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能 够 形 成 有 效 供 给 的 部 门 扩 大 有 效 需 求
——以中日两国农业不同发展结果为案例
徐 祥 临
摘要：中日两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在19世纪中叶没有差别，但进入21世纪时的差别已经至少有五十年。原因在于日本政府明确认识到向传统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是有利的，而中国却恰恰相反。日本的经验启示我们，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准则是：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这个命题弥补了凯恩斯及其批判者忽视宏观调控中供给方向的失误，对于新古典综合派至今困惑不解的“滞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个新的理论，如何改造中国的传统农业与农村，成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新课题。
关键词：中日农业，农本主义，需求管理，就业者工作之方向
作者简介：1957年生于辽宁省，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1993年和1999年两度去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我确信，“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是个新的经济学命题。给这个题目加上“以中日两国农业不同发展结果为案例”的副题，表明了我是在参考日本农业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时，发现这个带有原理性质的经济学命题的。我希望，本文的见解不仅对于认识和解决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有所裨义，还能够为中国经济学①体系的建立增添一个知识点，并对透视新古典综合派至今困惑不解的“滞胀”问题有所帮助。
1、 值得深思的案例：中国学者应如何看待日本政府投资于农业与农村
回望19世纪中叶的中日两国农业，如果单纯考察水田地区的稻谷和蚕桑生产以及手工业，基本上看不出差别。这两个国家都处在东亚季风气候带内，雨热同季，特别适合农作物生长。长期的精耕细作传统，既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中上千年处于领先地位的农业文明，又铸成了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然而，当西方列强沿着太平洋西海岸打破了东亚各国的闭关锁国之后，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中日两国的差距，已经拉大到开放海禁前任何一位东亚先贤都无法想象的地步：日本早已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却还在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里的弱者为伍。2000年，日本的人均GTP大约是中国的40倍；如果说东京与北京的差距可能只有10至20年，而日本农村与中国农村的差距则至少有50年。造成如此之大的发展差距，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方面的原因总归是基本的。
19世纪，西欧强大，东亚贫弱。从实业的角度看，差距在于工业，而不在于农业。所以，东亚国家要赶上西欧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也就是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大批的农村变为城市。考察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进程，会给研究者留下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即日本政府是千方百计地投资于传统农村和农业，促进其实现工业化；而中国政府是想办法从农业和农村中积累资金，用于提高城市的工业化水平，特别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导入中国后，对农村的经济剥夺采用了行政性的强制手段。两种工业化模式的结果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有许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政府能够大规模向农村投资，是由于日本政府财力雄厚，如果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向农村投资，就等于让少数城里人养活多数农村人，养活不起。把这个意思用时下中国官员和学者常讲的一句话来说，中日两国农村发展政策的重大差别，“是由于国情不同”。但是，根据我对20世纪日本农村和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我认为，中日两国的国情如幅员大小和政体等方面确实有所差别，但相对于两国农村不同的发展结果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浮在表面的国情，而是隐藏在农村发展政策背后的经济思想。
20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以及决策层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化起步阶段，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政府往农村投资效益很差，因而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认识，中国政治上的重大变故所发生的影响是很小的。
日本同中国恰好相反。在19世纪末工业化进程开始时，日本学者就明确认识到了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性。更应该令中国学者深思的是，日本人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中国古代千年一贯制的经济思想——强本抑末理念的积极扬弃。1899年，日本近代大学者新渡户稻造出版了《农业本论》一书，这本书奠定了他成为今天日本五千元纸币票面人物的农本主义思想家地位。1936年，被熊彼特誉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东（火田）精一又出版了《日本农业的展开过程》一书，使日本的小农理论②臻于完善。该书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依据，论证了小农体制下的日本传统农业要发展到现代农业，政府必须承担起“企业者”的主要责任（农产品加工商人和流通商人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企业者”，但与政府相比处于次要地位）的科学性，从而为政府向农业和农村大规模投资（发放农业补助金和政策性融资）提供了科学依据。读者结合日本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分析“1900－1977年日本农业补助金一览表”，就能够体会到日本农业政策的特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资
