍，并就其发展的特点、影响和原因进行相关分析。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统计，鸦片战争之后近代统计得以进入中国的原因，相关统计机构的产生、统计调查实践的应用，以及早期统计教育中的相关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近代统计史的文献相对较少，在1979年中国统计学会成立之前，国内几乎无人从事统计史研究，即使有少数人进行中国统计史研究，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此方面的著作。1980年以后，开始陆续有关于中国统计史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发表，其中有一部分著作对于清末民初的近代统计状况有一定的涉及。其中，刘叔鹤教授在1986年完成的《中国统计简史》一书的“清代的统计”以及“中华民国时期”两章中对这一时期的统计有较为系统完整的叙述。此外，她在《统计》中发表的文章《我国“统计学”一词的由来和西方统计学的传入》对于近代统计如何传入中国也做了相关论述。莫曰达和李惠村在《中国统计史》一书中对鸦片战争后期的统计工作、组织也有介绍。在莫曰达的《中国近代统计史》一书中，专门用一章对1840年至1911年期间的清末统计做了详细的介绍。一些其他的文献研究情况可以参见高宇《中国统计史研究的现状》。
此外，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统计史的问题也有一定关注，比如德国学者Andrea Bréard在《Translating Statistics into 20th Century China：A Glimpse on Early Institutions and Manuals》和《Robert Hart and China’s Statistical Revolution》等几篇文章中就对近代中国统计机构的设立，统计教育教材等等情况，做了介绍，提出了一些观点。
三、本文思路
广泛收集和阅读相关史料文献，在此基础上，利用历史研究的分析手段和方法，基于统计学发展的自身特点，运用编年史、思想史、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较为清晰而全面的梳理、分析和归纳，试图整理出我国统计学科在清末民初时期受到西方统计学科的冲击之下怎样从古代统计向近现代统计转型发展的一个较为清楚的历史脉络，并尝试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现实背景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特点以及相关影响。
四、中国古代统计
统计学来源很早，最早的统计活动是和人口调查相关而随计数活动产生的，随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到了阶级社会，变成了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因此，在古代，统计的作用是通常为治理国家、维护政权而对人口、土地、财产等方面的数字进行登记，逐渐发展为今天的统计工作。
在近代西方统计进入我国之前，我过古代统计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夏、商、周时代就有人口统计的记录。由此后各朝各代直至清末大约两千多年的时间内，统计被大量应用于人口、土地、战争、税赋、农业、矿业等等诸多领域之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统计经验，一些简单的统计方法如分组法、图表法、平均数等也逐渐形成。但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不发达，而统计大多是统治者用来为政权服务的工具，统计的应用范围不够宽泛，多事集中于人口统计。下面针对我国古代统计进行相关简述。
（一）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代
在奴隶社会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为管理部落国家而统计相应人口，农田的数据记录。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史料《书契前篇》中记载的“登人三千，呼哉”，就是对殷商帝盘庚至帝乙丙（即公元前1401至1184年）时期对战争中征兵人数的记载。此项记载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对统计活动的记载。
这一时期统计活动虽然已经开始进行应用，但还没有产生专门的统计组织机构。以西周为例，在朝中设立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这六卿各专其职，搜集一方面的数据资料。天官主管全国大计，核算财用；地官注重与人口、土地、粮食等方面的调查；春官主管学士之版；夏官主管群臣之版；秋官主管刑罚牢狱方面的统计；冬官主管度地居民。各司其职，通过简单的核算报告，对人民财产、土地、人口、牲畜、车辇、器械以及山林河泽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产生了上计制度。郡县每年年底前对下一年度的民户和税收数目进行预算，将预算数刻在木券之上上呈国君，国君将木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发还地方，到年度终了时，根据两部分木券的对比，考核管理任务的完成情况决定赏罚升降。
（二）秦汉时期
到了秦朝，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社会时期，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考虑，西周时期开始沿用的六卿负责的统计工作开始由三公九卿兼管，在地方郡县设立相应的官吏对统计工作进行兼管，然后逐级上报中央。汉朝沿用了秦朝的制度，并将其发展初步形成了综合统计系统和业务统计系统。此外，针对于统计工作活动中相关的一些规定制度以及对不实报告、错漏等情况，秦朝在《秦律》中作了相关叙述。汉朝在沿袭《秦律》的相关规定制度的基础之上，又制定了《户律》和针对上计制度的《上计律》。
这一时期的统计主要工作是为了满足征兵和课税的需要而针对人口与农田的统计。到了汉代，上计制度开始发展完善，并开始了对统计表的应用，司马迁就曾根据周朝的谱牒编制了十个统计表——历史年表。这一时期还有一项对日后的统计发展十分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奠定了统计方法的数学基础的《九章算术》的完成。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各种割据势力林立的原因，原来被中央政权三公九卿兼管的统计工作转到了三省制的机构下兼管。并且由于社会动荡，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主要集中在以户调为主的人口统计上，土地统计只是作为附带的项目登记在户籍之中。
（四）隋唐五代时期
到了隋代，朝廷实行了三省六部制，统计工作交由尚书省兼管，同时比照六卿由六部分管秦汉时期九卿的职责，并兼管各部门的业务统计。而唐代在此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统计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颁布的《唐律》中对统计工作的有关规定，是自秦汉以来最为完善的。
在这一时期，除了加强了人口统计，更重要的一项进步是充实了仓储统计。唐代为了查清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收支情况，设置“四柱清册”分为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实际上就是现今的各类统计表格。
