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约束：金融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中文摘要
本文从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出发，回顾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中的评价。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两种理论背后的经济哲学基础，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思想在金融发展领域的延伸，反映了不同经济学家对政府与市场地位和功能认识的差异。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在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可以用“国家推动主义”、“市场亲善论”和“市场增进论”来描述，并且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认识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
接下来，文章对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跨国计量检验，表明：（1）一国人均收入越高，金融结构越趋向于市场主导型；（2）一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越低，企业准入政策越松，该国金融结构越倾向于市场化；（3）一个拥有较强法律传统和民主政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4）相对银行规模、相对银行活跃性、相对市场效率和外汇黑市升水幅度可以很好的解释一国金融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相对合理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不存在绝对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在金融发展中地位是动态变化的，一般的趋势为市场增进。
最后，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认为我国20多年来实际上走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增进型金融改革之路，这种渐进式既有收益也有成本。文章在结尾处提出我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1）通过99国面板数据计量证明银行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银行业需要进行产权改革，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2）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3）实行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
关键词：金融发展 金融结构 金融约束 金融自由化 政治经济学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both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ory and Financial Restrai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 analyze the economic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controversy of them is reflec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liberalism and intervention. Thus, the categorization of Market-Friendly View, State-Development View and Market-Enhancing View can appropriately describe the various apprehensions to the roles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 further conclude that these differences are based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1) financial structure is apt to market-oriented when national income is growing; 2) higher percentage of SOEs and more regulations to business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lower deepening of financial structure; 3) a country with strong law and order tradition and high quality of bureaucracy is inclined to have a market-oriented financial structure; 4) Relative Bank Size, Relative Bank Activity, Relative Market Efficiency, and Black Market Premium can also explain financial structure. Financial structure is dynamically developing. There is no exclusive existence of optimal financial structure throughout the entire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is to say, there is a trade off between market and government.
Finall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last 20 years in China. I hold the opinion that the step by step reform has both benefits and costs. Therefore, the future path for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y be:1) property reform, to low the concentration of banks; 2) interest liberalization; 3) the policy of open financial protectionism.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restraint,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ics
一 问题的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中相互对立的两个重要理论。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演变必然会触及二者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两个理论的梳理、评鉴和适用，将对我国的金融发展起到有益的作用。先前的研究成果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局限，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的根本分歧何在，其实质是什么，方法论基础又是什么？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演进有没有动态的规律可循？
在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有没有最优标准？
中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应是什么样的？两个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
文章第二部分回顾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的历史以及经济实践，第三部分深入追寻二者的方法论起源，第四部分讨论了金融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五部分以跨国经验研究说明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第六部分是对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评价和展望。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 理论演进和经济实践
金融起源于货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金融的唯一要素就是货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货币进入了经济分析视角，然而古典经济学是货币中性论者，认为货币是笼罩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在资本主义以前，除了货币发行是由国家垄断之外，政府对于金融业没有特别的管理制度，后来才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制定了一些专门的管理条例。
凯恩斯第一次系统研究了货币对投资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影响作用，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占据主流。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反映在货币金融领域主要是加强了金融管制，实行低利率来刺激投资，早期政府对金融的零散管理演变成全面管制，资本主义也迎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理论开始兴起。格利和肖1960年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正式提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命题，并得出初步结论：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的推动手段。帕特里克（Patrick,1966）在《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成长》把金融发展路径区分为需求引致型和供给主导型，前者金融发展是对经济发展的被动反应，发展动力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后者金融发展优先于经济发展，起到引导供给的作用，并指出落后国家应采取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戈德史密斯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指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国金融发展就要改善金融结构。这些研究为金融自由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凯恩斯主义失灵，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也随之成长起来。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对新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现象，即运用政府强制力对利率进行严格管制，其结果是不但不能刺激投资，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他们的核心主张是取消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过渡到由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的“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阶段，实现“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金融自由化理论正式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卡普尔（Kapur）、加尔比斯（Galbis）、马西森（Mathieson）、弗莱（Fry）为代表拓展了Mckinnon-Shaw模型。金融自由化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20多年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进展，Fry（1980，1988），Warman和Thielwall（1992），Klaus Schmidthebbel、Luis Serven和Andres Solomano（1994）， Nureldin Hussain（1996）肯定了利率的储蓄效应，Giovannini（1983），Cho和Khatkhate（1989），Gupta（1987），Simon Chapple（1991），Tamin Bayoumi（1993）否认其存在。Mathieson（1980），Alan Gelb（1989）肯定了自由化的规模效应；Joshua Greene和Delano Villanueva（1991），Panicos Demetriades和Michael Devereux（1992）不承认其存在。Galbis（1977，1982），Fry（1978，1980，1982）,Gelb(1989)，Levine(1992)支持效率效应。Williamson（1998），World Bank（1998）肯定了金融深化效应。Fry（1980），Lanyi和Saracoglu（1983），World Bank（1989），Polak（1989），Alan Gelb（1989）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证明金融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受到了来自新凯恩斯主义、新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批判。