日本1900－1977年农业补助金一览表
年份
农业关系
预算（A）
农业补助金
（B）
B/A
按不变价计算
千日元
千日元
千日元
1900
1911
1915
1920
1925
1927
1929
1931
1933
1935
1937
1939
1941
1,221
2,490
2,096
6,738
20,301
22,788
24,499
25,764
67,556
61,357
67,710
166,422
452,051
191
947
922
2,480
8,023
14,793
14,778
16,829
56,397
46,615
44,343
135,268
352,637
391
1,552
1,475
1,478
6,148
13,460
13,747
22,498
59,303
46,896
35,249
92,270
200,589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
1949
1951
1953
1955
1957
1959
1961
1962
1964
1966
1968
1970
1972
1974
1976
1977
33,067
58,993
124,224
88,721
103,408
92,692
188,515
211,163
299,756
488,729
607,875
885,059
1,216,707
2,008,776
2,099,214
2,321,284
15,747
25,661
55,616
38,976
36,401
45,280
59,022
72,644
98,048
166,002
208,246
366,878
701,380
825,632
956,546
1,241,949
75,416
74,922
158,179
113,632
89,701
130,003
165,931
207,554
274,875
451,092
550,915
917,195
1,753,450
1,356,385
1,446,026
—
资料来源：原东京大学教授今村奈良臣 著《补助金与农业·农村》（日文）第76页。该书由日本家之光协会1978年（昭和53年）12月20日出版发行，
的大幅度增加，基本上是与对付危机或起动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祸（1918的米骚动）天灾（1923年毁灭东京的关东大地震），更有外贸出口严重缩减的打击，使日本的国民经济在1920年代中后期走到崩溃边缘，甚至出现了兵变的苗头。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是农本主义指导政府大规模向农村投资，1933年与1931年相比，农业补助金从22498千日元猛增到59303千日元；又比如，1939年至1941年，正是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激战阶段，农业补助金从92270千日元猛增到200589千日元；再比如，1951年至1953年，是日本战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动时期，农业补助金从74922百万日元猛增到158179百万日元。到1973年，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就赶上并略微超过了城市蓝领阶层，不仅农村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整个日本也实现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梦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对于日本的农村发展政策，我的解释是：政府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不是因为财力雄厚，而是为了财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正如日本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今村奈良臣所说，日本政府用很少的补助金（相对于效果来说――本文注）就起到了开拓农村工业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①。日本政府有能力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向农村投资，除了农本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发挥了指导作用之外，如下两点现实的经济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作为工业化具体表征的各种民用工业(包括大部分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是很容易形成的，困难的是为这些工业找到市场；二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部门之间是互为市场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发展滞后，都会影响到其它部门的市场规模。这些道理说起来未必有人反对，但结合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具体地处理城乡之间与工农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就未必都清楚了。目前，很多中国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日本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会高于中国②，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事实是，1950年代以来，日本的GTP对出口的依存度在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15％，通常是13％左右。相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同一指标却长期高达20％以上。足见与农村投资密切相关的农村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与决策层已经越来越感到了农村市场规模太小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只是时至今日，还没有看到大规模启动农村市场的有效政策措施。
二、凯恩斯学派与供给学派的契合：农本思想孕育出一个新的经济学命题