（五）宋辽金元时期
宋代的统计组织除了沿袭唐代之外，曾设立了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统计创举的总计司来掌管全国的统计核算。辽金时期，统计组织根据其附属的国制和民族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官僚机构，其中近代基本依照唐制，但设劝农、盐铁与度支三司来兼管全国的财经统计工作。而元代则基本上是沿袭了宋代的统计组织机构。
在人口统计方面，宋代开始推行保甲制度，并且，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统计较以前都严格一点。在土地统计方面，宋代开始实行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个别地方开始标志鱼鳞图册，即土地薄册，是为宋代在土地统计上的一项重要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贸易繁荣，宋代开始，对交通统计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的漕运统计，元代的驿传统计和海运统计等。另外，宋代对物价统计、财政统计较为详细，在唐代《国计薄》之后，编制了《会计录》，其实就是《统计录》。相较《国计簿》内容更多，分类更系统，分析也比较深刻。
在上级制度上，宋代开始编造月报、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统计分组有了很大的发展，应用也更为广泛。唐仲久的《帝王经世图谱》和杨甲的《六经图》则发展了中国统计图的理论和方法。这时期产生的图谱思想，估算思想，也较过去有很大的创见性。
（六）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之前）
明代的统计组织架构基本是沿袭元代，但该由六部尚书兼管全国业务统计，而全国综合统计由户部集中办理。鸦片战争之前，清代的统计组织基本是沿袭明代的。
在人口统计方面，明代实行的是被英美统计学者誉为世界上“最早试行全面的人口普查的历史记录”的户帖制度；清代在延续了明代的保甲制度之上，建立户口编审制。在土地统计方面，明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鱼鳞图册；采用了《九章算术》中的开方法来计算土地面积；到了清代，受“摊丁入亩”的影响，垦田数的准确性较差。在财政统计方面，《赋役全书》、《黄册》、《大清全典》与《户部则例》等详细记载了当时一些的财政统计资料。这一时期的矿冶统计与交通统计也有相关编制记录。而继唐、宋之后，明代编制的《会计录》中统计分析部分仍没有独立成篇，而是继续以“量入为出”为准则夹录于统计数据之中。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明清在委派专门官员对财物进行盘点与监督时的一些盘点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统计分组法继续发展，而明代的卢象异应用组平均数和总平均数相结合的方法来对其所管辖的三镇的平均亩产进行计算的做法，在中国统计历史上实为创举。平衡分析法继续发展，收支平衡表数字开始使用统一的货币来计量和统计。此外，明清时期还广泛使用综合指标与动态数列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统计分析。此外，明代的邱浚，清代的顾炎武开始提出应对社会调查资料给予重视，根据调查资料运用一系列统计指标去研究人口或经济问题。
在众多古代统计项目之中，人口统计处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由于人口数字关乎税赋、征兵、劳役等等与国家政权相关的事项，因此，从奴隶社会的夏、商、周开始，统治者就注重于人口数字的编查，此后历代在人口统计的问题上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实施，很多的调查统计方法上也是在进行人口统计的工作中所得出的总结，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在人口统计方面的一些成果。
朝代及年份
户数（一户）
口数（一人）
数字来源
周代成王
13，714，923
《后汉书》卷109引《帝王本纪》
秦始皇（公元前221-206年）
约20，000,000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17页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
12,233,062
59,594,987
《汉书》卷廿八下《地理志》
东汉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
10,677,960
56,476,856
《晋书·地理志》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
8,907,536
46,019,056
《册府元龟》卷486第5809页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8,348,395
45,311,272
《通典》卷七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8,914,709
52,919,309
《通典》卷七
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
20,882,258
46,734,784
《宋史·地理志》
元世祖至元廿八年（公元1291年）
13,196,206
58,834,711
《续文献通考》卷十三，至元廿九年条
明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
10,621,436
60,692,856
刘世仁著《中国田赋问题》1937年版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
27,355,462
同上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
26,417,932
同上或《清史稿·食货志·户口》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
143,411,550
同上
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313,280,000
同上
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
423,120,000
同上
表一 中国历代全国户数与口数