真正使人们反思金融自由化的是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1982年国际债务危机首先在拉美爆发，美国80年代陷入长达十年的储蓄贷款危机，日本80年代末发生泡沫经济大崩溃，至今一蹶不振，90年代，拉美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暴发金融危机，2001年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据Lindgren、Carcia和Saal（1996）统计，自1980－1996，共有133个IMF成员国发生过银行部门的危机。金融自由化是否会导致金融风险，Minsky（1982）对金融脆弱性进行了研究，Asli Demirguc-kunt 和Enrica Detragiache(1997)系统研究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的关系 。Craciela ，Carmen (1999)论述了“孪生危机” ，Gerard Caprio，Patrick Honohan和Joseph (1999)指出金融自由化增加了金融业竞争性的资产价格波动 。Christian (2001) ，Gil Mehrez和Kaufmann（2000）的实证研究认为自由化加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
鉴于拉丁美洲国家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出现的混乱局面，麦金农1986年《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又倡导渐进的自由化之路，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对银行的有效监督。在比较东亚各国渐进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和转轨国家激进自由化导致的严重经济混乱之后，麦金农1991年出版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提出对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优次序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是极端重要的。该书中麦金农对政府干预进行了妥协，提出转轨国家政府的职能——金融控制（Financial Control）。它是指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等，控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相对速度，最终实现非通货膨胀型的金融均衡以及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金融控制”的提出是对自由化理论的修正。
斯蒂格利茨（1994，1997，1998）在一系列论文中以金融市场更容易失灵为理由批评金融自由化。他认为，由于市场具有不完全信息，认定每一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定理就对衡量金融市场效率没有指导意义。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市场不具备帕累托最优效率，有限的政府干预就能大大提高单个经济体的效率，所以政府干预不仅会使金融市场运行的更好，还会改善经济绩效。1997年，赫尔曼（Hellman）、穆尔多克（Murdock）、斯蒂格利茨共同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对存贷款利率、市场进入及资本市场竞争加以限制，从而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种租金机会能提供适当的激励，可以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激励创新，维护金融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
争论和批判没有阻挡金融自由化的主流趋势，尽管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强化了政府干预，但国际经济组织的主流态度和大多数国家政策实践还是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适应“金融全球化”（Financial Globlization）的趋势。正如麦金农（1989）说：“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即在价格稳定的同时实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这并不容易做到，而且充满着潜在的陷阱。然而，就成功的经济发展而言，这又是不得不玩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
三 经济思想史的解读：追寻方法论的起源
从金融自由化理论到金融约束理论，折射出的经济学和哲学话题几乎是贯穿整个经济思想史的主题。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不外乎是某种既存理论或思想的延续，也不可能逃离当时的经济发展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潮而独立存在，金融发展理论也没有脱离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这个古老而重大命题的争论。金融自由化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从前提假设和结论倾向上都是自由主义的，金融约束是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新发展，二者的批判与反批判也不过是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思想消长变化的反映。
金融自由化与自由主义
西方经济思想史中，重商主义是最早的有体系的经济思想，但却是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史前思想出现的，主流经济学一致将《国富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开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其实，“《国富论》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亚当·斯密所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深受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创始人培根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部分。” 霍布斯认为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是理性的要求，理性的要求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永恒的。所谓自然规律，就是不受时间影响而且是持久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洛克受牛顿经典力学观点的影响，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移到哲学中来，寻找“永恒的东西” 。斯密、李嘉图等人把自然规律的观念应用到经济理论中来，认为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
而其后人则进一步沿用了经典物理的法则和自然规律的信念。19世纪70年代，瓦尔拉斯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础，创建了一般均衡理论体系，经马歇尔、帕累托、阿罗－德布鲁等人的完善，其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实现资源的最有配置的思想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条，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意味着效率和稳定，所以均衡观是整个理论的核心，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分析中最普遍使用的分析工具。一般均衡模型中，市场机制被看作一个精巧的运动结构，它产生一组价格使得对任何一种商品的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一般均衡理论回答了市场机制能否是供求达到平衡，是否有效的问题。由于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矫正能力，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常处于均衡状态。这样国家就不必直接干预经济过程本身。
金融自由化理是在对新古典货币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但这并不表明它的分析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金融自由化理论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竞争均衡的分析，把利率（资金的价格）看成金融市场的核心调节机制。并试图设计出更符合实际的均衡模型。 麦金农认为新古典的货币金融理论假设是为了构造一般均衡，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情况的，他改造了前提假设使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实际，认为实现自由化而不是政府干预可以实现局部均衡。
主流金融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不仅是推动金融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也是发挥金融对整体经济发展推动力的最有效途径。在论证金融市场效率优势的过程中，金融自由化理论越来越回归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在：
储蓄和投资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在金融自由化理论中得以充分体现。市场机制是调节储蓄和投资主导机制，能实现储蓄投资的长期均衡稳定。技术、人力资本等因素被看成外生变量，抽象掉了这些外在的差异，从而回避了不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系统性差异。
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失灵、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作为外生变量考察，在金融自由化理论中也没有考察政府的作用，完全外生化了。