那么，如何从经济原理的层次上解释中日两国农村发展不同结果之原因呢？今村奈良臣教授认为，日本的农业补助金政策是没有凯恩斯理论的凯恩斯政策。确实，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是1936年发表的。而日本的农业补助金政策体系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作为这一政策体系长期理论支柱的《日本农业的展开过程》一书，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年出版，二者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有趣的是，如果把农本主义和东（火田）精一的理论存而不论，单纯从现象上考察日本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现代化过程（也包括韩国和台湾的同一过程），就好象是在原原本本地实践着凯恩斯理论所主张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不论是日本陷入经济危机，还是战争时期或是起动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都是对民用工业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向农村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扩大了农村对非农产业的有效需求。
但是，值得经济学家们深深玩味的是，与凯恩斯理论相比，日本的农本主义治国理念是先行确立的，而且是以比一般的经济理论更具权威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政府在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放农业补助金时，也是打着“救农”等旗号，其直接目的也不仅仅限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有保持传统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考量。
日本的农本主义宗承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基本治国理念则始于商鞅变法。就其经济学含义而言，农本思想把农业看成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部门，鼓励勤勉生产，反对奢侈消费。──欧洲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也是以中国的农本思想为直接来源的。中国从秦汉至明清，历朝历代追求的治国目标，都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也就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充足供给。从思想脉络上看，农本思想主张通过发展生产解决国计民生，因而更帖近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同凯恩斯的“需求能够创造供给”的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在日本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强调生产的中日古代经济思想却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融为一炉。对于日本农业的发展成就，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称赞道：“谈到经济增长中的农业增长以及这部分增长如何能达到最优，尤其是在以亚洲为背景的条件下，我必须承认一个长期存在的观点，即在这一点上，日本成功的经验（还有韩国）能够给我们比我们能从美国经济史中学到的更多的东西。”①
那么，“日本（农业与农村发展）成功的经验”到底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日本的农村发展理论认识到，在传统的农村，“单纯的业主”②即传统的小农户没有创新能力，对现代工业也就没有需求。政府必须以创新者（日本学者称其为企业者）的身份推动农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推动的具体手段主要是向农村投资即发放补助金。政府投入到农村的资金，扩大的不是传统产业部门，而是在促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形成对现代工业部门的需求。现代工业部门以其强大的供给能力满足农村的现代化需求，而传统农村则以现代工业为支撑，形成并逐步扩大与现代工业相适应的现代农业供给能力。到193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结束时，日本农村的农田、水利、道路、山川，基本上整治了一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取代了“笃农家”——老农的传统经验，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农业生产与流通体系建立起来，农村的产出能力大大地提高了。
用普适性更强的宏观经济理论考察日本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发展经验，我认为，它揭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准则：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也就是说，在东方古老的文化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中看上去根本对立的两大学派，即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找到了契合点。
3、 新命题的反证：不问“就业者工作之方向”的“需求管理”导致滞胀
“在能够形成有效供给的部门扩大有效需求”作为一个经济学命题能否成立？下面，让我们离开中日两国的农业发展情况，从原理的层面上论证本文的中心论点。
“供给会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凯恩斯指出，这个定律的缺陷，是把“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的“特殊假定”经常化了。我相信凯恩斯对于萨伊定律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以商品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萨伊的看法过于天真了。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长期来看，资本稀缺的理由并不存在，即供给方面不成问题。“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像普通人所想象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①。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难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才为经济过剩顽症开出了“需求管理” 的药方，即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社会总需求，使之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社会总供给接近或相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凯恩斯的这个药方，有点像在中国的感冒药品市场上“火爆”了好几年的 “康泰克”，高效却有害。