在几乎长达两千年的古代统计历史中，为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而产生的古代统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统计的发展曾经一度达到很高的规模。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他的《问篇》中对于社会经济统计调查，特别是人口的统计有过细腻和完整的叙述；秦国的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理论中所提到的统计指标也体现了当时统计思想的进步；到了汉唐时代，由于国家统一、政政权巩固，统计的发展也出现了有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统计表以及其相关理论为代表，而唐代，杜佑提出的统计估算和留言对商情调查的重视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统计思想。而明代之前的封建社会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领先与当时世界其他的国家的原因，当时的一些先进的统计思想、方法比如复合分组、统计指标、平均数、统计估算、中位数、统计图表分析等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但应该看到，虽然我国古代的统计工作曾经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统计方法也具有不少开创性，也产生了一些在当时可以说十分先进的统计思想，甚至在一些方面远超出了同时期的西方统计成果。但是，在近代西方统计开始有突破式的进展时，我国的统计却依旧在沿袭过去的方法、思想，没有能出现比较大的发展。基于这个状况，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首先，古代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官僚政治并且是长期稳定发展，统计为国际所垄断，附属于官僚统治机构，为统治者服务，并且一直多是附属于其他部门。统治者，政治家们对于统计，更多的是重视它的功能，对其本身没有多大兴趣，古代统计思想也是一直从属于其他诸如军事、政治、哲学等思想中的，无法等到系统完整地发展；其次，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控制严格和封建制度的等级思想，重农抑商，统计也难以像西方统计学那样广泛自由公开的在民间流传发展；最后，我们能够知道，在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学术专制的社会中，科学理论、技术是得不到良好的发展，甚至会不断倒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统治者出于政权巩固的考虑，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加上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理学思想的束缚，我国的统计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外界交流，不能学习他国的先进经验从而取得突破。因此，才形成了中国古代统计自奴隶社会开始形成，秦汉时期进一步确认应用，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历经2000多年也不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状态。
五、西方近代统计学的传入和发展
（一）西方近代统计学的诞生
虽然我国很在就有统计活动的记载，但现代统计学科的萌芽却是在欧洲产生的。但无论中西，统计活动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开展，因为治理国家的需要而受到重视。
西方国家对于统计学的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城邦政情”论文，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不免包含浓厚的哲学色彩：“除有助斯学名词的铸造外，对今日统计学的内容，关系甚微”。因此，目前一致认同的西方统计学的开端，是17世纪初期。
1、国势学派
16世纪中叶，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市场渐渐繁荣，海外殖民地市场陆续开拓，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对本国情况以及他国情况的了解就变得极为必要。各国之间不断进行着国势比较调查以指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因此对各国的政治组织、社会制度、文化历史、地里环境、盛业以及军事力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编撰，在此类调查的资料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有人将它们汇总后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渐渐就形成了现在被称之为“国势学”的国势学派的开端。它的代表性人物是德国西尔姆斯特大学的教授康令（Hermann Conring）以及康令的学生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
2、政治算术学派
在国势学派形成的同时，在英国出现了政治算术学派。这个学派其实也源自于早期的国势论，但介于英国相比德国而言，较早地完成了从割据势力到领土统一的工作，随着商品买卖经济的发展，很多的食物都可以用货币来计量，会计核算迅速发展；同时，由于出版物的相对自由，人口经济统计数字的公开发表，似的人们可以进行相关的计算。
1604年，格朗特以伦敦教会每周发表一次的“死亡公报”为资料发表了《对死亡表的自然观察和政治观察》，详细分析了60年来伦敦居民死亡的原因以及人口变动关系。利用大量的数据对社会人口变动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发现了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经久不变并据此创立了“大量恒静”定律（Law of Inertia of Large Numbers）。
这启发了后来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佩蒂，后者通过对数字资料的计算对比分析，分析了英、法、荷三国的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实力，论证了英国可以超过法国和荷兰而称霸世界的《政治算术》，有力地批驳了但是英格兰人对国家现状和前途的悲观论调。
与国势学派相比，政治算术学派更多地强调通过数据分析计算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描述来研究客观现象，就其内容和方法来看，更加符合现代统计学的理论和定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威廉·佩蒂也可以说是古典统计学的创始人。
3、近代统计学时期
十八世纪中末叶至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国相继建立起了现代型的国家。国家的统一使得行政，度量衡变得统一，同时，各国政府开始对统计工作越来越关注，定期系统地手机统计数据资料，成立了相应的政府统计机关，使得这一时期的统计研究不断发展。
1786年，法国数学家、统计学家拉普拉斯（P·S·Laplace）撰写的一篇关于巴黎人口出生、婚姻、死亡的文章中提出，可以根据选取的法国特定地方的出生率来推算全国人口。这一提议受到了当权者的赞同并通过抽取了当时法国的30个县市的从1799到1802年之间的人口资料来进行了全国人口数的推测和相应的误差区间，从此开始了实现统计学与概率论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被称为统计学之父的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在统计方面的贡献更加值得关注。凯特勒把自认科学的研究净胜和研究方法诸如实验法、归纳法等带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大大的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他提出的“社会物理学”，其实就是社会统计学。他发展了大量观察法并为数理统计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使大量观察法更加精密化、科学化，他将概率论、大数法则、误差法则、正太分布等概念和方法引进“社会物理学”，极大地丰富了统计学的方法论。在克尼斯将图表学派、比较学派及政治算术学派进行综合之后，凯特勒进一步将国势学、政治算术、概率论做了进一步综合，从而促成了近代统计学的形成。