随着交易成本、不完全信息，不确定性等被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金融自由化理论也逐渐微观化，寻找动态均衡路径。
新古典经济学先验假定市场是有效率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先验地接受市场是有效率的前提，违背市场原则的就是低效率的表现。
一个良好的例证是新古典金融理论的替代效应和麦金农的导管效应的对比，这也是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基点。以Y代表实际总收入，r代表实质资本和所有非货币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从而，r减去货币实际收益的差额，是财富所有者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描述新古典货币均衡的需求函数可以写成：
，式中，
随着r 的上升，根据r同的差额，资产持有人会从货币转向更能生利的实质资本。放弃一些使用货币的交易上的优势，在一个确定的Y和r的水平下，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的增加，会减少私人储蓄者资产组合中对实质资本的需求。这就是支配着新古典货币理论的货币同实质资本的替代效应。
麦金农把投资和收入的比率作为决定货币存量的一个因素，货币需求函数改造成为：
，式中，
麦金农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实际收益率的变化很大，假定经济中只有一种单一的实际收益率，它同时又是持有货币的同一机会成本的观点是错误的。货币是按照不同的边际效率使用的。货币作为一种导管而不是一种竞争资产，货币需求增加，会同时伴有实质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进而麦金农给出了新的投资函数：
，式中，，资本平均收益率
麦金农特别指出，要归纳出精确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可以按照确定的当期收入水平，构成一个部分均衡模型的基础。在现实经济中，可以由实际利率代表，麦金农指出的重要性，也指出对金融资产支付的利率大大高于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投资边际效率，金融资产就会引诱一些企业从落后的生产过程中抽出资金导致具有最大盈利性投资可能性的企业发生更迭（如图2-1）。正因为重要，政府就不应该认为压低实际利率，而要让市场来决定一个正的实际高利率。
图2-1：导管效应与替代效应
金融约束与国家干预
在自由主义成型、发展和成为主流的同时，由重商主义演变而成的国家干预思想从来没有中断过。早在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就承接了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国家有机说，强调国家应控制个人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反对古典经济学遵循的自然规律哲学和放任自由的功利主义。19世纪，当尚处于手工业时期的德国面对从英法贩运过来经济学，感到严重的不适应时，历史学派在浪漫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诞生了。19世纪中期，作为历史学派集大成者，李斯特创立了国家主义经济学，用“国民经济”反对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假定一个没有国家疆界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为当时急欲赶超的德国提出响亮而简单的口号“保护幼稚工业”。 如今，德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无独有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极力鼓吹自由化的美国在开国初期却经历了自由主义向重商主义的转变，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发现引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适用于这个落后经济体时，他们转向了德国的历史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当然，对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的是凯恩斯。凯恩斯革命突破了传统均衡观，否定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观念，因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之后的非均衡学派在市场不出清假设下建立一系列非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原理，然后构筑非瓦尔拉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非均衡思想体现了对理想主义的不信任，认为没有绝对普遍的自然规律的存在，信息的有限性和价格缺乏灵活的伸缩性导致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反映了经济学家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有没有自发可以实现的支配着世界的精妙机制，一般均衡论者认为存在绝对真理——无形的手（上帝之手）——市场机制；非一般均衡论者认为不存在这种绝对的真理——没有自然规律存在，因此要发挥人的能动因素，必须借助于人类的理性——政府的力量。
金融约束论体现了这种非均衡思想。它由新凯恩斯经济学家提出，批评麦金农理论假设前提是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种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特别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行为道德风险等问题，资金难以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必须依靠政府提供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金融市场制度的有效运作。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在于政府创立而不攫取租金——制造非均衡形态的出现，引导市场按照政府意愿运行。其基本框架如图2-2：
图2-2：金融约束基本模型
在自由市场上，资金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入图2-2（a）所示，此时市场均衡利率是。若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控制存款利率但不对贷款利率加以限制，此时市场存款利率是，低于均衡利率，贷款利率为，也高于均衡利率，银行将获得全部租金，如图2-2（b）。银行获得租金后会增加投资来改善存款的基础设施，提高存款的安全性，从而产生“租金效应”，使自己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这样，社会资金可以更方便进入正式金融部门，企业也可以在较低利率得到贷款量，大于瓦尔拉斯均衡时能得到的贷款量，如图2-2（c）。若政府也对贷款利率加以控制，此时存款利率为，贷款利率为，银行与企业部门都将获得租金，其中银行可以获得，企业获得，如图2-2（d）。
四 再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政府与市场
任何一种理论不可能完美无缺，也不必苛求它的普适性。我们不应该把问题局限于讨论一个国家究竟应选择金融自由化战略还是金融约束战略，而关注于讨论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了自由主义而一些国家却要国家干预，如何在金融发展理论中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国家主义的经济学说出现在经济落后的德国，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选择政府主导发展战略，似乎归纳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出发，越强调国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主张以国家经济干预替代发达国家提倡的自由市场竞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观，理论上表现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对立，政策上表现在特定经济发展战略下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争论，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主导权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为重要，这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也关系到政治独立、政权稳定和国际地位的问题。从而对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包括主导产业和资源配置机制？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现代化的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要起飞必须依靠现代工业部门，基本任务是工业化。要建立现代工业体系，资本积累是关键，资本积累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就是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也即储蓄的动员过程和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从来源上看，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资金来源不足；从使用上看，缺乏工业体系，需要大规模的投资。资本积累的速度难以满足政府对工业化进程的要求，资源稀缺状况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方式的选择，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有限发展的部门得到足够多的资源，供求严重失衡将导致资金价格过高，增加优先部门的发展成本，市场自身的缺陷与失灵，这些都抑制了工业化的进程，从而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由政府主导工业化，资本积累必然是非市场性的，政府利用非市场的手段动员资金，金融体系成为政府干预的工具，保证了政府对资本积累过程的控制力。
麦金农认为政府干预造成金融压抑，但是他的逻辑可能低估了时间因素和预期的连锁效应。对重要部门给予低收益的投资可能是必须的，因为这些部门的存在本质上使为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并为其创造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如果没有国家集中控制资本用来投资重大和中间部门，这些国家工业腾飞必然会受到资金的制约。麦金农认为新工业起步前的亏损应由社会来评定，透过本息的偿还，才能肯定新兴工业的价值。问题是市场是短视的，不存在中长期目标，其自身能否认识到新兴工业在未来的价值呢？就算市场发出的信息比国家更好，在发展的初期，国家干预所瞄准的可能是市场无法提供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还要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化政策呢？从世界范围看，金融全球化在方式上等同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而不是国家，代表着当今国际体系中最接近霸权的东西。金融市场使得传统的国际政治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但这种模糊本身依然完全可以反映大国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利益。 就金融领域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允许发达国家尽可能经常和稳妥的通过操纵不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金融中心来获取工业利润、金融企业的收益以及利息和红利。为此，发达国家要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和经常的机制，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那些工业化起步较晚但至少有所作为的国家提出打开和放宽金融市场、允许这些国家的银行与国际银行建立直接联系。