凯恩斯药方中的有害因素表现为导致滞胀。大量失业人口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使凯恩斯的理论先后受到了供应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出来为凯恩斯收拾局面的，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这些理论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但是，由于凯恩斯指定的“需求管理”这味主药还在继续使用，所以滞胀的弊病并没有消除。但是，那些批判凯恩斯理论的所谓新的经济学理论，也取代不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又是凯恩斯理论比“康泰克”幸运之处。
那么，按照凯恩斯理论进行宏观调控，为什么必然地发生滞胀现象呢？实际上，任何伟大理论的缺陷，都存在于这个理论本身，只是理论家本人和理论的学习者没有发现罢了。凯恩斯也是伟大的，但他忽视了供给——准确地说是忽视了供给的方向。凯恩斯认为，“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实际就业者工作之方向，而在实际就业之数量”②。在凯恩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中，供给总是充足的。但他忽视了对于“供给什么”的价值判断。根据他药方中的“需求管理”而扩大的需求，并非都是“有效”需求，用“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比如，他对因富人的奢侈性消费而扩大的需求也持肯定性态度，不但是东亚各国长期秉持的农本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为其谋求就业机会的资本主义各国失业者也不会乐见吧。
凯恩斯忽视供给的方向，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对自己的学问过于自负。他貌视马克思，称马克思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也瞧不上马歇尔，埋怨马歇尔“对于有效需求，竟未提及只字”①。然而，正是马克思和马歇尔的理论，为我们从“需求管理”的药方中剔除致害因素提供了思维工具。
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之一，是他从扩大再生产中寻找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危机的根源。不论马克思的结论是否科学，他的这个动态的思考方法要比静态的思考方法更具有科学性。高鸿业教授在评价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时指出：他们“都是从简单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但是，“宏观经济的运行不可能是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W－G－W），而必须是G－W－G´。而且，G到G´的变化不仅是个流通问题，它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②。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在W－G´这个环节上发生的。凯恩斯正是忽视了这个环节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凯恩斯曾经指出，萨伊的错误在于把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特殊假定”普遍化了，但他没有警惕和反思自己是否也会犯类似的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有效需求反映的是这样一种需求水平，即：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时的社会需求总量。在凯恩斯这样定义有效需求这个核心概念时，他也有一个“特殊假定”，即：只要当期实现了社会总产品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那么，继期的社会总产品就一定会全部为社会所需要，或者至少是通过“需求管理”能够使社会总产品全部为社会所需要，并再一次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而不论就业者（在“工作之方向”上）提供了什么样的产品。但是，显然，这个“特殊假定”只是假定，并不是真实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当“需求管理”对“就业者工作之方向”采取不管不问的放任态度时，社会不必要的产品——过剩产品就会被生产出来，如果不是这样，凯恩斯就真的有充分理由把马克思抛进“不入流”的学者之列了。可惜，凯恩斯在他那个年代可以如此自负，那不过是由于他盲目加入药方中的致害因素还没有发作罢了。他的衣钵继承者萨缪尔森就没有了他那样的自负本钱，还得恭敬地称马克思为“改造了经济学”的“思想巨匠”。
本来，凯恩斯在马歇尔的经典经济学之后能够从总量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开出了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需求管理”药方，这至少在形式上比以往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更接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的批判，但是，他却在“就业者工作之方向”上同马克思彻底地分道扬镖了。也许是凯恩斯存有这样的疑虑：如果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连“就业者工作之方向”也纳入“需求管理”的范围，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同斯大林领导下的僵死的苏联经济没有什么区别了。但真实情形到底怎样，大概要由经济学说史专家来回答了。不论凯恩斯是怎么想的，在他的理论指导下的宏观调控放弃了对供给――“就业者工作” “之方向”的管理，总归是事实，他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们也都没有提出对这个“方向”进行“管理”的诉求。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料到却让后凯恩斯主义者大为苦恼的滞胀问题发生了：当期扩大有效需求造成的充分就业，使继期的供给必然地扩大了，但继期的有效需求并不能必然地同比例扩大。于是，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产品过剩必然地发生了，生产过剩产品的那部分工人重新失业，经济增长停滞了；但是，因扩大有效需求而投入的货币却没有退出流通，继续以等价物的本性表现为社会需求，于是，通货膨胀便发生了。当不顾供给――”就业者工作之方向”的有效需求继续因政府干预经济而扩大时，滞胀便愈加严重起来。