（二）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契机
近代统计学得以传入中国，实际上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提及中外文化交流，就不得不提到中国近代史上很突出的“西学东渐”的文化现象。简单的来说，西学东渐，就是指西方的学术文化向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传播过程。这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了数次的外族入侵甚至建立政权的的现象，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携带的民族文化，也曾经给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极大的冲击。但是，中华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包容性和无限的兼容性，因此，数次的外族文化的入侵，最终都是以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征服、改变而结局的。这也是历史上中国即便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动荡，最终也依然会回归统一的一部分文化层面的原因。然而，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西方文化，在历经几百年的传播历史，却对中华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
“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阶段。西方文化借助来华的西方人士和出洋的华人，借助于各种报刊、书籍、大学、教会等媒介和途径，以澳门、香港、日本以及其他通商口岸作为重要的窗口，把西方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大量地传入中国。
1、第一次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随着以基督教会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企图在东方发展势力，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第一次西学东渐便开了序幕。
传教士们为传播基督教义而来，然而，在中国这样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三教合一的思想模式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及其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并且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文化心理，再加上明代由于倭寇犯边、葡萄牙商人在沿海的活动越发频繁而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人对基督教这样的舶来文化没有兴趣，官方也不可能提供传教士们扩大影响的政策，因此，传教士们选择了“曲线救国”的策略，向中国人介绍他们不少戏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借此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方便传教。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世界关于数学、物理、地理、机械制造、天文历法等等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这时候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和中国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为主，例如利玛窦辑著的《乾坤体义》，艾儒略所撰的《西学凡》等。
由于明末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开始萌芽，因此，尽管很多人对传教士们所传播的宗教思想不屑一顾，但对于他们带来的西方先进技术不少人还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当时利玛窦等传教士在朝廷上层社会很受欢迎，明代的徐光启就曾赞誉利玛窦，认为他是个博通海内的通达君子。另一方面，因为了中华文化长久以来的和合性，很多知识分子也能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这一时期的上层知识分子是理智清醒的，没有因为外来文化就急于排挤，而是抱着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态度。晚明名士冯应京就说过：“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因此，尽管利玛窦们是借以西方科学技术来传播宗教，中国的士大夫们却看中了这种新鲜的科学技术的价值，在接受这种文化传播的时候，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由于中国士大夫们在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选择和侧重，加之长期滞后中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礼仪、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最终导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召回了传教士。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也实行了禁教政策，驱逐传教士，遣散教民。因此，第一次西学东渐被终断。
2、第二次西学东渐
在历经了清廷一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滞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始的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很多的通商口岸，西方文化改变了上一次东渐时的低调委婉，开始以一种强势的态度直驱而入。
在这样的强势进入的西方文化面前，与百多年前传教士们带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同，中国人从可以主动的选择学或不学的平等地位甚至还带着中华文化的某种优越感的情况，变成了用一种落后的屈辱的心态被动地引进和接受西方文化。