发展中国家可以从金融全球化中获得好处，但金融全球化是等级化的和不完善的，仅有的调节手段局限性很大，因为这些调节手段尤其依赖美国的金融机构。金融自由化使各国事实上被迫服从市场的制约，各国政府政策失去自主决策权。90年代的经验是，最有可能受到外界冲击影响的国家，是那些在外来金融压力下，同时实行贸易与直接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最为严重地受到金融领域和实业领域双重矛盾的制约。对此的批评认为，宣称金融自由化是不可逆转，就是赋予历史决定论以一种充满疑义的形式。为现实主义现有秩序做辩护，反映了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无可奈何的服从。
转轨国家激进自由化改革的失败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就使得人们反思自由化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新自由主义者也进行了一些妥协，在代表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华盛顿共识”在倡导市场化时也提出了与之配合的政策措施，包括宏观经济平衡，完善的市场提制，但在实践上主要是自由化，而不是后者。然而，即使是有顺序的自由化，其结果也是难以预见的。稳健的宏观经济，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政府等决定自由化成效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能作为结果出现而不是前提。 这些目标被当成自由化的前提，而自由化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这样就颠倒了事实，逻辑上错乱，这种代表发达国家意志的政策导向回避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和挑战。开放和自由化意味着参与全球竞争，而竞争的起点处的差异决定了结果。开放是可以带来发展机遇，但是前提是应该存在潜在优势，这种优势只要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实际上，考虑各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使其劣势更加明显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
这种逻辑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是发达市场国家站在自身立场上，抽象出的适用于全世界的资源配置学问。但其实质上理论体系是封闭的。制度、政府职能、技术都被抽象成外生变量，而在全球市场下，这些因素就存在系统性差异，不可能作为外生变量存在，因而原先的均衡是不可实现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恰恰是在这些“外生变量”上做文章，由“外生”改变“内生”，而不是像新古典所说的“内生”改变“外生”。
青木昌彦（1998）等人归纳了几种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市场亲善论”（Market-Friendly View），它们认为大多数经济协调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当市场自身不足以协调时，其它私人部门和组织将足以进行经济协调，在这一观点中政府的作用被局限于为市场交易提供法律基础设施和提供极端市场失灵情况下所缺失的产品。相比而言，国家推动发展论（State-Development View）认为市场失灵在发展中更为普遍，因而把政府干预作为一种解决这些更普遍的市场失灵的替代机制。而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它市场缺陷的能力。金融自由化大概可以看成是市场亲善论的代表，金融抑制是国家推动发展论的代表，而金融约束则是市场增进论的代表。
青木的分类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重视角。以往的诸多研究往往把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立起来，现在或许可以把政府视作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经济体系内在参与者，它代表了一整套的协调连贯机制的机制；而不是一个附着于经济体系之上的负责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外在的、中立的全能机构。政府与市场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漫长路径中，寻找二者的动态平衡点。我们似乎难以找到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路径中，政府与市场地位和作用的永恒规律——所谓“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无非是经济史长河中短暂的经验总结，而历史并不会“终结”——如果说非要有什么规律的话，不同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战略将决定不同的平衡点应该才是。
五 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跨国实证研究
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的分歧也集中在要实现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金融自由化旨在营造一个分散的、竞争的金融市场，金融约束则主张创造一个适度控制的金融体系。
然而，在国别研究中，从效率观点和信息经济学出发的规范研究，并不能完全揭示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一国的金融结构必定与它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战略与政策，甚至法律与政治传统相适应，抽象的讨论金融体系的优劣是缺乏说服力的。本节将以跨国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一国金融结构的形成，金融结构是否存在动态演变规律，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金融发展上政府与市场的地位会有不同。
1．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结构广义上可分成银行结构和融资结构两个层面。对银行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银行集中度，它以最大的若干家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其高低反映了银行体系的竞争程度以及大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融资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重，比值越大表明一国的拥有更发达的金融市场（狭义）。Beck, Demirguc-Kunt 和Levine (1999)定义了一国金融结构的总体衡量指标“金融结构指数”（Structure index），其值越高表明一国越趋向于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金融体系的功能是与它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就跨国数据（105个国家）而言，一国人均GDP越高，银行集中度越低，意味着随着收入的提高银行结构趋向分散化，同时，股票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金融结构指数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它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
图5-1：银行集中度、相对市场效率与人均GDP 关系图
注：图中GDP为1980年实际人均GDP对数值，引自Summer-Heston（1998），World Bank。CONC为最大的三家银行信贷资产总额占全部银行信贷资产总额的比重，1990－1995平均值，引自Beck, Demirguc-Kunt and Levine (1999) ，World Bank。RME为相对市场效率（Relative market efficiency），总股票交易量占GDP比重乘以营业间接成本，1980－1995平均值，引自Beck, Demirguc-Kunt and Levine (1999) ，World Bank。
图5-2：金融结构指数与人均GDP
注：图中GDP为 1980年实际人均GDP对数值，引自Summer-Heston（1998），World Bank。STRUC为金融结构指数，1980－1995平均值，引自Beck, Demirguc-Kunt and Levine (1999) ，World Bank。
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2001，2003，2004）论证了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将决定它的产业结构，从而决定金融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构造的技术选择指数（TCI）对金融结构有良好的解释力。正如前文所述，当政府确定了需要扶持的重点产业，必然要控制金融资源向重点产业倾斜，其金融结构就容易表现出金融压抑的特征。本文选用了两个替代性的指标，也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个是“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SOE），从 0 到10赋值,，越高的值意味着越低的国有经济比重。 另一个是“管制程度”（REGUL），对各国市场准入政策严格程度赋值，从0到5，值越大意味着管制越少。如图5-3，STRUC和SOE、REGUL均呈正相关，表明一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越低，企业准入政策越松，该国金融结构越倾向于市场化。
图5-3：金融结构指数与国有经济地位、管制程度关系图
资料来源： LLSV (1998b),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1975-1995年平均值，World Bank。
政治与法律传统
La Porta、Lopez-de-Silanes 、Shleifer 和Vishny（LLSV，1997，1998，1999，2000）认为，各国金融结构受本国法律制度影响和约束，正是法律传统和制度的不用造成各国金融制度差异。 本文选用了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从1到10赋值, 值越大意味着法律与秩序传统越强。第二个是“官僚品质”（Bureaucratic quality），从0到6赋值，越高的值意味着政治越民主，经济决策越不受政治干扰。如图5-4，STRUC与LAW、BEUREAU均呈正相关，表明一个拥有较强法律传统和民主政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
图5-4：金融结构指数与法律传统、官僚品质关系
资料来源：LAW，1982-1995平均值，引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World Bank；
BUREA， 1982-1995平均值，引自Knack and Keefer (1995)，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World Bank。
金融市场特征
以上三种因素在主流理论中都是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只把金融市场特征作为内生变量分析金融结构的演进。影响金融结构的几个主要市场特征是：相对银行规模（Relative bank size，RBS），衡量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的规模大小，用银行总资产除以股票总市值；相对银行活跃性（Relative Bank Activity，RBA），衡量银行部门与股市的活跃性大小，用银行总信贷额除以股市总交易量；相对市场效率（Relative market efficiency，RME），衡量股市与银行的效率大小，用股市占GDP比重乘以营业间接费用；外汇黑市升水幅度（Black market premium，BMP），衡量金融市场管制程度。各变量与ETRUC的关系如图5-5。
图5-5：金融结构指数与RBS、 RBA 、RME 和BMP关系图
注：RBS、RBA、RME数据引自Beck, Demirguc-Kunt and Levine (1999)，1980-1995平均值；BMP，1980-1992对数平均值，引自World's Currency Yearbook和 Adrian Wood, Global trends in real exchange rates: 1960-84, WB Discussion paper no. 35. 1988.