关于上述道理，我们用从瓦尔拉均衡到非瓦尔拉均衡的一般形式进行一下讨论就更清楚了③。
假定市场分为两类，即商品市场（C）和劳工市场（L），并以d 表示需求，以 s表示供给。
瓦尔拉均衡比较完美地展现了萨伊定律的内容。其形式是
Cd ＝ Cs
Ld ＝ Ls
但凯恩斯已经证明，瓦尔拉均衡只是个特殊的假定，并不反映一般的供求关系。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或者说常态是非瓦尔拉均衡，其形式是
Cd ＜ Cs Cd ＞C s
Ld ＜ Ls Ld ＞ Ls
根据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不可能解决失业问题，必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有效需求，才能使商品市场上供给与需求趋于相等，并使劳工市场上也出现同样的结果。这样
Cd↑＜ Cs →Cd ＝Cs
Ld↑＜ Ls →Ld ＝Ls
Ⅲ式中的“↑”表示政府以扩大有效需求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表示宏观调控的结果。显然，Ⅲ式中“→”右边的部分与Ⅰ式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反映了交易人在交易后形成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在结果上又回到了瓦尔拉均衡。但大家知道，凯恩斯是在批判萨伊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所以，如果经济学家不能使凯恩斯的非均衡分析在结果上超出瓦尔拉均衡，萨伊时代的经济过剩危机，就只能在凯恩斯时代以滞胀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国民经济系统带去了大量货币，但均衡还是要回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才能实现。因此我认为，凯恩斯主张在主观目的性明确的“需求管理”中对“就业者工作之方向”采取“放弃管理”的态度，就如同一个微观层次的企业对销售管理慎之又慎，却对生产管理粗枝大叶一样。
既然我们发现了凯恩斯“药方”中的致害因素，“药方”的重组就有了先决条件。接下来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重组“药方”。同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对现有资源的巧妙利用一样，让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药方”中包含“供给管理”的功效，也离不开对现有经济学资源的充分利用。
马歇尔的边际效用学说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一场伟大革命。这个学说使人们对“经济”这个最一般的经济学范畴有了比以往更本质且更形象的理解：同样一定量的产品或货币收入，分配给不同的收入阶层或用在不同的用途上，效用是不一样的。正是这样一个思想，为政府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马歇尔不同意政府干预经济，但这不要紧，正如一把刀，使用者是用它砍柴还是切肉，刀的制造者是无意干预的，只管用好了。
凯恩斯主张的“需求管理”，必然对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产生双重的影响。那么，政府如何在“需求管理”的过程中，实现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效用最大化呢？这大概是宏观经济学永远也做不完的课题，本文也无法给出永远适用的答案。这里只是进行一下方向性探索。
（1）不同经济部门（产业）的供求均衡。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最早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公有经济部门。所谓公有经济部门，在本来意义上不应是政府垄断的部门，而是私人经济因无法赚取利润而留下来的财富创造领域。政府的“需求管理”之所以首先干预这个部门，从供给的角度看，正是由于这个领域与竞争性很强的民用工业及服务业部门相比，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状态。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早期比较灵验，基本原因在于这个领域需要大批量增加供给，以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造成的结构性失衡。如果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对待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评价早期的“需求管理”，就很容易把扩大公共工程投资当作“需求管理”的唯一部门。1970年代以来滞胀现象造成的困扰，与公有经济部门在几十年的建设中达到供给饱和有直接关系。比如，将人稀车少地区的二级公路改造成高速公路，就不是增加有效供给，而是在浪费资源。所以，对于握有管理“普天之下”权力的政府来说，“需求管理”不应该局限于公有经济部门之内，其本质要求在于调节不同部门的供求关系，使之逼近协调发展的均衡状态。虽然把政府的资金用于私人经济部门有公钱私用之嫌，但并非是通过“管理”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政府把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出售给私人部门，就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2）经济社会的公平合理。凯恩斯看到：“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①。“公平合理”是个模糊概念，难以准确把握。但也并非不能把握。比如，简单劳动者的就业选择范围要比复杂劳动者窄得多，因此，政府为这部分人创造就业机会就是比较公平的；又比如，由于增加就业而增加的收入越是用于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的低层次需求，就说明这部分收入的边际效用越大。也就是说，政府的“需求管理”应尽可能为简单劳动者提供创造财富的就业机会和获得财富的机会。这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即是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也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及其它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从公平的角度看，低收入群体扩大了消费需求，也为高收入群体在更高水平上获得收入创造了市场。