与过去不同的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先进的自然科学，工业机械领域，而是扩大到包括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问问精神层面的学习。这时期，政府开始开办新式学校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设立翻译部门，翻译西方科技书刊；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公派留学生等，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多方面的学习和开展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此外，西学传播的主体不再是传教士，而是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单单向西方欧美国家学习先进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也开始大量地向明治维新后的邻国日本学习，大量地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与此同时，国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提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国内也大量的出现了一批由中国人执笔的系统介绍各国概况的作品，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四方略》、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等。他们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痛贬时弊的改革倾向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尝试，这些卓识远见表明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开始与政治与爱国精神联系到了一起。
在这种西学东渐的外部客观条件以及国内从政府到先进知识分子士大夫们自身觉醒的主管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近代统计学科知识开始向中国传播。
（三）西方近代统计的传入
1860年开始，清廷开始推行洋务运动，期间，做了一系列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工作，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允许西方人进入中国教授科学技术和知识、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开办新式学校等等，在当时政府主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氛围下，对于引进西学更多的侧重于实用主义，比如清廷处于政权稳固考虑而对近代西方军事技术的引进。而在近代军事技术的学习是离不开数学知识的，因此，数学也被划入了“用”的范围。1866年恭亲王奕在建议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时就有强调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于是，基于强兵立国的考虑，大量的西方数学著作被翻译过来。而这中间作为近代数学分支之一的概率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近代统计学知识的书籍也被翻译，从而引入中国。
无论是清政府出于政权稳固而选择通过“筹备立宪”这样的曲线方法来避开革命要求的锋芒，维护专制制度，还是民间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在华外籍人士的传授或是早期留学生们因为其海外见闻而对西方近代科学心生向往，企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达到改革国内政治现状的目的，西方近代统计学来到中国，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闭门造车”，独自发展的古代统计的发展模式，无论是对统计方法，统计思想，还是组织机构的建立，统计人才的教育等多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对在此之后的中国统计学的发展方向也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突破。下面就通过对一些有显著突破意义的近代统计学史上的事件进行详细叙述。
1、“统计”一词名称的由来
在西方近代统计学数百年的发展进程，是从国势学、政治算术学为代表的古典统计学，到综合了梳理统计学等等学派，渐渐才形成的一门近代学科系统，它的名称，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tatus”，意味各种现象的状态和状况。根据这一语根而组成了意大利语“Stato”，意为“国家”，也还有国家结构和国情知识的意思，而根据这个单词，西方国家最早作为学名适用的“统计”，是18世纪由国势学派代表人物，德国政治学教授阿亨瓦尔在1749年所著的《近代欧洲各国国家学纲要》一书的序言中，将国家学定名为“Statistika”（统计）这个词，原意是指对国家显著事项进行记述和比较，或者将其简称为国势学，总之是一门有关国家应注意的事项的学科。此后各国相继该词并译成各国文字，法国译为“Statistique”，意大利译为“Statistica”，英国译为“Statistics”。
随着英美等国世界贸易以及战争等因素，统计学传播到了日本。日本对于统计知识的翻译和传播，始于“兰学运动”。1863年，来自蕃书调所的津田真道和西周前往荷兰莱特大学师从Simon Vissering开始学习“国家科学”，后来他们将这门课译成日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如何翻译“Statistiek”这个词时，在“政表”、“政算”、“国势”、“形势”等等多个词间出现了多次争论，最后将其确定为“政表”，并在1871年成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统计局——政表课。这也是统计这个名词首次出现汉字的译名，到了1880年，日本在太政官中设立了统计院，才确定了以“统计”为名的正式汉字名称。
2、第一本介绍概率论的中文书籍
1865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当时的数学家华蘅芳参与了江南制造局的计划和开创工作，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内开设了翻译馆，华蘅芳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共同翻译出《微积溯源》、《代数术》、《决疑数学》等7本著作，其中，《决疑数学》一书，在1880年完成，是翻译自托马斯·伽罗威所作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概率论”的章节，他们将“概率”（probability）一词译成“决疑率”。这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概率论书籍，其中包含了大量如今成为数理统计学中的知识，比如测量、误差分析、最小二乘法等等，因此，这本书可以被看做是西方近代数理统计知识传入中国之始。
但也正因为在这之前，关于概率论的知识在国内传统数学知识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华蘅芳以及傅兰雅担心此书是否会被人们所接受，所以译出后十几年也一直没有出版刊印，一直到1896年，由实业家周学熙出资，才首次对此书进行了小范围少数量的刊印。1897年，傅兰雅自己在格致书室对此书进行了铅印；同年，上海飞鸿阁的石印本也出版了。1909年，周学熙的侄子周答在杭州对此书进行了再次校刻，并作序推荐。