2．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结合以上分析，建立金融结构与各相关变量的计量模型：
回归结果（见附录1）：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Constant)
.198
GDP
.005
.032
.152
REGUL
.015
.033
.459
SOE
.015
.012
RBS**
.003
RBA
-06
.000
RME*
BMP
.122
LAW*
.029
BUREAU
.051
.027
Adjusted R Square：.306 F值：
注：*、**分别代表10%和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5-1：截面数据回归系数表
回归结果中，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通过，大多数变量未通过T检验，但是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预先的设想吻合。
3．对结果的说明
从跨国经验来看，在国家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渐变的，明确的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家发展战略向着比较优势靠近、法制的强化和官僚系统的进步，金融结构会自发的朝着市场化方向演进。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可能无法逾越它所处的条件约束集合，达到规范经济分析所主张的均衡状态。因此，判定一国应当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是否应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或金融约束政策，必须首先澄清以下问题：
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
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该国的政治法律传统
该国金融体系的现有特征
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而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之中，由于经济主体对资金需求规模不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与此同时，金融体系的各种制度安排在提供不同规模资金的交易费用和克服不同风险时各具优劣，因此，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结构是不同的（林毅夫，2005）。
如果一个国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使其处于高度市场化金融结构区间，那么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将是不切实际甚至是灾难性的；反之，金融约束将有害于金融结构的深化，阻碍经济发展。
六 中国的金融发展：现状、评价与展望
对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追根溯源的理论论证，对跨国金融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其落脚点都在中国。中国的金融发展需要哪一种理论的指导？要走哪一条道路？会发展成什么形式？这些问题将在本节进行回答。
1．我国金融发展的总体特征
1978年以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处于政府管制下，不具备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1978年之后，我国的金融提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市场化方向转型，货币化水平显著提高，金融结构逐渐深化，总体而言我国20多年的金融发展表现出以下特征：
国家保持对金融的垄断性控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中国金融资产的90%以上，90年代有所下降，但到2003年仍达到% ，国有银行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银行业集中度自90年代后期有显著的降低，其绝对量仍属世界较高水平。如图6-1。
图6-1：中国银行集中度1990－2004
资料来源：FinStructure数据库，World Bank。
金融资产价格受到政府管制
我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外汇汇率一直受到政府较为严格的管制。对金融资产的价格的控制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近年来我国已承诺逐步实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
信贷配给制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资源的供给是由国有银行统一调配的，类似于财政分配式的资金供给制度。这种资金供给制度不是按市场需求提供信贷，而是按中央银行统一的计划分配信贷资金。虽然90年代后情况有所改变，但信贷调控仍是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
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直接融资市场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于间接融资市场而言仍然比重偏低，2003年仅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就占GDP的133%，而股市总资产占GDP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下。 如图6-2。
图6-2：中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1993－2003
资料来源：FinStructure数据库，World Bank。
金融资源条块分割
通过20多年的金融分割，中国出现了一个依附于行政结构的庞大的金融组织科层结构。8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银行纵向分割，形成四大商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依照各个行政区划设置分支机构；财政包干和“拨改贷”使地方政府大量介入当地金融机构的运作。于是形成了今天的金融资源条块分割局面。
地区发展不平衡
总体来讲，中国金融发展在各地区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金融发展差距要大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差距。见图6-5。
回顾20多年的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相当程度上是从金融压抑向金融自由化转型的过程，在这期间，国家保持着对金融控制力，某种程度上又近似于金融约束。这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市场增进型金融发展战略。
2．现有金融发展模式的得失评价
1）创造金融租金
按照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理论，在政府干预利率时，银行获得租金，企业获得租金。我国实行的是低利率政策，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融取资金，再将其低成本贷给国有企业，使得信贷支持的国有企业得到了一笔金融租金。在财政不提供资金扶持的情况下，金融租金部分地代替了财政功能，弥补了外源融资的缺口。
低利率创造的租金效应可以推算出。本文以全国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 来反映市场利率，因为市场利率实际上是资金影子价格，理论上应等于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 计算公式：
银行获取的租金＝当年贷款增加额×（法定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利率）