（3）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工业革命以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别，从一方面看是企业和个人盲目追求利润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各国政府放弃“管理”的结果。能够为社会可持续发展负责的只有政府。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基础是人力资源的培养。中国历史上早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所以，“需求管理”作为政府行为，必须为人力资源的培养负起责任。这不仅要求政府为教育投资，还体现在全方位地为人力资源的培养创造条件。比如，“需求管理”为低收入阶层就业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也就是为居民家庭形成教育需求创造条件。此外，教育结构的改善状况也基本上是由政府行为决定的。
四、案例与结论给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课题
如果本文提出的案例是真实的，形成的结论是科学的，那么，面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的长期且普遍的落后状况，下面的课题就亟待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研究。
（1）凯恩斯主张“需求管理”的前提是，从长期来看，资本稀缺的理由并不存在，即供给方面并不存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资源有限障碍。既然如此，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长期以来以政府财力有限为由，拒绝向农村大规模投资，是否明智？换言之，凯恩斯主张“需求管理”的前提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是否成立？
（2）从均衡概念出发，中国目前最短缺的经济部门是什么？把农村公共产品部门（即通常所说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最短缺的经济部门能否成立？如果不能成立，理由是什么？如果能够成立，政府通过“需求管理”向这个部门配置资源形成的供给是否是效用最大的？
（3）库兹涅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利用经验数据证明了这些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发展阶段，唯有韩国和我国的台湾是个“例外”。如果本文的立论是正确的，舒尔茨对日本农业发展经验的评价是可信的，那么，以日本的农村发展经验为蓝本的韩国和台湾，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改变传统农村的落后面貌，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经济学家对此应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像库兹涅茨一样，将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韩国和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台湾的发展经验视为“例外”好呢，还是将其视为“范例”更合适？更进一步说，中国大陆在2001－2030年的发展中，能否取得可与1951－1980年的韩国和台湾相提并论的发展成就，即把传统农村改造成现代农村，实现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
显然，能够轻松阅读本文的读者对于我如何回答上述问题已经了然于心。但限于本文的主旨，不能在此对于我所持的观点进行论证。这里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经济学界同仁能够对一些已经成为定见的结论重新进行研究，为中国传统农业与农村的改造，从而也就是为中国落后面貌的改变开辟出新的思想天地。
（11000个字符。）
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微观经济学角度论证这个宏观经济学命题。
电话：6280955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邮编：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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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①经济学界有人（如上海财经大学的谈敏教授）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二是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学原理。没有第一个条件， 就 没有理由妄称“中国”；没有第二个条件就没有理由妄称“经济学”。
②日本的小农理论最早是由东（火田）精一的老师、被日本学术界称为农本主义急先锋的原东京大学教授横井时敬于1925年完整提出的，其核心理念是：日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自耕农体制（即小农户经营体制），发展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要对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东（火田）精一将现代经济理论（首先是熊彼特的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横井时敬小农理论的科学阐述，成为日本小农理论的集大成者。
①今村奈良臣 著 《补助金与农业·农村》，家之光协会（日本），1978年。
②我曾经就此问题寻问过几位从事经济学教学但没有专门研究过日本经济的朋友，他们的回答差不多都是如此。
①舒尔茨 著《经济增长与农业》，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
②东（火田）精一 在《日本农业的展开过程》第一章中对日本农户性质的基本界定。
①凯恩斯 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2页。
②凯恩斯 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7页。
①凯恩斯 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页。
②参见 萨缪尔森 著《经济学》的《译者序》第16至17页；其中，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G′代表含有利润的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
③ 参见厉以宁著《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第八章第一节的内容。湖南出版社，1997年。
①凯恩斯 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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