但尽管周达对此书大力推荐，但由于华蘅芳翻译时采取的沿用明末的数学术语的翻译方法使得本来就较难理解的概率论变得更加生晦难懂；其次，概率统计学是西方近百年思潮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当时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科学发展以及宗教等等都有分不开的关系，而19世纪末的中国还没哟适合概率统计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再次，概率论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应用是在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中，而作为为学习兵器制造而附带引入的数学的分支，当时的国人并没有发现概率论和统计在核实的领域的应用。因此，综合以上原因，《决疑数学》从翻译完成到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数十年时间，对中国近代统计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
3、清末政府第一个统计机构的设立
在清朝末年，由于西方科学的冲击，加之清政府在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多场战争中的失利，民间要求变革的声音浪潮愈来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革命力量，稳固清政府统治，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即1905年），清政府始设考察政治馆，翌年十一月，考察政治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主要负责两项任务，其一是“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镜之资”；其二是“调查中国各行省政治，以为更张之渐”。宪政编查馆下设两局，一是编制局，二是统计局，其中统计局分设三科，分别掌管外交、民政、财政统计，教育、军政、司法统计和实业、交通、藩务统计。后又在各省设立调查局，中央各部院设立统计处，各省、部院统计机构必须随时完成宪政编查馆下达的调查任务， 并按时咨报该馆， 因此业务上则受统计局的指导。这样， 第一个全国性的统计组织体系就建立起来了。直到1911年民国建立，宪政编查馆被裁撤，统计局才被并入了责任内阁。
统计局最初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提供统计资料，从1906年设立，到1911年清政府覆灭，在5年时间内，清政府通过统计局，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基本国势调查，主要包括：由民政部主持的全国户口调查；由度支部主持的全国财政调查；由商部主持的全国商业调查；由农工商部主持的全国矿物调查、由度支部及民政部主持的全国洋、土药调查、由邮传部主持的南、北洋轮船统计，由商部主持的全国铁路统计、由法部主持的全国司法统计以及由陆军部主持的全国军事统计等等。但期间辛亥革命的爆发影响了部分调查的进程而导致了诸如人口普查计划未能如期完成。
清末开展的这一系列国势调查活动虽然部分未能完整的完成，但其却是中国统计史上第一次规模大、时间紧且范围广，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大调查。其效仿东西各国（尤其是日本）成法，在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规彼成式，逐渐求精”而设置的中央、省部以及州县三级统计组织，相较于之前各封建王朝所采取的其他部门兼管的措施，是极大的进步。尽管最终由于清王朝的覆亡，很多调查资料没有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利用，但足可以认为这是一次相当有益的尝试，为我国以后的统计调查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清政府开始认识到统计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统计调查，并开始利用这一工具来认识国情、管理国家、改革社会；第二，清政府对统计组织机构的设置，从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后来政府统计机构的雏形，其统计工作为民国统计工作打下了基础；第三，一系列的统计实践活动的开展，直接推动了我国现代统计理论化的进程。
4、第一本中文统计学教材书籍
在华蘅芳等人最初向国内传播的近代统计知识搁浅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始有人认识到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兵工记述也许并非是西方强大的唯一因素，商业、工业、社会体制、法律等等也是导致西方发达的重要原因，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在西方长技的背后有相应的理论的支撑，于是便主张应当融合“体”、“用”来推动中国的富强。郑观应登人就主张要更广泛地采用西学，学习的西学不再仅限于自然科学以及器物制造术，而开始向西方现行的政治、律法、制度及其背后的学理延伸。而在西方素有“政治算术”或“社会数学”之称的统计学再次随着留学生的传播来到中国并且逐渐大范围地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里。
从1847年现有文字可考的广东人容闳、黄胜、黄宽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带领下自发赴美留学，到1872年近代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的留美幼童，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亡位置，晚清社会的留学风潮一共经历了1872年至1875年间共计120人的幼童留美、1877年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1896年的留日运动和1909年通过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四次高潮。清政府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大多是派往了美国和欧洲的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所学专业大都是军事、制造等，这批留学生中鲜有专门学习统计学的，他们对中国近代统计的发展影响甚微，留学日本的热潮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是期望学习到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理念和方法来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百年前后，近代以前，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是输出的宗主国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本国文化中上至政治制度，下至饮食茶艺等诸多方面，都被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可以说，整个文化对于日本的社会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的，但反过来，日本自身文化对中国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种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日本十分轻视，常常视之为“蕞尔岛夷”。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后，国人的震撼程度要远大于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中的失败。过去的老师居然相当彻底地败给了学生。这一场重大的失败使得清政府朝野上下开始注目日本，研究其究竟是怎样一跃而成为强国的。因为两国过去的文化、历史相似，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成功，使得有识之士认为比起欧美国家，日本更应该成为学习的对象。这就在后来导致了一大批学生留学日本。