企业获取的租金＝当年贷款增加额×（总资产贡献率－法定贷款利率）
年份
总资产贡献率(%)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定期贷款利率(%)
当年贷款增加额
(亿元）
银行租金（亿元）
企业租金（亿元）
全国总计
国有及控股
集体企业
联营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表6-1：金融租金1999－2003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2）铸币税
金融自由化理论认为，当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后，会利用其货币发行权增大整个社会的货币投放，制造通货膨胀从而攫取铸币税。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国家较为常见，但是中国很特殊。中国在经历了快速的货币化后，价格水平基本保持了稳定（如图6-3），形成所谓的“高货币化的中国之谜”。尽管对这个“谜”的解释各种各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不存在过高的铸币税，没有出现自由化理论所说的政府控制金融会导致铸币税过高的现象。
图6-3：货币化率与通货膨胀率1990－2003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风险两重性
中国这种政府与市场力量混合的金融体系既在某些方面规避了风险，又在另一些方面蕴藏了风险，出现“风险二重性”的现象。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有较为严厉的控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始终适应政府的政策意图，货币政策自主性很强，特别是金融开放上的谨慎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相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一定的封闭性，从而避免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感染。经验证明，与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大相径庭，许多发展中国家资本帐户开放后都不同程度的遭受到金融危机，而中国数次幸免于难。如表6-2。
国家（首次发生金融困境的年份）
短期资本流动
长期资本流动
自由化后5年是否发生危机
严重程度
阿根廷（1980）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阿根廷（1989）
关闭
关闭
NA
阿根廷(1995)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智利(1981)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墨西哥(1994)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委内瑞拉(1994)
关闭
关闭
NA
马来西亚(1985)
开放
开放
否
菲律宾(19810
关闭
关闭
否
泰国(1997)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南非(19850
关闭
开放
否
土耳其(1985)
开放
关闭
否
土耳其(1991)
开放
开放
是
严重
美国(1980)
开放
开放
否
加拿大(1983)
开放
开放
否
日本(19920
开放
开放
否
法国(1991)
开放
开放
是
意大利(1990)
开放
开放
是
澳大利亚(1989)
开放
开放
是
新西兰(1989)
开放
开放
是
巴西(1994)
关闭
关闭
NA
印尼(1992)
开放
开放
否
韩国(1985)
关闭
开放
是
土耳其(1994)
开放
开放
是
斯里兰卡(1992)
关闭
开放
是
表6-2：资本帐户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资料来源：《全球金融发展》，世界银行，1998年。
渐进市场化改革也伴随着金融风险的累积。国有银行实际上承担了中国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改革成本。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为国有企业信贷支持的义务，而国有企业的普遍低效率导致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出现，据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 国有银行高额的不良资产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改革成本的真实体现，一旦政府无法抵挡挤兑风险，整个金融系统将有瘫痪的可能。
银行不良贷款与全部贷款比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中国
26
美国
阿根廷
16
银行资产回报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中国
NA
NA
美国
阿根廷
0
0
表6-3：银行不良贷款率、资产汇报率国际对比
资料来源：《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市场发展与问题》，IMF，2005
4）金融资源配置不均
任何一个国家金融资源都不可能在国土范围内均匀配置，由于不同地区禀赋不同，对金融资源的需求和吸引能力也不一致，适度的不平衡是合理的，但是过度的不平衡会有损经济公平影响整体的效率。对不平衡的出现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一种认为是过于市场化了，市场使得金融资源集聚在发达地区，应认为调节； 一种认为是政府干预使然，金融资源的不平衡反映了权力的差异，应大力市场化 。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性显著，金融发展的差距要大于经济发展的差距和财政差距，其差异系数已经超过了市场化所带来的结果，表现了一个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典型特征。
图6-5：中国各地区金融、财政与GDP差异系数
资料来源：转引自周 立、胡鞍钢（2002）
3．我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产权改革
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明晰是经济效率的前提，“华盛顿共识”也认为私有化是转轨国家经济成功的必由之路，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主张国有银行的产权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产权改革主要是两种方式：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发展民营银行、引进外资银行，降低银行集中度。
产权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措施。明确商业银行的产权意识，打破垄断性，营造一种竞争性的市场氛围，有利于我国金融结构的深化。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归属，就像前文所论证的，一国的金融结构受制于它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当国有企业无法真正履行产权主体职能，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共同产权所有者就难以公正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银行集中度的背后是政府的金融管制政策，一个高的银行集中度意味着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其原因必然是集中性的金融资源有利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高的不良贷款率往往伴随着高的银行集中度。
为了让这个结论更加有说服力，本文对银行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跨国实证研究，按世界银行提供的99个国家2000－2004年的相关数据建立Panel Data计量模型 ：
EST(F,W,I) LOAN? CONC?
因为是全球性的研究，考虑到各国固有差异，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为避免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使用了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并采用迭代收敛，怀特异方差调整。回归结果是(见附录2)：
，
( )
调整后拟合优度 回归标准差
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优度很好，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较高的银行集中度倾向于引发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因此，为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适度降低银行集中度是有必要的。就中国而言，降低银行集中度不仅仅是数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机制的转变，是政府对银行业控制的弱化。
利率市场化
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核心主张是利率自由化，而金融约束理论基本框架是建立在利率租金之上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政府是否对利率进行控制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它最直接体现了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利率自由化是摆脱金融压抑迈向自由化的初始环节，如果金融资产的价格不能有效反映资金的供求的实际情况，整个金融市场都将是扭曲的。即使这种扭曲用金融约束的眼光看来是可取的，但其分寸和效果是难以把握的，潜在的成本也可能是巨大的。所以，就我国的金融改革而言，利率的市场化是必然的，随着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入，国家经济发展对金融租金的需求逐渐减弱，政府逐渐退出金融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市场逐步增进。
利率自由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各国经验显示，利率自由化改革成功的概率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选择渐进改革者成功机率大，而选择激进改革者则多磨难；在宏观经济形势稳定情况下改革多取得成功或进展顺利，而宏观经济不稳定情况下改革多夭折。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遵循的总体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按照这一精神，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正确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本、外币利率政策的协调关系，逐步淡化利率政策承担的财政职能；同时要把握好利率市场化与金融业开放的关系，吸收东亚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把握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节奏。改革的步骤也是渐进式的，先放开一部分利率管制，然后逐渐扩大放开的程度和比例，这样做一方面可缓和利率放开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完全自由化逐渐创造条件，弥补政策设计不足提供了时间和机会。
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
近几年来，“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是一个引起国人重视的概念。所谓“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是一国政府一方面保持国内金融市场总体对外开放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又根据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类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特别设计为手段，以对国外竞争者设置制度化的市场障碍为目的，在市场开放的同时实现对金融领域的局部性保护。
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贸易护主义演化的必然结果。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并不一定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对贸易保护主义不足之处的一个补充。在某些领域，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能够收到贸易保护主义无法达到的保护效果。在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之间，可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二者交互运用。
当今世界最主张金融自由化的美国，政府对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中的核心业务提供了明确、具体、坚定的保护，是典型的“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金融业作为支持现代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需要开放，也需要保护。开放不是抹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界限，保护也不等同于封闭，对外开放并不等于放弃保护，我们所需要的是开放与保护之间的均衡。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自由化改革方面，必须从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谨慎而行。
但我们把金融自由化的理念推广到世界范围时，规范的效率分析就不再完全适用了。当我们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时，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是“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开放型金融保护主义向我们有力地证明，在国家层面上，自由化理论是需要改写的，市场的增进相对于政府的控制是缓慢的，只有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竞争，它才有可能参加这个“不得不玩的游戏”。
七 结 论
本文从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出发，回顾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中的评价。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两种理论背后的经济哲学基础，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思想在金融发展领域的延伸，反映了不同经济学家对政府与市场地位和功能认识的差异。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在金融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可以用“国家推动主义”、“市场亲善论”和“市场增进论”来描述，并且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认识差异的最重要原因：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
接下来，文章对金融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跨国计量检验，表明：（1）一国人均收入越高，金融结构越趋向于市场主导型；（2）一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越低，企业准入政策越松，该国金融结构越倾向于市场化；（3）一个拥有较强法律传统和民主政治的国家更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4）相对银行规模、相对银行活跃性、相对市场效率和外汇黑市升水幅度可以很好的解释一国金融结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相对合理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不存在绝对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在金融发展中地位是动态变化的，一般的趋势为市场增进。
最后，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认为我国20多年来实际上走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增进型金融改革之路，这种渐进式既有收益也有成本。文章在结尾处提出我国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1）通过99国面板数据计量证明银行集中度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银行业需要进行产权改革，降低政府对银行业的控制；（2）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3）实行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
附 录
第五部分截面数据回归结果
Model Summary
Model
R
R Square
Adjusted R Square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1
.649(a)
.422
.306
.1457295624
a Predictors: (Constant), BUREAU, SOE, RBS, RME, REGUL, RBA, LBMP, GDP, LAW
ANOVA(b)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697
9
.077
.002(a)
Residual
.956
45
.021
Total
54
a Predictors: (Constant), BUREAU, SOE, RBS, RME, REGUL, RBA, LBMP, GDP, LAW
b Dependent Variable: STRUC
Coefficients(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198
.367
GDP
.005
.032
.035
.152
.880
REGUL
.015
.033
.065
.459
.649
SOE
.015
.012
.171
.195
RBS
.003
.035
RBA
-06
.000
.975
RME
.214
.106
LBMP
.122
.378
LAW
.029
.082
BUREAU
.051
.027
.464
.061
a Dependent Variable: STRUC
第六部分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Dependent Variable: LOAN?
Method: GLS (Cross Section Weights)
Sample: 2000 2004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ONC?
Fixed Effects
ARGENTINA--C
ARMENIA--C
AUSTRALIA--C
AUSTRIA--C
BELGIUM--C
BANGLADESH--C
BULGARIA--C
BOSNIA--C
BELARUS--C
BRAZIL--C
BOTSWANA--C
CANADA--C
SWITZERLAND--C
CHILE--C
CHINA--C
COLOMBIA--C
CZECH--C
GERMANY--C
ECUADOR--C
EGYPT--C
SPAIN--C
ESTONIA--C
FINLAND--C
FRANCE--C
GABON--C
UKINGDOM--C
GHANA--C
GREECE--C
HONGKONG--C
HONDURAS--C
CROATIA--C
INDONESIA--C
INDIA--C
续上表
IRELAND--C
ISRAEL--C
ITALY--C
JORDAN--C
JAPAN--C
KAZAKHSTAN--C
KENYA--C
KOREA--C
LEBANON--C
LITHUANIA--C
LUXEMBOURG--C
LATVIA--C
MADAGASCAR--C
MEXICO--C
MOZAMBIQUE--C
MALAYSIA--C
NIGERIA--C
NICARAGUA--C
NETHERLANDS--C
NORWAY--C
PAKISTAN--C
PANAMA--C
PERU--C
PHILIPPINES--C
POLAND--C
PORTUGAL--C
RUSSIAN--C
SAUDIARABIA--C
SENEGAL--C
SINGAPORE--C
SIERRALEONE--C
SLOVAK--C
SLOVENIA--C
SWEDEN--C
THAILAND--C
TUNISIA--C
TURKEY--C
UGANDA--C
UKRAINE--C
URUGUAY--C
USA--C
续上表
VENEZUELA--C
SERBIA--C
SOUTHAFRICA--C
ZAMBIA--C
R-squared
Mean dependent var
Adjusted R-squared
. dependent var
. of regression
Sum squared resid
Durbin-Watson stat
参考文献
【美】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柏宝春．美国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的分析与借鉴．上海金融．2005（4）
陈岱孙．“西方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陈岱孙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陈雨露．“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控制与国家工具”．现代商业银行．2005（7）
【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
【美】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
【美】约翰·格利，爱德华·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上海三联书店：1988
顾晓云．“金融约束：实现金融深化的一种替代性政策框架”．经济学动态．1999（1）
郭其友．“当代西方经济学均衡论与非均衡论之争及实质”．厦门大学学报．1997（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市场发展与问题．中国金融出版：200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2000－2005
黄金老．金融自由化与金融脆弱性．中国城市出版：2001
姜建清，赵江．“美国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分析——兼论开放式保护主义”．金融研究．2003（05）
【加】坎霍耶罗·古普塔．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雷达，于春海．金融发展与金融自由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刘奎，邓晓虹．“我国金融控制的收益损失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6）
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美】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
【美】罗纳德·麦金农．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日】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1998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2005
谈儒勇．“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金融研究．1998（12）
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
向文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相关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2005
【美】熊比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
袁志刚．“论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世界经济文汇．1987（04）
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经济研究．1997（8）
周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1999)”．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Asli Demirguc-kunt and Enrica Detragiac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The World Bank,Working Paper,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üc-Kunt and Ross Levine (2000):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0.