这批留学生在日本广泛大量地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所学科目有工科、理科、外语、师范、史地、政治、军事、手工、音乐、美术、商业、体育、农牧、医药、染织等，几乎包括了日本当时学校所开设的全部科目。” 此时，人们对统计在国家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方面的意义有所真正的意识， 例如， 1902 年，历史学家陈黻宸在其撰写的《独史》中说:“欧美文化之进，以统计为大宗。”基于对统计学的这种理解，明治维新以后盛行于日本的德国社会统计学被大规模地引入中并且，一大批的已被日本人译出的各种西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这其中就包括部分统计学的书籍。1903年，钮永建、林卓南等将四本横山雅南所著的《统计讲义录》翻译成中文且流传极广，这本书第一次将“统计”这个词从日本传到我国。后来，因为清政府开展的大规模的国势调查工作，中国开始意识到统计具有“验国情盈强，国势强弱，参互比较，以实施政之方”之重要性，故社会统计学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并被纳入中国的教育体系中。1907年，彭祖植编写了《统计学》一书，并且同时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统计学教材书籍，“统计”这个词也正式成为记述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数量关系的总称并且沿用至今。
5、统计学纳入高等教育课程
统计学在当时，作为西学之一，相较于数学、化学、物理、机械等等其他专业而言，它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足的。并且，在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当法律、政治、经济等一些需要教授统计的相关学科的高等教育机构相继成立，统计学的课程化却出现了下面两个难题：第一、缺少具有教学资格的统计教员；第二、没有相应的统计中文教材。因此，在中国统计课程化的路上，首先出现的，是一所专门提供关于统计高等教育课程的机构。而关于教材的问题，在早期，在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系和财政部开设的政治经济学校教授海关统计时，在出现上文中所提到的彭祖植所编写的《统计学》教材之前，使用的是日文教材来作为基础教材教授的。在京师大学堂的学堂章程中，关于统计学课程，有以下的一些规定：对于仕学馆内学习理财学的学生的第三年课程中，统计学是仅次于银行学和保险学之外的第三门必学的课程。在当时，每开设一门新的西方科学课程，缺少相应的教员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在统计学的课程化过程中，这门课最初是由日本博士在一名中文翻译的协助下进行教学工作的，但到后来，这门课一般是由从日本学习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们独立地教授。一些中央统计局的归国工作人员，比如林琦和钱承志，都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统计学教员。
在法政学堂中，也同样规定了关于统计学的课程学习的问题。1904年，张之洞在发表学堂章程时久曾特别提出：在政治专业的第三和第四学年的课程学习中，每周都应该保持一小时的雨国家事务相关的统计学课程的学习，而到了1910年的宪政改革过程中，由于在议会选举中的需要，这一要求变成了在第一学年的学习周每周保持2小时的学习时间。
6、数理统计学再次进入中国
就在20世纪初社会统计学观点风靡中国之时，中国社会也产生着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已慢慢远不及美国对国内的影响，大批的知识精英开始留学英美，往一些著名学府求学深造，这中间有许多人以后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和传播的中坚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这批英美留学生陆续回国，延续着清朝末年全国对统计学持续增长的热情，在这批新一代的留学生的推动下，统计学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个时期正是英美数理统计学派开始走向兴盛的时机，因此留学生们带回的早已不是之前的社会统计学的简单延续，而是更为先进的数理统计学。
与当年华蘅芳翻译《决疑数学》时不同，在辛亥革命之后，新兴的民国政府讲究“务实的新步伐”，政府对有关可以反映实际国力的工农业生产、交通、邮电、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统计资料有着迫切的要求。此外，各种可以反映社会生活变动情况的关于人口、生产、消费等方面的统计资料也被需要。在1910-1940年间，统计学几乎处在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之上，怎样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收集、整理、解释、分析数字成为统计学界的当务之急。因此，西方统计学的传播和发展也得到了政府当局部门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兴办高等教育机构，近代数学的各门学科迅速兴起，微积分，近世代数、近代几何学、函数论等等近现代数学相继被列入中国的高等教育课程中。在中国已经传播了近百年的近代数学也为需要复杂的数学基础的数理统计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西方统计学在中国开始了快速传播和发展之路，并且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发展方向——英美统计学派，数理统计学的观点思想开始取代早期盛行的社会统计学派的观点而居于主导地位。
这一时期，以1910年著名学者顾澄所翻译的《最小二乘法》、《统计学之理论》为开始标志，大量的英美数理统计学著作被大量翻译。除了直接翻译英美著作之外，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们也开始发表一些介绍和推广数理统计学基本知识的书籍文章，在这些主要内容为介绍性质的书籍文章里，中国的统计学家们也开始将中国传统的统计思想以及晚清时期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社会统计学与英美数理统计学融合到一起。例如1927年，社会统计学家王仲武在其《统计学原理及应用》一书中就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他主张将德国、法国的社会统计学与英美的数理统计学熔为一炉。自此，以清朝末年“西学东渐”的风潮为始，西方近代统计学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在结合了我国自身国情的情况下，完成了将社会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合二为一的历史进程，开始向现代统计学的道路上前进。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展现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统计走过的这段历程。