——(2002): “Law and Finance: Why Does Legal Origin Matter”,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Beck, Thorsten, and Ross Levine(2000a): New Firm Formation and Industry Growth: Does Having a Market-Basedor Bank-Based System Matt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c):“External Dependence and Industry Growth Does Financial Structure Matter”, World Bank mimeo February.
Beck, Thorsten, Asli Demirgüc-Kunt, Ross Levine and Vojislav Maksimovic (2000)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m, Industry, and Country Evidence”, Mimeo June14, 2000.
Christian E Weller, “Financial Crises Afte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r Structural Weaknes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
Craciela ，Carmen (1999), “The Twin Crisis: The Cause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
Gerard Caprio, Patrick Honohan and Joseph (1999),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How Far? How Fast?” The World Bank, WPS2737.
Gil Mehrez and Kaufmann（2000）,“Transparence, Liberaliz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The World Bank, WPS. .
Joseph Stiglitz , Andrew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iew, Volume71, Issue ().
Knack and Keefer (1995)，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World Bank。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 Shleifer, and Robert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6(6).
——(1999):“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5(1).
Stiglitz, Joseph E.(1985):“Credit Markets and the Control of Capita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May1985,17(2).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化”（Financial Marketization）是同一语义。黄金老的解释是：中国人偏向于把“自由化”等同于“无拘无束”，“市场化”看成有规矩存在，觉得二者有差别。实际上，金融自由化并不排斥金融监管，麦金农也从未把金融自由化与政府作用完全对立起来。见黄金老（P10）。
指经济发展中金融结构改善，金融作用增强，金融的质量提高，一般认为是“金融发展”的代名词。
Asli Demirguc-kunt and Enrica Detragiac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The World Bank,Working Paper,
Craciela ，Carmen (1999), “The Twin Crisis: The Cause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 pp473-500.
Gerard Caprio, Patrick Honohan and Joseph (1999),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How Far? How Fast?” The World Bank, WPS2737.
Christian E Weller, “Financial Crises After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r Structural Weaknes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p98-127.
Gil Mehrez and Kaufmann（2000）, “Transparence, Liberaliz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The World Bank, .
熊比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280
马克思，转引自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恩格斯，转引自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这是指狭义瓦尔拉斯均衡，动态的广义均衡是指经济体系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倾向。
麦金农开篇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经济富裕，或者出现普遍的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变得贫穷不堪？他希望能用一种纯经济的分析，寻找到“单一的准则”解释各国发展差异，这便是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从而又回顾到古典经济学的理想的自由主义和均衡思想。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P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
陈岱孙．西方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陈岱孙文集》下卷．P817．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刘易斯·保利．金融一体化与全球政治．新华出版社：2001年． P157
[法]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P210-215
同上
雷达/于春海．金融发展与金融自由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正如李斯特所言：“流行理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只有当一切国家都像上述各州各省一样的情况遵守着自由贸易的原则时，这个理论才有其正确性。……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5
LLSV把世界各国分成5种法律体系：英国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迪纳维亚法系和共产主义法系。在计量模型中设成5组虚拟变量。见LLSV（1998）。
对第四节末尾提出的四个判断标准，前三个已不用多解释，本文只描述最后一个问题。
《中国统计年鉴》2004
《中国统计年鉴》2004
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评价和考核企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计算公式为：
总资产贡献率（%）=（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平均资金总额×100%
本文不使用通行的黑市利率，原因在于它不适合用于全国范围，特别是对工业企业来说准确性较差。
陈雨露．“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控制与国家工具”．现代商业银行．2005（7）
刘国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中国青年报．2006-3-20
陈志武．“国有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经济参考报．2006-1-20
周 立/胡鞍钢．“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状况分析(1978—1999)”．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数据来源： HYPERLINK " ，FinStucture数据库。
中宏网．“利率自由化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柏宝春．“美国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政策的分析与借鉴”．上海金融．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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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2
CPI
M2/GDP
年份
%
货币化率和通货膨胀率
Sheet1
CPI
1985
1989 118 1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Shee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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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年份
CPI
价格指数变化
She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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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
M2/GDP
年份
%
货币化率和通货膨胀率
Sheet4
国有及国有控股 三资企业
资产总计 利润总额 资产总计 利润 全国总计 国有及控股 集体企业 联营企业
1998
1999
2000 9
2001
2002
2003
年份 总资产贡献率(%)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一年期定期贷款利率(%) 当年贷款增加额(亿元） 银行租金（亿元） 企业租金（亿元）
全国总计 国有及控股 集体企业 联营企业
1999 39, 17,
2000 48, 42,
2001 44, 38,
2002 63, 78,
2003 92, 143,
Sheet3
注册登记 总资产贡献率
类 型 （%）
全国总计
1999
2000 9
2001
2002
2003
内资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国有及控股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集体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联营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有限责任公司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股份有限公司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港澳台商
投资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外商投资企业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m2 股票市值 当年贷款增加额 GDP
1991
1990
1992
1994
1993
1995 3474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185007
2003
Chart2
concentration
年份
%
银行集中度
Chart1
年份
%
股票市值占GDP比重