1859年
近代统计方法在中国寿险应用于海关统计
1880年
华蘅芳介绍概率论的《决疑数学》翻译完成。
1903年
钮永建与林卓男等翻译横山雅男的《统计讲义录》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少近代社会统计学派的理论作品
1906年
宪政编查管成立，下设统计局，第一次成立全国性最高统计机构
1907年
彭祖植编写了我国最早自编的统计学教材《统计学》
1908年
清政府在民政、度支、陆军、邮传等部及大理院设立统计处，负责部门业务统计
1908年
颁布《清查户口条例》
1908年
孟森翻译出版了《统计讲义录》的修订本《统计通论》
1910年
进行了全国户口普查
1928年
内政部举行全国户口调查
1930年2月26日
中国统计学社成立
1930年9月
首次参加国际统计会议
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写作《调查工作》一文，后在1964年6月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1931年4月
中心统计机关主计处成立
1949年10月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于中央财经计划局内设立统计处，后改称统计总处
1952年8月
国家统计局成立
1979年11月
中国统计学会成立
六、西方近代统计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综括统计学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方近代统计学在中国的发展最初是以日本为导向的。近代统计学首先在国内被接受的是源自日本的社会统计学。最初的很大一批统计工作者都曾经在日本接受过培训；大量的日文统计学书籍被翻译引进；学校的统计学课程中采用日文教材或译自日文的教材等等。这一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离不开关系的。首先，近代统计学进入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在对抗西方列强殖民战争中的失败而强势进入国内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整个晚清社会，上至统治阶级，下达平民百姓，几乎都把在明治维新后忽然强大起来的日本当作了学习的目标。于是期望通过学习日本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的先进的方法，像日本那样强盛国力。
第二，近代统计学在国内的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而言，更被注重的，是实践应用。首先，在当时的清政府统治下，与其他西学一样，近代统计学也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基准制度下，为了巩固统治而开始传播和发展的；其次，在此基础上，宪政编查馆产生和存在的最大原因，是负责办理筹备立宪过程中的关于宪政、法规编制以及统计政要等等诸多事宜的。统计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是近代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及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应用，鲜有人关心数理统计学本身原理的研究和其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研究。这一特点对其以后在中国的发展乃至今日仍有深刻的影响。
第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宪政编查馆统计局成立后进入其中工作的统计工作者们，他们大多都不单单是“统计工作者”，多数都是在政府其他部门有兼职，比如军机处，学部等等。其次，很多统计局的科员并不了解专业的统计学知识，而是精通于法律、政治、经济以及科学等方面。
第四，由于统计学学科的特殊性质以及晚清时期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与其它近代科学分支相对快速的传播和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统计知识最初传入之时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近代统计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应用、教育普及和教学方面都显然要远远落后于其它近代自然科学，这种状况是由当时的社会文化范围以及统计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随着“西学东渐”的洗礼，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氛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后，这门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学科才真正被接受。
从中国漫长的古代统计发展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近代统计进入中国之后的一系列发展过程，对我们今天的统计学科的继续发展有着很大的启示。
首先，统计固然可以为经济、政治、军事等等服务，但它也是一门单纯的科学，它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注重它的实用主义和工具性，而少于对其理论思想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统计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只注重于统计的作用，而忽视了对其理论思想方面的研究和挖掘，从而从一方面导致了自奴隶社会就已经产生和发展的古代统计到了近代时仍然停滞在先秦的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16、17世纪才产生的近代统计学。
其次，统计学要得到长足的发展，要向更先进的方向前进，就应该保持充足的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沟通，。没有哪一门科学是可以闭门造车地发展和进步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因为了数百年的闭关锁国，不能及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统计理论、方法和思想，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烈炮打开国门之后才被动地意识到落后。而反观十八世纪的欧洲，由于天然的地理原因，各国之间的交流沟通频繁，统计学在一个国家兴起之后，能够迅速地在其他国家传播，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才出现了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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